第一章 神經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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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知道恐懼的原因？也不可能，因為原始人也不知道他們為何害怕死人。
這個區别與意識層次或理性無關，而在于以下兩個因素。
第一，每種文化的生活環境都會引發某種恐懼。
這些恐懼也許來自外部危險（自然、戰争），或社會關系（由于壓制而導緻的敵意、不公正、強迫性依賴、挫折），或無端的文化傳統（對惡魔、禁忌的傳統恐懼）。
個體所遭受到的這些恐懼有深有淺，但大體可以斷言，這些恐懼強加在處于既定文化之下的所有人身上，蓋無例外。
然而，神經症患者不僅懷有其所處文化之下所有人的共有恐懼，并且由于其個人生活環境（肯定是與大環境相關聯的），他在程度和性質上，都有着不同于文化模式的恐懼。
第二，既定文化中的恐懼被一系列保護性手段（如禁忌、儀式、習俗）阻隔在外。
一般來說，相對于神經症患者自己建立起來的方式，這種處理恐懼的防禦方式更為經濟。
因此，盡管一個正常人也有其所處文化之下的恐懼和防禦手段，但他一般都能施展自己的潛力，享受生活所賦予的一切。
正常人能充分利用既定文化所賦予他的潛力。
反過來說，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他所處的文化中無法避免的限度之内的。
另一方面，神經症患者的痛苦肯定比正常人要多。
由于這種損害的持久性和擴張性，或更具體地說，由于這是他獲得成就和愉悅的障礙，他總是為防禦而付出極高的代價，這就導緻了我所說的反差。
事實上，神經症患者一定是個飽受痛苦的人。
在讨論所有神經症患者可從表面觀察到的特征時，我之所以沒有提到這一點，隻是因為這一點并不一定能從外部觀察到。
甚至，神經症患者自己也未必意識到他正在遭受痛苦這個事實。
讨論恐懼和防禦時，恐怕已經有許多讀者開始不耐煩了，感覺沒必要對什麼是神經症這樣簡單的問題長篇大論。
對此我得說，心理現象總是錯綜複雜的，看似簡單的問題往往不存在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在此遇到的困境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但無論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這個困境都将貫串全書。
描述神經症的特定困難在于：一個滿意的答案既不可能出自心理學方法，也不可能出自社會學方法，而必須交替使用這兩種方法。
先用一個，再用另一個，這也正是我們所做的。
如果我們僅從動力學和心理結構的角度去看待神經症，那我們應這樣假設正常人：他并不存在。
當我們跨出自己的國家或相似文化的國家，便會很快陷入更多的難題當中。
而如果僅從社會學角度，隻是把神經症視為偏離某個社會的共同的行為模式，那我們就嚴重忽略了我們已知的所有神經症心理學特點，而且，任何學派或國家的精神病醫生都不會認為這是他所慣常指稱的那個神經症。
這兩個取向的協調取決于一種觀察方法，這種觀察方法認為在神經症的顯性表現和心理過程的動力中都存在偏離，而不考慮偏離是不是重要且具決定性的因素。
這兩者必須結合起來使用。
總之，我們正是采用這種方式來說明，恐懼和防禦是神經症的動力中心之一，但是，隻有在程度或性質上偏離了相同文化下的恐懼和防禦模式才會引發神經症。
我們還得朝着這個方向再進一步。
神經症還有另外一個基本特征，那就是出現種種沖突傾向，而神經症患者不知道這些沖突傾向的存在及其具體内容，也不會嘗試着去找到某種和解方案。
弗洛伊德曾強調過這個特征，認為它是神經症的必要構成要素。
神經症沖突之所以有别于一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沖突，既不是因為它的内容，也不是因為它本質上是無意識的，盡管一般的文化沖突在這兩方面都可能與之相同，但神經症患者的沖突更強烈、更突出。
神經症患者嘗試并達成一種妥協的解決辦法，不妨歸其為神經症的解決方法，這些解決辦法比正常人的方法更難令人滿意，還成功地擴散到了整個人格。
回顧所有的觀點，我們還是不能給神經症下一個全面的定義，但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描述：神經症是
這個區别與意識層次或理性無關，而在于以下兩個因素。
第一，每種文化的生活環境都會引發某種恐懼。
這些恐懼也許來自外部危險（自然、戰争），或社會關系（由于壓制而導緻的敵意、不公正、強迫性依賴、挫折），或無端的文化傳統（對惡魔、禁忌的傳統恐懼）。
個體所遭受到的這些恐懼有深有淺，但大體可以斷言，這些恐懼強加在處于既定文化之下的所有人身上，蓋無例外。
然而，神經症患者不僅懷有其所處文化之下所有人的共有恐懼，并且由于其個人生活環境（肯定是與大環境相關聯的），他在程度和性質上，都有着不同于文化模式的恐懼。
第二，既定文化中的恐懼被一系列保護性手段（如禁忌、儀式、習俗）阻隔在外。
一般來說，相對于神經症患者自己建立起來的方式，這種處理恐懼的防禦方式更為經濟。
因此，盡管一個正常人也有其所處文化之下的恐懼和防禦手段，但他一般都能施展自己的潛力，享受生活所賦予的一切。
正常人能充分利用既定文化所賦予他的潛力。
反過來說，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他所處的文化中無法避免的限度之内的。
另一方面，神經症患者的痛苦肯定比正常人要多。
由于這種損害的持久性和擴張性，或更具體地說，由于這是他獲得成就和愉悅的障礙，他總是為防禦而付出極高的代價，這就導緻了我所說的反差。
事實上，神經症患者一定是個飽受痛苦的人。
在讨論所有神經症患者可從表面觀察到的特征時，我之所以沒有提到這一點，隻是因為這一點并不一定能從外部觀察到。
甚至，神經症患者自己也未必意識到他正在遭受痛苦這個事實。
讨論恐懼和防禦時，恐怕已經有許多讀者開始不耐煩了，感覺沒必要對什麼是神經症這樣簡單的問題長篇大論。
對此我得說，心理現象總是錯綜複雜的，看似簡單的問題往往不存在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在此遇到的困境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但無論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這個困境都将貫串全書。
描述神經症的特定困難在于：一個滿意的答案既不可能出自心理學方法，也不可能出自社會學方法，而必須交替使用這兩種方法。
先用一個，再用另一個，這也正是我們所做的。
如果我們僅從動力學和心理結構的角度去看待神經症，那我們應這樣假設正常人：他并不存在。
當我們跨出自己的國家或相似文化的國家，便會很快陷入更多的難題當中。
而如果僅從社會學角度，隻是把神經症視為偏離某個社會的共同的行為模式，那我們就嚴重忽略了我們已知的所有神經症心理學特點，而且，任何學派或國家的精神病醫生都不會認為這是他所慣常指稱的那個神經症。
這兩個取向的協調取決于一種觀察方法，這種觀察方法認為在神經症的顯性表現和心理過程的動力中都存在偏離，而不考慮偏離是不是重要且具決定性的因素。
這兩者必須結合起來使用。
總之，我們正是采用這種方式來說明，恐懼和防禦是神經症的動力中心之一，但是，隻有在程度或性質上偏離了相同文化下的恐懼和防禦模式才會引發神經症。
我們還得朝着這個方向再進一步。
神經症還有另外一個基本特征，那就是出現種種沖突傾向，而神經症患者不知道這些沖突傾向的存在及其具體内容，也不會嘗試着去找到某種和解方案。
弗洛伊德曾強調過這個特征，認為它是神經症的必要構成要素。
神經症沖突之所以有别于一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沖突，既不是因為它的内容，也不是因為它本質上是無意識的，盡管一般的文化沖突在這兩方面都可能與之相同，但神經症患者的沖突更強烈、更突出。
神經症患者嘗試并達成一種妥協的解決辦法，不妨歸其為神經症的解決方法，這些解決辦法比正常人的方法更難令人滿意，還成功地擴散到了整個人格。
回顧所有的觀點，我們還是不能給神經症下一個全面的定義，但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描述：神經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