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處“惡所”：戲院與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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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的一種特異的矛盾和分裂。
一旦兩者有一方越過了自己的領地而試圖征服另一方并導緻粗野行為時，就能綻放出與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惡之花來嗎？從縱火逞惡的行為中可以實現純粹的意志嗎？事實并非如此。
在上述的第二種情形中，&ldquo惡之花&rdquo培育出來，并且流傳到後世。
保守禁锢的頭不能充分遵從心的欲求，而心卻對頭的命令陽奉陰違、自行其是，如此心與頭形成了分裂。
頭斷定為惡者，心卻孜孜以求。
就在這樣的矛盾糾葛中，江戶時代的惡之花開得絢爛多彩。
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ldquo惡所&rdquo的花朵卻見不得陽光，它之所以擁有不可思議的美，一是因為它是由心産生的對于美的非一般的追求，二是因為心的表現的欲求在其他方面都被堵塞了，因而不得不全部傾注于此。
2 為什麼要将戲院列入&ldquo惡所&rdquo呢？因為戲院實際上與遊廓是一對孿生子。
到後來戲院也得到了遊廓的幫襯。
而且，所謂&ldquo深川以外的料理茶屋、水茶屋&rdquo等場所，也成了以吉原、新町、島原等為代表的遊廓的一種派出機構、一種補充或一種變體。
因而遊廓實際上是&ldquo惡所&rdquo中的&ldquo惡所&rdquo。
要探讨&ldquo惡所&rdquo之于江戶時代的文化意義，遊廓的問題是無論如何不能回避的。
那麼，江戶時代的遊廓具有怎樣的社會功能呢？在人們看來，它隻不過是盡可能安全、盡可能趨利避害地滿足人們性欲需求的地方嗎？根據元和三年[3]幕府準許在原來的吉原開設遊廓時做出的五條規定（詳後），當時官方的意思是為了方便在這裡緝拿逃犯。
但是一個滿足性欲需求的場所必須實現自己的功能，它要成為積極推動時代文化的一種力量，那就需要在此之外附加另外的功能。
江戶時代的遊廓實際上超出了當局的預期，具有了性欲滿足之外的功用。
由于這樣的功能，它終于擔當起了一種曆史使命。
正是遊廓，使近松寫出了《夕霧伊左衛門》，使春信畫出了《青樓美人》，使歌麿畫出了《青樓十二時》，使新内創作出了《明鳥》和《欄蝶》的主旋律。
隻有我們确認了這些事實的時候，遊廓的曆史功能方可得以證實。
誠然，遊廓畢竟就是&ldquo遊廓&rdquo，它絕不是教化的機構。
我這樣說，是要表明遊廓的功能畢竟是不能脫離人們性欲生活的滿足。
但它雖然不脫離性欲的滿足，卻又具有了超乎其上的作用。
《夜鷹比丘尼》等所表現的畢竟是未能得到滿足的性欲生活的美化。
性欲生活中的複雜的情感活動，相互交流中的親昵和矜持，對物哀、氣質品位的要求，正是在這一點上，江戶時代的平民，與平安王朝時代的貴族&mdash&mdash以《源氏物語》中的人物為代表的王朝貴族&mdash&mdash是一脈貫通的。
可以說，遊廓作為&ldquo色道修業&rdquo的最重要的道場，是把中世時代的貴族府邸與别墅這兩種場所加以拆分後的一個代表性的縮影，我們在讀柳亭種彥的《田舍源氏》[4]的時候，看到作者把《源氏物語》中的&ldquo六條禦息所&rdquo作為安置大齡遊女的地方，就會為這一構想感到吃驚。
但轉而一想，在這方面平安時代與江戶時代的差别，畢竟隻在于遊女阿古木是六條妃子的變形而已。
這樣看來，&ldquo六條禦息所&rdquo這種地方豈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嗎？在江戶時代的遊廓裡，收納了《源氏物語》中六條妃子的轉世後身，也正是在這種描寫中，包含着江戶時代町人文化生産力的最初胚胎。
從江戶時代遊廓的文化生産力這一點所體現出的&ldquo性欲生活的美化&rdquo，與男女戀愛而産生的性欲生活的倫理化及由此産生的美化，我對于這兩者是加以嚴格區分的。
後者幾乎可以說是西方的文學藝術中的傳統觀念。
在西方，對處女的崇拜，對戀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感，即便不是唯一的表現形式，至少也是最為純粹的形式。
這個意義上的性欲生活的美化，在日本是到了明治時代以後才開始出現的，這樣說或許并無大錯吧。
把這個作為一個嚴肅問題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曆來都不太尊重女性的獨立人格。
傳統的原始神道不必說，從儒教和佛教生發出來的戀愛觀念，都是過于自發、過于功利或者是過于非人格的。
而與此相反，從平安時代到江戶時代源遠流長的&ldquo性欲生活的美化&rdquo的思想，其立場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以性接觸為基本假定的。
這一思想
一旦兩者有一方越過了自己的領地而試圖征服另一方并導緻粗野行為時，就能綻放出與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惡之花來嗎？從縱火逞惡的行為中可以實現純粹的意志嗎？事實并非如此。
在上述的第二種情形中，&ldquo惡之花&rdquo培育出來，并且流傳到後世。
保守禁锢的頭不能充分遵從心的欲求，而心卻對頭的命令陽奉陰違、自行其是，如此心與頭形成了分裂。
頭斷定為惡者，心卻孜孜以求。
就在這樣的矛盾糾葛中，江戶時代的惡之花開得絢爛多彩。
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ldquo惡所&rdquo的花朵卻見不得陽光，它之所以擁有不可思議的美，一是因為它是由心産生的對于美的非一般的追求，二是因為心的表現的欲求在其他方面都被堵塞了，因而不得不全部傾注于此。
2 為什麼要将戲院列入&ldquo惡所&rdquo呢？因為戲院實際上與遊廓是一對孿生子。
到後來戲院也得到了遊廓的幫襯。
而且，所謂&ldquo深川以外的料理茶屋、水茶屋&rdquo等場所，也成了以吉原、新町、島原等為代表的遊廓的一種派出機構、一種補充或一種變體。
因而遊廓實際上是&ldquo惡所&rdquo中的&ldquo惡所&rdquo。
要探讨&ldquo惡所&rdquo之于江戶時代的文化意義，遊廓的問題是無論如何不能回避的。
那麼，江戶時代的遊廓具有怎樣的社會功能呢？在人們看來，它隻不過是盡可能安全、盡可能趨利避害地滿足人們性欲需求的地方嗎？根據元和三年[3]幕府準許在原來的吉原開設遊廓時做出的五條規定（詳後），當時官方的意思是為了方便在這裡緝拿逃犯。
但是一個滿足性欲需求的場所必須實現自己的功能，它要成為積極推動時代文化的一種力量，那就需要在此之外附加另外的功能。
江戶時代的遊廓實際上超出了當局的預期，具有了性欲滿足之外的功用。
由于這樣的功能，它終于擔當起了一種曆史使命。
正是遊廓，使近松寫出了《夕霧伊左衛門》，使春信畫出了《青樓美人》，使歌麿畫出了《青樓十二時》，使新内創作出了《明鳥》和《欄蝶》的主旋律。
隻有我們确認了這些事實的時候，遊廓的曆史功能方可得以證實。
誠然，遊廓畢竟就是&ldquo遊廓&rdquo，它絕不是教化的機構。
我這樣說，是要表明遊廓的功能畢竟是不能脫離人們性欲生活的滿足。
但它雖然不脫離性欲的滿足，卻又具有了超乎其上的作用。
《夜鷹比丘尼》等所表現的畢竟是未能得到滿足的性欲生活的美化。
性欲生活中的複雜的情感活動，相互交流中的親昵和矜持，對物哀、氣質品位的要求，正是在這一點上，江戶時代的平民，與平安王朝時代的貴族&mdash&mdash以《源氏物語》中的人物為代表的王朝貴族&mdash&mdash是一脈貫通的。
可以說，遊廓作為&ldquo色道修業&rdquo的最重要的道場，是把中世時代的貴族府邸與别墅這兩種場所加以拆分後的一個代表性的縮影，我們在讀柳亭種彥的《田舍源氏》[4]的時候，看到作者把《源氏物語》中的&ldquo六條禦息所&rdquo作為安置大齡遊女的地方，就會為這一構想感到吃驚。
但轉而一想，在這方面平安時代與江戶時代的差别，畢竟隻在于遊女阿古木是六條妃子的變形而已。
這樣看來，&ldquo六條禦息所&rdquo這種地方豈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嗎？在江戶時代的遊廓裡，收納了《源氏物語》中六條妃子的轉世後身，也正是在這種描寫中，包含着江戶時代町人文化生産力的最初胚胎。
從江戶時代遊廓的文化生産力這一點所體現出的&ldquo性欲生活的美化&rdquo，與男女戀愛而産生的性欲生活的倫理化及由此産生的美化，我對于這兩者是加以嚴格區分的。
後者幾乎可以說是西方的文學藝術中的傳統觀念。
在西方，對處女的崇拜，對戀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感，即便不是唯一的表現形式，至少也是最為純粹的形式。
這個意義上的性欲生活的美化，在日本是到了明治時代以後才開始出現的，這樣說或許并無大錯吧。
把這個作為一個嚴肅問題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曆來都不太尊重女性的獨立人格。
傳統的原始神道不必說，從儒教和佛教生發出來的戀愛觀念，都是過于自發、過于功利或者是過于非人格的。
而與此相反，從平安時代到江戶時代源遠流長的&ldquo性欲生活的美化&rdquo的思想，其立場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以性接觸為基本假定的。
這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