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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遼
傳統史料
遼是資料特别缺乏的時期。
遼朝政府像其他中國政府一樣，産生了大量的用漢文和契丹文書寫的公文。
但是在遼朝滅亡之後，隻有少量公文存留下來，可惜沒有一件留存至今。
曆史記載的缺乏是遼朝的一個重要特征。
雖然遼朝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和史館，但是它的史官從未像同時代的宋和後來的金代史官那樣盡職和具有專業才幹。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直到遼朝後期還沒有按中國模式确立一個固定的都城及宮廷和官府。
契丹宮廷總是不斷遷徙，皇帝從未放棄在帝國内的定期遊徙和定期前往他們的四季行宮（捺缽）。
這種形式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國家的檔案。
各級政府的個人專斷方式，加上遼朝管理體制被分割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漢人），前者用契丹文記錄部分公務，後者則專門使用漢文，更使資料不易保存。
遼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樣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記錄皇帝的日常活動。
[1]這些起居注應該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時強加幹涉，堅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記錄他們的活動，并處罰那些拒絕給他們看起居注的官員。
[2]10世紀末葉，遼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國史院，它的主管官員和三個僚屬，既有契丹人，也有漢人。
[3]他們正常地将逐日的記錄彙集成起居注。
在聖宗（982&mdash1031年）時，他們還開始修撰前朝的實錄，第一部奏上的實錄是在991年。
[4]在道宗（1055&mdash1101年）時，委任了編撰&ldquo國史&rdquo的監修官。
1085年，國史院奏上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實錄。
[5]這些實錄提供了一個從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編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時的第一批經過整理的資料。
道宗去世後，他的繼承者天祚（1101&mdash1125年）在1101年下令續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實錄。
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實錄在1103年完成，共計70卷。
[6]這個實錄保存到了明朝初年。
天祚帝時沒有起居注。
遼朝皇帝至少下令編撰過兩部契丹建國前的史書。
第一部是941年編撰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寫的。
[7]第二部是監修國史蕭韓家奴主持編撰的漢文遙辇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20卷，1044年完成。
[8]蕭韓家奴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國制度和古今成敗，特别把一批漢文史書翻譯成契丹文。
被翻譯的有9世紀時馬總撰寫的通史著作《通曆》，薛居正撰寫的《（舊）五代史》（後來被列為五代的正史），吳兢編輯的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讨論政務得失的《貞觀政要》。
[9]《貞觀政要》似乎很受來自北方的非漢人統治者喜愛，因為其中的治國言論較易于被接受。
這部書後來又被翻譯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滿文。
盡管宋人嚴格禁止圖書出口，遼的宮廷史官和文士還是知道中國的宋朝的曆史著述。
[10]1096年，遼廷的一個漢人官員在給道宗的上書中指出，宋廷雖然承認遼廷與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中，卻将契丹附于四夷之中。
他建議在遼人修的國史中給宋以同樣的待遇。
[11]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遠超過遼，在滅遼之後，金朝理應修撰前朝遼的正史。
但是，關于遼是不是一個正統王朝的争論成為修史的一大問題。
雖然遼具有中國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認同，它的統治卻從未超出中國北部的一個小邊緣地帶。
甚至在與中國的宋朝持續不斷地接觸了兩個世紀和吸收了大量的漢族臣民之後，遼統治者的漢化程度仍很低。
修史者遇到的難題是把遼視為邊疆地區的王國并将其曆史附在五代史和宋史中，還是把遼作為完整的正統北方王朝，與宋分開，就像處理北魏及其6世紀的繼承者那樣，單獨寫它自己的曆史。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直到14世紀，一個蒙古丞相終止了漢人正統史家的激烈争論，才對這一問題做出了專斷地裁決。
第一次修遼史的嘗試是在金熙宗（1135&mdash1150年）時，熙宗命契丹皇室後裔耶律固修撰遼史，這一任務後來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蕭永祺承擔，并在1148年完成，共計70卷（譯者注：應為75卷）。
[12]但是，從1189年直到1206年，金的史館顯然沒有全力從事完整的官修遼史計劃，修史工作常被政治争鬥所打斷，所以一直沒有完成，直至1207年才由陳大任完成并上奏朝廷。
[13] 元朝時激烈的正統之争亦延緩了遼史的修撰，最終在1343年由擔任遼、金、宋三史總撰官的脫脫丞相終止了無休止的争論。
遼朝曆史即現存《遼史》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344年成書，1345年刊行。
[14]因為該書為我們提供了遼代的主要資料，有幾點需要特别加以說明。
與其他正史不同，《遼史》是在遼滅亡後兩個多世紀才修撰的，經過兩次劇烈的朝代變遷，在修史時遼代的官方檔案早以蕩然無存。
最不幸的是修史者沒有應用任何契丹文資料，盡管當時在蒙古宮廷中還有學者能夠讀契丹文；似乎修史者亦沒有應用任何遼廷的漢文檔案資料。
《遼史》主要以三部現成的著作為底本：耶律俨于1103年編撰的《皇朝實錄》、陳大任編撰并于1206年上奏給金廷的《遼史》和《契丹國志》。
[15]27卷的《契丹國志》，南宋進士葉隆禮奉剌修撰，大約成書于1247年。
[16]該書依據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資料，并帶着鮮明的宋人的觀點。
作為修撰《遼史》的底本的這三部著作，隻有一部保留下來，另兩部已在明朝時散佚。
《契丹國志》現有V.S.塔斯欽翻譯的俄文譯本。
[17] 清代考據學成果 《遼史》修撰得實在太差了，不僅内部矛盾和史實出入充斥其中，而且在使用資料方面與《金史》和《宋史》（這是與《遼史》同時修撰的兩部正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時期的兩部正史、宋人的史書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其他當時的文獻全然不同。
考證《遼史》的史實錯誤，成為清初的考據學家的一個專門領域，他們所做的大量資料考證工作，為現代史學家提供了便利條件。
第一個對《遼史》進行全面考證的是厲鹦（1692&mdash1752年），他在《遼史拾遺》中，彙集了近400種宋、元著述中的相關資料。
[18]楊複吉（1747&mdash1820年）後又增補史料，著出《遼史拾遺補》一書。
[19]錢大昕（1782&mdash1804年）和趙翼（1727&mdash1814年）二人都對遼代的資料作了大量的考釋。
19世紀末期，李有棠（1843&mdash1902年）在《遼史紀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厲鹦和楊複吉輯錄的資料。
[20] 在20世紀，《遼史》的史料研究由馮家昇、羅繼祖等學者繼續進行。
他們的成果被收入趙鐵寒編輯《遼史校勘記》中，包括馮家昇的《遼史初校》、羅繼祖的《遼史校勘記》、馮家昇的《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和《遼史源流考》。
[21]其他學者對存世的遼代契丹文和漢文碑刻進行了研究。
這些學者的研究清除了許多難點，但還是留下大量空白。
遼史依然是中國曆史中資料較缺乏的。
給當代遼史專家最大資料便利的是在楊家駱主持下編輯的10卷本《遼史彙編》。
[22]該書将所有重要資料、前面提到的考據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彙集在一起，并且大量選錄了1960年前的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10卷本重印了魏特夫和馮家昇的《中國社會史：遼（907&mdash1125年）》〕。
增補該書的《遼史彙編補》[23]于1974年出版。
近十年出版的兩部遼代文獻集也是重要的資料。
陳述的《全遼文》輯錄了包括碑文在内的遼代漢文文獻。
[24]與之相同的契丹語文獻的輯錄，見清格爾泰等人合編的《契丹小字研究》[25]，該書亦包括對契丹文字、語言資料的翻譯和評述。
當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國的西方曆史學家對遼極不重視。
第一次提到遼的是V.P.瓦西裡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東方史中亞部分中寫了幾句。
第一部有關遼的專著是賈柏連的《遼史》，譯文《滿洲邊緣的遼史》于1877年出版。
[26]基本接近于現在研究的是H.H.霍渥斯的《中國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27]；在E.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對契丹則有了很長的描述。
[28] 真正意義的現代研究成果是沙畹發表在《亞洲雜志》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29]，該文翻譯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的行程記。
但是，這并沒有激發對遼史的更深入研究。
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對遼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譯了《遼史》[30]和《說郛》中的《契丹國志》。
這一研究涉及了有關契丹的親族制度、社會結構以及風俗習慣等一系列問題。
魏特夫和馮家昇有關遼代的巨著《中國社會史：遼（907&mdash1125年）》[31]，1949年出版，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用各種文字出版的遼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
它不僅對遼代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管理制度和機構設置等各方面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詳細論述，還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的譯文，并列出了至該書出版時用各種文字發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錄。
但是，固定的結構難以繪出不斷發展的全景，使本書未能成為一個能夠反映各種事件的完整的編年史。
主要是因為該書的結構難以把握并難以閱讀，使它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
這部著作，是任何對遼史有興趣的學者都應該讀的基本書。
可能是因為魏特夫和馮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廣泛的問題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在該書問世後數年中，出現了一些研究遼史的西方文字論著。
一個例外是在對外關系領域。
關于宋遼外交關系研究的主要漢文成果是聶祟岐的長篇論文《宋遼交聘考》[32]，第一次發表是在1940年，重版載于聶崇岐的《宋史叢考》。
傅樂煥（1913&mdash1966年）亦就這一問題寫了不少文章，見于他的論文集《遼史叢考》中。
[33]近來西方的學者已經重又否定了契丹是宋屬下的&ldquo蠻夷&rdquo鄰族的傳統中國觀點，集中研究當時的真正的多國制現象。
在莫裡斯·羅沙比編輯的一本極好的會議論文集《同等國家中的中國：10&mdash14世紀的中國和它的鄰國》中[34]，收錄了王赓武、陶晉生、米歇爾·羅傑斯等人的論文，[35]這些論文切中要害并勾畫出了10&mdash11世紀北亞多國制的場景，契丹和遼是參與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C.施瓦茨&mdash席林的專題論文《澶淵之盟（1005年）》[36]，揭示了導緻宋遼1005年和約的重大事件。
克勞斯·蒂茲的《1074&mdash1076年的遼宋邊界沖突》[37]，詳述了兩國關系中不用戰争而解決的最後一次危機。
蒂勒·達格瑪的《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mdash1123年）》一書[38]，詳述了遼朝末年的重要事件，盡管它的重點是研究宋金關系而不是宋遼關系。
陶晉生在他的《宋遼關系史研究》[39]一書中對宋遼關系進行了全面研究，此後又出版了同樣題目的英文論著《兩個天子》。
[40] 最近還有研究遼朝對外關系的兩篇未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珍妮特·諾維的《北宋政治家餘靖和他與契丹的交往》[41]和梅爾文·斯裡克蘭·安的《11&mdash12世紀中國的宋遼外交：決定對外政策的社會與政治因素研究》。
[42]後者幾乎就是對出使遼的宋朝官員的專門研究。
大量有意義的遼史研究著作出現在中國。
傅樂煥的豐富的和卓有見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後出版的《遼史叢考》中。
[43]傅樂煥1966年的早逝，是遼史研究的一個重大損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引人注意和最多産的遼史學家是陳述，他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44]，可能是中國學者對遼代社會和經濟研究的最大膽嘗試。
陳述的分析與魏特夫、馮家異的有所不同，他比較注重有條理地叙述，對薄弱和零碎的資料的考釋不太注意。
該書同樣未對持續的社會變化給以更多的解釋。
陳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45]，包含了一系列有關契丹社會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種政治事件的令人感興趣的、有些是獨有見地的論文。
陳述還給非專業讀者寫了一部通俗著作《遼代史話》。
[46]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張正明的《契丹史略》。
[47]該書的主要部分亦是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對曆史演變給予更多的關注。
更詳細和更條理的遼史著作是舒焚的《遼史稿》[48]，可惜在本章完成後我還無法參考該書。
可能最好的遼代政治史大綱是由姚從吾的一系列内容詳實的講座組成的。
姚從吾1971年去世後，陶晉生将他的講義編入全集，并得以出版。
[49]姚教授寫了多篇有關遼代政治和制度史的優秀論文，這些論文既有對複雜事件的深入研究，亦展示了作者的謹慎學風，所以很有價值。
最重要的論著收入他的《東北史論叢》[50]，并且在《遼史彙編》及其補編中重版。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出版了不少優秀的遼史著作，尤其是研究遼代社會和法律制度的著作。
最重要的貢獻是島田正郎對遼代法律（與泷川政次郎合作）[51]、遼代社會[52]、遼代管理制度[53]、遼代社會與文化[54]、遼代官制[55]及遼史其他方面[56]的系列研究。
這些成果深化了遼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
傅海波贊同并發展了島田正郎關于遼律的觀點，對遼律做了進一步研究，在1981年意大利貝拉焦舉行的中國中世紀法律史研讨會上，提交了《從遼朝（907&mdash1125年）看多民族社會的中國法律》的論文。
[57]同一作者還翻譯了《遼史·刑法志》全文并作了評注。
[58] 關于遼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倫發表了兩篇引人注意的文章：《遼朝（907&mdash1125年）契丹統治下的婚姻、親族和繼承》[59]和《耶律、遙辇與大賀：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襲特權觀念》。
[60] 關于遼代的佛教，最優秀的著作還是野上俊靜的《遼金的佛教》。
[61] 關于遼代的物質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證據來自考古，特别是來自遼皇陵的發掘。
闵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遼帝國古都》[62]和《遼代王陵》[63]二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讀者對遼代物質遺留的注意。
這一領域，從人類學家兼考古學家的鳥居龍藏（1870&mdash1953年）開始，被日本考古學家大大發展了。
鳥居龍藏在20世紀30年代初在《國華》上發表《遼代的壁畫》的系列文章[64]，對新發現的遼代皇陵的壁畫做了介紹。
此後他又出版了《考古學所見遼代文化圖譜》[65]，輯錄了大量的古代圖片，但釋文似乎從未發表，可參見他的《遼代文化探讨》[66]一書。
關于早期的日本考古學發掘，亦見田村實造、小林行雄對聖宗墓慶陵的研究[67]和島田正郎關于祖州城的報告。
[68]引人注意和更有價值的是田村實造在《慶陵的壁畫》[69]中對慶陵及其壁畫的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來，其他帶有壁畫和各種文物的陵墓被中國的考古學家發現。
三個西方學者使用這些資料對契丹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描述：埃倫·約翰斯頓·萊恩的《晚期中國墓葬裝飾的模式和問題》[70]，琳達·庫克·約翰遜的《遼朝公主的婚儀：吉林遼代墓葬的壁畫》[71]和奧爾布賴特·羅雷克思的《遼墓壁畫和中國畫中反映遊牧民的文姬故事》。
[72] 關于遼代陶器和瓷窯，見威廉·沃森的《唐代和遼代的制陶術》[73]和李文信、朱子方對遼甯省博物館所藏遼代瓷器的叙述。
[74]亦可參考Y.邁納為展覽開列的目錄《長城南北的遼代陶瓷》，附有參考書目，1973年出版。
[75] 在建築領域遼代無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現存的超過30個的大型石木建築，确有一些代表了技術方面的重要進步。
關于遼、金建築的經典之作是1934年由關野貞、竹島卓一出版的圖片集和竹島卓一10年後出版的研究著作。
[76]遼代建築中最壯麗的是在山西省東北部應縣的大木塔，陳明達對該塔研究的專著出版于1980年。
[77]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國傳統建築》[78]，對遼代建築有精彩的簡述。
最後，關于遼代的都市規劃，南希·沙茨曼·坦哈特的《中國的帝都規劃》一書[79]中，包括了遼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規劃。
2.西夏 西夏曆史的研究，盡管人們認為它很重要，直到20世紀還是令人吃驚的少。
西夏是一個持續了兩個世紀的朝代，在中國北部和内亞的政治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複合的制度和高度混雜的文化。
但是，西夏從未被中國正統曆史學家視為正統王朝，可能是因為它甚至從唐代開始，占據的隻是中國世界的邊域地區。
結果是從沒有為西夏修過正史：在為遼、金的正統問題激烈争論幾十年之後，終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時的1344&mdash1345年為這兩個非漢人建立的王朝修了專史，但是從未有人提出給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議。
中國史官由此把有關西夏的記載作為列傳，分列在14世紀40年代同修的宋、遼、金三史中。
[80]這些列傳，像其他&ldquo外國傳&rdquo一樣，沒有集中叙述這個黨項人國家的内部事務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與中國世界其他政權的關系。
此外，修傳時所用的原始資料幾乎全部是漢文的。
夏和遼、金一樣，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們的作品以及用黨項文字記錄的西夏官方資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時被毀掉了。
随着時間的推移，黨項文字和語言知識逐漸失傳，以至存世的用黨項文字書寫的碑文直至近幾十年前還不能識讀。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保留了許多有關西夏的資料。
宋人有專論西夏的著作，大多數與邊疆防衛和戰略相關，但是僅存書目，原書早已不存。
[81]王偁撰寫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該書在13世紀時還以此名單獨成書，但正如18世紀時編輯&ldquo四庫&rdquo者所述，它實際上隻是王偁《東都事略》（1186年成書）中的西夏傳，出版時獨立出來并被後來的出版者給予新的書名。
[82] 将所有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嘗試開始于18世紀。
洪亮吉是為西夏寫史的學者之一，他的《西夏國志》沒有完成；秦恩複的《西夏書》，則在完成後不久被毀。
兩部19世紀的大部頭作品刊印并保留下來：吳廣成的編年體史書《西夏書事》，42卷，1825&mdash1827年成書；張鑒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西夏紀事本末》，36卷，1884年成書。
這兩部書對現代史學家仍很重要。
《西夏紀事本末》的絕大多數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書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資料找不到出處。
正因為吳廣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處不明，有些還頗值得懷疑，所以他的作品雖然很有價值，但是使用時需要特别謹慎。
編撰這類傳統史書的最近嘗試是戴錫章的《西夏紀》，1927年（譯者注：實為1917年）成書。
與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錫章精心編撰的這部書核對了所有資料并開列了參考書。
他惟一沒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資料是《宋會要輯稿》，因為當時該書還沒有出版。
多産的中國曆史學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對這些早期史書做的研究，[83]雖非長篇大論，但還是很有用處的。
黨項資料的發現和語言翻譯 戴錫章的著作出版前，對黨項人和西夏的研究因為西夏語言和文字的原始資料大量被發現而有了巨大的發展。
部分資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發現的。
1908&mdash1909年，由P.K.柯茲洛夫率領的一支俄羅斯探險隊發現并發掘了額濟納的西夏古城（黑水城）。
在他們的發現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侶的墳墓，裡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寫的圖書和文書。
後來斯文·赫定帶領探險隊考察了同一地區，斯坦因和蘭登·沃納也對這一地區進行了考察。
雖然這次考察沒有像柯茲洛夫那樣收獲巨大，還是發現了很多資料。
其他的資料是中國的考古學家近幾十年發現的。
這些新資料，盡管沒有完全被識讀，還是從黨項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國鄰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曆史證據。
對黨項語言試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發現之前就已經出版，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M.G.德維利亞對一些雙語碑文作了考釋，但是遠沒有達到釋讀黨項語的目的。
真正的黨項語研究始于1909年，伊鳳閣的研究主要依靠柯茲洛夫發現的黨項&mdash漢語辭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資料，他後來編纂了一部黨項語辭典。
1922年，伊鳳閣被蘇聯派往北京做外交使節，在北京他與中國學者廣泛接觸，尤其是與羅振玉的兒子羅福成、羅福苌兄弟及王靜如過往甚密，他鼓勵他們也從事黨項語的研究。
伊鳳閣還影響了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聶曆山，他不久即開始将存在列甯格勒的柯茲洛夫發現的文獻進行系統的編目。
對黨項研究極不幸的是，1937年，伊鳳閣和聶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難，他們的手稿全部被沒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亦中斷了中國的黨項研究。
當時在這一領域幾乎僅有的是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和他的學生西田龍雄主要從事的黨項語佛教經典的研究。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蘇聯的黨項研究複蘇，一批年輕學者終于掌握了閱讀黨項文獻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譯資料，有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
此時出現了第一部現代西方的黨項史著：E.I.克恰諾夫的《西夏史綱》。
[84]該書主要還是依據漢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黨項資料。
此後不久，出現了兩部主要依靠漢文史料的深入研究黨項早期曆史的著作：保羅·弗裡德蘭的學位論文《早期黨項史》[85]和日本學者岡崎精郎對同一課題的更細緻研究。
[86]對西夏進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僅有鄧如萍的博士學位論文，[87]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前）蘇聯和中國的絕大多數研究成果。
幾乎同一時期出現的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漢學家對中國鄰人研究的興趣，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來越多。
現在，我們對黨項與中國及其與契丹、回纥、吐蕃等鄰族的關系能夠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國北部的複雜世界及其邊疆民族的各個方面。
近年來中國的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亦重興西夏和黨項研究，充滿活力的語言和曆史研究論著不斷出版。
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是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後來又增補和修訂再版。
[88]這部著作是當前最有價值的黨項史的綜合論著。
白濱編輯并于1984年出版的論文集[89]，反映了中國學者關注的課題。
其他學者如李範文[90]、陳炳應[91]、李蔚[92]等，也出版了有關西夏曆史和文化的論文集。
在這些作者中，陳炳應注意收集黨項語的資料，而李蔚則僅限于使用漢文資料。
李範文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黨項語言學家，他出版了黨項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漢文譯本。
[93]雖然對他的語音重構還有争議，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出版的另一部黨項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漢文譯本[94]，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資料。
史金波還出版了一部研究黨項佛教的論著。
[95] 最近，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輯出版了《西夏文物》[96]，開列了黨項文物的目錄并附有介紹文章，該書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遺址和遺物的新圖片（包括許多彩色圖片），此外還有大量的文書。
中國學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過使用新發現的黨項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為完整；大範圍的考古新發現亦為黨項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和藝術提供了有價值的、完整的新證據。
俄羅斯的學者也在繼續出版重要的新著。
語言學家K.克平出版了許多列甯格勒所藏黨項文書的譯文和研究成果。
[97]依據黨項語言資料進行研究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毫無疑問是E.I.克恰諾夫已經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譯的經典之作。
[98]現在已經出版的這批譯著将使曆史學家對西夏特有的社會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黨項人根據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國成文法的過程有全新的理解。
就在最近，克恰諾夫與傅海波合作翻譯和研究了黨項人的軍事法典[99]，其中有許多涉及西夏軍事組織的内容，他們将其與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較研究。
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100]，由以漢人學者歐陽玄（1283&mdash1357年）為首的元代史館編撰，成書于1344&mdash1345年，主修官是丞相脫脫（1314&mdash1355年）。
現在還有部分1345年的最早刻本存世。
元廷1348年的覆刻本保存了下來并于1958年在上海影印出版。
在以元代兩種刊本互補影印的百衲本（1931年）[101]出版之前，人們普遍使用的是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雖有一些刻、抄錯誤，但還是可靠的。
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過30種。
百衲本現在已被中華書局1975年在北京出版的8冊點校本所取代，點校本采用了我們的腳注形式。
另一個兩冊的标點本1970年在台灣出版[102]，這個版本雖然不如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但是包括了許多有關金代的其他史料并開列了金代漢文文獻書目，所以還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錄是按照傳統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紀、志、表和列傳。
最後的列傳，與傳統正史一樣，亦是論述與外國（西夏、高麗）關系的專傳。
但是《金史》在兩方面與其他中國正史不同。
《金史》表列了各國的來往使節、條約和有關對外關系的重大事件，為了解金與鄰國（宋、西夏、高麗和遼）的關系提供了便利的線索。
另一點不同是在全書最後開列了《金史》中的國語即非漢語名稱，并給予這些女真名稱以漢文翻譯。
此外，還開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漢姓，有些顯然是從女真姓名翻譯過來的。
這些資料對于研究12世紀和13世紀初葉的女真語言非常重要。
但是，乾隆朝（1736&mdash1795年）時的學者試圖用滿文譯寫《金史》中的外族名稱的嘗試實在是一種無用功，1781年初版的《金史語解》[103]亦因此而不被認可。
乾隆朝《金史》和其他同時代文獻的刻本，都因為學者的&ldquo改字&rdquo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曆代皇帝的實錄、文集中的人物傳和少量其他同時代的資料。
由于主要資料相對一緻，所以《金史》的内部矛盾比同在14世紀40年代修撰的另兩部正史《遼史》和《宋史》少得多。
1970年前對《金史》編撰和史料的最現代和最廣泛的研究是陳學霖的《金代史學三論》。
[104] 使用《金史》應該利用幾種重要的現代工具書。
第一部傳記索引是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叢書第35卷的《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105]，其中包括了《金史》。
《金史》中的人名，均被編入崔文印的《金史人名索引》。
[106]更有用和更詳細的索引，是小野川秀美主持編輯的3卷本《金史語彙集成》。
[107]該書不僅列出了人名和地名，還列出了《金史》中出現的所有重要詞彙。
它使用的是百衲本，而崔文印的索引用的是北京1975年出版的新标點本。
另一個同時代的重要史料是《大金國志》。
[108]此書主要使用了金、宋的資料，署名宇文懋昭撰寫，但是成書時間還不能确定（可能是在13世紀中葉）。
它是按正史的模式寫的，以本紀開頭。
本紀後面是13個開國功臣的列傳，然後是三十多個活躍于金朝的漢人文學之士的列傳。
金的傀儡楚和齊單獨成傳。
《大金國志》的叙事遠比《金史》簡單和狹窄，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史料價值，因為它保留了一些《金史》未載的細節和幾份政治文件的全文，如宋金的盟約。
使用《大金國志》的資料很方便，因為已有吳曉鈴等編輯的《大金國志通檢》。
[109] 另一部文書集是《大金吊伐錄》。
[110]它主要包括外交信件、盟約和與金、宋1123&mdash1127年間建立重要關系相關的文書。
不幸的是，最常使用的版本是被乾隆朝的&ldquo改字&rdquo弄混的版本。
盡管如此，該書還是保留了有關北宋軍事和政治形勢的大量資料。
王鹦（1190&mdash1273年）原來是金的漢族官員，金國滅亡後成為勝利者蒙古人的官員。
他在日記中記錄了1233&mdash1234年金國的最後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他的《汝南遺事》[111]詳述了金廷最後的統治者在宋和蒙古的圍攻中為求生存而采取的不顧一切的嘗試。
陳學霖在《〈汝南遺事〉導論：1234年蒙古包圍下的晚金實錄》[112]一文中對該書作了研究。
陳學霖還在《金代史學三論》中，對另一部晚金著作劉祁（1203&mdash1250年）的《歸潛志》作了有價值的評述。
[113]《歸潛志》[114]收錄了許多晚金人物傳和轶事，主要是根據個人所見寫成，并詳細地描述了金國最後幾年開封的生活狀況。
它也包括蒙古軍隊圍攻開封的目擊記，這段記載被埃裡希·海涅什在《兩個王朝的滅亡》中翻譯成德文。
[115]在金代史料中，我們還應提到金代作者張暐的40卷的《大金集禮》。
[116]這是一部卷數衆多的叙述金朝統治下中國禮儀和宮廷禮儀的專著，所記内容比《金史》中内容相同的志要詳細得多。
并不是說在同時代的史料中，在金朝統治下的漢人作者的文集不重要。
它們包含了許多人物傳記。
在最近的兩部工具書中，已列出了這些人物傳記的索引：梅原郁和衣川強的《遼金元人傳記索引》[117]，羅依果的《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
[118]後者特别有用，因為它還包括《道藏》[119]中保存的全真道徒的作品中的傳記資料和來自佛教史書中的傳記資料。
有史料價值的還有兩部金人文選，保留了許多在存世金人文集中找不到的材料。
這兩部書是莊仲方（1780&mdash1857年）的《金文雅》[120]和張金吾的《金文最》。
[121]這兩部當代再版的文選現在很容易使用。
特别是《金文最》，保留了許多重要資料，包括碑文資料。
兩部書都按照作品的類别排列，所以即便沒有索引也比較容易找到需要的資料。
元好問（1190&mdash1257年）于1233&mdash1249年間編輯的金代詩集《中州集》，[122]也是一個很好的傳記資料，因為它為詩集中的每個作者提供了一個小傳。
陳學霖亦研究了這部詩集。
[123] 我們的叙述集中于金的文獻，但是宋的史料幾乎同等重要。
沒有宋的資料，不可能寫出金代曆史，亦不可能寫出金、宋間長期鬥争的曆史。
從宋代史料中收集大量的資料并非易事。
毫不誇張地說，在南宋人的政治性著述中，都不難發現有關女真人的金國的一些記載。
所有南宋的編年史料中，也是如此。
在這些著述中，篇幅最大也最具有史料價值的是徐夢莘（1126&mdash1207年）編的《三朝北盟會編》，大約成書于1196年。
它囊括了從1117年至1162年的事件，也保存了女真建國之前的有價值的詳細記錄。
這部250卷的會編，包括大量的原始文書如信件、诏剌、史冊及使者和其他官員的報告。
在《三朝北盟會編》中的不可忽視的大量資料，幾乎能将所有重大事件的詳情逐日寫出來，例如1126&mdash1127年北宋滅亡時的情景。
通行的版本是袁祖安1878年的刻本，近來又重印了此版本。
[124] 其他重要史料是使者報告中保存的一些在女真國家中的見聞。
傅海波撰文對一個使者的日記作了研究：《1211&mdash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記：程卓的〈使金錄〉》。
[125]其他使者的記述在将近一個世紀前由沙畹&mdash&mdash他在中國研究的很多領域裡成績突出&mdash&mdash在他的論文《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126]和《北轅錄：周煇的北使記錄》[127]中翻譯成法文。
另一部以在女真人中間的親身經曆寫成的書是洪皓（1088&mdash1155年）的《松漠紀聞》。
[128]洪皓于1129年受命使金，被金扣留，直至1143年才被放回。
該書最完整的版本是《豫章叢書》本，它包括了傳抄中丢失的部分内容。
《三朝北盟會編》中有關金朝初期的大量資料，就是出自《松漠紀聞》，它直接記錄的12世紀30年代北方的生活情景确實令人着迷。
有關遼代和元代的史料對研究金朝的興亡顯然也很重要。
因此，要研究1125年之前和13世紀初葉的曆史，必須分别參考《遼史》和《元史》。
對研究女真與高麗之間的關系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獨立成書的《高麗史》[129]，鄭麟趾撰，叙事從918年至1392年。
該書可以被用來核對金、宋有關高麗北疆發生事件的史料。
有關金的研究成果 對金史的學術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實際上不存在。
隻是在滿洲人于17世紀統一中國之後，由于女真是滿洲人的祖先，對金朝的興趣才高漲起來。
1646年，滿洲人的清朝建立後僅兩年，經過改編的金史編年就被翻譯成了滿語。
這本名為Aisingurun-isuduribithe（《金國編年史》）的書，1887年由夏爾·J.de阿爾雷茲翻譯成了法文。
[130]第一個考釋《金史》史料的中國學者似乎是施國祁（約1790&mdash1820年）。
他的《金史詳校》[131]标出了《金史》各卷中的錯訛字及矛盾之處，對更好地理解《金史》頗有價值。
施國祁的大部分考證已被收入中華書局1975年的《金史》點校本。
張金吾和莊仲方最初嘗試編輯金人文選是在19世紀前半葉。
但是這些活動都是孤立的，中國金史研究的初興是在20世紀初，例如在王國維（1877&mdash1927年）的著作中，就有對金于12世紀90年代修建的對付蒙古人的界壕的研究。
[132] 直到最近，日本對金研究的興趣還大大超過中國。
這種興趣與日本的政治發展相一緻，日本認為滿洲屬于日本的勢力範圍。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學者對金代的滿洲史已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别是在曆史地理方面。
早期學者如稻葉岩吉、池内宏的研究，為後幾代學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白鳥庫吉的主持下，他們的一些權威性研究成果在1912&mdash1914年間被翻譯成了德文。
[133]這部譯著有極好的索引，對那些能夠閱讀德文但不太懂日文且不能直接引用日本譯文[134]的當代學者尤其有用。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有關金和女真的學術著作的出版不僅沒被打斷，還繼續一浪高過一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兩部大部頭的著作。
三上次男的經典性著作《金史研究》[135]是經過校定後出版的文集，收錄了他以前發表的研究金史問題的論文。
第1卷《金代女真社會研究》（1970年版）是對建國前和建國初年的女真人的瑣細研究，詳述了從女真興起到建國的曆程。
第2卷《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972年版）是從建國初年到以後的政府和管理體
遼朝政府像其他中國政府一樣，産生了大量的用漢文和契丹文書寫的公文。
但是在遼朝滅亡之後，隻有少量公文存留下來，可惜沒有一件留存至今。
曆史記載的缺乏是遼朝的一個重要特征。
雖然遼朝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和史館，但是它的史官從未像同時代的宋和後來的金代史官那樣盡職和具有專業才幹。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直到遼朝後期還沒有按中國模式确立一個固定的都城及宮廷和官府。
契丹宮廷總是不斷遷徙，皇帝從未放棄在帝國内的定期遊徙和定期前往他們的四季行宮（捺缽）。
這種形式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國家的檔案。
各級政府的個人專斷方式，加上遼朝管理體制被分割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漢人），前者用契丹文記錄部分公務，後者則專門使用漢文，更使資料不易保存。
遼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樣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記錄皇帝的日常活動。
[1]這些起居注應該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時強加幹涉，堅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記錄他們的活動，并處罰那些拒絕給他們看起居注的官員。
[2]10世紀末葉，遼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國史院，它的主管官員和三個僚屬，既有契丹人，也有漢人。
[3]他們正常地将逐日的記錄彙集成起居注。
在聖宗（982&mdash1031年）時，他們還開始修撰前朝的實錄，第一部奏上的實錄是在991年。
[4]在道宗（1055&mdash1101年）時，委任了編撰&ldquo國史&rdquo的監修官。
1085年，國史院奏上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實錄。
[5]這些實錄提供了一個從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編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時的第一批經過整理的資料。
道宗去世後，他的繼承者天祚（1101&mdash1125年）在1101年下令續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實錄。
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實錄在1103年完成，共計70卷。
[6]這個實錄保存到了明朝初年。
天祚帝時沒有起居注。
遼朝皇帝至少下令編撰過兩部契丹建國前的史書。
第一部是941年編撰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寫的。
[7]第二部是監修國史蕭韓家奴主持編撰的漢文遙辇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20卷，1044年完成。
[8]蕭韓家奴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國制度和古今成敗，特别把一批漢文史書翻譯成契丹文。
被翻譯的有9世紀時馬總撰寫的通史著作《通曆》，薛居正撰寫的《（舊）五代史》（後來被列為五代的正史），吳兢編輯的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讨論政務得失的《貞觀政要》。
[9]《貞觀政要》似乎很受來自北方的非漢人統治者喜愛，因為其中的治國言論較易于被接受。
這部書後來又被翻譯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滿文。
盡管宋人嚴格禁止圖書出口，遼的宮廷史官和文士還是知道中國的宋朝的曆史著述。
[10]1096年，遼廷的一個漢人官員在給道宗的上書中指出，宋廷雖然承認遼廷與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中，卻将契丹附于四夷之中。
他建議在遼人修的國史中給宋以同樣的待遇。
[11]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遠超過遼，在滅遼之後，金朝理應修撰前朝遼的正史。
但是，關于遼是不是一個正統王朝的争論成為修史的一大問題。
雖然遼具有中國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認同，它的統治卻從未超出中國北部的一個小邊緣地帶。
甚至在與中國的宋朝持續不斷地接觸了兩個世紀和吸收了大量的漢族臣民之後，遼統治者的漢化程度仍很低。
修史者遇到的難題是把遼視為邊疆地區的王國并将其曆史附在五代史和宋史中，還是把遼作為完整的正統北方王朝，與宋分開，就像處理北魏及其6世紀的繼承者那樣，單獨寫它自己的曆史。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直到14世紀，一個蒙古丞相終止了漢人正統史家的激烈争論，才對這一問題做出了專斷地裁決。
第一次修遼史的嘗試是在金熙宗（1135&mdash1150年）時，熙宗命契丹皇室後裔耶律固修撰遼史，這一任務後來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蕭永祺承擔，并在1148年完成，共計70卷（譯者注：應為75卷）。
[12]但是，從1189年直到1206年，金的史館顯然沒有全力從事完整的官修遼史計劃，修史工作常被政治争鬥所打斷，所以一直沒有完成，直至1207年才由陳大任完成并上奏朝廷。
[13] 元朝時激烈的正統之争亦延緩了遼史的修撰，最終在1343年由擔任遼、金、宋三史總撰官的脫脫丞相終止了無休止的争論。
遼朝曆史即現存《遼史》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344年成書，1345年刊行。
[14]因為該書為我們提供了遼代的主要資料，有幾點需要特别加以說明。
與其他正史不同，《遼史》是在遼滅亡後兩個多世紀才修撰的，經過兩次劇烈的朝代變遷，在修史時遼代的官方檔案早以蕩然無存。
最不幸的是修史者沒有應用任何契丹文資料，盡管當時在蒙古宮廷中還有學者能夠讀契丹文；似乎修史者亦沒有應用任何遼廷的漢文檔案資料。
《遼史》主要以三部現成的著作為底本：耶律俨于1103年編撰的《皇朝實錄》、陳大任編撰并于1206年上奏給金廷的《遼史》和《契丹國志》。
[15]27卷的《契丹國志》，南宋進士葉隆禮奉剌修撰，大約成書于1247年。
[16]該書依據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資料，并帶着鮮明的宋人的觀點。
作為修撰《遼史》的底本的這三部著作，隻有一部保留下來，另兩部已在明朝時散佚。
《契丹國志》現有V.S.塔斯欽翻譯的俄文譯本。
[17] 清代考據學成果 《遼史》修撰得實在太差了，不僅内部矛盾和史實出入充斥其中，而且在使用資料方面與《金史》和《宋史》（這是與《遼史》同時修撰的兩部正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時期的兩部正史、宋人的史書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其他當時的文獻全然不同。
考證《遼史》的史實錯誤，成為清初的考據學家的一個專門領域，他們所做的大量資料考證工作，為現代史學家提供了便利條件。
第一個對《遼史》進行全面考證的是厲鹦（1692&mdash1752年），他在《遼史拾遺》中，彙集了近400種宋、元著述中的相關資料。
[18]楊複吉（1747&mdash1820年）後又增補史料，著出《遼史拾遺補》一書。
[19]錢大昕（1782&mdash1804年）和趙翼（1727&mdash1814年）二人都對遼代的資料作了大量的考釋。
19世紀末期，李有棠（1843&mdash1902年）在《遼史紀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厲鹦和楊複吉輯錄的資料。
[20] 在20世紀，《遼史》的史料研究由馮家昇、羅繼祖等學者繼續進行。
他們的成果被收入趙鐵寒編輯《遼史校勘記》中，包括馮家昇的《遼史初校》、羅繼祖的《遼史校勘記》、馮家昇的《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和《遼史源流考》。
[21]其他學者對存世的遼代契丹文和漢文碑刻進行了研究。
這些學者的研究清除了許多難點，但還是留下大量空白。
遼史依然是中國曆史中資料較缺乏的。
給當代遼史專家最大資料便利的是在楊家駱主持下編輯的10卷本《遼史彙編》。
[22]該書将所有重要資料、前面提到的考據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彙集在一起，并且大量選錄了1960年前的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10卷本重印了魏特夫和馮家昇的《中國社會史：遼（907&mdash1125年）》〕。
增補該書的《遼史彙編補》[23]于1974年出版。
近十年出版的兩部遼代文獻集也是重要的資料。
陳述的《全遼文》輯錄了包括碑文在内的遼代漢文文獻。
[24]與之相同的契丹語文獻的輯錄，見清格爾泰等人合編的《契丹小字研究》[25]，該書亦包括對契丹文字、語言資料的翻譯和評述。
當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國的西方曆史學家對遼極不重視。
第一次提到遼的是V.P.瓦西裡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東方史中亞部分中寫了幾句。
第一部有關遼的專著是賈柏連的《遼史》，譯文《滿洲邊緣的遼史》于1877年出版。
[26]基本接近于現在研究的是H.H.霍渥斯的《中國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27]；在E.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對契丹則有了很長的描述。
[28] 真正意義的現代研究成果是沙畹發表在《亞洲雜志》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29]，該文翻譯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的行程記。
但是，這并沒有激發對遼史的更深入研究。
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對遼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譯了《遼史》[30]和《說郛》中的《契丹國志》。
這一研究涉及了有關契丹的親族制度、社會結構以及風俗習慣等一系列問題。
魏特夫和馮家昇有關遼代的巨著《中國社會史：遼（907&mdash1125年）》[31]，1949年出版，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用各種文字出版的遼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
它不僅對遼代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管理制度和機構設置等各方面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詳細論述，還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的譯文，并列出了至該書出版時用各種文字發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錄。
但是，固定的結構難以繪出不斷發展的全景，使本書未能成為一個能夠反映各種事件的完整的編年史。
主要是因為該書的結構難以把握并難以閱讀，使它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
這部著作，是任何對遼史有興趣的學者都應該讀的基本書。
可能是因為魏特夫和馮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廣泛的問題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在該書問世後數年中，出現了一些研究遼史的西方文字論著。
一個例外是在對外關系領域。
關于宋遼外交關系研究的主要漢文成果是聶祟岐的長篇論文《宋遼交聘考》[32]，第一次發表是在1940年，重版載于聶崇岐的《宋史叢考》。
傅樂煥（1913&mdash1966年）亦就這一問題寫了不少文章，見于他的論文集《遼史叢考》中。
[33]近來西方的學者已經重又否定了契丹是宋屬下的&ldquo蠻夷&rdquo鄰族的傳統中國觀點，集中研究當時的真正的多國制現象。
在莫裡斯·羅沙比編輯的一本極好的會議論文集《同等國家中的中國：10&mdash14世紀的中國和它的鄰國》中[34]，收錄了王赓武、陶晉生、米歇爾·羅傑斯等人的論文，[35]這些論文切中要害并勾畫出了10&mdash11世紀北亞多國制的場景，契丹和遼是參與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C.施瓦茨&mdash席林的專題論文《澶淵之盟（1005年）》[36]，揭示了導緻宋遼1005年和約的重大事件。
克勞斯·蒂茲的《1074&mdash1076年的遼宋邊界沖突》[37]，詳述了兩國關系中不用戰争而解決的最後一次危機。
蒂勒·達格瑪的《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mdash1123年）》一書[38]，詳述了遼朝末年的重要事件，盡管它的重點是研究宋金關系而不是宋遼關系。
陶晉生在他的《宋遼關系史研究》[39]一書中對宋遼關系進行了全面研究，此後又出版了同樣題目的英文論著《兩個天子》。
[40] 最近還有研究遼朝對外關系的兩篇未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珍妮特·諾維的《北宋政治家餘靖和他與契丹的交往》[41]和梅爾文·斯裡克蘭·安的《11&mdash12世紀中國的宋遼外交：決定對外政策的社會與政治因素研究》。
[42]後者幾乎就是對出使遼的宋朝官員的專門研究。
大量有意義的遼史研究著作出現在中國。
傅樂煥的豐富的和卓有見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後出版的《遼史叢考》中。
[43]傅樂煥1966年的早逝，是遼史研究的一個重大損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引人注意和最多産的遼史學家是陳述，他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44]，可能是中國學者對遼代社會和經濟研究的最大膽嘗試。
陳述的分析與魏特夫、馮家異的有所不同，他比較注重有條理地叙述，對薄弱和零碎的資料的考釋不太注意。
該書同樣未對持續的社會變化給以更多的解釋。
陳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45]，包含了一系列有關契丹社會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種政治事件的令人感興趣的、有些是獨有見地的論文。
陳述還給非專業讀者寫了一部通俗著作《遼代史話》。
[46]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張正明的《契丹史略》。
[47]該書的主要部分亦是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對曆史演變給予更多的關注。
更詳細和更條理的遼史著作是舒焚的《遼史稿》[48]，可惜在本章完成後我還無法參考該書。
可能最好的遼代政治史大綱是由姚從吾的一系列内容詳實的講座組成的。
姚從吾1971年去世後，陶晉生将他的講義編入全集，并得以出版。
[49]姚教授寫了多篇有關遼代政治和制度史的優秀論文，這些論文既有對複雜事件的深入研究，亦展示了作者的謹慎學風，所以很有價值。
最重要的論著收入他的《東北史論叢》[50]，并且在《遼史彙編》及其補編中重版。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出版了不少優秀的遼史著作，尤其是研究遼代社會和法律制度的著作。
最重要的貢獻是島田正郎對遼代法律（與泷川政次郎合作）[51]、遼代社會[52]、遼代管理制度[53]、遼代社會與文化[54]、遼代官制[55]及遼史其他方面[56]的系列研究。
這些成果深化了遼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
傅海波贊同并發展了島田正郎關于遼律的觀點，對遼律做了進一步研究，在1981年意大利貝拉焦舉行的中國中世紀法律史研讨會上，提交了《從遼朝（907&mdash1125年）看多民族社會的中國法律》的論文。
[57]同一作者還翻譯了《遼史·刑法志》全文并作了評注。
[58] 關于遼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倫發表了兩篇引人注意的文章：《遼朝（907&mdash1125年）契丹統治下的婚姻、親族和繼承》[59]和《耶律、遙辇與大賀：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襲特權觀念》。
[60] 關于遼代的佛教，最優秀的著作還是野上俊靜的《遼金的佛教》。
[61] 關于遼代的物質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證據來自考古，特别是來自遼皇陵的發掘。
闵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遼帝國古都》[62]和《遼代王陵》[63]二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讀者對遼代物質遺留的注意。
這一領域，從人類學家兼考古學家的鳥居龍藏（1870&mdash1953年）開始，被日本考古學家大大發展了。
鳥居龍藏在20世紀30年代初在《國華》上發表《遼代的壁畫》的系列文章[64]，對新發現的遼代皇陵的壁畫做了介紹。
此後他又出版了《考古學所見遼代文化圖譜》[65]，輯錄了大量的古代圖片，但釋文似乎從未發表，可參見他的《遼代文化探讨》[66]一書。
關于早期的日本考古學發掘，亦見田村實造、小林行雄對聖宗墓慶陵的研究[67]和島田正郎關于祖州城的報告。
[68]引人注意和更有價值的是田村實造在《慶陵的壁畫》[69]中對慶陵及其壁畫的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來，其他帶有壁畫和各種文物的陵墓被中國的考古學家發現。
三個西方學者使用這些資料對契丹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描述：埃倫·約翰斯頓·萊恩的《晚期中國墓葬裝飾的模式和問題》[70]，琳達·庫克·約翰遜的《遼朝公主的婚儀：吉林遼代墓葬的壁畫》[71]和奧爾布賴特·羅雷克思的《遼墓壁畫和中國畫中反映遊牧民的文姬故事》。
[72] 關于遼代陶器和瓷窯，見威廉·沃森的《唐代和遼代的制陶術》[73]和李文信、朱子方對遼甯省博物館所藏遼代瓷器的叙述。
[74]亦可參考Y.邁納為展覽開列的目錄《長城南北的遼代陶瓷》，附有參考書目，1973年出版。
[75] 在建築領域遼代無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現存的超過30個的大型石木建築，确有一些代表了技術方面的重要進步。
關于遼、金建築的經典之作是1934年由關野貞、竹島卓一出版的圖片集和竹島卓一10年後出版的研究著作。
[76]遼代建築中最壯麗的是在山西省東北部應縣的大木塔，陳明達對該塔研究的專著出版于1980年。
[77]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國傳統建築》[78]，對遼代建築有精彩的簡述。
最後，關于遼代的都市規劃，南希·沙茨曼·坦哈特的《中國的帝都規劃》一書[79]中，包括了遼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規劃。
2.西夏 西夏曆史的研究，盡管人們認為它很重要，直到20世紀還是令人吃驚的少。
西夏是一個持續了兩個世紀的朝代，在中國北部和内亞的政治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複合的制度和高度混雜的文化。
但是，西夏從未被中國正統曆史學家視為正統王朝，可能是因為它甚至從唐代開始，占據的隻是中國世界的邊域地區。
結果是從沒有為西夏修過正史：在為遼、金的正統問題激烈争論幾十年之後，終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時的1344&mdash1345年為這兩個非漢人建立的王朝修了專史，但是從未有人提出給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議。
中國史官由此把有關西夏的記載作為列傳，分列在14世紀40年代同修的宋、遼、金三史中。
[80]這些列傳，像其他&ldquo外國傳&rdquo一樣，沒有集中叙述這個黨項人國家的内部事務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與中國世界其他政權的關系。
此外，修傳時所用的原始資料幾乎全部是漢文的。
夏和遼、金一樣，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們的作品以及用黨項文字記錄的西夏官方資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時被毀掉了。
随着時間的推移，黨項文字和語言知識逐漸失傳，以至存世的用黨項文字書寫的碑文直至近幾十年前還不能識讀。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保留了許多有關西夏的資料。
宋人有專論西夏的著作，大多數與邊疆防衛和戰略相關，但是僅存書目，原書早已不存。
[81]王偁撰寫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該書在13世紀時還以此名單獨成書，但正如18世紀時編輯&ldquo四庫&rdquo者所述，它實際上隻是王偁《東都事略》（1186年成書）中的西夏傳，出版時獨立出來并被後來的出版者給予新的書名。
[82] 将所有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嘗試開始于18世紀。
洪亮吉是為西夏寫史的學者之一，他的《西夏國志》沒有完成；秦恩複的《西夏書》，則在完成後不久被毀。
兩部19世紀的大部頭作品刊印并保留下來：吳廣成的編年體史書《西夏書事》，42卷，1825&mdash1827年成書；張鑒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西夏紀事本末》，36卷，1884年成書。
這兩部書對現代史學家仍很重要。
《西夏紀事本末》的絕大多數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書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資料找不到出處。
正因為吳廣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處不明，有些還頗值得懷疑，所以他的作品雖然很有價值，但是使用時需要特别謹慎。
編撰這類傳統史書的最近嘗試是戴錫章的《西夏紀》，1927年（譯者注：實為1917年）成書。
與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錫章精心編撰的這部書核對了所有資料并開列了參考書。
他惟一沒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資料是《宋會要輯稿》，因為當時該書還沒有出版。
多産的中國曆史學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對這些早期史書做的研究，[83]雖非長篇大論，但還是很有用處的。
黨項資料的發現和語言翻譯 戴錫章的著作出版前，對黨項人和西夏的研究因為西夏語言和文字的原始資料大量被發現而有了巨大的發展。
部分資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發現的。
1908&mdash1909年，由P.K.柯茲洛夫率領的一支俄羅斯探險隊發現并發掘了額濟納的西夏古城（黑水城）。
在他們的發現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侶的墳墓，裡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寫的圖書和文書。
後來斯文·赫定帶領探險隊考察了同一地區，斯坦因和蘭登·沃納也對這一地區進行了考察。
雖然這次考察沒有像柯茲洛夫那樣收獲巨大，還是發現了很多資料。
其他的資料是中國的考古學家近幾十年發現的。
這些新資料，盡管沒有完全被識讀，還是從黨項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國鄰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曆史證據。
對黨項語言試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發現之前就已經出版，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M.G.德維利亞對一些雙語碑文作了考釋，但是遠沒有達到釋讀黨項語的目的。
真正的黨項語研究始于1909年，伊鳳閣的研究主要依靠柯茲洛夫發現的黨項&mdash漢語辭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資料，他後來編纂了一部黨項語辭典。
1922年，伊鳳閣被蘇聯派往北京做外交使節，在北京他與中國學者廣泛接觸，尤其是與羅振玉的兒子羅福成、羅福苌兄弟及王靜如過往甚密，他鼓勵他們也從事黨項語的研究。
伊鳳閣還影響了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聶曆山，他不久即開始将存在列甯格勒的柯茲洛夫發現的文獻進行系統的編目。
對黨項研究極不幸的是，1937年，伊鳳閣和聶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難，他們的手稿全部被沒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亦中斷了中國的黨項研究。
當時在這一領域幾乎僅有的是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和他的學生西田龍雄主要從事的黨項語佛教經典的研究。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蘇聯的黨項研究複蘇，一批年輕學者終于掌握了閱讀黨項文獻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譯資料，有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
此時出現了第一部現代西方的黨項史著：E.I.克恰諾夫的《西夏史綱》。
[84]該書主要還是依據漢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黨項資料。
此後不久，出現了兩部主要依靠漢文史料的深入研究黨項早期曆史的著作：保羅·弗裡德蘭的學位論文《早期黨項史》[85]和日本學者岡崎精郎對同一課題的更細緻研究。
[86]對西夏進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僅有鄧如萍的博士學位論文，[87]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前）蘇聯和中國的絕大多數研究成果。
幾乎同一時期出現的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漢學家對中國鄰人研究的興趣，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來越多。
現在，我們對黨項與中國及其與契丹、回纥、吐蕃等鄰族的關系能夠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國北部的複雜世界及其邊疆民族的各個方面。
近年來中國的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亦重興西夏和黨項研究，充滿活力的語言和曆史研究論著不斷出版。
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是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後來又增補和修訂再版。
[88]這部著作是當前最有價值的黨項史的綜合論著。
白濱編輯并于1984年出版的論文集[89]，反映了中國學者關注的課題。
其他學者如李範文[90]、陳炳應[91]、李蔚[92]等，也出版了有關西夏曆史和文化的論文集。
在這些作者中，陳炳應注意收集黨項語的資料，而李蔚則僅限于使用漢文資料。
李範文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黨項語言學家，他出版了黨項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漢文譯本。
[93]雖然對他的語音重構還有争議，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出版的另一部黨項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漢文譯本[94]，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資料。
史金波還出版了一部研究黨項佛教的論著。
[95] 最近，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輯出版了《西夏文物》[96]，開列了黨項文物的目錄并附有介紹文章，該書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遺址和遺物的新圖片（包括許多彩色圖片），此外還有大量的文書。
中國學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過使用新發現的黨項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為完整；大範圍的考古新發現亦為黨項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和藝術提供了有價值的、完整的新證據。
俄羅斯的學者也在繼續出版重要的新著。
語言學家K.克平出版了許多列甯格勒所藏黨項文書的譯文和研究成果。
[97]依據黨項語言資料進行研究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毫無疑問是E.I.克恰諾夫已經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譯的經典之作。
[98]現在已經出版的這批譯著将使曆史學家對西夏特有的社會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黨項人根據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國成文法的過程有全新的理解。
就在最近，克恰諾夫與傅海波合作翻譯和研究了黨項人的軍事法典[99]，其中有許多涉及西夏軍事組織的内容，他們将其與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較研究。
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100]，由以漢人學者歐陽玄（1283&mdash1357年）為首的元代史館編撰，成書于1344&mdash1345年，主修官是丞相脫脫（1314&mdash1355年）。
現在還有部分1345年的最早刻本存世。
元廷1348年的覆刻本保存了下來并于1958年在上海影印出版。
在以元代兩種刊本互補影印的百衲本（1931年）[101]出版之前，人們普遍使用的是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雖有一些刻、抄錯誤，但還是可靠的。
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過30種。
百衲本現在已被中華書局1975年在北京出版的8冊點校本所取代，點校本采用了我們的腳注形式。
另一個兩冊的标點本1970年在台灣出版[102]，這個版本雖然不如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但是包括了許多有關金代的其他史料并開列了金代漢文文獻書目，所以還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錄是按照傳統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紀、志、表和列傳。
最後的列傳，與傳統正史一樣，亦是論述與外國（西夏、高麗）關系的專傳。
但是《金史》在兩方面與其他中國正史不同。
《金史》表列了各國的來往使節、條約和有關對外關系的重大事件，為了解金與鄰國（宋、西夏、高麗和遼）的關系提供了便利的線索。
另一點不同是在全書最後開列了《金史》中的國語即非漢語名稱，并給予這些女真名稱以漢文翻譯。
此外，還開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漢姓，有些顯然是從女真姓名翻譯過來的。
這些資料對于研究12世紀和13世紀初葉的女真語言非常重要。
但是，乾隆朝（1736&mdash1795年）時的學者試圖用滿文譯寫《金史》中的外族名稱的嘗試實在是一種無用功，1781年初版的《金史語解》[103]亦因此而不被認可。
乾隆朝《金史》和其他同時代文獻的刻本，都因為學者的&ldquo改字&rdquo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曆代皇帝的實錄、文集中的人物傳和少量其他同時代的資料。
由于主要資料相對一緻，所以《金史》的内部矛盾比同在14世紀40年代修撰的另兩部正史《遼史》和《宋史》少得多。
1970年前對《金史》編撰和史料的最現代和最廣泛的研究是陳學霖的《金代史學三論》。
[104] 使用《金史》應該利用幾種重要的現代工具書。
第一部傳記索引是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叢書第35卷的《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105]，其中包括了《金史》。
《金史》中的人名，均被編入崔文印的《金史人名索引》。
[106]更有用和更詳細的索引，是小野川秀美主持編輯的3卷本《金史語彙集成》。
[107]該書不僅列出了人名和地名，還列出了《金史》中出現的所有重要詞彙。
它使用的是百衲本，而崔文印的索引用的是北京1975年出版的新标點本。
另一個同時代的重要史料是《大金國志》。
[108]此書主要使用了金、宋的資料，署名宇文懋昭撰寫，但是成書時間還不能确定（可能是在13世紀中葉）。
它是按正史的模式寫的，以本紀開頭。
本紀後面是13個開國功臣的列傳，然後是三十多個活躍于金朝的漢人文學之士的列傳。
金的傀儡楚和齊單獨成傳。
《大金國志》的叙事遠比《金史》簡單和狹窄，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史料價值，因為它保留了一些《金史》未載的細節和幾份政治文件的全文，如宋金的盟約。
使用《大金國志》的資料很方便，因為已有吳曉鈴等編輯的《大金國志通檢》。
[109] 另一部文書集是《大金吊伐錄》。
[110]它主要包括外交信件、盟約和與金、宋1123&mdash1127年間建立重要關系相關的文書。
不幸的是，最常使用的版本是被乾隆朝的&ldquo改字&rdquo弄混的版本。
盡管如此，該書還是保留了有關北宋軍事和政治形勢的大量資料。
王鹦（1190&mdash1273年）原來是金的漢族官員，金國滅亡後成為勝利者蒙古人的官員。
他在日記中記錄了1233&mdash1234年金國的最後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他的《汝南遺事》[111]詳述了金廷最後的統治者在宋和蒙古的圍攻中為求生存而采取的不顧一切的嘗試。
陳學霖在《〈汝南遺事〉導論：1234年蒙古包圍下的晚金實錄》[112]一文中對該書作了研究。
陳學霖還在《金代史學三論》中，對另一部晚金著作劉祁（1203&mdash1250年）的《歸潛志》作了有價值的評述。
[113]《歸潛志》[114]收錄了許多晚金人物傳和轶事，主要是根據個人所見寫成，并詳細地描述了金國最後幾年開封的生活狀況。
它也包括蒙古軍隊圍攻開封的目擊記，這段記載被埃裡希·海涅什在《兩個王朝的滅亡》中翻譯成德文。
[115]在金代史料中，我們還應提到金代作者張暐的40卷的《大金集禮》。
[116]這是一部卷數衆多的叙述金朝統治下中國禮儀和宮廷禮儀的專著，所記内容比《金史》中内容相同的志要詳細得多。
并不是說在同時代的史料中，在金朝統治下的漢人作者的文集不重要。
它們包含了許多人物傳記。
在最近的兩部工具書中，已列出了這些人物傳記的索引：梅原郁和衣川強的《遼金元人傳記索引》[117]，羅依果的《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
[118]後者特别有用，因為它還包括《道藏》[119]中保存的全真道徒的作品中的傳記資料和來自佛教史書中的傳記資料。
有史料價值的還有兩部金人文選，保留了許多在存世金人文集中找不到的材料。
這兩部書是莊仲方（1780&mdash1857年）的《金文雅》[120]和張金吾的《金文最》。
[121]這兩部當代再版的文選現在很容易使用。
特别是《金文最》，保留了許多重要資料，包括碑文資料。
兩部書都按照作品的類别排列，所以即便沒有索引也比較容易找到需要的資料。
元好問（1190&mdash1257年）于1233&mdash1249年間編輯的金代詩集《中州集》，[122]也是一個很好的傳記資料，因為它為詩集中的每個作者提供了一個小傳。
陳學霖亦研究了這部詩集。
[123] 我們的叙述集中于金的文獻，但是宋的史料幾乎同等重要。
沒有宋的資料，不可能寫出金代曆史，亦不可能寫出金、宋間長期鬥争的曆史。
從宋代史料中收集大量的資料并非易事。
毫不誇張地說，在南宋人的政治性著述中，都不難發現有關女真人的金國的一些記載。
所有南宋的編年史料中，也是如此。
在這些著述中，篇幅最大也最具有史料價值的是徐夢莘（1126&mdash1207年）編的《三朝北盟會編》，大約成書于1196年。
它囊括了從1117年至1162年的事件，也保存了女真建國之前的有價值的詳細記錄。
這部250卷的會編，包括大量的原始文書如信件、诏剌、史冊及使者和其他官員的報告。
在《三朝北盟會編》中的不可忽視的大量資料，幾乎能将所有重大事件的詳情逐日寫出來，例如1126&mdash1127年北宋滅亡時的情景。
通行的版本是袁祖安1878年的刻本，近來又重印了此版本。
[124] 其他重要史料是使者報告中保存的一些在女真國家中的見聞。
傅海波撰文對一個使者的日記作了研究：《1211&mdash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記：程卓的〈使金錄〉》。
[125]其他使者的記述在将近一個世紀前由沙畹&mdash&mdash他在中國研究的很多領域裡成績突出&mdash&mdash在他的論文《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126]和《北轅錄：周煇的北使記錄》[127]中翻譯成法文。
另一部以在女真人中間的親身經曆寫成的書是洪皓（1088&mdash1155年）的《松漠紀聞》。
[128]洪皓于1129年受命使金，被金扣留，直至1143年才被放回。
該書最完整的版本是《豫章叢書》本，它包括了傳抄中丢失的部分内容。
《三朝北盟會編》中有關金朝初期的大量資料，就是出自《松漠紀聞》，它直接記錄的12世紀30年代北方的生活情景确實令人着迷。
有關遼代和元代的史料對研究金朝的興亡顯然也很重要。
因此，要研究1125年之前和13世紀初葉的曆史，必須分别參考《遼史》和《元史》。
對研究女真與高麗之間的關系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獨立成書的《高麗史》[129]，鄭麟趾撰，叙事從918年至1392年。
該書可以被用來核對金、宋有關高麗北疆發生事件的史料。
有關金的研究成果 對金史的學術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實際上不存在。
隻是在滿洲人于17世紀統一中國之後，由于女真是滿洲人的祖先，對金朝的興趣才高漲起來。
1646年，滿洲人的清朝建立後僅兩年，經過改編的金史編年就被翻譯成了滿語。
這本名為Aisingurun-isuduribithe（《金國編年史》）的書，1887年由夏爾·J.de阿爾雷茲翻譯成了法文。
[130]第一個考釋《金史》史料的中國學者似乎是施國祁（約1790&mdash1820年）。
他的《金史詳校》[131]标出了《金史》各卷中的錯訛字及矛盾之處，對更好地理解《金史》頗有價值。
施國祁的大部分考證已被收入中華書局1975年的《金史》點校本。
張金吾和莊仲方最初嘗試編輯金人文選是在19世紀前半葉。
但是這些活動都是孤立的，中國金史研究的初興是在20世紀初，例如在王國維（1877&mdash1927年）的著作中，就有對金于12世紀90年代修建的對付蒙古人的界壕的研究。
[132] 直到最近，日本對金研究的興趣還大大超過中國。
這種興趣與日本的政治發展相一緻，日本認為滿洲屬于日本的勢力範圍。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學者對金代的滿洲史已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别是在曆史地理方面。
早期學者如稻葉岩吉、池内宏的研究，為後幾代學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白鳥庫吉的主持下，他們的一些權威性研究成果在1912&mdash1914年間被翻譯成了德文。
[133]這部譯著有極好的索引，對那些能夠閱讀德文但不太懂日文且不能直接引用日本譯文[134]的當代學者尤其有用。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有關金和女真的學術著作的出版不僅沒被打斷，還繼續一浪高過一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兩部大部頭的著作。
三上次男的經典性著作《金史研究》[135]是經過校定後出版的文集，收錄了他以前發表的研究金史問題的論文。
第1卷《金代女真社會研究》（1970年版）是對建國前和建國初年的女真人的瑣細研究，詳述了從女真興起到建國的曆程。
第2卷《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972年版）是從建國初年到以後的政府和管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