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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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國的部落、汗和兀魯思：早期元史緒論》[242]是研究窩闊台時期和總的蒙古統治制度的一個重要貢獻。
關于蒙哥時期，見托馬斯·T.愛爾森的《蒙古帝國主義：蒙哥汗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1251&mdash1259年》。
[243] 對蒙古人進軍中亞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巴托爾德的經典之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
[244]對金朝的攻擊，已經成為新的研究課題，見H.德斯蒙德·馬丁的《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中國北方》。
[245]羅依果在他的重要論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246]中，讨論了征服帶來的政治問題。
亦見《元人傳記》[247]，該書包括了許多為早期在中國北部的蒙古統治者服務的漢人和外族官員的傳記。
關于儒學在中國北部的命運，見牧野修二的《金後期和元初期〈十經〉的翻譯》。
[248] 關于前四汗的财政政策，有H.F.舒爾曼的細緻讨論《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249]和約翰·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遊牧民的稅收》。
[250]關于他們的政府模式，見保羅·比爾的《蒙古不花剌的漢一契丹管理機構》[251]和托馬斯·T.愛爾森的《蒙哥汗時期（1251&mdash1259年）的護衛與統治機構》。
[252] 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史料中出現的大量蒙古和突厥專用詞語。
為尋找答案，可以首先參考格哈德·多爾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
[253]總的說來在這一領域裡伯希和與柯立夫功不可沒，他們做了許多語言學的基礎工作，為後來的曆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
此外，他們的技術性研究經常包含有價值的曆史評論。
伯希和在《〈馬可·波羅遊記〉注釋》中對成吉思汗的诠釋[254]，校正和解決了一些長期争論的年代問題。
柯立夫的《1240年的漢蒙文碑》[255]，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關蒙古驿站制度的重要資料。
為彌補多爾佛一類參考書對于漢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詞語的缺陷，伯希和與柯立夫論著中讨論的大量詞彙的索引将最受歡迎并是對這一領域的最有用的貢獻。
有關蒙古帝國時期的論著目錄，見丹尼斯·西諾的《中世紀歐亞大陸研究介紹》[256]和托馬斯·T.愛爾森的《12&mdash14世紀東亞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論著目錄》。
[257]收錄更廣和不受時間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書目》[258]，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論著。
5.忽必烈汗的統治 有關忽必烈時期的漢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異。
《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紀是極有用的編年記錄，應該與該書中重要人物的列傳一起閱讀。
後出的柯紹忞的《新元史》、邵遠平的《元史類編》、屠寄的《蒙兀兒史記》都有為《元史》作的補傳并提供了《元史》所沒有的有價值的細節。
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和《元史紀事本末》用主題叙事的方式論述重要事件特别是軍事，而不是簡單的編年史。
14世紀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冊《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時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問題。
兩個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曆史《金史》和《宋史》，不僅校正了蒙古人的觀點，亦可瞥見金和宋對蒙古人的回應。
查爾斯·A.彼德森用這兩部史書，參考其他資料，寫出了兩篇有關宋對蒙古入侵中國北方的反應的重要論文。
[259] 其他漢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時的特殊事件。
《辨僞錄》[260]和念常的《佛祖曆代通載》[261]，記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辯論的基本情況。
《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譯）[262]叙述了忽必烈成為蒙古世界領袖之前進軍雲南的情況。
還有專門的典籍專述元朝與高麗的重要關系（《元高麗紀事》）[263]、稅糧政策（《大元倉庫記》）[264]、馬匹管理（《大元馬政記》）[265]和海運的革新（《大元海運記》）。
[266]著名元代官員和文士如趙孟頫的作品亦記述了在忽必烈時期起過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國曆史學家和遊客的作品也是極有價值的史料。
同時代的波斯史家志費尼、拉施特和術茲劄尼的著作（前兩部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譯成英文）[267]，都提供了有關忽必烈朝的可信記載。
1451年由鄭麟趾完成的高麗編年史《高麗史》，提供了元與早已和中國頻繁密切接觸的高麗間關系的不可缺少的記錄。
前往蒙古統治區的基督教使節的作品，在克裡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記》[268]中有通俗易懂的譯文，另有威廉·柔克義翻譯的《魯不魯乞東遊記》。
[269]這一時期從歐洲前往中國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盛世作了無與倫比的描述。
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馬可·波羅遊記》中翻譯了馬可·波羅的著作[270]，輔之以大量的注釋（單獨出版）[271]；此外還有裡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的譯文。
[272]馬可·波羅的著作為忽必烈和他的宮廷以及他統治時代的中國繪出了引人注意的圖景。
蒙古編年史《白史》[273]記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将薩滿和佛教僧侶觀點糅合的過程。
後來的蒙古編年史書如《阿勒坦·脫蔔赤》[274]受佛教影響甚深，公正地說，它們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
藏文史書《青史》[275]，叙利亞《叙利亞編年史》的記載[276]，亞美尼亞國王海都的遊記，[277]盡管不像其他内容詳盡的外國編年史書那樣有意義，也還是有用的。
當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僅有的西方文字的傳記是莫裡斯·羅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278]，該書還提供了一個亞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參考書目。
同一作者的其他論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279]和《關于少數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
[280]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傳記，如周良霄[281]、勝藤猛[282]、李唐[283]、愛宕松男[284]所寫的傳記，主要依據的是東亞的資料，很少引用中東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謀臣的，有羅沙比的論著和蕭啟慶[285]、姚從吾[286]、夏光南[287]的論文，特别是陳學霖研究忽必烈謀臣劉秉忠[288]和姚樞[289]的論文。
有幾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細緻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論文；[290]原田淑人[291]、駒井和愛[292]、石田幹之助[293]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294]都對忽必烈的夏都上都進行了研究。
吉謝列夫則報告了（前）蘇聯發掘哈剌和林蒙古古城的情況。
[295]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維·M.法誇爾對元代政府結構的研究[296]和傅海波的《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297]，後者對忽必烈的政治敏銳作了精辟的論述。
舒爾曼關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論著[298]，詳細解釋了忽必烈的經濟政策。
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研究有高岩對農民的研究[299]，羅榮邦對大運河的研究[300]，鞠清遠[301]、翁獨健[302]對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303]、愛宕松男[304]和近年來托馬斯·T.愛爾森[305]、伊麗莎白·恩迪科特&mdash韋思特[306]對&ldquo斡脫&rdquo進行的研究。
彼得·奧勃裡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傳制度。
[307]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軍事制度的有蕭啟慶[308]和岡瑟·曼戈爾德。
[309]陳恒昭[310]和保爾·拉契内夫斯基[311]研究了法律革新問題。
忽必烈時期學術的發展開始引起注意。
在陳學霖和威廉·T.德巴裡編輯的論文集[312]中收錄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學的論文。
野上俊靜[313]和保爾·拉契内夫斯基[314]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問題。
約瑟夫·蒂洛也對佛道之争做了研究。
[315]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貢獻，現在還沒有全面的研究。
L.畢達克的《吐蕃與宋、蒙古的關系》[316]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國的吐蕃人》[317]，以及中野美代子關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318]，是很好的開頭，但是對八思巴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莫裡斯·羅沙比研究了伊斯蘭教的作用。
[319]孫克寬在他的論文《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320]和用中文寫作的其他論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規和元代道教的影響。
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國的基督教徒》[321]中叙述了基督教與蒙古的關系。
E.A.沃利斯·布治[322]和詹姆斯·A.蒙哥馬利[323]翻譯了聶思脫裡教徒在中東和歐洲的旅行記。
元代宮廷的文化保護已經引起學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蠻狀态的設想。
尼古拉·鮑培[324]和中野美代子[325]對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
在詹姆斯·I.克倫普的著作中論述了蒙古人對戲劇的保護[326]，斯蒂芬·H.韋斯特的論文探讨了蒙古對中國戲劇的影響。
[327]李雪曼和何惠鑒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mdash1368年）》[328]，詹姆斯·卡希爾的《山水畫：元代（1279&mdash1368年）的中國畫》[329]，瑪格麗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與硬陶器》[330]，探讨了元代對藝術的影響，包括繪畫、制陶、雕刻和紡織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發動的對外軍事戰争都已被深入研究過。
威廉·亨索恩在《高麗：蒙古的入侵》[331]中研究了蒙古在高麗的擴張問題。
喬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332]，HoriKyotsu的博士論文《蒙古入侵和鐮倉幕府》[333]，對認識征伐日本有很大幫助。
[334]在《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335]中，窦德士對與海都的戰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對南亞的遠征，尤其是對爪哇的戰争，還急需展開研究。
忽必烈後期的衰敗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
四十年前傅海波對阿合馬的研究[336]，需要補充修改。
他對桑哥的研究[337]，已為L.畢達克近來的研究所補充。
[338]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礎研究來澄清對這兩個官員的看法，亦要澄清對盧世榮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為奸臣。
楊琏真加的活動也應該重新加以考證，因為戴密微名為《南宋陵墓》的論文[339]，是在60年前發表的。
傅海波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中的論文裡，已對楊發掘宋陵的作用作了新的評價。
[340]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遠比對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時期的研究薄弱。
曆史學家之所以忽視這段曆史，部分因為這個時期夾在朝代創建者忽必烈汗光輝的曆史時期和妥歡貼睦爾的&ldquo末代亂世&rdquo之間，似乎缺乏曆史意義。
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與此有關的資料和各種原始資料的短缺。
與蒙古早期諸汗和忽必烈時期不同的是，現存的有關這一時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曆史資料很少。
波斯史書拉施特的《史集》，對研究早期蒙古帝國的曆史很有價值，但是隻記述到鐵穆耳汗時期。
該書關于鐵穆耳時期的叙述，現在有波義耳的英文譯本[341]，亦有俄文和中文譯本。
記述鐵穆耳汗以後時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342]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43]，這些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對研究元朝與西方汗國的關系有用。
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隻能主要依靠漢文史料。
在漢文史料中，《元史》裡各帝的本紀和這一時期重要人物的列傳是重構這一時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
在後繼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湊起來的官修史書《元史》的缺憾是衆所周知的。
[344]絕大多數史學家對《元史》的整體批評都适應于該書有關這一時期的部分。
首先，沒有為海山和也孫鐵木兒朝的主要大臣立傳。
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須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關資料的補充和确認，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職。
此外，亦應參考後來邵遠平[345]、屠寄[346]和柯紹忞[347]編的元史。
這一時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趙孟頫、程钜夫、劉敏中、張養浩、黃溍、虞集、揭溪斯、馬祖常、蘇天爵、歐陽玄、許有壬、危素的文集。
蘇天爵編的詩文選集《國朝文類》[348]，也保留了許多别處未載的資料；但是，該書收文終止的時間是在1310年前。
蘇天爵編的另一部書《元朝名臣事略》[349]，是從蒙古帝國初期到鐵穆耳朝重要官員的列傳，隻對我們這個時期的早期部分有用。
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筆記，包括長谷真逸的《農田餘話》[350]、楊瑀的《山居新話》[351]、孔齊的《至正直記》[352]、陶宗儀的《南村辍耕錄》[353]，都對《元史》的叙述有補充作用。
為研究各種制度的發展，《元史》各志中的資料是最重要的材料。
但是，志的資料必須用《元典章》[354]和《通制條格》[355]收錄的基礎文書補充，兩書所收文書的終止時間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
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mdash1331年編撰的政書《經世大典》[356]的殘存部分和妥歡貼睦爾時的幾部官修書。
後者包括《憲台通記》[357]和《南台備要》[358]，兩書都是記述禦史台的；還有《秘書監志》[359]，收錄了秘書監的資料。
隻是在近些年來，元中期政治史在現代标準的曆史著作中才得到應有的注意。
對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360]中見到。
該書由中國元史界的權威韓儒林教授主編，但寫作者是南京大學曆史系的教員，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學者陳得芝和邱樹森。
作為一個完整的斷代史的現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同樣有用的有關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見于《中國通史》[361]，該書的作者是中國的另一組元史專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
李則芬的《元史新講》[362]對元中期政治的論述最長，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個世紀的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沒有引起西方學者的重視，直到70年後，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與儒士》。
[363]盡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歡貼睦爾朝的政治變化，但是在書中他用前兩章陳述了他所讨論的元朝後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
雖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視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轉的終結和元代政治生活&ldquo完全儒化&rdquo的開端的标志，但是《劍橋史》的這一章還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銳觀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蘭德彰關于虞集的論文[364]通過對這個漢人大儒謀臣鼓吹圖帖睦爾的正統和權威的分析，探讨了圖帖睦爾朝的政治。
韓百詩是著名的法國元史研究專家，著文研究了蔑兒乞部的伯顔[365]，此人在圖帖睦爾朝和妥歡貼睦爾朝初期是官僚強人。
對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國的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很多。
箭内亘關于蒙古貴族選舉大汗的集會&ldquo忽鄰勒台&rdquo的經典性研究[366]，發表于1917年，是該問題研究的開端。
對帝位繼承危機最全面和最有價值的研究是蕭功秦的兩篇文章[367]，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
他把元代循環發生的帝位繼承危機歸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徹底的轉變。
雖然按照草原傳統在忽鄰勒台上&ldquo選舉&rdquo新的大汗不過是一種形式，&ldquo選舉&rdquo的概念依然被各種企圖謀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發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繼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傳統舉行儀式。
[368]傅禮初的兩篇文章[369]和伊麗莎白·恩迪科特&mdash韋斯特的文章[370]，雖然沒有專論元代中期，亦對元代中期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有指導性意義。
傅禮初認為遊牧民除了武裝争鬥之外沒有其他的繼承制度，他把這種現象稱為&ldquo血腥繼承&rdquo。
恩迪科特&mdash韋思特認為忽鄰勒台不是一個選舉集會，而是一個口頭表決和政治協商的會議。
她用該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統治加強了中國專制傳統的觀點。
除了窦德士、蘭德彰、韓百詩的論著之外，隻有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對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了研究。
植松正撰文對1303年被元廷處死的富有的江南漢人官員朱清和張瑄做了研究[371]，用他們的例子解釋了鐵穆耳朝後期的政治陣線，指出這是蔔魯罕皇後為增強财力以備鐵穆耳死後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
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對抗海都的草原戰争中的作用。
[372]孫克寬的衆多文章中有一篇專述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mdash&mdash他稱之為&ldquo儒治&rdquo的文章。
[373]蕭功秦研究碩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謀殺的文章[374]中指出，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和官僚勢力反對年輕君主推行的漢化改革的結果。
匡裕徹論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碩德八剌改革中的貢獻。
[375]藤島建樹在一篇短文中[376]考證了1329年被謀殺的和世的悲慘生涯。
總的說來，現有的關于元代中期宮廷政治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其他方面的問題，如海山汗為增加國家稅收采取的&ldquo新政&rdquo，也孫鐵木兒朝的政治和政策，都還沒有仔細地研究過。
這一時期的關鍵人物哈剌哈孫、李孟、倒剌沙和燕鐵木兒，都值得專門研究。
各派力量準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為元朝隻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襲封建的國家，有封地的貴族、皇親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封地的貴族，在漢文文獻中稱為&ldquo投下&rdquo，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
除了昊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77]、岩村忍[378]、保爾·拉契内夫斯基[379]、周良霄[380]和洪金富[381]都撰寫了有關投下的專文，把其作為政治、軍事、法律和财政特權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發展。
研究諸王和貴族家族的亦多了起來。
特别是下列成果與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海老澤哲雄[382]和崛江雅明[383]對成吉思汗諸弟的後人即所謂三個東方&ldquo兀魯思&rdquo的研究；松田孝一對安西王阿難答家族的研究[384]；周清澍對汪古部的研究。
[385]蕭啟慶對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後人進行了研究，強調了他們的政治持久性和他們世襲的封建和為官性質。
[386]這些研究強調投下是世襲特權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貴族階層在國家政治及其官僚體制中的實際作用。
西方和中亞各族人，被稱之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
色目人集團政治命運的變遷已是引起重視的課題。
下列研究與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楊志玖對回回人的研究[387]；羅依果對突厥人的整體研究[388]；陸峻嶺、何高濟合作的研究來自突厥的康裡、欽察、阿速人的論文[389]；湯開建對唐兀人的研究[390]；劄奇斯欽[391]和傅海波[392]對吐蕃人的研究。
這些研究顯示了這些色目集團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運。
現在我們應該把命運變換的色目人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亞草原的地位及其他與西方汗國的關系很重要，因為元朝的統治者喜好作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歡設在中國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有關元朝與海都和笃哇的戰争與和平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起來。
著名的波蘭學者W.柯維思在50年前發表了他的關于蒙古世界1303年獲得和平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393]日本學者惠足俊之撰寫了關于海都與元的戰争的文章。
[394]劉迎勝是近年來研究元與中亞汗國關系的最積極的學者，他比較漢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寫了好幾篇論文。
[395]日本老蒙古學家佐口透關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後期與西方諸汗國的關系的長文，發表于1942年，對研究1303年以後元與西方諸汗國的關系依然有用。
[396]托馬斯·愛爾森研究了元與窩闊台和察合台汗國為争奪畏兀兒斯坦控制權的鬥争。
[397]除了在《征服者與儒士》中關于元與草原關系轉變的研究之外，窦德士還撰寫了一篇有意義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從遙遠的中國控制蒙古和中亞的努力的限度，導緻了14世紀20年代後期中亞的丢失，他把此稱為&ldquo空間限度&rdquo[398]。
研究一個時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視這一時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
日本學者青山公亮著書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為增加稅收建立的尚書省。
[399]對愛育黎拔力八達恢複科舉進行研究的，有宮崎市定[400]、楊樹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
[403]蕭啟慶通過對1333年進士的研究，探讨了恢複科舉考試對精英流動的影響。
[404]關于法律的發展，保爾·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許多資料，每個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應該參考。
陳恒昭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406]，雖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時期的立法活動。
沒有單獨的著作專門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經濟政策。
我們不得不依靠那些整體研究元代的專著。
在這類專著中，舒爾曼在《元代經濟結構》[407]一書中對賦稅、海運、紙鈔和官府專賣做了極好的開拓性研究。
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問題。
[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國的貨币和經濟》[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貨币制度，他認為元代從未過多發行紙鈔，貨币政策對元朝的衰亡沒有直接影響。
全漢異[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從不同角度對傅海波論述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頒給皇親的&ldquo歲賜&rdquo，給政府帶來了嚴重的财政枯竭，史衛民對此作了考證。
[413]從長江下遊到首都的糧食海運，對保證中央政府的經濟和政治穩固極其重要，昊輯華研究了這一問題。
[414] 對元中期文化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
吉川幸次郎對元代諸帝的中國文學程度的考釋[415]，發表于1943&mdash1945年，仍是這一課題的最有深度的力作。
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416]與吉川幸次郎的論著類似但是獨立寫作的。
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後期的多數君主有很高的中國文學修養。
關于圖帖睦爾汗的書畫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對圖帖睦爾專為收藏書畫建立的機構奎章閣的研究中作了探讨。
[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歡貼睦爾朝。
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方面，有沃爾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羅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認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對漢人文化一無所知，為消除這一誤解，蕭啟慶撰寫了兩篇論文，考釋了102個蒙古人，其中大多數是元代中期和後期的官員，他們都很熟悉漢人的文化。
[421]色目精英的漢文化程度在陳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證；該書出版于20世紀20年代，現在已有英文譯本。
[422] 但是還沒有可靠的論著解釋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
這樣我們對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傾向的描述隻來自一個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的蒙古人的逐步漢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有關順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時修的正史《元史》。
但是，《元史》實際上是分兩段編修的，指出這點很重要。
第一段編修了該書的大部分，從蒙古初起至甯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
1333&mdash1368年的順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設計。
因為元廷沒有留下順帝朝的實錄，元代政書（1332年成書的《經世大典》）又沒有續修下來，明政府不得不派人專門收集有關資料。
據說派了12個使者到全國各地去收集資料并把它們送往設在南京的史館。
在宋濂的文集裡有一段詳細記錄，叙述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于考，阙略不備。
于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号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
章貢呂仲善者時司膳成均，乃被是選。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
有涉于番書，則令譯而成文。
其不系公牍，若乘輿巡幸、宮中隐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訪。
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
愛自丁醜（9月16日）開局于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間。
己未（12月27日）至濟南，其咨詢大略如北平時。
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
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
三月壬寅（4月9日），辇還京師（南京）。
已而諸使者鹹集，濂于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複詣阙上進。
[423] 除了認真收集資料外，《元史》有關元後期的部分頗多缺點且随意性很強。
整個設計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為順帝和他的繼承者愛猷識理達臘還在漠南活動，并且沒有放棄中國正統統治者的稱号。
《元史》的刊行是一個明顯的标志，向中國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經結束。
《元史》後一部分作為史料使用的幾部非官方著述，單獨保存了下來。
有些已經翻譯并加了注釋，著名的有楊瑀的《山居新話》，傅海波譯[424]；《庚申外史》，赫爾穆特·舒爾特&mdash烏夫拉格譯[425]；埃裡希·海涅什的《兩個王朝的滅亡》[426]後半部分翻譯了順帝1368&mdash1370年北逃時的日記。
其他的資料，讀者可在傅海波的《13&mdash14世紀中國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錄在W.G.賓斯利和E.G.普利布蘭克編輯的《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中。
[427] 在同時代人的文集中，有豐富的關于元代後期的各種記載，已經被利用的隻是很小一部分。
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漢人，也有其他族人。
文集版本和所在圖書館的細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書目[428]，在中國大陸有周清澍的書目。
[429] 西方對元後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開始的，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中國，對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吳晗于此年發表了《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立》的長文。
[430]最活躍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學曆史系元史組，該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431]從1982年開始，元史研究會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論集，名為《元史論叢》。
[432]因為元後期的研究與阿爾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關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産生有很大難度。
兩個有價值的通訊有時登載有關元後期的論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訊》，即從前的《宋史研究通訊》；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與社會 有關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資料收錄在基本史書《元史》（編于1369&mdash1370年）、《元典章》（編于1320&mdash1322年）和《通制條格》（編于1321年）。
[433]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實錄沒有保存下來，當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樣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資料。
[434]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許多原始資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們多次指出的那樣，它又壓縮或摘錄史料，而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條格》中更為完整。
從這一點說，《元史》本身隻能被看作第二手資料，因為它的編修者與他們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離。
《通制條格》和《元典章》中難以讀懂的口語形式公文，妨礙學者更充分地利用這些文獻。
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這種公文中的特殊語言稱為&ldquo蒙古語序的漢譯&rdquo[435]。
因為元朝官府使用雙語，不像契丹人的遼朝和女真人的金朝隻用漢語作為官方語言，所以一定會有許多蒙古公文的譯文保留下來。
《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稱為&ldquo令旨&rdquo的國家法令，是從蒙古文翻譯成白話的漢文。
[436]閱讀和翻譯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語知識，因為這些令旨滲入了蒙古語的句法。
日本和前蘇聯學者在翻譯《元典章》和《通制條格》方面有很大貢獻。
（前）蘇聯語言學家I.T.佐格拉夫的《蒙漢文獻翻譯》（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
佐格拉夫在書中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5年出版的元史專家蔡美彪編錄的元代白話碑銘。
[437]日本學者岩村忍和田中謙二出版了兩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mdash57）譯注，在他們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兩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謙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語言形式。
[438]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書翻譯成法文和英文，豐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資料。
保爾·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mdash105）譯注，亦包括了許多《元典章》中有關資料的翻譯。
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對查找元代制度的專用術語很有用處。
[439]陳恒昭複原并翻譯了元1291年的法典《至元新格》。
[440]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經濟制度在《元史》中沒有專門的叙述。
&ldquo達魯花赤&rdquo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沒有得到特别的注意；&ldquo斡脫&rdquo制度（穆斯林商人協助蒙古貴族經商）在《食貨志》中亦沒有專門的叙述。
這類蒙古和内亞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通常記述之外，這樣今天的曆史學家就必須廣泛使用各種元代史料并将有關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來。
作為其他史料的一種，元人文集提供了有關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和詳細的資料。
170種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
[441]10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年在台灣重印，可以用它們來了解政府機構如何在特殊地區發揮作用。
[442] 最後，用英文發表研究元代城市、軍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柯立夫教授培養的兩代學生。
其中有後來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如H.F.舒爾曼的《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mdash94譯注》（1956年）；蕭啟慶的《元代的軍事制度》（1978年）；陳恒昭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複原》（1979年）；伊麗莎白·恩迪科特&mdash韋斯特的《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
還有兩篇柯立夫教授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沒有出版，伊森拜克·圖幹的《〈元史〉歲賜門》，2卷（哈佛大學1973年博士學位論文）和劉元珠的《元史·選舉志一》（哈佛大學1979年博士學位論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餘篇論文，涉及廣泛的課題。
從純粹的語言學到元代文學、文化及曆史各方面的研究。
柯立夫1934&mdash1985年發表的論著目錄，刊登在他的紀念文集中。
[443] 9.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444] 元代社會史涉及的許多問題和史料以及現代研究成果，已見于本書其他章作者的介紹。
此處隻介紹有關元代社會史的特殊問題及其相關史料和研究成果。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西方史學家的接觸将中世紀歐洲和西亞的史料引入中國，并在中國興起了研究蒙古歐亞大帝國的新潮。
以前在中國對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義增強的時代氣氛下，中國人将蒙古征服視為對中國曆史有利的現象，并開始拓寬眼界，将草原社會視為現代中國的組成部分。
同時，同樣的民族主義因素亦導緻了他們仇恨作為外國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時出于時代的謬誤将13&mdash14世紀協助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漢人斥為漢奸。
簡而言之，以前對該時期的文化中心論開始被現代的民族主義觀點所取代，導緻了對這一時代完全不同的評價，尤其是對它的社會史。
元代社會史的現代研究因此充滿壓力和矛盾。
在複雜的局面下，很多中國的元史研究不僅陷入完全僵硬的馬克思主義說教，還必須在中國社會史與遊牧草原社會兩種不同的說法中進行調和，亦要結合因考古發現和發掘傳統史料而産生的大量新學術資料。
社會曆史學家因此不得不經常評估和盡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義的舊資料和新資料。
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初，俄國和日本最重視對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對蒙古及其相鄰地區有擴張興趣。
他們的研究成果，還有法國和德國以及更新的英國和美國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語言學方面。
他們亦将漢學的研究題目集中在用漢文資料來研究蒙古文獻上。
典型的例子是在本書的&ldquo元史的傳統史料介紹&rdquo中附上了有關《蒙古秘史》的讨論。
對元代社會史的研究，與元史研究的其他領域一樣，還是主要依靠語言學和曆史學的研究。
盡管我們的學術領域在盡力加寬，開拓性的蒙古學家和漢學家的基本技巧還是必須掌握的。
下面是一個基本的介紹。
蒙古研究當然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許多著名的蒙古學家并不是中國學者，但是在近千年的曆史中蒙古史與中國史的聯系是如此緊密，将蒙古研究與中國研究相結合的學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傅禮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mdash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發展與相互交流》[445]中反複強調應該有一部包括全亞洲的&ldquo全史&rdquo。
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禮初将在《劍橋中國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節中應用這一觀點。
編撰一部中國、蒙古和其他東亞與内亞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
但是，這是一個難以
關于蒙哥時期，見托馬斯·T.愛爾森的《蒙古帝國主義：蒙哥汗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1251&mdash1259年》。
[243] 對蒙古人進軍中亞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巴托爾德的經典之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
[244]對金朝的攻擊，已經成為新的研究課題，見H.德斯蒙德·馬丁的《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中國北方》。
[245]羅依果在他的重要論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246]中，讨論了征服帶來的政治問題。
亦見《元人傳記》[247]，該書包括了許多為早期在中國北部的蒙古統治者服務的漢人和外族官員的傳記。
關于儒學在中國北部的命運，見牧野修二的《金後期和元初期〈十經〉的翻譯》。
[248] 關于前四汗的财政政策，有H.F.舒爾曼的細緻讨論《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249]和約翰·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遊牧民的稅收》。
[250]關于他們的政府模式，見保羅·比爾的《蒙古不花剌的漢一契丹管理機構》[251]和托馬斯·T.愛爾森的《蒙哥汗時期（1251&mdash1259年）的護衛與統治機構》。
[252] 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史料中出現的大量蒙古和突厥專用詞語。
為尋找答案，可以首先參考格哈德·多爾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
[253]總的說來在這一領域裡伯希和與柯立夫功不可沒，他們做了許多語言學的基礎工作，為後來的曆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
此外，他們的技術性研究經常包含有價值的曆史評論。
伯希和在《〈馬可·波羅遊記〉注釋》中對成吉思汗的诠釋[254]，校正和解決了一些長期争論的年代問題。
柯立夫的《1240年的漢蒙文碑》[255]，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關蒙古驿站制度的重要資料。
為彌補多爾佛一類參考書對于漢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詞語的缺陷，伯希和與柯立夫論著中讨論的大量詞彙的索引将最受歡迎并是對這一領域的最有用的貢獻。
有關蒙古帝國時期的論著目錄，見丹尼斯·西諾的《中世紀歐亞大陸研究介紹》[256]和托馬斯·T.愛爾森的《12&mdash14世紀東亞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論著目錄》。
[257]收錄更廣和不受時間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書目》[258]，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論著。
5.忽必烈汗的統治 有關忽必烈時期的漢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異。
《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紀是極有用的編年記錄，應該與該書中重要人物的列傳一起閱讀。
後出的柯紹忞的《新元史》、邵遠平的《元史類編》、屠寄的《蒙兀兒史記》都有為《元史》作的補傳并提供了《元史》所沒有的有價值的細節。
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和《元史紀事本末》用主題叙事的方式論述重要事件特别是軍事，而不是簡單的編年史。
14世紀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冊《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時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問題。
兩個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曆史《金史》和《宋史》，不僅校正了蒙古人的觀點，亦可瞥見金和宋對蒙古人的回應。
查爾斯·A.彼德森用這兩部史書，參考其他資料，寫出了兩篇有關宋對蒙古入侵中國北方的反應的重要論文。
[259] 其他漢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時的特殊事件。
《辨僞錄》[260]和念常的《佛祖曆代通載》[261]，記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辯論的基本情況。
《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譯）[262]叙述了忽必烈成為蒙古世界領袖之前進軍雲南的情況。
還有專門的典籍專述元朝與高麗的重要關系（《元高麗紀事》）[263]、稅糧政策（《大元倉庫記》）[264]、馬匹管理（《大元馬政記》）[265]和海運的革新（《大元海運記》）。
[266]著名元代官員和文士如趙孟頫的作品亦記述了在忽必烈時期起過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國曆史學家和遊客的作品也是極有價值的史料。
同時代的波斯史家志費尼、拉施特和術茲劄尼的著作（前兩部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譯成英文）[267]，都提供了有關忽必烈朝的可信記載。
1451年由鄭麟趾完成的高麗編年史《高麗史》，提供了元與早已和中國頻繁密切接觸的高麗間關系的不可缺少的記錄。
前往蒙古統治區的基督教使節的作品，在克裡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記》[268]中有通俗易懂的譯文，另有威廉·柔克義翻譯的《魯不魯乞東遊記》。
[269]這一時期從歐洲前往中國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盛世作了無與倫比的描述。
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馬可·波羅遊記》中翻譯了馬可·波羅的著作[270]，輔之以大量的注釋（單獨出版）[271]；此外還有裡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的譯文。
[272]馬可·波羅的著作為忽必烈和他的宮廷以及他統治時代的中國繪出了引人注意的圖景。
蒙古編年史《白史》[273]記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将薩滿和佛教僧侶觀點糅合的過程。
後來的蒙古編年史書如《阿勒坦·脫蔔赤》[274]受佛教影響甚深，公正地說，它們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
藏文史書《青史》[275]，叙利亞《叙利亞編年史》的記載[276]，亞美尼亞國王海都的遊記，[277]盡管不像其他内容詳盡的外國編年史書那樣有意義，也還是有用的。
當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僅有的西方文字的傳記是莫裡斯·羅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278]，該書還提供了一個亞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參考書目。
同一作者的其他論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279]和《關于少數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
[280]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傳記，如周良霄[281]、勝藤猛[282]、李唐[283]、愛宕松男[284]所寫的傳記，主要依據的是東亞的資料，很少引用中東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謀臣的，有羅沙比的論著和蕭啟慶[285]、姚從吾[286]、夏光南[287]的論文，特别是陳學霖研究忽必烈謀臣劉秉忠[288]和姚樞[289]的論文。
有幾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細緻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論文；[290]原田淑人[291]、駒井和愛[292]、石田幹之助[293]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294]都對忽必烈的夏都上都進行了研究。
吉謝列夫則報告了（前）蘇聯發掘哈剌和林蒙古古城的情況。
[295]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維·M.法誇爾對元代政府結構的研究[296]和傅海波的《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297]，後者對忽必烈的政治敏銳作了精辟的論述。
舒爾曼關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論著[298]，詳細解釋了忽必烈的經濟政策。
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研究有高岩對農民的研究[299]，羅榮邦對大運河的研究[300]，鞠清遠[301]、翁獨健[302]對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303]、愛宕松男[304]和近年來托馬斯·T.愛爾森[305]、伊麗莎白·恩迪科特&mdash韋思特[306]對&ldquo斡脫&rdquo進行的研究。
彼得·奧勃裡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傳制度。
[307]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軍事制度的有蕭啟慶[308]和岡瑟·曼戈爾德。
[309]陳恒昭[310]和保爾·拉契内夫斯基[311]研究了法律革新問題。
忽必烈時期學術的發展開始引起注意。
在陳學霖和威廉·T.德巴裡編輯的論文集[312]中收錄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學的論文。
野上俊靜[313]和保爾·拉契内夫斯基[314]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問題。
約瑟夫·蒂洛也對佛道之争做了研究。
[315]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貢獻，現在還沒有全面的研究。
L.畢達克的《吐蕃與宋、蒙古的關系》[316]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國的吐蕃人》[317]，以及中野美代子關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318]，是很好的開頭，但是對八思巴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莫裡斯·羅沙比研究了伊斯蘭教的作用。
[319]孫克寬在他的論文《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320]和用中文寫作的其他論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規和元代道教的影響。
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國的基督教徒》[321]中叙述了基督教與蒙古的關系。
E.A.沃利斯·布治[322]和詹姆斯·A.蒙哥馬利[323]翻譯了聶思脫裡教徒在中東和歐洲的旅行記。
元代宮廷的文化保護已經引起學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蠻狀态的設想。
尼古拉·鮑培[324]和中野美代子[325]對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
在詹姆斯·I.克倫普的著作中論述了蒙古人對戲劇的保護[326]，斯蒂芬·H.韋斯特的論文探讨了蒙古對中國戲劇的影響。
[327]李雪曼和何惠鑒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mdash1368年）》[328]，詹姆斯·卡希爾的《山水畫：元代（1279&mdash1368年）的中國畫》[329]，瑪格麗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與硬陶器》[330]，探讨了元代對藝術的影響，包括繪畫、制陶、雕刻和紡織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發動的對外軍事戰争都已被深入研究過。
威廉·亨索恩在《高麗：蒙古的入侵》[331]中研究了蒙古在高麗的擴張問題。
喬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332]，HoriKyotsu的博士論文《蒙古入侵和鐮倉幕府》[333]，對認識征伐日本有很大幫助。
[334]在《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335]中，窦德士對與海都的戰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對南亞的遠征，尤其是對爪哇的戰争，還急需展開研究。
忽必烈後期的衰敗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
四十年前傅海波對阿合馬的研究[336]，需要補充修改。
他對桑哥的研究[337]，已為L.畢達克近來的研究所補充。
[338]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礎研究來澄清對這兩個官員的看法，亦要澄清對盧世榮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為奸臣。
楊琏真加的活動也應該重新加以考證，因為戴密微名為《南宋陵墓》的論文[339]，是在60年前發表的。
傅海波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中的論文裡，已對楊發掘宋陵的作用作了新的評價。
[340]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遠比對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時期的研究薄弱。
曆史學家之所以忽視這段曆史，部分因為這個時期夾在朝代創建者忽必烈汗光輝的曆史時期和妥歡貼睦爾的&ldquo末代亂世&rdquo之間，似乎缺乏曆史意義。
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與此有關的資料和各種原始資料的短缺。
與蒙古早期諸汗和忽必烈時期不同的是，現存的有關這一時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曆史資料很少。
波斯史書拉施特的《史集》，對研究早期蒙古帝國的曆史很有價值，但是隻記述到鐵穆耳汗時期。
該書關于鐵穆耳時期的叙述，現在有波義耳的英文譯本[341]，亦有俄文和中文譯本。
記述鐵穆耳汗以後時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342]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43]，這些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對研究元朝與西方汗國的關系有用。
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隻能主要依靠漢文史料。
在漢文史料中，《元史》裡各帝的本紀和這一時期重要人物的列傳是重構這一時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
在後繼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湊起來的官修史書《元史》的缺憾是衆所周知的。
[344]絕大多數史學家對《元史》的整體批評都适應于該書有關這一時期的部分。
首先，沒有為海山和也孫鐵木兒朝的主要大臣立傳。
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須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關資料的補充和确認，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職。
此外，亦應參考後來邵遠平[345]、屠寄[346]和柯紹忞[347]編的元史。
這一時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趙孟頫、程钜夫、劉敏中、張養浩、黃溍、虞集、揭溪斯、馬祖常、蘇天爵、歐陽玄、許有壬、危素的文集。
蘇天爵編的詩文選集《國朝文類》[348]，也保留了許多别處未載的資料；但是，該書收文終止的時間是在1310年前。
蘇天爵編的另一部書《元朝名臣事略》[349]，是從蒙古帝國初期到鐵穆耳朝重要官員的列傳，隻對我們這個時期的早期部分有用。
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筆記，包括長谷真逸的《農田餘話》[350]、楊瑀的《山居新話》[351]、孔齊的《至正直記》[352]、陶宗儀的《南村辍耕錄》[353]，都對《元史》的叙述有補充作用。
為研究各種制度的發展，《元史》各志中的資料是最重要的材料。
但是，志的資料必須用《元典章》[354]和《通制條格》[355]收錄的基礎文書補充，兩書所收文書的終止時間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
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mdash1331年編撰的政書《經世大典》[356]的殘存部分和妥歡貼睦爾時的幾部官修書。
後者包括《憲台通記》[357]和《南台備要》[358]，兩書都是記述禦史台的；還有《秘書監志》[359]，收錄了秘書監的資料。
隻是在近些年來，元中期政治史在現代标準的曆史著作中才得到應有的注意。
對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360]中見到。
該書由中國元史界的權威韓儒林教授主編，但寫作者是南京大學曆史系的教員，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學者陳得芝和邱樹森。
作為一個完整的斷代史的現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同樣有用的有關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見于《中國通史》[361]，該書的作者是中國的另一組元史專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
李則芬的《元史新講》[362]對元中期政治的論述最長，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個世紀的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沒有引起西方學者的重視，直到70年後，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與儒士》。
[363]盡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歡貼睦爾朝的政治變化，但是在書中他用前兩章陳述了他所讨論的元朝後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
雖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視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轉的終結和元代政治生活&ldquo完全儒化&rdquo的開端的标志，但是《劍橋史》的這一章還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銳觀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蘭德彰關于虞集的論文[364]通過對這個漢人大儒謀臣鼓吹圖帖睦爾的正統和權威的分析，探讨了圖帖睦爾朝的政治。
韓百詩是著名的法國元史研究專家，著文研究了蔑兒乞部的伯顔[365]，此人在圖帖睦爾朝和妥歡貼睦爾朝初期是官僚強人。
對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國的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很多。
箭内亘關于蒙古貴族選舉大汗的集會&ldquo忽鄰勒台&rdquo的經典性研究[366]，發表于1917年，是該問題研究的開端。
對帝位繼承危機最全面和最有價值的研究是蕭功秦的兩篇文章[367]，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
他把元代循環發生的帝位繼承危機歸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徹底的轉變。
雖然按照草原傳統在忽鄰勒台上&ldquo選舉&rdquo新的大汗不過是一種形式，&ldquo選舉&rdquo的概念依然被各種企圖謀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發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繼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傳統舉行儀式。
[368]傅禮初的兩篇文章[369]和伊麗莎白·恩迪科特&mdash韋斯特的文章[370]，雖然沒有專論元代中期，亦對元代中期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有指導性意義。
傅禮初認為遊牧民除了武裝争鬥之外沒有其他的繼承制度，他把這種現象稱為&ldquo血腥繼承&rdquo。
恩迪科特&mdash韋思特認為忽鄰勒台不是一個選舉集會，而是一個口頭表決和政治協商的會議。
她用該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統治加強了中國專制傳統的觀點。
除了窦德士、蘭德彰、韓百詩的論著之外，隻有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對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了研究。
植松正撰文對1303年被元廷處死的富有的江南漢人官員朱清和張瑄做了研究[371]，用他們的例子解釋了鐵穆耳朝後期的政治陣線，指出這是蔔魯罕皇後為增強财力以備鐵穆耳死後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
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對抗海都的草原戰争中的作用。
[372]孫克寬的衆多文章中有一篇專述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mdash&mdash他稱之為&ldquo儒治&rdquo的文章。
[373]蕭功秦研究碩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謀殺的文章[374]中指出，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和官僚勢力反對年輕君主推行的漢化改革的結果。
匡裕徹論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碩德八剌改革中的貢獻。
[375]藤島建樹在一篇短文中[376]考證了1329年被謀殺的和世的悲慘生涯。
總的說來，現有的關于元代中期宮廷政治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其他方面的問題，如海山汗為增加國家稅收采取的&ldquo新政&rdquo，也孫鐵木兒朝的政治和政策，都還沒有仔細地研究過。
這一時期的關鍵人物哈剌哈孫、李孟、倒剌沙和燕鐵木兒，都值得專門研究。
各派力量準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為元朝隻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襲封建的國家，有封地的貴族、皇親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封地的貴族，在漢文文獻中稱為&ldquo投下&rdquo，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
除了昊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77]、岩村忍[378]、保爾·拉契内夫斯基[379]、周良霄[380]和洪金富[381]都撰寫了有關投下的專文，把其作為政治、軍事、法律和财政特權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發展。
研究諸王和貴族家族的亦多了起來。
特别是下列成果與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海老澤哲雄[382]和崛江雅明[383]對成吉思汗諸弟的後人即所謂三個東方&ldquo兀魯思&rdquo的研究；松田孝一對安西王阿難答家族的研究[384]；周清澍對汪古部的研究。
[385]蕭啟慶對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後人進行了研究，強調了他們的政治持久性和他們世襲的封建和為官性質。
[386]這些研究強調投下是世襲特權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貴族階層在國家政治及其官僚體制中的實際作用。
西方和中亞各族人，被稱之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
色目人集團政治命運的變遷已是引起重視的課題。
下列研究與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楊志玖對回回人的研究[387]；羅依果對突厥人的整體研究[388]；陸峻嶺、何高濟合作的研究來自突厥的康裡、欽察、阿速人的論文[389]；湯開建對唐兀人的研究[390]；劄奇斯欽[391]和傅海波[392]對吐蕃人的研究。
這些研究顯示了這些色目集團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運。
現在我們應該把命運變換的色目人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亞草原的地位及其他與西方汗國的關系很重要，因為元朝的統治者喜好作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歡設在中國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有關元朝與海都和笃哇的戰争與和平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起來。
著名的波蘭學者W.柯維思在50年前發表了他的關于蒙古世界1303年獲得和平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393]日本學者惠足俊之撰寫了關于海都與元的戰争的文章。
[394]劉迎勝是近年來研究元與中亞汗國關系的最積極的學者，他比較漢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寫了好幾篇論文。
[395]日本老蒙古學家佐口透關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後期與西方諸汗國的關系的長文，發表于1942年，對研究1303年以後元與西方諸汗國的關系依然有用。
[396]托馬斯·愛爾森研究了元與窩闊台和察合台汗國為争奪畏兀兒斯坦控制權的鬥争。
[397]除了在《征服者與儒士》中關于元與草原關系轉變的研究之外，窦德士還撰寫了一篇有意義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從遙遠的中國控制蒙古和中亞的努力的限度，導緻了14世紀20年代後期中亞的丢失，他把此稱為&ldquo空間限度&rdquo[398]。
研究一個時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視這一時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
日本學者青山公亮著書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為增加稅收建立的尚書省。
[399]對愛育黎拔力八達恢複科舉進行研究的，有宮崎市定[400]、楊樹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
[403]蕭啟慶通過對1333年進士的研究，探讨了恢複科舉考試對精英流動的影響。
[404]關于法律的發展，保爾·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許多資料，每個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應該參考。
陳恒昭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406]，雖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時期的立法活動。
沒有單獨的著作專門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經濟政策。
我們不得不依靠那些整體研究元代的專著。
在這類專著中，舒爾曼在《元代經濟結構》[407]一書中對賦稅、海運、紙鈔和官府專賣做了極好的開拓性研究。
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問題。
[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國的貨币和經濟》[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貨币制度，他認為元代從未過多發行紙鈔，貨币政策對元朝的衰亡沒有直接影響。
全漢異[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從不同角度對傅海波論述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頒給皇親的&ldquo歲賜&rdquo，給政府帶來了嚴重的财政枯竭，史衛民對此作了考證。
[413]從長江下遊到首都的糧食海運，對保證中央政府的經濟和政治穩固極其重要，昊輯華研究了這一問題。
[414] 對元中期文化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
吉川幸次郎對元代諸帝的中國文學程度的考釋[415]，發表于1943&mdash1945年，仍是這一課題的最有深度的力作。
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416]與吉川幸次郎的論著類似但是獨立寫作的。
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後期的多數君主有很高的中國文學修養。
關于圖帖睦爾汗的書畫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對圖帖睦爾專為收藏書畫建立的機構奎章閣的研究中作了探讨。
[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歡貼睦爾朝。
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方面，有沃爾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羅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認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對漢人文化一無所知，為消除這一誤解，蕭啟慶撰寫了兩篇論文，考釋了102個蒙古人，其中大多數是元代中期和後期的官員，他們都很熟悉漢人的文化。
[421]色目精英的漢文化程度在陳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證；該書出版于20世紀20年代，現在已有英文譯本。
[422] 但是還沒有可靠的論著解釋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
這樣我們對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傾向的描述隻來自一個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的蒙古人的逐步漢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有關順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時修的正史《元史》。
但是，《元史》實際上是分兩段編修的，指出這點很重要。
第一段編修了該書的大部分，從蒙古初起至甯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
1333&mdash1368年的順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設計。
因為元廷沒有留下順帝朝的實錄，元代政書（1332年成書的《經世大典》）又沒有續修下來，明政府不得不派人專門收集有關資料。
據說派了12個使者到全國各地去收集資料并把它們送往設在南京的史館。
在宋濂的文集裡有一段詳細記錄，叙述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于考，阙略不備。
于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号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
章貢呂仲善者時司膳成均，乃被是選。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
有涉于番書，則令譯而成文。
其不系公牍，若乘輿巡幸、宮中隐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訪。
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
愛自丁醜（9月16日）開局于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間。
己未（12月27日）至濟南，其咨詢大略如北平時。
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
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
三月壬寅（4月9日），辇還京師（南京）。
已而諸使者鹹集，濂于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複詣阙上進。
[423] 除了認真收集資料外，《元史》有關元後期的部分頗多缺點且随意性很強。
整個設計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為順帝和他的繼承者愛猷識理達臘還在漠南活動，并且沒有放棄中國正統統治者的稱号。
《元史》的刊行是一個明顯的标志，向中國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經結束。
《元史》後一部分作為史料使用的幾部非官方著述，單獨保存了下來。
有些已經翻譯并加了注釋，著名的有楊瑀的《山居新話》，傅海波譯[424]；《庚申外史》，赫爾穆特·舒爾特&mdash烏夫拉格譯[425]；埃裡希·海涅什的《兩個王朝的滅亡》[426]後半部分翻譯了順帝1368&mdash1370年北逃時的日記。
其他的資料，讀者可在傅海波的《13&mdash14世紀中國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錄在W.G.賓斯利和E.G.普利布蘭克編輯的《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中。
[427] 在同時代人的文集中，有豐富的關于元代後期的各種記載，已經被利用的隻是很小一部分。
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漢人，也有其他族人。
文集版本和所在圖書館的細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書目[428]，在中國大陸有周清澍的書目。
[429] 西方對元後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開始的，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中國，對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吳晗于此年發表了《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立》的長文。
[430]最活躍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學曆史系元史組，該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431]從1982年開始，元史研究會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論集，名為《元史論叢》。
[432]因為元後期的研究與阿爾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關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産生有很大難度。
兩個有價值的通訊有時登載有關元後期的論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訊》，即從前的《宋史研究通訊》；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與社會 有關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資料收錄在基本史書《元史》（編于1369&mdash1370年）、《元典章》（編于1320&mdash1322年）和《通制條格》（編于1321年）。
[433]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實錄沒有保存下來，當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樣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資料。
[434]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許多原始資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們多次指出的那樣，它又壓縮或摘錄史料，而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條格》中更為完整。
從這一點說，《元史》本身隻能被看作第二手資料，因為它的編修者與他們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離。
《通制條格》和《元典章》中難以讀懂的口語形式公文，妨礙學者更充分地利用這些文獻。
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這種公文中的特殊語言稱為&ldquo蒙古語序的漢譯&rdquo[435]。
因為元朝官府使用雙語，不像契丹人的遼朝和女真人的金朝隻用漢語作為官方語言，所以一定會有許多蒙古公文的譯文保留下來。
《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稱為&ldquo令旨&rdquo的國家法令，是從蒙古文翻譯成白話的漢文。
[436]閱讀和翻譯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語知識，因為這些令旨滲入了蒙古語的句法。
日本和前蘇聯學者在翻譯《元典章》和《通制條格》方面有很大貢獻。
（前）蘇聯語言學家I.T.佐格拉夫的《蒙漢文獻翻譯》（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
佐格拉夫在書中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5年出版的元史專家蔡美彪編錄的元代白話碑銘。
[437]日本學者岩村忍和田中謙二出版了兩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mdash57）譯注，在他們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兩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謙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語言形式。
[438]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書翻譯成法文和英文，豐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資料。
保爾·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mdash105）譯注，亦包括了許多《元典章》中有關資料的翻譯。
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對查找元代制度的專用術語很有用處。
[439]陳恒昭複原并翻譯了元1291年的法典《至元新格》。
[440]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經濟制度在《元史》中沒有專門的叙述。
&ldquo達魯花赤&rdquo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沒有得到特别的注意；&ldquo斡脫&rdquo制度（穆斯林商人協助蒙古貴族經商）在《食貨志》中亦沒有專門的叙述。
這類蒙古和内亞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通常記述之外，這樣今天的曆史學家就必須廣泛使用各種元代史料并将有關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來。
作為其他史料的一種，元人文集提供了有關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和詳細的資料。
170種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
[441]10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年在台灣重印，可以用它們來了解政府機構如何在特殊地區發揮作用。
[442] 最後，用英文發表研究元代城市、軍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柯立夫教授培養的兩代學生。
其中有後來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如H.F.舒爾曼的《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mdash94譯注》（1956年）；蕭啟慶的《元代的軍事制度》（1978年）；陳恒昭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複原》（1979年）；伊麗莎白·恩迪科特&mdash韋斯特的《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
還有兩篇柯立夫教授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沒有出版，伊森拜克·圖幹的《〈元史〉歲賜門》，2卷（哈佛大學1973年博士學位論文）和劉元珠的《元史·選舉志一》（哈佛大學1979年博士學位論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餘篇論文，涉及廣泛的課題。
從純粹的語言學到元代文學、文化及曆史各方面的研究。
柯立夫1934&mdash1985年發表的論著目錄，刊登在他的紀念文集中。
[443] 9.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444] 元代社會史涉及的許多問題和史料以及現代研究成果，已見于本書其他章作者的介紹。
此處隻介紹有關元代社會史的特殊問題及其相關史料和研究成果。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西方史學家的接觸将中世紀歐洲和西亞的史料引入中國，并在中國興起了研究蒙古歐亞大帝國的新潮。
以前在中國對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義增強的時代氣氛下，中國人将蒙古征服視為對中國曆史有利的現象，并開始拓寬眼界，将草原社會視為現代中國的組成部分。
同時，同樣的民族主義因素亦導緻了他們仇恨作為外國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時出于時代的謬誤将13&mdash14世紀協助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漢人斥為漢奸。
簡而言之，以前對該時期的文化中心論開始被現代的民族主義觀點所取代，導緻了對這一時代完全不同的評價，尤其是對它的社會史。
元代社會史的現代研究因此充滿壓力和矛盾。
在複雜的局面下，很多中國的元史研究不僅陷入完全僵硬的馬克思主義說教，還必須在中國社會史與遊牧草原社會兩種不同的說法中進行調和，亦要結合因考古發現和發掘傳統史料而産生的大量新學術資料。
社會曆史學家因此不得不經常評估和盡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義的舊資料和新資料。
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初，俄國和日本最重視對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對蒙古及其相鄰地區有擴張興趣。
他們的研究成果，還有法國和德國以及更新的英國和美國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語言學方面。
他們亦将漢學的研究題目集中在用漢文資料來研究蒙古文獻上。
典型的例子是在本書的&ldquo元史的傳統史料介紹&rdquo中附上了有關《蒙古秘史》的讨論。
對元代社會史的研究，與元史研究的其他領域一樣，還是主要依靠語言學和曆史學的研究。
盡管我們的學術領域在盡力加寬，開拓性的蒙古學家和漢學家的基本技巧還是必須掌握的。
下面是一個基本的介紹。
蒙古研究當然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許多著名的蒙古學家并不是中國學者，但是在近千年的曆史中蒙古史與中國史的聯系是如此緊密，将蒙古研究與中國研究相結合的學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傅禮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mdash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發展與相互交流》[445]中反複強調應該有一部包括全亞洲的&ldquo全史&rdquo。
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禮初将在《劍橋中國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節中應用這一觀點。
編撰一部中國、蒙古和其他東亞與内亞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
但是，這是一個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