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意識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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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是多麼微小!它教導我們的一切都暫時是正确的:今天被稱贊為最明智的東西,明天可能被否認,而代之以别的東西,盡管這東西将再次被證明僅僅是暫時的。

    于是,最新的錯誤被認為是真理。

    而且,為了這個真理,我們将犧牲我們的最高利益。

     我想,隻要自己是受上述言論沖擊的科學宇宙觀的支持者,這種批評就不會過于嚴重地動搖自己的信心。

    在此,我要提起一段曾傳遍奧匈帝國的話。

    有一次,那個&ldquo惡魔&rdquo對着他所厭惡的議會大聲咆哮:&ldquo這不是一般的反對意見!它是派别性的反對!&rdquo與此類似,正如人們所知,宗教以一種不公正的、邪惡的方式,誇大地指責科學尚未解決有關宇宙的問題。

    科學的确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取得這些偉大的成就,因為科學還非常年輕&mdash&mdash是較晚形成的人類活動。

    僅選幾個日期為例,我們應該記得,開普勒發現行星運動法則距今隻有大約三百年;把光分析為各種顔色的光譜,并建立萬有引力定律的牛頓逝世于1727年,也就是說,距今不過二百多年;拉瓦錫僅是在法國大革命前不久才發現氧的。

    相對于人類發展的曆程,個體的生命是極其短暫的。

    現在我可能是一個年事已高的老人了,然而達爾文出版其著作《物種起源》時,我卻早已出生了。

    1867年,鐳的發現者居裡夫人也出生了。

    即使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臘時期精密科學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追溯到哥白尼的先驅、薩姆斯島的阿裡斯塔恰斯,甚至追溯到巴比倫時期天文學的最早開端,也隻不過涵蓋了人類學家所确定的人類,從類人猿形态進化到人的、肯定是十幾萬年的曆史長河中的一小段。

    而且,我們應該記得,19個世紀産生了如此豐富的新發現,帶來了科學如此迅猛的進步,以緻我們完全有理由對科學的前景充滿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必須承認上述批評的正确性。

    科學的前進的确是緩慢的、搖擺不定的和艱辛的。

    這一事實無可否認或改變。

    難怪在另一個陣營中的先生們感到不滿意。

    他們被寵壞了:&ldquo天啟&rdquo使得他們過得安逸自在。

    科學研究的進展一如精神分析的進展。

    我們把各種期望帶入工作中,而這些期望又必須嚴格地加以控制。

    在觀察中,我們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裡,會發現某種新東西,但一開始,它們隻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

    我們提出推測,建立假設,倘若沒有得到進一步證實,我們就必須放棄這些推測和假設。

    我們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準備,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們放棄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們而忽視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後我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報,那些支離破碎的發現自行組合起來了。

    我們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這樣我們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可以從事進一步的工作了。

    但在分析中,我們不得不在沒有實驗所提供的幫助下進行研究。

     宗教在對科學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誇張。

    它認為科學盲目地從一個實驗搖擺到另一個實驗,用一個錯誤取代另一個錯誤,這都不是真的。

    科學通常像雕塑家擺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這一樣稿或者往上加點什麼,或者拿掉一些什麼,直到達到一種滿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與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體相似為止。

    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學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種堅實的基本原理,它隻是被修改過和改善過,卻沒有被推翻。

    在科學活動中,情況看起來并不像批判中的那麼糟糕。

     對科學的這些猛烈的污蔑最終又是為了什麼呢?盡管科學目前還不完善,而且困難重重,但對我們而言,科學仍是必不可少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進步。

    而宗教的宇宙觀則不然,它的要點完美無缺,如果它曾經是謬誤,那麼它肯定永遠都是謬誤。

    它對科學的貶低絕不可能改變這樣的事實:科學正在努力考慮到我們對外部真實世界的依賴性,而宗教卻是一種幻想,它的勢力來源于我們各種本能的欲望性沖動。

     我有責任接着考察與科學宇宙觀相對立的别的宇宙觀,但我極不情願這樣做,因為我知道,嚴格地說,我沒有能力評判它們。

    在此,我必須首先提及哲學的各種不同體系,它們敢于根據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來描繪宇宙圖景。

    我已經努力對哲學的特征做了普遍的考察,但我恐怕不具備少數人那樣的資格,因為他們曾經建立了對哲學不同體系的評價。

     第一種宇宙觀好似政治上無政府主義的複本,而且可能就來源于它。

    當然,過去就已有這種理智的虛無主義者,而現代物理學的相對論似乎沖昏了當今虛無主義者的頭腦。

    他們的确是從科學出發的,但他們設法迫使科學自我取消,乃至自絕,他們派給科學一項任務,即通過否認自己的各種權利來消除自身。

    在這方面,人們通常認為,虛無主義僅僅是一種暫時的态度,上述任務一完成,它就不複存在了。

    一旦科學被消滅了,這個騰出的空間就可能被某種神秘主義填滿,或者被陳舊的宗教宇宙觀所填滿。

    按照無政府主義理論來講,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樣的事物,即對外部世界的确定認識。

    我們所公布的像科學真理的一切都不過是自身需要的産物,因為這些需要一定會根據外部條件來獲得滿足,這再一次證明,它們是幻想。

    歸根到底,我們隻能發現需要的東西,隻能看到想看的東西,這是絕無例外的。

    因為真理的标準與外部世界相一緻,是不存在的,它與我們采取什麼樣的觀點毫不相關。

    它們都同樣正确或同樣錯誤。

    任何一個都無權指責另一個是錯的。

     對認識論有興趣的人可能發現,探索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借以成功地從科學中得出上述結論的途徑&mdash&mdash詭辯論,是富有誘惑力的。

    無疑我們将會遇到類似于那些來自衆所周知的科裡特人的悖論中的情況,科裡特人說所有的科裡特人都是撒謊者。

    但我既不希望也沒有能力對這個問題做深入的探讨。

    我所能說的一切就是,隻要這種無政府主義理論涉及關于對抽象事物的看法,它聽起來就具有神奇的優越性,但它向現實生活邁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

    現在,人們的行動是由他們的觀點和知識支配的,正是這個同樣的科學精神推測出原子的結構或人類的起源,設計了一架能夠承受重物的橋梁結構。

    假如我們信仰的一切均無足輕重,如果根本不存在知識與現實相符而相悖于我們的觀念的情形,那麼我們就可以用硬紙片,而不是用石頭來造橋,就可以把催淚瓦斯而不是乙醚當作麻醉劑。

    即使是這些理智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将強烈地否認他們的理論在實踐上的這種應用。

    就上述有關精神分析與宇宙觀問題的關系做一個總結,我認為,精神分析沒有能力創建自己的宇宙觀。

    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觀;它是科學的一部分,所以能夠遵循科學的宇宙觀。

    但是,論述這種關系幾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題,因為科學宇宙觀并非包羅萬象,它極不完善,也不被認為是自足的,能建構種種體系。

    人類的科學思想仍然很幼稚,還有太多的重要問題尚無法解決。

    建立于科學之上的宇宙觀,除了對外部真實世界的強調之外,其性質主要是消極的(例如,服從真理,拒絕幻想),若有人不滿于現狀,要求獲得比現在更多的暫時安慰的地方,他們盡可以到能得到這種安慰之處去尋找。

    對此,我們無可指責,也幫不上忙,但是,不能因為他們而改變我們的思考。

     二、對于人類文明的認識 當開始思考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時,我們遇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觀點,以緻必須深入思考它。

    我們稱為文明的東西,是我們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放棄文明,退回到原始狀态,我們會更加幸福。

    我說這種觀點會令人吃驚,因為無論用什麼方法給文明的概念下定義,伴随着我們力求避免來自痛苦根源威脅的活動的一切事物,确确實實都是這種文明的一部分。

     為數衆多的人是怎樣開始對文明采取這種充滿敵意而奇怪的态度呢?我相信它的根源在于對那時的文明狀況的長期的不滿,在這個基礎上發展了對文明的詛咒,它的起因是某些特定的曆史事件。

    我才疏學淺,不能沿着人類曆史的線索進一步追溯它們。

    但是,這種對文明充滿敵意的因素,一定早在基督教世界戰勝異教時就已經發生作用了,因為它與基督教教義對世俗生活的藐視密切相關。

     倒數第二個起因存在于航海發現的進步,是我們接觸到原始部落和種族的時候。

    由于觀察不充分及對當地的禮儀風俗的錯誤認識,歐洲人感到原始部落的人們過着簡樸幸福的生活,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奢望,這種生活是來自比他們優越的文明社會的人所不能得到的。

    以後的經驗糾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判斷。

    在很多情況下,觀察家們錯誤地把原始部落人們的這種生活歸結為沒有複雜的文化需要,而事實上他們是因為大自然的慷慨和人類的主要需要輕而易舉地得到了滿足。

     最後的起因最為我們所熟悉。

    它産生于人們知道了神經官能症機制的時候,它有着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脅。

    人們發現,一個人患神經官能症,是因為他不能容忍社會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強加在他身上的種種挫折。

    由此推論,消除或者減少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複幸福。

     還有一個因素是失望。

    在過去的幾代人中,人類在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應用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他們控制自然的程度是從前的人想象不到的。

    這一進步的各個階段是衆所周知的,這裡沒有必要再詳細說明。

    人們為這些成果感到自豪,他們也有權利自豪。

    但是,人們似乎發現幾千年以來就渴望實現和新獲得的對時空的控制權以及對自然勢力的征服欲,并沒有增加他們希望從生活中得到的滿足感,也并沒有使他們感到更幸福。

    承認這個事實,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類幸福的唯一前提條件,正像它不是文化所要達到的唯一目标一樣。

    但是,不能由此推出技術進步對我們經濟上的幸福也沒有價值。

     人們也許要問:如果我能夠遂願聽到了住在幾百英裡以外我孩子的聲音,如果在我朋友經過長期艱辛的跋涉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後,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聽到他的情況,難道我沒有真正獲得快樂嗎?我的幸福感沒有增加嗎?醫學的成就大幅度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和婦女生産時受感染的可能性,而且還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難道說這毫無意義嗎?我可以列出一長串事實與這類有益的成就加在一起,它們産生于我們對科學技術發展極端歧視的時期。

    但是,在這裡,我們所聽到的卻是悲觀的批評和警告:大部分上述滿足都是以在逸事中受到極力贊美的&ldquo廉價享受&rdquo為模式的。

    例如,在寒冷的冬夜把大腿裸露在被子外面,然後再縮進來而得到的那種享受。

    如果沒有鐵路征服了距離,我的孩子就永遠不會離開家鄉,那麼我也就無須通過打電話來聽他的聲音;如果還不可能乘船過大洋,我的朋友就不會踏上航海的征途,那麼我也不必用電纜來解除我對他的擔憂。

    正是嬰兒死亡率下降最嚴重地限制了我們生育孩子的數量,因此,雖然普遍提高衛生水準,但我們沒有比提高衛生水準以前的時代養育更多的孩子;同時,這也為婚姻中的性生活帶來了困難,也許我們還在與自然選擇的有益效果作對。

    由此看來,降低嬰兒死亡率又有什麼用呢?最後,如果生活艱辛、沒有樂趣、不幸備至,以緻我們隻想以死來逃脫它,那麼壽命長又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在當今的文明中,我們确實并不感到舒适,但是我們很難知道早期人類是否幸福,他們幸福的程度,以及他們的文化條件在幸福問題上起什麼作用。

    我們應該永遠客觀地考慮人們的疾苦,也就是說,把我們自身,連同自己的需要和感情,置于他們的條件中,然後再探索我們應該從中發現他們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

    這種探索事物的方法之所以好像很客觀,是因為它不考慮主觀感情的變化。

    但是,它理所當然地是最主觀的方法,因為它把人們自身的精神狀态強加在其他人身上,盡管他們沒有意識到。

    但是,幸福是某種本質上主觀的事物。

    不論我們對某些情況多麼望而生畏。

    例如,古代的苦工、戰争時期的農民、宗教法庭的犧牲者、将被屠殺的猶太人,我們仍然不可能設想進入這些人的環境中,來推測大腦最初的愚鈍狀态逐漸的愚昧化過程,希望消失以及更冷酷、更精緻的令人麻痹的方法,對前人接受快感和不快感的狀況所造成的變化。

    而且,在極端痛苦的情況下,人們将具有一些特殊的精神保護裝置。

    我感覺到繼續探索問題的這個方面沒有多大益處。

     現在,我們應該把注意力轉到文明的本質上來,因為人們懷疑文明是否具有作為獲得幸福的手段的價值。

    在通過研究而得到某種結論之前,我們不應該隻是尋找幾句話來概括出表達文明本質的公式。

    因此,我們将再一次滿足地說:&ldquo&lsquo文明&rsquo這個詞是指所有使我們的生活不同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