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自我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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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mdash特别是與東方的神秘主義相反，即所有的高峰體驗都是轉瞬即逝的。
雖然其影響和作用可能長期存在，但是體驗出現的一刹那卻是短暫的。
對有些人來說，高峰體驗一直具有較高的治療意義。
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高峰體驗則由于使人産生了意義重大的頓悟、啟示或宗教皈依，而使其整個人生觀發生了永久性的變化。
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因為高峰體驗就像使我們暫時步入了天堂，而後我們又在這索然無味的人世上不時地回想起那美好的時刻。
一個人很有特色地說道：&ldquo我知道生活可以是美妙的，值得我活在世上。
在那些冷酷的日子裡，我會竭力回憶那些美好的瞬間。
&rdquo一個婦女剛剛經曆了順産以後，氣喘籲籲地同時又無比驚奇地對丈夫說：&ldquo絕沒有人有過像我這樣的心情。
&rdquo另一個婦女在回憶同樣的經曆時說：&ldquo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女皇，一個世界上最完美的女皇。
&rdquo有一個人回憶起他在戰争期間一次夜護航的情景時說，在沒有一絲光亮的黑夜裡，感到了一種無比敬畏的情緒，它油然而生，他頃刻間感到自己已經與廣袤的宇宙融為了一體，自己被包含在充滿整個世界的美之中，不可分割。
另一個人回憶他獨自一人像魚一樣在水中翻騰歡躍時，他感到自己爆發出一種純粹是孩子般的狂喜心情，他因感到了一種生理上的完美幸福而禁不住放聲大叫。
不用說，健康正常的性生活在相宜的情況下也常常會産生類似的體驗。
我們不難理解這類美好的體驗會産生心理治療效果，使人變得高尚美好。
這種體驗對任何人（不論是丈夫還是小孩）的性格、人生觀、世界觀都要産生影響。
真正令人費解的是這類體驗為什麼不是經常性的。
盡管每一個人事實上都可能最終意識到自己曾有過類似的體驗，但為什麼人的命運卻如此可悲，充滿了妒忌、恐懼、敵意和痛苦，這是我始終不能明白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線索，我們中有些人正在專門研究&ldquo高峰體驗者&rdquo和&ldquo反高峰體驗者&rdquo。
反高峰體驗者是指那些排斥、否認或壓抑其高峰體驗的人，或者指那些害怕自己的高峰體驗的人。
我确信，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來抵制高峰體驗的話，那麼我們内心的這種體驗就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起初，我們以為有的人根本就沒有産生高峰體驗。
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說，我們後來發現更可能的情況是反高峰體驗者也有自己的這類體驗，但他們壓抑、曲解或由于種種原因排斥了自己的體驗，因而未能利用這類體驗。
導緻人們排斥其高峰體驗的部分原因包括那種刻闆的态度，如西蒙·德·博烏華相信這種體驗是一種脆弱、病态的表現（阿瑟·凱斯特勒也這樣認為）。
為什麼弗洛伊德要對自己的高峰體驗持否定的态度，這是大家都拿不準的，也許是因為他抱有19世紀所特有的機械的科學觀，也可能是因為他的悲觀性格。
在我所觀察的對象中，我發現上述因素在不同的時候都會起作用。
在其他人身上，我還注意到，他們排斥自己的高峰體驗，因為他們有一種狹隘的理性主義态度。
我認為這種态度是一種防禦機制，專門反抗情感的泛濫，非理性的傾向，失去控制的、不合邏輯的、柔情的、危險的女性特征，對精神失常的恐懼等等。
我們在有些人身上比較能經常看到這種态度，如工程師、數學家、分析哲學家、書店老闆、會計人員等。
一般說來，他們都是具有強迫症傾向的人。
拒絕承認自己的高峰體驗可能導緻種種不良影響，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努力消除這些影響。
有一點我已經注意到，即權威人士對高峰體驗的贊賞，有助于人們解除對這類體驗的壓抑。
舉例來說，無論我是給學生還是給其他團體做關于高峰體驗的講演後（不用說我對這類體驗是肯定和贊賞的），我的聽衆都會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就曾親曆過許多高峰體驗，或者說，他們才首次&ldquo回想起來&rdquo。
不過今天我更願意這樣說，所有處于前意識狀态的混亂無序的這類體驗全都冒了出來，清晰可見，我們必須對此命名，必須認真對待。
簡言之，人們此刻才&ldquo意識到&rdquo，或者說才&ldquo明白&rdquo他們曾有過什麼樣的體驗。
它很像你們剛進入青春期時首次萌生出性欲的情景，不過，這次你們的父親卻不會表示異議。
最近，我從一個觀察對象身上認識到一些與今天的講演有關的東西。
一個女人雖然可能在分娩時産生高峰體驗，但她不能意識到這種體驗與其他高峰體驗完全一樣，她不知道所有的高峰體驗都具有相同的結構。
大概正是由于這一緣故，高峰體驗不能産生治療性轉換，不能産生普遍的效果。
例如，女性隻有在最後才意識到：當她明白自己在丈夫的心中不可缺少時所産生的感情，跟她在分娩時所産生的感情非常相似，也跟她在碰到一個孤兒時所激起的強烈母愛極其相同。
隻有這個時候，她才能認識到這種體驗具有普遍意義，她才能在以後生活的各個方面有意識地利用這些體驗，而不僅僅局限于某個孤立的生活角落。
這一研究工作有助于解釋那個為許多宗教作家和神秘主義者所注意的古老難題，這個難題特别受到那些描寫過有關宗教皈依的作家的注意，像詹姆斯和貝格比等。
他們常常暗示任何人都有必要經曆&ldquo靈魂最陰沉的階段&rdquo，說到底，就是要有絕望的體驗。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人想要達到神秘的狂喜心境的先決條件。
從這樣的作品中，我感到人們似乎總是要首先在最大程度上表現出自己的意志、驕傲和狂妄，當事實證明其意志、驕傲和狂妄隻能産生極大的痛苦時，人們才可能打心底裡做出讓步和屈服，并變得謙恭起來。
他卑躬屈膝、拜倒在聖壇前，對主說：&ldquo不是我的意志，而是您的威力所緻。
&rdquo我要強調的是這不僅僅是一種宗教現象，這種現象也可能發生在酗酒者或精神病患者身上，發生在女性反抗丈夫的壓制時，發生在青年人反抗父母的約束時。
我現在認為，這個問題的難點一直在于它既可能呈現出健康的形式，又可能顯示病态的形式。
例如，這整套系統不僅對宗教皈依和神秘體驗起作用，也對性欲起作用。
在神秘主義的文學作品中，我們能輕易地發現有關性的成分。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心寡欲的教士是怎樣徹底棄絕其情欲的，可以看到像蒙肯那樣的評論家是怎樣高聲取笑這類風流韻事的。
對于所有那些不能使性欲和宗教（在&ldquo較高尚&rdquo的生活中）共存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它使人終日煩惱不安。
現在，這個問題的一方面已經不再使人感到困擾，至少對于那些把性欲（起碼是性愛）看成是愉快美好的事情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們極願意将這看成是通向天堂的大門之一。
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問題。
驕傲很容易變成一樁壞事，而完全缺乏驕傲也同樣不好，這樣可能導緻受虐狂。
一個人似乎應該既能堅定、頑強、固執、戒備、警惕、氣盛、好勝、自信，又能信賴他人，做到松弛和善于感受。
例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一個人要想創造，要想進行深邃的思索和理論研究，要想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當然也包括與異性的關系，他就必須将上述兩個不同方面的特點和能力恰當地結合在一起。
女性在信任人和謙恭方面較強，而男性在決斷和堅強方面較強。
這看來是真實的，但是男女雙方都應該同時具備兩方面的能力。
就我們迄今所看到的高峰體驗來說，其中大多數具有被動感受的性質。
高峰體驗降臨于人，而人則必須能夠做到順其自然。
人不能強迫、控制或支配高峰體驗。
意志力量是無用的，奮力争取和竭力遏止也是無用的。
對這類體驗我們隻需讓其自然發生。
可以給你們舉一些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安賈爾曾對我說，根據他的經驗，真正患有強迫症的人根本無法在水中&ldquo漂浮&rdquo，因為他們不能放松自己，不能做到無控制。
要想自由，情形跟大小便、入睡、松弛肌肉等一樣。
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我們能夠使自己放松，任其自然發生，意志力隻會礙事。
由此可見，意志力的幹涉，似乎隻能抑制高峰體驗。
關于這一點我最後想說，&ldquo聽其自然&rdquo和&ldquo信賴感&rdquo等諸如此類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是&ldquo靈魂的陰沉&rdquo或&ldquo絕望&rdquo，也不意味着是驕傲感被徹底粉碎，或人的被迫屈服。
健康的驕傲感與健康的感受性并行不悖。
我們要拿掉的是那種不健康的驕傲。
随便提及，這一點也是神秘體驗與高峰體驗之間的又一不同之處。
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提到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即高峰體驗使一些人變得更活躍、更激動、更興奮，同時又使另一些人變得松弛、平靜、安詳。
我不明白這種差别的真實含義，也不清楚産生這一差别的根源是什麼。
也許後者與前者相比是更完全的滿足，當然也許不是。
在所有的受試者中，我至少遇到過一位因高峰體驗，特别是審美體驗而感到劇烈頭疼的人。
她說在這些時候她感到自己很生硬、緊張、激動，因而變得特别健談。
這頭疼并不使人讨厭，她一點也不回避，相反她還期待頭疼出現。
與頭疼同時出現的，還有其他一些比較普通的現象。
她說：&ldquo世界變得美好，我自己也變得和善。
我有一種強烈的希望，這對我來說是少有的事。
在這些時候，我明白我想要什麼，我很有把握，較少懷疑。
我的工作效率變得高起來，能很快做出決定，很少含糊。
我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清楚自己的要求和同情心。
&rdquo 我提的問題都是關于那些人們感到極度興奮和幸福的瞬間，因此他們能夠注意到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悲劇、痛苦以及面臨死亡，在那些具有足夠勇氣和力量的人的心中，同樣能夠産生認知效果和治療效果。
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快樂與憂傷的融合，歡笑與眼淚的密切關系。
人們常常告訴我，有人流淚是因為極度的幸福（如在愉快的婚禮上哭泣），或是因為正義的最後勝利（如為幸福的結局而熱淚盈眶），也有人因為感情激動而喉嚨哽咽（如由于跳舞特别優美而産生高峰體驗時），或是因為音樂高峰體驗而打寒戰、起雞皮疙瘩、發抖，甚至有一個人還出現嘔吐的征兆。
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廣泛地研究。
對高峰體驗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一定會成為下一個世紀（21世紀）的心理學研究中心。
這就是古代某些神秘主義者和神學家稱為&ldquo大同意識&rdquo或其他什麼名稱的問題。
正如笃信宗教的人所說，這個問題就是怎樣在這個世俗的世界上度過聖潔的一生，怎樣使人生具有永恒的意義，怎樣在這不完善的世界上始終保持着對至善至美的理想，怎樣在假、醜、惡的塵埃中永不忘記對真、善、美的追求。
過去，人們若想達到這一境界，就不得不逃離塵世，隐居在寺廟裡，過着苦行僧的生活。
不少人還想盡一切辦法來折磨自己的肉體，壓抑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胃口，他們錯誤地以為，肉體和欲望是與永恒、至善至美、神性、上帝的意旨等格格不入的。
請注意！高峰體驗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可以被吸收到（或甚至完全取代）那些不成熟的觀念。
根據這些觀念，天堂不過像一個鄉村俱樂部，隻是地點有些特殊罷了，大概在雲層裡。
而在高峰體驗中，人們常常能直接窺見上帝的本質，而永恒性也似乎成了現實世界本身的特征。
或者換種說法，天堂就在我們的身邊，從大體上看，它任何時候都可以達到，我們随時都可以步入天堂，逗留幾分鐘。
天堂存在于任何地方，在廚房裡，在工廠裡，在籃球場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現，手段可以變成目的，事情可以妥帖辦好。
&ldquo大同生活&rdquo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會成為可能，而不僅僅是夢想。
有一點很清楚，我們的研究将使這種生活更接近、更可能達到。
最後還有一句話：現在，那些比較熟悉有關神秘體驗文學的人，已經可能清楚地看到，高峰體驗與神秘體驗非常相似，二者有彼此吻合一緻的地方，但它們并不是同一的。
它們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我還不十分了解。
我最多隻能猜測二者并無本質區别，隻有程度上的差異。
正如古典意義的描述，整個神秘體驗，多少有點接近那些或大或小的高峰體驗。
八、實現共享的目的 在我心中有很多未成形的想法，必須花些時間重新整理。
但是有些想法必須在它們消失前就先定案。
在我看了柏格森在《加州管理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後，某些想法就變得更明确了。
我比較了這些具有羅夏測驗、投射測驗和非結構性測驗特征的團體後，發現非結構式的心理分析和這些有着某種關聯，此外也與道家的消極主義和無為思想有關&mdash&mdash放任萬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發展。
我可以把他們與我所知的理論性和知識結合在一起，我想建議在這個領域的人，他們也應該做同樣的事。
但他們似乎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非結構性的力量已經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有所展現。
現在我有另一個想法：我重新回想了韋特海默強調的非結構性思考的主張，恭裡夫實驗和艾殊實驗也支持這種主張。
這就産生了另一個相關。
我比較了心理分析所采用的自由聯想與羅夏測驗中非結構性墨點所産生的影響。
我發現，當世界變得有結構性、有組織、有秩序時，人們就會傾向于調整自己去适應這個結構。
布蘭迪斯心理研究所采用道教思想與消極主義式教學，我在其中學習到，缺乏結構和消極主義會激發人類深藏的心靈力量，使人們朝向自我實現的目标邁進；但是我也發現，缺乏結構的組織曾暴露出個人的弱點，例如缺少才華。
簡而言之，非結構性環境對人有好處也有壞處。
我開始了解到，在我們這種教學環境下失敗的人，也許在傳統的研究所會有很好的表現。
他們不停地上課，不斷地考試、累積分數，生活在一個有組織、強調權威的環境中。
他們等着别人告訴他們要做什麼，不必主動去争取。
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其實我們研究所的環境對那些失敗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為他們在二十五歲&mdash&mdash而非等到四十五歲時&mdash&mdash就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對心理學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也不适合成為一名懷抱熱忱的知識分子。
這種事似乎也會發生在無組織性的團體之中。
如果一直有人告訴你做什麼，生活對你來說也許會變得容易許多，但是你會因此無法發覺自己的弱點，更無法看出自己的優點。
我在關于心理治療的文章中，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我們抽離塑造行為的外部因素後，人們的行為将會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響；如果要觀察内部心理因素，就必須消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結構。
這就是羅夏測驗的目的，這也是我在愛羅湖所觀察到的實況。
我自己曾寫道： 這是通往心靈世界和心靈知識的大門。
通過對内心的體驗而達到（不是隻靠演說或閱讀），經過他人的回饋，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心靈，協助我們以一種較為有序的方式，體驗内心變化。
這種轉向内心探索、意識内部經驗的過程，隻有在非結構的環境中才可能實現。
我們舉一個較普通的例子，這種情形經常發生在某些婦女的身上，例如她嫁給一個非常大男子主義的丈夫。
過去四十年，她是一個&ldquo好太太&rdquo，非常盡責地做每一件丈夫要她去做的事，每天為家事奔波，撫育小孩，照顧丈夫。
有一天突然發生不幸的意外，她丈夫死了，或者他們離婚了，或者她主動離開丈夫。
無論如何，對她自己以及周圍的人來講，這些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預料，而她也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展現出意料之外的才華。
例如我認識一個婦女在她接近五十歲時成了一個優秀的畫家，而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擁有這方面的才能，也沒有任何想提筆畫畫的沖動。
這就好比你的靈感被觸動，原來躲在暗處的潛能就會蹦出來。
對許多寡婦以及離婚婦女來說，在經曆過震驚以及恐懼之後，她們反而會覺得有一種解脫束縛的輕松感覺。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結構性組織是如何運作的。
組織就像個蓋子、抑制器。
如果你讓一個人一直不停地工作，他就不會有時間坐下來靜靜思考，隐藏在他内心深處的靈魂和潛能也沒有機會激發出來。
我現在想要講的是，我對這個團體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滿驚訝和震撼。
這些人憑着内心的直覺，自由自在地高談闊論。
通常在經過一到兩年的治療後，病患者才能與我有如此随意的交談。
這對我的沖擊很大，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
我必須重新調整自己對團體互動的态度，以及過去認為不斷地交談是無效率的想法。
過去我們從心理治療的角度分析，認為性格的改變必須花費兩到三年的時間。
但是事實證明，根本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這是我在想法上的重要轉變。
另一項轉變在于，人際關系與社會團體關系是影響心靈、社會和人際行為的重要因素。
一個人必須經過對當下情境的認知而意識到自己的神經質傾向或原始曆程傾向，而非通過對個人基因或成長曆程的探究。
過去心理分析師認為，個人内心的意念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
但是這些團體的表現讓我們明白，社會上人與人的互動才是影響人際行為以及自我覺醒的重要因素。
如果能從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饋，就可以了解自己對他們的影響有多深，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
這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動者或支配者、溫柔的人或有敵意的人。
這就是我所說的發現真正的自我。
總的來說，現行的社會情況對行為的影響較大，個人的心靈相比之下就變得不太重要。
至于個人的成長曆程，已在不知不覺中存在于個人的心靈深處，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為這些團隊學員并沒有探察個人的成長曆程和心靈态度，一樣能有好的結果。
至于心理治療與自我改進和追求自我認同之間的關系，必須重新解釋。
最好的方式是，開始幾個星期以學習團體的形式治療，再進行個人的治療，一段時間後再回到學習團體。
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傳統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會受到沖擊。
我懷疑，學習團體的某些成效無法經由個人心理治療完成。
我們從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們單從一個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無論這個人是否具有主動性格。
關于自我的認知，有大部分是來自他人的，這些人能夠敏銳地覺察到我們的特質，并流暢地表述他們的觀察所得。
他們知道如何避免引發他人的敵意，因此在批評與指責的同時并不會激起對方的防衛心理。
我們認為所有關于追求自我認同的探讨&mdash&mdash威爾斯、弗洛姆和何妮等人&mdash&mdash都未曾注意到，周圍的人會将他們對我們的印象回饋給我們，使我們更了解自我。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經建議在愛羅湖的一些人，若要達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療目的，可以試着用一種古老的業餘治療方式。
如，拍下我們工作時的影像，然後讨論這些照片，可以讓我們了解自己的真正面貌。
我們不隻是知道我們看起來像什麼、我們的人格或外在的表象，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以及自我的認同。
這種做法當然存在着危險，就像蘇利文一樣錯誤地認為自我隻是一堆可怕的鏡中倒影而已。
不過我認為這種錯誤很容易避免，因為擁有穩固自我認同的人，不會對自己産生錯誤的認知或投射。
也許這可以用來測試自我的強度，就像艾殊的實驗，衆人都同意一項與事實不符合的陳述，在這種情況下，三個人通常有兩個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許我們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教導人們何時該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時又該信任他人的判斷。
另一種方式就是所謂的誠實訓練或是自發訓練，也就是天真的認知以及行為的訓練。
我還想到第三種，就是親密訓練。
我發現，當一個人比較不害怕受到傷害時，他就會試圖解除防備，卸下僞裝的面具。
這樣的行為其實是一種友善與親近的信号，希望對方也能如此回應；對方也會說出以下的話，表示一種友善：&ldquo你的秘密并沒有想象中的可怕。
&rdquo或是說：&ldquo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愚笨、很沒趣的人，不過你卻給人一種很有意思的印象，讓人不禁想要認識你。
&rdquo 萊溫提到，美國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更需要心理治療師，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與人親近。
和歐洲人相比，美國人之間更沒有親密的朋友關系。
因此，他們沒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幫忙分擔自己的喜怒哀樂。
基本上我同意這個觀點。
人們沒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達内心的感受，分擔自己的煩惱，心理治療師、學習團體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即是要改善這樣的情況。
萊溫在很早以前就進行過美國人與歐洲人性格比較的研究，我相信還有其他人也注意到這一點。
就我所知，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腳族人彼此之間存在着親密的友誼。
我必須承認，無論什麼時候，任何人問我，我的答案都是我沒有真正知心的朋友，雖然這是我一直渴望擁有的。
當然，有很多方式和渠道可以建立這樣的友誼，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們聊起我的生活情況。
但是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療師那般的親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花費十五到二十美元的鐘點費，為的隻是希望有人能靜靜地傾聽我們說話，并做出适當的回應，讓我們放膽宣洩自己的情緒，随意地與我們所信任的人交談。
這個人不會令我們害怕，不會傷害我們，更不會利用我們的弱點。
如果從整體文化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我揭露的原則，試圖誠實、與人親近、表露自我努力，其實是有正面意義的。
沒有了恐懼，心中的恐慌就會自動消失；當我們不必再隐瞞自己有假肢的事實後，在我們表露肢體殘障或未婚的恐懼後，感覺就自由多了。
關于心理健全的概念，還包括表達愛的能力以及表達意見的自由，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必須說出。
真正開明的人，會自由而誠實地對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說出内心的想法，例如&ldquo這是值得做的好事&rdquo或者&ldquo這不是你該做的事&rdquo，又或者&ldquo你的行為讓我感到傷心、失望&rdquo等等。
這又讓我想起魯德夫所主張的基督教對愛的定義，其中之一就是誠實地對待每一個人。
他認為不應該對社會有任何懷疑之心。
這也是我從一個牧師&mdash&mdash卡瑪那裡所學到的。
很明顯，他覺得作為一個牧師，就有一種責任和義務，必須完全坦誠地對待每一個人，即使對方有可能因此受到傷害。
如果你覺得某人不是一個好老師，因為他總是喃喃自語，你就有責任說出對他的看法。
如果任他繼續犯錯，就不是真正愛他。
如果你真正愛一個人，就必須指正對方，并有足夠的勇氣承擔傷害對方的可能。
當然，我們通常都不會這樣做。
我們隻有在生氣的時候才會批評人家。
一般人對愛的定義，并不包括批評人家或給予對方正确的回應。
不過，我想最好要改變這樣的想法。
有趣的是，如果人們能夠善意地批評别人、指正别人，愛的感受會在雙方的心中滋長。
也就是說，被你坦誠批判的人，心裡可能會一時覺得受傷害，但是最後他因此而受益，對你感激萬分。
例如，如果你覺得我夠堅強、有足夠的能力、夠客觀，因此可以坦言無諱地糾正我，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尊敬。
隻有那些覺得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擊，害怕傷害我的人，才不敢說出事情的真相。
我還記得，當我在研究所授課時，曾經因為學生從來不反駁我的意見而生氣，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侮辱。
我最後很想問上帝：&ldquo天啊，這些人是怎麼看待我的呢？他們覺得我沒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辯論或反對意見嗎？&rdquo後來我告訴他們我的想法，情況果然改善了許多，他們變得勇于提出意見和我辯論，我覺得心裡好過多了，當然也很感謝他們。
以上關于親密訓練的讨論，主要是希望能從另一種角度觀察，使整個理論更如完整。
若以誠實、多樣的體驗和自由表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得到的結果又會有所不同。
每種角度都有它的優點，因此我們必須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再将其整合。
關于開明管理的學習團體，我必須說明1938年到1939年在布魯克林大學所進行的團體治療實驗。
若以社會、哲學、開明原則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親密關系有助于個人與團隊的成長，更有助于發展良好的兩人關系。
我從個人治療的案例中也發現許多例證。
這樣的行為可以将全球人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個人的心理更為健康，團隊更為健全，規模更為龐大，世界更為美好。
不過，這裡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我無法解答的問題，可能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解答。
例如，這些學習團體的學生隻不過是自願付一大筆錢，來到了一個很舒适的環境，一起上課進行改造，企圖創造出一個最好的結果。
在我的印象中，這些負責訓練的專家和企業領導人都是高級精英分子，他們的能力都很強，都是具備非凡氣質的優秀人士。
如果我們進行的是一個小規模的飛機機長訓練，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
我還記得當時布魯克林大學有一小群熱心人士，這些人共同開了一堂社會科學概論的課程，課程内容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上課的學生覺得這是他們上過的最有趣的課程。
每個學生都很喜歡這個課程，也覺得很快樂，他們就把這堂課變為大一的必修課。
很快，适合的指導老師嚴重缺乏，而這堂課最後也變得毫無價值。
理由很簡單，第一班是由五個經過挑選的訓練員來授課，他們都是擔任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但之後當學生愈來愈多時，所需要的訓練員也大幅擴增到五十個至六十個，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适合這份工作。
當然布魯克林大學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可以勝任指導老師。
這些不稱職、沒有能力的人加入訓練員的行列，不但影響教學品質，還摧毀了原來很精彩的一項課程。
在這類團體中，我們需要的領導者必須受過訓練，而且具有适宜的人格特質。
他們必須像慈母、慈父般願意幫助人，因為做好事而感到快樂。
但并非世上每個人都是如此。
對于那些具有強迫性格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做？對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做？對于隻想加入該團體并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們又應該怎麼做？這個團體和學生本身，屬于社會的高級知識分子。
所以對于那些隻能接受督促思考的大衆而言，我們該如何做？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課程内容，如果再繼續下去，隻是在浪費時間，沒有任何好處。
同樣的，個别心理治療對改善整個世界是毫無幫助的，因為沒有足夠數量的心理分析師，而少數的學習團體對于整體社會的影響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小水滴，産生不了任何作用。
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可以把這種技術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中的原則運用在更多的情境中。
例如學校裡的年輕人，若以五歲、六歲、七歲或十八歲的年紀而言，我還未遇到有年輕人差勁到無法接受這樣的教導。
在這裡我想要說的是，這些人與人的相互治療關系，主要是基于親密、誠實、自我揭露、覺察自我的原則，并負責任地回應我們對他人的印象。
這是極具革命性的概念，能将社會全體帶往一個更有利的方向，到時候整個世界的文化将會在十年之内産生巨大改變。
我一直試着将這些治療團體或是個人發展團體的技巧和目标壓縮成幾個重點。
第一，我想最明顯的是，在非結構性團體中，一個人可以表現最真實的性格，别人看到的是我們内心真正的特質，而非外加的社會角色或刻闆印象，如此通過别人的回饋，我們可以認知自己的社會刺激值。
真正的重點在于，假設我現在處于一個可以完全展現自我的環境，那麼對他人而言，我看起來如何？我如何對他人産生影響？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麼？他們共同看出了什麼特征？我如何對不同的人産生不同的影響？ 第二，要強調的是羅傑斯所稱的體驗或是開放體驗，或是我所謂的天真的覺察。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體驗最深處的心靈，同時學習去體驗他人真實的自我，例如仔細聆聽、觀察對方，了解他所彈奏的音樂、所說的話和話中的意義。
這是永不間斷的過程。
第三，誠實而流暢地表達自我思想。
我們不僅要有覺察的能力，還必須毫無顧忌地、沒有阻礙地說出我們所感覺到的、所覺察到的。
當然，這樣的文化論述偏重行為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表露誠實的話語與行為。
當我與盧本談到這點時，他非常同意我的說法，但他認為團體曆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不過我認為，就個人發展和個人成長而言，團體曆程并不是那麼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未成形的想法，雖然我不太确定它是什麼，不過我應該知道它的大意。
那就是我們必須讓溝通更不具結構性。
在今天的社會定義下，好的思考與好的寫作必須是邏輯的、有組織的、可分析的、可說明的、符合現實的。
但事實上，以榮格的理論而言，我們必須更有詩意、更有想象力、更形而上、更原始。
在我談論存在的書中的附錄裡就已經提到，現今的人們太過強調理性與可述性，尤其是科學界情況更為嚴重。
十年前，我們曾參加某個高科技研讨會。
當時上台演講的來賓是一位管理顧問，也是一個作家&mdash&mdash湯姆·彼得斯。
他發表的一些言論令在場的觀衆相當震驚，不過現在來看，那些言論卻比十年前更适用于今天的社會。
彼得斯的言論一向與正統思想相背離，這些言論讓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他說：&ldquo你們這些人有個問題，幾年前當我看着觀衆席時，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彼此都不相同的人。
現在你們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并沒有多大的分别，說着同樣的語言，穿着打扮也很類似。
因為你們現在都變成了&lsquo專業人士&rsquo，獲得了某種程度的&lsquo成功&rsquo。
&rdquo 事實上，學習團體的作用即在于讓人學習面對心靈的現實，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化一直否定、壓抑或抑制這樣的行為。
我們強調具體的事物，重視物理學家、化學家和工程師，我們隻認同由人們的手指和雙手實驗所得的知識和科學，我們完全放棄内心生活的微妙。
我現在所要探讨的正是關于心靈方面的知識。
我們的現實世界強調實質的結果，這使得人們傾向于壓抑和完全控制心靈生活。
這也難怪，在許多個人或團體治療的過程中，常常會引發不可思議的情緒力量和學習效果。
因為這是我們完全不熟悉的領域，我們仿佛在學習一門新的科學知識，看到全新的事實和自然界的另一面。
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内心行動、原始曆程、形而上的思考、行為的自發性，并覺察到夢、幻想與希望的運作邏輯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學習團體中的學員大多數是最沒有心靈生活的人，如工程師、經理人、生意人、總裁等，他們都是一些&ldquo事物人&rdquo，所以會發生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好比一個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聞到酒精就醉了。
這些團體的另一個目标，就是柏格森主張的概念化。
許多學習者都經曆了一次全新的概念化的過程。
首先，就是關于人類生活的事實，例如重新認知個人的差異。
但更重要的是，許多概念在經過瓦解而再建之後，不僅包含了真實世界的事實，還包括心靈世界的感性、恐懼、希望和期望。
因此全新的理論與态度即将形成。
我之所以會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每個人對自我、重要的他人、社會群集、自然及物質現實，以及對某些人而言屬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現出的态度，也就是我所謂的&ldquo基本性格态度&rdquo，它反映了個人内部的性格結構。
任何一種态度的轉變，代表性格的轉變，也就是個人内心最深處的改變。
在我看來，某些學員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是以一種極為激烈的方式改變的。
當然這種改變相當重要，因此我認為将它納入訓練者的意識目标比較恰當。
現在我又回想起某些事。
在這些團體中沒有任何的價值判斷。
他們認識到感覺是确實存在的，他們也開始學習如何将感覺提升至意識層面并勇敢地表達出來，而不做任何價值判斷。
例如，有一個人談到自己反猶太主義的感覺，當然他很誠實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覺，也希望大家能幫助他。
他的團體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非常成熟，他們不去争論對與錯，而是接受這項事實，完全沒有任何的道德批判。
如果他們以道德的觀點來處理，彼此就會陷入攻擊與防禦的對立關系，那麼這位學員的反猶太主義的态度将得到強化。
在同樣的團體裡，當領導者要求學員說出更多關于個人偏見的例證時，并沒有任何希求被贊同或要求進行判斷的意味。
某個人可以說出某種心态确實存在，而他也引以為恥。
就好比心理分析師會接受治療者的話，了解他所說的事确實存在。
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的一個心理分析師朋友的病人，長久以來他一直苦苦壓抑着對女童性侵犯的沖動。
雖然他從未真正行動過，以後也不會，而他正逐漸克服這種沖動，但是這股沖動确實存在着，就像其他令人不悅的事物&mdash&mdash蚊子和癌症一樣。
如果我們認為癌症患者是邪惡的，因此将他們拒之門外，與他們劃清界限，就真的對癌症束手無策了。
一個好的态度，或是每個人對于任何正在改變心靈現狀的人應有的态度是，不論喜歡與否，贊同與否，即使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須接受它存在的事實。
現在我必須說明一點，以擴大我對愛的定義。
先前我已說明愛是沒有價值判斷的。
愛與正義、判斷、評價、報酬、懲罰不同，而團體中的學員會在不知不覺中學習到，不對任何事采取價值判斷，其實就是一種愛的表現。
學員通過這樣的訓練，學習去愛，去感受愛。
在我自己的治療經驗中，我也發現當我了解一個人，而且此人也願意放下身段告訴我他的罪孽和劣行時，我反而更喜歡他。
這些學習團體的情形也是一樣。
他們無意間将自己的惡行和盤托出，卻讓我更加喜歡他們。
因為這個團體沒有任何的價值批判和懲罰，所以隻有接受沒有拒絕。
喜歡吹毛求疵、有強烈的道德主義、不認同他人、希望改變對方、重新塑造對方，這都不是愛的表現。
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離婚的主要原因。
你可以說，隻有當兩人互相接受對方本有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樂，不會覺得受到幹擾或激怒時，才能成為一對真正相愛的伴侶。
其實，以上所說的，與我接下來要讨論的特定學員有關，這群人包括老闆與領導人。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職能角色：一是判斷、懲罰、訓練、擔任糾察或稽核員的角色；一是治療、協助和關愛的角色。
我曾說過，我們校園中的治療師最好不要兼任老師。
因為後者必須給分，表示認可或不認可。
例如在芝加哥大學，是由一個主考官委員會做評分的工作。
這樣一來，學生與老師的關系會更為親密，都隻是單純地擔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時兼任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角色。
所以同樣的道理，學習團體的訓練員也是隻擔任支持者的角色。
他們不給予成績、獎賞或懲罰，也完全不做任何的價值判斷。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印第安黑腳族身上。
如果小孩或晚輩犯錯的話，通常決定懲罰規則的人是部落裡的長者，而不是自己家裡的父母。
當負責懲罰的人出現時，父母親就變成了維護者，他們站在小孩這一邊，他們是小孩的擁護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對他們執行懲罰的人。
因此黑腳族家庭父母與小孩之間的關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國家庭親密許多。
美國家庭的父親，通常都扮演着愛的給予者以及懲罰者的雙重角色。
我想這點可以加入治療團體的目标清單中。
現在我想起來，1962年6月6日在天尼堡拜訪非線性系統公司時，也曾經和他們讨論過這個議題。
我們都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論點。
我想我會把這個觀點運用到企業老闆的身上，他們有權力雇請員工或解雇員工，給予員工升職或加薪等。
我想說的是，擔任裁判者和死刑執行者角色的人，不可能對于非裁判者或是沒有支配權力的人，給予同等的關愛與信任。
針對這一點，我想我會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因為這是很重要的理念，也是我對現代管理政策過于樂觀的傾向所提出的重要批評。
許多學者認為好的管理政策和參與式管理，可以使得老闆與員工結合成為一個快樂的大家庭，或是成為稱兄道弟的好朋友。
我懷疑其必要性。
我确定在這種環境下，友誼與信任有一定的限度。
事實上，身為老闆、裁判或是負責人事雇用的人，不應該與他所要懲罰的人太過親近或友善。
如果懲罰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經常性的，那麼彼此間的友誼會使懲罰的工作更加困難，不論是裁判的一方或是接受處罰的一方均是如此。
受到處罰的人如果被他認為是朋友的人降級，就覺得自己被出賣。
而如果一個人與某個朋友的感情很好，難保不會力薦他的朋友角逐總裁的位置。
另一方面，如果老闆開除他的朋友，這對老闆來說也很不好過。
我認為，執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場，與被執法者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好比軍隊裡的長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親密的關系。
就我了解，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軍隊走向民主化，不過卻從來沒有成功過，因為總是要有人指定某一個士兵犧牲生命。
這不能以民主方式來決定，因為沒有人想死。
指揮官必須不帶個人感情地選擇必須犧牲生命的人。
所以作為一個将軍，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場，不要和部屬太親近，不要和任何一個士兵變成朋友，因為你可能随時要他們去送死或是接受處罰。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運用在醫生身上，如外科醫生常會拒絕替自己的朋友做手術，心理醫生也會拒絕診治自己的朋友或親戚。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感覺，人們無法愛一個人同時又能公正無私地審判他。
對同一人擁有愛與正義是很困難的事，但它是存在我們周圍的一項無法避免的事實。
我們總是很難以超然的立場，同時處理對同一個人的愛以及懲罰。
我知道這個觀點與我所看過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
權力就是權力，它有可能支配我的生死，對于一個操控我生死大權的人，我無法像對待一個與我沒有權力關系的人那樣采取同等态度。
當我們讨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凱依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
他認為坦誠的概念其實被混淆了，他認為開放心胸有兩種意義。
我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認為那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區分方式。
從老闆和參與式管理的角度來看，開放心胸表示願意接受任何建議、事實、反應或資訊，不論令人愉快與否。
不過，若是指坦誠以對、毫無顧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對于法官、警察、老闆、船長和将軍來說，就完全沒有必要。
在特定情況下，領導者有責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懼。
如果現在坐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隻，船長不斷地公開說出他的恐懼、焦慮和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會搭這艘船。
我希望船長能承擔所有的責任，我甯願相信他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
我不願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錯、看錯指南針的船長，這會讓我感到惶惶不安。
對醫生的态度也是一樣，我不希望他在為我做健康檢查時，大聲說出他的想法，當他在檢查我是否患有結核病、癌症或心髒病時，我甯願他将自己的懷疑藏在心中。
對于軍隊裡的将軍或是家裡的父母親也是一樣。
作為一個父親及丈夫，如果他總是告訴他的小孩和太太自己的害怕、懷疑、不安和缺點，就會失去穩定全家的功能。
事實上，丈夫或父親的另一項角色功能就是自信來源者，他是家中的領導者，必須承擔一切的責任讓家人依靠。
對于那些認為必須對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誠的人，我的建議是他必須負起領導的責任，不要說出自己的困擾，他必須有足夠的能力自行承擔一切。
同樣地，作為一家企業的老闆或管理者，一定也會遇到一些緊急狀況。
這時候他應該盡量在員工面前保持鎮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懼、懷疑或沮喪，不要在公司裡、在整體員工的面前讓情緒決堤。
在我早期的教學生涯中，我非常喜愛我的學生，和他們非常親近，也希望成為他們真正的朋友。
後來我漸漸了解到，隻有在不牽涉成績的情況下，我才能對他們永遠保持微笑與友誼，我可以愛一位心理學成績不佳的學生，但是他們不了解這一點，也無法接受。
當我與學生成了好朋友時，如果我給的成績不好，他們就覺得是我背叛了他們，認為我是個僞君子。
當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這樣認為，心理較健全的人就不會如此想。
漸漸地，我放棄了這樣的做法，尤其是面對學生數目衆多的大班級，我都會保持距離，與學生維持一種英國式的關系，不再像以前一樣推心置腹。
唯一親近的時候，就是當我特地為某些學生準備資料，向他們解說，并事先警告他們會有不及格的危險時。
我對心理分析團體和個别治療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想法。
很多人認為：有關團體治療與個别治療之間的争論是毫無意義的。
原因是兩者的目的不同，治療的對象也不同。
因此重點在于，我們必須先理清是什麼樣的問題、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目标，再決定要采取團體治療或個别治療，或是二者兼用。
另外一種比較普遍性的結論就是，這些學習團體可以促進成長和人格發展，這是一種心理内化的過程（心理治療是讓有心理疾病的人變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讓正常人變得更好）。
這和耕田是一樣的道理，一個好的農夫把種子撒出去，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然後就放任這些種子自由成長。
隻有它們真正需要幫忙的時候，農夫才提供協助。
他不會常常拔出剛剛發芽的種子，檢視它是否正常成長，也不會去扭轉它原來的形狀，不去推擠它或拔出來後再把它放回土壤裡。
毫無疑問地，愛羅湖的團體具備良好的成長環境。
那裡的訓練員和領導者不會強行訓練、塑造學員，隻是單純地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給他們一些成長的種子或激發原來隐藏在内心的種子，任其自由地成長，而不給予太多幹擾。
我差一點忘記的另一個問題現在又浮現在我腦海裡，這是非常私人的問題。
這是從我最近閱讀的書籍裡以及從愛羅湖的訓練團體得到的啟示，并由此産生了疑問：我發覺許多專家、學者都忽略了隐私的需求。
當然，這些訓練團體的目的就是要學員抛開隐私。
他們采取的自發式訓練，就是教導學員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自我隐瞞或自我揭露。
他們大多認為隐私權是一種恐懼、強制、無能和限制等。
事實上，我針對自我實現的人所進行的研究顯示，一個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強制性的隐私。
他們比較沒有神經質的隐私問題，也不會保有不必要的秘密，他們刻意隐瞞自己的創傷，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貝塔的刺激，她是一個特别注重隐私的人。
要她在二十人的團體面前說出自己的隐私，她就會感到不寒而栗。
這并非是神經質的隐私，她隻對自己的知心好友說出心中的想法。
許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們會自我選擇傾吐對象，因此像愛羅湖的團體就不适合他們。
這對他們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強迫他們參加，也不會有多大用處。
在這種集體公開表白的場景中，這些人仍保持着防衛的心理。
重點是，我們必須區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經質的、強制的、無可控制的隐私。
我們必須努力解除神經質隐私&mdash&mdash這些都是無用的顧忌，相當愚蠢、非理性、沒必要而且不切實際。
有些人忘記了健康隐私的必要。
我們也忘了個人之間的差異。
依據我個人的經驗，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級，從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瓦解神經質隐私是達到健康隐私的前提條件。
神經質隐私的瓦解是邁向健康的一個必經過程，這裡所謂的健康包括對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
我想所謂的健康隐私也包括這樣的情形，當客觀環境需要時，就必須保有某些隐私。
這與另一個問題有關，我曾在某個團體讨論的課程中談到防衛态度的必要性。
當初我要說的是神經質防衛與健康防衛的不同。
我們必須記住，神經質防衛是不健康的，因為它是不可控制的、強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
我們有許多控制沖動的力量，防衛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我們現在已意識到，在現今的文化中許多的失序狀況是因為缺乏控制，但是弗洛伊德當年卻未曾意識到這一點。
常常有人開玩笑說某人必須克制，但是我并不認為這是玩笑話。
我認為人們不可以、不應該、也不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表達心中的沖動。
我們必須有所節制，這不僅是現實環境的需要，也是個人發展、存續和價值的需要。
事實上，在人類的生活中也有許多存在性沖突：許多問題無法獲得解決，許多時候為了某些事物必須放棄其他事物。
這就是沖突所在，當我們朝向某一目标前進時，往往必須放棄某件事物，甚至對此感到哀傷，我們必須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緒。
通常一個決定就代表對一件事物的承諾，對另一件事物的排斥。
我們不可能在兩件事物間來回做選擇。
例如，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後的決定以及永遠的承諾，因此必要的、健康的控制和防衛是不可或缺的。
&ldquo防衛&rdquo一詞已被人們過度醜化。
在這裡，&ldquo防衛&rdquo意指&ldquo因應機制&rdquo。
社會哲學家一再地強調，弗洛伊德所處的20世紀初與我們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他們承受過多的壓抑，而因為弗洛伊德使得這些不必要的壓抑遭到瓦解。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控制沖動和必要的壓抑。
我想到了一個例子：曾有一位婦女，當她想到什麼時，不管别人是否還在說話，就開始說了起來，因此她遭受到團體學員的猛烈攻擊。
他們說：&ldquo請自我控制一下，閉上你的嘴，我們也要發表自己的看法。
當沒有人說話的時候再說，别打斷他人的話。
&rdquo這就是必要防衛或因應機制的例證。
以前我常常想，所謂的學習團體或其他感受訓練、人際關系、領導團體等，都隻是假借團體治療的名義。
但現在我改變了想法，除了上述的原因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第一，&ldquo治療&rdquo一詞，代表人對心理上的疾病過于屈就。
但就我的觀察，大多數的學員就心理治療的層面而言不算有病，隻是就正常的情況而言有些許的偏差，但他們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公民。
因此他們需要的并非是個人式心理治療，而是個人發展、自我實現的訓練。
第二，我也逐漸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你使用心理治療這個字眼，可能會引起很多人的厭惡，即使他們确實需要接受心理治療。
例如，這些假名與同義詞對于那些執迷型、倔強型、事物思考型的人，以及不信任心理學的人來說，比較容易接受。
雖然我認為有比&ldquo訓練&rdquo更适合的名詞，但是我還是保留一些名詞（不指涉治療疾病）。
&ldquo訓練員&rdquo這個詞也有一點屈就的意味，好像我是一位健康、完美的神明，屈尊降貴地幫助你這位不健康、不幸的可憐蟲。
類似這樣的說法都應該避免。
如果我們強調存在型心理治療師可能會好一點，他們相互幫忙，就像哥哥幫助弟弟，一切都源于愛。
所有的團體都應該放棄舊有的醫療行為模式&mdash&mdash以一種權威的心态，将健康的人視為病人一般對待。
治療團體的另一個目标是&ldquo學習信任&rdquo，去除一切的防護和防衛心理（尤其是反向攻擊和反向敵意）。
這與學習表達和自發是不同的。
這也是關于現實主義和客觀性的訓練，因為它是植根于當今現實，而非兒童時期的現實。
兒童現實在現今來說已經不切實際而且是錯誤的。
這與弗洛伊德強調脫離過去的意義是相同的。
因此更好的說法是&ldquo學習信任&rdquo&mdash&mdash當此信任符合現實情況時，或是&ldquo學習不信任&rdquo&mdash&mdash當此信任不符合現實情況時。
另外一個實用的目标是學習隐忍感情。
團體的領導者必須保持鎮定，他必須忍受他人的敵意，或是當有人傷心落淚時，他必須無動于衷。
學習團體的學員了解到，其他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容易受到傷害。
許多學習團體的報告指出，如果一個人受到批評（客觀的批評），或是有人在哭，或是有人激怒了别人，就會有另一個人出來解救他。
但是長期而言，大家必須借由簡單的經驗，知道人不會因為受到批評而崩潰，他們所能忍受的批評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多得多，隻要這批評是真實的、友善的。
也許另一個目标就是學習辨識個人客觀而友善的批評與攻擊之間的差異。
我在少數的團體訓練中，也看到這樣的差别。
我們也應該學習容忍缺乏組織、模棱兩可、無計劃、沒有未來的情況，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建設和發展過程。
這對于個人發展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培養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我想有必要強調學習團體的選擇性，尤其是像愛羅湖或是其他孤立的文化。
在這樣的團體裡面，沒有真正的混蛋，沒有真正的毒蛇猛獸，沒有真正惡名昭彰的壞人。
普遍來講，他們都是高尚的人，至少他們都在努力成為高尚的人。
當然，有人會因為這些特定團體的成效，以為在所有的情況下均能實行，其實不然。
比較好的說法是，這些學習團體之所以有成效，是因為環境的允許。
如果現在面對的是獨裁性格的人、偏執狂或是不成熟的人，學習團體的成效就令人質疑。
這是很實際的情況，因為這些訓練員或領導者都是經過特别篩選的。
我的印象是，團體裡的每個人都是高尚的人，當然這裡的人平均水平也比一般大衆要高。
這又牽涉到挑選的問題，我們沒有那麼多足夠優秀的學習團體。
因此我們隻能在良好的環境條件下，對這些團體進行有限的實驗，試圖找出共通的原則和教條。
這種情形下，我問其中一位學員某些問題時，顯得更加真實。
我問：&ldquo魔鬼在哪裡？&rdquo&ldquo精神病理學在哪裡？&rdquo&ldquo現實證明存在的弗洛伊德式的消極和悲觀在哪裡？&rdquo我感覺他們會傾向于羅傑斯式的樂觀主義，即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好的治療對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情況并非如此。
在良好的環境下，許多人都能自我成長，但不是全部。
我對于領導者也有同樣的質疑：長期而言，我們不能自由選擇領導者或治療師，但是在許多著作中沒提到針對潛在領導者所設計的個人治療。
我覺得接受感受訓練的人，應該以更開放的态度讨論心中的敵意&mdash&mdash必須更明确、更仔細。
例如，在我與他們共處的短短幾天裡，看到他們不斷地練習公開表達自己的敵意，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大問題。
相較于弗洛伊德時代對性的壓抑，現今心理分析師面對的是對敵意的壓抑，壓抑的程度不亞于當年的性壓抑。
社會愈來愈害怕沖突、不同意、敵意、反抗和對立的發生。
我們不斷強調要與他人和平共處，即使你很不喜歡這個人。
然而在這些學習團體中，他們不但要學習接受他人的敵意，也要學會成為他人攻擊的目标，而且不會因此而崩潰。
我看到某些美國人超越一般禮教的束縛，願意接受好友負面而善意的批評，不覺得自己遭受攻擊，反而将對方的行為視為情感的表達、協助的意願。
我們社會上大多數人做不到這一點，他們認為批評是對人的攻擊。
但是在愛羅湖團體裡，他們努力教導學員分辨何者是出于關愛、友誼和助人的沖動而提出的批評，何者是出于敵意或攻擊的批評。
團體中的學員經過學習後，變得更加堅強、更有适應力，能承受更多的痛苦。
不容置疑的是，這些人比較有勇氣向别人說不，批評别人，否定别人的意見，不會假想會有不良的後果。
現在所有的這些問題，對男人特别重要。
如果男子氣概是我們社會的焦點議題，如果美國男人不夠強硬、不夠積極、不夠果斷的話，那麼這些團體的訓練對建立男子氣概亦有所幫助。
在我們的社會，有許多男人喜歡安撫、讨好别人，極力避免任何的沖突、反抗，試着平息争端、手腕靈活、不斷妥協、不制造争端、不搗亂，當大多數人反對時就輕易投降，絕不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種性格的男性被弗洛伊德稱為遭閹割的男人，他們像一隻寵物狗，努力地搖尾乞憐，讨好主人，必要時也不會反擊。
如果能仔細研究弗洛伊德關于攻擊、毀滅和死之願望的論述，就能對這個問題有更清楚的理解。
我并不是說要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主張，而是借此說明對人的心靈要有更深入的體驗。
另外一個觀點也和此點有關，這也是我常常想到的，那就是支配與從屬關系。
我曾經在猴子和猩猩的身上觀察到依據支配層級所制定的覓食次序。
但是團體動力學者對這方面所知不多。
我建議他們多參考猴子的行為模式。
我感覺他們都過于強調民主教條，以為人人生而平等，對于實質占有優勢的人、天生的領導者、具支配力的人、特别聰明或特别果斷的人，他們覺得很難接受，因為這違反民主原則（事實上并不相互沖突）。
在我讀過的著作裡，并沒有任何關于這個問題的參考資料，同樣在整個弗洛伊德心理學說裡也找不到任何的參考資料。
雖然其影響和作用可能長期存在，但是體驗出現的一刹那卻是短暫的。
對有些人來說，高峰體驗一直具有較高的治療意義。
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高峰體驗則由于使人産生了意義重大的頓悟、啟示或宗教皈依，而使其整個人生觀發生了永久性的變化。
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因為高峰體驗就像使我們暫時步入了天堂，而後我們又在這索然無味的人世上不時地回想起那美好的時刻。
一個人很有特色地說道：&ldquo我知道生活可以是美妙的，值得我活在世上。
在那些冷酷的日子裡，我會竭力回憶那些美好的瞬間。
&rdquo一個婦女剛剛經曆了順産以後，氣喘籲籲地同時又無比驚奇地對丈夫說：&ldquo絕沒有人有過像我這樣的心情。
&rdquo另一個婦女在回憶同樣的經曆時說：&ldquo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女皇，一個世界上最完美的女皇。
&rdquo有一個人回憶起他在戰争期間一次夜護航的情景時說，在沒有一絲光亮的黑夜裡，感到了一種無比敬畏的情緒，它油然而生，他頃刻間感到自己已經與廣袤的宇宙融為了一體，自己被包含在充滿整個世界的美之中，不可分割。
另一個人回憶他獨自一人像魚一樣在水中翻騰歡躍時，他感到自己爆發出一種純粹是孩子般的狂喜心情，他因感到了一種生理上的完美幸福而禁不住放聲大叫。
不用說，健康正常的性生活在相宜的情況下也常常會産生類似的體驗。
我們不難理解這類美好的體驗會産生心理治療效果，使人變得高尚美好。
這種體驗對任何人（不論是丈夫還是小孩）的性格、人生觀、世界觀都要産生影響。
真正令人費解的是這類體驗為什麼不是經常性的。
盡管每一個人事實上都可能最終意識到自己曾有過類似的體驗，但為什麼人的命運卻如此可悲，充滿了妒忌、恐懼、敵意和痛苦，這是我始終不能明白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線索，我們中有些人正在專門研究&ldquo高峰體驗者&rdquo和&ldquo反高峰體驗者&rdquo。
反高峰體驗者是指那些排斥、否認或壓抑其高峰體驗的人，或者指那些害怕自己的高峰體驗的人。
我确信，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來抵制高峰體驗的話，那麼我們内心的這種體驗就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起初，我們以為有的人根本就沒有産生高峰體驗。
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說，我們後來發現更可能的情況是反高峰體驗者也有自己的這類體驗，但他們壓抑、曲解或由于種種原因排斥了自己的體驗，因而未能利用這類體驗。
導緻人們排斥其高峰體驗的部分原因包括那種刻闆的态度，如西蒙·德·博烏華相信這種體驗是一種脆弱、病态的表現（阿瑟·凱斯特勒也這樣認為）。
為什麼弗洛伊德要對自己的高峰體驗持否定的态度，這是大家都拿不準的，也許是因為他抱有19世紀所特有的機械的科學觀，也可能是因為他的悲觀性格。
在我所觀察的對象中，我發現上述因素在不同的時候都會起作用。
在其他人身上，我還注意到，他們排斥自己的高峰體驗，因為他們有一種狹隘的理性主義态度。
我認為這種态度是一種防禦機制，專門反抗情感的泛濫，非理性的傾向，失去控制的、不合邏輯的、柔情的、危險的女性特征，對精神失常的恐懼等等。
我們在有些人身上比較能經常看到這種态度，如工程師、數學家、分析哲學家、書店老闆、會計人員等。
一般說來，他們都是具有強迫症傾向的人。
拒絕承認自己的高峰體驗可能導緻種種不良影響，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努力消除這些影響。
有一點我已經注意到，即權威人士對高峰體驗的贊賞，有助于人們解除對這類體驗的壓抑。
舉例來說，無論我是給學生還是給其他團體做關于高峰體驗的講演後（不用說我對這類體驗是肯定和贊賞的），我的聽衆都會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就曾親曆過許多高峰體驗，或者說，他們才首次&ldquo回想起來&rdquo。
不過今天我更願意這樣說，所有處于前意識狀态的混亂無序的這類體驗全都冒了出來，清晰可見，我們必須對此命名，必須認真對待。
簡言之，人們此刻才&ldquo意識到&rdquo，或者說才&ldquo明白&rdquo他們曾有過什麼樣的體驗。
它很像你們剛進入青春期時首次萌生出性欲的情景，不過，這次你們的父親卻不會表示異議。
最近，我從一個觀察對象身上認識到一些與今天的講演有關的東西。
一個女人雖然可能在分娩時産生高峰體驗，但她不能意識到這種體驗與其他高峰體驗完全一樣，她不知道所有的高峰體驗都具有相同的結構。
大概正是由于這一緣故，高峰體驗不能産生治療性轉換，不能産生普遍的效果。
例如，女性隻有在最後才意識到：當她明白自己在丈夫的心中不可缺少時所産生的感情，跟她在分娩時所産生的感情非常相似，也跟她在碰到一個孤兒時所激起的強烈母愛極其相同。
隻有這個時候，她才能認識到這種體驗具有普遍意義，她才能在以後生活的各個方面有意識地利用這些體驗，而不僅僅局限于某個孤立的生活角落。
這一研究工作有助于解釋那個為許多宗教作家和神秘主義者所注意的古老難題，這個難題特别受到那些描寫過有關宗教皈依的作家的注意，像詹姆斯和貝格比等。
他們常常暗示任何人都有必要經曆&ldquo靈魂最陰沉的階段&rdquo，說到底，就是要有絕望的體驗。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人想要達到神秘的狂喜心境的先決條件。
從這樣的作品中，我感到人們似乎總是要首先在最大程度上表現出自己的意志、驕傲和狂妄，當事實證明其意志、驕傲和狂妄隻能産生極大的痛苦時，人們才可能打心底裡做出讓步和屈服，并變得謙恭起來。
他卑躬屈膝、拜倒在聖壇前，對主說：&ldquo不是我的意志，而是您的威力所緻。
&rdquo我要強調的是這不僅僅是一種宗教現象，這種現象也可能發生在酗酒者或精神病患者身上，發生在女性反抗丈夫的壓制時，發生在青年人反抗父母的約束時。
我現在認為，這個問題的難點一直在于它既可能呈現出健康的形式，又可能顯示病态的形式。
例如，這整套系統不僅對宗教皈依和神秘體驗起作用，也對性欲起作用。
在神秘主義的文學作品中，我們能輕易地發現有關性的成分。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心寡欲的教士是怎樣徹底棄絕其情欲的，可以看到像蒙肯那樣的評論家是怎樣高聲取笑這類風流韻事的。
對于所有那些不能使性欲和宗教（在&ldquo較高尚&rdquo的生活中）共存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它使人終日煩惱不安。
現在，這個問題的一方面已經不再使人感到困擾，至少對于那些把性欲（起碼是性愛）看成是愉快美好的事情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們極願意将這看成是通向天堂的大門之一。
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問題。
驕傲很容易變成一樁壞事，而完全缺乏驕傲也同樣不好，這樣可能導緻受虐狂。
一個人似乎應該既能堅定、頑強、固執、戒備、警惕、氣盛、好勝、自信，又能信賴他人，做到松弛和善于感受。
例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一個人要想創造，要想進行深邃的思索和理論研究，要想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當然也包括與異性的關系，他就必須将上述兩個不同方面的特點和能力恰當地結合在一起。
女性在信任人和謙恭方面較強，而男性在決斷和堅強方面較強。
這看來是真實的，但是男女雙方都應該同時具備兩方面的能力。
就我們迄今所看到的高峰體驗來說，其中大多數具有被動感受的性質。
高峰體驗降臨于人，而人則必須能夠做到順其自然。
人不能強迫、控制或支配高峰體驗。
意志力量是無用的，奮力争取和竭力遏止也是無用的。
對這類體驗我們隻需讓其自然發生。
可以給你們舉一些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安賈爾曾對我說，根據他的經驗，真正患有強迫症的人根本無法在水中&ldquo漂浮&rdquo，因為他們不能放松自己，不能做到無控制。
要想自由，情形跟大小便、入睡、松弛肌肉等一樣。
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我們能夠使自己放松，任其自然發生，意志力隻會礙事。
由此可見，意志力的幹涉，似乎隻能抑制高峰體驗。
關于這一點我最後想說，&ldquo聽其自然&rdquo和&ldquo信賴感&rdquo等諸如此類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是&ldquo靈魂的陰沉&rdquo或&ldquo絕望&rdquo，也不意味着是驕傲感被徹底粉碎，或人的被迫屈服。
健康的驕傲感與健康的感受性并行不悖。
我們要拿掉的是那種不健康的驕傲。
随便提及，這一點也是神秘體驗與高峰體驗之間的又一不同之處。
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提到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即高峰體驗使一些人變得更活躍、更激動、更興奮，同時又使另一些人變得松弛、平靜、安詳。
我不明白這種差别的真實含義，也不清楚産生這一差别的根源是什麼。
也許後者與前者相比是更完全的滿足，當然也許不是。
在所有的受試者中，我至少遇到過一位因高峰體驗，特别是審美體驗而感到劇烈頭疼的人。
她說在這些時候她感到自己很生硬、緊張、激動，因而變得特别健談。
這頭疼并不使人讨厭，她一點也不回避，相反她還期待頭疼出現。
與頭疼同時出現的，還有其他一些比較普通的現象。
她說：&ldquo世界變得美好，我自己也變得和善。
我有一種強烈的希望，這對我來說是少有的事。
在這些時候，我明白我想要什麼，我很有把握，較少懷疑。
我的工作效率變得高起來，能很快做出決定，很少含糊。
我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清楚自己的要求和同情心。
&rdquo 我提的問題都是關于那些人們感到極度興奮和幸福的瞬間，因此他們能夠注意到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悲劇、痛苦以及面臨死亡，在那些具有足夠勇氣和力量的人的心中，同樣能夠産生認知效果和治療效果。
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快樂與憂傷的融合，歡笑與眼淚的密切關系。
人們常常告訴我，有人流淚是因為極度的幸福（如在愉快的婚禮上哭泣），或是因為正義的最後勝利（如為幸福的結局而熱淚盈眶），也有人因為感情激動而喉嚨哽咽（如由于跳舞特别優美而産生高峰體驗時），或是因為音樂高峰體驗而打寒戰、起雞皮疙瘩、發抖，甚至有一個人還出現嘔吐的征兆。
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廣泛地研究。
對高峰體驗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一定會成為下一個世紀（21世紀）的心理學研究中心。
這就是古代某些神秘主義者和神學家稱為&ldquo大同意識&rdquo或其他什麼名稱的問題。
正如笃信宗教的人所說，這個問題就是怎樣在這個世俗的世界上度過聖潔的一生，怎樣使人生具有永恒的意義，怎樣在這不完善的世界上始終保持着對至善至美的理想，怎樣在假、醜、惡的塵埃中永不忘記對真、善、美的追求。
過去，人們若想達到這一境界，就不得不逃離塵世，隐居在寺廟裡，過着苦行僧的生活。
不少人還想盡一切辦法來折磨自己的肉體，壓抑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胃口，他們錯誤地以為，肉體和欲望是與永恒、至善至美、神性、上帝的意旨等格格不入的。
請注意！高峰體驗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可以被吸收到（或甚至完全取代）那些不成熟的觀念。
根據這些觀念，天堂不過像一個鄉村俱樂部，隻是地點有些特殊罷了，大概在雲層裡。
而在高峰體驗中，人們常常能直接窺見上帝的本質，而永恒性也似乎成了現實世界本身的特征。
或者換種說法，天堂就在我們的身邊，從大體上看，它任何時候都可以達到，我們随時都可以步入天堂，逗留幾分鐘。
天堂存在于任何地方，在廚房裡，在工廠裡，在籃球場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現，手段可以變成目的，事情可以妥帖辦好。
&ldquo大同生活&rdquo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會成為可能，而不僅僅是夢想。
有一點很清楚，我們的研究将使這種生活更接近、更可能達到。
最後還有一句話：現在，那些比較熟悉有關神秘體驗文學的人，已經可能清楚地看到，高峰體驗與神秘體驗非常相似，二者有彼此吻合一緻的地方，但它們并不是同一的。
它們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我還不十分了解。
我最多隻能猜測二者并無本質區别，隻有程度上的差異。
正如古典意義的描述，整個神秘體驗，多少有點接近那些或大或小的高峰體驗。
八、實現共享的目的 在我心中有很多未成形的想法，必須花些時間重新整理。
但是有些想法必須在它們消失前就先定案。
在我看了柏格森在《加州管理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後，某些想法就變得更明确了。
我比較了這些具有羅夏測驗、投射測驗和非結構性測驗特征的團體後，發現非結構式的心理分析和這些有着某種關聯，此外也與道家的消極主義和無為思想有關&mdash&mdash放任萬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發展。
我可以把他們與我所知的理論性和知識結合在一起，我想建議在這個領域的人，他們也應該做同樣的事。
但他們似乎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非結構性的力量已經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有所展現。
現在我有另一個想法：我重新回想了韋特海默強調的非結構性思考的主張，恭裡夫實驗和艾殊實驗也支持這種主張。
這就産生了另一個相關。
我比較了心理分析所采用的自由聯想與羅夏測驗中非結構性墨點所産生的影響。
我發現，當世界變得有結構性、有組織、有秩序時，人們就會傾向于調整自己去适應這個結構。
布蘭迪斯心理研究所采用道教思想與消極主義式教學，我在其中學習到，缺乏結構和消極主義會激發人類深藏的心靈力量，使人們朝向自我實現的目标邁進；但是我也發現，缺乏結構的組織曾暴露出個人的弱點，例如缺少才華。
簡而言之，非結構性環境對人有好處也有壞處。
我開始了解到，在我們這種教學環境下失敗的人，也許在傳統的研究所會有很好的表現。
他們不停地上課，不斷地考試、累積分數，生活在一個有組織、強調權威的環境中。
他們等着别人告訴他們要做什麼，不必主動去争取。
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其實我們研究所的環境對那些失敗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為他們在二十五歲&mdash&mdash而非等到四十五歲時&mdash&mdash就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對心理學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也不适合成為一名懷抱熱忱的知識分子。
這種事似乎也會發生在無組織性的團體之中。
如果一直有人告訴你做什麼，生活對你來說也許會變得容易許多，但是你會因此無法發覺自己的弱點，更無法看出自己的優點。
我在關于心理治療的文章中，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我們抽離塑造行為的外部因素後，人們的行為将會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響；如果要觀察内部心理因素，就必須消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結構。
這就是羅夏測驗的目的，這也是我在愛羅湖所觀察到的實況。
我自己曾寫道： 這是通往心靈世界和心靈知識的大門。
通過對内心的體驗而達到（不是隻靠演說或閱讀），經過他人的回饋，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心靈，協助我們以一種較為有序的方式，體驗内心變化。
這種轉向内心探索、意識内部經驗的過程，隻有在非結構的環境中才可能實現。
我們舉一個較普通的例子，這種情形經常發生在某些婦女的身上，例如她嫁給一個非常大男子主義的丈夫。
過去四十年，她是一個&ldquo好太太&rdquo，非常盡責地做每一件丈夫要她去做的事，每天為家事奔波，撫育小孩，照顧丈夫。
有一天突然發生不幸的意外，她丈夫死了，或者他們離婚了，或者她主動離開丈夫。
無論如何，對她自己以及周圍的人來講，這些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預料，而她也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展現出意料之外的才華。
例如我認識一個婦女在她接近五十歲時成了一個優秀的畫家，而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擁有這方面的才能，也沒有任何想提筆畫畫的沖動。
這就好比你的靈感被觸動，原來躲在暗處的潛能就會蹦出來。
對許多寡婦以及離婚婦女來說，在經曆過震驚以及恐懼之後，她們反而會覺得有一種解脫束縛的輕松感覺。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結構性組織是如何運作的。
組織就像個蓋子、抑制器。
如果你讓一個人一直不停地工作，他就不會有時間坐下來靜靜思考，隐藏在他内心深處的靈魂和潛能也沒有機會激發出來。
我現在想要講的是，我對這個團體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滿驚訝和震撼。
這些人憑着内心的直覺，自由自在地高談闊論。
通常在經過一到兩年的治療後，病患者才能與我有如此随意的交談。
這對我的沖擊很大，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
我必須重新調整自己對團體互動的态度，以及過去認為不斷地交談是無效率的想法。
過去我們從心理治療的角度分析，認為性格的改變必須花費兩到三年的時間。
但是事實證明，根本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這是我在想法上的重要轉變。
另一項轉變在于，人際關系與社會團體關系是影響心靈、社會和人際行為的重要因素。
一個人必須經過對當下情境的認知而意識到自己的神經質傾向或原始曆程傾向，而非通過對個人基因或成長曆程的探究。
過去心理分析師認為，個人内心的意念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
但是這些團體的表現讓我們明白，社會上人與人的互動才是影響人際行為以及自我覺醒的重要因素。
如果能從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饋，就可以了解自己對他們的影響有多深，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
這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動者或支配者、溫柔的人或有敵意的人。
這就是我所說的發現真正的自我。
總的來說，現行的社會情況對行為的影響較大，個人的心靈相比之下就變得不太重要。
至于個人的成長曆程，已在不知不覺中存在于個人的心靈深處，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為這些團隊學員并沒有探察個人的成長曆程和心靈态度，一樣能有好的結果。
至于心理治療與自我改進和追求自我認同之間的關系，必須重新解釋。
最好的方式是，開始幾個星期以學習團體的形式治療，再進行個人的治療，一段時間後再回到學習團體。
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傳統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會受到沖擊。
我懷疑，學習團體的某些成效無法經由個人心理治療完成。
我們從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們單從一個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無論這個人是否具有主動性格。
關于自我的認知，有大部分是來自他人的，這些人能夠敏銳地覺察到我們的特質，并流暢地表述他們的觀察所得。
他們知道如何避免引發他人的敵意，因此在批評與指責的同時并不會激起對方的防衛心理。
我們認為所有關于追求自我認同的探讨&mdash&mdash威爾斯、弗洛姆和何妮等人&mdash&mdash都未曾注意到，周圍的人會将他們對我們的印象回饋給我們，使我們更了解自我。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經建議在愛羅湖的一些人，若要達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療目的，可以試着用一種古老的業餘治療方式。
如，拍下我們工作時的影像，然後讨論這些照片，可以讓我們了解自己的真正面貌。
我們不隻是知道我們看起來像什麼、我們的人格或外在的表象，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以及自我的認同。
這種做法當然存在着危險，就像蘇利文一樣錯誤地認為自我隻是一堆可怕的鏡中倒影而已。
不過我認為這種錯誤很容易避免，因為擁有穩固自我認同的人，不會對自己産生錯誤的認知或投射。
也許這可以用來測試自我的強度，就像艾殊的實驗，衆人都同意一項與事實不符合的陳述，在這種情況下，三個人通常有兩個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許我們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教導人們何時該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時又該信任他人的判斷。
另一種方式就是所謂的誠實訓練或是自發訓練，也就是天真的認知以及行為的訓練。
我還想到第三種，就是親密訓練。
我發現，當一個人比較不害怕受到傷害時，他就會試圖解除防備，卸下僞裝的面具。
這樣的行為其實是一種友善與親近的信号，希望對方也能如此回應；對方也會說出以下的話，表示一種友善：&ldquo你的秘密并沒有想象中的可怕。
&rdquo或是說：&ldquo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愚笨、很沒趣的人，不過你卻給人一種很有意思的印象，讓人不禁想要認識你。
&rdquo 萊溫提到，美國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更需要心理治療師，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與人親近。
和歐洲人相比，美國人之間更沒有親密的朋友關系。
因此，他們沒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幫忙分擔自己的喜怒哀樂。
基本上我同意這個觀點。
人們沒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達内心的感受，分擔自己的煩惱，心理治療師、學習團體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即是要改善這樣的情況。
萊溫在很早以前就進行過美國人與歐洲人性格比較的研究，我相信還有其他人也注意到這一點。
就我所知，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腳族人彼此之間存在着親密的友誼。
我必須承認，無論什麼時候，任何人問我，我的答案都是我沒有真正知心的朋友，雖然這是我一直渴望擁有的。
當然，有很多方式和渠道可以建立這樣的友誼，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們聊起我的生活情況。
但是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療師那般的親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花費十五到二十美元的鐘點費，為的隻是希望有人能靜靜地傾聽我們說話，并做出适當的回應，讓我們放膽宣洩自己的情緒，随意地與我們所信任的人交談。
這個人不會令我們害怕，不會傷害我們，更不會利用我們的弱點。
如果從整體文化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我揭露的原則，試圖誠實、與人親近、表露自我努力，其實是有正面意義的。
沒有了恐懼，心中的恐慌就會自動消失；當我們不必再隐瞞自己有假肢的事實後，在我們表露肢體殘障或未婚的恐懼後，感覺就自由多了。
關于心理健全的概念，還包括表達愛的能力以及表達意見的自由，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必須說出。
真正開明的人，會自由而誠實地對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說出内心的想法，例如&ldquo這是值得做的好事&rdquo或者&ldquo這不是你該做的事&rdquo，又或者&ldquo你的行為讓我感到傷心、失望&rdquo等等。
這又讓我想起魯德夫所主張的基督教對愛的定義，其中之一就是誠實地對待每一個人。
他認為不應該對社會有任何懷疑之心。
這也是我從一個牧師&mdash&mdash卡瑪那裡所學到的。
很明顯，他覺得作為一個牧師，就有一種責任和義務，必須完全坦誠地對待每一個人，即使對方有可能因此受到傷害。
如果你覺得某人不是一個好老師，因為他總是喃喃自語，你就有責任說出對他的看法。
如果任他繼續犯錯，就不是真正愛他。
如果你真正愛一個人，就必須指正對方，并有足夠的勇氣承擔傷害對方的可能。
當然，我們通常都不會這樣做。
我們隻有在生氣的時候才會批評人家。
一般人對愛的定義，并不包括批評人家或給予對方正确的回應。
不過，我想最好要改變這樣的想法。
有趣的是，如果人們能夠善意地批評别人、指正别人，愛的感受會在雙方的心中滋長。
也就是說，被你坦誠批判的人，心裡可能會一時覺得受傷害，但是最後他因此而受益，對你感激萬分。
例如，如果你覺得我夠堅強、有足夠的能力、夠客觀，因此可以坦言無諱地糾正我，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尊敬。
隻有那些覺得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擊，害怕傷害我的人，才不敢說出事情的真相。
我還記得，當我在研究所授課時，曾經因為學生從來不反駁我的意見而生氣，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侮辱。
我最後很想問上帝：&ldquo天啊，這些人是怎麼看待我的呢？他們覺得我沒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辯論或反對意見嗎？&rdquo後來我告訴他們我的想法，情況果然改善了許多，他們變得勇于提出意見和我辯論，我覺得心裡好過多了，當然也很感謝他們。
以上關于親密訓練的讨論，主要是希望能從另一種角度觀察，使整個理論更如完整。
若以誠實、多樣的體驗和自由表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得到的結果又會有所不同。
每種角度都有它的優點，因此我們必須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再将其整合。
關于開明管理的學習團體，我必須說明1938年到1939年在布魯克林大學所進行的團體治療實驗。
若以社會、哲學、開明原則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親密關系有助于個人與團隊的成長，更有助于發展良好的兩人關系。
我從個人治療的案例中也發現許多例證。
這樣的行為可以将全球人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個人的心理更為健康，團隊更為健全，規模更為龐大，世界更為美好。
不過，這裡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我無法解答的問題，可能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解答。
例如，這些學習團體的學生隻不過是自願付一大筆錢，來到了一個很舒适的環境，一起上課進行改造，企圖創造出一個最好的結果。
在我的印象中，這些負責訓練的專家和企業領導人都是高級精英分子，他們的能力都很強，都是具備非凡氣質的優秀人士。
如果我們進行的是一個小規模的飛機機長訓練，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
我還記得當時布魯克林大學有一小群熱心人士，這些人共同開了一堂社會科學概論的課程，課程内容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上課的學生覺得這是他們上過的最有趣的課程。
每個學生都很喜歡這個課程，也覺得很快樂，他們就把這堂課變為大一的必修課。
很快，适合的指導老師嚴重缺乏，而這堂課最後也變得毫無價值。
理由很簡單，第一班是由五個經過挑選的訓練員來授課，他們都是擔任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但之後當學生愈來愈多時，所需要的訓練員也大幅擴增到五十個至六十個，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适合這份工作。
當然布魯克林大學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可以勝任指導老師。
這些不稱職、沒有能力的人加入訓練員的行列，不但影響教學品質，還摧毀了原來很精彩的一項課程。
在這類團體中，我們需要的領導者必須受過訓練，而且具有适宜的人格特質。
他們必須像慈母、慈父般願意幫助人，因為做好事而感到快樂。
但并非世上每個人都是如此。
對于那些具有強迫性格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做？對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做？對于隻想加入該團體并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們又應該怎麼做？這個團體和學生本身，屬于社會的高級知識分子。
所以對于那些隻能接受督促思考的大衆而言，我們該如何做？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課程内容，如果再繼續下去，隻是在浪費時間，沒有任何好處。
同樣的，個别心理治療對改善整個世界是毫無幫助的，因為沒有足夠數量的心理分析師，而少數的學習團體對于整體社會的影響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小水滴，産生不了任何作用。
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可以把這種技術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中的原則運用在更多的情境中。
例如學校裡的年輕人，若以五歲、六歲、七歲或十八歲的年紀而言，我還未遇到有年輕人差勁到無法接受這樣的教導。
在這裡我想要說的是，這些人與人的相互治療關系，主要是基于親密、誠實、自我揭露、覺察自我的原則，并負責任地回應我們對他人的印象。
這是極具革命性的概念，能将社會全體帶往一個更有利的方向，到時候整個世界的文化将會在十年之内産生巨大改變。
我一直試着将這些治療團體或是個人發展團體的技巧和目标壓縮成幾個重點。
第一，我想最明顯的是，在非結構性團體中，一個人可以表現最真實的性格，别人看到的是我們内心真正的特質，而非外加的社會角色或刻闆印象，如此通過别人的回饋，我們可以認知自己的社會刺激值。
真正的重點在于，假設我現在處于一個可以完全展現自我的環境，那麼對他人而言，我看起來如何？我如何對他人産生影響？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麼？他們共同看出了什麼特征？我如何對不同的人産生不同的影響？ 第二，要強調的是羅傑斯所稱的體驗或是開放體驗，或是我所謂的天真的覺察。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體驗最深處的心靈，同時學習去體驗他人真實的自我，例如仔細聆聽、觀察對方，了解他所彈奏的音樂、所說的話和話中的意義。
這是永不間斷的過程。
第三，誠實而流暢地表達自我思想。
我們不僅要有覺察的能力，還必須毫無顧忌地、沒有阻礙地說出我們所感覺到的、所覺察到的。
當然，這樣的文化論述偏重行為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表露誠實的話語與行為。
當我與盧本談到這點時，他非常同意我的說法，但他認為團體曆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不過我認為，就個人發展和個人成長而言，團體曆程并不是那麼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未成形的想法，雖然我不太确定它是什麼，不過我應該知道它的大意。
那就是我們必須讓溝通更不具結構性。
在今天的社會定義下，好的思考與好的寫作必須是邏輯的、有組織的、可分析的、可說明的、符合現實的。
但事實上，以榮格的理論而言，我們必須更有詩意、更有想象力、更形而上、更原始。
在我談論存在的書中的附錄裡就已經提到，現今的人們太過強調理性與可述性，尤其是科學界情況更為嚴重。
十年前，我們曾參加某個高科技研讨會。
當時上台演講的來賓是一位管理顧問，也是一個作家&mdash&mdash湯姆·彼得斯。
他發表的一些言論令在場的觀衆相當震驚，不過現在來看，那些言論卻比十年前更适用于今天的社會。
彼得斯的言論一向與正統思想相背離，這些言論讓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他說：&ldquo你們這些人有個問題，幾年前當我看着觀衆席時，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彼此都不相同的人。
現在你們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并沒有多大的分别，說着同樣的語言，穿着打扮也很類似。
因為你們現在都變成了&lsquo專業人士&rsquo，獲得了某種程度的&lsquo成功&rsquo。
&rdquo 事實上，學習團體的作用即在于讓人學習面對心靈的現實，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化一直否定、壓抑或抑制這樣的行為。
我們強調具體的事物，重視物理學家、化學家和工程師，我們隻認同由人們的手指和雙手實驗所得的知識和科學，我們完全放棄内心生活的微妙。
我現在所要探讨的正是關于心靈方面的知識。
我們的現實世界強調實質的結果，這使得人們傾向于壓抑和完全控制心靈生活。
這也難怪，在許多個人或團體治療的過程中，常常會引發不可思議的情緒力量和學習效果。
因為這是我們完全不熟悉的領域，我們仿佛在學習一門新的科學知識，看到全新的事實和自然界的另一面。
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内心行動、原始曆程、形而上的思考、行為的自發性，并覺察到夢、幻想與希望的運作邏輯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學習團體中的學員大多數是最沒有心靈生活的人，如工程師、經理人、生意人、總裁等，他們都是一些&ldquo事物人&rdquo，所以會發生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好比一個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聞到酒精就醉了。
這些團體的另一個目标，就是柏格森主張的概念化。
許多學習者都經曆了一次全新的概念化的過程。
首先，就是關于人類生活的事實，例如重新認知個人的差異。
但更重要的是，許多概念在經過瓦解而再建之後，不僅包含了真實世界的事實，還包括心靈世界的感性、恐懼、希望和期望。
因此全新的理論與态度即将形成。
我之所以會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每個人對自我、重要的他人、社會群集、自然及物質現實，以及對某些人而言屬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現出的态度，也就是我所謂的&ldquo基本性格态度&rdquo，它反映了個人内部的性格結構。
任何一種态度的轉變，代表性格的轉變，也就是個人内心最深處的改變。
在我看來，某些學員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是以一種極為激烈的方式改變的。
當然這種改變相當重要，因此我認為将它納入訓練者的意識目标比較恰當。
現在我又回想起某些事。
在這些團體中沒有任何的價值判斷。
他們認識到感覺是确實存在的，他們也開始學習如何将感覺提升至意識層面并勇敢地表達出來，而不做任何價值判斷。
例如，有一個人談到自己反猶太主義的感覺，當然他很誠實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覺，也希望大家能幫助他。
他的團體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非常成熟，他們不去争論對與錯，而是接受這項事實，完全沒有任何的道德批判。
如果他們以道德的觀點來處理，彼此就會陷入攻擊與防禦的對立關系，那麼這位學員的反猶太主義的态度将得到強化。
在同樣的團體裡，當領導者要求學員說出更多關于個人偏見的例證時，并沒有任何希求被贊同或要求進行判斷的意味。
某個人可以說出某種心态确實存在，而他也引以為恥。
就好比心理分析師會接受治療者的話，了解他所說的事确實存在。
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的一個心理分析師朋友的病人，長久以來他一直苦苦壓抑着對女童性侵犯的沖動。
雖然他從未真正行動過，以後也不會，而他正逐漸克服這種沖動，但是這股沖動确實存在着，就像其他令人不悅的事物&mdash&mdash蚊子和癌症一樣。
如果我們認為癌症患者是邪惡的，因此将他們拒之門外，與他們劃清界限，就真的對癌症束手無策了。
一個好的态度，或是每個人對于任何正在改變心靈現狀的人應有的态度是，不論喜歡與否，贊同與否，即使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須接受它存在的事實。
現在我必須說明一點，以擴大我對愛的定義。
先前我已說明愛是沒有價值判斷的。
愛與正義、判斷、評價、報酬、懲罰不同，而團體中的學員會在不知不覺中學習到，不對任何事采取價值判斷，其實就是一種愛的表現。
學員通過這樣的訓練，學習去愛，去感受愛。
在我自己的治療經驗中，我也發現當我了解一個人，而且此人也願意放下身段告訴我他的罪孽和劣行時，我反而更喜歡他。
這些學習團體的情形也是一樣。
他們無意間将自己的惡行和盤托出，卻讓我更加喜歡他們。
因為這個團體沒有任何的價值批判和懲罰，所以隻有接受沒有拒絕。
喜歡吹毛求疵、有強烈的道德主義、不認同他人、希望改變對方、重新塑造對方，這都不是愛的表現。
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離婚的主要原因。
你可以說，隻有當兩人互相接受對方本有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樂，不會覺得受到幹擾或激怒時，才能成為一對真正相愛的伴侶。
其實，以上所說的，與我接下來要讨論的特定學員有關，這群人包括老闆與領導人。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職能角色：一是判斷、懲罰、訓練、擔任糾察或稽核員的角色；一是治療、協助和關愛的角色。
我曾說過，我們校園中的治療師最好不要兼任老師。
因為後者必須給分，表示認可或不認可。
例如在芝加哥大學，是由一個主考官委員會做評分的工作。
這樣一來，學生與老師的關系會更為親密，都隻是單純地擔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時兼任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角色。
所以同樣的道理，學習團體的訓練員也是隻擔任支持者的角色。
他們不給予成績、獎賞或懲罰，也完全不做任何的價值判斷。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印第安黑腳族身上。
如果小孩或晚輩犯錯的話，通常決定懲罰規則的人是部落裡的長者，而不是自己家裡的父母。
當負責懲罰的人出現時，父母親就變成了維護者，他們站在小孩這一邊，他們是小孩的擁護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對他們執行懲罰的人。
因此黑腳族家庭父母與小孩之間的關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國家庭親密許多。
美國家庭的父親，通常都扮演着愛的給予者以及懲罰者的雙重角色。
我想這點可以加入治療團體的目标清單中。
現在我想起來，1962年6月6日在天尼堡拜訪非線性系統公司時，也曾經和他們讨論過這個議題。
我們都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論點。
我想我會把這個觀點運用到企業老闆的身上，他們有權力雇請員工或解雇員工，給予員工升職或加薪等。
我想說的是，擔任裁判者和死刑執行者角色的人，不可能對于非裁判者或是沒有支配權力的人，給予同等的關愛與信任。
針對這一點，我想我會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因為這是很重要的理念，也是我對現代管理政策過于樂觀的傾向所提出的重要批評。
許多學者認為好的管理政策和參與式管理，可以使得老闆與員工結合成為一個快樂的大家庭，或是成為稱兄道弟的好朋友。
我懷疑其必要性。
我确定在這種環境下，友誼與信任有一定的限度。
事實上，身為老闆、裁判或是負責人事雇用的人，不應該與他所要懲罰的人太過親近或友善。
如果懲罰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經常性的，那麼彼此間的友誼會使懲罰的工作更加困難，不論是裁判的一方或是接受處罰的一方均是如此。
受到處罰的人如果被他認為是朋友的人降級，就覺得自己被出賣。
而如果一個人與某個朋友的感情很好，難保不會力薦他的朋友角逐總裁的位置。
另一方面，如果老闆開除他的朋友，這對老闆來說也很不好過。
我認為，執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場，與被執法者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好比軍隊裡的長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親密的關系。
就我了解，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軍隊走向民主化，不過卻從來沒有成功過，因為總是要有人指定某一個士兵犧牲生命。
這不能以民主方式來決定，因為沒有人想死。
指揮官必須不帶個人感情地選擇必須犧牲生命的人。
所以作為一個将軍，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場，不要和部屬太親近，不要和任何一個士兵變成朋友，因為你可能随時要他們去送死或是接受處罰。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運用在醫生身上，如外科醫生常會拒絕替自己的朋友做手術，心理醫生也會拒絕診治自己的朋友或親戚。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感覺，人們無法愛一個人同時又能公正無私地審判他。
對同一人擁有愛與正義是很困難的事，但它是存在我們周圍的一項無法避免的事實。
我們總是很難以超然的立場，同時處理對同一個人的愛以及懲罰。
我知道這個觀點與我所看過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
權力就是權力，它有可能支配我的生死，對于一個操控我生死大權的人，我無法像對待一個與我沒有權力關系的人那樣采取同等态度。
當我們讨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凱依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
他認為坦誠的概念其實被混淆了，他認為開放心胸有兩種意義。
我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認為那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區分方式。
從老闆和參與式管理的角度來看，開放心胸表示願意接受任何建議、事實、反應或資訊，不論令人愉快與否。
不過，若是指坦誠以對、毫無顧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對于法官、警察、老闆、船長和将軍來說，就完全沒有必要。
在特定情況下，領導者有責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懼。
如果現在坐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隻，船長不斷地公開說出他的恐懼、焦慮和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會搭這艘船。
我希望船長能承擔所有的責任，我甯願相信他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
我不願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錯、看錯指南針的船長，這會讓我感到惶惶不安。
對醫生的态度也是一樣，我不希望他在為我做健康檢查時，大聲說出他的想法，當他在檢查我是否患有結核病、癌症或心髒病時，我甯願他将自己的懷疑藏在心中。
對于軍隊裡的将軍或是家裡的父母親也是一樣。
作為一個父親及丈夫，如果他總是告訴他的小孩和太太自己的害怕、懷疑、不安和缺點，就會失去穩定全家的功能。
事實上，丈夫或父親的另一項角色功能就是自信來源者，他是家中的領導者，必須承擔一切的責任讓家人依靠。
對于那些認為必須對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誠的人，我的建議是他必須負起領導的責任，不要說出自己的困擾，他必須有足夠的能力自行承擔一切。
同樣地，作為一家企業的老闆或管理者，一定也會遇到一些緊急狀況。
這時候他應該盡量在員工面前保持鎮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懼、懷疑或沮喪，不要在公司裡、在整體員工的面前讓情緒決堤。
在我早期的教學生涯中，我非常喜愛我的學生，和他們非常親近，也希望成為他們真正的朋友。
後來我漸漸了解到，隻有在不牽涉成績的情況下，我才能對他們永遠保持微笑與友誼，我可以愛一位心理學成績不佳的學生，但是他們不了解這一點，也無法接受。
當我與學生成了好朋友時，如果我給的成績不好，他們就覺得是我背叛了他們，認為我是個僞君子。
當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這樣認為，心理較健全的人就不會如此想。
漸漸地，我放棄了這樣的做法，尤其是面對學生數目衆多的大班級，我都會保持距離，與學生維持一種英國式的關系，不再像以前一樣推心置腹。
唯一親近的時候，就是當我特地為某些學生準備資料，向他們解說，并事先警告他們會有不及格的危險時。
我對心理分析團體和個别治療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想法。
很多人認為：有關團體治療與個别治療之間的争論是毫無意義的。
原因是兩者的目的不同，治療的對象也不同。
因此重點在于，我們必須先理清是什麼樣的問題、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目标，再決定要采取團體治療或個别治療，或是二者兼用。
另外一種比較普遍性的結論就是，這些學習團體可以促進成長和人格發展，這是一種心理内化的過程（心理治療是讓有心理疾病的人變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讓正常人變得更好）。
這和耕田是一樣的道理，一個好的農夫把種子撒出去，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然後就放任這些種子自由成長。
隻有它們真正需要幫忙的時候，農夫才提供協助。
他不會常常拔出剛剛發芽的種子，檢視它是否正常成長，也不會去扭轉它原來的形狀，不去推擠它或拔出來後再把它放回土壤裡。
毫無疑問地，愛羅湖的團體具備良好的成長環境。
那裡的訓練員和領導者不會強行訓練、塑造學員，隻是單純地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給他們一些成長的種子或激發原來隐藏在内心的種子，任其自由地成長，而不給予太多幹擾。
我差一點忘記的另一個問題現在又浮現在我腦海裡，這是非常私人的問題。
這是從我最近閱讀的書籍裡以及從愛羅湖的訓練團體得到的啟示，并由此産生了疑問：我發覺許多專家、學者都忽略了隐私的需求。
當然，這些訓練團體的目的就是要學員抛開隐私。
他們采取的自發式訓練，就是教導學員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自我隐瞞或自我揭露。
他們大多認為隐私權是一種恐懼、強制、無能和限制等。
事實上，我針對自我實現的人所進行的研究顯示，一個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強制性的隐私。
他們比較沒有神經質的隐私問題，也不會保有不必要的秘密，他們刻意隐瞞自己的創傷，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貝塔的刺激，她是一個特别注重隐私的人。
要她在二十人的團體面前說出自己的隐私，她就會感到不寒而栗。
這并非是神經質的隐私，她隻對自己的知心好友說出心中的想法。
許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們會自我選擇傾吐對象，因此像愛羅湖的團體就不适合他們。
這對他們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強迫他們參加，也不會有多大用處。
在這種集體公開表白的場景中，這些人仍保持着防衛的心理。
重點是，我們必須區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經質的、強制的、無可控制的隐私。
我們必須努力解除神經質隐私&mdash&mdash這些都是無用的顧忌，相當愚蠢、非理性、沒必要而且不切實際。
有些人忘記了健康隐私的必要。
我們也忘了個人之間的差異。
依據我個人的經驗，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級，從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瓦解神經質隐私是達到健康隐私的前提條件。
神經質隐私的瓦解是邁向健康的一個必經過程，這裡所謂的健康包括對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
我想所謂的健康隐私也包括這樣的情形，當客觀環境需要時，就必須保有某些隐私。
這與另一個問題有關，我曾在某個團體讨論的課程中談到防衛态度的必要性。
當初我要說的是神經質防衛與健康防衛的不同。
我們必須記住，神經質防衛是不健康的，因為它是不可控制的、強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
我們有許多控制沖動的力量，防衛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我們現在已意識到，在現今的文化中許多的失序狀況是因為缺乏控制，但是弗洛伊德當年卻未曾意識到這一點。
常常有人開玩笑說某人必須克制，但是我并不認為這是玩笑話。
我認為人們不可以、不應該、也不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表達心中的沖動。
我們必須有所節制，這不僅是現實環境的需要，也是個人發展、存續和價值的需要。
事實上，在人類的生活中也有許多存在性沖突：許多問題無法獲得解決，許多時候為了某些事物必須放棄其他事物。
這就是沖突所在，當我們朝向某一目标前進時，往往必須放棄某件事物，甚至對此感到哀傷，我們必須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緒。
通常一個決定就代表對一件事物的承諾，對另一件事物的排斥。
我們不可能在兩件事物間來回做選擇。
例如，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後的決定以及永遠的承諾，因此必要的、健康的控制和防衛是不可或缺的。
&ldquo防衛&rdquo一詞已被人們過度醜化。
在這裡，&ldquo防衛&rdquo意指&ldquo因應機制&rdquo。
社會哲學家一再地強調，弗洛伊德所處的20世紀初與我們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他們承受過多的壓抑，而因為弗洛伊德使得這些不必要的壓抑遭到瓦解。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控制沖動和必要的壓抑。
我想到了一個例子：曾有一位婦女，當她想到什麼時，不管别人是否還在說話，就開始說了起來，因此她遭受到團體學員的猛烈攻擊。
他們說：&ldquo請自我控制一下，閉上你的嘴，我們也要發表自己的看法。
當沒有人說話的時候再說，别打斷他人的話。
&rdquo這就是必要防衛或因應機制的例證。
以前我常常想，所謂的學習團體或其他感受訓練、人際關系、領導團體等，都隻是假借團體治療的名義。
但現在我改變了想法，除了上述的原因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第一，&ldquo治療&rdquo一詞，代表人對心理上的疾病過于屈就。
但就我的觀察，大多數的學員就心理治療的層面而言不算有病，隻是就正常的情況而言有些許的偏差，但他們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公民。
因此他們需要的并非是個人式心理治療，而是個人發展、自我實現的訓練。
第二，我也逐漸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你使用心理治療這個字眼，可能會引起很多人的厭惡，即使他們确實需要接受心理治療。
例如，這些假名與同義詞對于那些執迷型、倔強型、事物思考型的人，以及不信任心理學的人來說，比較容易接受。
雖然我認為有比&ldquo訓練&rdquo更适合的名詞，但是我還是保留一些名詞（不指涉治療疾病）。
&ldquo訓練員&rdquo這個詞也有一點屈就的意味，好像我是一位健康、完美的神明，屈尊降貴地幫助你這位不健康、不幸的可憐蟲。
類似這樣的說法都應該避免。
如果我們強調存在型心理治療師可能會好一點，他們相互幫忙，就像哥哥幫助弟弟，一切都源于愛。
所有的團體都應該放棄舊有的醫療行為模式&mdash&mdash以一種權威的心态，将健康的人視為病人一般對待。
治療團體的另一個目标是&ldquo學習信任&rdquo，去除一切的防護和防衛心理（尤其是反向攻擊和反向敵意）。
這與學習表達和自發是不同的。
這也是關于現實主義和客觀性的訓練，因為它是植根于當今現實，而非兒童時期的現實。
兒童現實在現今來說已經不切實際而且是錯誤的。
這與弗洛伊德強調脫離過去的意義是相同的。
因此更好的說法是&ldquo學習信任&rdquo&mdash&mdash當此信任符合現實情況時，或是&ldquo學習不信任&rdquo&mdash&mdash當此信任不符合現實情況時。
另外一個實用的目标是學習隐忍感情。
團體的領導者必須保持鎮定，他必須忍受他人的敵意，或是當有人傷心落淚時，他必須無動于衷。
學習團體的學員了解到，其他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容易受到傷害。
許多學習團體的報告指出，如果一個人受到批評（客觀的批評），或是有人在哭，或是有人激怒了别人，就會有另一個人出來解救他。
但是長期而言，大家必須借由簡單的經驗，知道人不會因為受到批評而崩潰，他們所能忍受的批評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多得多，隻要這批評是真實的、友善的。
也許另一個目标就是學習辨識個人客觀而友善的批評與攻擊之間的差異。
我在少數的團體訓練中，也看到這樣的差别。
我們也應該學習容忍缺乏組織、模棱兩可、無計劃、沒有未來的情況，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建設和發展過程。
這對于個人發展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培養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我想有必要強調學習團體的選擇性，尤其是像愛羅湖或是其他孤立的文化。
在這樣的團體裡面，沒有真正的混蛋，沒有真正的毒蛇猛獸，沒有真正惡名昭彰的壞人。
普遍來講，他們都是高尚的人，至少他們都在努力成為高尚的人。
當然，有人會因為這些特定團體的成效，以為在所有的情況下均能實行，其實不然。
比較好的說法是，這些學習團體之所以有成效，是因為環境的允許。
如果現在面對的是獨裁性格的人、偏執狂或是不成熟的人，學習團體的成效就令人質疑。
這是很實際的情況，因為這些訓練員或領導者都是經過特别篩選的。
我的印象是，團體裡的每個人都是高尚的人，當然這裡的人平均水平也比一般大衆要高。
這又牽涉到挑選的問題，我們沒有那麼多足夠優秀的學習團體。
因此我們隻能在良好的環境條件下，對這些團體進行有限的實驗，試圖找出共通的原則和教條。
這種情形下，我問其中一位學員某些問題時，顯得更加真實。
我問：&ldquo魔鬼在哪裡？&rdquo&ldquo精神病理學在哪裡？&rdquo&ldquo現實證明存在的弗洛伊德式的消極和悲觀在哪裡？&rdquo我感覺他們會傾向于羅傑斯式的樂觀主義，即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好的治療對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情況并非如此。
在良好的環境下，許多人都能自我成長，但不是全部。
我對于領導者也有同樣的質疑：長期而言，我們不能自由選擇領導者或治療師，但是在許多著作中沒提到針對潛在領導者所設計的個人治療。
我覺得接受感受訓練的人，應該以更開放的态度讨論心中的敵意&mdash&mdash必須更明确、更仔細。
例如，在我與他們共處的短短幾天裡，看到他們不斷地練習公開表達自己的敵意，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大問題。
相較于弗洛伊德時代對性的壓抑，現今心理分析師面對的是對敵意的壓抑，壓抑的程度不亞于當年的性壓抑。
社會愈來愈害怕沖突、不同意、敵意、反抗和對立的發生。
我們不斷強調要與他人和平共處，即使你很不喜歡這個人。
然而在這些學習團體中，他們不但要學習接受他人的敵意，也要學會成為他人攻擊的目标，而且不會因此而崩潰。
我看到某些美國人超越一般禮教的束縛，願意接受好友負面而善意的批評，不覺得自己遭受攻擊，反而将對方的行為視為情感的表達、協助的意願。
我們社會上大多數人做不到這一點，他們認為批評是對人的攻擊。
但是在愛羅湖團體裡，他們努力教導學員分辨何者是出于關愛、友誼和助人的沖動而提出的批評，何者是出于敵意或攻擊的批評。
團體中的學員經過學習後，變得更加堅強、更有适應力，能承受更多的痛苦。
不容置疑的是，這些人比較有勇氣向别人說不，批評别人，否定别人的意見，不會假想會有不良的後果。
現在所有的這些問題，對男人特别重要。
如果男子氣概是我們社會的焦點議題，如果美國男人不夠強硬、不夠積極、不夠果斷的話，那麼這些團體的訓練對建立男子氣概亦有所幫助。
在我們的社會，有許多男人喜歡安撫、讨好别人，極力避免任何的沖突、反抗，試着平息争端、手腕靈活、不斷妥協、不制造争端、不搗亂，當大多數人反對時就輕易投降，絕不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種性格的男性被弗洛伊德稱為遭閹割的男人，他們像一隻寵物狗，努力地搖尾乞憐，讨好主人，必要時也不會反擊。
如果能仔細研究弗洛伊德關于攻擊、毀滅和死之願望的論述，就能對這個問題有更清楚的理解。
我并不是說要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主張，而是借此說明對人的心靈要有更深入的體驗。
另外一個觀點也和此點有關，這也是我常常想到的，那就是支配與從屬關系。
我曾經在猴子和猩猩的身上觀察到依據支配層級所制定的覓食次序。
但是團體動力學者對這方面所知不多。
我建議他們多參考猴子的行為模式。
我感覺他們都過于強調民主教條，以為人人生而平等，對于實質占有優勢的人、天生的領導者、具支配力的人、特别聰明或特别果斷的人，他們覺得很難接受，因為這違反民主原則（事實上并不相互沖突）。
在我讀過的著作裡，并沒有任何關于這個問題的參考資料，同樣在整個弗洛伊德心理學說裡也找不到任何的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