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國家與精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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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一個重要傳統。
清唱劇的創作與當時英國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抨擊了18世紀下半葉英格蘭特有的道德松弛。
清唱劇也與慈善事業有聯系，韓德爾為倫敦育嬰堂醫院創作的《彌賽亞》，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清唱劇與慈善事業的關系。
韓德爾是改變了音樂界的18世紀偉大先驅之一，他擴大了音樂的受衆群體和支持渠道，使音樂從貴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廣大的中産階級民衆。
格魯克像 這是格魯克（Gluck，ChristophWillibald，1714&mdash1787）60歲時的一幅畫像。
格魯克是一位改革倡導者，他關于戲劇與音樂在歌劇中重新結合的呼籲總結了啟蒙時代的音樂精神。
格魯克《奧菲歐與猶麗狄茜》給觀衆提供了如他所說&ldquo強烈的感情，有趣的場面，發自内心的語言和不斷變化的場景&rdquo。
海頓像 海頓（Haydn，FranzJoseph，1732&mdash1809），著名的奧地利作曲家，維也納古典樂派的最早期代表。
他對交響樂、弦樂四重奏、鍵盤奏鳴曲等音樂形式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人們通常認為，主要是海頓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紀晚期完美的古典主義音樂。
莫紮特像 莫紮特（Mozart，WolfgangAmadeus，1756-1791），奧地利作曲家、羽管鍵琴、鋼琴、小提琴演奏家，歐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
莫紮特，浪漫主義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體現了啟蒙運動的精髓，為後人留下了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音樂遺産。
這七位音樂大師都是德國人。
德國貴族諸侯在這一百多年内忙于争權奪地，無惡不作，他們對于這一民族的光榮，這個時期思想精神文明的發展，毫無貢獻。
隻有很少一些人曾經關心過他們，或給予這些音樂大師以應有的尊敬。
在韓德爾、海頓、格魯克被邀去倫敦前，沒有人發現他們的價值。
反而是那些音樂不太發展的歐洲國家為這些德國音樂大師提供了經濟援助和為他們贊美揚名；他們甚至拯救了瀕臨于苦難深淵的貝多芬。
但是巴黎和馬德裡還是約請了海頓創作交響樂。
他在英國為自己最有名的作品《創世記》和《四季》譜寫了曲子，并在維也納得到了上演。
沒有一個德國藝術家能像韓德爾那樣，臨死前在英國受到極大的榮譽。
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這是他的遺願。
直到今天，英國人還認為韓德爾的《彌撒曲》如同韋伯的《奧伯龍》以及韓德爾的《創世記》一樣，是英國的作品；格魯克在巴黎要比在德國有名氣得多。
少數諸侯貴族希望借這些音樂大師的名望給自己增添光彩；給他們封賜各種稱号，付以薪金。
格魯克曾為瑪麗亞·特蕾西亞當過十年宮廷樂師。
教皇在羅馬授予他一枚勳章後，他就一直稱自己為貴族裡脫·馮·格魯克。
莫紮特也曾被授予這個封号，但他從來不用。
天才貝多芬曾給大公魯道夫講過課，魯道夫曾以自己的獻詞稱他和魯布科維茨·利希諾夫斯基為不朽的天才。
維也納确實堪稱世界音樂之城。
王室成員本人也參加演出四重奏，組織音樂會，并出版作品。
艾斯特哈希親王之所以沒有被人遺忘，就是因為他們把私人樂隊交給海頓來指揮，海頓在匈牙利的一個莊園裡，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訓練這支樂隊，最後使他的贊助人很高興地在那裡度過了整個夏天。
這些親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實際上占有了音樂作品的壟斷權，或者至少在數年内占有了這些作品的演出權，在演出期間，這些作品不得出版。
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贊助人的版權，因為他常常忘了，什麼作品已經出售了。
除了住在國外的韓德爾和格魯克外，其餘的幾位音樂大師受到來自政府和貴族方面的屈辱，絲毫不遜于德國人向美洲出賣雇傭兵的程度。
這方面的情況可以單獨構成德國曆史的一頁。
在魏瑪公國，統治者以一國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驅使巴赫同仆從和廚師為伍，扮演一名快樂的風琴手。
後來，那位公爵還把他監禁了一個月，因為他說，必須由他自己來解雇他。
安哈特的一位親王，會好幾樣樂器，就得到比較相應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為了得到一個重要的稱号，卻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薩克森選帝侯，他在&ldquo請求對他的作品給予重視&rdquo的信中說，&ldquo這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有價值，而是因為殿下，您的舉世聞名的寬宏大量&rdquo。
他在信中獻上自己新的&ldquob小調彌撒曲&rdquo中的《古利亞》和《光榮曲》。
一次他被召去萊比錫，一位市政高級官員竟然寫道：&ldquo由于我們找不到最好的音樂家，因此隻好退而求其次了。
&rdquo然而巴赫，這一具有刀鑿般的前額和像他音樂作品中的連音似的掃帚粗眉的音樂大師，當時已相當赫然有名，因此一個評論家寫道：&ldquo巴赫是在為暴力，也是為教會寫作。
&rdquo一次卡塞爾的一個親王給他一枚戒指，作為對他踏管風琴的獎賞。
這些音樂大師常常數年無人青睐，生活沒着落。
1729年複活節，當巴赫第一次在聖·托馬斯教堂演奏他的《聖·馬太受難曲》時，居然在德國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一事件。
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清唱劇的聖樂，或者由其他人演奏的類似的作品。
巴赫死後，他的很多作品幾乎完全被人遺忘。
海頓17歲時，還經常在舞廳裡伴奏。
直到有一個演員請他為一個滑稽劇譜一些音樂，他才稍有名氣。
可是，在他成名以後，他的資助者仍直呼其名。
他對此很有意見，感到人們不如英國人那樣對他尊敬，此後，他才在給自己的信上看到：&ldquo馮·海頓先生收&rdquo，因為那些貴族感到，隻有給他一個貴族稱号後，才算真正地對他尊敬。
這七位音樂家在當時，還沒有一個人被稱為&ldquo大師&rdquo。
為了組織一個樂隊，出身高貴的音樂贊助人，一定要把那些也會一些樂器的仆人、鞋匠、糕點師傅編了進來，而事實是這些人往往非常懂得愛好音樂的奧地利人的深刻感情。
海頓就不得不用這些人，不經過什麼訓練，甚至沒有排練就演出他的新交響樂。
在他的一份合同上寫着，指揮必須&ldquo衣冠整潔，樸素大方&rdquo。
&ldquo所有隊員必須穿一色服裝，梳小辮或用束發帶&rdquo。
他的15個《彌撒曲》對主教來說太&ldquo伊壁鸠魯&rdquo，（Epicurean，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伊壁鸠魯，這裡比喻為講究飲食愛好享樂的人。
&mdash&mdash譯者注）也許因為教會會長本人就太&ldquo伊壁鸠魯&rdquo；因此海頓不得不眼看這些作品被禁演。
（林茨市的主教直到1907年還禁止這些作品） 社會地位的低下給莫紮特帶來了更大的痛苦，他的個性活潑歡快，但是也很敏感和受不了刺激。
他是一個神童，世界各國都注意他，難免有點被寵壞了。
到了20歲，他感到自己的絢麗的世界消失了。
一個内閣大臣，伯爵阿科打了他，而莫紮特卻不能還手。
25歲時，他跟随薩爾茨堡的一個大主教來到維也納，這時他已經譜寫了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卻隻能與仆人共餐。
&ldquo老爺的兩個貼身男仆坐在桌子的主位上，我至少還可以坐在廚師的上首。
&rdquo莫紮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在他離開時，大主教把他罵得狗血淋頭，罵他是可惡的流氓、無賴，讓他等着拿錢，把他打發走。
在他極度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甚至想到史蒂凡大教堂去當一名風琴手，可是這也沒有成功。
莫紮特臨死前的幾個星期，由于一個淺薄的貴族的厚顔無恥，這個人專門收買天才的作品，冒充自己的，而把莫紮特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
這個匿名者為莫紮特帶來了挽歌，莫紮特預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經不遠。
臨死前一天，他的朋友在他家裡試奏他的作品，莫紮特自己演唱男高音部分，突然他失聲痛哭起來，掉轉身去。
貝多芬像 貝多芬（Beethoven，Ludwigvon，1770&mdash1827），作為音樂史上承前啟後的人物，他繼承了海頓和莫紮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義音樂形式。
在他的推動下，音樂明确擺脫了啟蒙運動的風格，走向一種我們如今稱之為浪漫主義的不确定的未來風格。
貝多芬年輕的時候，在為科隆大主教演出時還必須穿宮廷制服。
但後來他實在忍受不了有損他尊嚴的當衆侮辱。
隻要他稍有感覺，他就憤怒地寫信給他的資助人。
一天，一個仆人擋住他去見魯道夫大公，據說，貝多芬把他一把推開，并說道：&ldquo我是貝多芬。
&rdquo另一次，當一位大主教約請他為賽馬表演寫兩首進行曲時，貝多芬回信說：&ldquo你要求的賽馬音樂将在衆馬疾馳的馬蹄聲中聽到。
&rdquo他處處希望自己的行為像一個君王那樣，實際上他确實也是。
他喜歡談論&ldquo道德力量&rdquo。
青年時與利希諾夫斯基親王生活在一起，家中有仆人及馬匹。
他在當時是最偉大的鋼琴家，深受維也納人的崇拜，他們付出極昂貴的票價去出席他的音樂會，希望有幸他即興演奏一首新曲。
如果不是他的耳疾，他很可能與他的崇拜者韓德爾一樣，享有極大的舞台聽衆。
這個已為當代人所知道的貝多芬諱莫如深的秘密，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不利條件。
由于聽衆的音樂素養，七位音樂大師在維也納的生活要比在北部日耳曼地區好過得多。
在斯圖加特宮廷音樂會上，有人玩紙牌。
在德累斯頓宮廷裡，一邊音樂家在演出最精湛的音樂節目，一邊國王夫婦正在晚餐，談笑風生。
在不倫瑞克宮廷音樂會上，演出中嚴禁響音，以免打擾了公爵夫人的打牌。
在卡塞爾，一個上了年紀的打擊樂師收到了雙倍的薪金，因為選帝侯喜歡坐在這位樂師上面的包廂裡，随便在這位樂師的秃腦頂上吐唾沫。
在這種社會氣氛下，七位音樂大師的天才隻有通過宗教和世界主義才得以發展。
宗教是一種傳統的形式，而世界主義則是先進的人們對待知識的态度。
形式上，這七位大師已不必像腓特烈大帝那樣非用德語來表達不可了。
他們的《彌撒曲》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他們的歌劇是意大利文，格魯克的作品有時用法語，韓德爾的用英文；樂器的名稱和所有音樂術語都是意大利語，後期貝多芬引用了一些德語表達方式。
隻有歌曲是德文的，但是由于它被發現得較晚，七位大師中隻有最後一位才開始采用，因此很快就被其他外國語湮沒了。
尤為重要的是，音樂的語言是不需要文字的。
這與過去的傳統不同，音樂的藝術形式隻是通過他們的作品才成為傳統。
七位音樂大師的三個方面的偉大造詣，其中一個方面是現代歌劇，盡管經過很多的更改變化，仍然不失其淵源于意大利藝術形式的完美性。
舒伯特發現歌曲，這無疑是發現美洲大陸；而德國傳統交響樂形式的發展，就好像一個在玩耍的男孩成長為一個英雄。
德國人如果對世界沒有其他的貢獻，而隻是産生了巴赫的賦格曲、海頓和莫紮特的室内樂，以及貝多芬的交響樂，那麼僅僅這些，就足夠償還德國人的劍所帶給世界的災難了。
确實，這七位大師在國内都是以這種方式從事創作活動的。
貝多芬的歌劇，韓德爾的交響樂，舒伯特的三重唱，就這樣，幾百年來的奇妙的藝術就形成了。
當你後退到足夠遠的地方，洗耳聆聽這七位大師的作品時，你會感到，這些作品似乎出于一人之手，使你想起由一位父親及他的五個兒子共同完成的彼得·維切爾的聖·賽哈杜斯墓碑，它具有極大的完整性。
他們像來自一個大家庭的秘密在于一個事實，這就是他們是受同樣的思想精神培養出來的。
如果我們把他們中間的最長者和最幼者作一比較，韓德爾的輝煌奪目，及舒伯特的抒情，抑或格魯克的三重空間的音樂和海頓的廣泛性，我們仍能發現，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比之他們中間任何一個同19世紀任何一位音樂大師的關系更加緊密得多。
的确，其間有很多過渡人物，從舒伯特到韋伯，從格魯克到瓦格納，貝多芬自己就是所有這些過渡人物的最偉大者之一。
那麼為什麼，從這七位大師的全部作品來看，這種特殊的親緣關系仍然如此牢固呢？這是因為，七位大師都性格内向。
強烈的本能和簡樸的生活，使他們不可能出現單純的世界性感情，使他們永遠生活在個人感情的秘密王國裡；即使内心的愛，也隻會停留在感情的沖動，而不會變成冒險的行動。
巴赫是唯一有孩子繼承他事業的人，他的13個孩子，大多數在音樂上都很有造詣。
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音樂會，建立了德國家庭音樂。
也是在這個圈子裡，他眼看自己的一個兒子發生了悲劇。
其他六位音樂大師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在他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們也沒有重大的愛情或離婚事件可說。
海頓和莫紮特的婚姻都很不幸，他們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愛情生活。
韓德爾生活在倫敦，是歌劇院院長、大老爺，而格魯克終日奔忙于巴黎、羅馬、哥本哈根，出席音樂會，有很多奇遇，但他們的愛情生活給工作帶來的影響，并不比莫紮特的歡快的惡作劇給他的工作帶來的影響大。
舒伯特和貝多芬則一生似乎沒有接近過女色。
舒伯特像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mdash1828），奧地利作曲家，最後一位偉大的古典主義作曲家。
他的音樂主觀上是富于感情的浪漫主義風格，具有詩意的構思和革新的語言，然而在曲式上卻是按照古典主義的模式營造的，因此，在20世紀，人們越來越明确舒伯特是屬于海頓、貝多芬和莫紮特的時代，而不屬于舒曼、肖邦、瓦格納那個時代。
這樣的生活保證了他們能潛心于音樂，因為創作和構思就把他們内心的靈感消耗殆盡，不比詩人和畫家還可以尋找模特兒。
良好的健康狀況使其中的五位大師始終心情舒暢。
的确，韓德爾和巴赫在他們的晚年喪失了視力，但是那個時候，他們的事業已基本完成。
莫紮特的體質雖然較差，但是他的精力還是最後幾年的疾病而受到真正的損害。
他的早逝具有玄奧的、合乎邏輯的原因，一似舒伯特、拉斐爾、喬幾歐内、（Giorgione，意大利畫家。
&mdash&mdash譯者注）拜倫，大自然在短暫的時間内，耗盡了他們内在罕見的才能，使他們隻來得及表達出來，生命就終止了。
舒伯特和莫紮特在幼年時即表現出來的非凡的才能，預示着他們隻有短暫的藝術生命，其他五位大師，即使貝多芬在青年時藝術上均未達到過這樣的高度。
這樣的生活背景是令人吃驚的，特别是對于最能給人以美的享受的音樂家來說。
節儉的生活，使他們事業上獲得了成功，他們不僅終日心緒穩定，而且在創作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
一般來說，音樂家的工作要比詩人辛苦，而畫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要比大多數創作家豐富；但是這七位音樂大師的作品之多，幾乎數不勝數。
舒伯特死時隻有32歲，莫紮特隻有35歲，可是作品的數量趕得上巴赫、韓德爾和海頓，可與多産畫家提香、魯本斯媲美。
莫紮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狄托》和《魔笛》，韓德爾用了三個星期寫出了《彌賽亞》，隻有後來的意大利畫家羅西尼以及作曲家威爾第能與之并駕齊驅。
為了取得這樣豐碩的成果，可以想象，七位大師必須全神貫注，集中全部精力；對世俗的争紛采取避而遠之的态度。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憂慮，要操心自己的生計與地位；擔心得罪賴以生活的貴族老爺；也必然會和指揮、出版商、代理人等發生摩擦，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因追名逐利而絞盡腦汁，費盡心機。
政治對他們來說似乎不存在，周圍的一切紛争都影響不了他們的創作。
他們大多深居簡出，在隐居裡把自己幻想中看到的東西、聽到的聲音寫出來。
他們的生活是如此平靜，因此他們的創作能發揮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意大利的傳統音樂也大為遜色。
他們同瓦格納之間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從莫紮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到貝多芬的最後的大賦格，以及他們的最流行的和最深奧的作品，作一比較，後者互相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距離。
也就是說，從這些作品的微觀世界來說，都不存在淫穢、病态、含混、色情、頹廢等不健康的内容，而瓦格納後期的作品卻出現了這一傾向，而且如果我們把舒伯特比之泉水，把莫紮特比之林溪，格魯克猶如深邃的湖泊，韓德爾是瀑布，巴赫是河川，貝多芬是大海，那我們将驚奇地發現，所有這些代表大師們的水流是如此清澈，而且他們都是德國人，而德國人則是仰慕各種形式的浮誇的。
這七位大師中，有兩位是日耳曼民族，其他則是拉丁民族。
有抱負的巴赫和貝多芬，也許可以被認為是哥特式的；來自南方的格魯克、莫紮特不喜歡他們。
這兩個人後來在日耳曼民族中發展意大利歌劇，格魯克的是悲劇，莫紮特的是喜劇。
如果有人希望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反映南部風格的内容，最好的例子是格魯克《俄耳甫斯》中的芭蕾，或者是《費加羅的婚禮》中的&ldquo玫瑰詠歎調&rdquo。
這兩位大師的作品也許可以用德國的市政大廳來作比拟，這些大廳的下層還是羅馬式的拱門，而上部已經是哥特式的窗戶。
和丢勒以及許多德國皇帝一樣，意大利的影響并沒有使格魯克和莫紮特失去他們固有的格調，朝聖羅馬，除了留下一些感傷的遊曆外，就再也沒有其他了。
法國人把莫紮特看成是他們的，而世界其他國家總的說，并不追究他的身世。
的确，在他作品的一些章節裡，有些是最傑出的片段，就像歌德在某些地方一樣，幾乎看不出是德國的作品。
但是在《唐璜》一劇中，突然在你的面前又展開了如此陰郁的景象和悲劇性的沖動，使你似乎又一次聽到了《浮士德》。
這兩位德國音樂家的作品，比之其他五位大師更令人感到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來源于自己的民族，卻更高于自己的民族，超越民族特征範圍。
七位大師中的最長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國人性格的兩個對立方面。
巴赫把音樂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結合起來，而舒伯特則重幻想。
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臉轉向上帝，雖然他從未向上帝叩拜過，但他是虔誠和富于男子氣的；他的《彌撒曲》是用拉丁文寫成的，而他的聖樂則适用于所有的宗教。
他寬宏而又活躍，不愧為普羅米修斯之子；他信賴自己，同時又依靠上帝得到安甯。
還沒有哪一位詩人像巴赫那樣，把自由人的關系如此緊密地與上帝結合起來，他永遠崇拜上帝，同時又不斷地表白自己。
因此，他的宗教音樂與聖人、隐士的關系不大，而永遠是一種創造。
它升起，降落，盛衰榮枯，周而複始，這種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師中鶴立雞群，使他在波濤般的生活面前始終能心平氣和，獨善其身。
也許有人會說，舒伯特和巴赫剛好是兩個氣質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沒有；巴赫擁有的，舒伯特沒有。
這裡流着的是永不中斷的旋律，無論從人間上升到天堂，還是從天堂下降到人間，都毫不費力。
他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天使的兒子，一位天上來客，喬裝打扮成一個遊吟詩人，漫遊在人間的大地上。
他随着舞蹈敲擊拍子，吹奏音樂，混迹在小酒店農民中間。
瓦爾特·馮·德爾·福格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現。
但是突然，不知不覺的，他身上的聖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斷地升高，升高；他的調子變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來到野地裡，音樂轉化為不可思議的歡快的瀑布，這是由他改寫的一首淳樸的奧地利民歌。
舒伯特的一切都離不開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遠與小妖怪、水精靈生活在一起，而獵手和巫士也緊随在他們的身邊。
巴赫的音樂起源于數學之鄉，掌握着與開普勒天體音樂之間的秘密聯系。
而舒伯特的音樂則似乎始終來自樹林、泉水、湖泊、島嶼、柳絲的竊竊私語和沙沙作聲。
巴赫從上天降到人間；舒伯特從人間上升到天上。
他們兩者的精華代表了德國人的性格。
人們把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丢勒的《綠色的激情》，這是對巴赫的德國人靈魂的最好評價。
相反，人們隻要聽聽由古諾用法國&ldquo旋律&rdquo加譜的，假冒的第一前奏曲，就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用歌德的話來說，弱點和長處，黑暗與光明來自同一種力量，同一個根源。
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在社會生活中，由于德國人的性格，它一方面向黑暗和混亂發展，直到它的國家政權成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從個人來說，它又使德國人發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驚歎他們的成功。
在這七位大師身上，體現了德國人在擺脫了夢想統治世界的絆羁，以及超越了世俗紛争的繁瑣之後，他們的創造能力是發展到如何爐火純青，盡善盡美的地步。
當在你的耳際響起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或者當你聆聽着《唐璜》前奏曲，格魯克《奧菲歐與尤麗狄茜》沁人心脾的音律，巴赫《b小調彌撒曲》的聖樂，韓德爾的《哈利路亞》，海頓的《第一三重奏》，舒伯特的最後的《五重奏》時，你會覺得：這是德國人要向世界說的話。
萊布尼茨登場&mdash&mdash康德登場&mdash&mdash康德為國家的擔心&mdash&mdash荷爾德林對德國人的看法&mdash&mdash赫爾德和萊辛論德國人 在這同一世紀内，德國的殘酷統治又一次達到了中世紀式的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在整個西方，包括意大利及北歐國家，在政治上淨化自己，必要時也偶爾出現些暴力行動的同時，德國卻繼續沉溺于施行極刑的嗜好中。
德國的雕刻和版畫表明，統治者是如何興緻勃勃地觀看這種場面的。
遲至1760年，在巴伐利亞，不僅漂亮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也被當做女巫處死。
已經是1813年了，女人還被綁在恥辱柱子上燒死；1838年在柏林公園廣場，一個男人被刑車肢裂，一百年以後，這種事情在希特勒集中營再次發生。
哲學家克裡斯欽·沃爾夫虎口餘生，險些逃不出普魯士國王的魔掌。
也就是這位國王把&ldquo不聽話的，敢于反抗的女孩子&rdquo投入牢房；與此同時，他把佐林根的盔甲作為禮物送給俄國沙皇。
1682年，現代織機的發明者摩爾，因據說施展妖術而被處死。
1707年法國人巴賓發明的腳踏蒸汽機被富爾達的漁民打得粉碎，因為據說這是魔鬼在造孽。
第一個發明電機和空氣泵的馬格德堡市長傑利克總算設法逃離了德國。
1700年左右，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如萊比錫的托馬休斯等，也與逐漸壯大的&ldquo虔信派&rdquo一樣，起來反對過德國的殘酷統治，不過後者為了衛護異教孔子的學說，也反對哲學家沃爾夫。
起初，&ldquo虔信派&rdquo組織了一個中心，試圖把德國人從他們本能的野蠻中喚醒；提出用德文而不用法文書寫；提倡喝咖啡和茶，而不喝啤酒；認為啤酒使德國人變得遲鈍；他們出雜志，寫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績，也遭到過失敗。
如果他們後來不轉而也反對啟蒙運動，也許他們的行動和組織不會被戴上假虔誠的帽子。
他們中間最突出的是萊布尼茨（1646&mdash1716）。
萊布尼茨是波蘭人的後裔，是第一個德國的歐洲人。
他敢于繼伊拉斯谟二百年之後，稱自己為世界公民。
人們隻有在把他的頭腦與他偉大的同時代人斯賓諾莎（Spinoza，1632&mdash1677，荷蘭哲學家。
&mdash&mdash譯者注）的頭腦作一比較時，才能牢牢地抓住這位可愛的哲人的性格。
兩個人都有一個狹長的腦袋，眉骨很高，臉色蒼白。
但是，人們從斯賓諾莎深邃的雙眼和有力的弓眉中感到的，他是一個哥特貴族；而萊布尼茨則有一張寬闊的大嘴，厚實的鼻子，一對隔得很開的眼睛，人們一看到他，就會覺得這個人可以做你的朋友。
他好動。
從年齡來判斷，人們更會把他當成一個改革家，而不是哲學家。
萊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熱情。
與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樣，是溝通德國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架橋者之一；他與普芬道爾夫一起，可能是唯一能夠影響朝廷的德國人。
柏林、漢諾威、聖彼得堡等地科學院的建立，都與他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分不開。
他給彼得大帝寫信道：&ldquo我并不僅僅關心我自己的祖國或任何其他一個國家，我的目标是造福于全人類。
&rdquo他這段話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寫的，文體高貴優雅。
但平日他卻竭力主張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識，并為之奮鬥終生。
他充分了解德國人性格中的務實性，他們不容易接受想象的、虛的學問，他說服親王們修建運河和開礦。
他專程去見路易十四，向他宣傳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他和沙皇讨論奴隸制問題，建議科學家研究手勢語言。
的确，他充分表明了歐洲必須形成一個聯盟的思想。
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學思想重建世界，在這方面，他的影響超過歌德。
康德（1724&mdash1804），他的父親是個馬鞍工。
他是萊布尼茨的繼承人，特别在和平主義思想方面。
他在&ldquo關于永久和平&rdquo的論文中，提出裁軍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證明，在德國始終存在着厭惡戰争，鄙視權勢的人民。
但是即使康德是位預言家，他仍然不過是位隐居的學者。
直到60歲，他沒有離開過他的出生地，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德國知識分子不受關注的最好證明。
誠然，新的亞曆山大可能會發現這位提奧奇尼斯；（Diogenes，前412&mdash前323，住在桶中白晝點燈尋找正人君子的古希臘哲學家。
&mdash&mdash譯者注）但是沒有人這麼做，腓特烈大帝也沒注意到過他。
但是當他用自己特殊的頭腦，缜密的思維，重新思考了上帝和世界之後，他決定把自己的信念隐藏起來。
在大戰中，他起先支持普魯士。
當俄國軍隊打到柯尼斯堡時，轉而支持女沙皇，後來又轉過來支持普魯士。
&ldquo我确實想得很多&rdquo，他寫信給摩西·門德爾森（MosesMendelsson，1729&mdash1786，德國哲學家。
&mdash&mdash譯者注）說，&ldquo我心中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我将永遠沒有勇氣說出來。
但是我對我尚未思考過的問題，我将永遠不會去說它。
&rdquo在對國家的事情毫無地位的情況下，他居然寫出一份裁軍計劃。
這位潔瑕無疵的倫理哲學家，聲稱他将終生支持&ldquo偉大的法國革命&rdquo。
他說，&ldquo所有一切現在正在法國發生的殘殺，比起将要繼續實行法國以前的獨裁統治來，都無足輕重。
雅各賓正在幹的一些事情都十分正确。
請不要對我胡說什麼民族的驕傲，我情願承認别的國家比我們幹得好&rdquo。
可惜他從來沒有公開講過這些話。
這些話都是他同他的學生談天時，由學生們記錄下來的。
有些他寫在後來找到的零散的紙上。
&ldquo所謂國家，就是由人民統治自己&hellip&hellip專制政體對人類沒有好處，即使對它本國也沒有好處，它隻能給予一個國家表面上的顯赫。
&rdquo一次，康德對宗教提出某些批評，普魯士國王便寫了一張侮辱性的條子給他，威脅他不得重犯，否則将是&ldquo逆上&rdquo。
康德回了一張條子給他，上面寫道：&ldquo抛棄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開承認錯誤，這是很不光彩的。
對目前這種情況做臣民的隻好保持沉默。
如果一個人所說的每件事都很正确，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開聲明這一切。
&rdquo 這就是一位偉大的德國學者在1794年，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下來的話，這已經是離他所敬仰的大革命很久以後的事了，這張紙條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人看見過。
這不僅是一個臣民對君主的沉默的回答，而且也是為了把君主禁止做的一些事情隐藏起來，這對年輕人是很危險的。
他對當時就在鼻子下面發生的肢解波蘭的事件也沒有發表任何公開聲明。
又是第二個路德，不過，就其後果來說，要輕得多；而且對于康德來說，還有一個高度道德行為标準問題。
因為道德問題正是康德所呼籲的。
他希望行動符合道德标準，這樣做不僅出于個人的愛好，而且認為應該是一種義務；康德希望消滅專制主義、虔信主義和原始風尚，以此構想他的世界藍圖，但他不希望人們公開反對，就如某些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發明和創造新的理論，但從不關心這些理論如何用于服務于人類的實踐。
但如果我們全面考慮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即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一位在數年之内，就很多重要的倫理問題提出了自己劃時代的見解，因而引起了半個世界注意的哲學家，他的理論在當時是否行得通。
與萊布尼茨不同，他對自己的榮譽看得很冷淡，他不能為貝多芬和歌德的光芒增輝。
相反，他隐藏在不斷流動的星雲之中，以自己不朽的宇宙起源學說，确定了關于太陽和行星的理論。
萊辛與《拉奧孔》 萊辛，早年就對一切宗教沒有好感。
在胡登之後，他是德國詩人中第二個偉大的新聞工作者。
他自由地追蹤每天發生的大事，充分表達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創造了著名的名言&ldquo愛國主義是英雄式的弱點&rdquo，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他在德國，也許不止在德國，遭人憎恨。
對于萊辛來說，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矛盾發展到了悲劇的程度。
因為他在聲稱自己是法國思想家狄德羅的弟子的同時，又稱自己為伏爾泰主義的世界公民。
作為一個美學家，他反對法國浮華誇張的戲劇。
他創作了與圖片中公元前1世紀雕像《拉奧孔》同名的讨論美學的論著。
該書首次發表于1766年，全名為《拉奧孔，或論繪畫與詩歌的界限》。
希臘雕像描繪了拉奧孔及其雙生子與大蟒蛇激烈搏鬥時極度痛苦的死亡，為萊辛提供了批評一般美學理論的參照點。
萊布尼茨肖像 萊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Wilhelm，1646&mdash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曆史學家、外交家，17世紀為啟蒙運動奉獻三大理性主義體系之一的創始人。
萊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熱情，與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樣，是溝通德國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架橋者之一。
柏林、漢諾威、聖彼得堡等地科學院的建立，都與他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分不開。
他平日竭力主張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識，并為之奮鬥終生。
康德像 康德（1724&mdash1804），出身于一個馬鞍工家庭。
他是萊布尼茨的繼承人，特别在和平主義思想方面。
他在&ldquo關于永久和平&rdquo的論文中，提出裁軍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證明，在德國始終存在着厭惡戰争，鄙視權勢的人民。
與他同期，還有五位偉大的德國學者&mdash&mdash萊辛、克洛蔔施托克、赫爾德、維蘭德和荷爾德林。
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國家與精神問題上，這五位作家走得更遠，反應更強烈。
他們公開地像一個世界公民般地生活。
對于已經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來說，他們的祖國隻有奴性和專制主義，他們鄙棄它，他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朋友。
萊辛雖然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但他通過自己的作品歌頌了它。
荷爾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許佩裡翁》（Hyperion）中，是這樣來描寫德國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錄了下述幾段： 昔日的野蠻人，通過努力工作、專門技術，甚至宗教，變得更加蠻橫了，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神聖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們的誇張、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厭&hellip&hellip 這是一個很刺耳的字眼，但我還必須說出來，因為這是真理：我覺得再也沒有比德國人更四分五裂的了。
他們有工匠，但沒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沒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沒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仆人，年輕人和穩重的成人，但沒有真正的人&hellip&hellip 你們德國人喜歡死盯着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花這麼多的時間磨蹭着幹活兒，而很少有空閑和輕松。
但如果不是他們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遺棄和違背人道的詛咒強加給别人，那麼，很可能這一切也都在所不顧了&hellip&hellip 克洛蔔施托克從普魯士逃到了丹麥，但在他60歲的時候，他公開對德國的暴政表示不滿，并惋惜第一個升起自由旗幟的，不是德國人。
在法蘭西共和國授予他&ldquo榮譽公民&rdquo後，他感到德國的親王和貴族抛棄了他，于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麥國王生活，後者給了他一筆終身用費。
維蘭德也寫了大量歌頌法國大革命的作品，并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不願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
但是，他們仍然被認為是德國人中間的伏爾泰主義者。
維蘭德認為&ldquo唯一能使他免于感到出生在德國的不幸的&rdquo是他的文學。
隻有一次他是用高興的語言說到過普魯士，這是在另一封信中。
他說道：&ldquo維也納應該屬于德國，就像巴黎屬于法蘭西一樣，而我們大家應該住在維也納。
這将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rdquo 赫爾德是東普魯士一個教會執事的兒子。
在一個俄國軍官的幫助下，他逃脫了他的校長及部長的鞭責。
這個俄國軍官在戰争期間曾帶過他。
臨走前，赫爾德被迫發誓，在達到服役年齡時，一定回普魯士來。
然而，他卻定做了一枚鑽石戒指，上面畫着一隻飛出了籠子的鳥。
&ldquo七年戰争&rdquo後，他把腓特烈大帝與古希臘國王皮拉斯作了一個比較說：&ldquo腓特烈和伏爾泰的哲學都擴散了，但是對世界的受害程度來說，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條更有害。
&rdquo 萊辛與克洛蔔施托克一樣，是在薩克森學校裡受的教育。
他是一個手工匠的兒子。
他早年就對一切宗教沒有好感。
在胡登之後，他是德國詩人中第二個偉大的新聞工作者。
他可以自由地追蹤每天發生的大事，因為他不同于康德或赫爾德，有着教授的職位或傳教士的講台追着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現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創造了著名的名言&ldquo愛國主義是英雄式的弱點&rdquo，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他在德國，也許不止在德國，遭人憎恨。
對
清唱劇的創作與當時英國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抨擊了18世紀下半葉英格蘭特有的道德松弛。
清唱劇也與慈善事業有聯系，韓德爾為倫敦育嬰堂醫院創作的《彌賽亞》，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清唱劇與慈善事業的關系。
韓德爾是改變了音樂界的18世紀偉大先驅之一，他擴大了音樂的受衆群體和支持渠道，使音樂從貴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廣大的中産階級民衆。
格魯克像 這是格魯克（Gluck，ChristophWillibald，1714&mdash1787）60歲時的一幅畫像。
格魯克是一位改革倡導者，他關于戲劇與音樂在歌劇中重新結合的呼籲總結了啟蒙時代的音樂精神。
格魯克《奧菲歐與猶麗狄茜》給觀衆提供了如他所說&ldquo強烈的感情，有趣的場面，發自内心的語言和不斷變化的場景&rdquo。
海頓像 海頓（Haydn，FranzJoseph，1732&mdash1809），著名的奧地利作曲家，維也納古典樂派的最早期代表。
他對交響樂、弦樂四重奏、鍵盤奏鳴曲等音樂形式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人們通常認為，主要是海頓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紀晚期完美的古典主義音樂。
莫紮特像 莫紮特（Mozart，WolfgangAmadeus，1756-1791），奧地利作曲家、羽管鍵琴、鋼琴、小提琴演奏家，歐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
莫紮特，浪漫主義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體現了啟蒙運動的精髓，為後人留下了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音樂遺産。
這七位音樂大師都是德國人。
德國貴族諸侯在這一百多年内忙于争權奪地，無惡不作，他們對于這一民族的光榮，這個時期思想精神文明的發展，毫無貢獻。
隻有很少一些人曾經關心過他們，或給予這些音樂大師以應有的尊敬。
在韓德爾、海頓、格魯克被邀去倫敦前，沒有人發現他們的價值。
反而是那些音樂不太發展的歐洲國家為這些德國音樂大師提供了經濟援助和為他們贊美揚名；他們甚至拯救了瀕臨于苦難深淵的貝多芬。
但是巴黎和馬德裡還是約請了海頓創作交響樂。
他在英國為自己最有名的作品《創世記》和《四季》譜寫了曲子，并在維也納得到了上演。
沒有一個德國藝術家能像韓德爾那樣，臨死前在英國受到極大的榮譽。
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這是他的遺願。
直到今天，英國人還認為韓德爾的《彌撒曲》如同韋伯的《奧伯龍》以及韓德爾的《創世記》一樣，是英國的作品；格魯克在巴黎要比在德國有名氣得多。
少數諸侯貴族希望借這些音樂大師的名望給自己增添光彩；給他們封賜各種稱号，付以薪金。
格魯克曾為瑪麗亞·特蕾西亞當過十年宮廷樂師。
教皇在羅馬授予他一枚勳章後，他就一直稱自己為貴族裡脫·馮·格魯克。
莫紮特也曾被授予這個封号，但他從來不用。
天才貝多芬曾給大公魯道夫講過課，魯道夫曾以自己的獻詞稱他和魯布科維茨·利希諾夫斯基為不朽的天才。
維也納确實堪稱世界音樂之城。
王室成員本人也參加演出四重奏，組織音樂會，并出版作品。
艾斯特哈希親王之所以沒有被人遺忘，就是因為他們把私人樂隊交給海頓來指揮，海頓在匈牙利的一個莊園裡，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訓練這支樂隊，最後使他的贊助人很高興地在那裡度過了整個夏天。
這些親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實際上占有了音樂作品的壟斷權，或者至少在數年内占有了這些作品的演出權，在演出期間，這些作品不得出版。
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贊助人的版權，因為他常常忘了，什麼作品已經出售了。
除了住在國外的韓德爾和格魯克外，其餘的幾位音樂大師受到來自政府和貴族方面的屈辱，絲毫不遜于德國人向美洲出賣雇傭兵的程度。
這方面的情況可以單獨構成德國曆史的一頁。
在魏瑪公國，統治者以一國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驅使巴赫同仆從和廚師為伍，扮演一名快樂的風琴手。
後來，那位公爵還把他監禁了一個月，因為他說，必須由他自己來解雇他。
安哈特的一位親王，會好幾樣樂器，就得到比較相應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為了得到一個重要的稱号，卻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薩克森選帝侯，他在&ldquo請求對他的作品給予重視&rdquo的信中說，&ldquo這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有價值，而是因為殿下，您的舉世聞名的寬宏大量&rdquo。
他在信中獻上自己新的&ldquob小調彌撒曲&rdquo中的《古利亞》和《光榮曲》。
一次他被召去萊比錫，一位市政高級官員竟然寫道：&ldquo由于我們找不到最好的音樂家，因此隻好退而求其次了。
&rdquo然而巴赫，這一具有刀鑿般的前額和像他音樂作品中的連音似的掃帚粗眉的音樂大師，當時已相當赫然有名，因此一個評論家寫道：&ldquo巴赫是在為暴力，也是為教會寫作。
&rdquo一次卡塞爾的一個親王給他一枚戒指，作為對他踏管風琴的獎賞。
這些音樂大師常常數年無人青睐，生活沒着落。
1729年複活節，當巴赫第一次在聖·托馬斯教堂演奏他的《聖·馬太受難曲》時，居然在德國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一事件。
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清唱劇的聖樂，或者由其他人演奏的類似的作品。
巴赫死後，他的很多作品幾乎完全被人遺忘。
海頓17歲時，還經常在舞廳裡伴奏。
直到有一個演員請他為一個滑稽劇譜一些音樂，他才稍有名氣。
可是，在他成名以後，他的資助者仍直呼其名。
他對此很有意見，感到人們不如英國人那樣對他尊敬，此後，他才在給自己的信上看到：&ldquo馮·海頓先生收&rdquo，因為那些貴族感到，隻有給他一個貴族稱号後，才算真正地對他尊敬。
這七位音樂家在當時，還沒有一個人被稱為&ldquo大師&rdquo。
為了組織一個樂隊，出身高貴的音樂贊助人，一定要把那些也會一些樂器的仆人、鞋匠、糕點師傅編了進來，而事實是這些人往往非常懂得愛好音樂的奧地利人的深刻感情。
海頓就不得不用這些人，不經過什麼訓練，甚至沒有排練就演出他的新交響樂。
在他的一份合同上寫着，指揮必須&ldquo衣冠整潔，樸素大方&rdquo。
&ldquo所有隊員必須穿一色服裝，梳小辮或用束發帶&rdquo。
他的15個《彌撒曲》對主教來說太&ldquo伊壁鸠魯&rdquo，（Epicurean，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伊壁鸠魯，這裡比喻為講究飲食愛好享樂的人。
&mdash&mdash譯者注）也許因為教會會長本人就太&ldquo伊壁鸠魯&rdquo；因此海頓不得不眼看這些作品被禁演。
（林茨市的主教直到1907年還禁止這些作品） 社會地位的低下給莫紮特帶來了更大的痛苦，他的個性活潑歡快，但是也很敏感和受不了刺激。
他是一個神童，世界各國都注意他，難免有點被寵壞了。
到了20歲，他感到自己的絢麗的世界消失了。
一個内閣大臣，伯爵阿科打了他，而莫紮特卻不能還手。
25歲時，他跟随薩爾茨堡的一個大主教來到維也納，這時他已經譜寫了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卻隻能與仆人共餐。
&ldquo老爺的兩個貼身男仆坐在桌子的主位上，我至少還可以坐在廚師的上首。
&rdquo莫紮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在他離開時，大主教把他罵得狗血淋頭，罵他是可惡的流氓、無賴，讓他等着拿錢，把他打發走。
在他極度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甚至想到史蒂凡大教堂去當一名風琴手，可是這也沒有成功。
莫紮特臨死前的幾個星期，由于一個淺薄的貴族的厚顔無恥，這個人專門收買天才的作品，冒充自己的，而把莫紮特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
這個匿名者為莫紮特帶來了挽歌，莫紮特預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經不遠。
臨死前一天，他的朋友在他家裡試奏他的作品，莫紮特自己演唱男高音部分，突然他失聲痛哭起來，掉轉身去。
貝多芬像 貝多芬（Beethoven，Ludwigvon，1770&mdash1827），作為音樂史上承前啟後的人物，他繼承了海頓和莫紮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義音樂形式。
在他的推動下，音樂明确擺脫了啟蒙運動的風格，走向一種我們如今稱之為浪漫主義的不确定的未來風格。
貝多芬年輕的時候，在為科隆大主教演出時還必須穿宮廷制服。
但後來他實在忍受不了有損他尊嚴的當衆侮辱。
隻要他稍有感覺，他就憤怒地寫信給他的資助人。
一天，一個仆人擋住他去見魯道夫大公，據說，貝多芬把他一把推開，并說道：&ldquo我是貝多芬。
&rdquo另一次，當一位大主教約請他為賽馬表演寫兩首進行曲時，貝多芬回信說：&ldquo你要求的賽馬音樂将在衆馬疾馳的馬蹄聲中聽到。
&rdquo他處處希望自己的行為像一個君王那樣，實際上他确實也是。
他喜歡談論&ldquo道德力量&rdquo。
青年時與利希諾夫斯基親王生活在一起，家中有仆人及馬匹。
他在當時是最偉大的鋼琴家，深受維也納人的崇拜，他們付出極昂貴的票價去出席他的音樂會，希望有幸他即興演奏一首新曲。
如果不是他的耳疾，他很可能與他的崇拜者韓德爾一樣，享有極大的舞台聽衆。
這個已為當代人所知道的貝多芬諱莫如深的秘密，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不利條件。
由于聽衆的音樂素養，七位音樂大師在維也納的生活要比在北部日耳曼地區好過得多。
在斯圖加特宮廷音樂會上，有人玩紙牌。
在德累斯頓宮廷裡，一邊音樂家在演出最精湛的音樂節目，一邊國王夫婦正在晚餐，談笑風生。
在不倫瑞克宮廷音樂會上，演出中嚴禁響音，以免打擾了公爵夫人的打牌。
在卡塞爾，一個上了年紀的打擊樂師收到了雙倍的薪金，因為選帝侯喜歡坐在這位樂師上面的包廂裡，随便在這位樂師的秃腦頂上吐唾沫。
在這種社會氣氛下，七位音樂大師的天才隻有通過宗教和世界主義才得以發展。
宗教是一種傳統的形式，而世界主義則是先進的人們對待知識的态度。
形式上，這七位大師已不必像腓特烈大帝那樣非用德語來表達不可了。
他們的《彌撒曲》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他們的歌劇是意大利文，格魯克的作品有時用法語，韓德爾的用英文；樂器的名稱和所有音樂術語都是意大利語，後期貝多芬引用了一些德語表達方式。
隻有歌曲是德文的，但是由于它被發現得較晚，七位大師中隻有最後一位才開始采用，因此很快就被其他外國語湮沒了。
尤為重要的是，音樂的語言是不需要文字的。
這與過去的傳統不同，音樂的藝術形式隻是通過他們的作品才成為傳統。
七位音樂大師的三個方面的偉大造詣，其中一個方面是現代歌劇，盡管經過很多的更改變化，仍然不失其淵源于意大利藝術形式的完美性。
舒伯特發現歌曲，這無疑是發現美洲大陸；而德國傳統交響樂形式的發展，就好像一個在玩耍的男孩成長為一個英雄。
德國人如果對世界沒有其他的貢獻，而隻是産生了巴赫的賦格曲、海頓和莫紮特的室内樂，以及貝多芬的交響樂，那麼僅僅這些，就足夠償還德國人的劍所帶給世界的災難了。
确實，這七位大師在國内都是以這種方式從事創作活動的。
貝多芬的歌劇，韓德爾的交響樂，舒伯特的三重唱，就這樣，幾百年來的奇妙的藝術就形成了。
當你後退到足夠遠的地方，洗耳聆聽這七位大師的作品時，你會感到，這些作品似乎出于一人之手，使你想起由一位父親及他的五個兒子共同完成的彼得·維切爾的聖·賽哈杜斯墓碑，它具有極大的完整性。
他們像來自一個大家庭的秘密在于一個事實，這就是他們是受同樣的思想精神培養出來的。
如果我們把他們中間的最長者和最幼者作一比較，韓德爾的輝煌奪目，及舒伯特的抒情，抑或格魯克的三重空間的音樂和海頓的廣泛性，我們仍能發現，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比之他們中間任何一個同19世紀任何一位音樂大師的關系更加緊密得多。
的确，其間有很多過渡人物，從舒伯特到韋伯，從格魯克到瓦格納，貝多芬自己就是所有這些過渡人物的最偉大者之一。
那麼為什麼，從這七位大師的全部作品來看，這種特殊的親緣關系仍然如此牢固呢？這是因為，七位大師都性格内向。
強烈的本能和簡樸的生活，使他們不可能出現單純的世界性感情，使他們永遠生活在個人感情的秘密王國裡；即使内心的愛，也隻會停留在感情的沖動，而不會變成冒險的行動。
巴赫是唯一有孩子繼承他事業的人，他的13個孩子，大多數在音樂上都很有造詣。
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音樂會，建立了德國家庭音樂。
也是在這個圈子裡，他眼看自己的一個兒子發生了悲劇。
其他六位音樂大師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在他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們也沒有重大的愛情或離婚事件可說。
海頓和莫紮特的婚姻都很不幸，他們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愛情生活。
韓德爾生活在倫敦，是歌劇院院長、大老爺，而格魯克終日奔忙于巴黎、羅馬、哥本哈根，出席音樂會，有很多奇遇，但他們的愛情生活給工作帶來的影響，并不比莫紮特的歡快的惡作劇給他的工作帶來的影響大。
舒伯特和貝多芬則一生似乎沒有接近過女色。
舒伯特像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mdash1828），奧地利作曲家，最後一位偉大的古典主義作曲家。
他的音樂主觀上是富于感情的浪漫主義風格，具有詩意的構思和革新的語言，然而在曲式上卻是按照古典主義的模式營造的，因此，在20世紀，人們越來越明确舒伯特是屬于海頓、貝多芬和莫紮特的時代，而不屬于舒曼、肖邦、瓦格納那個時代。
這樣的生活保證了他們能潛心于音樂，因為創作和構思就把他們内心的靈感消耗殆盡，不比詩人和畫家還可以尋找模特兒。
良好的健康狀況使其中的五位大師始終心情舒暢。
的确，韓德爾和巴赫在他們的晚年喪失了視力，但是那個時候，他們的事業已基本完成。
莫紮特的體質雖然較差，但是他的精力還是最後幾年的疾病而受到真正的損害。
他的早逝具有玄奧的、合乎邏輯的原因，一似舒伯特、拉斐爾、喬幾歐内、（Giorgione，意大利畫家。
&mdash&mdash譯者注）拜倫，大自然在短暫的時間内，耗盡了他們内在罕見的才能，使他們隻來得及表達出來，生命就終止了。
舒伯特和莫紮特在幼年時即表現出來的非凡的才能，預示着他們隻有短暫的藝術生命，其他五位大師，即使貝多芬在青年時藝術上均未達到過這樣的高度。
這樣的生活背景是令人吃驚的，特别是對于最能給人以美的享受的音樂家來說。
節儉的生活，使他們事業上獲得了成功，他們不僅終日心緒穩定，而且在創作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
一般來說，音樂家的工作要比詩人辛苦，而畫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要比大多數創作家豐富；但是這七位音樂大師的作品之多，幾乎數不勝數。
舒伯特死時隻有32歲，莫紮特隻有35歲，可是作品的數量趕得上巴赫、韓德爾和海頓，可與多産畫家提香、魯本斯媲美。
莫紮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狄托》和《魔笛》，韓德爾用了三個星期寫出了《彌賽亞》，隻有後來的意大利畫家羅西尼以及作曲家威爾第能與之并駕齊驅。
為了取得這樣豐碩的成果，可以想象，七位大師必須全神貫注，集中全部精力；對世俗的争紛采取避而遠之的态度。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憂慮，要操心自己的生計與地位；擔心得罪賴以生活的貴族老爺；也必然會和指揮、出版商、代理人等發生摩擦，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因追名逐利而絞盡腦汁，費盡心機。
政治對他們來說似乎不存在，周圍的一切紛争都影響不了他們的創作。
他們大多深居簡出，在隐居裡把自己幻想中看到的東西、聽到的聲音寫出來。
他們的生活是如此平靜，因此他們的創作能發揮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意大利的傳統音樂也大為遜色。
他們同瓦格納之間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從莫紮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到貝多芬的最後的大賦格，以及他們的最流行的和最深奧的作品，作一比較，後者互相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距離。
也就是說，從這些作品的微觀世界來說，都不存在淫穢、病态、含混、色情、頹廢等不健康的内容，而瓦格納後期的作品卻出現了這一傾向，而且如果我們把舒伯特比之泉水，把莫紮特比之林溪，格魯克猶如深邃的湖泊，韓德爾是瀑布，巴赫是河川，貝多芬是大海，那我們将驚奇地發現，所有這些代表大師們的水流是如此清澈，而且他們都是德國人，而德國人則是仰慕各種形式的浮誇的。
這七位大師中，有兩位是日耳曼民族，其他則是拉丁民族。
有抱負的巴赫和貝多芬，也許可以被認為是哥特式的；來自南方的格魯克、莫紮特不喜歡他們。
這兩個人後來在日耳曼民族中發展意大利歌劇，格魯克的是悲劇，莫紮特的是喜劇。
如果有人希望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反映南部風格的内容，最好的例子是格魯克《俄耳甫斯》中的芭蕾，或者是《費加羅的婚禮》中的&ldquo玫瑰詠歎調&rdquo。
這兩位大師的作品也許可以用德國的市政大廳來作比拟，這些大廳的下層還是羅馬式的拱門，而上部已經是哥特式的窗戶。
和丢勒以及許多德國皇帝一樣，意大利的影響并沒有使格魯克和莫紮特失去他們固有的格調，朝聖羅馬，除了留下一些感傷的遊曆外，就再也沒有其他了。
法國人把莫紮特看成是他們的，而世界其他國家總的說，并不追究他的身世。
的确，在他作品的一些章節裡，有些是最傑出的片段，就像歌德在某些地方一樣，幾乎看不出是德國的作品。
但是在《唐璜》一劇中，突然在你的面前又展開了如此陰郁的景象和悲劇性的沖動，使你似乎又一次聽到了《浮士德》。
這兩位德國音樂家的作品，比之其他五位大師更令人感到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來源于自己的民族，卻更高于自己的民族，超越民族特征範圍。
七位大師中的最長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國人性格的兩個對立方面。
巴赫把音樂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結合起來，而舒伯特則重幻想。
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臉轉向上帝，雖然他從未向上帝叩拜過，但他是虔誠和富于男子氣的；他的《彌撒曲》是用拉丁文寫成的，而他的聖樂則适用于所有的宗教。
他寬宏而又活躍，不愧為普羅米修斯之子；他信賴自己，同時又依靠上帝得到安甯。
還沒有哪一位詩人像巴赫那樣，把自由人的關系如此緊密地與上帝結合起來，他永遠崇拜上帝，同時又不斷地表白自己。
因此，他的宗教音樂與聖人、隐士的關系不大，而永遠是一種創造。
它升起，降落，盛衰榮枯，周而複始，這種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師中鶴立雞群，使他在波濤般的生活面前始終能心平氣和，獨善其身。
也許有人會說，舒伯特和巴赫剛好是兩個氣質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沒有；巴赫擁有的，舒伯特沒有。
這裡流着的是永不中斷的旋律，無論從人間上升到天堂，還是從天堂下降到人間，都毫不費力。
他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天使的兒子，一位天上來客，喬裝打扮成一個遊吟詩人，漫遊在人間的大地上。
他随着舞蹈敲擊拍子，吹奏音樂，混迹在小酒店農民中間。
瓦爾特·馮·德爾·福格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現。
但是突然，不知不覺的，他身上的聖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斷地升高，升高；他的調子變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來到野地裡，音樂轉化為不可思議的歡快的瀑布，這是由他改寫的一首淳樸的奧地利民歌。
舒伯特的一切都離不開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遠與小妖怪、水精靈生活在一起，而獵手和巫士也緊随在他們的身邊。
巴赫的音樂起源于數學之鄉，掌握着與開普勒天體音樂之間的秘密聯系。
而舒伯特的音樂則似乎始終來自樹林、泉水、湖泊、島嶼、柳絲的竊竊私語和沙沙作聲。
巴赫從上天降到人間；舒伯特從人間上升到天上。
他們兩者的精華代表了德國人的性格。
人們把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丢勒的《綠色的激情》，這是對巴赫的德國人靈魂的最好評價。
相反，人們隻要聽聽由古諾用法國&ldquo旋律&rdquo加譜的，假冒的第一前奏曲，就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用歌德的話來說，弱點和長處，黑暗與光明來自同一種力量，同一個根源。
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在社會生活中，由于德國人的性格，它一方面向黑暗和混亂發展，直到它的國家政權成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從個人來說，它又使德國人發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驚歎他們的成功。
在這七位大師身上，體現了德國人在擺脫了夢想統治世界的絆羁，以及超越了世俗紛争的繁瑣之後，他們的創造能力是發展到如何爐火純青，盡善盡美的地步。
當在你的耳際響起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或者當你聆聽着《唐璜》前奏曲，格魯克《奧菲歐與尤麗狄茜》沁人心脾的音律，巴赫《b小調彌撒曲》的聖樂，韓德爾的《哈利路亞》，海頓的《第一三重奏》，舒伯特的最後的《五重奏》時，你會覺得：這是德國人要向世界說的話。
萊布尼茨登場&mdash&mdash康德登場&mdash&mdash康德為國家的擔心&mdash&mdash荷爾德林對德國人的看法&mdash&mdash赫爾德和萊辛論德國人 在這同一世紀内，德國的殘酷統治又一次達到了中世紀式的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在整個西方，包括意大利及北歐國家，在政治上淨化自己，必要時也偶爾出現些暴力行動的同時，德國卻繼續沉溺于施行極刑的嗜好中。
德國的雕刻和版畫表明，統治者是如何興緻勃勃地觀看這種場面的。
遲至1760年，在巴伐利亞，不僅漂亮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也被當做女巫處死。
已經是1813年了，女人還被綁在恥辱柱子上燒死；1838年在柏林公園廣場，一個男人被刑車肢裂，一百年以後，這種事情在希特勒集中營再次發生。
哲學家克裡斯欽·沃爾夫虎口餘生，險些逃不出普魯士國王的魔掌。
也就是這位國王把&ldquo不聽話的，敢于反抗的女孩子&rdquo投入牢房；與此同時，他把佐林根的盔甲作為禮物送給俄國沙皇。
1682年，現代織機的發明者摩爾，因據說施展妖術而被處死。
1707年法國人巴賓發明的腳踏蒸汽機被富爾達的漁民打得粉碎，因為據說這是魔鬼在造孽。
第一個發明電機和空氣泵的馬格德堡市長傑利克總算設法逃離了德國。
1700年左右，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如萊比錫的托馬休斯等，也與逐漸壯大的&ldquo虔信派&rdquo一樣，起來反對過德國的殘酷統治，不過後者為了衛護異教孔子的學說，也反對哲學家沃爾夫。
起初，&ldquo虔信派&rdquo組織了一個中心，試圖把德國人從他們本能的野蠻中喚醒；提出用德文而不用法文書寫；提倡喝咖啡和茶，而不喝啤酒；認為啤酒使德國人變得遲鈍；他們出雜志，寫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績，也遭到過失敗。
如果他們後來不轉而也反對啟蒙運動，也許他們的行動和組織不會被戴上假虔誠的帽子。
他們中間最突出的是萊布尼茨（1646&mdash1716）。
萊布尼茨是波蘭人的後裔，是第一個德國的歐洲人。
他敢于繼伊拉斯谟二百年之後，稱自己為世界公民。
人們隻有在把他的頭腦與他偉大的同時代人斯賓諾莎（Spinoza，1632&mdash1677，荷蘭哲學家。
&mdash&mdash譯者注）的頭腦作一比較時，才能牢牢地抓住這位可愛的哲人的性格。
兩個人都有一個狹長的腦袋，眉骨很高，臉色蒼白。
但是，人們從斯賓諾莎深邃的雙眼和有力的弓眉中感到的，他是一個哥特貴族；而萊布尼茨則有一張寬闊的大嘴，厚實的鼻子，一對隔得很開的眼睛，人們一看到他，就會覺得這個人可以做你的朋友。
他好動。
從年齡來判斷，人們更會把他當成一個改革家，而不是哲學家。
萊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熱情。
與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樣，是溝通德國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架橋者之一；他與普芬道爾夫一起，可能是唯一能夠影響朝廷的德國人。
柏林、漢諾威、聖彼得堡等地科學院的建立，都與他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分不開。
他給彼得大帝寫信道：&ldquo我并不僅僅關心我自己的祖國或任何其他一個國家，我的目标是造福于全人類。
&rdquo他這段話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寫的，文體高貴優雅。
但平日他卻竭力主張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識，并為之奮鬥終生。
他充分了解德國人性格中的務實性，他們不容易接受想象的、虛的學問，他說服親王們修建運河和開礦。
他專程去見路易十四，向他宣傳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他和沙皇讨論奴隸制問題，建議科學家研究手勢語言。
的确，他充分表明了歐洲必須形成一個聯盟的思想。
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學思想重建世界，在這方面，他的影響超過歌德。
康德（1724&mdash1804），他的父親是個馬鞍工。
他是萊布尼茨的繼承人，特别在和平主義思想方面。
他在&ldquo關于永久和平&rdquo的論文中，提出裁軍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證明，在德國始終存在着厭惡戰争，鄙視權勢的人民。
但是即使康德是位預言家，他仍然不過是位隐居的學者。
直到60歲，他沒有離開過他的出生地，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德國知識分子不受關注的最好證明。
誠然，新的亞曆山大可能會發現這位提奧奇尼斯；（Diogenes，前412&mdash前323，住在桶中白晝點燈尋找正人君子的古希臘哲學家。
&mdash&mdash譯者注）但是沒有人這麼做，腓特烈大帝也沒注意到過他。
但是當他用自己特殊的頭腦，缜密的思維，重新思考了上帝和世界之後，他決定把自己的信念隐藏起來。
在大戰中，他起先支持普魯士。
當俄國軍隊打到柯尼斯堡時，轉而支持女沙皇，後來又轉過來支持普魯士。
&ldquo我确實想得很多&rdquo，他寫信給摩西·門德爾森（MosesMendelsson，1729&mdash1786，德國哲學家。
&mdash&mdash譯者注）說，&ldquo我心中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我将永遠沒有勇氣說出來。
但是我對我尚未思考過的問題，我将永遠不會去說它。
&rdquo在對國家的事情毫無地位的情況下，他居然寫出一份裁軍計劃。
這位潔瑕無疵的倫理哲學家，聲稱他将終生支持&ldquo偉大的法國革命&rdquo。
他說，&ldquo所有一切現在正在法國發生的殘殺，比起将要繼續實行法國以前的獨裁統治來，都無足輕重。
雅各賓正在幹的一些事情都十分正确。
請不要對我胡說什麼民族的驕傲，我情願承認别的國家比我們幹得好&rdquo。
可惜他從來沒有公開講過這些話。
這些話都是他同他的學生談天時，由學生們記錄下來的。
有些他寫在後來找到的零散的紙上。
&ldquo所謂國家，就是由人民統治自己&hellip&hellip專制政體對人類沒有好處，即使對它本國也沒有好處，它隻能給予一個國家表面上的顯赫。
&rdquo一次，康德對宗教提出某些批評，普魯士國王便寫了一張侮辱性的條子給他，威脅他不得重犯，否則将是&ldquo逆上&rdquo。
康德回了一張條子給他，上面寫道：&ldquo抛棄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開承認錯誤，這是很不光彩的。
對目前這種情況做臣民的隻好保持沉默。
如果一個人所說的每件事都很正确，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開聲明這一切。
&rdquo 這就是一位偉大的德國學者在1794年，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下來的話，這已經是離他所敬仰的大革命很久以後的事了，這張紙條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人看見過。
這不僅是一個臣民對君主的沉默的回答，而且也是為了把君主禁止做的一些事情隐藏起來，這對年輕人是很危險的。
他對當時就在鼻子下面發生的肢解波蘭的事件也沒有發表任何公開聲明。
又是第二個路德，不過，就其後果來說，要輕得多；而且對于康德來說，還有一個高度道德行為标準問題。
因為道德問題正是康德所呼籲的。
他希望行動符合道德标準，這樣做不僅出于個人的愛好，而且認為應該是一種義務；康德希望消滅專制主義、虔信主義和原始風尚，以此構想他的世界藍圖，但他不希望人們公開反對，就如某些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發明和創造新的理論，但從不關心這些理論如何用于服務于人類的實踐。
但如果我們全面考慮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即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一位在數年之内，就很多重要的倫理問題提出了自己劃時代的見解，因而引起了半個世界注意的哲學家，他的理論在當時是否行得通。
與萊布尼茨不同，他對自己的榮譽看得很冷淡，他不能為貝多芬和歌德的光芒增輝。
相反，他隐藏在不斷流動的星雲之中，以自己不朽的宇宙起源學說，确定了關于太陽和行星的理論。
萊辛與《拉奧孔》 萊辛，早年就對一切宗教沒有好感。
在胡登之後，他是德國詩人中第二個偉大的新聞工作者。
他自由地追蹤每天發生的大事，充分表達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創造了著名的名言&ldquo愛國主義是英雄式的弱點&rdquo，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他在德國，也許不止在德國，遭人憎恨。
對于萊辛來說，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矛盾發展到了悲劇的程度。
因為他在聲稱自己是法國思想家狄德羅的弟子的同時，又稱自己為伏爾泰主義的世界公民。
作為一個美學家，他反對法國浮華誇張的戲劇。
他創作了與圖片中公元前1世紀雕像《拉奧孔》同名的讨論美學的論著。
該書首次發表于1766年，全名為《拉奧孔，或論繪畫與詩歌的界限》。
希臘雕像描繪了拉奧孔及其雙生子與大蟒蛇激烈搏鬥時極度痛苦的死亡，為萊辛提供了批評一般美學理論的參照點。
萊布尼茨肖像 萊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Wilhelm，1646&mdash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曆史學家、外交家，17世紀為啟蒙運動奉獻三大理性主義體系之一的創始人。
萊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熱情，與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樣，是溝通德國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架橋者之一。
柏林、漢諾威、聖彼得堡等地科學院的建立，都與他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分不開。
他平日竭力主張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識，并為之奮鬥終生。
康德像 康德（1724&mdash1804），出身于一個馬鞍工家庭。
他是萊布尼茨的繼承人，特别在和平主義思想方面。
他在&ldquo關于永久和平&rdquo的論文中，提出裁軍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證明，在德國始終存在着厭惡戰争，鄙視權勢的人民。
與他同期，還有五位偉大的德國學者&mdash&mdash萊辛、克洛蔔施托克、赫爾德、維蘭德和荷爾德林。
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國家與精神問題上，這五位作家走得更遠，反應更強烈。
他們公開地像一個世界公民般地生活。
對于已經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來說，他們的祖國隻有奴性和專制主義，他們鄙棄它，他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朋友。
萊辛雖然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但他通過自己的作品歌頌了它。
荷爾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許佩裡翁》（Hyperion）中，是這樣來描寫德國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錄了下述幾段： 昔日的野蠻人，通過努力工作、專門技術，甚至宗教，變得更加蠻橫了，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神聖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們的誇張、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厭&hellip&hellip 這是一個很刺耳的字眼，但我還必須說出來，因為這是真理：我覺得再也沒有比德國人更四分五裂的了。
他們有工匠，但沒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沒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沒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仆人，年輕人和穩重的成人，但沒有真正的人&hellip&hellip 你們德國人喜歡死盯着一件需要做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花這麼多的時間磨蹭着幹活兒，而很少有空閑和輕松。
但如果不是他們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遺棄和違背人道的詛咒強加給别人，那麼，很可能這一切也都在所不顧了&hellip&hellip 克洛蔔施托克從普魯士逃到了丹麥，但在他60歲的時候，他公開對德國的暴政表示不滿，并惋惜第一個升起自由旗幟的，不是德國人。
在法蘭西共和國授予他&ldquo榮譽公民&rdquo後，他感到德國的親王和貴族抛棄了他，于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麥國王生活，後者給了他一筆終身用費。
維蘭德也寫了大量歌頌法國大革命的作品，并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不願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
但是，他們仍然被認為是德國人中間的伏爾泰主義者。
維蘭德認為&ldquo唯一能使他免于感到出生在德國的不幸的&rdquo是他的文學。
隻有一次他是用高興的語言說到過普魯士，這是在另一封信中。
他說道：&ldquo維也納應該屬于德國，就像巴黎屬于法蘭西一樣，而我們大家應該住在維也納。
這将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rdquo 赫爾德是東普魯士一個教會執事的兒子。
在一個俄國軍官的幫助下，他逃脫了他的校長及部長的鞭責。
這個俄國軍官在戰争期間曾帶過他。
臨走前，赫爾德被迫發誓，在達到服役年齡時，一定回普魯士來。
然而，他卻定做了一枚鑽石戒指，上面畫着一隻飛出了籠子的鳥。
&ldquo七年戰争&rdquo後，他把腓特烈大帝與古希臘國王皮拉斯作了一個比較說：&ldquo腓特烈和伏爾泰的哲學都擴散了，但是對世界的受害程度來說，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條更有害。
&rdquo 萊辛與克洛蔔施托克一樣，是在薩克森學校裡受的教育。
他是一個手工匠的兒子。
他早年就對一切宗教沒有好感。
在胡登之後，他是德國詩人中第二個偉大的新聞工作者。
他可以自由地追蹤每天發生的大事，因為他不同于康德或赫爾德，有着教授的職位或傳教士的講台追着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現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創造了著名的名言&ldquo愛國主義是英雄式的弱點&rdquo，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他在德國，也許不止在德國，遭人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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