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從戴克裡先到查士丁尼：有關奴隸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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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複雜，我們在此略而不談。
14教會的這種釋奴權可被看做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基督教組織被賦予的特權，這一特權過去長期存在于希臘和羅馬的異教神廟之中，在猶太教堂中存在的時間甚至更長。
對于基督教這個剛剛獲得承認的宗教來說，這是一項重要的特權，雖然基督教也把奴隸認作為一種勞動控制的工具，但在聖壇上釋奴的權利使得教會為奴隸制觀念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法律基礎，而且在很久之後最終摧毀了作為勞動控制體系的奴隸制度。
當教會在最初把奴隸制接納為上帝所規定的現時關切的世界15的一部分時，它也同時接受了奴隸制社會結構中固有的道德缺陷，這就是亞裡士多德對奴隸所下的兩分法的定義，即奴隸是一宗有生命的财産（ktēmatiempsychon）。
16 随着對羅馬帝國後期小亞、亞美尼亞和多瑙河以南地區的社會結構及其結局的重新評估，問題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方法，因此學界迫切需要對戴克裡先之後三百年間地中海的奴隸狀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
與西方學界所持的觀念相反，從這個新視角來看，希臘化時代亞美尼亞農業結構的主要基礎就是奴隸制。
這種組織類型在後來轉變成為一種半封建的結構。
在這一結構中，希臘羅馬式的奴隸勞動體系都退到了從屬和弱勢的地位。
17在持這一立場的另一篇文章中，入侵羅馬帝國多瑙河以南行省的西哥特人被視為解放者，文章作者認為他們把被奴役人口從羅馬帝國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根據這位俄國學者的描述，羅馬帝國似乎到處都有薩爾馬提亞奴隸。
18蠻族對多瑙河下遊地區的侵略成為一場有意識的解放運動。
雅利安人（Aryans）的殘害迫使羅馬方面采取行動，鎮壓多瑙河區域從屬民的暴亂，而這些暴亂都是由于處于統治地位的羅馬化階層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
在北方部落方面，侵略行動成為一種有計劃的行為，為的是解救多瑙河行省中被壓迫的農民和被奴役的勞動者。
19 依照我的判斷，要想正确地分析戴克裡先之後羅馬的勞動力狀況，包括奴隸勞動力的情況，隻有上述方式方法才能展現出問題的真實面貌。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奴隸數量與隸農以及手工業中自由和半自由工匠的數量比較來估算出奴隸的數量，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有關富有基督徒釋奴的記載存在着嚴重的誇大。
然而我們并沒有足夠的事實材料來進行這種比較研究，因此數量上的問題隻能通過一個謹慎的推理過程來解決。
另一個問題是有關世俗法和教會法在奴隸和自由工匠社會與經濟地位平等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這個問題本身提供了某種獲取答案的證據。
不論是國家還是教會，兩種權力的立法都表明其越來越深切地關注到這個社會問題，有時我們很難判斷究竟是哪一方首先采取了改進措施。
約克（E．J．Jonkers）20和查爾斯·威爾蘭登21研究了這兩個組織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用，我們沿着他們已有的成果進一步向前推進，就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出于共同的利益考慮，教會立法與世俗立法在後來似乎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來改善社會狀況，但它們分别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目前仍有兩個問題有待研究，這兩個問題由于其所牽涉内容的複雜性而很難得到解答。
據我所知，奴隸數量的減少對奴隸制内在性質的影響目前尚無明确答案。
另一方面，奴隸制在北方土地上的發展一直不像在地中海國家那樣興盛，關于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合理的解釋。
我們當然不能把北美地區北方和南方奴隸使用數量上的差異簡單歸因于工業主導與種植園經濟主導的差别。
希臘羅馬奴隸體系的經驗告訴我們，雖然在兩個生産領域内同時使用自由人和奴隸勞動力的狀态使得情況更為複雜，但工業奴隸與種植園、大農場奴隸是可以在很長時間内互不排斥地共同存在的。
因而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導緻這個問題産生，而非隻是制造業與農業之間純粹的機械差異，但這個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如果我們從西方勞動力曆史的角度來考察，上述事實就非常清楚了。
公元206或207年在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Severus）擔任元首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要比我們列舉奴隸和獲釋奴的碑銘更能反映意大利奴隸勞動力的連續性。
一個名叫布拉（Bulla）的強盜給自己起了蘇拉的綽号&ldquo費裡克斯&rdquo（幸運者），羅馬雖然派出了精兵強将加以鎮壓，但他卻足足抵抗了2年，最終還是塞維魯親自出馬才将之俘獲。
布拉故事中的一段插曲反映出當時意大利奴隸的生活狀況，他讓一名羅馬百夫長俘虜向追擊他的人轉達口信：&ldquo讓你的主人們聽着，&lsquo把維持生計的配給給予你們的奴隸，22這樣他們才不會變成強盜。
&rsquo&rdquo據說布拉所率領的600人的隊伍裡包括許多新兵，他們可能是來自于恺撒家庭的獲釋奴，這些人中的&ldquo一部分隻拿到很少的配給，一部分根本什麼都拿不到&rdquo。
23這個強盜頭子對于他所俘獲的工匠都會保留一段時間，以利用他們的技藝，然後他把他們遣散，并把他們這段時間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付給他們。
沒有資料表明這些工匠是奴隸身份，他們被認為是純粹的手藝人（technitai）。
在幾十年之後，戴爾圖良（Tertullian）又對此情況加以補充，他說所有的行省都駐有軍隊，&ldquo以防備四處逃竄的劫匪&rdquo。
24 在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元首統治初期的叙利亞行省及其東部邊界地區，有迹象表明帝國中央的控制正在瓦解。
公元193年，佩森尼烏斯·尼格爾（PescenniusNiger）死于安條克，之後塞維魯發覺他對尼格爾追随者的嚴苛導緻他軍隊裡的許多士兵歸順了東方敵人。
曆史學家希羅迪安（Herodian）明确地告訴我們，25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工匠，對帕提亞人來說他們非常有用，尤其是可以用來從事戰争物資的生産活動。
作為帝國軍隊的士兵，這些工匠的身份都應該是自由人而非奴隸。
公元3世紀的中間50年，整個帝國都出現了有序政府瓦解的狀況，埃及這方面的情況在3世紀初期就已呈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公元213&mdash215年擔任埃及行政長官一職的是倍比烏斯·朱奇努斯（BaebiusJuncinus），他所發布的一份公告充分反映出埃及即将發生内亂的局勢。
26他命令中部埃及的諾姆地方官要下大力氣鎮壓到處肆虐的強盜活動，對于嚴格執行命令的人他将予以褒獎，而玩忽職守的官員将受到懲罰。
這份行政長官命令正文的措辭格式遵循着一般行政文書的規矩，其後面附加的給普通百姓的公告則反映了混亂局勢的嚴重性。
埃及行政長官李奇烏斯·倍比烏斯·奧勒裡斯·朱奇努斯（LuciusBaebiusAureliusJuncinus）發布公告。
要想把強盜從那些庇護他們的人中徹底清除出去是絕無可能的事情，這一點大家都清楚。
但如果他們離開了幫助他們的人，我們就将很快能
14教會的這種釋奴權可被看做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基督教組織被賦予的特權，這一特權過去長期存在于希臘和羅馬的異教神廟之中，在猶太教堂中存在的時間甚至更長。
對于基督教這個剛剛獲得承認的宗教來說，這是一項重要的特權，雖然基督教也把奴隸認作為一種勞動控制的工具，但在聖壇上釋奴的權利使得教會為奴隸制觀念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法律基礎，而且在很久之後最終摧毀了作為勞動控制體系的奴隸制度。
當教會在最初把奴隸制接納為上帝所規定的現時關切的世界15的一部分時，它也同時接受了奴隸制社會結構中固有的道德缺陷，這就是亞裡士多德對奴隸所下的兩分法的定義，即奴隸是一宗有生命的财産（ktēmatiempsychon）。
16 随着對羅馬帝國後期小亞、亞美尼亞和多瑙河以南地區的社會結構及其結局的重新評估，問題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方法，因此學界迫切需要對戴克裡先之後三百年間地中海的奴隸狀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
與西方學界所持的觀念相反，從這個新視角來看，希臘化時代亞美尼亞農業結構的主要基礎就是奴隸制。
這種組織類型在後來轉變成為一種半封建的結構。
在這一結構中，希臘羅馬式的奴隸勞動體系都退到了從屬和弱勢的地位。
17在持這一立場的另一篇文章中，入侵羅馬帝國多瑙河以南行省的西哥特人被視為解放者，文章作者認為他們把被奴役人口從羅馬帝國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根據這位俄國學者的描述，羅馬帝國似乎到處都有薩爾馬提亞奴隸。
18蠻族對多瑙河下遊地區的侵略成為一場有意識的解放運動。
雅利安人（Aryans）的殘害迫使羅馬方面采取行動，鎮壓多瑙河區域從屬民的暴亂，而這些暴亂都是由于處于統治地位的羅馬化階層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
在北方部落方面，侵略行動成為一種有計劃的行為，為的是解救多瑙河行省中被壓迫的農民和被奴役的勞動者。
19 依照我的判斷，要想正确地分析戴克裡先之後羅馬的勞動力狀況，包括奴隸勞動力的情況，隻有上述方式方法才能展現出問題的真實面貌。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奴隸數量與隸農以及手工業中自由和半自由工匠的數量比較來估算出奴隸的數量，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有關富有基督徒釋奴的記載存在着嚴重的誇大。
然而我們并沒有足夠的事實材料來進行這種比較研究，因此數量上的問題隻能通過一個謹慎的推理過程來解決。
另一個問題是有關世俗法和教會法在奴隸和自由工匠社會與經濟地位平等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這個問題本身提供了某種獲取答案的證據。
不論是國家還是教會，兩種權力的立法都表明其越來越深切地關注到這個社會問題，有時我們很難判斷究竟是哪一方首先采取了改進措施。
約克（E．J．Jonkers）20和查爾斯·威爾蘭登21研究了這兩個組織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用，我們沿着他們已有的成果進一步向前推進，就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出于共同的利益考慮，教會立法與世俗立法在後來似乎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來改善社會狀況，但它們分别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目前仍有兩個問題有待研究，這兩個問題由于其所牽涉内容的複雜性而很難得到解答。
據我所知，奴隸數量的減少對奴隸制内在性質的影響目前尚無明确答案。
另一方面，奴隸制在北方土地上的發展一直不像在地中海國家那樣興盛，關于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合理的解釋。
我們當然不能把北美地區北方和南方奴隸使用數量上的差異簡單歸因于工業主導與種植園經濟主導的差别。
希臘羅馬奴隸體系的經驗告訴我們，雖然在兩個生産領域内同時使用自由人和奴隸勞動力的狀态使得情況更為複雜，但工業奴隸與種植園、大農場奴隸是可以在很長時間内互不排斥地共同存在的。
因而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導緻這個問題産生，而非隻是制造業與農業之間純粹的機械差異，但這個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如果我們從西方勞動力曆史的角度來考察，上述事實就非常清楚了。
公元206或207年在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Severus）擔任元首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要比我們列舉奴隸和獲釋奴的碑銘更能反映意大利奴隸勞動力的連續性。
一個名叫布拉（Bulla）的強盜給自己起了蘇拉的綽号&ldquo費裡克斯&rdquo（幸運者），羅馬雖然派出了精兵強将加以鎮壓，但他卻足足抵抗了2年，最終還是塞維魯親自出馬才将之俘獲。
布拉故事中的一段插曲反映出當時意大利奴隸的生活狀況，他讓一名羅馬百夫長俘虜向追擊他的人轉達口信：&ldquo讓你的主人們聽着，&lsquo把維持生計的配給給予你們的奴隸，22這樣他們才不會變成強盜。
&rsquo&rdquo據說布拉所率領的600人的隊伍裡包括許多新兵，他們可能是來自于恺撒家庭的獲釋奴，這些人中的&ldquo一部分隻拿到很少的配給，一部分根本什麼都拿不到&rdquo。
23這個強盜頭子對于他所俘獲的工匠都會保留一段時間，以利用他們的技藝，然後他把他們遣散，并把他們這段時間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付給他們。
沒有資料表明這些工匠是奴隸身份，他們被認為是純粹的手藝人（technitai）。
在幾十年之後，戴爾圖良（Tertullian）又對此情況加以補充，他說所有的行省都駐有軍隊，&ldquo以防備四處逃竄的劫匪&rdquo。
24 在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元首統治初期的叙利亞行省及其東部邊界地區，有迹象表明帝國中央的控制正在瓦解。
公元193年，佩森尼烏斯·尼格爾（PescenniusNiger）死于安條克，之後塞維魯發覺他對尼格爾追随者的嚴苛導緻他軍隊裡的許多士兵歸順了東方敵人。
曆史學家希羅迪安（Herodian）明确地告訴我們，25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工匠，對帕提亞人來說他們非常有用，尤其是可以用來從事戰争物資的生産活動。
作為帝國軍隊的士兵，這些工匠的身份都應該是自由人而非奴隸。
公元3世紀的中間50年，整個帝國都出現了有序政府瓦解的狀況，埃及這方面的情況在3世紀初期就已呈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公元213&mdash215年擔任埃及行政長官一職的是倍比烏斯·朱奇努斯（BaebiusJuncinus），他所發布的一份公告充分反映出埃及即将發生内亂的局勢。
26他命令中部埃及的諾姆地方官要下大力氣鎮壓到處肆虐的強盜活動，對于嚴格執行命令的人他将予以褒獎，而玩忽職守的官員将受到懲罰。
這份行政長官命令正文的措辭格式遵循着一般行政文書的規矩，其後面附加的給普通百姓的公告則反映了混亂局勢的嚴重性。
埃及行政長官李奇烏斯·倍比烏斯·奧勒裡斯·朱奇努斯（LuciusBaebiusAureliusJuncinus）發布公告。
要想把強盜從那些庇護他們的人中徹底清除出去是絕無可能的事情，這一點大家都清楚。
但如果他們離開了幫助他們的人，我們就将很快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