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1215—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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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自尊、尊敬以及心理上的滿足是相當可憐的。
這些就是他們感到苦澀的根源。
1315年終于恢複了科舉考試（1313年诏行科舉後），不論是否屬于儒戶的文人們都十分興奮。
對于他們，這是一條出路，他們終于有了正當的出路。
但是在元朝餘下的年代裡，從1315年到1366年，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共舉行了16次，隻取了1139名進士（雖然每年100個名額，可以取1600名）。
根據規定，其中一半名額分配給了蒙古人與色目人，他們參加的考試要容易一些，判分标準也低一些。
把這些蒙古人、色目人也算進來，平均每年也隻有23名新進士，僅為宋、金時期平均數的一小部分。
而且，元代的科舉被作弊和欺詐行為嚴重敗壞，以緻那些自尊的學者有回避的傾向。
簡言之，無論科舉的恢複對把那些有雄心的外族人引入中國文化模式是多麼重要，它都沒有在實質上改變儒家學者沮喪的前途，盡管它開始時曾帶給漢族文人以喜悅，使他們感到文明勝利的希望。
所以毫不奇怪，許多在文學和學術上有天才的人到别的地方去尋找他們的事業，常常追求某些在其他時代最不正常的生活方式。
精英作用的擴散 中國社會很多有才幹的人，因為上述原因被迫去尋找不易實現理想的出路，而這些出路大多遠離官場而處于社會較下層。
這群人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人才圈子。
有人計算大約有50萬受過教育的人，算上他們的家屬，可能占全部人口的5%。
[29]北方金朝最後一次進士科舉考試是在1233年，而南宋是在1274年。
直到1315年進士考試才得以恢複，而且規模要小多了。
科舉考試既為政府任用官員提供人才，又為社會上所有有志為官的人樹立了努力的目标。
在任何時代，那些通過科舉成功走上官場的人都僅僅是大批考生中遴選出的一部分。
13世紀中葉蒙古人進行統治之後，那些中舉的進士以及數以萬計合格的候選人幾乎都不可能受到合适的任用。
可是因較高的教育而使他們進入的那個人才圈子還在不斷擴大。
社會對于這類教育的高度贊譽，再加上有朝一日終會有所作為的信心，繼續吸引着那些為學者踏上這條傳統的做學問的道路。
征服及其後果并未改變這種形勢。
事實上的精英繼續産生出來，出身于這種家庭的年輕人還有其他什麼可做的呢？ 國家對于傳統的培養社會領袖的方式缺乏關心，甚至使得儒生們對教育更加信奉。
那些實現不了&ldquo更高追求的學者&rdquo，就把大量的個人精力投入到教育中來。
[30]盡管命運不濟、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須學會善于生存的技巧，一個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階層還是出現了。
這個階層在元朝反常的條件下對社會做出了很不尋常的貢獻，他們的才幹得到新的發揮。
這個傳統定義上的精英階層對于整個社會生活所産生的作用與其他時代不同。
首先，因為他們并沒有被拉到脫離下層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們能與為數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團密切相處，與社會的聯系更為緊密，而不論他們是住在農村還是住在城市。
例如，如果為了經濟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護财産的考慮，這些儒士們就尋求與當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種關系，這樣一來他們也就卷入了社會的宗教生活。
如果他們被迫以教私塾為生，或者他們這樣做純粹是出于一種責任感，否則便無事可做的話，那麼他們就卷入了那些就學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
如果他們不得不在當地政府的機構中擔任卑微的書吏，那麼他們觀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資格成為社會上層分子的人所得不到的；他們将自己的曆史和哲學知識帶到工作中，而這類工作通常是接觸不到這些知識的。
如果這些儒士有繪畫和書法的才能而現在又不得不以出售他們的藝術品為生，他們便開始認識到市場的環境以及這些非藝術家們對于藝術所起的作用。
如果那些在行政機構中得不到發揮的管理術不得不轉向商業的話，那麼這個商業世界就随着這些精英階層的生意人實際經驗的增長而變得深奧複雜了。
總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條件給予這一精英階層帶來的震動，無疑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會在較大範圍内遭受了損失，但是又為新的生長和變化創造了更大的潛能。
重構元代社會史的任務艱巨，現在剛剛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元雜劇在元代社會史中的意義 元雜劇的曆史從側面展示了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時也展示了元代中國有文化修養的精英階層在促進這種相互作用時的新作用。
元雜劇的曆史長期以來被錯誤地解釋，并據此證實有關元代事實上的精英階層所遭受的屈辱與排斥的程度的荒誕說法。
早在14世紀，中國作家開始渲染說，由于貧困的學者在社會上不能找到他們合适的位置，為求生被迫為他們殘酷的蒙古與色目主人寫通俗的東西取樂，這些雜劇就突然在他們的頭腦中呈現出來了。
根據這種解釋，這些地位改變、陷于貧困的才子們首次集中在一種活動上，在這種活動中他們深厚的文化資源必然造就出一種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這就是大衆戲劇文學中突然湧現出優秀劇作的原因。
這種解釋包含了部分的真實性，使之有着魔術般的吸引力，但在根本上它是錯誤的。
戲劇作為一種文藝形式在中國曆史上發展得頗晚，然後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内又突然達到繁榮，這是事實。
雜劇（一般稱為元雜劇）這一戲劇形式的最優秀作品，則是由一小批才子創作的，他們不過兩代人。
[31]此外，戲劇的确含有二重性，既包含高層次的文化價值因素，又包含通俗娛樂的因素，而在中國人的傳統看法中，這兩類因素實際上是相互排斥的。
這一現象要求作出特别的解釋，而傳統的解釋通過幾個世紀的誇大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20世紀初為止。
20世紀初是一個對中國文化遺産重新估價的時代，加上中國和日本對蒙古在東亞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現出更大的興趣，由此導緻了對元雜劇的重新評價。
這個階段的重新評價以吉川幸次郎的《元雜劇研究》最為典型，除了提供嚴格的文學上的分析以外，還将作者與觀衆的問題作為中國社會史的因素進行了研究。
[32]吉川幸次郎強調，劇作家、演員和觀衆，包括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元雜劇一下子繁榮起來。
以前被忽略的元雜劇前身的曆史現在也更加充分地顯露出來，部分原因是考古證據要求對文獻記錄進行更仔細的研究。
現在已經清楚，13世紀元雜劇的繁榮過程經曆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不論有沒有蒙古征服，這個藝術形式都會繁榮。
[33]重新估價那段曆史的時候，像吉川幸次郎這樣的既對文學史也對社會史感興趣的作者，就會在元代特别的環境中找到對元雜劇特征的很多解釋以及元雜劇進一步發展的原因： 在過去20年中，有足夠的考古發掘證明最晚從11世紀起中國就已經存在受大衆喜愛的戲劇傳統。
這個證據駁倒了早些時候的論斷：是蒙古人剝奪了文人的權利而導緻雜劇的興盛。
它也駁倒了是文人将雜劇形式推向高峰這樣的設想。
更可能的結論似乎是：雜劇作為一種自我維系自我發展的傳統，到13世紀真正成熟為一種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學表達媒介。
在蒙古人統治下，北方的&ldquo精英&rdquo作家們發現自己在一個不熟悉的世界中沉浮，與社會的和政治的成功絕緣，而傳統的文學形式所能赢得的類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
由于有時間、有機會與演員長期密切合作，他們開始參加戲劇活動，寫劇本，可能還參加演出。
這樣，從這個過渡時期起，這些&ldquo精英&rdquo作家就在把雜劇從純粹的表演藝術發展為文學創作的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34] 從社會角度講，蒙古人統治最重大的後果就是使漢人精英的社會作用得到了暫時的傳播擴散。
元雜劇的社會史就為此提供了一個證明。
[35] 将這個論點再擴展一下，人們可以看到精英們活動的每個領域内都有類似的發展。
相互矛盾的發展影響到舊有精英中的兩極。
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段的人常常被迫與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廣泛的接觸，并在一個有助于革新的時代裡在大衆文化中起創造性作用。
這種情況不僅僅表現在元雜劇上，還表現在思想和民間宗教方面，表現在基層的各級政府中（在這裡，那些夠格做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職的），表現在提供農業和醫療等應用技術上，無疑還有一些尚未被當代的學者确認與研究的行業。
然而，相比之下，還有一些舊有精英擁有可靠的生活來源，這在受擾亂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們蔑視時代潮流，不屑與民衆交往，他們或許已變得與自己社會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了。
他們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務，因此他們也缺少儒家那種對公衆生活負責的實踐上的動力。
以上兩者是極端，與後者相比，我們更容易想起前者多得多的實例，但這兩種現象都是存在的。
這兩類地位大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與整個精英社會一起，創造出了藝術、文學的豐碩成果。
由蒙古統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發展領域中的特殊狀況産生出了一種建設性的力量。
在13世紀最後40年忽必烈長期統治期間，蒙古人的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建設規模頗為宏大，展現出城市布局與建築的輝煌，并輔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
蒙古人和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亞人精通天文、數學以及發源于中東和地中海東部的其他領域的知識。
其中的一些知識已經傳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國的知識也開始反向傳播。
元大都統治者的世界觀并不局限于中國的傳統。
在當時及以後的中國人的認識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統治重新統一了長期處于分裂而同屬于漢文化圈的南北兩部分。
在思想、經學、經世之學、科學以及書法、繪畫和詩歌方面都出現了多種流派，并且各具特色。
這些異彩紛呈的流派現在都被吸納到國際性的蒙古大都這個母體中來，然後又發散到各行省的大城市中去。
元代中國提供了比以往中國正常情況下要寬泛得多的精英層&mdash&mdash超精英層。
同時，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來中國精英們從未體驗過的各種刺激與交流的一個活動舞台。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些積極的因素，其中很多并未被當時的精英們所珍惜，也遭到其後各朝代的诋毀，直到現在我們才可能予以重新評價。
元朝作為宋、明兩朝之間的一個朝代，盡管給傳統的精英階層帶來了沖擊，但從社會史角度來說，它印證了中國社會結構及其正統模式的牢固性。
那種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ldquo短暫的&rdquo精英階層作用的擴散，一直被僅僅看成是暫時的、不合常規的現象。
一種關于應當拯救什麼樣社會的觀點，以這一個世紀的權宜性妥協為由而堅持了以上看法，這一觀點很有生命力，實際上是不可動搖的。
元代有意無意施加的各種壓力，都沒有使中國在其早已确立的社會發展軌道上轉向。
但這些壓力還是導緻了對非正常條件的許多有益的反應，盡管人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多元文化 文化史學家們不能不對由于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13世紀的中國聚集起來的歐亞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興趣。
蒙古皇帝們歡迎貿易和商人（而漢人統治者卻不是這樣），在他們橫跨歐亞大陸的地域内搜羅工匠，對他們接觸到的所有宗教都給予庇護，并且很願意任用副手在他們多民族、泛歐亞的政府部門中協助管理。
就是在蒙古世界分為四個汗國、早期蒙古大汗強加給他們廣闊領土上的短暫和平出現危機之後，在中國，這些多元化的諸多表現依然延續到了14世紀。
到14世紀，從帝國最西邊的勢力範圍來到最東邊的中國領土的旅行者已經少多了，但是非漢人社會仍留在中國首都和全國各行省。
其中有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團體，有從帕米爾東部來的不久前昄依伊斯蘭教的人群，有從内亞一地中海東部來的聶思脫裡和羅馬天主教徒（也裡可溫），有摩尼教徒，有猶太人，有各種非漢人的佛教徒，還有西伯利亞和東亞的各種薩滿教信仰者。
在那個時代，居住在帕米爾以東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中國，成了在中國的事實上的代表；此外，帕米爾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多少人在中國聚居。
許多種字母以及表意漢字的三種變體（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使用過，居住在中國或在中國旅行的人們閱渎着用這些文字寫成的讀物。
那時在中國使用的口語，幾乎包括了曆史學家們認為在當時應存在過的所有漢&mdash藏語系和阿爾泰語系的語言，以及重要的西亞語言和某些歐洲語言。
在忽必烈時代的中國能遇到的這些服裝、舉止、儀式、食物、藝術、技藝、哲學和學說的多樣性，是自7、8世紀唐代長安的盛況以來從未見過的。
與多樣性的接觸給文化與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諸如興趣愛好上明顯的新傾向，藝術、音樂、文學或建築上的新風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動向等等，這些特殊的影響在文獻中顯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過是模糊地提及。
這個時期的漢人精英不能說是已經真正地國際化了，也就是說他們還不能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對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發生興趣。
那個時期的作品中沒有多少探讨外來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來的事情也沒有表現出欣喜。
與此相反，許多著述不經意地将遠方的某地與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聶思脫裡教與佛教，或者引用了某個當時使用的外來語詞彙，但是卻說沒法知道它的真正意思。
解決這些問題時完全不去尋根究底。
如果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是漢人的話，當漢人通過軍事擴張把這樣的多元化帶到中國來時，或許這些有知識的人就會努力探究這些問題了。
就是因為是外族統治，幾乎沒有例外，這些事沒有什麼可慶幸的，隻有忍耐。
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們幾乎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給當時或者以後的漢人生活帶來的影響。
色目人與漢人精英關系的改變 如果對在元代社會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亞人（色目人）的命運一點不加以注意，那麼對元代精英的讨論就不能結束。
如果說漢人對那些有利害關系的外族人可能對他們的文明做出什麼貢獻不那麼感興趣的話，那麼他們對于外族人的漢化則有很深的興趣。
這種興趣一直持續到現在，并且在态度上沒有什麼不同。
當代一位著名的學者寫道： 在遼、金、宋時代，中國僅有間歇性的和平，三百年内南北之間的交通中斷了。
從元代開始，國門大開，西北成千上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加到了國家的領土之上。
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在中國領土之上。
我們國家的文化向所有人開放，西域人很為羨慕，他們不知不覺地漢化了。
[36] 這一寫于20世紀20年代的論斷，也完全有可能在元朝以後任何一個時間寫出來；它完全是以漢人為中心。
雖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賞元朝統治下漢化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興趣的仍是中國對于這些外族人的影響，而不是與此相反。
盡管如此，以上所引的這本書仍然具有曆史學術價值，它研究了133個生活在元代中國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們漢化了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成就。
特别使作者感興趣的是儒教（對中國的道教和佛教也略有述及）的主張具有的說服力，但這不能充分反映這些人文化适應的全貌，即他們既能夠在文化上雙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說蒙古語、突厥語或波斯語的統治者及其同伴的世界中，還能在文明的中國社會中起作用。
在某些事例中，他們被中國文明所吸引，能夠完全掌握其形式與内容，這些似乎總是在顯示中國的優越感。
很自然，這對于元代和元以後的漢人來講總是一個滿意的觀察，而且這其中确有很大的客觀真實性成分存在。
但是，當代曆史學家們也能夠在那些記載中看到其他的含義。
毫無疑問，中國文明對于草原民族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在遼代統治（906&mdash1125年）的兩個世紀中，契丹人設法使他們的部落貴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雙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則仍然在這個文化進程之外。
可是，雖然契丹人在智力活動上達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漢人的高層文化，但他們仍舊是&ldquo草原民族&rdquo，并沒有完全脫離他們遊牧生活的價值觀。
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領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國的北部，開始時模仿契丹人的雙元文化，但為時很短。
契丹人的領土上隻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則統治了幾乎半個中國。
女真人很快進入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過渡階段，熱衷于适應漢人的規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和他們原有的幾乎全部文化，雖然還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們的戰士氣質。
在漢人的所有北方鄰居和征服者當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響最小，不管在中國還是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他們與定居民族接觸時都是如此。
在中國，他們幾乎沒有表現出契丹人那樣的對精英文化的适應[37]，更沒有表現出女真人那樣的全面漢化。
這使得他們在某些方面是強大的，但也使他們更加依靠色目人的幫助來使自己與其漢人屬民溝通，執行日常管理工作。
在成吉思汗以後的将近一個世紀中，很少有蒙古官員學習說漢語，學習讀寫的就更少了，雖然在元朝末年學習的人數有所增加，但元末在中國做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仍有人不識漢字。
元仁宗（1311&mdash1320年在位）以後的四個蒙古皇帝中有三個懂一些漢文[38]，但并沒有成為他們人民的榜樣。
對蒙古文化的自信和對草原生活價值觀的深深依戀，導緻他們遠離漢文明的誘惑，而并非他們缺乏學習的能力。
色目人，也就是西亞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任用；蒙古人信任他們，知道他們為了保住在中國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賴他們的主人。
取得财富的足夠機會并沒使色目人獨立，他們的處境也是困難的。
一方面，為了使主人滿意，他們必須完成分配的任務；另一方面，為了完成任務，他們必須學會怎樣在中國社會中運轉自如。
他們是真正的中間人，總是需要與他們的上級和下級打交道，在二者的文化之間轉換。
他們中很多人都懂多種語言，可是在他們的蒙古主人和漢人屬民中，懂幾種語言的人卻十分稀少。
比如，戶部的一位畏兀兒官員，在朝廷要使用蒙古語，在衙門或是社交場合與他的色目人同事交談時，或許用波斯語或者阿爾泰語系的另一語言，他還會發現，如果他能讀漢文公文，或至少能直接與他屬下的書吏交談，那一定是最有用的。
這後一種情形在13世紀時還不普遍，但到14世紀已經變得很正常了。
上面所引的陳垣的研究表明一百三十多個西亞人不僅能夠使用漢文，他們還對傳統的漢文化有出色的造詣。
這之中有畫家、書法家、詩人、劇作家、經學家和典型的學者&mdash官員。
他們應被視為居住在中國的西亞人社會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至于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例子&mdash&mdash有些人的成就沒有被記錄下來，但他們能夠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工作&mdash&mdash則有成千上萬。
我們可以看到，幾十年過後，這個中間群體事實上與漢人精英在感情、特别技能和文化觀念等方面靠得更近了。
到14世紀中期，蒙古朝廷顯然已不能再對西亞人的前途提供可靠的保障。
他們中的很多人當然不願意返回内亞或西亞的故土，所以他們全心全意地願意成為中國人。
對于這些人的功勞，漢人一般是不持偏見的，甚至他們甯願将此解釋為中國文明優越的證據。
對于卷入這種局面下的很多外族人來說，留在中國是在那些不夠完美的出路中比較好的選擇，雖然不是理想的解決辦法，但也實際可行。
這些移民的子孫，特别是經濟上富裕的那些人，在他們移居的土地上應該是很出色的，這一點無需我們這些20世紀末的觀察者作特别的解釋。
過去中國人對此非常感興趣，并以此來強調他們文化的優越，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368年明朝軍隊到來之前，蒙古人連同他們的朝廷撤走了。
有一小部分人永久地留了下來，他們大多是駐防軍的士兵，在他們軍事長官指揮下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沒有漢化的蒙古人，這時他們歸屬于新的明朝軍隊。
[39]而這時大批離開中國而重新加入他們草原同胞中去的蒙古人，其生活方式上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中國的經曆而有什麼根本的改變。
我們不大了解當時在中國的色目人是什麼情況。
有一些人随着蒙古朝廷撤到了哈剌和林，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數，留在了中國。
僅僅靠取個漢名，他們就可以在那兒安家，逐步地被完全同化，因為從其體貌來說已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别。
其中有幾位在元明過渡時期非常卓越，明朝的開創者曾贊揚他們能夠效法儒家行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
他們被樹立為榜樣，以此來羞辱那些在非常時期表現不那麼好的漢人。
文獻中沒有記載西亞人在多大程度上還保留着他們原來文化的因素并以此來豐富他們周圍的漢人的生活。
可是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兩個精英群體&mdash&mdash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與事實上的精英漢族文人&mdash&mdash在開始時即使沒有公開敵對，也是相互懷疑的，他們在文化上的立足點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們互相吸引，最終合并成社會的一個精英階層。
我們可以設想在這兩個社
這些就是他們感到苦澀的根源。
1315年終于恢複了科舉考試（1313年诏行科舉後），不論是否屬于儒戶的文人們都十分興奮。
對于他們，這是一條出路，他們終于有了正當的出路。
但是在元朝餘下的年代裡，從1315年到1366年，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共舉行了16次，隻取了1139名進士（雖然每年100個名額，可以取1600名）。
根據規定，其中一半名額分配給了蒙古人與色目人，他們參加的考試要容易一些，判分标準也低一些。
把這些蒙古人、色目人也算進來，平均每年也隻有23名新進士，僅為宋、金時期平均數的一小部分。
而且，元代的科舉被作弊和欺詐行為嚴重敗壞，以緻那些自尊的學者有回避的傾向。
簡言之，無論科舉的恢複對把那些有雄心的外族人引入中國文化模式是多麼重要，它都沒有在實質上改變儒家學者沮喪的前途，盡管它開始時曾帶給漢族文人以喜悅，使他們感到文明勝利的希望。
所以毫不奇怪，許多在文學和學術上有天才的人到别的地方去尋找他們的事業，常常追求某些在其他時代最不正常的生活方式。
精英作用的擴散 中國社會很多有才幹的人，因為上述原因被迫去尋找不易實現理想的出路，而這些出路大多遠離官場而處于社會較下層。
這群人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人才圈子。
有人計算大約有50萬受過教育的人，算上他們的家屬，可能占全部人口的5%。
[29]北方金朝最後一次進士科舉考試是在1233年，而南宋是在1274年。
直到1315年進士考試才得以恢複，而且規模要小多了。
科舉考試既為政府任用官員提供人才，又為社會上所有有志為官的人樹立了努力的目标。
在任何時代，那些通過科舉成功走上官場的人都僅僅是大批考生中遴選出的一部分。
13世紀中葉蒙古人進行統治之後，那些中舉的進士以及數以萬計合格的候選人幾乎都不可能受到合适的任用。
可是因較高的教育而使他們進入的那個人才圈子還在不斷擴大。
社會對于這類教育的高度贊譽，再加上有朝一日終會有所作為的信心，繼續吸引着那些為學者踏上這條傳統的做學問的道路。
征服及其後果并未改變這種形勢。
事實上的精英繼續産生出來，出身于這種家庭的年輕人還有其他什麼可做的呢？ 國家對于傳統的培養社會領袖的方式缺乏關心，甚至使得儒生們對教育更加信奉。
那些實現不了&ldquo更高追求的學者&rdquo，就把大量的個人精力投入到教育中來。
[30]盡管命運不濟、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須學會善于生存的技巧，一個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階層還是出現了。
這個階層在元朝反常的條件下對社會做出了很不尋常的貢獻，他們的才幹得到新的發揮。
這個傳統定義上的精英階層對于整個社會生活所産生的作用與其他時代不同。
首先，因為他們并沒有被拉到脫離下層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們能與為數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團密切相處，與社會的聯系更為緊密，而不論他們是住在農村還是住在城市。
例如，如果為了經濟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護财産的考慮，這些儒士們就尋求與當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種關系，這樣一來他們也就卷入了社會的宗教生活。
如果他們被迫以教私塾為生，或者他們這樣做純粹是出于一種責任感，否則便無事可做的話，那麼他們就卷入了那些就學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
如果他們不得不在當地政府的機構中擔任卑微的書吏，那麼他們觀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資格成為社會上層分子的人所得不到的；他們将自己的曆史和哲學知識帶到工作中，而這類工作通常是接觸不到這些知識的。
如果這些儒士有繪畫和書法的才能而現在又不得不以出售他們的藝術品為生，他們便開始認識到市場的環境以及這些非藝術家們對于藝術所起的作用。
如果那些在行政機構中得不到發揮的管理術不得不轉向商業的話，那麼這個商業世界就随着這些精英階層的生意人實際經驗的增長而變得深奧複雜了。
總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條件給予這一精英階層帶來的震動，無疑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會在較大範圍内遭受了損失，但是又為新的生長和變化創造了更大的潛能。
重構元代社會史的任務艱巨，現在剛剛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元雜劇在元代社會史中的意義 元雜劇的曆史從側面展示了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時也展示了元代中國有文化修養的精英階層在促進這種相互作用時的新作用。
元雜劇的曆史長期以來被錯誤地解釋，并據此證實有關元代事實上的精英階層所遭受的屈辱與排斥的程度的荒誕說法。
早在14世紀，中國作家開始渲染說，由于貧困的學者在社會上不能找到他們合适的位置，為求生被迫為他們殘酷的蒙古與色目主人寫通俗的東西取樂，這些雜劇就突然在他們的頭腦中呈現出來了。
根據這種解釋，這些地位改變、陷于貧困的才子們首次集中在一種活動上，在這種活動中他們深厚的文化資源必然造就出一種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這就是大衆戲劇文學中突然湧現出優秀劇作的原因。
這種解釋包含了部分的真實性，使之有着魔術般的吸引力，但在根本上它是錯誤的。
戲劇作為一種文藝形式在中國曆史上發展得頗晚，然後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内又突然達到繁榮，這是事實。
雜劇（一般稱為元雜劇）這一戲劇形式的最優秀作品，則是由一小批才子創作的，他們不過兩代人。
[31]此外，戲劇的确含有二重性，既包含高層次的文化價值因素，又包含通俗娛樂的因素，而在中國人的傳統看法中，這兩類因素實際上是相互排斥的。
這一現象要求作出特别的解釋，而傳統的解釋通過幾個世紀的誇大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20世紀初為止。
20世紀初是一個對中國文化遺産重新估價的時代，加上中國和日本對蒙古在東亞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現出更大的興趣，由此導緻了對元雜劇的重新評價。
這個階段的重新評價以吉川幸次郎的《元雜劇研究》最為典型，除了提供嚴格的文學上的分析以外，還将作者與觀衆的問題作為中國社會史的因素進行了研究。
[32]吉川幸次郎強調，劇作家、演員和觀衆，包括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元雜劇一下子繁榮起來。
以前被忽略的元雜劇前身的曆史現在也更加充分地顯露出來，部分原因是考古證據要求對文獻記錄進行更仔細的研究。
現在已經清楚，13世紀元雜劇的繁榮過程經曆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不論有沒有蒙古征服，這個藝術形式都會繁榮。
[33]重新估價那段曆史的時候，像吉川幸次郎這樣的既對文學史也對社會史感興趣的作者，就會在元代特别的環境中找到對元雜劇特征的很多解釋以及元雜劇進一步發展的原因： 在過去20年中，有足夠的考古發掘證明最晚從11世紀起中國就已經存在受大衆喜愛的戲劇傳統。
這個證據駁倒了早些時候的論斷：是蒙古人剝奪了文人的權利而導緻雜劇的興盛。
它也駁倒了是文人将雜劇形式推向高峰這樣的設想。
更可能的結論似乎是：雜劇作為一種自我維系自我發展的傳統，到13世紀真正成熟為一種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學表達媒介。
在蒙古人統治下，北方的&ldquo精英&rdquo作家們發現自己在一個不熟悉的世界中沉浮，與社會的和政治的成功絕緣，而傳統的文學形式所能赢得的類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
由于有時間、有機會與演員長期密切合作，他們開始參加戲劇活動，寫劇本，可能還參加演出。
這樣，從這個過渡時期起，這些&ldquo精英&rdquo作家就在把雜劇從純粹的表演藝術發展為文學創作的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34] 從社會角度講，蒙古人統治最重大的後果就是使漢人精英的社會作用得到了暫時的傳播擴散。
元雜劇的社會史就為此提供了一個證明。
[35] 将這個論點再擴展一下，人們可以看到精英們活動的每個領域内都有類似的發展。
相互矛盾的發展影響到舊有精英中的兩極。
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段的人常常被迫與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廣泛的接觸，并在一個有助于革新的時代裡在大衆文化中起創造性作用。
這種情況不僅僅表現在元雜劇上，還表現在思想和民間宗教方面，表現在基層的各級政府中（在這裡，那些夠格做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職的），表現在提供農業和醫療等應用技術上，無疑還有一些尚未被當代的學者确認與研究的行業。
然而，相比之下，還有一些舊有精英擁有可靠的生活來源，這在受擾亂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們蔑視時代潮流，不屑與民衆交往，他們或許已變得與自己社會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了。
他們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務，因此他們也缺少儒家那種對公衆生活負責的實踐上的動力。
以上兩者是極端，與後者相比，我們更容易想起前者多得多的實例，但這兩種現象都是存在的。
這兩類地位大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與整個精英社會一起，創造出了藝術、文學的豐碩成果。
由蒙古統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發展領域中的特殊狀況産生出了一種建設性的力量。
在13世紀最後40年忽必烈長期統治期間，蒙古人的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建設規模頗為宏大，展現出城市布局與建築的輝煌，并輔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
蒙古人和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亞人精通天文、數學以及發源于中東和地中海東部的其他領域的知識。
其中的一些知識已經傳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國的知識也開始反向傳播。
元大都統治者的世界觀并不局限于中國的傳統。
在當時及以後的中國人的認識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統治重新統一了長期處于分裂而同屬于漢文化圈的南北兩部分。
在思想、經學、經世之學、科學以及書法、繪畫和詩歌方面都出現了多種流派，并且各具特色。
這些異彩紛呈的流派現在都被吸納到國際性的蒙古大都這個母體中來，然後又發散到各行省的大城市中去。
元代中國提供了比以往中國正常情況下要寬泛得多的精英層&mdash&mdash超精英層。
同時，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來中國精英們從未體驗過的各種刺激與交流的一個活動舞台。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些積極的因素，其中很多并未被當時的精英們所珍惜，也遭到其後各朝代的诋毀，直到現在我們才可能予以重新評價。
元朝作為宋、明兩朝之間的一個朝代，盡管給傳統的精英階層帶來了沖擊，但從社會史角度來說，它印證了中國社會結構及其正統模式的牢固性。
那種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ldquo短暫的&rdquo精英階層作用的擴散，一直被僅僅看成是暫時的、不合常規的現象。
一種關于應當拯救什麼樣社會的觀點，以這一個世紀的權宜性妥協為由而堅持了以上看法，這一觀點很有生命力，實際上是不可動搖的。
元代有意無意施加的各種壓力，都沒有使中國在其早已确立的社會發展軌道上轉向。
但這些壓力還是導緻了對非正常條件的許多有益的反應，盡管人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多元文化 文化史學家們不能不對由于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13世紀的中國聚集起來的歐亞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興趣。
蒙古皇帝們歡迎貿易和商人（而漢人統治者卻不是這樣），在他們橫跨歐亞大陸的地域内搜羅工匠，對他們接觸到的所有宗教都給予庇護，并且很願意任用副手在他們多民族、泛歐亞的政府部門中協助管理。
就是在蒙古世界分為四個汗國、早期蒙古大汗強加給他們廣闊領土上的短暫和平出現危機之後，在中國，這些多元化的諸多表現依然延續到了14世紀。
到14世紀，從帝國最西邊的勢力範圍來到最東邊的中國領土的旅行者已經少多了，但是非漢人社會仍留在中國首都和全國各行省。
其中有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團體，有從帕米爾東部來的不久前昄依伊斯蘭教的人群，有從内亞一地中海東部來的聶思脫裡和羅馬天主教徒（也裡可溫），有摩尼教徒，有猶太人，有各種非漢人的佛教徒，還有西伯利亞和東亞的各種薩滿教信仰者。
在那個時代，居住在帕米爾以東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中國，成了在中國的事實上的代表；此外，帕米爾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多少人在中國聚居。
許多種字母以及表意漢字的三種變體（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使用過，居住在中國或在中國旅行的人們閱渎着用這些文字寫成的讀物。
那時在中國使用的口語，幾乎包括了曆史學家們認為在當時應存在過的所有漢&mdash藏語系和阿爾泰語系的語言，以及重要的西亞語言和某些歐洲語言。
在忽必烈時代的中國能遇到的這些服裝、舉止、儀式、食物、藝術、技藝、哲學和學說的多樣性，是自7、8世紀唐代長安的盛況以來從未見過的。
與多樣性的接觸給文化與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諸如興趣愛好上明顯的新傾向，藝術、音樂、文學或建築上的新風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動向等等，這些特殊的影響在文獻中顯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過是模糊地提及。
這個時期的漢人精英不能說是已經真正地國際化了，也就是說他們還不能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對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發生興趣。
那個時期的作品中沒有多少探讨外來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來的事情也沒有表現出欣喜。
與此相反，許多著述不經意地将遠方的某地與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聶思脫裡教與佛教，或者引用了某個當時使用的外來語詞彙，但是卻說沒法知道它的真正意思。
解決這些問題時完全不去尋根究底。
如果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是漢人的話，當漢人通過軍事擴張把這樣的多元化帶到中國來時，或許這些有知識的人就會努力探究這些問題了。
就是因為是外族統治，幾乎沒有例外，這些事沒有什麼可慶幸的，隻有忍耐。
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們幾乎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給當時或者以後的漢人生活帶來的影響。
色目人與漢人精英關系的改變 如果對在元代社會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亞人（色目人）的命運一點不加以注意，那麼對元代精英的讨論就不能結束。
如果說漢人對那些有利害關系的外族人可能對他們的文明做出什麼貢獻不那麼感興趣的話，那麼他們對于外族人的漢化則有很深的興趣。
這種興趣一直持續到現在，并且在态度上沒有什麼不同。
當代一位著名的學者寫道： 在遼、金、宋時代，中國僅有間歇性的和平，三百年内南北之間的交通中斷了。
從元代開始，國門大開，西北成千上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加到了國家的領土之上。
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在中國領土之上。
我們國家的文化向所有人開放，西域人很為羨慕，他們不知不覺地漢化了。
[36] 這一寫于20世紀20年代的論斷，也完全有可能在元朝以後任何一個時間寫出來；它完全是以漢人為中心。
雖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賞元朝統治下漢化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興趣的仍是中國對于這些外族人的影響，而不是與此相反。
盡管如此，以上所引的這本書仍然具有曆史學術價值，它研究了133個生活在元代中國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們漢化了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成就。
特别使作者感興趣的是儒教（對中國的道教和佛教也略有述及）的主張具有的說服力，但這不能充分反映這些人文化适應的全貌，即他們既能夠在文化上雙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說蒙古語、突厥語或波斯語的統治者及其同伴的世界中，還能在文明的中國社會中起作用。
在某些事例中，他們被中國文明所吸引，能夠完全掌握其形式與内容，這些似乎總是在顯示中國的優越感。
很自然，這對于元代和元以後的漢人來講總是一個滿意的觀察，而且這其中确有很大的客觀真實性成分存在。
但是，當代曆史學家們也能夠在那些記載中看到其他的含義。
毫無疑問，中國文明對于草原民族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在遼代統治（906&mdash1125年）的兩個世紀中，契丹人設法使他們的部落貴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雙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則仍然在這個文化進程之外。
可是，雖然契丹人在智力活動上達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漢人的高層文化，但他們仍舊是&ldquo草原民族&rdquo，并沒有完全脫離他們遊牧生活的價值觀。
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領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國的北部，開始時模仿契丹人的雙元文化，但為時很短。
契丹人的領土上隻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則統治了幾乎半個中國。
女真人很快進入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過渡階段，熱衷于适應漢人的規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和他們原有的幾乎全部文化，雖然還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們的戰士氣質。
在漢人的所有北方鄰居和征服者當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響最小，不管在中國還是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他們與定居民族接觸時都是如此。
在中國，他們幾乎沒有表現出契丹人那樣的對精英文化的适應[37]，更沒有表現出女真人那樣的全面漢化。
這使得他們在某些方面是強大的，但也使他們更加依靠色目人的幫助來使自己與其漢人屬民溝通，執行日常管理工作。
在成吉思汗以後的将近一個世紀中，很少有蒙古官員學習說漢語，學習讀寫的就更少了，雖然在元朝末年學習的人數有所增加，但元末在中國做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仍有人不識漢字。
元仁宗（1311&mdash1320年在位）以後的四個蒙古皇帝中有三個懂一些漢文[38]，但并沒有成為他們人民的榜樣。
對蒙古文化的自信和對草原生活價值觀的深深依戀，導緻他們遠離漢文明的誘惑，而并非他們缺乏學習的能力。
色目人，也就是西亞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任用；蒙古人信任他們，知道他們為了保住在中國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賴他們的主人。
取得财富的足夠機會并沒使色目人獨立，他們的處境也是困難的。
一方面，為了使主人滿意，他們必須完成分配的任務；另一方面，為了完成任務，他們必須學會怎樣在中國社會中運轉自如。
他們是真正的中間人，總是需要與他們的上級和下級打交道，在二者的文化之間轉換。
他們中很多人都懂多種語言，可是在他們的蒙古主人和漢人屬民中，懂幾種語言的人卻十分稀少。
比如，戶部的一位畏兀兒官員，在朝廷要使用蒙古語，在衙門或是社交場合與他的色目人同事交談時，或許用波斯語或者阿爾泰語系的另一語言，他還會發現，如果他能讀漢文公文，或至少能直接與他屬下的書吏交談，那一定是最有用的。
這後一種情形在13世紀時還不普遍，但到14世紀已經變得很正常了。
上面所引的陳垣的研究表明一百三十多個西亞人不僅能夠使用漢文，他們還對傳統的漢文化有出色的造詣。
這之中有畫家、書法家、詩人、劇作家、經學家和典型的學者&mdash官員。
他們應被視為居住在中國的西亞人社會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至于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例子&mdash&mdash有些人的成就沒有被記錄下來，但他們能夠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工作&mdash&mdash則有成千上萬。
我們可以看到，幾十年過後，這個中間群體事實上與漢人精英在感情、特别技能和文化觀念等方面靠得更近了。
到14世紀中期，蒙古朝廷顯然已不能再對西亞人的前途提供可靠的保障。
他們中的很多人當然不願意返回内亞或西亞的故土，所以他們全心全意地願意成為中國人。
對于這些人的功勞，漢人一般是不持偏見的，甚至他們甯願将此解釋為中國文明優越的證據。
對于卷入這種局面下的很多外族人來說，留在中國是在那些不夠完美的出路中比較好的選擇，雖然不是理想的解決辦法，但也實際可行。
這些移民的子孫，特别是經濟上富裕的那些人，在他們移居的土地上應該是很出色的，這一點無需我們這些20世紀末的觀察者作特别的解釋。
過去中國人對此非常感興趣，并以此來強調他們文化的優越，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368年明朝軍隊到來之前，蒙古人連同他們的朝廷撤走了。
有一小部分人永久地留了下來，他們大多是駐防軍的士兵，在他們軍事長官指揮下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沒有漢化的蒙古人，這時他們歸屬于新的明朝軍隊。
[39]而這時大批離開中國而重新加入他們草原同胞中去的蒙古人，其生活方式上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中國的經曆而有什麼根本的改變。
我們不大了解當時在中國的色目人是什麼情況。
有一些人随着蒙古朝廷撤到了哈剌和林，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數，留在了中國。
僅僅靠取個漢名，他們就可以在那兒安家，逐步地被完全同化，因為從其體貌來說已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别。
其中有幾位在元明過渡時期非常卓越，明朝的開創者曾贊揚他們能夠效法儒家行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
他們被樹立為榜樣，以此來羞辱那些在非常時期表現不那麼好的漢人。
文獻中沒有記載西亞人在多大程度上還保留着他們原來文化的因素并以此來豐富他們周圍的漢人的生活。
可是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兩個精英群體&mdash&mdash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與事實上的精英漢族文人&mdash&mdash在開始時即使沒有公開敵對，也是相互懷疑的，他們在文化上的立足點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們互相吸引，最終合并成社會的一個精英階層。
我們可以設想在這兩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