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群體的意識和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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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級區别
二、原始群體
三、特殊群體
四、群居的生活
一、等級區别
如果我們概括今日的個體生活，同時記住權威們為群體心理學提供的相互補充的說明，那麼，當面對揭示出來的各種複雜問題時，我們可能會失去嘗試做出綜合說明的勇氣。
每個人都是各種群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許多方面受到認同聯系的束縛，他根據各種各樣的模範，建立起自我理想。
因而每一個個體都享有多樣的群體心理，如種族心理、階級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
他也能使自己超出這些群體心理之上，以緻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和創造性。
這種穩定而繼續存在的群體形式&mdash&mdash連同它們始終如一的結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暫的群體形式&mdash&mdash勒邦曾出色地概述過這種群體心理的心理學特征，對觀察者來說就不怎麼奇怪了。
正是在這些過于短暫的仿佛置于其他群體之上的群體中，我們遇到了恰好确認為個體習性完全消失的奇迹，即使這種奇迹隻是暫時的。
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奇迹不是在每一個場合都同樣大。
在許多個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離不是特别明顯，二者仍然容易混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戀性的滿足。
這種情況對選擇領袖非常有利。
領袖常常隻是需要具有特别顯著的純粹形式的典型的個人特性，需要給人以強而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出于對強而有力領袖的需要，常常就會向他妥協，賦予其在其他情況下也許無法取得的支配權。
而該群體的其他成員&mdash&mdash他們的自我理想除外，不會沒做某種修正而體現在他這個人身上，則和其餘的人一起被&ldquo暗示&rdquo，即為認同作用所迷住。
我們意識到，對解釋群體的力比多結構所能做出的貢獻，回到了自我和理想之間的區分上，并且回到了使這種區分成為可能的雙重聯系上，即認同作用和把對象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上。
這種在自我中區分等級的假定作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須逐漸在心理學的各個領域中确立其合理地位。
在《論自戀》這篇論文中，我綜合了暫且能用來支持這種區分的所有病理學材料。
不過可以期待的是，當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學時，就會發現其更大的意義。
現在，讓我們反思一下，自我進入了對象與自我理想的關系之中，而這種關系是從自我中發展而來的，外部對象與作為一個整體的自我之間的所有相互作用&mdash&mdash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熟悉了這種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這種新的活動背景下得到重複。
我們所熟悉的每一個心理分化，都顯示出心理功能活動的困難進一步增大，增加其不穩定性，也可能成為其崩潰的始點，即一種疾病的發作。
從我們出生開始，就經曆着從絕對自足的自戀到感知變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開始發現對象這樣的階段。
與此相關聯的事實是，我們不能長時間地忍受事物的新狀态，我們在睡眠中經常從事物的新狀态回複到先前缺乏刺激和避開對象的狀态。
然而，的确是在這個過程中遵循着來自外部世界的啟示，通過日夜周期性的變化，暫時抵消影響我們的一大部分刺激。
這樣一個階段的第二個例子&mdash&mdash從病理學上講是更重要的例子，卻并不受制于這樣的限定，在發展的過程中，緻使我們的心理存在分離成連貫的自我，以及分離成位于這個自我之外的潛意識和被壓抑的部分。
這種新獲得物的穩定性還顯示出不斷的動搖。
在夢和神經症中，這些被排除的東西便會叩門，要求進入，盡管有抵抗作用防衛着它們。
在我們健康的生活中，我們使用特别的技能允許被壓抑的東西避開抵抗作用，暫時接受它進入我們的自我，以便增加快樂、诙諧和幽默，以及某種程度上一般的喜劇。
自我理想與自我的分離也不能長久地保持，不得不暫時被打破，這是完全可以設想的。
在施加給自我的所有否認和限制中，定期性地違反禁忌是一種常規。
這的确被節日制度體現出來了。
這種節日制度從起源來看恰好是法規所允許的越軌，而節日的歡樂氣氛是由于它們所導緻的釋放。
古羅馬的農神節和現代的狂歡節在本質特征上與原始人的節日是一緻的，通常以各種類型的放蕩不羁和對其他時候是最神聖的戒律的侵略而告終。
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認的所有一切限制，因為這種理由，取消這種理想對自我來說必然成為盛大的節日&mdash&mdash于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滿足。
當自我中的某些東西與自我理想相符合時，總是出現狂喜的感情。
而罪惡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為它們之間緊張的表現。
衆所周知，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心境的一般狀态周期性地從過于抑郁經過某種中間狀态波動到高度的甯靜感。
這些波動以非常不同的幅度顯示出來：從剛剛可覺察的波動到抑郁症和躁狂症形式的那些極端的例子，後者對有關人的生活造成了最大的苦惱或損害。
在這種周期性抑郁的典型病例中，外部原因似乎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而就内部動機而言，與所有其他人相比，在這些病人那裡也沒有發現更多或更少的東西，結果把這些病例看作不是心因性的而已成為人們的習慣。
那些十分相似的周期性抑郁的病例，能夠容易追回到精神創傷上。
心境自發波動的基礎不得而知，也無法洞察躁狂症取代抑郁症的機制。
于是我們自由地假定，這些病人可以找到實際應用的人&mdash&mdash他們的自我典範在先前特别嚴格地支配自我後，可能暫時地融入他們的自我之中了。
讓我們記住清楚的東西：根據對自我的分析，無可懷疑的是，在躁狂症的病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在一起，以緻處于狂熱和自我滿足的心境并不被自我批評所困擾的這個人，可以享受他的抑制、他考慮别人的感情以及他的自責全部取消這樣的歡樂了。
抑郁症的悲傷就是表示他自我的兩種動因之間的尖銳沖突&mdash&mdash過于敏感的自我理想無情地譴責處于自卑和自貶錯覺中的自我。
唯一的問題是，在對新秩序的周期性反抗中&mdash&mdash我們前面已做出假定&mdash&mdash尋求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這些變化了的關系的原因，還是認為其他環境因素對這種變化關系負有責任。
轉變成躁狂症并不是抑郁症候群不可缺少的特征。
有一些單一的抑郁症，它們從沒有轉變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原因明顯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
它們出現在失去所愛的對象之後，不是因為死亡，就是環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從該對象撤回。
這類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終，這種循環能重複多次，正像似乎是自發出現的病例一樣容易。
因此，這類事态還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隻有一些抑
每個人都是各種群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許多方面受到認同聯系的束縛，他根據各種各樣的模範，建立起自我理想。
因而每一個個體都享有多樣的群體心理，如種族心理、階級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
他也能使自己超出這些群體心理之上，以緻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和創造性。
這種穩定而繼續存在的群體形式&mdash&mdash連同它們始終如一的結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暫的群體形式&mdash&mdash勒邦曾出色地概述過這種群體心理的心理學特征，對觀察者來說就不怎麼奇怪了。
正是在這些過于短暫的仿佛置于其他群體之上的群體中，我們遇到了恰好确認為個體習性完全消失的奇迹，即使這種奇迹隻是暫時的。
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奇迹不是在每一個場合都同樣大。
在許多個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離不是特别明顯，二者仍然容易混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戀性的滿足。
這種情況對選擇領袖非常有利。
領袖常常隻是需要具有特别顯著的純粹形式的典型的個人特性，需要給人以強而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出于對強而有力領袖的需要，常常就會向他妥協，賦予其在其他情況下也許無法取得的支配權。
而該群體的其他成員&mdash&mdash他們的自我理想除外，不會沒做某種修正而體現在他這個人身上，則和其餘的人一起被&ldquo暗示&rdquo，即為認同作用所迷住。
我們意識到，對解釋群體的力比多結構所能做出的貢獻，回到了自我和理想之間的區分上，并且回到了使這種區分成為可能的雙重聯系上，即認同作用和把對象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上。
這種在自我中區分等級的假定作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須逐漸在心理學的各個領域中确立其合理地位。
在《論自戀》這篇論文中，我綜合了暫且能用來支持這種區分的所有病理學材料。
不過可以期待的是，當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學時，就會發現其更大的意義。
現在，讓我們反思一下，自我進入了對象與自我理想的關系之中，而這種關系是從自我中發展而來的，外部對象與作為一個整體的自我之間的所有相互作用&mdash&mdash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熟悉了這種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這種新的活動背景下得到重複。
我們所熟悉的每一個心理分化，都顯示出心理功能活動的困難進一步增大，增加其不穩定性，也可能成為其崩潰的始點，即一種疾病的發作。
從我們出生開始，就經曆着從絕對自足的自戀到感知變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開始發現對象這樣的階段。
與此相關聯的事實是，我們不能長時間地忍受事物的新狀态，我們在睡眠中經常從事物的新狀态回複到先前缺乏刺激和避開對象的狀态。
然而，的确是在這個過程中遵循着來自外部世界的啟示，通過日夜周期性的變化，暫時抵消影響我們的一大部分刺激。
這樣一個階段的第二個例子&mdash&mdash從病理學上講是更重要的例子，卻并不受制于這樣的限定，在發展的過程中，緻使我們的心理存在分離成連貫的自我，以及分離成位于這個自我之外的潛意識和被壓抑的部分。
這種新獲得物的穩定性還顯示出不斷的動搖。
在夢和神經症中，這些被排除的東西便會叩門，要求進入，盡管有抵抗作用防衛着它們。
在我們健康的生活中，我們使用特别的技能允許被壓抑的東西避開抵抗作用，暫時接受它進入我們的自我，以便增加快樂、诙諧和幽默，以及某種程度上一般的喜劇。
自我理想與自我的分離也不能長久地保持，不得不暫時被打破，這是完全可以設想的。
在施加給自我的所有否認和限制中，定期性地違反禁忌是一種常規。
這的确被節日制度體現出來了。
這種節日制度從起源來看恰好是法規所允許的越軌，而節日的歡樂氣氛是由于它們所導緻的釋放。
古羅馬的農神節和現代的狂歡節在本質特征上與原始人的節日是一緻的，通常以各種類型的放蕩不羁和對其他時候是最神聖的戒律的侵略而告終。
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認的所有一切限制，因為這種理由，取消這種理想對自我來說必然成為盛大的節日&mdash&mdash于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滿足。
當自我中的某些東西與自我理想相符合時，總是出現狂喜的感情。
而罪惡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為它們之間緊張的表現。
衆所周知，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心境的一般狀态周期性地從過于抑郁經過某種中間狀态波動到高度的甯靜感。
這些波動以非常不同的幅度顯示出來：從剛剛可覺察的波動到抑郁症和躁狂症形式的那些極端的例子，後者對有關人的生活造成了最大的苦惱或損害。
在這種周期性抑郁的典型病例中，外部原因似乎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而就内部動機而言，與所有其他人相比，在這些病人那裡也沒有發現更多或更少的東西，結果把這些病例看作不是心因性的而已成為人們的習慣。
那些十分相似的周期性抑郁的病例，能夠容易追回到精神創傷上。
心境自發波動的基礎不得而知，也無法洞察躁狂症取代抑郁症的機制。
于是我們自由地假定，這些病人可以找到實際應用的人&mdash&mdash他們的自我典範在先前特别嚴格地支配自我後，可能暫時地融入他們的自我之中了。
讓我們記住清楚的東西：根據對自我的分析，無可懷疑的是，在躁狂症的病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在一起，以緻處于狂熱和自我滿足的心境并不被自我批評所困擾的這個人，可以享受他的抑制、他考慮别人的感情以及他的自責全部取消這樣的歡樂了。
抑郁症的悲傷就是表示他自我的兩種動因之間的尖銳沖突&mdash&mdash過于敏感的自我理想無情地譴責處于自卑和自貶錯覺中的自我。
唯一的問題是，在對新秩序的周期性反抗中&mdash&mdash我們前面已做出假定&mdash&mdash尋求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這些變化了的關系的原因，還是認為其他環境因素對這種變化關系負有責任。
轉變成躁狂症并不是抑郁症候群不可缺少的特征。
有一些單一的抑郁症，它們從沒有轉變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原因明顯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
它們出現在失去所愛的對象之後，不是因為死亡，就是環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從該對象撤回。
這類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終，這種循環能重複多次，正像似乎是自發出現的病例一樣容易。
因此，這類事态還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隻有一些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