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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研究。
第3卷《金代政治社會研究》（1973年版）是有關女真人控制的金朝的附屬人口、女真部落的一緻性、在中國環境下保存女真文化等問題的研究，還有一章專門研究金與高麗的關系。
3卷書後面都附有索引。
另一部日本著名的著作是外山軍治的《金朝史研究》。
[136]與三上次男的著作一樣，這部書亦主要是作者早期研究的論文集。
一些文章是研究金朝的少數民族問題，其他文章研究金宋關系和12世紀蒙古的作用。
外山軍治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揭示了黃河洪水泛濫對金經濟的衰落的作用。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開拓性研究外，實際上近年之前一直沒有研究金的力作。
奧托·福蘭閣的《中華帝國史》[137]第4卷和第5卷中的有關金的章節，很多年來都是用西方語言叙述金史的最有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現在應該承認它已過時了，不過對宋金關系和軍事事件的叙述還是有用的。
盧森·吉伯特的《滿洲曆史地理辭典》[138]是一個重要的資料庫。
雖然這本按字母排列的辭典沒有标出史料的出處，但它提供了金人和古代滿洲部族的許多有關資料。
作為一個基本的資料來源，它還是有特殊的價值。
最具說服力的用西方語言寫作的女真和金國曆史的著作是俄羅斯學者M.V.沃羅别夫的《女真和金國》[139]，1975年出版，該書對事件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叙述和分析最為精彩（用西歐語言寫的書評，見傅海波在《文獻叢刊》的評論）。
[140]另一部力作是陶晉生的《12世紀中國女真人的漢化研究》，[141]與沃羅别夫的著作幾乎同時出版。
并非像題目所示，該書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漢化的範圍，它還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員的補充及女真的經濟形勢。
在傅海波的《從建國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國：金代（1115&mdash1234年）的經濟與社會》[142]中，有對金代社會和經濟，包括财政制度的簡短的研究。
在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須提到的是陳述的《金史拾補五種》。
[143]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曆史必須參考此書。
陳述著作特别有價值的一點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種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種寫法。
一般說來，用通古斯語言比較女真人姓名的語言學研究早已過時，而陳述的著作則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優秀基礎之作。
現在已有好幾部深入研究金代社會經濟條件的論著。
何炳棣的《中國宋金時期人口的估算》[144]，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對金代人口數字的研究。
對金代對外貿易的考證，有加藤繁的《宋金間的貿易》和《宋金貿易中的茶、銅币、絲織品》，初次發表于1937年和1935年，分别收人作者的《中國經濟史考證》中。
[145]曾我部靜雄在《日宋金貨币交流史》[146]中對金與其鄰國間的貨币流通進行了研究。
全漢昇在《宋金間的走私貿易》一文[147]中讨論了宋金間的非法貿易問題。
張博泉的《金代經濟史略》[148]對金代經濟作了簡潔的描述。
陳學霖在《女真&mdash金朝的茶葉生産和貿易》[149]中詳述了金代茶葉專賣的狀況；酒的專賣則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
[150] 有幾種用西方文字發表的研究宋金間外交與軍事關系的論著。
達格瑪·蒂勒的《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mdash1123年）》[151]，詳盡地叙述了宋廷與新興的金國締約以推翻已經日薄西山的遼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導緻了北宋的滅亡。
對兩國間條約的考釋有傅海波的《宋金條約》。
[152]該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約，也研究了後來的條約。
作為插曲的1205&mdash1208年兩國間的戰争，成為科林娜·漢娜《開禧間（1205&mdash1208年）德安城攻防戰研究》的主題。
[153]該書不僅翻譯和注釋了争奪戰略城鎮德安之戰的目擊記，還叙述了宋金間的使者往來并重簽早期的和約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
海羅撒脫·伊威的《蒲鮮萬奴國号大真的來源和意義》[154]，對叛金并在滿洲建立了一個短命王國的蒲鮮萬奴作了研究。
對女真與高麗的進一步研究，有米歇爾·C.羅傑斯的《朝鮮史研究（2）：高麗的軍事獨裁及其與金朝的關系》。
[155]這些文章都是以中國和朝鮮的史料為基礎的。
在翻譯有關文獻的同時展開對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見傅海波《有關女真的漢文史料：〈三朝北盟會編〉中有關女真資料的翻譯》[156]和《有關女真的漢文史料（2）：〈金史〉卷1翻譯》。
[157]女真的物質文化，尤其是建國前的物質文化，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這要感謝（前）蘇聯考古學家的發掘。
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遺存是E.I.德利萬科的《中阿穆爾的遺存》[158]研究的主題。
在（前）蘇聯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興趣的資料，見V.E.梅德韋傑夫的《10世紀後期和11世紀阿穆爾女真的文明》。
[159]另一部關于女真遺存的研究論著是V.D.連科夫的《薩金斯克村遺存所見12世紀女真的冶金和金屬制造》。
[160]A.P.奧克拉德尼柯夫和V.E.梅德韋傑夫的《考古資料揭示的阿穆爾女真地區》[161]一文，對（前）蘇聯的考古成果作了綜述。
不幸的是至今還沒有人用西歐文字研究（前）蘇聯考古學家的發現。
我們對中國有關金代的藝術和考古資料則要熟悉得多。
中國在東北地區的許多新發現發表在考古學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
蘇珊·布什的《金朝（1122&mdash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162]，論述了獨立于南宋畫風之外的金代中國畫開創的新風。
喬治·凱茨的《紫禁城創建時代新說》[163]，為金代北京的建築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關野貞、竹島卓一的《遼金時代的建築與佛像》[164]中，對金代的佛教藝術有較詳細的描述。
但是，一部資料完整的金代藝術史，還沒有寫出來。
部分植根于民間文學形式的金代中國文學，在西方已經被反複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倫普的《院本：元雜劇的祖源》[165]和斯蒂芬·H.韋斯特的《雜耍與話本：金代戲劇的形态》。
[166]對金代戲劇最有名的是M.答裡吉洛娃&mdash維林傑洛娃和詹姆斯·I.克倫普的翻譯及研究《劉知遠諸宮調：藏龍卧虎的民謠》。
[167] 雖然佛教在金廷得寵，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興起。
第一個注意這些變化的西方學者是阿瑟·韋利，在他翻譯的《長春真人西遊記》[168]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獻。
對全真派的權威性研究是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69]，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國反女真勢力的觀點似乎不妥，但是作為一部資料書，陳垣的著作還是舉世無雙的。
對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葉潛昭的《金律之研究》。
[170]作者不僅通過分析法律文獻研究女真的習慣法，還對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較研究。
傅海波則在《女真習慣法與金代中國的法律》[171]一文中對金代女真習慣法與中國成文法的相互關系做了研究。
最後，必須提到研究女真語言和文字的書目資料。
長田夏樹在《女真文字與現存資料》[172]中列舉了女真文字的資料，但是現在已經過時了，因為在東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發現。
我們現在的女真文字知識來自明代16世紀時編輯的一部附有相關資料的辭典。
辭典分類排列語辭，每一個女真原字都附有漢語音譯和漢文釋義。
這部極有價值的資料用的是後期女真的語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後期女真語辭典是石田幹之助的《女真文》。
[173]帶女真原文的辭典的開創性研究是葛魯貝的《女真的語言與文字》[174]，該書翻譯了871個帶有原文的女真詞彙。
在葛魯貝之後，有越來越多的日本和歐洲學者研究女真語言和文字。
在路易斯·李蓋蒂的《女真小字譯注》[175]和《女真文碑文考釋》[176]二文中，對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對女真語音的研究方法，給予了重要的改進。
在葛魯貝的上述著作中，隻引用了一個碑文和相關的資料，新研究應該更廣泛地應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
吉斯布勒·N.基約瑟在《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重構與翻譯》[177]一書中，作了這方面的工作。
葛魯貝和基約瑟等學者研究的語言，是1500年前後的女真語，與12和13世紀的老女真語有所不同。
但是，明代辭典中抄錄的文字更像碑文中發現的老女真文字，有相當大的一緻性。
這些資料是1185&mdash1413年間的。
正因為我們已經從明代的雙語辭典中知道了字詞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範圍内翻譯這些碑文。
現在對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啟孮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
[178]作者成功地構造了似乎合理的讀音并翻譯了絕大部分現存碑文。
這個碑文資料的容量似嫌過窄，對曆史學家來說，存世的金代漢文碑文更為重要。
但是，老女真文獻對研究金代的多語文化還是極有價值的。
幾乎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屬（如印章）上，但是還存有一份寫在紙上的女真文字。
它保存在列甯格勒東方研究所，幾年前已被發表，見D.卡拉等的《書寫在紙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發現》。
[179]這份文書還沒有被翻譯。
對不附原文的漢文&mdash女真文辭典的最新研究是D.A.凱恩的《四夷館的女真譯語》。
[180]它所反映的語言可能比帶原文辭典的語言處于更晚的階段。
在這個簡短的書目介紹中，顯然不能評價金史研究領域的所有成果。
至少在一個确定的範圍内選擇的這些論著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恰又顯示了金史的研究還是在許多不同國家的學者個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廣泛合作的努力。
如果注意一下，就會發現中國忽視日本學術成果的很多明顯事例，反之亦然。
在這兩個國家中，甚至在學術帶頭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視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現象。
結果是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重複勞動，因為可資利用的資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處。
無論如何，一個金代研究的寬泛書目還是迫切需要的，因為它有助于各國該領域研究學者間的相互溝通。
元史的傳統史料[181] 《元史》 《元史》是現代曆史學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卷，編撰于1369&mdash1370年。
該書在1370年成書後不久便刻闆付印，此後不斷再版和重印。
現在标準的版本是中華書局1976年出版的15冊的點校本[182]；雖然有各種影印本，但這個版本還是最有用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183]影印了1370年刻本，編者在影印時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錯誤。
[184] 這部包括47卷本紀、8卷表、58卷志和97卷列傳的大部頭史書，成書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書倉促、纰漏過多而經常受到批評。
雖然它确實有許多錯誤[185]，但是在現代學者看來，作為中國标準正史的這些缺陷已被它的其他價值所抵消。
該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将未經删改和加工的資料倉促抄入正文，極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評判。
它确實不像過于精心編纂的《明史》那樣内部條理清楚和叙事簡捷，後者的編修過程延續了90年。
正因為《元史》沒有經過如此精心地提煉，它幾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許多史料在其他地方早已見不到了。
此外，參加編撰《元史》的學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的官員，所以他們對元代有直接的了解。
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為修《元史》兩次設立史局，以宋濂（1310&mdash1381年）和王祎（1322&mdash1372年）為總裁，16人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組成的史局（還有一個負責抄寫的書記）1370年工作了143天。
把這樣一部書編完，不過用了331天，确實令人驚異。
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編修者将它通讀過一遍，頗值得懷疑。
兩個史局的第一個，在1369年将《元史》修撰至1333年，即順帝妥歡貼睦爾（1333&mdash1368年在位，1370年死于漠南）即位時為止。
編修者利用了&ldquo十三朝實錄&rdquo，&ldquo十三朝&rdquo指的是從成吉思汗到甯宗懿璘質班（1332年春季即位後僅53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後繼的皇帝。
十三朝實錄和其他檔案資料在1368年9月明軍進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時有可能被毀，賴于幾個服務于明廷的漢人文士的果敢行動才得以保存下來。
[186]這些檔案全部被運到南京并在其後的一年裡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
正如參加修史的官員在《上元史表》中所述，他們不得不以1333年為終點，因為缺乏最後一朝的真實記錄，這樣已成書的部分共有159卷。
[187] 但是這樣一部沒有完成的史書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所以在其後的1370年又設立了第二個史局，編修至1368年的部分。
當然，沒有建立史館去修撰妥歡貼睦爾朝的實錄，後繼的王朝是不會這樣做的。
雖然如此，還是找到了許多資料，傳記增加了，書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補充，共計修出了53個新卷。
第一個史局的159卷加上第二個史局的53個新卷，全書應該是212卷，而不是後來成書時的210卷。
卷數的不符已得到了這樣的解釋：一些新傳可能已經與第一次的159卷中的其他傳合并了。
對十三朝實錄的情況已經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為它們早已散佚，過去亦沒有研究史學史的曆史學家對它們進行過考證。
不管怎麼說，它們不是保存在宮廷中的按照中國史家傳統真實記錄宮廷活動的起居注。
[188]它們應該是在元代具有曆史觀點的漢人學者的推動下産生出來的。
1260年，前金朝官員（1234年金滅亡前）13世紀并在50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的文官王鹦建議忽必烈設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實錄，指出若不乘時記錄，恐怕久而遺亡。
根據這個建議，在1262年正式下令，命王鹦集廷臣商榷史事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記錄和口頭傳說，盡管蒙古統治者曾完全禁止漢人臣民接觸他們的曆史記錄和口頭傳說。
[189] 結果是不久後即完成了《（皇元）聖武親征錄》。
[190]曾有該書出自王鹦之手的說法，但是現在一般不再接受這種說法。
此書比随後寫成的《秘史》資料廣泛，記事也準确得多，尤其是在記述政治事件方面。
[191]《元史》太祖至憲宗的本紀（卷1&mdash3，來自實錄）與本書用語的一緻，說明這部書在編撰成吉思汗（廟号太祖）、窩闊台汗（太宗）、貴由汗（定宗）和蒙哥汗（憲宗）實錄時是作為基本史料使用的。
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紀，用中國記述帝王的方式記錄了前四汗的功績，雖然他們四人從未宣稱自己是中國的皇帝，在他們在位時也從未認為自己是中國的皇帝。
《元史》這幾卷的記事零散，恰恰表明了編修前四汗實錄時收集必需的曆史資料的努力沒有完全成功。
關于13世紀60年代或其後直到元朝結束還有哪些史家能夠接觸蒙古口述或文字記錄的史料，已經無從知道。
但是，從13世紀60年代往後，從忽必烈到甯宗九朝的實錄在每一個皇帝去世後都着手修撰，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元廷有固定的制度根據逐日記錄的統治者言行編寫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國官修史學模式由在位統治者編撰前朝皇帝的實錄。
不管怎麼說，《元史》中從忽必烈（世祖）往下的本紀，無論是怎麼編排的，都非常詳細和繁瑣，同樣很少加工。
《元史》中的53卷志，大多數出自《經世大典》，[192]這是一部880卷（另有記載說800卷）的大型文獻，由奎章閣的學者編輯。
奎章閣是文宗圖帖睦爾（1328&mdash1332年在位）建立的國家圖書館和藝術品收藏地，亦是全國的最高學術機構。
[193]《經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mdash1348年）[194]的監督下編修的。
這部大部頭的作品從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滅亡之前都已經散失，隻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為在15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被分目抄入《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本身亦隻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
正因為《經世大典》被抄入了《永樂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認為《元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時把《經世大典》直接照搬了過來。
我們已經發現了一個間接的證據，如在卷58&mdash63《地理志》[195]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變化，但是沒有該年以後的内容。
學者們早已同意顧炎武（1613&mdash1682年）在研究了《地理志》中的專用術語和特定資料後得出的觀點：《地理志》的正文像是政府官員的公務資料，而不像一部史書。
[196] 《元史》中沒有《藝文志》，是一個嚴重的不足。
錢大昕（1728&mdash1804年）為此特别編撰了《補元史藝文志》。
[197]他對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198]，可以擴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沒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個表，是後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
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舉的許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傳中沒有專傳，這顯然嚴重違反了中國的史學标準。
占了97卷的列傳，是《元史》中遭受批評最多的部分。
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漢族人氏）兩傳的情況，由于名字的寫法不同，被編者視為兩個人分别立傳。
一個人的名字在不同的傳裡寫法不同，更是常見的現象。
列傳中許多其他的錯誤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幾次嘗試增補或重修《元史》時。
由于有關1260年前的蒙古史資料不足，所以人們對這段曆史給以特别的關注。
這種關注延續下來，直到20世紀入甚至現在還吸引着日本和西方曆史學家。
中國學者對元代的研究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達到高潮[199]，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漢人史學家都從未獲得過準确的關于蒙古的知識。
他們的重點主要是研究外族統治中國時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關于自己早期曆史的最重要的文獻是所謂的《蒙古秘史》，在漢文中通常稱為《元朝秘史》。
該書的蒙文名稱被漢文音譯為《忙豁侖·紐察·脫蔔察安》，它更精确的漢文譯法是《蒙古秘史》，與英文題目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意思相同。
兩種漢文名稱現在都在使用。
用漢字标音（極不準确）的漢文譯本是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現代蒙文還原本和漢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譯本的基礎。
[200] 學者們在《秘史》寫作的時間、用蒙古文（畏兀兒字）錄寫下來的時間、第一次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或第一次刊刻的時間等方面有不同看法。
柯立夫在他的英譯本的導言中考證了《秘史》先是口述曆史、然後用蒙古文寫下來、再後用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的複雜沿承關系。
柯立夫論證用蒙文錄寫該書正文的時間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間，雖然有的學者認定是在1340年之後。
他認為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的時間極可能在1368&mdash1370年，并同意沒有證據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過《秘史》。
現在亦不清楚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編修蒙漢文對照的辭典《華夷譯語》後與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個手抄本僅由它的兩位畏兀兒編輯者保存。
現存有《華夷譯語》的洪武殘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時刊刻的《秘史》殘本，還是學者争論的問題。
不管《秘史》的成書有多少問題，學者們都一緻認為該書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
它用說書人的風格首先陳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傳說，然後詳述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終于他的兒子和繼承者窩闊台汗在位時，大緻終于1240年。
當代學者姚從吾是這樣評價《秘史》的：&ldquo超出中國的正史和漢文曆史資料的範圍，它是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觀點寫成的大型曆史著作，直接叙述了長城之外的中國邊疆地區人民的生活情況。
&rdquo他認為中國史書忽視了《秘史》準确叙述史實的價值。
[201]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學作品而不是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對它的明顯錯誤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評，但其他人則為它豐富的社會曆史内容而贊不絕口。
在明代和清代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沒有中國學者注意《秘史》，該書的重新發現在19世紀。
首先是中國學者顧廣圻（1776&mdash1835年）發現了一個抄本，他校勘了該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學者；其後一個名為巴拉第的俄國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據漢文旁譯（沒有還原成蒙古原文）将其翻譯成俄文，用的是從《永樂大典》抄出的版本。
這個譯本雖然不完整，但是使該書名揚西方，從而引發了中國之外的對此書的一個世紀的研究。
它現在已經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
中國對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從漢文文獻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漢人學者了解一些蒙古口頭傳說，當時還有數量頗多的蒙古文文獻，這兩點對兩個史局都很有利。
但是在明朝初年，一般中國人對有關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極為冷淡的态度，漢人學者亦有意規避這些傳說和文獻。
[202]這是很不幸的。
《元史》不應該僅僅是中國人作為自己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後元朝在中國的曆史（更準确地說，是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國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後），也是13和14世紀全體蒙古民族曆史的基本記錄。
不同尋常的是，中國人還沒有去尋求曆史詳情，就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的帝國的大規模擴張而驕傲，并把帝國看成是中國的勝利（原因是它的外族統治者已經被視為中國的正統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國而中國人隻是它的臣民。
《元史》實際上根本沒提中國和東亞之外的蒙古帝國，使得中國的曆史學家有一個很嚴重的知識缺陷（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
這個知識缺陷直到19世紀後期才得以彌補。
特别是外交官洪鈞（1840&mdash1893年）在柏林和聖彼得堡停留時，發現了歐洲和西亞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驚的新資料能夠大大補充蒙古和中國的曆史。
[203]洪鈞翻譯的新資料，大多被柯紹忞（1850&mdash1933年）收入《新元史》中，于1922年出版。
[204]一般說來，中國學者知道了蒙古人是與中國曆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換一種說法，蒙古人的曆史不等于中國的曆史；中國學者甚至贊同必須等到能夠把眼界拓寬到從世界範圍看20世紀時，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為合适的研究課題。
中國的學者，包括漢人和蒙古、滿族及其他中亞學者，在過去的一百年裡為拓寬中國人的眼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們亦按照史學傳統，在幾個世紀中校訂、增補或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對《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錯誤需要改正，這在該書于1370年首次刊刻後就知道了。
解缙（1369&mdash1415年）曾在洪武年間（1368&mdash1398年）後期受皇帝之命修改《元史》的錯誤，但是他什麼也沒有做。
[205]随後在明代有一些對元史的研究，[206]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紀事本末》，[207]27卷，1606年成書，陳邦瞻（1636年去世）撰。
該書真實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
這部書在中國傳統史學中的評價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與明代相反，是對元代研究興趣高漲的時期。
當時産生了一系列補充和修訂《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沒有重修《元史》。
最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幾種：[208] 1.邵遠平（始于1664年），《元史類編》[209]，42卷，1693年成書。
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替代《元史》的嘗試，按照鄭樵（1102&mdash1160年）編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體例排目。
[210] 2.錢大昕（1728&mdash1804年），除了為《元史》補充了兩個重要的表以外，錢大昕在他漫長和光輝的學術生涯中對考據學研究貢獻極大，據說他還有意編寫一部新的《元史》。
有報告說19世紀的學者見到了新《元史》的手稿，但那不過是向着這個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
錢的各種論著中包括了大量有關元代的考據題目。
應該特别注意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異》[211]，100卷，還有他的文集《潛研堂文集》[212]，70卷。
錢大昕對元史研究的特殊貢獻，在鄭鶴聲與杜維運研究清代史學的論著中有專門論述（參看第此處注釋）。
3.汪輝祖（1731&mdash1807年），《元史本證》，50卷。
[213]書名強調&ldquo本證&rdquo，這是清代考據學家的一個高标準，集中為糾正錯誤、遺漏和訛寫的名字。
4.魏源（1794&mdash1856年），《元史新編》，95卷，1853年成書。
[214]第一部按照标準史書的模式完全重寫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種文獻。
5.曾廉（生于1860年），《元書》[215]，102卷，上述魏源書的重作，對今天來說用處不大，但是為晚清考據學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資料。
6.洪鈞（1840&mdash1893年），《元史譯文證補》[216]，30卷。
7.屠寄（1856&mdash1921年），《蒙兀兒史記》。
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傳統史著。
19世紀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滿洲，始對中國北疆的地理感興趣，用二十年時間研究蒙古民族的曆史，把他的著作稱為&ldquo蒙古人的曆史記錄&rdquo。
他選擇的這個書名會使人誤解該書是一部蒙古民族的曆史，而不是中國曆史中的元朝史。
他受了洪鈞介紹的新資料的影響。
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廣泛和準确方面，《蒙兀兒史記》超過了所有明、清時期有關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紹忞的《新元史》（1919&mdash1930年）。
[217]這是一部今天對學者還有很高參考價值的著作。
[218]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資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後的條例和案例彙編。
正如一個研究法律的學者所言： 該書收錄了大量的條律、剌令、慣例、案例和官員的斷案記錄，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會生活的豐富内容。
《元典章》中的許多條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務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國官府公文的式樣書寫的。
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語。
此外，還有許多條目直接譯自蒙古原文。
正由于《元典章》具有這些特點，所以傳統儒士經常貶低其價值。
[219] 《元典章》實際上是一部有關元代社會史和政府的百科全書，因為有相當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漢人口語形式書寫的，并且在許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漢文公文模式書寫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詞和語法，盡管它很難讀懂并由于語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漢人所厭惡。
自從1908年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出版該書後，《元典章》引起了中國和日本學者的注意并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特殊領域，曆史語言學家、法學家、研究制度史的學者及其他學者都卷入了這一領域。
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傳了幾個世紀的一個錯誤頗多的抄本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學者使用的都是這個版本。
1972年故宮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這是一個極好的本子。
[220]日本學者對該書及相關曆史問題的研究極有價值。
[221] 元代公文中使用漢人口語的特殊問題，不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獻中。
研究帶有漢人口語的碑文，即所謂&ldquo白話碑&rdquo，與研究元雜劇中的語言一樣，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
當然，這牽涉到語言研究和社會研究兩方面的問題（見第9章）。
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話碑和元雜劇）都是在20世紀才引起學者的注意，但是學術研究發展很快，各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已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總的說來，對元代的研究在20世紀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研究，對中國前現代其他時期的研究可能都沒有達到這一程度。
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因為13&mdash14世紀的蒙古帝國曾經直接介入了西亞和東歐國家的曆史。
它也反映了19世紀和20世紀日本、俄國、英國及其他強國對蒙古研究的戰略意義。
中國正統的傳統史學的元史研究在中國依然盛行，同時新的研究成果也從國外介紹了進來。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一些中國學者前往日本和歐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爾泰和西亞語言；他們回國後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展開了這方面的研究。
他們還熱心地介紹和翻譯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學者的現代研究成果。
一方面，有中國學者與蒙古學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另一方面，有中國學者與國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響，人們可以說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經是&ldquo國際學&rdquo。
[222]這對中國的元史研究也産生了持續的影響。
需要介紹的近年來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實在是太多了，我們在這裡隻能介紹在本書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4.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蒙古帝國的興起在同時代或者相近時代的史料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尤其是蒙古文、漢文、波斯文史料最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話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關它的作者、成書及刊刻年代頗有争議，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價值；盡管如此，該書還是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時期的關鍵史料。
成書于13世紀中葉某時的《秘史》（更準确的名稱是&ldquo成吉思合罕讷忽劄兀爾&rdquo，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國興起的獨一無二的畫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動機和目标。
同樣重要的是，它還有建國前蒙古制度發展的生動叙述。
我們現在已有柯立夫的《蒙古秘史》英譯本[223]和羅依果的又一個英譯本。
1369年成書的《元史》對前四汗時期的記載頗令人失望，這主要是因為有關早期蒙古的記錄已經丢失和毀壞。
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況，本紀也很簡單，很多關鍵性人物如馬合木·牙老瓦赤沒有立傳。
元人文集中收錄的傳記資料能夠部分補充《元史》的不足。
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收入蘇天爵（1294&mdash1352年）編錄的《元文類》[224]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傳沒有記載的重要資料。
有關帝國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鎮海、速不台等）的資料，可在羅依果等編的《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中查到。
[225] 使者的報告和遊記是當時的另一種重要資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國北部的宋人趙珙的《蒙鞑備錄》和1234&mdash1235年前往窩闊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徐霆所寫的《黑鞑事略》。
李志常的《西遊記》記錄了受成吉思汗邀請于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亞的長春道士旅途的見聞，包括了與帝國建立者會面情況的描述。
阿瑟·韋利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将該書翻譯成了英文。
[226]《聖武親征錄》[227]是另一種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詳，用編年形式記述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時期的事迹。
雖然記載簡略，但是該書還是很重要，因為它源自現已不存的蒙古原文。
後者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是在1285年以前，後來被《元史》的編撰者用來作為前兩個皇帝本紀的資料之一。
這四部著作的漢文本被王國維編成了《蒙古史料四種》。
[228] 總的說來，忽必烈以前的文獻資料是極其有限的。
元代主要文書的編輯是在14世紀初葉，收錄的是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在位時的資料。
但是，在這後幾十年的資料中涉及到沿用窩闊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诏令）的實際内容。
1322年成書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書的《通制條格》中有關資料的詳細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國曆史的研究。
植松正編的《〈元典章〉年代索引》[229]，是當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書。
有關前四汗時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許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資料。
當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書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時（1304&mdash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
由于拉施特的官員身份和宮廷的支持，他能夠在為寫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繼承者的曆史準備資料時接觸到現在已經散失的蒙古記錄和故事。
他所用的一種史料顯然就是以《聖武親征錄》為名翻譯成了漢文的蒙古編年史。
拉施特書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滿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編的原文本。
[230]窩闊台、貴由和蒙哥部分，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名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
[231]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譜》，[232]展示了他的家族對《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許多有關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時期官員的名号和種族背景的資料。
可惜這部珍貴重要的手稿至今還沒有刊本問世。
在寫作窩闊台、貴由和蒙哥朝曆史時，拉施特頻繁使用了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233]此書完成于1260年前後，有穆罕默德·可疾維尼的極好的校本和約翰·A.波義耳的優秀譯本。
志費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統治機構的中級官員，相當熟悉13世紀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盡管是親蒙古和總是親拖雷家族的，志費尼對這一時期的叙事還是相當重要的，特别是關于稅收和統治機構的描述。
另一個波斯史家術茲劄尼用編年的體例叙述了蒙古帝國從初起至1259年的曆史，這部稱為《納昔兒史話》[234]的著作，有助于糾正志費尼的親蒙古态度。
術茲劄尼并不掩飾對入侵者的敵意，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對伊斯蘭世界的征服。
術茲劄尼的著作有H.G.拉弗梯的一個使用便利但是偏執的譯本《納昔兒史話》。
[235]在看待早期帝國曆史時，這三部波斯史著總是相互參考并要對它們的資料進行認真的對比。
歐洲人對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mdash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賓尼和1253&mdash1255年前往蒙古的魯不魯乞的遊記，有帝國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叙述。
尤其是魯不魯乞，是一個認真和批判地對待蒙古人事務的觀察者，他的叙述為成吉思汗家族諸王間的政治關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區的政策以及宮帳哈剌和林無與倫比的場景提供了很多資料。
這兩部著作可在克裡斯托弗·道森編的《出使蒙古記》[236]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曆史的研究，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直到1970年才有了第一部關于帝國建立者的學術傳記，李則芬于當年出版了他的優秀論著《成吉思汗新傳》[237]；更近的有保爾·拉契内夫斯基的同樣紮實的傳記《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業》。
[238]韓百詩的《成吉思汗》雖然是通俗本，叙事簡潔，亦是一個對成吉思汗的極好介紹。
[239]關于窩闊台時期，見N.TS.蒙庫耶夫的《關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漢文史料》[240]，該書重點叙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
羅依果在《耶律楚材（1189&mdash1243年）：佛教徒和治國儒者》[241]中亦探讨了同一問題。
保羅·比爾的學位論文《早期蒙
第3卷《金代政治社會研究》（1973年版）是有關女真人控制的金朝的附屬人口、女真部落的一緻性、在中國環境下保存女真文化等問題的研究，還有一章專門研究金與高麗的關系。
3卷書後面都附有索引。
另一部日本著名的著作是外山軍治的《金朝史研究》。
[136]與三上次男的著作一樣，這部書亦主要是作者早期研究的論文集。
一些文章是研究金朝的少數民族問題，其他文章研究金宋關系和12世紀蒙古的作用。
外山軍治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揭示了黃河洪水泛濫對金經濟的衰落的作用。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開拓性研究外，實際上近年之前一直沒有研究金的力作。
奧托·福蘭閣的《中華帝國史》[137]第4卷和第5卷中的有關金的章節，很多年來都是用西方語言叙述金史的最有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現在應該承認它已過時了，不過對宋金關系和軍事事件的叙述還是有用的。
盧森·吉伯特的《滿洲曆史地理辭典》[138]是一個重要的資料庫。
雖然這本按字母排列的辭典沒有标出史料的出處，但它提供了金人和古代滿洲部族的許多有關資料。
作為一個基本的資料來源，它還是有特殊的價值。
最具說服力的用西方語言寫作的女真和金國曆史的著作是俄羅斯學者M.V.沃羅别夫的《女真和金國》[139]，1975年出版，該書對事件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叙述和分析最為精彩（用西歐語言寫的書評，見傅海波在《文獻叢刊》的評論）。
[140]另一部力作是陶晉生的《12世紀中國女真人的漢化研究》，[141]與沃羅别夫的著作幾乎同時出版。
并非像題目所示，該書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漢化的範圍，它還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員的補充及女真的經濟形勢。
在傅海波的《從建國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國：金代（1115&mdash1234年）的經濟與社會》[142]中，有對金代社會和經濟，包括财政制度的簡短的研究。
在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須提到的是陳述的《金史拾補五種》。
[143]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曆史必須參考此書。
陳述著作特别有價值的一點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種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種寫法。
一般說來，用通古斯語言比較女真人姓名的語言學研究早已過時，而陳述的著作則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優秀基礎之作。
現在已有好幾部深入研究金代社會經濟條件的論著。
何炳棣的《中國宋金時期人口的估算》[144]，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對金代人口數字的研究。
對金代對外貿易的考證，有加藤繁的《宋金間的貿易》和《宋金貿易中的茶、銅币、絲織品》，初次發表于1937年和1935年，分别收人作者的《中國經濟史考證》中。
[145]曾我部靜雄在《日宋金貨币交流史》[146]中對金與其鄰國間的貨币流通進行了研究。
全漢昇在《宋金間的走私貿易》一文[147]中讨論了宋金間的非法貿易問題。
張博泉的《金代經濟史略》[148]對金代經濟作了簡潔的描述。
陳學霖在《女真&mdash金朝的茶葉生産和貿易》[149]中詳述了金代茶葉專賣的狀況；酒的專賣則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
[150] 有幾種用西方文字發表的研究宋金間外交與軍事關系的論著。
達格瑪·蒂勒的《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mdash1123年）》[151]，詳盡地叙述了宋廷與新興的金國締約以推翻已經日薄西山的遼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導緻了北宋的滅亡。
對兩國間條約的考釋有傅海波的《宋金條約》。
[152]該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約，也研究了後來的條約。
作為插曲的1205&mdash1208年兩國間的戰争，成為科林娜·漢娜《開禧間（1205&mdash1208年）德安城攻防戰研究》的主題。
[153]該書不僅翻譯和注釋了争奪戰略城鎮德安之戰的目擊記，還叙述了宋金間的使者往來并重簽早期的和約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
海羅撒脫·伊威的《蒲鮮萬奴國号大真的來源和意義》[154]，對叛金并在滿洲建立了一個短命王國的蒲鮮萬奴作了研究。
對女真與高麗的進一步研究，有米歇爾·C.羅傑斯的《朝鮮史研究（2）：高麗的軍事獨裁及其與金朝的關系》。
[155]這些文章都是以中國和朝鮮的史料為基礎的。
在翻譯有關文獻的同時展開對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見傅海波《有關女真的漢文史料：〈三朝北盟會編〉中有關女真資料的翻譯》[156]和《有關女真的漢文史料（2）：〈金史〉卷1翻譯》。
[157]女真的物質文化，尤其是建國前的物質文化，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這要感謝（前）蘇聯考古學家的發掘。
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遺存是E.I.德利萬科的《中阿穆爾的遺存》[158]研究的主題。
在（前）蘇聯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興趣的資料，見V.E.梅德韋傑夫的《10世紀後期和11世紀阿穆爾女真的文明》。
[159]另一部關于女真遺存的研究論著是V.D.連科夫的《薩金斯克村遺存所見12世紀女真的冶金和金屬制造》。
[160]A.P.奧克拉德尼柯夫和V.E.梅德韋傑夫的《考古資料揭示的阿穆爾女真地區》[161]一文，對（前）蘇聯的考古成果作了綜述。
不幸的是至今還沒有人用西歐文字研究（前）蘇聯考古學家的發現。
我們對中國有關金代的藝術和考古資料則要熟悉得多。
中國在東北地區的許多新發現發表在考古學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
蘇珊·布什的《金朝（1122&mdash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162]，論述了獨立于南宋畫風之外的金代中國畫開創的新風。
喬治·凱茨的《紫禁城創建時代新說》[163]，為金代北京的建築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關野貞、竹島卓一的《遼金時代的建築與佛像》[164]中，對金代的佛教藝術有較詳細的描述。
但是，一部資料完整的金代藝術史，還沒有寫出來。
部分植根于民間文學形式的金代中國文學，在西方已經被反複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倫普的《院本：元雜劇的祖源》[165]和斯蒂芬·H.韋斯特的《雜耍與話本：金代戲劇的形态》。
[166]對金代戲劇最有名的是M.答裡吉洛娃&mdash維林傑洛娃和詹姆斯·I.克倫普的翻譯及研究《劉知遠諸宮調：藏龍卧虎的民謠》。
[167] 雖然佛教在金廷得寵，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興起。
第一個注意這些變化的西方學者是阿瑟·韋利，在他翻譯的《長春真人西遊記》[168]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獻。
對全真派的權威性研究是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69]，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國反女真勢力的觀點似乎不妥，但是作為一部資料書，陳垣的著作還是舉世無雙的。
對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葉潛昭的《金律之研究》。
[170]作者不僅通過分析法律文獻研究女真的習慣法，還對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較研究。
傅海波則在《女真習慣法與金代中國的法律》[171]一文中對金代女真習慣法與中國成文法的相互關系做了研究。
最後，必須提到研究女真語言和文字的書目資料。
長田夏樹在《女真文字與現存資料》[172]中列舉了女真文字的資料，但是現在已經過時了，因為在東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發現。
我們現在的女真文字知識來自明代16世紀時編輯的一部附有相關資料的辭典。
辭典分類排列語辭，每一個女真原字都附有漢語音譯和漢文釋義。
這部極有價值的資料用的是後期女真的語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後期女真語辭典是石田幹之助的《女真文》。
[173]帶女真原文的辭典的開創性研究是葛魯貝的《女真的語言與文字》[174]，該書翻譯了871個帶有原文的女真詞彙。
在葛魯貝之後，有越來越多的日本和歐洲學者研究女真語言和文字。
在路易斯·李蓋蒂的《女真小字譯注》[175]和《女真文碑文考釋》[176]二文中，對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對女真語音的研究方法，給予了重要的改進。
在葛魯貝的上述著作中，隻引用了一個碑文和相關的資料，新研究應該更廣泛地應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
吉斯布勒·N.基約瑟在《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重構與翻譯》[177]一書中，作了這方面的工作。
葛魯貝和基約瑟等學者研究的語言，是1500年前後的女真語，與12和13世紀的老女真語有所不同。
但是，明代辭典中抄錄的文字更像碑文中發現的老女真文字，有相當大的一緻性。
這些資料是1185&mdash1413年間的。
正因為我們已經從明代的雙語辭典中知道了字詞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範圍内翻譯這些碑文。
現在對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啟孮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
[178]作者成功地構造了似乎合理的讀音并翻譯了絕大部分現存碑文。
這個碑文資料的容量似嫌過窄，對曆史學家來說，存世的金代漢文碑文更為重要。
但是，老女真文獻對研究金代的多語文化還是極有價值的。
幾乎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屬（如印章）上，但是還存有一份寫在紙上的女真文字。
它保存在列甯格勒東方研究所，幾年前已被發表，見D.卡拉等的《書寫在紙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發現》。
[179]這份文書還沒有被翻譯。
對不附原文的漢文&mdash女真文辭典的最新研究是D.A.凱恩的《四夷館的女真譯語》。
[180]它所反映的語言可能比帶原文辭典的語言處于更晚的階段。
在這個簡短的書目介紹中，顯然不能評價金史研究領域的所有成果。
至少在一個确定的範圍内選擇的這些論著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恰又顯示了金史的研究還是在許多不同國家的學者個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廣泛合作的努力。
如果注意一下，就會發現中國忽視日本學術成果的很多明顯事例，反之亦然。
在這兩個國家中，甚至在學術帶頭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視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現象。
結果是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重複勞動，因為可資利用的資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處。
無論如何，一個金代研究的寬泛書目還是迫切需要的，因為它有助于各國該領域研究學者間的相互溝通。
元史的傳統史料[181] 《元史》 《元史》是現代曆史學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卷，編撰于1369&mdash1370年。
該書在1370年成書後不久便刻闆付印，此後不斷再版和重印。
現在标準的版本是中華書局1976年出版的15冊的點校本[182]；雖然有各種影印本，但這個版本還是最有用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183]影印了1370年刻本，編者在影印時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錯誤。
[184] 這部包括47卷本紀、8卷表、58卷志和97卷列傳的大部頭史書，成書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書倉促、纰漏過多而經常受到批評。
雖然它确實有許多錯誤[185]，但是在現代學者看來，作為中國标準正史的這些缺陷已被它的其他價值所抵消。
該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将未經删改和加工的資料倉促抄入正文，極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評判。
它确實不像過于精心編纂的《明史》那樣内部條理清楚和叙事簡捷，後者的編修過程延續了90年。
正因為《元史》沒有經過如此精心地提煉，它幾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許多史料在其他地方早已見不到了。
此外，參加編撰《元史》的學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的官員，所以他們對元代有直接的了解。
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為修《元史》兩次設立史局，以宋濂（1310&mdash1381年）和王祎（1322&mdash1372年）為總裁，16人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組成的史局（還有一個負責抄寫的書記）1370年工作了143天。
把這樣一部書編完，不過用了331天，确實令人驚異。
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編修者将它通讀過一遍，頗值得懷疑。
兩個史局的第一個，在1369年将《元史》修撰至1333年，即順帝妥歡貼睦爾（1333&mdash1368年在位，1370年死于漠南）即位時為止。
編修者利用了&ldquo十三朝實錄&rdquo，&ldquo十三朝&rdquo指的是從成吉思汗到甯宗懿璘質班（1332年春季即位後僅53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後繼的皇帝。
十三朝實錄和其他檔案資料在1368年9月明軍進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時有可能被毀，賴于幾個服務于明廷的漢人文士的果敢行動才得以保存下來。
[186]這些檔案全部被運到南京并在其後的一年裡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
正如參加修史的官員在《上元史表》中所述，他們不得不以1333年為終點，因為缺乏最後一朝的真實記錄，這樣已成書的部分共有159卷。
[187] 但是這樣一部沒有完成的史書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所以在其後的1370年又設立了第二個史局，編修至1368年的部分。
當然，沒有建立史館去修撰妥歡貼睦爾朝的實錄，後繼的王朝是不會這樣做的。
雖然如此，還是找到了許多資料，傳記增加了，書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補充，共計修出了53個新卷。
第一個史局的159卷加上第二個史局的53個新卷，全書應該是212卷，而不是後來成書時的210卷。
卷數的不符已得到了這樣的解釋：一些新傳可能已經與第一次的159卷中的其他傳合并了。
對十三朝實錄的情況已經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為它們早已散佚，過去亦沒有研究史學史的曆史學家對它們進行過考證。
不管怎麼說，它們不是保存在宮廷中的按照中國史家傳統真實記錄宮廷活動的起居注。
[188]它們應該是在元代具有曆史觀點的漢人學者的推動下産生出來的。
1260年，前金朝官員（1234年金滅亡前）13世紀并在50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的文官王鹦建議忽必烈設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實錄，指出若不乘時記錄，恐怕久而遺亡。
根據這個建議，在1262年正式下令，命王鹦集廷臣商榷史事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記錄和口頭傳說，盡管蒙古統治者曾完全禁止漢人臣民接觸他們的曆史記錄和口頭傳說。
[189] 結果是不久後即完成了《（皇元）聖武親征錄》。
[190]曾有該書出自王鹦之手的說法，但是現在一般不再接受這種說法。
此書比随後寫成的《秘史》資料廣泛，記事也準确得多，尤其是在記述政治事件方面。
[191]《元史》太祖至憲宗的本紀（卷1&mdash3，來自實錄）與本書用語的一緻，說明這部書在編撰成吉思汗（廟号太祖）、窩闊台汗（太宗）、貴由汗（定宗）和蒙哥汗（憲宗）實錄時是作為基本史料使用的。
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紀，用中國記述帝王的方式記錄了前四汗的功績，雖然他們四人從未宣稱自己是中國的皇帝，在他們在位時也從未認為自己是中國的皇帝。
《元史》這幾卷的記事零散，恰恰表明了編修前四汗實錄時收集必需的曆史資料的努力沒有完全成功。
關于13世紀60年代或其後直到元朝結束還有哪些史家能夠接觸蒙古口述或文字記錄的史料，已經無從知道。
但是，從13世紀60年代往後，從忽必烈到甯宗九朝的實錄在每一個皇帝去世後都着手修撰，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元廷有固定的制度根據逐日記錄的統治者言行編寫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國官修史學模式由在位統治者編撰前朝皇帝的實錄。
不管怎麼說，《元史》中從忽必烈（世祖）往下的本紀，無論是怎麼編排的，都非常詳細和繁瑣，同樣很少加工。
《元史》中的53卷志，大多數出自《經世大典》，[192]這是一部880卷（另有記載說800卷）的大型文獻，由奎章閣的學者編輯。
奎章閣是文宗圖帖睦爾（1328&mdash1332年在位）建立的國家圖書館和藝術品收藏地，亦是全國的最高學術機構。
[193]《經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mdash1348年）[194]的監督下編修的。
這部大部頭的作品從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滅亡之前都已經散失，隻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為在15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被分目抄入《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本身亦隻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
正因為《經世大典》被抄入了《永樂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認為《元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時把《經世大典》直接照搬了過來。
我們已經發現了一個間接的證據，如在卷58&mdash63《地理志》[195]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變化，但是沒有該年以後的内容。
學者們早已同意顧炎武（1613&mdash1682年）在研究了《地理志》中的專用術語和特定資料後得出的觀點：《地理志》的正文像是政府官員的公務資料，而不像一部史書。
[196] 《元史》中沒有《藝文志》，是一個嚴重的不足。
錢大昕（1728&mdash1804年）為此特别編撰了《補元史藝文志》。
[197]他對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198]，可以擴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沒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個表，是後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
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舉的許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傳中沒有專傳，這顯然嚴重違反了中國的史學标準。
占了97卷的列傳，是《元史》中遭受批評最多的部分。
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漢族人氏）兩傳的情況，由于名字的寫法不同，被編者視為兩個人分别立傳。
一個人的名字在不同的傳裡寫法不同，更是常見的現象。
列傳中許多其他的錯誤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幾次嘗試增補或重修《元史》時。
由于有關1260年前的蒙古史資料不足，所以人們對這段曆史給以特别的關注。
這種關注延續下來，直到20世紀入甚至現在還吸引着日本和西方曆史學家。
中國學者對元代的研究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達到高潮[199]，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漢人史學家都從未獲得過準确的關于蒙古的知識。
他們的重點主要是研究外族統治中國時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關于自己早期曆史的最重要的文獻是所謂的《蒙古秘史》，在漢文中通常稱為《元朝秘史》。
該書的蒙文名稱被漢文音譯為《忙豁侖·紐察·脫蔔察安》，它更精确的漢文譯法是《蒙古秘史》，與英文題目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意思相同。
兩種漢文名稱現在都在使用。
用漢字标音（極不準确）的漢文譯本是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現代蒙文還原本和漢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譯本的基礎。
[200] 學者們在《秘史》寫作的時間、用蒙古文（畏兀兒字）錄寫下來的時間、第一次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或第一次刊刻的時間等方面有不同看法。
柯立夫在他的英譯本的導言中考證了《秘史》先是口述曆史、然後用蒙古文寫下來、再後用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的複雜沿承關系。
柯立夫論證用蒙文錄寫該書正文的時間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間，雖然有的學者認定是在1340年之後。
他認為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的時間極可能在1368&mdash1370年，并同意沒有證據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過《秘史》。
現在亦不清楚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編修蒙漢文對照的辭典《華夷譯語》後與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個手抄本僅由它的兩位畏兀兒編輯者保存。
現存有《華夷譯語》的洪武殘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時刊刻的《秘史》殘本，還是學者争論的問題。
不管《秘史》的成書有多少問題，學者們都一緻認為該書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
它用說書人的風格首先陳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傳說，然後詳述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終于他的兒子和繼承者窩闊台汗在位時，大緻終于1240年。
當代學者姚從吾是這樣評價《秘史》的：&ldquo超出中國的正史和漢文曆史資料的範圍，它是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觀點寫成的大型曆史著作，直接叙述了長城之外的中國邊疆地區人民的生活情況。
&rdquo他認為中國史書忽視了《秘史》準确叙述史實的價值。
[201]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學作品而不是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對它的明顯錯誤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評，但其他人則為它豐富的社會曆史内容而贊不絕口。
在明代和清代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沒有中國學者注意《秘史》，該書的重新發現在19世紀。
首先是中國學者顧廣圻（1776&mdash1835年）發現了一個抄本，他校勘了該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學者；其後一個名為巴拉第的俄國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據漢文旁譯（沒有還原成蒙古原文）将其翻譯成俄文，用的是從《永樂大典》抄出的版本。
這個譯本雖然不完整，但是使該書名揚西方，從而引發了中國之外的對此書的一個世紀的研究。
它現在已經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
中國對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從漢文文獻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漢人學者了解一些蒙古口頭傳說，當時還有數量頗多的蒙古文文獻，這兩點對兩個史局都很有利。
但是在明朝初年，一般中國人對有關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極為冷淡的态度，漢人學者亦有意規避這些傳說和文獻。
[202]這是很不幸的。
《元史》不應該僅僅是中國人作為自己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後元朝在中國的曆史（更準确地說，是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國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後），也是13和14世紀全體蒙古民族曆史的基本記錄。
不同尋常的是，中國人還沒有去尋求曆史詳情，就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的帝國的大規模擴張而驕傲，并把帝國看成是中國的勝利（原因是它的外族統治者已經被視為中國的正統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國而中國人隻是它的臣民。
《元史》實際上根本沒提中國和東亞之外的蒙古帝國，使得中國的曆史學家有一個很嚴重的知識缺陷（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
這個知識缺陷直到19世紀後期才得以彌補。
特别是外交官洪鈞（1840&mdash1893年）在柏林和聖彼得堡停留時，發現了歐洲和西亞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驚的新資料能夠大大補充蒙古和中國的曆史。
[203]洪鈞翻譯的新資料，大多被柯紹忞（1850&mdash1933年）收入《新元史》中，于1922年出版。
[204]一般說來，中國學者知道了蒙古人是與中國曆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換一種說法，蒙古人的曆史不等于中國的曆史；中國學者甚至贊同必須等到能夠把眼界拓寬到從世界範圍看20世紀時，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為合适的研究課題。
中國的學者，包括漢人和蒙古、滿族及其他中亞學者，在過去的一百年裡為拓寬中國人的眼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們亦按照史學傳統，在幾個世紀中校訂、增補或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對《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錯誤需要改正，這在該書于1370年首次刊刻後就知道了。
解缙（1369&mdash1415年）曾在洪武年間（1368&mdash1398年）後期受皇帝之命修改《元史》的錯誤，但是他什麼也沒有做。
[205]随後在明代有一些對元史的研究，[206]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紀事本末》，[207]27卷，1606年成書，陳邦瞻（1636年去世）撰。
該書真實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
這部書在中國傳統史學中的評價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與明代相反，是對元代研究興趣高漲的時期。
當時産生了一系列補充和修訂《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沒有重修《元史》。
最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幾種：[208] 1.邵遠平（始于1664年），《元史類編》[209]，42卷，1693年成書。
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替代《元史》的嘗試，按照鄭樵（1102&mdash1160年）編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體例排目。
[210] 2.錢大昕（1728&mdash1804年），除了為《元史》補充了兩個重要的表以外，錢大昕在他漫長和光輝的學術生涯中對考據學研究貢獻極大，據說他還有意編寫一部新的《元史》。
有報告說19世紀的學者見到了新《元史》的手稿，但那不過是向着這個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
錢的各種論著中包括了大量有關元代的考據題目。
應該特别注意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異》[211]，100卷，還有他的文集《潛研堂文集》[212]，70卷。
錢大昕對元史研究的特殊貢獻，在鄭鶴聲與杜維運研究清代史學的論著中有專門論述（參看第此處注釋）。
3.汪輝祖（1731&mdash1807年），《元史本證》，50卷。
[213]書名強調&ldquo本證&rdquo，這是清代考據學家的一個高标準，集中為糾正錯誤、遺漏和訛寫的名字。
4.魏源（1794&mdash1856年），《元史新編》，95卷，1853年成書。
[214]第一部按照标準史書的模式完全重寫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種文獻。
5.曾廉（生于1860年），《元書》[215]，102卷，上述魏源書的重作，對今天來說用處不大，但是為晚清考據學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資料。
6.洪鈞（1840&mdash1893年），《元史譯文證補》[216]，30卷。
7.屠寄（1856&mdash1921年），《蒙兀兒史記》。
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傳統史著。
19世紀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滿洲，始對中國北疆的地理感興趣，用二十年時間研究蒙古民族的曆史，把他的著作稱為&ldquo蒙古人的曆史記錄&rdquo。
他選擇的這個書名會使人誤解該書是一部蒙古民族的曆史，而不是中國曆史中的元朝史。
他受了洪鈞介紹的新資料的影響。
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廣泛和準确方面，《蒙兀兒史記》超過了所有明、清時期有關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紹忞的《新元史》（1919&mdash1930年）。
[217]這是一部今天對學者還有很高參考價值的著作。
[218]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資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後的條例和案例彙編。
正如一個研究法律的學者所言： 該書收錄了大量的條律、剌令、慣例、案例和官員的斷案記錄，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會生活的豐富内容。
《元典章》中的許多條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務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國官府公文的式樣書寫的。
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語。
此外，還有許多條目直接譯自蒙古原文。
正由于《元典章》具有這些特點，所以傳統儒士經常貶低其價值。
[219] 《元典章》實際上是一部有關元代社會史和政府的百科全書，因為有相當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漢人口語形式書寫的，并且在許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漢文公文模式書寫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詞和語法，盡管它很難讀懂并由于語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漢人所厭惡。
自從1908年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出版該書後，《元典章》引起了中國和日本學者的注意并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特殊領域，曆史語言學家、法學家、研究制度史的學者及其他學者都卷入了這一領域。
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傳了幾個世紀的一個錯誤頗多的抄本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學者使用的都是這個版本。
1972年故宮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這是一個極好的本子。
[220]日本學者對該書及相關曆史問題的研究極有價值。
[221] 元代公文中使用漢人口語的特殊問題，不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獻中。
研究帶有漢人口語的碑文，即所謂&ldquo白話碑&rdquo，與研究元雜劇中的語言一樣，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
當然，這牽涉到語言研究和社會研究兩方面的問題（見第9章）。
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話碑和元雜劇）都是在20世紀才引起學者的注意，但是學術研究發展很快，各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已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總的說來，對元代的研究在20世紀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研究，對中國前現代其他時期的研究可能都沒有達到這一程度。
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因為13&mdash14世紀的蒙古帝國曾經直接介入了西亞和東歐國家的曆史。
它也反映了19世紀和20世紀日本、俄國、英國及其他強國對蒙古研究的戰略意義。
中國正統的傳統史學的元史研究在中國依然盛行，同時新的研究成果也從國外介紹了進來。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一些中國學者前往日本和歐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爾泰和西亞語言；他們回國後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展開了這方面的研究。
他們還熱心地介紹和翻譯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學者的現代研究成果。
一方面，有中國學者與蒙古學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另一方面，有中國學者與國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響，人們可以說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經是&ldquo國際學&rdquo。
[222]這對中國的元史研究也産生了持續的影響。
需要介紹的近年來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實在是太多了，我們在這裡隻能介紹在本書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4.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蒙古帝國的興起在同時代或者相近時代的史料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尤其是蒙古文、漢文、波斯文史料最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話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關它的作者、成書及刊刻年代頗有争議，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價值；盡管如此，該書還是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時期的關鍵史料。
成書于13世紀中葉某時的《秘史》（更準确的名稱是&ldquo成吉思合罕讷忽劄兀爾&rdquo，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國興起的獨一無二的畫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動機和目标。
同樣重要的是，它還有建國前蒙古制度發展的生動叙述。
我們現在已有柯立夫的《蒙古秘史》英譯本[223]和羅依果的又一個英譯本。
1369年成書的《元史》對前四汗時期的記載頗令人失望，這主要是因為有關早期蒙古的記錄已經丢失和毀壞。
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況，本紀也很簡單，很多關鍵性人物如馬合木·牙老瓦赤沒有立傳。
元人文集中收錄的傳記資料能夠部分補充《元史》的不足。
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收入蘇天爵（1294&mdash1352年）編錄的《元文類》[224]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傳沒有記載的重要資料。
有關帝國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鎮海、速不台等）的資料，可在羅依果等編的《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中查到。
[225] 使者的報告和遊記是當時的另一種重要資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國北部的宋人趙珙的《蒙鞑備錄》和1234&mdash1235年前往窩闊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徐霆所寫的《黑鞑事略》。
李志常的《西遊記》記錄了受成吉思汗邀請于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亞的長春道士旅途的見聞，包括了與帝國建立者會面情況的描述。
阿瑟·韋利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将該書翻譯成了英文。
[226]《聖武親征錄》[227]是另一種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詳，用編年形式記述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時期的事迹。
雖然記載簡略，但是該書還是很重要，因為它源自現已不存的蒙古原文。
後者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是在1285年以前，後來被《元史》的編撰者用來作為前兩個皇帝本紀的資料之一。
這四部著作的漢文本被王國維編成了《蒙古史料四種》。
[228] 總的說來，忽必烈以前的文獻資料是極其有限的。
元代主要文書的編輯是在14世紀初葉，收錄的是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在位時的資料。
但是，在這後幾十年的資料中涉及到沿用窩闊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诏令）的實際内容。
1322年成書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書的《通制條格》中有關資料的詳細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國曆史的研究。
植松正編的《〈元典章〉年代索引》[229]，是當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書。
有關前四汗時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許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資料。
當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書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時（1304&mdash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
由于拉施特的官員身份和宮廷的支持，他能夠在為寫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繼承者的曆史準備資料時接觸到現在已經散失的蒙古記錄和故事。
他所用的一種史料顯然就是以《聖武親征錄》為名翻譯成了漢文的蒙古編年史。
拉施特書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滿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編的原文本。
[230]窩闊台、貴由和蒙哥部分，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名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
[231]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譜》，[232]展示了他的家族對《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許多有關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時期官員的名号和種族背景的資料。
可惜這部珍貴重要的手稿至今還沒有刊本問世。
在寫作窩闊台、貴由和蒙哥朝曆史時，拉施特頻繁使用了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233]此書完成于1260年前後，有穆罕默德·可疾維尼的極好的校本和約翰·A.波義耳的優秀譯本。
志費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統治機構的中級官員，相當熟悉13世紀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盡管是親蒙古和總是親拖雷家族的，志費尼對這一時期的叙事還是相當重要的，特别是關于稅收和統治機構的描述。
另一個波斯史家術茲劄尼用編年的體例叙述了蒙古帝國從初起至1259年的曆史，這部稱為《納昔兒史話》[234]的著作，有助于糾正志費尼的親蒙古态度。
術茲劄尼并不掩飾對入侵者的敵意，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對伊斯蘭世界的征服。
術茲劄尼的著作有H.G.拉弗梯的一個使用便利但是偏執的譯本《納昔兒史話》。
[235]在看待早期帝國曆史時，這三部波斯史著總是相互參考并要對它們的資料進行認真的對比。
歐洲人對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mdash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賓尼和1253&mdash1255年前往蒙古的魯不魯乞的遊記，有帝國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叙述。
尤其是魯不魯乞，是一個認真和批判地對待蒙古人事務的觀察者，他的叙述為成吉思汗家族諸王間的政治關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區的政策以及宮帳哈剌和林無與倫比的場景提供了很多資料。
這兩部著作可在克裡斯托弗·道森編的《出使蒙古記》[236]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曆史的研究，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直到1970年才有了第一部關于帝國建立者的學術傳記，李則芬于當年出版了他的優秀論著《成吉思汗新傳》[237]；更近的有保爾·拉契内夫斯基的同樣紮實的傳記《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業》。
[238]韓百詩的《成吉思汗》雖然是通俗本，叙事簡潔，亦是一個對成吉思汗的極好介紹。
[239]關于窩闊台時期，見N.TS.蒙庫耶夫的《關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漢文史料》[240]，該書重點叙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
羅依果在《耶律楚材（1189&mdash1243年）：佛教徒和治國儒者》[241]中亦探讨了同一問題。
保羅·比爾的學位論文《早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