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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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争。
妥歡貼睦爾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換脫脫。
脫脫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伯顔一樣，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或許是由于不經心，他未能及時表示同意将愛猷識理達臘冊立為皇太子，從而顯露了他的這種權勢。
對此，妥歡貼睦爾極為惱火和不滿。
是什麼破壞了丞相與皇室之間的關系呢？ 當時妥歡貼睦爾34歲，從各個方面都表現出已進入一種半退休的狀态。
[40]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帶着宮中舞女們舉行藏傳佛教的密宗儀式。
他至少有一次資助108名和尚遊皇城。
另外，他還親手制造了一條樣船，下令據此建造一條大型遊船在皇宮的海子裡遊玩。
他本人還參與設計、制作了一個相當複雜的大型宮漏計時器。
[41]或許是為了這條新船，一項十分糜費的疏浚皇宮水道的工程開始了。
同時，妥歡貼睦爾采取了一系列步驟讓長子愛猷識理達臘學習并擔負起一些統治方面的責任。
1354年愛猷識理達臘約15歲，他9歲時曾學過回鹘文（畏兀兒文），10歲學漢字。
之後不久的1349年，在舉行了精心準備的隆重儀式後，特别為愛猷識理達臘在宮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漢式學校，有九位老師任教。
其中資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為他年輕的學生編寫了與漢文主題有關的四冊課本。
四年之後妥歡貼睦爾又為繼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名官員與辦事人員。
此外，愛猷識理達臘的獨立辦事機構掌管着一個禮儀衛隊以及兩個衛軍機構，愛猷識理達臘個人有250名怯薛歹。
他們得到2.75萬錠的補助，而愛猷識理達臘的夫人則得到10萬錠以上。
一座沒有使用過的宮殿經過修繕後讓愛猷識理達臘居住。
愛猷識理達臘還有特權任命自己的官員。
1354年年底（脫脫在外征讨）愛猷識理達臘被授權審理所有上報他父皇的官方奏折。
總之，妥歡貼睦爾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宮内創造了一個新的、大的、昂貴的、有影響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繼承人為首。
隻剩下舉行冊封皇太子的正式典禮了。
脫脫拖延這個典禮，顯然是因為他意識到愛猷識理達臘的崛起對他是一個威脅。
但事實上愛猷識理達臘與脫脫關系十分密切。
他的童年是在脫脫家度過的，他10歲時的啟蒙漢語書是《孝經》，他的導師是脫脫家的家庭教師鄭深。
[42]不僅如此，脫脫個人還捐了12.2萬錠，修建大都北門外的佛寺，為的就是不斷地為愛猷識理達臘的健康祈禱。
拖延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愛猷識理達臘不是正宮之子，脫脫認為他不夠格。
愛猷識理達臘的母親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宮女，出身高麗。
妥歡貼睦爾很寵愛她，1340年立她為&ldquo第二皇後&rdquo。
當時不少人反對這一舉動，因為蒙古人給予高麗人的地位從來很低，她的新地位對元與高麗之間的複雜關系會産生影響。
[43]妥歡貼睦爾的正妻是一位謙卑的蒙古女人，隻生了一個兒子，在嬰兒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詳，但如果在1353&mdash1354年他仍活着的話，那麼，脫脫對皇太子問題有所躊躇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些都隻是推測：很可能脫脫隻是忙于處理帝國的危機而沒有抽出時間來安排此事。
問題的症結在于皇帝懷疑拖延是有意的。
1355年春，脫脫被撤職之後，終于舉行了莊嚴的冊封皇太子典禮。
元朝的瓦解 也可能皇帝認為撤掉脫脫是很正常的措施。
以往他曾多次采用這類措施，結果并未妨礙王朝的完整。
但撤掉脫脫事實上卻結束了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體系的元朝。
原因主要在于，與1344&mdash1349年間的地方分權時期不同，此時中國很多地方已創建了各種新的軍事、行政機構來對付1351年以後的暴動；這些機構在人力與财力兩方面都能夠獨立行動，并在不久後确實這樣做了。
大都的權力機構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以一個具有中央特權的實體去任命地區及以下的官員了。
中國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權的地方人物（可能把他們稱作軍閥更為合适）手中。
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鎮壓造反的軍隊将領。
從1355年至1368年，元朝中央政府盡了最大努力讓那些在地方上已自主的将領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與諸如方國珍、張士誠這些名義上投降的造反者進行談判。
同時，其他起義運動領導人如陳友諒、朱元璋在脫脫倒台以後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據，從整體上持續地對元朝采取敵對态勢。
所以，從各方面來說，元政府成了一個隻能控制京城及其周圍地區的地區性政府了，盡管直到最終它還作為全中國的政府殘留着它的正統性（參見第九章）。
在妥歡貼睦爾統治中國的最後十幾年（1355&mdash1368年）中，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興起，特别是1360年明與儒家道德一政治革命（實際上是原教旨主義的革命）的領導人的聯盟。
這場革命是在晚元統治這個總的條件下，在1351&mdash1354年的暴動中，在脫脫倒台之後王朝解體的過程中形成的。
要說明這個道德革命的根源，還需要多一點筆墨，因為它關系到社會史、家庭史、稅務與财源開發、法律史以及儒家思想的發展等等敏感的話題。
[44]這個革命可以說是從基層積聚起了力量.主要是在中國的東南地區。
它早期的一個表現可以追溯到1342年，在财政收入無足輕重的紹興，一項具有方向性的賦稅改革取得了成功。
然而，這是個處于龐大組織結構上的小裂縫，在這裡，那些在朝和在野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活躍分子克服了許多障礙，他們通過将改革與道德的重新覺醒結合起來，實現了賦役的均平分派。
通過恢複古老的鄉飲酒禮，當地鄉民被有目的地分為好人與壞人兩極，在這個儀式中，自私與不服管束被揭露出來，公開遭到恥笑，而良好的德行則受到尊敬。
1350年這一做法在金華與衢州也得到恢複。
餘阙作為官方代表進行了指導。
他是1333年的進士，前面談進士題名錄的非漢人部分時曾提到他是一個唐兀人。
這種活動頗費精力；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幾近于零；以及它是在官方等級制度的如此低的級别上進行（與脫脫的中央計劃的壓力毫不相關），所有這些都導緻朝廷沒有注意到它。
但是此舉在當地儒家的著述中，是被作為道德上的一大勝利來慶祝的，這些著述産生了程度不同的廣泛影響。
如果說元大都的統治者對這個影響幾乎沒有注意到的話，那麼明朝的開創者則是馬上給予了關注。
[45] 在各地儒者的著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出&ldquo公衆&rdquo對群衆暴動以及1355年元朝中央權力崩潰的反應。
一般認為，暴動是公衆對元政府的規模、開銷、腐敗和由此産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為了修正這些錯誤做法，一般都認為政府應大幅度削減支出，官僚機關應嚴懲腐敗（元朝在這些問題上從未有所作為，最終還是明朝将勤儉建國作為其指導方針）。
關于1355年以後元朝統治的地區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實很難正确評價。
當時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據一方的軍閥如方國珍或張士誠等人為元朝省一級官員的做法與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認為是正統的，隻要這些人服從朝廷、嚴格按照倫理标準做事。
持此觀點的人相信隻要儒者給他們施以足夠的道德壓力，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這樣的觀點絲毫不切合實際，但它可以保證減少武裝沖突，并吸引足夠的力量來保持直到14世紀60年代中國南方許多地區還存在着的對元王朝的忠誠。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們人數不多，但影響力頗大，他們是道德革命的代表。
依他們之見，地方化沒有任何好處，它不過是為橫行不法、貪得無厭、自我擴張以及由來已久的徇私偏袒和腐敗堕落穿上了永久的僞裝，原先就是這些醜惡現象造成了元朝現在這種令人遺憾的局面。
一個給予罪犯高職和榮譽的王朝必然會喪失社會道德方面的領導權。
這派之中的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人物是劉基，他是1333年進士錄（50名）漢人中的第三十八名。
劉基在14世紀50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級的幾個較低職位上任職。
這期間他發現他的上級中有許多人胡作非為并着意掩飾，這助長了他的不滿。
他早就是方國珍不共戴天的仇敵，以緻朝廷為維持和平決定招安而不是鎮壓那夥海盜之後，他一度被投入監獄。
後來，劉基于1356年在江浙行樞密院擔任一個不大的官職&mdash&mdash經曆。
這個部門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14世紀50年代危機中元政府機構膨脹的衆多例子之一。
作為經曆，他立即被派到浙江内地，他在那裡的上司是石抹宜孫，擔任幾個州的行政助理。
接下來便發生了元末曆史上很特殊和關鍵的一幕。
由于這直接關系到中國的未來，所以很有必要将當時的情景重新描繪一下。
遠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盡其所能正在對付極為複雜的全國形勢。
當時行省官員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權。
1356年3月，對地方官員的民族限制都被取消了。
造反者放棄了被戰争毀壞的中原淮河地區，以期在其他地區建立根據地：朱元璋跨過長江占領了南京，領導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運動；由于脫脫被皇帝撤職而在高郵得以幸免的張士誠，現在南下，占據了蘇州。
江浙行省平章達識貼睦迩是一個受過儒家教育的康裡貴族，他采取非常的權宜之策，試圖挑起軍閥的互鬥，先是與一個軍閥合作，然後再與另一個軍閥合作。
1356年，他誘使方國珍援助了一場抗擊張士誠的戰鬥。
江南行禦史台很喜歡這一策略。
但是江南行樞密院堅決反對，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常任命憎恨方國珍的人在這個部門任職。
各個機構均有自己的軍隊。
另外還有互不統屬的鄉兵武裝，這些人經常出乎意料地變換立場，造成更為模糊不清、複雜難解的局面。
這就是1356年元廷面臨的支離破碎的局面。
劉基、石抹宜孫及其同僚在這個搖搖欲墜的體系中隻占了靠近底層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們，也隻有他們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公開宣傳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并以此作為真正地長久地複興元朝在中國統治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實踐樣闆。
在省政權内部，善與惡判然分明，幾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惡兩極那樣，人們都滑向了兩個極端。
所有善的都是利他的、中央集權制的；所有惡的都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搞地方獨立的、地區化的。
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資源和領導權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領導者身上，引導這股力量積極地不屈不撓地對抗惡的力量。
例如，地主與土匪就被認為是與方國珍勾結在一起的。
與偏處中國東南的行樞密院中一位行政助手的職位相比，石抹宜孫的作用是無可限量的。
用劉基的話來說，他是一位救世英雄，他的真正使命是整頓、複興元王朝，就如兩千年前齊桓公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周王朝一樣。
1357年，元廷同意給石抹宜孫、劉基及他們這派人小小的提升，但拒絕把他們升到元朝官僚機構中更有影響的地位上來。
地區化的政策還将繼續。
于是，就像當時省政權内部其他一些儒者那樣，劉基因心灰意冷而辭職，并寫下他對于道德與政治的看法。
1360年，未來的明朝創建者（朱元璋）占據了他們所在的地區，這些思想家們就投奔了朱元璋。
所以，
妥歡貼睦爾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換脫脫。
脫脫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伯顔一樣，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或許是由于不經心，他未能及時表示同意将愛猷識理達臘冊立為皇太子，從而顯露了他的這種權勢。
對此，妥歡貼睦爾極為惱火和不滿。
是什麼破壞了丞相與皇室之間的關系呢？ 當時妥歡貼睦爾34歲，從各個方面都表現出已進入一種半退休的狀态。
[40]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帶着宮中舞女們舉行藏傳佛教的密宗儀式。
他至少有一次資助108名和尚遊皇城。
另外，他還親手制造了一條樣船，下令據此建造一條大型遊船在皇宮的海子裡遊玩。
他本人還參與設計、制作了一個相當複雜的大型宮漏計時器。
[41]或許是為了這條新船，一項十分糜費的疏浚皇宮水道的工程開始了。
同時，妥歡貼睦爾采取了一系列步驟讓長子愛猷識理達臘學習并擔負起一些統治方面的責任。
1354年愛猷識理達臘約15歲，他9歲時曾學過回鹘文（畏兀兒文），10歲學漢字。
之後不久的1349年，在舉行了精心準備的隆重儀式後，特别為愛猷識理達臘在宮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漢式學校，有九位老師任教。
其中資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為他年輕的學生編寫了與漢文主題有關的四冊課本。
四年之後妥歡貼睦爾又為繼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名官員與辦事人員。
此外，愛猷識理達臘的獨立辦事機構掌管着一個禮儀衛隊以及兩個衛軍機構，愛猷識理達臘個人有250名怯薛歹。
他們得到2.75萬錠的補助，而愛猷識理達臘的夫人則得到10萬錠以上。
一座沒有使用過的宮殿經過修繕後讓愛猷識理達臘居住。
愛猷識理達臘還有特權任命自己的官員。
1354年年底（脫脫在外征讨）愛猷識理達臘被授權審理所有上報他父皇的官方奏折。
總之，妥歡貼睦爾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宮内創造了一個新的、大的、昂貴的、有影響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繼承人為首。
隻剩下舉行冊封皇太子的正式典禮了。
脫脫拖延這個典禮，顯然是因為他意識到愛猷識理達臘的崛起對他是一個威脅。
但事實上愛猷識理達臘與脫脫關系十分密切。
他的童年是在脫脫家度過的，他10歲時的啟蒙漢語書是《孝經》，他的導師是脫脫家的家庭教師鄭深。
[42]不僅如此，脫脫個人還捐了12.2萬錠，修建大都北門外的佛寺，為的就是不斷地為愛猷識理達臘的健康祈禱。
拖延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愛猷識理達臘不是正宮之子，脫脫認為他不夠格。
愛猷識理達臘的母親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宮女，出身高麗。
妥歡貼睦爾很寵愛她，1340年立她為&ldquo第二皇後&rdquo。
當時不少人反對這一舉動，因為蒙古人給予高麗人的地位從來很低，她的新地位對元與高麗之間的複雜關系會産生影響。
[43]妥歡貼睦爾的正妻是一位謙卑的蒙古女人，隻生了一個兒子，在嬰兒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詳，但如果在1353&mdash1354年他仍活着的話，那麼，脫脫對皇太子問題有所躊躇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些都隻是推測：很可能脫脫隻是忙于處理帝國的危機而沒有抽出時間來安排此事。
問題的症結在于皇帝懷疑拖延是有意的。
1355年春，脫脫被撤職之後，終于舉行了莊嚴的冊封皇太子典禮。
元朝的瓦解 也可能皇帝認為撤掉脫脫是很正常的措施。
以往他曾多次采用這類措施，結果并未妨礙王朝的完整。
但撤掉脫脫事實上卻結束了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體系的元朝。
原因主要在于，與1344&mdash1349年間的地方分權時期不同，此時中國很多地方已創建了各種新的軍事、行政機構來對付1351年以後的暴動；這些機構在人力與财力兩方面都能夠獨立行動，并在不久後确實這樣做了。
大都的權力機構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以一個具有中央特權的實體去任命地區及以下的官員了。
中國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權的地方人物（可能把他們稱作軍閥更為合适）手中。
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鎮壓造反的軍隊将領。
從1355年至1368年，元朝中央政府盡了最大努力讓那些在地方上已自主的将領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與諸如方國珍、張士誠這些名義上投降的造反者進行談判。
同時，其他起義運動領導人如陳友諒、朱元璋在脫脫倒台以後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據，從整體上持續地對元朝采取敵對态勢。
所以，從各方面來說，元政府成了一個隻能控制京城及其周圍地區的地區性政府了，盡管直到最終它還作為全中國的政府殘留着它的正統性（參見第九章）。
在妥歡貼睦爾統治中國的最後十幾年（1355&mdash1368年）中，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興起，特别是1360年明與儒家道德一政治革命（實際上是原教旨主義的革命）的領導人的聯盟。
這場革命是在晚元統治這個總的條件下，在1351&mdash1354年的暴動中，在脫脫倒台之後王朝解體的過程中形成的。
要說明這個道德革命的根源，還需要多一點筆墨，因為它關系到社會史、家庭史、稅務與财源開發、法律史以及儒家思想的發展等等敏感的話題。
[44]這個革命可以說是從基層積聚起了力量.主要是在中國的東南地區。
它早期的一個表現可以追溯到1342年，在财政收入無足輕重的紹興，一項具有方向性的賦稅改革取得了成功。
然而，這是個處于龐大組織結構上的小裂縫，在這裡，那些在朝和在野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活躍分子克服了許多障礙，他們通過将改革與道德的重新覺醒結合起來，實現了賦役的均平分派。
通過恢複古老的鄉飲酒禮，當地鄉民被有目的地分為好人與壞人兩極，在這個儀式中，自私與不服管束被揭露出來，公開遭到恥笑，而良好的德行則受到尊敬。
1350年這一做法在金華與衢州也得到恢複。
餘阙作為官方代表進行了指導。
他是1333年的進士，前面談進士題名錄的非漢人部分時曾提到他是一個唐兀人。
這種活動頗費精力；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幾近于零；以及它是在官方等級制度的如此低的級别上進行（與脫脫的中央計劃的壓力毫不相關），所有這些都導緻朝廷沒有注意到它。
但是此舉在當地儒家的著述中，是被作為道德上的一大勝利來慶祝的，這些著述産生了程度不同的廣泛影響。
如果說元大都的統治者對這個影響幾乎沒有注意到的話，那麼明朝的開創者則是馬上給予了關注。
[45] 在各地儒者的著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出&ldquo公衆&rdquo對群衆暴動以及1355年元朝中央權力崩潰的反應。
一般認為，暴動是公衆對元政府的規模、開銷、腐敗和由此産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為了修正這些錯誤做法，一般都認為政府應大幅度削減支出，官僚機關應嚴懲腐敗（元朝在這些問題上從未有所作為，最終還是明朝将勤儉建國作為其指導方針）。
關于1355年以後元朝統治的地區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實很難正确評價。
當時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據一方的軍閥如方國珍或張士誠等人為元朝省一級官員的做法與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認為是正統的，隻要這些人服從朝廷、嚴格按照倫理标準做事。
持此觀點的人相信隻要儒者給他們施以足夠的道德壓力，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這樣的觀點絲毫不切合實際，但它可以保證減少武裝沖突，并吸引足夠的力量來保持直到14世紀60年代中國南方許多地區還存在着的對元王朝的忠誠。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們人數不多，但影響力頗大，他們是道德革命的代表。
依他們之見，地方化沒有任何好處，它不過是為橫行不法、貪得無厭、自我擴張以及由來已久的徇私偏袒和腐敗堕落穿上了永久的僞裝，原先就是這些醜惡現象造成了元朝現在這種令人遺憾的局面。
一個給予罪犯高職和榮譽的王朝必然會喪失社會道德方面的領導權。
這派之中的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人物是劉基，他是1333年進士錄（50名）漢人中的第三十八名。
劉基在14世紀50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級的幾個較低職位上任職。
這期間他發現他的上級中有許多人胡作非為并着意掩飾，這助長了他的不滿。
他早就是方國珍不共戴天的仇敵，以緻朝廷為維持和平決定招安而不是鎮壓那夥海盜之後，他一度被投入監獄。
後來，劉基于1356年在江浙行樞密院擔任一個不大的官職&mdash&mdash經曆。
這個部門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14世紀50年代危機中元政府機構膨脹的衆多例子之一。
作為經曆，他立即被派到浙江内地，他在那裡的上司是石抹宜孫，擔任幾個州的行政助理。
接下來便發生了元末曆史上很特殊和關鍵的一幕。
由于這直接關系到中國的未來，所以很有必要将當時的情景重新描繪一下。
遠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盡其所能正在對付極為複雜的全國形勢。
當時行省官員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權。
1356年3月，對地方官員的民族限制都被取消了。
造反者放棄了被戰争毀壞的中原淮河地區，以期在其他地區建立根據地：朱元璋跨過長江占領了南京，領導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運動；由于脫脫被皇帝撤職而在高郵得以幸免的張士誠，現在南下，占據了蘇州。
江浙行省平章達識貼睦迩是一個受過儒家教育的康裡貴族，他采取非常的權宜之策，試圖挑起軍閥的互鬥，先是與一個軍閥合作，然後再與另一個軍閥合作。
1356年，他誘使方國珍援助了一場抗擊張士誠的戰鬥。
江南行禦史台很喜歡這一策略。
但是江南行樞密院堅決反對，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常任命憎恨方國珍的人在這個部門任職。
各個機構均有自己的軍隊。
另外還有互不統屬的鄉兵武裝，這些人經常出乎意料地變換立場，造成更為模糊不清、複雜難解的局面。
這就是1356年元廷面臨的支離破碎的局面。
劉基、石抹宜孫及其同僚在這個搖搖欲墜的體系中隻占了靠近底層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們，也隻有他們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公開宣傳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并以此作為真正地長久地複興元朝在中國統治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實踐樣闆。
在省政權内部，善與惡判然分明，幾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惡兩極那樣，人們都滑向了兩個極端。
所有善的都是利他的、中央集權制的；所有惡的都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搞地方獨立的、地區化的。
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資源和領導權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領導者身上，引導這股力量積極地不屈不撓地對抗惡的力量。
例如，地主與土匪就被認為是與方國珍勾結在一起的。
與偏處中國東南的行樞密院中一位行政助手的職位相比，石抹宜孫的作用是無可限量的。
用劉基的話來說，他是一位救世英雄，他的真正使命是整頓、複興元王朝，就如兩千年前齊桓公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周王朝一樣。
1357年，元廷同意給石抹宜孫、劉基及他們這派人小小的提升，但拒絕把他們升到元朝官僚機構中更有影響的地位上來。
地區化的政策還将繼續。
于是，就像當時省政權内部其他一些儒者那樣，劉基因心灰意冷而辭職，并寫下他對于道德與政治的看法。
1360年，未來的明朝創建者（朱元璋）占據了他們所在的地區，這些思想家們就投奔了朱元璋。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