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經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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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類學家[3]或明或暗地提到過，但這一點往往依然不被理解。
正如薩丕爾[4]所言，人類學的優點之一是總能&ldquo重新發現&rdquo正常人。
每種文化都堅信，其自身的感受和内驅力是&ldquo人性&rdquo[5]的常态表達，心理學也不例外，這是有因可循的。
比如說，弗洛伊德從他的觀察中總結出女性比男性善于嫉妒，并試圖從生物學依據[6]來考慮這個普遍現象。
弗洛伊德還認為，所有人類的罪惡感都涉及謀殺[7]。
不管怎樣，最大的差異表現在自殺态度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如彼得·弗洛所言[8]，因紐特人并不覺得殺人犯需要受懲罰。
許多原始部落中，家庭成員被外來者殺害所帶來的傷害，可以通過替補的方式得到修複。
在某些文化中，在兒子被他人殺死的母親看來，收養兇手以替代兒子的方式是沒法減輕她的喪子之痛的[9]。
進一步利用新的人類學發現之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關于人性的有些觀念頗為天真。
譬如，我們認為競争力、手足之争、性與愛的親緣關系都屬于人之天性。
我們有關于正常的概念，是借由認可并執行某種行為标準、進而在此過程中找到集體歸屬感形成的，但标準是因文化、時期、階級和性别而異的。
這種考慮對心理學的意義，遠比乍看起來更為深遠。
其直接結果就是懷疑心理學的萬能。
我們不能因為自身所處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研究結果具有相似性，就說兩種文化具有相同的動機。
有人認為新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足以揭露人性固有的普遍傾向，這種推斷也不再有效了。
這些研究足以證實社會學家的一貫主張，卻并不存在适用于全人類的普通心理學。
然而，開辟新的闡釋空間可以極大地彌補這些局限。
這些人類學觀點的基本含義是：感受和态度會在極大的程度上受我們生活環境的影響，既有文化層面的，也有個體層面的&mdash&mdash這二者不可分割。
這反過來意味着，了解了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ldquo正常&rdquo感受和态度的屬性。
同時，由于神經症是偏離正常的行為模式，故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采用這個取向，一方面也算是追随弗洛伊德：迄今為止，他給人類帶來的神經症的相關知識是無與倫比的。
雖然，弗洛伊德在理論中将人的個性特征追溯到生物驅力，但他（在理論上，更在實踐中）仍然強調：如果缺乏個體生活環境的相關詳細資料，尤其是其童年早期情感塑成的相關資料，我們是沒法徹底了解神經症的。
既定文化之下，将此原則運用于&ldquo正常與神經症的結構&rdquo這一課題上就是說：如果沒有詳細資料，不了解特定文化對于個體的影響，我們就無法明白這些結構。
[10] 另一方面，這意味着我們不得不邁着堅定的步伐盡力去超越弗洛伊德，盡管這個取向本身是基于弗洛伊德理論的某些原則，後者已經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确實走在他那個時代的前列；另一方面&mdash&mdash他過度強調心理特征的生物根源&mdash&mdash他也止步在科學定位上。
他的假設是：我們文化中常見的本能驅力或客體關系在生物意義的層面上決定了&ldquo人性&rdquo，或者說&ldquo人性&rdquo産生于無法改變的環境（生物學上稱為&ldquo性前期&rdquo階段、&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
弗洛伊德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不僅導緻了一個錯誤的結論，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态度和行為的真實動力的認識。
我相信，這些精神分析學家忠實地遵循弗洛伊德所開辟的理論道路，他們之所以不顧自身無限的可能性而步入死胡同，之所以投身于迅速滋生的深奧理論和模糊術語之中，主要就是因為弗洛伊德在文化因素上的忽視。
至此，我們已能看到神
正如薩丕爾[4]所言，人類學的優點之一是總能&ldquo重新發現&rdquo正常人。
每種文化都堅信，其自身的感受和内驅力是&ldquo人性&rdquo[5]的常态表達，心理學也不例外，這是有因可循的。
比如說，弗洛伊德從他的觀察中總結出女性比男性善于嫉妒，并試圖從生物學依據[6]來考慮這個普遍現象。
弗洛伊德還認為，所有人類的罪惡感都涉及謀殺[7]。
不管怎樣，最大的差異表現在自殺态度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如彼得·弗洛所言[8]，因紐特人并不覺得殺人犯需要受懲罰。
許多原始部落中，家庭成員被外來者殺害所帶來的傷害，可以通過替補的方式得到修複。
在某些文化中，在兒子被他人殺死的母親看來，收養兇手以替代兒子的方式是沒法減輕她的喪子之痛的[9]。
進一步利用新的人類學發現之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關于人性的有些觀念頗為天真。
譬如，我們認為競争力、手足之争、性與愛的親緣關系都屬于人之天性。
我們有關于正常的概念，是借由認可并執行某種行為标準、進而在此過程中找到集體歸屬感形成的，但标準是因文化、時期、階級和性别而異的。
這種考慮對心理學的意義，遠比乍看起來更為深遠。
其直接結果就是懷疑心理學的萬能。
我們不能因為自身所處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研究結果具有相似性，就說兩種文化具有相同的動機。
有人認為新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足以揭露人性固有的普遍傾向，這種推斷也不再有效了。
這些研究足以證實社會學家的一貫主張，卻并不存在适用于全人類的普通心理學。
然而，開辟新的闡釋空間可以極大地彌補這些局限。
這些人類學觀點的基本含義是：感受和态度會在極大的程度上受我們生活環境的影響，既有文化層面的，也有個體層面的&mdash&mdash這二者不可分割。
這反過來意味着，了解了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ldquo正常&rdquo感受和态度的屬性。
同時，由于神經症是偏離正常的行為模式，故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采用這個取向，一方面也算是追随弗洛伊德：迄今為止，他給人類帶來的神經症的相關知識是無與倫比的。
雖然，弗洛伊德在理論中将人的個性特征追溯到生物驅力，但他（在理論上，更在實踐中）仍然強調：如果缺乏個體生活環境的相關詳細資料，尤其是其童年早期情感塑成的相關資料，我們是沒法徹底了解神經症的。
既定文化之下，将此原則運用于&ldquo正常與神經症的結構&rdquo這一課題上就是說：如果沒有詳細資料，不了解特定文化對于個體的影響，我們就無法明白這些結構。
[10] 另一方面，這意味着我們不得不邁着堅定的步伐盡力去超越弗洛伊德，盡管這個取向本身是基于弗洛伊德理論的某些原則，後者已經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确實走在他那個時代的前列；另一方面&mdash&mdash他過度強調心理特征的生物根源&mdash&mdash他也止步在科學定位上。
他的假設是：我們文化中常見的本能驅力或客體關系在生物意義的層面上決定了&ldquo人性&rdquo，或者說&ldquo人性&rdquo産生于無法改變的環境（生物學上稱為&ldquo性前期&rdquo階段、&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
弗洛伊德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不僅導緻了一個錯誤的結論，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态度和行為的真實動力的認識。
我相信，這些精神分析學家忠實地遵循弗洛伊德所開辟的理論道路，他們之所以不顧自身無限的可能性而步入死胡同，之所以投身于迅速滋生的深奧理論和模糊術語之中，主要就是因為弗洛伊德在文化因素上的忽視。
至此，我們已能看到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