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從戴克裡先到查士丁尼：有關奴隸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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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羅馬帝國頭三百年所制定的法案，還是行省所進行的行政活動，其趨勢都在緩慢而漸進地降低自由工匠以及自由勞動力的經濟和法律地位，直至其降到與從前奴隸工匠的地位相等的程度為止。
通過前面的章節，我們已了解到這些趨勢的大緻情況。
1由于我們所掌握的證據稀少且不确鑿，因而很難明确分析估計這種勞動力變化狀況的基本原因。
然而勞動力體系内的改變顯然确實存在，發生變化的時間是從戴克裡先即位（公元284年）直到查士丁尼死去。
帝國在頭一百年裡不斷向北方、西方以及北非的西部地區擴張，這一時期自由雇傭勞動力的數量逐漸增多，甚至超過了奴隸勞動力的數量。
哈德良統治時期，帝國政策由攻轉守，在萊茵河岸和多瑙河岸修築了長城，在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地區也建立了移動防線。
這一切看起來都仍舊需要奴隸的勞動。
而且由于邊境連連發生戰争，奴隸供應在公元1世紀2也不成問題。
到19世紀上半葉，學術界對于古代奴隸制度形成了一系列标準化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在19世紀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特征就是傳統體系的變化，過去的勞動力使用方式已無法滿足工業化運動的需要，而舊有的道德體系也被認為不符合基督教以及當時新興的自由倫理這樣一種堕落的道德。
該時代的學者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在羅馬帝國的頭三百年裡，奴隸的數量在持續減少，而在早期拜占庭時代，奴隸的人數也在不斷減少。
3然而學者們在解釋奴隸人數減少的原因時卻出現了混亂。
亨利·沃倫确信首要的因素在于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早期改善了奴隸的生活狀況。
這位法國學者的學術貢獻在于，他強調了奴隸被納入基督教團體這一情況本身的重要意義。
從使徒保羅進行基督教傳教活動的最初階段開始，奴隸就進入了這個團體，而且從群體意義上講，奴隸在其中與他們的主人保持着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基督教團體中，對于基督的信仰使人們忘記了等級差别。
沃倫的研究符合時代的需要，他的觀點成為當時該領域占主導地位的觀點。
然而我們不應忽略的問題在于，一個激進的廢奴倡導者的道德論調很可能使學術研究的結論發生偏差。
早期的基督教領袖們，不論他們是多麼地為奴隸制的基本原則感到悲憤，卻仍然完全接受作為實踐活動的這一制度，他們認為奴隸制是上帝創造出來的、運行于社會中的神聖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一論調還掩蓋了一個事實，即不論是在早期教父（Churchfathers）勸說奴隸主信徒釋放奴隸的訓誡中，還是在後來涉及同樣内容的教會法規中，這些教父都沒有抛棄奴隸制本身所蘊含的基本道德理念。
4 保羅·阿拉德（PaulAllard）在他有關早期基督教與奴隸制的著作中，也同樣認為公元4世紀&mdash5世紀出現了奴隸數量普遍減少的曆史事實。
他将之視為帝國在這兩個世紀中所經曆的總體&ldquo衰落&rdquo的一部分。
5他還認為，在公元4世紀，自由勞動力及其他自由人的自由遷移權都大不如前，同時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可自由轉換勞動地點及職業種類的權利也呈現出受限的趨勢。
上述兩個結論再與另一種思想觀念結合，就更凸顯出這兩個結論的正确性。
這種思想觀念是一個神學假設，即基督教的理念認定人的高貴品性是由人本身的高貴舉止和行為所帶來的，由此就發生了一場道德革命，這場革命的結果對于那些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勞動者格外有利。
據阿拉德的分析，雖然同樣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和約束，但隻有勞動階層在道義上獲得了好處，中間階層反而受害。
6 約翰·巴格諾爾·伯裡（JohnBagnallBury）在1889年出版了他有關晚期羅馬帝國的著作，其中對于拜占庭早期奴隸體系的分析明顯有所改變。
事實上當時伯裡對奴隸制的分析并不充分，7他所依據的基礎是德國法律史家魯道夫·馮·耶林（RudolphvonIhering）所做的推斷，即羅馬帝國在該時期普遍呈貧窮狀态。
8 在帝國時代，奴隸的數量也同樣減少。
&hellip&hellip奴隸數量上的減少帶來了自由勞動力的複興；但自由人很快就陷入了等級地位變化的漩渦之中，然而他們并沒有淪為奴隸，而成為了農奴。
9 伯裡對拜占庭勞動力關系的闡述并不充分。
這位愛爾蘭學者隻是假設出現了一種自由勞動力&ldquo複興&rdquo的現象，他甚至都沒能準确定義這一&ldquo複興&rdquo現象，但他的這個假設本身就是一個進步。
在伯裡的著作出版之後，意大利學者埃托雷·奇科蒂（EttoreCiccotti）對拜占庭早期的奴隸制度進行了綜合性研究。
10從成果的可用性上看，奇科蒂的分析仍存在不足，他把奴隸制的衰落僅僅作為拜占庭勞動力組織結構的一部分，以此為中心進行研究。
奇科蒂的研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論，因為這個研究在方法上過分武斷，而且忽視了道德、哲學以及宗教思想的價值。
11然而他的著作也有其自身的意義，這位意大利學者強調，過去存在于自由勞動力和奴隸之間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差異，在公元後幾百年間逐步消除。
此外，作者還使我們關注到在帝國生活中對奴隸制産生了影響作用的物質因素。
這些物質因素再加上當時确實存在的奴隸制觀念上的變化，使得整個奴隸體系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而奴隸制度原本是地中海地區文化中的一項固有元素，它作為一種勞動力控制機制在該地區已經存在了兩千年。
戴克裡先之後帝國的三百年間，奴隸制在經濟上的重要地位發生了變化。
由于缺乏對這種變化的合理的綜合分析方法，導緻本章以及下一章内容上的研究受到了制約。
這裡我們沒有理由去為一個仍需探索的主題蓋棺定論，這個主題在許多細節上都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就如同西班牙學者查爾斯·威爾蘭登（CharlesVerlinden）所做的那樣。
12自1920年以來，這項研究中的一個專題受到了高度關注，即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産中，自由勞動力與奴隸勞動力體系逐漸轉變成一種國家強制的勞動力體系，而且導緻這一變化的原因也已明确。
回顧起來，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都是從中世紀的角度展開的，學者們以此來理解中世紀後期歐洲所盛行的工業和土地使用體系。
13 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奴隸制的内在結構，它在戴克裡先&mdash君士坦丁時代所起到的社會作用，以及解除奴隸身份的方法，都得到了展現。
即使是生活在該時代的人們，由于其本身就處于這個體系之中，或者本身就受到強迫壓制，因此反而無法真正了解周遭的情況。
生活在這一體系中的當事人可能對這個制度的曆史背景有些許了解，也親眼目睹了這個制度的運作方式，但他們無法預知這個制度的未來走向。
這裡将引用一個例子來表現這種對拜占庭時代的回顧性研究方法。
公元316年，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一道敕令得以發布，它使得教會釋奴（manumissioinecclesia）時常成為奴隸獲取自由的手段。
這一情況發生的背景非
通過前面的章節，我們已了解到這些趨勢的大緻情況。
1由于我們所掌握的證據稀少且不确鑿，因而很難明确分析估計這種勞動力變化狀況的基本原因。
然而勞動力體系内的改變顯然确實存在，發生變化的時間是從戴克裡先即位（公元284年）直到查士丁尼死去。
帝國在頭一百年裡不斷向北方、西方以及北非的西部地區擴張，這一時期自由雇傭勞動力的數量逐漸增多，甚至超過了奴隸勞動力的數量。
哈德良統治時期，帝國政策由攻轉守，在萊茵河岸和多瑙河岸修築了長城，在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地區也建立了移動防線。
這一切看起來都仍舊需要奴隸的勞動。
而且由于邊境連連發生戰争，奴隸供應在公元1世紀2也不成問題。
到19世紀上半葉，學術界對于古代奴隸制度形成了一系列标準化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在19世紀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特征就是傳統體系的變化，過去的勞動力使用方式已無法滿足工業化運動的需要，而舊有的道德體系也被認為不符合基督教以及當時新興的自由倫理這樣一種堕落的道德。
該時代的學者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在羅馬帝國的頭三百年裡，奴隸的數量在持續減少，而在早期拜占庭時代，奴隸的人數也在不斷減少。
3然而學者們在解釋奴隸人數減少的原因時卻出現了混亂。
亨利·沃倫确信首要的因素在于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早期改善了奴隸的生活狀況。
這位法國學者的學術貢獻在于，他強調了奴隸被納入基督教團體這一情況本身的重要意義。
從使徒保羅進行基督教傳教活動的最初階段開始，奴隸就進入了這個團體，而且從群體意義上講，奴隸在其中與他們的主人保持着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基督教團體中，對于基督的信仰使人們忘記了等級差别。
沃倫的研究符合時代的需要，他的觀點成為當時該領域占主導地位的觀點。
然而我們不應忽略的問題在于，一個激進的廢奴倡導者的道德論調很可能使學術研究的結論發生偏差。
早期的基督教領袖們，不論他們是多麼地為奴隸制的基本原則感到悲憤，卻仍然完全接受作為實踐活動的這一制度，他們認為奴隸制是上帝創造出來的、運行于社會中的神聖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一論調還掩蓋了一個事實，即不論是在早期教父（Churchfathers）勸說奴隸主信徒釋放奴隸的訓誡中，還是在後來涉及同樣内容的教會法規中，這些教父都沒有抛棄奴隸制本身所蘊含的基本道德理念。
4 保羅·阿拉德（PaulAllard）在他有關早期基督教與奴隸制的著作中，也同樣認為公元4世紀&mdash5世紀出現了奴隸數量普遍減少的曆史事實。
他将之視為帝國在這兩個世紀中所經曆的總體&ldquo衰落&rdquo的一部分。
5他還認為，在公元4世紀，自由勞動力及其他自由人的自由遷移權都大不如前，同時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可自由轉換勞動地點及職業種類的權利也呈現出受限的趨勢。
上述兩個結論再與另一種思想觀念結合，就更凸顯出這兩個結論的正确性。
這種思想觀念是一個神學假設，即基督教的理念認定人的高貴品性是由人本身的高貴舉止和行為所帶來的，由此就發生了一場道德革命，這場革命的結果對于那些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勞動者格外有利。
據阿拉德的分析，雖然同樣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和約束，但隻有勞動階層在道義上獲得了好處，中間階層反而受害。
6 約翰·巴格諾爾·伯裡（JohnBagnallBury）在1889年出版了他有關晚期羅馬帝國的著作，其中對于拜占庭早期奴隸體系的分析明顯有所改變。
事實上當時伯裡對奴隸制的分析并不充分，7他所依據的基礎是德國法律史家魯道夫·馮·耶林（RudolphvonIhering）所做的推斷，即羅馬帝國在該時期普遍呈貧窮狀态。
8 在帝國時代，奴隸的數量也同樣減少。
&hellip&hellip奴隸數量上的減少帶來了自由勞動力的複興；但自由人很快就陷入了等級地位變化的漩渦之中，然而他們并沒有淪為奴隸，而成為了農奴。
9 伯裡對拜占庭勞動力關系的闡述并不充分。
這位愛爾蘭學者隻是假設出現了一種自由勞動力&ldquo複興&rdquo的現象，他甚至都沒能準确定義這一&ldquo複興&rdquo現象，但他的這個假設本身就是一個進步。
在伯裡的著作出版之後，意大利學者埃托雷·奇科蒂（EttoreCiccotti）對拜占庭早期的奴隸制度進行了綜合性研究。
10從成果的可用性上看，奇科蒂的分析仍存在不足，他把奴隸制的衰落僅僅作為拜占庭勞動力組織結構的一部分，以此為中心進行研究。
奇科蒂的研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論，因為這個研究在方法上過分武斷，而且忽視了道德、哲學以及宗教思想的價值。
11然而他的著作也有其自身的意義，這位意大利學者強調，過去存在于自由勞動力和奴隸之間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差異，在公元後幾百年間逐步消除。
此外，作者還使我們關注到在帝國生活中對奴隸制産生了影響作用的物質因素。
這些物質因素再加上當時确實存在的奴隸制觀念上的變化，使得整個奴隸體系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而奴隸制度原本是地中海地區文化中的一項固有元素，它作為一種勞動力控制機制在該地區已經存在了兩千年。
戴克裡先之後帝國的三百年間，奴隸制在經濟上的重要地位發生了變化。
由于缺乏對這種變化的合理的綜合分析方法，導緻本章以及下一章内容上的研究受到了制約。
這裡我們沒有理由去為一個仍需探索的主題蓋棺定論，這個主題在許多細節上都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就如同西班牙學者查爾斯·威爾蘭登（CharlesVerlinden）所做的那樣。
12自1920年以來，這項研究中的一個專題受到了高度關注，即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産中，自由勞動力與奴隸勞動力體系逐漸轉變成一種國家強制的勞動力體系，而且導緻這一變化的原因也已明确。
回顧起來，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都是從中世紀的角度展開的，學者們以此來理解中世紀後期歐洲所盛行的工業和土地使用體系。
13 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奴隸制的内在結構，它在戴克裡先&mdash君士坦丁時代所起到的社會作用，以及解除奴隸身份的方法，都得到了展現。
即使是生活在該時代的人們，由于其本身就處于這個體系之中，或者本身就受到強迫壓制，因此反而無法真正了解周遭的情況。
生活在這一體系中的當事人可能對這個制度的曆史背景有些許了解，也親眼目睹了這個制度的運作方式，但他們無法預知這個制度的未來走向。
這裡将引用一個例子來表現這種對拜占庭時代的回顧性研究方法。
公元316年，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一道敕令得以發布，它使得教會釋奴（manumissioinecclesia）時常成為奴隸獲取自由的手段。
這一情況發生的背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