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代議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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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張長選票上的每個名字都代表一個全體選民熟知的人這個假定，考特尼勳爵所提議的制度與倫敦市現行制度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根據名字隻不過是名字這個事實，那麼，兩種制度的作用直到計票為止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别的。
如果一次選舉的唯一目的是查明選民中願意投各個政黨組織提名的候選人的票的準确百分比，并把它記錄下來，那麼，考特尼勳爵的方法可以整個地采用。
但是，英國的經驗，還有美國更悠久的經驗表明，所提名的候選人的品格至少和他對黨的忠誠一樣重要，一個由選擇得當、大緻代表民意的代表組成的議會，要勝于由一些選擇不當的代表組成的議會，這些選擇不當的代表，就其黨的标記而言，引用考特尼勳爵的話，卻是&ldquo社會的精華、典範、縮影和反映&rdquo。
對考特尼勳爵來說，可作廣泛選擇的多名制選區，以及可充分利用那種選擇的選擇選票制[27]，兩者同是他的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計劃不久就将獲得認真讨論，因為議會由于工黨崛起和晚近&ldquo三角&rdquo競争劇烈之故，馬上就得處理這個問題。
到那時，就可以有興趣地看到，關于選舉的新的、量的和心理的思想方式日益取代老的、絕對的和理智的思想方式到底能否提高到足以使下院把兩者加以區别。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會采取可轉移選舉制[28]，以克服&ldquo三角競選&rdquo的困難，同時保留單名制選區，使一位候選人的品格能為全體選民知道。
對選舉方法進行思考的另一個結果是：1888年以來，議會在改革英國地方政府體制方面大大減少了選舉的次數，其公開宣布的目的是提高選舉效率。
1888年和1894年的兩個地方政府法取消了改進委員會、殡葬委員會、教區委員會等好些選舉。
1902年，單獨進行的教育委員會選舉被取消，貧民保護人委員會選舉肯定也馬上就要取消。
1894年設立的、标志着自由黨恢複舊的民主思想方式的農村教區委員會是失敗了，要麼被廢除，要麼不起作用，因為不給它們真正的行政權。
但是，撇開農村選區不談，&ldquo市&rdquo的居民很快就會隻參加議會選舉及市議會選舉，而倫敦或其郊區的居民隻參加議會選舉、郡議會選舉或市議會選舉。
平均一年不會要求選舉一次以上。
在美國，人們注意到同樣一種向集中選舉發展的傾向，把集中作為增強選舉責任的手段。
在費城，我發覺采取這種集中方式是由于心理上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量的錯誤。
由于改革者隻考慮到節約政治力量，卻忽視了政治知識的局限性，許多選舉都合并在一天進行，以緻我看到的費城&ldquo一攬子選票&rdquo，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一行行候選人名字，共有四百個之多。
這對費城政治人員的影響是明顯而可悲的。
不過，在其他美國城市，集中往往表現為取消許多選舉産生的委員會和官員，而代之以單獨一個選舉産生的市長，市長靠由他任命的委員會治理全市；由于指望市長的人品在選舉期間為全體選區知曉，提名者必須鄭重考慮。
人們還注意到，下院在就1907年上院關于有權在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任何時刻強制舉行大選（或公民投票）的要求進行辯論時所顯示的以量的和心理學的選舉觀點代替絕對的、理智的選舉觀點的愈益增強的傾向。
例如，赫伯特·塞缪爾先生論證說，這個要求如果獲得通過，将會使富人的選舉力量在政治上占到更大便宜，因為富人可以在上院精心選定的日子直接地并通過控制報紙采取行動。
羅伯特·塞西爾勳爵反駁說：&ldquo那是什麼樣的對&lsquo人民意志&rsquo的批評！&rdquo他認為塞缪爾先生沒有按照托馬斯·潘恩的哲學捍衛民主有點不合理，因為否則他就可以用坎甯[29]的方式來回答了。
目前兩院之間的争吵确實可能向人民控制政治意見的産生方法前進一步，以定期舉行的大選代替目前在全國騷動時突然解散議會的做法。
但是，在選舉過程中，就像在其他許多事情中，人們不敢奢望理智态度中這些緩慢而半無意識的變化足以說明解決我們日益增加的困難所必不可少的機構已大有改進并将貫徹到底，除非以一個有意識的目标使它們加快。
在上次倫敦郡議會的競選中，我必須在投票結束前半小時待在一個非常窮的選區的投票站裡。
我眼睛注視着投票結束前一片吵嚷中必然有點不正常的活動，心裡卻在琢磨我要寫的這本書。
進來投票的人是雙方遊說者&ldquo最後一次行動&rdquo的結果。
他們一個接一個迅速而雜亂地進入室内，仿佛被一台超快失靈的機器推向前去。
其中約半數是婦女，戴着破草帽，臉色蒼白，頭發蓬亂。
所有的人都神情迷惘，手足無措，都是在糊火柴盒、鎖扣眼、制造蹩腳家具的時候，或在小酒店喝酒的時候，或者因為是星期六晚上的緣故，被從床上拖起來用馬車或汽車運送來的。
在這陌生的環境中，他們多數人似乎在拼命記住剛才大門口提醒他們應投票支持的那個名字。
有幾個人喝醉了酒，其中一個顯然是我的支持者，他一把摟住我的脖子，給我講了一樁超出他語言能力的聳人聽聞的事兒。
我求勝心切，自以為已經勝券在握，但是當時我的主要感覺是強烈感到這絕對不是為一個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建立政府的哪怕差強人意的辦法，隻有自覺地、堅決地面對形成政治見解的整個難題才能有所改進。
可以做些事情（也許在不久的将來就能做到）來消除英國競選活動中一些醜惡的現象。
酒店在選舉日應當關閉，既防止酒醉和草率從事，又創造一種比較嚴肅的氣氛。
可惜我們不能像法國那樣在星期日進行選舉。
如果在星期日選舉，選民就可以經過二十或二十四小時休息再來投票，即使當着遊說者的面也會有堅持自己思考的力量，而目前遊說者的沖天幹勁必然操縱剛做完一天工作的人們的疲乏的神經。
與星期日的宗教用途下意識地相聯系的道德責任感對思考也大有裨益，即使反對教權最堅決的人也願意冒星期日選舉會增強教會政權的風險。
英國的基督教安息日，盡管有基督教創建者的記錄在案的反對，仍然受史前禁忌的傳統幹擾，難以用來履行最神聖的公民職責，這種情況今後可能改變。
另外還可以給投票站增添一點法院式的莊嚴氣氛，如果沒有更合适的房子，至少可以把目前使用的肮髒的教室打掃裝飾一下。
但是選舉日外部環境的改善無論多麼令人滿意，卻隻能收到很小效果。
有些作者争辯或暗示說，一旦人類實現社會平等，選舉過程中的一切困難就會迎刃而解。
他們認為，到那時，目前那些富有的人既不會有選舉舞弊的動機，也不會在選舉上花過多的錢，而目前被剝奪選舉權或政治上不活躍的婦女和工人則會在政治中注入一股新的動力。
如果我們的文明能垂諸永遠，社會肯定會有更大的平等。
人們将不再繼續死心塌地地居住在大城市裡，那裡的條件非任何敏感的人（無論是從這些條件占便宜的，還是吃虧的）所堪忍受。
但是，任何了解政治情況的人都不會相信，更大的平等或選舉權普及能夠收到把政治組織中的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困難一掃而光的直接效果。
單單英國關心政治的人數目的增加本身就會帶來一個新的和困難的政治問題。
英國積極從事政治，也就是除投票選舉外還參加其他政治活動的人，目前還是極少數。
不久前，我要在一個競選大會上講話，但是弄錯了開會地點，來到倫敦北面一個陌生的地方，隻好逢人就打聽會場或黨委辦公室在哪裡。
我有好半天一無所獲，最後總算有一個正在回家去吃午茶的馬車夫告訴我說，他住的那條街上有一個賣牛乳的人是&ldquo搞政治的，可能知道&rdquo。
倫敦有七十萬選民，而一位最有資格了解内情的人告訴我說，真正參加各黨選區年會的隻有不到一萬人，各種黨協會的會員隻有不到三萬人。
政治工作被分配給一批專門的熱心分子（被不少鄰居當作好心的愛管閑事者）去做，這種分工在英國多數地方不及在倫敦來得普遍。
但是，據我所知，在英國任何一個郡裡，真正積極參加政治的人數都不到全體選民的百分之十。
我認為，迹象表明，這種現象很快就會改變。
英國初等教育法是1870年通過的，小學到1880年可以說已卓有成效，1880年入學的人，當時六歲，現在已經三十四歲。
報紙和廉價書的生産和銷售以及免費圖書館使用的統計資料表明，英國年青一代工人閱讀的書報比他們的父輩多好幾倍。
這一點，再加上各城市腦力活動普遍增多，在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的條件下，極可能使人們對選舉的興趣大大增強。
假使事實果然如此，目前在地方選區内主持英國三大黨事務的少數工作人員就會發覺自己陷入無數個堅持要在挑選候選人以及制定政綱方面出一份力的支持者的重圍。
這樣一來，每個地方黨組織的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以及官員的任命方法将變得更加複雜。
議會将和美國的
但是，如果根據名字隻不過是名字這個事實，那麼，兩種制度的作用直到計票為止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别的。
如果一次選舉的唯一目的是查明選民中願意投各個政黨組織提名的候選人的票的準确百分比，并把它記錄下來，那麼，考特尼勳爵的方法可以整個地采用。
但是，英國的經驗，還有美國更悠久的經驗表明，所提名的候選人的品格至少和他對黨的忠誠一樣重要，一個由選擇得當、大緻代表民意的代表組成的議會，要勝于由一些選擇不當的代表組成的議會，這些選擇不當的代表，就其黨的标記而言，引用考特尼勳爵的話，卻是&ldquo社會的精華、典範、縮影和反映&rdquo。
對考特尼勳爵來說，可作廣泛選擇的多名制選區，以及可充分利用那種選擇的選擇選票制[27]，兩者同是他的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計劃不久就将獲得認真讨論，因為議會由于工黨崛起和晚近&ldquo三角&rdquo競争劇烈之故，馬上就得處理這個問題。
到那時，就可以有興趣地看到，關于選舉的新的、量的和心理的思想方式日益取代老的、絕對的和理智的思想方式到底能否提高到足以使下院把兩者加以區别。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會采取可轉移選舉制[28]，以克服&ldquo三角競選&rdquo的困難，同時保留單名制選區，使一位候選人的品格能為全體選民知道。
對選舉方法進行思考的另一個結果是：1888年以來，議會在改革英國地方政府體制方面大大減少了選舉的次數，其公開宣布的目的是提高選舉效率。
1888年和1894年的兩個地方政府法取消了改進委員會、殡葬委員會、教區委員會等好些選舉。
1902年，單獨進行的教育委員會選舉被取消，貧民保護人委員會選舉肯定也馬上就要取消。
1894年設立的、标志着自由黨恢複舊的民主思想方式的農村教區委員會是失敗了，要麼被廢除，要麼不起作用，因為不給它們真正的行政權。
但是，撇開農村選區不談，&ldquo市&rdquo的居民很快就會隻參加議會選舉及市議會選舉，而倫敦或其郊區的居民隻參加議會選舉、郡議會選舉或市議會選舉。
平均一年不會要求選舉一次以上。
在美國，人們注意到同樣一種向集中選舉發展的傾向，把集中作為增強選舉責任的手段。
在費城，我發覺采取這種集中方式是由于心理上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量的錯誤。
由于改革者隻考慮到節約政治力量，卻忽視了政治知識的局限性，許多選舉都合并在一天進行，以緻我看到的費城&ldquo一攬子選票&rdquo，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一行行候選人名字，共有四百個之多。
這對費城政治人員的影響是明顯而可悲的。
不過，在其他美國城市，集中往往表現為取消許多選舉産生的委員會和官員，而代之以單獨一個選舉産生的市長，市長靠由他任命的委員會治理全市；由于指望市長的人品在選舉期間為全體選區知曉，提名者必須鄭重考慮。
人們還注意到，下院在就1907年上院關于有權在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任何時刻強制舉行大選（或公民投票）的要求進行辯論時所顯示的以量的和心理學的選舉觀點代替絕對的、理智的選舉觀點的愈益增強的傾向。
例如，赫伯特·塞缪爾先生論證說，這個要求如果獲得通過，将會使富人的選舉力量在政治上占到更大便宜，因為富人可以在上院精心選定的日子直接地并通過控制報紙采取行動。
羅伯特·塞西爾勳爵反駁說：&ldquo那是什麼樣的對&lsquo人民意志&rsquo的批評！&rdquo他認為塞缪爾先生沒有按照托馬斯·潘恩的哲學捍衛民主有點不合理，因為否則他就可以用坎甯[29]的方式來回答了。
目前兩院之間的争吵确實可能向人民控制政治意見的産生方法前進一步，以定期舉行的大選代替目前在全國騷動時突然解散議會的做法。
但是，在選舉過程中，就像在其他許多事情中，人們不敢奢望理智态度中這些緩慢而半無意識的變化足以說明解決我們日益增加的困難所必不可少的機構已大有改進并将貫徹到底，除非以一個有意識的目标使它們加快。
在上次倫敦郡議會的競選中，我必須在投票結束前半小時待在一個非常窮的選區的投票站裡。
我眼睛注視着投票結束前一片吵嚷中必然有點不正常的活動，心裡卻在琢磨我要寫的這本書。
進來投票的人是雙方遊說者&ldquo最後一次行動&rdquo的結果。
他們一個接一個迅速而雜亂地進入室内，仿佛被一台超快失靈的機器推向前去。
其中約半數是婦女，戴着破草帽，臉色蒼白，頭發蓬亂。
所有的人都神情迷惘，手足無措，都是在糊火柴盒、鎖扣眼、制造蹩腳家具的時候，或在小酒店喝酒的時候，或者因為是星期六晚上的緣故，被從床上拖起來用馬車或汽車運送來的。
在這陌生的環境中，他們多數人似乎在拼命記住剛才大門口提醒他們應投票支持的那個名字。
有幾個人喝醉了酒，其中一個顯然是我的支持者，他一把摟住我的脖子，給我講了一樁超出他語言能力的聳人聽聞的事兒。
我求勝心切，自以為已經勝券在握，但是當時我的主要感覺是強烈感到這絕對不是為一個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建立政府的哪怕差強人意的辦法，隻有自覺地、堅決地面對形成政治見解的整個難題才能有所改進。
可以做些事情（也許在不久的将來就能做到）來消除英國競選活動中一些醜惡的現象。
酒店在選舉日應當關閉，既防止酒醉和草率從事，又創造一種比較嚴肅的氣氛。
可惜我們不能像法國那樣在星期日進行選舉。
如果在星期日選舉，選民就可以經過二十或二十四小時休息再來投票，即使當着遊說者的面也會有堅持自己思考的力量，而目前遊說者的沖天幹勁必然操縱剛做完一天工作的人們的疲乏的神經。
與星期日的宗教用途下意識地相聯系的道德責任感對思考也大有裨益，即使反對教權最堅決的人也願意冒星期日選舉會增強教會政權的風險。
英國的基督教安息日，盡管有基督教創建者的記錄在案的反對，仍然受史前禁忌的傳統幹擾，難以用來履行最神聖的公民職責，這種情況今後可能改變。
另外還可以給投票站增添一點法院式的莊嚴氣氛，如果沒有更合适的房子，至少可以把目前使用的肮髒的教室打掃裝飾一下。
但是選舉日外部環境的改善無論多麼令人滿意，卻隻能收到很小效果。
有些作者争辯或暗示說，一旦人類實現社會平等，選舉過程中的一切困難就會迎刃而解。
他們認為，到那時，目前那些富有的人既不會有選舉舞弊的動機，也不會在選舉上花過多的錢，而目前被剝奪選舉權或政治上不活躍的婦女和工人則會在政治中注入一股新的動力。
如果我們的文明能垂諸永遠，社會肯定會有更大的平等。
人們将不再繼續死心塌地地居住在大城市裡，那裡的條件非任何敏感的人（無論是從這些條件占便宜的，還是吃虧的）所堪忍受。
但是，任何了解政治情況的人都不會相信，更大的平等或選舉權普及能夠收到把政治組織中的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困難一掃而光的直接效果。
單單英國關心政治的人數目的增加本身就會帶來一個新的和困難的政治問題。
英國積極從事政治，也就是除投票選舉外還參加其他政治活動的人，目前還是極少數。
不久前，我要在一個競選大會上講話，但是弄錯了開會地點，來到倫敦北面一個陌生的地方，隻好逢人就打聽會場或黨委辦公室在哪裡。
我有好半天一無所獲，最後總算有一個正在回家去吃午茶的馬車夫告訴我說，他住的那條街上有一個賣牛乳的人是&ldquo搞政治的，可能知道&rdquo。
倫敦有七十萬選民，而一位最有資格了解内情的人告訴我說，真正參加各黨選區年會的隻有不到一萬人，各種黨協會的會員隻有不到三萬人。
政治工作被分配給一批專門的熱心分子（被不少鄰居當作好心的愛管閑事者）去做，這種分工在英國多數地方不及在倫敦來得普遍。
但是，據我所知，在英國任何一個郡裡，真正積極參加政治的人數都不到全體選民的百分之十。
我認為，迹象表明，這種現象很快就會改變。
英國初等教育法是1870年通過的，小學到1880年可以說已卓有成效，1880年入學的人，當時六歲，現在已經三十四歲。
報紙和廉價書的生産和銷售以及免費圖書館使用的統計資料表明，英國年青一代工人閱讀的書報比他們的父輩多好幾倍。
這一點，再加上各城市腦力活動普遍增多，在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的條件下，極可能使人們對選舉的興趣大大增強。
假使事實果然如此，目前在地方選區内主持英國三大黨事務的少數工作人員就會發覺自己陷入無數個堅持要在挑選候選人以及制定政綱方面出一份力的支持者的重圍。
這樣一來，每個地方黨組織的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以及官員的任命方法将變得更加複雜。
議會将和美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