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衆宗教和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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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一切魅力所裝飾起來的愛。
從他的父親、幸福的一個寵兒、力量的一個兒子那裡，他繼承了對自己幸福的信賴和行為的驕傲作為遺産。
他的慈祥的母親，并非一個喜責罵人的、嚴厲的女人，她聽任她的兒子接受大自然的教育，對他的柔嫩的肢體并不勉強裹在瘦小的襁褓中。
作為一個善良的母親，她甯願順從她的寵兒的脾氣和奇想，而不願加以限制。
同這種态度相符應，他的乳母教育他，這個自然的孩兒，不是用棍棒或黑暗中的鬼怪去恐吓他，也不用靡靡之音的甜蜜的音樂使他志氣萎靡不振，而是以高潔感情的純淨健康之乳去哺育他。
她以美麗自由的幻想之手，用鮮花去粉飾那不可看透的帏幕，（這個帏幕使我們的眼光看不見神，）并且在帏幕後面布滿了并變幻出種種活生生的形象，他可以帶着豐滿的高尚優美的情感把他自己心中偉大的觀念寄托在那些形象裡。
由于在希臘人那裡，保姆是家庭的友人而且在她整個一生都依然是孩子的朋友，所以她永遠是他的朋友，他純真地要對她表示他自由的感謝和自由的愛，她作為他交往很多的朋友，他使她得以分享他的歡樂、他的遊戲，而他〔孩子自己〕的歡樂也不會受到她的幹擾。
因此她正當地保持着她作為保姆的尊嚴，任何對于她的尊嚴的損害都會受到他自己良心的責備，她也總是保持她的權能，因為她的這種權能是建立在她所養育的幼兒對她的愛、謝忱和高尚的情操上面的。
她以哺育這樣一個幼兒自豪，她聽從他的幻想自由發洩。
可是她教導他尊重鐵的必然性，她教導她毫無怨言地順從這種不可改變的命運。
我們隻是從傳聞認識到這種天才。
我們隻有幸運從他的形象之遺留下來的摹本裡，看見他的一些特征。
我們以熱愛和敬佩的态度去觀察這些摹本，它們隻是喚醒我們對于它們的原型之痛苦的仰慕。
他是一個美少年，我們甚至也愛他的坦率不拘的性情。
他具有美神的整個風采，他的靈魂呼吸着自然芬芳的氣息，他從每一花朵裡吸收其芳香，他是超脫了世間。
第二章 口頭的教導隻能在一個很有限制的範圍内起作用，而且首先隻能達到自然條件同我們接近的那些人。
此外，能在廣大範圍内起作用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著作。
通過著作，教導者站在一個看不見的講壇上，面對全體公衆，由于他沒有被公衆看見，所以他在這裡就可以敞開他的真心，将公衆道德敗壞的觸目驚心的圖景加以最鮮明的描繪。
而且他對待公衆也就不那麼小心翼翼，就像他在别處對那些極受蔑視的人将會采取的腔調那樣。
我們的确很少看到，如果不是職務所緻，一個道德家未經号召，單純為改進人類的内心責任感所驅，曾有心把他當而對職位和等級上高貴的全部聽衆所說的話對一些人隻透露一半，保留一半，如果他展示的圖景并非是單純空談，他對付那種情景的手段也非單純理論的騙術，還終于成心把那種情景抹去幾筆。
适于教導的方式一般總是必然合乎人們借以才能在一個民族中獲得成功的情調和天才一樣，我們在這裡看到其方法也是不同的。
蘇格拉底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城邦，那裡每個公民都可以和他人自由談話，但那時交往中高尚的禮節甚至幾乎是最卑微的賤民也是可以享有的，因此蘇格拉底是通過世上以極純真的方式進行的交談譴責人們，不帶教訓口氣，沒有企圖教導人的樣子，他開始作一場普普通通的談話，以極巧妙的方式引出一條教訓，這種教訓是自然而然地産生的，就是詩神狄奧蒂瑪那樣的人也不會覺得是強加于人的。
猶太人則相反，自他們的先人以來，他們就已習慣于由他們的民族詩人以極粗糙的方式來指引自己，從他們有宗教集會以來，他們的耳朵就已習慣于道德說教，習慣于直接教訓的口吻，聽從他們的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争吵，又習慣于一種粗暴的駁斥對手的方式，因此他們聽到并非也是法利賽人或撒都該人稱呼說&ldquo你們這些蛇和奸徒&rdquo，也不像希臘人聽起來那樣，覺得難聽刺耳。
我們可以相信，一個人即使有極好的禀賦和最優良的教育，終其整個一生，也決不可能停止在他的理智和道德完善上不斷進行努力，一個純真同時積極能動的人處在種種情勢下決不可能輕易地就克制住自己，或者能相信會如此，一方面由于偶然他已和别人一起置于那種情勢；另一方面他自己不斷學習某種東西的行動也會把他帶到那種情勢之下。
而在我們市民生活錯綜複雜的關系中，情形尤其如此。
在這裡甚至極堅定誠實的人也會常常發現自己處在歧義的義務的沖突之中，例如個别情況下實行通融和同情，同正義或至少是失效的權利的一般原則間經常的沖突；在這裡如果聰明不是用于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幫助促進一大群人在某方面的福利，那麼由于義務就必須更加小心謹慎。
因而，有些笃信的拿但業人為了自己内心不必受到暴力侵擾，或者為了免得狼狽不堪，就甯可完全擺脫這類關系，因為關系愈多種多樣，義務也就愈多種多樣；相應地關系愈簡單，義務也就愈簡單。
而且擺脫這些關系通常比根本不介入這些關系需要克服更多困難，正如沒有别的需要比自願戒絕它們要輕松一樣。
因此第歐根尼那種人可以用一碗水和一塊次面包将就為生，他的榮耀心不是用紫袍來滿足，而倒是用褴褛的外套，因此，他既不作為朋友，也不作為父親，更不為了生計去進一步對他人承擔像不觸犯人、不盜竊人（他不大可能作這種嘗試）那樣的大義務。
他不難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完善的人，甚至得到一種權利，被稱為偉大人物，他有足夠時間也緻力于别的事情。
羅馬人中間根本沒有出過基督，沒有出過蘇格拉底這樣的人；沒有一個羅馬人在其年壯之時，在隻有一種德行起作用之時，會因知道他必須做什麼而感到為難；在羅馬隻有羅馬人，而根本沒有人。
在希臘則相反，Studiahumanitatis〔人的研究〕、人的感情、人的愛好和藝術受到珍視，并且有許多離開本性的歧路，一位蘇格拉底或者其他智者想要歸于這種本性，因為背離羅馬的本性就是叛國罪了。
隻要人們确定了某條達于完善的路線，把德行同某種客觀的東西聯在一起（在為這種東西服務時甚至情欲也能變成德行），那就不難判斷什麼接近德行或什麼背離德行。
達到了這一種判斷，就有一種更高的興趣。
而在各種互相沖突的義務紛至沓來，或當人的欲求和義務在加強時，本性所應服從理性的界限和德行之間是極難區分的。
基督有十二使徒，十二這個數是個固定常數。
門徒是有許多，但使徒卻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享有與基督的親密交往，他們擺脫一切其他關系，隻享受和基督的交往，享受他的教導，力求盡可能使自己在各方面變得同他相仿，力圖通過長期教導與跟他的生動榜樣相接觸，掌握他的精神。
可是他們的期待、希求和觀念最初是多麼帶有狹隘的猶太精神，是多麼充滿着俗氣，如何慢吞吞地不使他們的眼光和他們的心思超脫某個猶太救世主和神國的締造者，以為神國會授予将軍和禦前大臣位置，他們如何慢吞吞地不超脫那種首先想到自己的利己心，不能進展到以成為神國同胞為榮的單純的榮耀心！基督不曾滿足于有一些門徒，如拿但業、亞力馬太的約瑟、尼哥底母等類人。
也就是說，他并沒有因和一些有頭腦又有優良心地的人思想一緻，多少使某些新的觀念，某些火花投射到他們的靈魂為滿足；如果火花落下時靈魂這種裝置不靈，本身〔不〕包含燃料，火花就必然消失不見，這裡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一方面晚上可以幸福自足地呆在自己家屋裡，在他們職業活動範圍内可以是能幹的，另一方面又熟諸世事及其成見，因而對之表示寬容，盡管對自己卻是嚴格的，這樣一些人是不可能接受要求成為某種冒險家的。
基督說，神國不會因表面作态而出現；因此他的門徒看來曾受他囑托：你們到世界各處&hellip&hellip給世人施洗禮，&mdash&mdash由于他們已誤解了這囑托，他們把這種洗禮&mdash&mdash一種外在的标志，看成了普遍必然的事情，當以此外在标志來區别人，正會引起宗派狂熱，使得别人遠離開他們，這種情形就更為有害；一般地說，由于給道德的東西加上另外一種宗派性的東西，則道德的本質就被削弱了，仿佛就已失了它的光彩。
基督說：誰在進行信仰活動，并不就等于誰在信仰我。
不管這裡是否有所指，使徒們卻曾經都是那麼想的，而他們的朋友、他們神國的公民的口号也曾不是德行，正直，而是基督，洗禮之類。
&mdash&mdash好象他們的基督不曾是那麼好的一個人，見《哲人納丹》〔第11幕，第1場〕。
蘇格拉底有過各種各樣的學生，更确切說來，也可以說他根本沒有什麼學生，他隻是教員和老師，适如每個因其正直榜樣和卓越理性而出衆的人在每個人眼裡都會是那樣。
如果我們事實上并沒有聽說他從講壇或高山上向下傳教&mdash&mdash在希臘蘇格拉底那樣一個人一般怎麼可能想起要傳教呢，但他的目的是教導人，啟導人們認識喚起他們最高利益的東西，鼓舞人們這樣做，他可以無償地把自己的智慧給予人們，他不曾矜于自己的智慧把他不和好的女人趕出家門，不想同她打什麼交道，而是依然不厭其煩地保持做丈夫、做父親的關系，并不有損于他的智慧。
蘇格拉底的親近朋友沒有定數，第13、14位朋友等等和前面的朋友一樣為他所歡迎，隻要他和他們完全志同道合。
他們是他的朋友，他的學生，盡管如此，他們每人還是保持過去獨立自主的情形；蘇格拉底并不生活在他們當中，也不是他們的首領，他們不是作為肢體從這一腦部取得活汁。
蘇格拉底不曾制作模式，以期把他的性格放到這個模式中去，他也沒有制訂一些規則，以期按這些規則消除他們的差異。
在這方面也許隻有一些渺小人物願受他支配，他誠然也吸收了這樣一些人，但這些人恰恰沒有成為他的密友。
他不曾想将一個小團體鍛煉成自己的衛士，穿上一樣的制服，作一樣的操練，喊一樣的口令，這些人湊在一起，又隻能有一種精神，随後就永世榮膺他的名聲。
所以蘇格拉底主義者确實是有，但從未有過什麼幫會，這種幫會可以像泥水匠那樣，看錘子和鏟子就能分辨出來。
蘇格拉底的每個學生自己就是導師，許多人創立自己的學派，有些人是大将軍、政治家和各類英雄；這些英雄不是一種類型，每人都是自己本行的英雄，不是在殉道和受難上是英雄，反之都是行動上的和生活中的英雄。
除此之外，還有漁夫，誰是漁夫，就不能離開家園。
他使每人都從自己手頭工作開始，以此引導他們從手頭達到精神，每個人既能為生，又能以精神作娛樂。
他從人們靈魂中展示出一些概念，這些概念已孕含在人們靈魂之内，所需要的不外是一位助産婆；他不使任何人有機會講：啊，這不是索夫羅尼斯庫的兒子嗎？他從哪得到這樣的智慧，以緻敢于教導我們？他不曾妄自尊大地傷害過誰，或用神秘的高談宏論傷害過什麼人，這種談話隻能使無知和輕信的人拜服，〔如不然〕他在希臘早成為一種笑料了。
蘇格拉底是作為向醫神祭獻公雞的希臘人死去的，而不是像摩柏丢伊那樣穿着卡普棲僧衣死去，不是像參加卡普棲教團的聖餐那樣死去。
因此他死前，像一個希臘人仍以理性和幻想談話一樣，同他的學生談論靈魂不朽，他談得非常生動，以自己全部身心向他們指明這種希望，非常親切，非常令人信服，以緻學生們曾在自己一生中收集并掌握了這一公設的前提。
這個希望是和人性、和人性的精神能力矛盾的，以緻我們需要使這種希望變為确信。
蘇格拉底生動描繪這種希望到這樣的程度，說當人的精神忘記它的死的同伴，自己就能超升；如果可以如此，人的精神就會使一種精靈從其墳墓出來，向我們宣示報應女神的意旨，注17他會使我們聽到比摩西立法和我們心中崇敬的先知的神谕更多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心終歸可以違背人性的法則，他就沒有必要通過複活去加強它們），隻是對缺乏精神的人來說，由于這些人的精神中沒有達到這一希望的前提，即沒有活生生地存在着德行和至善的觀念，不朽的希望也是軟弱無力的。
他沒有留下什麼泥水匠的标志，沒有留下什麼要宣示他的名字的教命，也沒有留下什麼譴責靈魂的方法和向靈魂灌注道德的方法，&mdash&mdash?&gamma&alpha&theta&omicron&nu〔vertue〕美德是我們生而就有的，這是一種不〔能被〕通過說教注進的東西。
為了培養人們在美德方面的完成，他并未指出什麼可以到他那裡的迂回路徑（沒有指出那種芳香熏人的花注18），在迂回路徑上他形同中心，似乎是首府，人們費勞苦到此旅行，從這裡把恩賜而來的食物運回老家，并使之生利；他也沒有給人指出什麼ordinemsalutis〔舒适的曆程〕，那樣每種性格、每一等級、每種年齡、每種氣質的人就都得經曆受難的某些階段，經曆某些内心狀态了，反之他是徑直叩門入室，無須中間人，就把人引進自己内室，在那裡他不必給某個不速之客、某一來自遙遠國土的人物預備住房，相反地他要做的隻是給他的老房東點燈讓坐，而琴笛大作，強使這位老房東返回舊頂閣。
注19 第三章 各民族的國家制度、立法和宗教即使在其原始時的天真的精神早已消逝之後，也還長久帶有這種精神的遺迹。
注20當民族早已不再是一個家庭，而邦君也早已不再是一個父親，權力也還長久在獨自一人之手，一個家庭幼稚地讓這個人以自己父親的地位行使這種權力。
各民族稍許得到擴展，就在國家制度和立法上立即感到自己天真的信賴已被濫用，并通過一定的法律對他們掌權者的惡劣意志或善良意志進行限制。
這種天真的精神在宗教中保持得更為長久，各宗教自身總是帶有這種精神的遺迹，當國家中除了被允許或受命之外，早已不再指望什麼人做善事時，宗教中還有那種精神遺迹。
宗教中的這種幼稚智能把神看作一個強有力的主人，這位主人和人間統治者一樣，還有欲求、情欲、甚至情趣，&mdash&mdash神會娛樂，因此這位主人往往不依權利的法規進行賞罰，因此人們可以獻媚；在他面前，與〔向他〕獻出的愛相比較，人們更多〔感到的是〕恐懼，最高的是敬畏；像先前和現在也還對東方邦君們那樣，像現在無辜者對其保護人或朋友們也還做的那樣，從大自然給予人的美好贈物中&mdash&mdash包括快感和滿足，人們要向這位主人呈獻一部分，且常常是留出最精美的、最新鮮的東西，作為表示信賴和愉悅的自願的貢品。
幻想處處嚴格信仰這位主人，樂于想像他時時在可敬的、良善的人周圍，在無辜者、某位白昔司的茅屋四周，他可以使幻想感到這些人、這些地方更可敬、更神聖&mdash&mdash&sigma&epsilon&mu&nu&omicroní，&pi&epsilon&lambda?&rho&iota&omicron&iota；天真的理解力覺得這位主人在暴風雨中，在洪水中，在瘟疫、在海濤、在山崩中都同樣或多樣地直接起作用，并且天真的想像力把人類生活的事情和關系轉交給這位主人。
注21 這種幼稚智能使宗教制度設施、儀式和觀念（特别是犧牲、祈禱和贖罪）得以産生，這些在理性看來常常是怪誕的和可笑的；常常是可厭的，當理性看到統治欲是借這些欺騙人們的善良之心，這就尤其常常顯得可鄙，但在天真的精神和停于那種智能的幻想看來，那些東西卻是可愛的，甚至崇高的，乃至極其動人的。
那些東西因傳統而被神聖化，被傳流下來，此外，許多人的利益以非常多樣的方式和它們交織在一起，以緻一方面是極大的堕落，另一方面是理性的進步，都足以使這種與一般習慣交織的制度在強力震撼下被逐出曆史。
一方面，最初生息于這些制度設施的精神愈多地消逝，這些神聖的禮儀和訓練随之也更多地成為虔誠者前此不曾感到的負擔，另一方面理性赢得更多的地盤，那些禮儀也就更确然地要崩壞。
理性要求合義務的行為，随着這種理性一起，虔誠者就不能忍受了，不能容忍将禮物和犧牲品供給神廟，或者通過贖罪、苦修、齋戒，通過長久痛苦祈禱使自己的心得到慰藉，或者沉湎于愛的虔誠感，沉湎于神秘的感情了。
随着理性的進步，許多感情不可遏止地喪失了，許多其他動人的想像力的聯系變得更加無力了，我們把這些聯系稱為單純的習俗，其景象使我們快慰，使我們感動，注22對其喪失我們常常不無不正當地感到惋惜。
這些東西的遺迹、神秘的特征，除了那些和任何人的欲求、私情聯系起來的人而外，在想完全有理性的人由于自己的個人性情常常簡直〔感到〕驚異時，還一直保存着。
為什麼在我們今天還有人熱衷地尋找腓特烈大帝和盧梭的遺物，并加以貴賣呢？ 那樣&mdash些神秘特征除其中勇敢、忠誠之類，産生于騎士時代的情景外，正是使我們很感到有吸引力的東西，這樣一些想像的聯系的消失正是時代視為習俗本身消逝的東西，而習俗本身的消逝又引起時代的慨歎。
當習俗的這種單純狀态在一個民族中還普遍存在，當一切對邦君、對教士還像對整個民衆一樣是神聖的，那就不會有什麼更動人的、更有益的戲劇場面，這正是南太平洋島上居民的幸運，也是秘魯人大約在阿塔華爾巴和華士卡爾兄弟相争前的幸運。
但當行政等級或教士等級，或者二者同時喪失這種單純的精神，這種建造他們的法律和秩序，迄今一直使之獲得生氣的精神的喪失，就不僅是這種單純性無可挽回地亡去，而是随後就确定地出現了對民衆的壓迫，污辱和貶黜（所以等級的分化對自由确實是危險的，因為這就有可能存在espritdecorps〔小集團精神〕了，這種精神不久就變得和整體的精神相抵觸）。
即使不超過民衆先前已習慣的數量把獻祭和贖罪加于他們，整體也永遠不再一起是一個社團（這種社團懷有同一意向同心同德地走到自己諸神的祭壇之前的），而是成了一堆人，他們的首領們可以騙取他們的神聖感情，而且這樣對待他們時，自己并不表示同情，就像一個魔術家誘騙驚訝的觀衆驚佩一樣，那時這位魔術家自己并不表示驚佩，不過當他使觀衆們驚奇時，自己卻并不作态，反之那些首領則要僞善地從面部、從禮節上和口頭詞句上表示好感。
這群無辜者的單純無邪使冷靜的觀衆愈感動，上述對照就愈使這些觀衆憤慨；如果這場表演的主角們不是直接給民衆的感情摻進辛酸痛苦，正在祈禱的民衆的景象，他們仰望天空的目光，他們合起來的雙手，他們曲膝禮拜、深沉感歎和火熱崇拜的景象，就一定會由于純潔的熱忱而使他們内心激揚起來。
民衆将認識到這一點：自己的教士在自己禮拜時是否懷有與單隻助長自己的虔誠心不同的另一類意圖，自己對他們的信賴是否沒遭到濫用? 教士的此種堕落的可能性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情形。
除了宗教的對象是某種神秘的東西，絕大多數宗教，尤其是那些外在性的宗教都曾有它們或為秘密或為衆所周知的神秘教義，為能成為它們的代理人，需有特别的能力，事先有特别的訓練，這些都給他們以一種突出的地位，更直接的是憑借聖物甚至有一部分獻給聖物的崇敬也到了他們身上。
除這些而外就是，他們的任務是籌辦宗教節日（而在每個民族節慶上宗教情緒都占主位），給神明奉送的禮物的收進和保管或者使用已委諸他們的良心。
因此一處民衆如欲安排自己的公共禮拜，使之激動感官、幻想和内心（而同時又不失理性），使它的禱告是出于聯合的事業和提高靈魂的所有力量，通過美和快樂使嚴格的義務觀念受人歡迎，為人所能達到，這樣一種民衆就會自己籌辦自己的節日，自己使用自己的禮品，以便不因自己的感情而把自己依存的權柄交某些人所組成的階級掌握；而且，如果自己的意向由本地的一些設施來處理，使自己的想像力感到驚異或出于想像之外，自己的心弦感到激動，自己的理性得到滿足，那麼他們的精神就決不會感到什麼需求，或者毋甯說每七天讓他們耳聽一些在數千年前于叙利亞才能理解和才适合的話語和譬喻，就不能使他們的精神滿足了。
客觀的宗教沒有相應的國家和政府機構時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如何之少，它自基督教産生以來的曆史給我們顯示了出來。
它對所有等級的堕落，對各時代的野蠻行為，對民衆的粗糙成見能起的控制作用是如何之少。
基督宗教的敵人懷着充滿人性感的心讀十字軍東征的曆史、發現美洲和現今奴隸買賣的曆史，在這些輝煌的事件上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都起了突出的作用；不隻這些事件的曆史，而且一般地邦君堕落和各民族卑鄙情況的整個一串圖景，他們都讀到了，這使他們内心感到慘痛，于是他們就把宗教教師和仆人要人高尚，主張公益的要求以及諸如此類的聲明同上述情形對置起來，他們不能不開始對基督宗教充滿厭惡和憎恨，而基督教的辯護者則常常把這種憎恨歸之于心中有魔鬼的惡意。
基督教的敵人不斷用各種強烈的筆觸和各種尖刻的諷刺展示狂信者的特殊的宗教，而基督教的辯護者則說這類武器已陳舊不堪，可以從中引出的根據早已被駁倒，以此來對抗自己敵人描繪的觸目的、有關暴行的可怖圖景，和對一種特殊宗教的狂熱所造成的災難的圖景，但更主要的是他們要對手懂得，為人類幸福計，隻要把他們的論綱出版，那所有這種壞事就不可能發生了。
但是，曆代教皇和他們的紅衣主教們，庫庫彼德《？》和他的時代的牧師們，不是有過摩西和先知，也可以不聽從他們嗎？他們不是擁有道德的純真源泉，像我們今天也還擁有一樣，但道德不是還需要我們釋義、需有我們所教的教理概念？是道德本身不完善嗎？如果說道德自己不能改善或至少約束民衆的粗野&mdash&mdash我不想說改善他們的習俗&mdash&mdash但還是應該對這個人類階級有較大的影響，這些人的事情終其整整一生正在于認識道德并在自身實行道德。
教士們過去不是做大無恥的事，便是做小卑鄙的事，由于這個階級的人以精神謙恭為招牌，由于他們據稱把自己一生已獻給那個人，每日從那個人的教義中尋找對這一德行的推崇，尋求其報償，道德不是沒有能平息他們的統治欲嗎？什麼樣的惡行沒有在他們當中流行？可是什麼樣的惡行又不曾為他們的主人兼老師所禁止？不是有過這樣一些時代，那時邦君受他們的忏悔神父指導，不是有過這樣一些國家，那裡由教會統治主當政，而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國家不是最不幸的嗎？ 放在天平上稱稱，整套得救程序是多麼之輕，連那種最詳盡和最博學的内容在内，&mdash&mdash這是什麼東西？無非壓擠到頭腦之内對付别人，這裡任何情欲，環境、教育的力量，榜樣和政府的力量都可以把那套程序化為烏有。
據說基督宗教的作用和根本目的在于改善道德和為神喜悅，作為可以得到真正宗教、真正信仰的條件所要求的是，或者人們已使神喜悅，以緻神自己會給一個人以真正的信仰，或者人們已非常道德，以緻可以憎恨惡，渴求正義，這等于說如果人們先已是善的，就能通過基督教成為善的。
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第二十四章第二節〕說過：&ldquo在一本卷帙浩繁的著作裡，不厭其詳地羅列宗教所産生的弊害來反對宗教，而不同樣地列舉宗教所給人們帶來的好處，這種做法是笨拙的。
如果我把世界上的民法、君主政體、共和政體所産生的一切弊害都叙述&mdash下的話，就将使人們毛骨悚然，驚駭不止。
&rdquo 在基督給他的學生和聽衆所定的誡命中有許多誡命，如不是以合乎德行精神的精神實行它們，而是僅僅按字面去實行，它們就會是無益的，甚至會是有害的；這正跟一個其中更多是倫常習慣而不是法律統治的國家的立法，對另一個可以允許人們從事非法律所禁止的一切事情的國家來說，會是很不完善和不可取一樣。
所以基督的許多誡命是和市民社會立法的根本基礎、和所有權的原則以及自衛原則等等抵觸的。
一個國家如在今日想采用基督的那些誡命&mdash&mdash它隻能表面上這樣做，因為這些誡命的精神不會那麼聽話&mdash&mdash這個國家立即就會自行瓦解。
我們還從未聽說一個外衣被盜，又還能夠保住自己的背心和褲子的人，曾被某個基督教教師申斥，說他沒有把背心和褲子也親手放棄，而在發誓言時，在這方面教士們終究确定地知道基督的明确禁令，必須扮演極莊重的角色。
激起猶太人的文士和法師也來反對基督的首先是什麼呢？不是他個人那種一方面單獨行動，一方面評判别人行動，不僅和他們的神聖習慣相沖突，而且和民法相沖突的作法嗎？如果要說某一案件依法律應如何宣判，那基督就将攻擊這些法律的掌握者，而如果說這些人應當是毫無可指責的人，并且同他的意向一緻，那他們就不可按他的意向，而必須依法來裁判。
法官常常必須用跟這人不同的方式宣判，法官常常必須責罰這人原諒的事情。
一切都說明，耶稣的教義，他那些原則，真正說來隻适于個别一些人的教養，以教養個别一些人為目标。
例如，他的門徒問他：老師，為了成為完善的人，我應當做什麼？當他吩咐門徒賣掉自己的财産，分給窮人時，假使人們想把這件事、這一僅僅是一個小社團和小鄉村的原則付諸實現，似乎可以認為将這事推廣到一個相當大的民族，那就會導緻荒謬的結論。
也可以說，如果早期基督徒那樣的〔一個社團〕合并在另一有同樣财産公有法的民族，那麼這樣一種法律的精神即在采取這一步驟本身之時也就消失不見了，這種步驟由于有一種強制，不隻引起了躲藏的願望，如在亞拿尼亞那裡就有這種情形，〔而且〕聽任這樣做的善行也隻限于本社團成員，限于有自己儀禮和區别标志的盟友，是有違博愛精神的，博愛精神會對受割禮者和非受割禮者，對施洗者與未施洗者均給以自己的祝福。
&hellip&hellip内心的聖地隻讓朋友自願參加，那将能滲入内心聖地的公共權力現在則以進行宣告它根據種種情況造作出來的意圖為任務。
這種檢查身心，審判和處罰良心信念的僭越行為，可能是漸次輕悄悄地潛身而來的，因為在基督教最初起源時它實際上是種下了它們的種子，因為把适用于一個小家族的東西擴展到市民社會乃是虛假的（這種僭越行為是以一種不可置信的方式确立的），因為人們竟能如此之甚地忘記自己的權利，對這種損失竟會感受得如此之少，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這種行為曾促成一堆對暴力設施的令人極為憤懑的危害，和對人性的誘惑：聽忏悔、教會前途，贖罪，以及整整一系列此類壓抑人性的、敗壞榮譽的紀念物。
宗教改革家們在他們的教義原理中想遵從新約的說法，在他們的基督教的警察設施上，在教會警察制上，想遵從早期教會的單純性，因為沒有那樣的警察設施，他們就不能相信〔可以〕舉行宗教活動，因為他們不曾想設置教會權力作為良心自由的支柱對抗邦君權力，因為他們曾使基督教服從世俗政權。
這樣，他們就被誘惑了，忽視了一個主導的民族宗教中不可少的設施和一個局部性社團，一種交際團體的私人法規之間的區别。
不過他們又何以能舍棄作為一種statusinstatu〔國中之國〕的教會的觀念，擺脫一種可見的、齊一的團體和依特定某種ritus〔禮儀〕形成的結合體？例如路德同茨溫格利、歐可拉姆帕德等人的可悲的争論表明他離開以精神和真理崇拜上帝的觀念是何其之遠，他奪取了僧侶靠強力以支配錢袋的權力，但他還想支配人的意見。
邦君們作為自己人民的保護者把他們的宮廷牧師作為自己子女的宮廷教師，由這些教師提攜他們的子女，誡谕他們，必要時也可以鞭笞教訓他們。
于是在政治處罰之外，教會的處罰，教會贖罪等等就被保存了下來，從而忏悔也就保存了下來，真正的密聽忏悔式〔雖〕是取消了，但僧侶們作為忏悔神父還是保留了下來，為了幫助信仰不堅之人：人們不停地沖擊這些人的幻想，使之充滿恐懼。
因為人們把宗教已歸結為改進人心，歸結為贖罪，皈依，但并不停留在一種情況的這些泛泛的說法，&mdash&mdash嚴格地說它們在每個人的心目中是不同的東西，依氣質、欲求和幻想各各相異&mdash&mdash反之人們剖析這些情況，以緻自己加入到感情的玩物之中去。
由于人們把這些情況當作某種簡單自明的東西，或屬
從他的父親、幸福的一個寵兒、力量的一個兒子那裡，他繼承了對自己幸福的信賴和行為的驕傲作為遺産。
他的慈祥的母親，并非一個喜責罵人的、嚴厲的女人，她聽任她的兒子接受大自然的教育，對他的柔嫩的肢體并不勉強裹在瘦小的襁褓中。
作為一個善良的母親，她甯願順從她的寵兒的脾氣和奇想，而不願加以限制。
同這種态度相符應，他的乳母教育他，這個自然的孩兒，不是用棍棒或黑暗中的鬼怪去恐吓他，也不用靡靡之音的甜蜜的音樂使他志氣萎靡不振，而是以高潔感情的純淨健康之乳去哺育他。
她以美麗自由的幻想之手，用鮮花去粉飾那不可看透的帏幕，（這個帏幕使我們的眼光看不見神，）并且在帏幕後面布滿了并變幻出種種活生生的形象，他可以帶着豐滿的高尚優美的情感把他自己心中偉大的觀念寄托在那些形象裡。
由于在希臘人那裡，保姆是家庭的友人而且在她整個一生都依然是孩子的朋友，所以她永遠是他的朋友，他純真地要對她表示他自由的感謝和自由的愛，她作為他交往很多的朋友，他使她得以分享他的歡樂、他的遊戲，而他〔孩子自己〕的歡樂也不會受到她的幹擾。
因此她正當地保持着她作為保姆的尊嚴，任何對于她的尊嚴的損害都會受到他自己良心的責備，她也總是保持她的權能，因為她的這種權能是建立在她所養育的幼兒對她的愛、謝忱和高尚的情操上面的。
她以哺育這樣一個幼兒自豪，她聽從他的幻想自由發洩。
可是她教導他尊重鐵的必然性，她教導她毫無怨言地順從這種不可改變的命運。
我們隻是從傳聞認識到這種天才。
我們隻有幸運從他的形象之遺留下來的摹本裡，看見他的一些特征。
我們以熱愛和敬佩的态度去觀察這些摹本，它們隻是喚醒我們對于它們的原型之痛苦的仰慕。
他是一個美少年，我們甚至也愛他的坦率不拘的性情。
他具有美神的整個風采，他的靈魂呼吸着自然芬芳的氣息，他從每一花朵裡吸收其芳香，他是超脫了世間。
第二章 口頭的教導隻能在一個很有限制的範圍内起作用，而且首先隻能達到自然條件同我們接近的那些人。
此外，能在廣大範圍内起作用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著作。
通過著作，教導者站在一個看不見的講壇上，面對全體公衆，由于他沒有被公衆看見，所以他在這裡就可以敞開他的真心，将公衆道德敗壞的觸目驚心的圖景加以最鮮明的描繪。
而且他對待公衆也就不那麼小心翼翼，就像他在别處對那些極受蔑視的人将會采取的腔調那樣。
我們的确很少看到，如果不是職務所緻，一個道德家未經号召，單純為改進人類的内心責任感所驅，曾有心把他當而對職位和等級上高貴的全部聽衆所說的話對一些人隻透露一半，保留一半，如果他展示的圖景并非是單純空談，他對付那種情景的手段也非單純理論的騙術，還終于成心把那種情景抹去幾筆。
适于教導的方式一般總是必然合乎人們借以才能在一個民族中獲得成功的情調和天才一樣，我們在這裡看到其方法也是不同的。
蘇格拉底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城邦，那裡每個公民都可以和他人自由談話，但那時交往中高尚的禮節甚至幾乎是最卑微的賤民也是可以享有的，因此蘇格拉底是通過世上以極純真的方式進行的交談譴責人們，不帶教訓口氣，沒有企圖教導人的樣子，他開始作一場普普通通的談話，以極巧妙的方式引出一條教訓，這種教訓是自然而然地産生的，就是詩神狄奧蒂瑪那樣的人也不會覺得是強加于人的。
猶太人則相反，自他們的先人以來，他們就已習慣于由他們的民族詩人以極粗糙的方式來指引自己，從他們有宗教集會以來，他們的耳朵就已習慣于道德說教，習慣于直接教訓的口吻，聽從他們的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争吵，又習慣于一種粗暴的駁斥對手的方式，因此他們聽到并非也是法利賽人或撒都該人稱呼說&ldquo你們這些蛇和奸徒&rdquo，也不像希臘人聽起來那樣，覺得難聽刺耳。
我們可以相信，一個人即使有極好的禀賦和最優良的教育，終其整個一生，也決不可能停止在他的理智和道德完善上不斷進行努力，一個純真同時積極能動的人處在種種情勢下決不可能輕易地就克制住自己，或者能相信會如此，一方面由于偶然他已和别人一起置于那種情勢；另一方面他自己不斷學習某種東西的行動也會把他帶到那種情勢之下。
而在我們市民生活錯綜複雜的關系中，情形尤其如此。
在這裡甚至極堅定誠實的人也會常常發現自己處在歧義的義務的沖突之中，例如個别情況下實行通融和同情，同正義或至少是失效的權利的一般原則間經常的沖突；在這裡如果聰明不是用于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幫助促進一大群人在某方面的福利，那麼由于義務就必須更加小心謹慎。
因而，有些笃信的拿但業人為了自己内心不必受到暴力侵擾，或者為了免得狼狽不堪，就甯可完全擺脫這類關系，因為關系愈多種多樣，義務也就愈多種多樣；相應地關系愈簡單，義務也就愈簡單。
而且擺脫這些關系通常比根本不介入這些關系需要克服更多困難，正如沒有别的需要比自願戒絕它們要輕松一樣。
因此第歐根尼那種人可以用一碗水和一塊次面包将就為生，他的榮耀心不是用紫袍來滿足，而倒是用褴褛的外套，因此，他既不作為朋友，也不作為父親，更不為了生計去進一步對他人承擔像不觸犯人、不盜竊人（他不大可能作這種嘗試）那樣的大義務。
他不難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完善的人，甚至得到一種權利，被稱為偉大人物，他有足夠時間也緻力于别的事情。
羅馬人中間根本沒有出過基督，沒有出過蘇格拉底這樣的人；沒有一個羅馬人在其年壯之時，在隻有一種德行起作用之時，會因知道他必須做什麼而感到為難；在羅馬隻有羅馬人，而根本沒有人。
在希臘則相反，Studiahumanitatis〔人的研究〕、人的感情、人的愛好和藝術受到珍視，并且有許多離開本性的歧路，一位蘇格拉底或者其他智者想要歸于這種本性，因為背離羅馬的本性就是叛國罪了。
隻要人們确定了某條達于完善的路線，把德行同某種客觀的東西聯在一起（在為這種東西服務時甚至情欲也能變成德行），那就不難判斷什麼接近德行或什麼背離德行。
達到了這一種判斷，就有一種更高的興趣。
而在各種互相沖突的義務紛至沓來，或當人的欲求和義務在加強時，本性所應服從理性的界限和德行之間是極難區分的。
基督有十二使徒，十二這個數是個固定常數。
門徒是有許多，但使徒卻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享有與基督的親密交往，他們擺脫一切其他關系，隻享受和基督的交往，享受他的教導，力求盡可能使自己在各方面變得同他相仿，力圖通過長期教導與跟他的生動榜樣相接觸，掌握他的精神。
可是他們的期待、希求和觀念最初是多麼帶有狹隘的猶太精神，是多麼充滿着俗氣，如何慢吞吞地不使他們的眼光和他們的心思超脫某個猶太救世主和神國的締造者，以為神國會授予将軍和禦前大臣位置，他們如何慢吞吞地不超脫那種首先想到自己的利己心，不能進展到以成為神國同胞為榮的單純的榮耀心！基督不曾滿足于有一些門徒，如拿但業、亞力馬太的約瑟、尼哥底母等類人。
也就是說，他并沒有因和一些有頭腦又有優良心地的人思想一緻，多少使某些新的觀念，某些火花投射到他們的靈魂為滿足；如果火花落下時靈魂這種裝置不靈，本身〔不〕包含燃料，火花就必然消失不見，這裡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一方面晚上可以幸福自足地呆在自己家屋裡，在他們職業活動範圍内可以是能幹的，另一方面又熟諸世事及其成見，因而對之表示寬容，盡管對自己卻是嚴格的，這樣一些人是不可能接受要求成為某種冒險家的。
基督說，神國不會因表面作态而出現；因此他的門徒看來曾受他囑托：你們到世界各處&hellip&hellip給世人施洗禮，&mdash&mdash由于他們已誤解了這囑托，他們把這種洗禮&mdash&mdash一種外在的标志，看成了普遍必然的事情，當以此外在标志來區别人，正會引起宗派狂熱，使得别人遠離開他們，這種情形就更為有害；一般地說，由于給道德的東西加上另外一種宗派性的東西，則道德的本質就被削弱了，仿佛就已失了它的光彩。
基督說：誰在進行信仰活動，并不就等于誰在信仰我。
不管這裡是否有所指，使徒們卻曾經都是那麼想的，而他們的朋友、他們神國的公民的口号也曾不是德行，正直，而是基督，洗禮之類。
&mdash&mdash好象他們的基督不曾是那麼好的一個人，見《哲人納丹》〔第11幕，第1場〕。
蘇格拉底有過各種各樣的學生，更确切說來，也可以說他根本沒有什麼學生，他隻是教員和老師，适如每個因其正直榜樣和卓越理性而出衆的人在每個人眼裡都會是那樣。
如果我們事實上并沒有聽說他從講壇或高山上向下傳教&mdash&mdash在希臘蘇格拉底那樣一個人一般怎麼可能想起要傳教呢，但他的目的是教導人，啟導人們認識喚起他們最高利益的東西，鼓舞人們這樣做，他可以無償地把自己的智慧給予人們，他不曾矜于自己的智慧把他不和好的女人趕出家門，不想同她打什麼交道，而是依然不厭其煩地保持做丈夫、做父親的關系，并不有損于他的智慧。
蘇格拉底的親近朋友沒有定數，第13、14位朋友等等和前面的朋友一樣為他所歡迎，隻要他和他們完全志同道合。
他們是他的朋友，他的學生，盡管如此，他們每人還是保持過去獨立自主的情形；蘇格拉底并不生活在他們當中，也不是他們的首領，他們不是作為肢體從這一腦部取得活汁。
蘇格拉底不曾制作模式，以期把他的性格放到這個模式中去，他也沒有制訂一些規則，以期按這些規則消除他們的差異。
在這方面也許隻有一些渺小人物願受他支配，他誠然也吸收了這樣一些人，但這些人恰恰沒有成為他的密友。
他不曾想将一個小團體鍛煉成自己的衛士，穿上一樣的制服，作一樣的操練，喊一樣的口令，這些人湊在一起，又隻能有一種精神，随後就永世榮膺他的名聲。
所以蘇格拉底主義者确實是有，但從未有過什麼幫會，這種幫會可以像泥水匠那樣，看錘子和鏟子就能分辨出來。
蘇格拉底的每個學生自己就是導師，許多人創立自己的學派，有些人是大将軍、政治家和各類英雄；這些英雄不是一種類型，每人都是自己本行的英雄，不是在殉道和受難上是英雄，反之都是行動上的和生活中的英雄。
除此之外，還有漁夫，誰是漁夫，就不能離開家園。
他使每人都從自己手頭工作開始，以此引導他們從手頭達到精神，每個人既能為生，又能以精神作娛樂。
他從人們靈魂中展示出一些概念，這些概念已孕含在人們靈魂之内，所需要的不外是一位助産婆；他不使任何人有機會講：啊，這不是索夫羅尼斯庫的兒子嗎？他從哪得到這樣的智慧，以緻敢于教導我們？他不曾妄自尊大地傷害過誰，或用神秘的高談宏論傷害過什麼人，這種談話隻能使無知和輕信的人拜服，〔如不然〕他在希臘早成為一種笑料了。
蘇格拉底是作為向醫神祭獻公雞的希臘人死去的，而不是像摩柏丢伊那樣穿着卡普棲僧衣死去，不是像參加卡普棲教團的聖餐那樣死去。
因此他死前，像一個希臘人仍以理性和幻想談話一樣，同他的學生談論靈魂不朽，他談得非常生動，以自己全部身心向他們指明這種希望，非常親切，非常令人信服，以緻學生們曾在自己一生中收集并掌握了這一公設的前提。
這個希望是和人性、和人性的精神能力矛盾的，以緻我們需要使這種希望變為确信。
蘇格拉底生動描繪這種希望到這樣的程度，說當人的精神忘記它的死的同伴，自己就能超升；如果可以如此，人的精神就會使一種精靈從其墳墓出來，向我們宣示報應女神的意旨，注17他會使我們聽到比摩西立法和我們心中崇敬的先知的神谕更多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心終歸可以違背人性的法則，他就沒有必要通過複活去加強它們），隻是對缺乏精神的人來說，由于這些人的精神中沒有達到這一希望的前提，即沒有活生生地存在着德行和至善的觀念，不朽的希望也是軟弱無力的。
他沒有留下什麼泥水匠的标志，沒有留下什麼要宣示他的名字的教命，也沒有留下什麼譴責靈魂的方法和向靈魂灌注道德的方法，&mdash&mdash?&gamma&alpha&theta&omicron&nu〔vertue〕美德是我們生而就有的，這是一種不〔能被〕通過說教注進的東西。
為了培養人們在美德方面的完成，他并未指出什麼可以到他那裡的迂回路徑（沒有指出那種芳香熏人的花注18），在迂回路徑上他形同中心，似乎是首府，人們費勞苦到此旅行，從這裡把恩賜而來的食物運回老家，并使之生利；他也沒有給人指出什麼ordinemsalutis〔舒适的曆程〕，那樣每種性格、每一等級、每種年齡、每種氣質的人就都得經曆受難的某些階段，經曆某些内心狀态了，反之他是徑直叩門入室，無須中間人，就把人引進自己内室，在那裡他不必給某個不速之客、某一來自遙遠國土的人物預備住房，相反地他要做的隻是給他的老房東點燈讓坐，而琴笛大作，強使這位老房東返回舊頂閣。
注19 第三章 各民族的國家制度、立法和宗教即使在其原始時的天真的精神早已消逝之後，也還長久帶有這種精神的遺迹。
注20當民族早已不再是一個家庭，而邦君也早已不再是一個父親，權力也還長久在獨自一人之手，一個家庭幼稚地讓這個人以自己父親的地位行使這種權力。
各民族稍許得到擴展，就在國家制度和立法上立即感到自己天真的信賴已被濫用，并通過一定的法律對他們掌權者的惡劣意志或善良意志進行限制。
這種天真的精神在宗教中保持得更為長久，各宗教自身總是帶有這種精神的遺迹，當國家中除了被允許或受命之外，早已不再指望什麼人做善事時，宗教中還有那種精神遺迹。
宗教中的這種幼稚智能把神看作一個強有力的主人，這位主人和人間統治者一樣，還有欲求、情欲、甚至情趣，&mdash&mdash神會娛樂，因此這位主人往往不依權利的法規進行賞罰，因此人們可以獻媚；在他面前，與〔向他〕獻出的愛相比較，人們更多〔感到的是〕恐懼，最高的是敬畏；像先前和現在也還對東方邦君們那樣，像現在無辜者對其保護人或朋友們也還做的那樣，從大自然給予人的美好贈物中&mdash&mdash包括快感和滿足，人們要向這位主人呈獻一部分，且常常是留出最精美的、最新鮮的東西，作為表示信賴和愉悅的自願的貢品。
幻想處處嚴格信仰這位主人，樂于想像他時時在可敬的、良善的人周圍，在無辜者、某位白昔司的茅屋四周，他可以使幻想感到這些人、這些地方更可敬、更神聖&mdash&mdash&sigma&epsilon&mu&nu&omicroní，&pi&epsilon&lambda?&rho&iota&omicron&iota；天真的理解力覺得這位主人在暴風雨中，在洪水中，在瘟疫、在海濤、在山崩中都同樣或多樣地直接起作用，并且天真的想像力把人類生活的事情和關系轉交給這位主人。
注21 這種幼稚智能使宗教制度設施、儀式和觀念（特别是犧牲、祈禱和贖罪）得以産生，這些在理性看來常常是怪誕的和可笑的；常常是可厭的，當理性看到統治欲是借這些欺騙人們的善良之心，這就尤其常常顯得可鄙，但在天真的精神和停于那種智能的幻想看來，那些東西卻是可愛的，甚至崇高的，乃至極其動人的。
那些東西因傳統而被神聖化，被傳流下來，此外，許多人的利益以非常多樣的方式和它們交織在一起，以緻一方面是極大的堕落，另一方面是理性的進步，都足以使這種與一般習慣交織的制度在強力震撼下被逐出曆史。
一方面，最初生息于這些制度設施的精神愈多地消逝，這些神聖的禮儀和訓練随之也更多地成為虔誠者前此不曾感到的負擔，另一方面理性赢得更多的地盤，那些禮儀也就更确然地要崩壞。
理性要求合義務的行為，随着這種理性一起，虔誠者就不能忍受了，不能容忍将禮物和犧牲品供給神廟，或者通過贖罪、苦修、齋戒，通過長久痛苦祈禱使自己的心得到慰藉，或者沉湎于愛的虔誠感，沉湎于神秘的感情了。
随着理性的進步，許多感情不可遏止地喪失了，許多其他動人的想像力的聯系變得更加無力了，我們把這些聯系稱為單純的習俗，其景象使我們快慰，使我們感動，注22對其喪失我們常常不無不正當地感到惋惜。
這些東西的遺迹、神秘的特征，除了那些和任何人的欲求、私情聯系起來的人而外，在想完全有理性的人由于自己的個人性情常常簡直〔感到〕驚異時，還一直保存着。
為什麼在我們今天還有人熱衷地尋找腓特烈大帝和盧梭的遺物，并加以貴賣呢？ 那樣&mdash些神秘特征除其中勇敢、忠誠之類，産生于騎士時代的情景外，正是使我們很感到有吸引力的東西，這樣一些想像的聯系的消失正是時代視為習俗本身消逝的東西，而習俗本身的消逝又引起時代的慨歎。
當習俗的這種單純狀态在一個民族中還普遍存在，當一切對邦君、對教士還像對整個民衆一樣是神聖的，那就不會有什麼更動人的、更有益的戲劇場面，這正是南太平洋島上居民的幸運，也是秘魯人大約在阿塔華爾巴和華士卡爾兄弟相争前的幸運。
但當行政等級或教士等級，或者二者同時喪失這種單純的精神，這種建造他們的法律和秩序，迄今一直使之獲得生氣的精神的喪失，就不僅是這種單純性無可挽回地亡去，而是随後就确定地出現了對民衆的壓迫，污辱和貶黜（所以等級的分化對自由确實是危險的，因為這就有可能存在espritdecorps〔小集團精神〕了，這種精神不久就變得和整體的精神相抵觸）。
即使不超過民衆先前已習慣的數量把獻祭和贖罪加于他們，整體也永遠不再一起是一個社團（這種社團懷有同一意向同心同德地走到自己諸神的祭壇之前的），而是成了一堆人，他們的首領們可以騙取他們的神聖感情，而且這樣對待他們時，自己并不表示同情，就像一個魔術家誘騙驚訝的觀衆驚佩一樣，那時這位魔術家自己并不表示驚佩，不過當他使觀衆們驚奇時，自己卻并不作态，反之那些首領則要僞善地從面部、從禮節上和口頭詞句上表示好感。
這群無辜者的單純無邪使冷靜的觀衆愈感動，上述對照就愈使這些觀衆憤慨；如果這場表演的主角們不是直接給民衆的感情摻進辛酸痛苦，正在祈禱的民衆的景象，他們仰望天空的目光，他們合起來的雙手，他們曲膝禮拜、深沉感歎和火熱崇拜的景象，就一定會由于純潔的熱忱而使他們内心激揚起來。
民衆将認識到這一點：自己的教士在自己禮拜時是否懷有與單隻助長自己的虔誠心不同的另一類意圖，自己對他們的信賴是否沒遭到濫用? 教士的此種堕落的可能性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情形。
除了宗教的對象是某種神秘的東西，絕大多數宗教，尤其是那些外在性的宗教都曾有它們或為秘密或為衆所周知的神秘教義，為能成為它們的代理人，需有特别的能力，事先有特别的訓練，這些都給他們以一種突出的地位，更直接的是憑借聖物甚至有一部分獻給聖物的崇敬也到了他們身上。
除這些而外就是，他們的任務是籌辦宗教節日（而在每個民族節慶上宗教情緒都占主位），給神明奉送的禮物的收進和保管或者使用已委諸他們的良心。
因此一處民衆如欲安排自己的公共禮拜，使之激動感官、幻想和内心（而同時又不失理性），使它的禱告是出于聯合的事業和提高靈魂的所有力量，通過美和快樂使嚴格的義務觀念受人歡迎，為人所能達到，這樣一種民衆就會自己籌辦自己的節日，自己使用自己的禮品，以便不因自己的感情而把自己依存的權柄交某些人所組成的階級掌握；而且，如果自己的意向由本地的一些設施來處理，使自己的想像力感到驚異或出于想像之外，自己的心弦感到激動，自己的理性得到滿足，那麼他們的精神就決不會感到什麼需求，或者毋甯說每七天讓他們耳聽一些在數千年前于叙利亞才能理解和才适合的話語和譬喻，就不能使他們的精神滿足了。
客觀的宗教沒有相應的國家和政府機構時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如何之少，它自基督教産生以來的曆史給我們顯示了出來。
它對所有等級的堕落，對各時代的野蠻行為，對民衆的粗糙成見能起的控制作用是如何之少。
基督宗教的敵人懷着充滿人性感的心讀十字軍東征的曆史、發現美洲和現今奴隸買賣的曆史，在這些輝煌的事件上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都起了突出的作用；不隻這些事件的曆史，而且一般地邦君堕落和各民族卑鄙情況的整個一串圖景，他們都讀到了，這使他們内心感到慘痛，于是他們就把宗教教師和仆人要人高尚，主張公益的要求以及諸如此類的聲明同上述情形對置起來，他們不能不開始對基督宗教充滿厭惡和憎恨，而基督教的辯護者則常常把這種憎恨歸之于心中有魔鬼的惡意。
基督教的敵人不斷用各種強烈的筆觸和各種尖刻的諷刺展示狂信者的特殊的宗教，而基督教的辯護者則說這類武器已陳舊不堪，可以從中引出的根據早已被駁倒，以此來對抗自己敵人描繪的觸目的、有關暴行的可怖圖景，和對一種特殊宗教的狂熱所造成的災難的圖景，但更主要的是他們要對手懂得，為人類幸福計，隻要把他們的論綱出版，那所有這種壞事就不可能發生了。
但是，曆代教皇和他們的紅衣主教們，庫庫彼德《？》和他的時代的牧師們，不是有過摩西和先知，也可以不聽從他們嗎？他們不是擁有道德的純真源泉，像我們今天也還擁有一樣，但道德不是還需要我們釋義、需有我們所教的教理概念？是道德本身不完善嗎？如果說道德自己不能改善或至少約束民衆的粗野&mdash&mdash我不想說改善他們的習俗&mdash&mdash但還是應該對這個人類階級有較大的影響，這些人的事情終其整整一生正在于認識道德并在自身實行道德。
教士們過去不是做大無恥的事，便是做小卑鄙的事，由于這個階級的人以精神謙恭為招牌，由于他們據稱把自己一生已獻給那個人，每日從那個人的教義中尋找對這一德行的推崇，尋求其報償，道德不是沒有能平息他們的統治欲嗎？什麼樣的惡行沒有在他們當中流行？可是什麼樣的惡行又不曾為他們的主人兼老師所禁止？不是有過這樣一些時代，那時邦君受他們的忏悔神父指導，不是有過這樣一些國家，那裡由教會統治主當政，而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國家不是最不幸的嗎？ 放在天平上稱稱，整套得救程序是多麼之輕，連那種最詳盡和最博學的内容在内，&mdash&mdash這是什麼東西？無非壓擠到頭腦之内對付别人，這裡任何情欲，環境、教育的力量，榜樣和政府的力量都可以把那套程序化為烏有。
據說基督宗教的作用和根本目的在于改善道德和為神喜悅，作為可以得到真正宗教、真正信仰的條件所要求的是，或者人們已使神喜悅，以緻神自己會給一個人以真正的信仰，或者人們已非常道德，以緻可以憎恨惡，渴求正義，這等于說如果人們先已是善的，就能通過基督教成為善的。
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第二十四章第二節〕說過：&ldquo在一本卷帙浩繁的著作裡，不厭其詳地羅列宗教所産生的弊害來反對宗教，而不同樣地列舉宗教所給人們帶來的好處，這種做法是笨拙的。
如果我把世界上的民法、君主政體、共和政體所産生的一切弊害都叙述&mdash下的話，就将使人們毛骨悚然，驚駭不止。
&rdquo 在基督給他的學生和聽衆所定的誡命中有許多誡命，如不是以合乎德行精神的精神實行它們，而是僅僅按字面去實行，它們就會是無益的，甚至會是有害的；這正跟一個其中更多是倫常習慣而不是法律統治的國家的立法，對另一個可以允許人們從事非法律所禁止的一切事情的國家來說，會是很不完善和不可取一樣。
所以基督的許多誡命是和市民社會立法的根本基礎、和所有權的原則以及自衛原則等等抵觸的。
一個國家如在今日想采用基督的那些誡命&mdash&mdash它隻能表面上這樣做，因為這些誡命的精神不會那麼聽話&mdash&mdash這個國家立即就會自行瓦解。
我們還從未聽說一個外衣被盜，又還能夠保住自己的背心和褲子的人，曾被某個基督教教師申斥，說他沒有把背心和褲子也親手放棄，而在發誓言時，在這方面教士們終究确定地知道基督的明确禁令，必須扮演極莊重的角色。
激起猶太人的文士和法師也來反對基督的首先是什麼呢？不是他個人那種一方面單獨行動，一方面評判别人行動，不僅和他們的神聖習慣相沖突，而且和民法相沖突的作法嗎？如果要說某一案件依法律應如何宣判，那基督就将攻擊這些法律的掌握者，而如果說這些人應當是毫無可指責的人，并且同他的意向一緻，那他們就不可按他的意向，而必須依法來裁判。
法官常常必須用跟這人不同的方式宣判，法官常常必須責罰這人原諒的事情。
一切都說明，耶稣的教義，他那些原則，真正說來隻适于個别一些人的教養，以教養個别一些人為目标。
例如，他的門徒問他：老師，為了成為完善的人，我應當做什麼？當他吩咐門徒賣掉自己的财産，分給窮人時，假使人們想把這件事、這一僅僅是一個小社團和小鄉村的原則付諸實現，似乎可以認為将這事推廣到一個相當大的民族，那就會導緻荒謬的結論。
也可以說，如果早期基督徒那樣的〔一個社團〕合并在另一有同樣财産公有法的民族，那麼這樣一種法律的精神即在采取這一步驟本身之時也就消失不見了，這種步驟由于有一種強制，不隻引起了躲藏的願望，如在亞拿尼亞那裡就有這種情形，〔而且〕聽任這樣做的善行也隻限于本社團成員，限于有自己儀禮和區别标志的盟友，是有違博愛精神的，博愛精神會對受割禮者和非受割禮者，對施洗者與未施洗者均給以自己的祝福。
&hellip&hellip内心的聖地隻讓朋友自願參加，那将能滲入内心聖地的公共權力現在則以進行宣告它根據種種情況造作出來的意圖為任務。
這種檢查身心，審判和處罰良心信念的僭越行為，可能是漸次輕悄悄地潛身而來的，因為在基督教最初起源時它實際上是種下了它們的種子，因為把适用于一個小家族的東西擴展到市民社會乃是虛假的（這種僭越行為是以一種不可置信的方式确立的），因為人們竟能如此之甚地忘記自己的權利，對這種損失竟會感受得如此之少，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這種行為曾促成一堆對暴力設施的令人極為憤懑的危害，和對人性的誘惑：聽忏悔、教會前途，贖罪，以及整整一系列此類壓抑人性的、敗壞榮譽的紀念物。
宗教改革家們在他們的教義原理中想遵從新約的說法，在他們的基督教的警察設施上，在教會警察制上，想遵從早期教會的單純性，因為沒有那樣的警察設施，他們就不能相信〔可以〕舉行宗教活動，因為他們不曾想設置教會權力作為良心自由的支柱對抗邦君權力，因為他們曾使基督教服從世俗政權。
這樣，他們就被誘惑了，忽視了一個主導的民族宗教中不可少的設施和一個局部性社團，一種交際團體的私人法規之間的區别。
不過他們又何以能舍棄作為一種statusinstatu〔國中之國〕的教會的觀念，擺脫一種可見的、齊一的團體和依特定某種ritus〔禮儀〕形成的結合體？例如路德同茨溫格利、歐可拉姆帕德等人的可悲的争論表明他離開以精神和真理崇拜上帝的觀念是何其之遠，他奪取了僧侶靠強力以支配錢袋的權力，但他還想支配人的意見。
邦君們作為自己人民的保護者把他們的宮廷牧師作為自己子女的宮廷教師，由這些教師提攜他們的子女，誡谕他們，必要時也可以鞭笞教訓他們。
于是在政治處罰之外，教會的處罰，教會贖罪等等就被保存了下來，從而忏悔也就保存了下來，真正的密聽忏悔式〔雖〕是取消了，但僧侶們作為忏悔神父還是保留了下來，為了幫助信仰不堅之人：人們不停地沖擊這些人的幻想，使之充滿恐懼。
因為人們把宗教已歸結為改進人心，歸結為贖罪，皈依，但并不停留在一種情況的這些泛泛的說法，&mdash&mdash嚴格地說它們在每個人的心目中是不同的東西，依氣質、欲求和幻想各各相異&mdash&mdash反之人們剖析這些情況，以緻自己加入到感情的玩物之中去。
由于人們把這些情況當作某種簡單自明的東西，或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