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原西鶴及其《好色一代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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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之光）的原因所在。
當然，作者的好奇心和對個别事件的趣味，都由&ldquo好色&rdquo這一主題統一起來，編成了一個花環，但這種統一性還不足以使它成為一部真正的長篇小說。
在《好色一代男》中，不可能也沒有理由将以前的&ldquo評判記&rdquo這種樣式原封不動地接受過來，并使這種樣式在作品中發揮主要作用，這是因為&ldquo評判記&rdquo原本的性質是評判，而不是具體的描寫。
在《好色一代男》中，固然也有對遊廓、遊客深刻徹底的剖析評判，與曆來的&ldquo評判記&rdquo有些類似，在這一點上，它甚至超越了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鏡》。
然而西鶴的創作目的不在于評判，而在于對好色生活的種種樣相加以表現，評判隻不過是作為表現的背景，是材料的選擇、突顯與構成的一種指向，或者是借此表達一種感想、一種看法。
西鶴有強烈的&ldquo浮世草子&rdquo的創新意識，将&ldquo評判記&rdquo本來所具有的&ldquo評判&rdquo的使命盡可能推到後台作為背景，而将切實的描寫鑒賞和玩味置于正面來加以表現。
在這個方面，西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所謂&ldquo評判記&rdquo最後都會走向兩條歧途，一個是寫成了冶遊指南或寫成了戒嫖的教訓，一個是津津樂道地誇耀自己是&ldquo通人&rdquo。
西鶴把這兩點都克服了，他通過具體的描寫很好地表現了對色道的玩賞、玩味和憧憬。
表現出此前所沒有的藝術表現的純粹與徹底，在這方面西鶴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作為理論家的箕山與作為藝術家的西鶴之間的顯著的不同。
我們更要看到，西鶴在從&ldquo評判記&rdquo到&ldquo浮世草子&rdquo的轉變的時候實現了一種道德上的超越，這需要倫理觀念上的勇敢大膽，在當時的精神生活中，西鶴的創作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大了。
那麼，所謂&ldquo道德的超越&rdquo是什麼呢？那就是超越了世俗的道德，不要假面、不找借口，而一頭紮進好色世界中的那種勇氣，是将一切理想、空想、夢想都融化到鮮活的現實生活中，将色道的烏有鄉描寫出來的那種大膽。
當然，在其深處所蘊含的西鶴的那種冷靜銳利的現實感，使得他不能像一個多情善感的浪蕩兒一樣沉湎其中，這就自然而然地産生出一種遊于色道而又不能沉溺于色道的訓誡。
這種訓誡的色彩在《好色一代男》中已經有了萌芽，到了《好色二代男》中表現得就更為顯著了。
但這種訓誡是在好色生活中自然而然産生的，與他律的、拘謹的世俗道德觀念是頗為不同的。
從人生的正道上看，這種飛躍、這種大膽是如何需要鑒别和批判，這又當别論，不可否認的是它與新的時代精神的發展（特别是町人文化的勃興）有着深刻的必然的聯系。
在這個意義上，西鶴的好色文學與藤本箕山的著作再次殊途同歸了。
西鶴在箕山的《色道大鏡》的起步線上走出了一大步，同時又以遊裡勃興的時代現象為其背景，這一點是需要我們記住的。
特别是《好色一代男》是西鶴在這方面的處女作，是将色道加以理想化描寫的最為突出的作品。
《好色一代男》中的種種特點也都可以從這一中心點得到解釋。
既然他沒有任何回避地描寫了性愛的機微，把性愛作為一種單純的遊戲玩樂，那麼他對性愛加以辯護就是必然的了。
他在世之介的性格描寫和整體生活描寫上有種種疏漏，是因為他的中心目的不是描寫人物性格，而是表現浮世或者好色的種種樣相，考慮到這一點，那也就不足責怪了。
在人物的整體生活中特别強調好色的一面，在種種興味中僅僅集中于好色的&ldquo情種&rdquo方面，于是其關注點便自然地脫離了作品整體的統一性，便帶上了一種短篇連綴的性質，這應該是必然的歸結。
&hellip&hellip &ldquo評判記&rdquo的性質是評判。
然而對于以遊女為對象的評判記，如果不能對不同遊女的特點特征加以冷靜的、具有理性色彩的評判，就會流于低俗。
隻要是有享樂的動機，或有一定的享樂動機，那就必然會具有強烈的好奇心。
在這一點上，遊女評判記與貫穿整個江戶時代的名勝記、指南、見聞記等都有着内在的聯系。
名勝記、見聞記是基于一種好奇心，在廣泛旅行的基礎上将世間百态加以描述的一種文學樣式。
當然，江戶時代的這類文學作品，興味雖很廣泛但卻失之于膚淺，大多數作品見識不高。
但假如深入地加以分析的話，也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浮士德式的、體驗一切（AllesLeben）的沖動。
尤其是在時代精神處于朝氣蓬勃階段的時候，在享受歌舞升平而又享受得得心應手的時候，由于交通方便，異地的風氣人情傳入，使人耳目一新的時候，人們心中的内在和外在的旅行欲&mdash&mdash通俗地說就是去各地走走看看的欲望，就是漫步世間、耳聞目睹，體驗并享受人生種種樂趣的
當然，作者的好奇心和對個别事件的趣味，都由&ldquo好色&rdquo這一主題統一起來，編成了一個花環，但這種統一性還不足以使它成為一部真正的長篇小說。
在《好色一代男》中，不可能也沒有理由将以前的&ldquo評判記&rdquo這種樣式原封不動地接受過來，并使這種樣式在作品中發揮主要作用，這是因為&ldquo評判記&rdquo原本的性質是評判，而不是具體的描寫。
在《好色一代男》中，固然也有對遊廓、遊客深刻徹底的剖析評判，與曆來的&ldquo評判記&rdquo有些類似，在這一點上，它甚至超越了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鏡》。
然而西鶴的創作目的不在于評判，而在于對好色生活的種種樣相加以表現，評判隻不過是作為表現的背景，是材料的選擇、突顯與構成的一種指向，或者是借此表達一種感想、一種看法。
西鶴有強烈的&ldquo浮世草子&rdquo的創新意識，将&ldquo評判記&rdquo本來所具有的&ldquo評判&rdquo的使命盡可能推到後台作為背景，而将切實的描寫鑒賞和玩味置于正面來加以表現。
在這個方面，西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所謂&ldquo評判記&rdquo最後都會走向兩條歧途，一個是寫成了冶遊指南或寫成了戒嫖的教訓，一個是津津樂道地誇耀自己是&ldquo通人&rdquo。
西鶴把這兩點都克服了，他通過具體的描寫很好地表現了對色道的玩賞、玩味和憧憬。
表現出此前所沒有的藝術表現的純粹與徹底，在這方面西鶴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作為理論家的箕山與作為藝術家的西鶴之間的顯著的不同。
我們更要看到，西鶴在從&ldquo評判記&rdquo到&ldquo浮世草子&rdquo的轉變的時候實現了一種道德上的超越，這需要倫理觀念上的勇敢大膽，在當時的精神生活中，西鶴的創作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大了。
那麼，所謂&ldquo道德的超越&rdquo是什麼呢？那就是超越了世俗的道德，不要假面、不找借口，而一頭紮進好色世界中的那種勇氣，是将一切理想、空想、夢想都融化到鮮活的現實生活中，将色道的烏有鄉描寫出來的那種大膽。
當然，在其深處所蘊含的西鶴的那種冷靜銳利的現實感，使得他不能像一個多情善感的浪蕩兒一樣沉湎其中，這就自然而然地産生出一種遊于色道而又不能沉溺于色道的訓誡。
這種訓誡的色彩在《好色一代男》中已經有了萌芽，到了《好色二代男》中表現得就更為顯著了。
但這種訓誡是在好色生活中自然而然産生的，與他律的、拘謹的世俗道德觀念是頗為不同的。
從人生的正道上看，這種飛躍、這種大膽是如何需要鑒别和批判，這又當别論，不可否認的是它與新的時代精神的發展（特别是町人文化的勃興）有着深刻的必然的聯系。
在這個意義上，西鶴的好色文學與藤本箕山的著作再次殊途同歸了。
西鶴在箕山的《色道大鏡》的起步線上走出了一大步，同時又以遊裡勃興的時代現象為其背景，這一點是需要我們記住的。
特别是《好色一代男》是西鶴在這方面的處女作，是将色道加以理想化描寫的最為突出的作品。
《好色一代男》中的種種特點也都可以從這一中心點得到解釋。
既然他沒有任何回避地描寫了性愛的機微，把性愛作為一種單純的遊戲玩樂，那麼他對性愛加以辯護就是必然的了。
他在世之介的性格描寫和整體生活描寫上有種種疏漏，是因為他的中心目的不是描寫人物性格，而是表現浮世或者好色的種種樣相，考慮到這一點，那也就不足責怪了。
在人物的整體生活中特别強調好色的一面，在種種興味中僅僅集中于好色的&ldquo情種&rdquo方面，于是其關注點便自然地脫離了作品整體的統一性，便帶上了一種短篇連綴的性質，這應該是必然的歸結。
&hellip&hellip &ldquo評判記&rdquo的性質是評判。
然而對于以遊女為對象的評判記，如果不能對不同遊女的特點特征加以冷靜的、具有理性色彩的評判，就會流于低俗。
隻要是有享樂的動機，或有一定的享樂動機，那就必然會具有強烈的好奇心。
在這一點上，遊女評判記與貫穿整個江戶時代的名勝記、指南、見聞記等都有着内在的聯系。
名勝記、見聞記是基于一種好奇心，在廣泛旅行的基礎上将世間百态加以描述的一種文學樣式。
當然，江戶時代的這類文學作品，興味雖很廣泛但卻失之于膚淺，大多數作品見識不高。
但假如深入地加以分析的話，也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浮士德式的、體驗一切（AllesLeben）的沖動。
尤其是在時代精神處于朝氣蓬勃階段的時候，在享受歌舞升平而又享受得得心應手的時候，由于交通方便，異地的風氣人情傳入，使人耳目一新的時候，人們心中的内在和外在的旅行欲&mdash&mdash通俗地說就是去各地走走看看的欲望，就是漫步世間、耳聞目睹，體驗并享受人生種種樂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