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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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隻有很簡短的論述。
在從戴克裡先即位到查士丁尼死去這兩個半世紀裡，涉及奴隸制的史料使我們發現了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新問題，但它們中每一個都具有文化層面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對它們在其所處的文化大背景中的意義作出重新闡釋和準确評價。
第一個問題源自于自由人和奴隸之間差距的縮小。
在古代社會前期，自由人與奴隸之間的差距使他們在法律和公衆地位上都有差别，尤其是在勞動力領域。
在我看來，這種身份差距拉近的過程降低了自由人的法律和社會地位，同時也提升了奴隸群體的地位。
第二個問題有關基督教對待奴隸制的态度。
基督教在其内部組織和成員關系中摒棄了蘊含于人類奴役制度中的不平等原則，但為何它在外部社會中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事實上的奴役行為？ 我在整部書中都試圖透過奴隸制這扇窗來認識其所在的希臘羅馬文明不斷變化的社會。
我一直盡量避免使用一些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來描述古代奴隸階級及其生活狀态，比如&ldquo恐怖的奴隸制&rdquo，或把奴隸說成是&ldquo受奴役的困獸&rdquo、&ldquo作為人類的商品&rdquo等等，雖然這樣的描寫也許會使這個奴隸制主題被闡釋得更加生動。
上述舉例中的說法可能也沒有什麼錯誤，但對我來說，它們扭曲了古代奴隸勞動力的真實情況。
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謝對這項研究感興趣的哥倫比亞大學曆史系的同事及其他同行們，在我的研究工作進展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在連續三年時間裡，我有幸與曆史系的三位同事以及他們的研究生展開合作研究，内容涉及世界不同地區的奴隸制的各個領域。
我尤其要向泰尼鮑姆教授（FrankTannenbaum）緻以特别的感謝，他與他的學生們闡述了巴西的奴隸制問題。
完成北美奴隸制研究的是美國史領域的學生們，他們的指導教師是我的朋友克羅特教授（JohnKrout）&mdash&mdash現今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校長。
羅賓遜教授（GeroidRobinson）和他的團隊對俄國農奴制體系下奴役制度的各個方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我則帶領學生主要涉足古希臘羅馬奴隸制的問題。
自從莫裡斯教授（RichardMorris）開始了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聯系以來，我與他就比較古代奴隸制及他所精通的美國奴隸制的異同問題展開多次交談。
布林莫爾學院（BrynMawrCollege）的布勞頓教授（ThomasR．S．Broughton）閱讀了我的稿件并給出了意見。
我非常感謝他為此付出的極大耐心，他的學術能力和判斷力使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道科斯先生（GeorgesDaux）和我之間一直保持着聯系，我們讨論的内容包括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主要探讨德爾菲在向阿波羅神信托出售的體系下釋放奴隸的問題，此外還有他在過去所發表的對這些史料的修複。
他在其著作《德爾菲年表》（ChronologieDelphique）中研究了德爾菲史料的年代問題，這對我幫助很大。
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紙草室收藏了許多日常契約合同文獻，華沙大學（WarsawUniversity）的陶本施拉格教授（RafaelTaubenschlag）對此進行了研究，使我對希臘化埃及以及羅馬帝國時代的奴隸制立法和社會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在這篇序言的開頭就提到了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的名字，我想同樣以他的名字結尾。
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熟悉古代經濟史各個領域的内容，他自然對奴隸勞動力問題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我之所以要将我的這項研究獻給他，實際是在向他的誠懇以及學術的深度和廣度表示敬意。
我還要感謝他常常表現出的友善，更要感謝他在友善态度之外對我的慷慨。
W．L．威斯特曼 斯卡斯代爾，紐約 1954年6月30日
在從戴克裡先即位到查士丁尼死去這兩個半世紀裡，涉及奴隸制的史料使我們發現了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新問題，但它們中每一個都具有文化層面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對它們在其所處的文化大背景中的意義作出重新闡釋和準确評價。
第一個問題源自于自由人和奴隸之間差距的縮小。
在古代社會前期，自由人與奴隸之間的差距使他們在法律和公衆地位上都有差别，尤其是在勞動力領域。
在我看來，這種身份差距拉近的過程降低了自由人的法律和社會地位，同時也提升了奴隸群體的地位。
第二個問題有關基督教對待奴隸制的态度。
基督教在其内部組織和成員關系中摒棄了蘊含于人類奴役制度中的不平等原則，但為何它在外部社會中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事實上的奴役行為？ 我在整部書中都試圖透過奴隸制這扇窗來認識其所在的希臘羅馬文明不斷變化的社會。
我一直盡量避免使用一些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來描述古代奴隸階級及其生活狀态，比如&ldquo恐怖的奴隸制&rdquo，或把奴隸說成是&ldquo受奴役的困獸&rdquo、&ldquo作為人類的商品&rdquo等等，雖然這樣的描寫也許會使這個奴隸制主題被闡釋得更加生動。
上述舉例中的說法可能也沒有什麼錯誤，但對我來說，它們扭曲了古代奴隸勞動力的真實情況。
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謝對這項研究感興趣的哥倫比亞大學曆史系的同事及其他同行們，在我的研究工作進展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在連續三年時間裡，我有幸與曆史系的三位同事以及他們的研究生展開合作研究，内容涉及世界不同地區的奴隸制的各個領域。
我尤其要向泰尼鮑姆教授（FrankTannenbaum）緻以特别的感謝，他與他的學生們闡述了巴西的奴隸制問題。
完成北美奴隸制研究的是美國史領域的學生們，他們的指導教師是我的朋友克羅特教授（JohnKrout）&mdash&mdash現今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校長。
羅賓遜教授（GeroidRobinson）和他的團隊對俄國農奴制體系下奴役制度的各個方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我則帶領學生主要涉足古希臘羅馬奴隸制的問題。
自從莫裡斯教授（RichardMorris）開始了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聯系以來，我與他就比較古代奴隸制及他所精通的美國奴隸制的異同問題展開多次交談。
布林莫爾學院（BrynMawrCollege）的布勞頓教授（ThomasR．S．Broughton）閱讀了我的稿件并給出了意見。
我非常感謝他為此付出的極大耐心，他的學術能力和判斷力使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道科斯先生（GeorgesDaux）和我之間一直保持着聯系，我們讨論的内容包括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主要探讨德爾菲在向阿波羅神信托出售的體系下釋放奴隸的問題，此外還有他在過去所發表的對這些史料的修複。
他在其著作《德爾菲年表》（ChronologieDelphique）中研究了德爾菲史料的年代問題，這對我幫助很大。
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紙草室收藏了許多日常契約合同文獻，華沙大學（WarsawUniversity）的陶本施拉格教授（RafaelTaubenschlag）對此進行了研究，使我對希臘化埃及以及羅馬帝國時代的奴隸制立法和社會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在這篇序言的開頭就提到了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的名字，我想同樣以他的名字結尾。
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熟悉古代經濟史各個領域的内容，他自然對奴隸勞動力問題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我之所以要将我的這項研究獻給他，實際是在向他的誠懇以及學術的深度和廣度表示敬意。
我還要感謝他常常表現出的友善，更要感謝他在友善态度之外對我的慷慨。
W．L．威斯特曼 斯卡斯代爾，紐約 195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