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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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年至1355年。
1355年以後，這種節奏中斷，那時元朝已開始土崩瓦解，内外交困的中央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對國家進行政治統治，但即使在朝廷已不再直接管理的那些地區，元朝還是被看作是正統的，還是人們效忠的中心。
乍看起來，這些關于對伯顔之後的政府的研究似乎對理解元朝的即将崩潰沒有關系，因為這些當政人物沒有一位缺乏主見或精力，全都願意解決重大問題，拯救危機，作出改革。
伯顔倒台以後的當權人物個個精力旺盛，有眼光，有能力，不氣餒，也不倒退。
脫脫執政時在政治上力争中央集權，而别兒怯不花時期則相反，盡可能給地方以權力，發揮地方上的主動性。
元朝崩潰的責任由誰來負似乎極成問題：到底是當政者個人還是制度的缺陷，抑或中國的危機過于嚴重，以緻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
脫脫的首任期肯定顯示出了一種新的生機。
年輕的首腦人物迅速表現出他的統治與伯顔完全不同。
新年号的制定就是為表明這一點。
伯顔實行的清洗被制止了，那些伯顔規定漢人不能充任的職位又對他們開放了。
許多名儒曾自願引退或被放逐，現在又返回京城。
科舉恢複。
伯顔的舊部下被解職。
伯顔解職之後僅僅一個月就死于放逐的途中。
在為中央政府指出一個新的正确方向上，脫脫顯示了某些早期迹象。
他帶頭盡力修建一條從大海經大都到山西（譯者注：應為西山）山下的海運之路，由于技術原因沒有成功[26]；此後的又一項規劃&mdash&mdash籌款修撰長期未完的遼、金、宋正史，以大功告成。
[27] 這個政府也使皇帝妥歡貼睦爾得以以新的面目出現。
現在他19歲。
在策劃反伯顔的事變中起了次要的作用。
1340年7月年輕的皇帝對其已故的叔叔圖帖睦爾進行了譴責，撤掉了他在太廟中的牌位，将皇太後蔔答失裡（即他的嬸嬸）逐出流放，将堂弟，也就是預定的接班人燕帖古思也安排流放，接下來的暗殺也有可能是他安排的。
他将自己尚是嬰孩的兒子愛猷識理達臘交給脫脫家撫養。
現在這位統治者親自主持國家的祭孔典禮，聆聽儒家經典的講解，舉行國宴。
在全國各地發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的起義之後，皇帝于1344年6月接受了脫脫不尋常的辭職請求。
[28]31344年至1349年幾個短命的政府相繼登台，他們根據某些無可辯駁的理由，而采取了與脫脫截然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中國各地連年自然災害積累的結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動和其他造成社會動亂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視行省與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
主要要做的兩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幹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職；其二，給這些人以便宜行事權來處理赈濟等問題。
事實上是把國家赈濟的工作分散到了地方。
這時期的一個主要人物是别兒怯不花，他做過行省長官，十分得力。
在對1341年杭州大火進行善後處理時，他體會到，為了赈災，有時不得不違反中央制定的規章，不然就來不及了。
[29]與此類似，為了對付流竄的土匪，地方駐軍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權力。
在處理災荒或地方動亂時，地方官需要少受幹擾，而作更多的努力來争取當地人民的合作。
1345年，中央派出12個調查組，每組以一個漢人、一個非漢人共同領導。
他們赴全國各地糾正錯誤，為民&ldquo造福除災&rdquo。
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對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細緻地劃分了各區域的界限。
[30] 妥歡貼睦爾也在這個新舉措中參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
他親自告誡新上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為，他也參與了對那些在地方上政績卓著者的獎勵與晉升。
然而這些行政上的新嘗試并未使元代中國的問題減少，反而在14世紀40年代日益增加，其性質、規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撫地方的官員束手無策，因為他們隻能做到零敲碎補。
中央政府現在還面臨着持續不斷的财政收入下跌。
海道漕運大幅度下降，由1329年334萬石的高峰降到1342年的260萬石；此外，自1348年起，方國珍弟兄為首的海盜活動持續不斷，政府對他們鎮壓不下去，隻得試圖安撫。
[31]不僅如此，連綿不斷的大雨使黃河河水猛漲，沖決堤岸，終于開始改道，泛濫成災。
[32]應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經過官僚機構内部一些複雜的鬥争，1349年8月皇帝将脫脫召回任職右丞相。
他們要尋找和實行激進的措施了。
脫脫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積極很熱心。
據記載： 脫脫有意興作，蓋為前相無聞，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
欲大有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
[33] 這些話是否準确地反映出當時的樂觀情緒還有争論。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中央政府的圈子裡存在着一股堅定的信念：危機是能夠解決的，隻要從上層下達命令，一夜之間就可以重建一個世界。
如果沒有這個信念，就不會有後來的任何努力。
脫脫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證中央的指導與控制。
[34]他們也歡迎從下面來的建議，但一經采納，便由中央政府推行。
地區與地方上的主動性則受到嚴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順序，脫脫的第一個重大舉措是必須立即廣開财源。
但他認為增加土地、鹽業、商業等傳統稅收的稅率是不可行的，這些稅收大多都在不斷收縮。
接着是1350年底決定印行新紙鈔（但卻并沒有财源做後盾），1351年首批就印行了價值200萬錠的紙鈔，政府就靠這些紙鈔的流通來支付勞工與材料的費用。
[35] 政府急迫地應付了經濟問題之後，于1351年4月宣布了治理黃河的計劃，決定重修黃河下遊河道，使之再從山東半島以南入海。
反對此計劃的意見不少。
脫脫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還從沒人幹過這樣的工程。
但在通過發行紙鈔而籌集的資金基礎上，1351年5月就開始了黃河河道工程，同年12月勝利完工；17萬兵士與鄉民參加了修河。
歐陽玄代表官方撰寫紀念文章&mdash&mdash《至正河防記》，從技術上詳細描寫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慶賀。
[36] 與此同時，與黃河工程有一段距離的淮河流域1351年夏發生決口。
民衆的起義接二連三，這些起義迅速擴展，成為全國性的社會大爆炸。
土匪、宗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們一地又一地占領城市、搶劫店鋪、殺害官員，向地方上複仇。
關于這些起義，劍橋中國史另有詳述[37]，這裡隻簡略提及。
脫脫及其追随者對這種動亂的爆發十分警覺，馬上迎戰，設法對付，到1354年，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控制了局勢。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央政權把全國範圍的平亂看作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并已充分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有些人認為元朝的正規軍由于腐化、管理不當等原因，已蛻化到在動亂時不能保衛王朝了。
[38]這一說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實性。
但事實上，無論軍隊的條件或訓練狀态如何，并沒有要求一支随時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規軍來控制14世紀50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國都燃燒起來的暴動。
一些蒙古軍隊起初沒有紀律，缺乏準備，但如果說他們開始時曾敗給起義軍的話，那麼他們很快就赢得了很多勝利。
元軍各部隊由各族人組成，服役是強制的。
特别是在中國南方，地方民防組織必要時招募漢人，很大程度上靠他們來鎮壓起義，此外别無他法。
[39] 脫脫不但能設法創造一個全國性的鎮壓機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這點的确很不簡單。
時不時地建立與解散較大的軍事組織，經常不斷地将軍隊将領從一地區調到另一地區，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王侯任命的頭目都不允許左右一次較大的行動，精心地從組織上将後勤保障與其他軍事行動區别開來。
依靠上面幾條，脫脫能夠防止軍權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軍隊将領在行省一級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基礎。
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動，至少是那些最具象征意義的行動，脫脫都是親自指揮，如他成功地于1352年重新占領今江蘇西北的徐州這個極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複了秩序。
當進行這些軍事行動的時候，來自南方的漕運停止了。
脫脫不與仍舊活躍的海盜方國珍談判恢複漕運，而是決定在京郊解決糧食供應問題。
這個決定與脫脫一向把行政管理權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緻的。
這是一個相當龐大、極端昂貴的行動，新發行了價值500萬錠的紙鈔作為撥款，相當于黃河改道工程費用的兩倍半。
元朝時期中國北方異常潮濕，提早進行的試種證明了那裡确實可以種植水稻。
分司農司于1353年建立，從南方招募了2000名修堤者和種稻農民，發給他們錢鈔，在這裡工作一年，作為當地農民的技術指導，因為當地農民不會種稻。
另外，又從山東遷來一些農民以增加當地人口。
國家還在河南行省及遼陽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
由于脫脫政治上的驟然倒台以及内戰的繼續，這些國家所屬的屯田實際上成功與否并不很清楚。
但是企圖一夜之間就将中國北方千年農業傳統改換過來的大膽計劃，是脫脫認為振作起來的政府有無限能力的一個典型例子。
1354年底，脫脫親自率領了第二次軍事大讨伐。
這次是進攻揚州北面大運河附近的高郵。
高郵被原鹽販子張士誠所占領。
這次讨伐成了脫脫最後一次的官方行動。
如果這次圍攻高郵實際上能迫使張士誠投降（它幾乎成為現實），那麼全國起義的支柱毫無疑問将會遭到破壞。
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動着的起義者，就會因被追捕而東躲西藏，他們幾乎不可能幸存下來。
然而，就在圍攻進行之時，妥歡貼睦爾出人意料地在一個錯誤的時機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斷，他下令将脫脫解職，并将其流放。
很不幸，脫脫出于對朝廷的忠誠而服從，高郵之圍因此而解。
元朝喪失了軍事與政治的主動權，幾乎馬上就要平息的起義又采取新的形式複蘇了。
而正是在這一反複中，一個新王朝明朝出現了，十三年之後，明朝重新統一了中國。
脫脫為什麼被解職？似乎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規的政府每五年一換班的周期所緻。
每經過五年左右的時間，晚元統治集團的各派系中，腐化、寵信以及個人感情的嫌惡似乎就達到某種嚴重的地步。
脫脫的周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個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宮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導緻了他的垮台。
而且，脫脫雄心勃勃的舉措已走上正軌，目标幾乎都已達到，黃河被馴服，各處的叛亂活動幾乎被摧毀。
在脫脫的國事日程上，除了一些細節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換屆的時候到了。
在這一點上，人們還應認識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對脫脫的人，與其說他們是出于個人的立場，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相信應當用不同的手段達到目标，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統治。
脫脫大刀闊斧的行動要求紀律與中央集權：禦史台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員幾乎沒有主動性；軍事将領在行動中也僅有最小限度的行動自由。
有明确的證據證明，1344年至1349年在職的行政官員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歡脫脫的嚴密控制，并對脫脫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給予的保護有怨恨情緒。
這些人現在要求恢複到分權的統治狀态.要求在制度上給地方和個人以更大範圍的主動性。
這種觀念上的沖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
1355年以後，這種節奏中斷，那時元朝已開始土崩瓦解，内外交困的中央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對國家進行政治統治，但即使在朝廷已不再直接管理的那些地區，元朝還是被看作是正統的，還是人們效忠的中心。
乍看起來，這些關于對伯顔之後的政府的研究似乎對理解元朝的即将崩潰沒有關系，因為這些當政人物沒有一位缺乏主見或精力，全都願意解決重大問題，拯救危機，作出改革。
伯顔倒台以後的當權人物個個精力旺盛，有眼光，有能力，不氣餒，也不倒退。
脫脫執政時在政治上力争中央集權，而别兒怯不花時期則相反，盡可能給地方以權力，發揮地方上的主動性。
元朝崩潰的責任由誰來負似乎極成問題：到底是當政者個人還是制度的缺陷，抑或中國的危機過于嚴重，以緻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
脫脫的首任期肯定顯示出了一種新的生機。
年輕的首腦人物迅速表現出他的統治與伯顔完全不同。
新年号的制定就是為表明這一點。
伯顔實行的清洗被制止了，那些伯顔規定漢人不能充任的職位又對他們開放了。
許多名儒曾自願引退或被放逐，現在又返回京城。
科舉恢複。
伯顔的舊部下被解職。
伯顔解職之後僅僅一個月就死于放逐的途中。
在為中央政府指出一個新的正确方向上，脫脫顯示了某些早期迹象。
他帶頭盡力修建一條從大海經大都到山西（譯者注：應為西山）山下的海運之路，由于技術原因沒有成功[26]；此後的又一項規劃&mdash&mdash籌款修撰長期未完的遼、金、宋正史，以大功告成。
[27] 這個政府也使皇帝妥歡貼睦爾得以以新的面目出現。
現在他19歲。
在策劃反伯顔的事變中起了次要的作用。
1340年7月年輕的皇帝對其已故的叔叔圖帖睦爾進行了譴責，撤掉了他在太廟中的牌位，将皇太後蔔答失裡（即他的嬸嬸）逐出流放，将堂弟，也就是預定的接班人燕帖古思也安排流放，接下來的暗殺也有可能是他安排的。
他将自己尚是嬰孩的兒子愛猷識理達臘交給脫脫家撫養。
現在這位統治者親自主持國家的祭孔典禮，聆聽儒家經典的講解，舉行國宴。
在全國各地發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的起義之後，皇帝于1344年6月接受了脫脫不尋常的辭職請求。
[28]31344年至1349年幾個短命的政府相繼登台，他們根據某些無可辯駁的理由，而采取了與脫脫截然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中國各地連年自然災害積累的結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動和其他造成社會動亂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視行省與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
主要要做的兩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幹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職；其二，給這些人以便宜行事權來處理赈濟等問題。
事實上是把國家赈濟的工作分散到了地方。
這時期的一個主要人物是别兒怯不花，他做過行省長官，十分得力。
在對1341年杭州大火進行善後處理時，他體會到，為了赈災，有時不得不違反中央制定的規章，不然就來不及了。
[29]與此類似，為了對付流竄的土匪，地方駐軍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權力。
在處理災荒或地方動亂時，地方官需要少受幹擾，而作更多的努力來争取當地人民的合作。
1345年，中央派出12個調查組，每組以一個漢人、一個非漢人共同領導。
他們赴全國各地糾正錯誤，為民&ldquo造福除災&rdquo。
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對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細緻地劃分了各區域的界限。
[30] 妥歡貼睦爾也在這個新舉措中參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
他親自告誡新上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為，他也參與了對那些在地方上政績卓著者的獎勵與晉升。
然而這些行政上的新嘗試并未使元代中國的問題減少，反而在14世紀40年代日益增加，其性質、規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撫地方的官員束手無策，因為他們隻能做到零敲碎補。
中央政府現在還面臨着持續不斷的财政收入下跌。
海道漕運大幅度下降，由1329年334萬石的高峰降到1342年的260萬石；此外，自1348年起，方國珍弟兄為首的海盜活動持續不斷，政府對他們鎮壓不下去，隻得試圖安撫。
[31]不僅如此，連綿不斷的大雨使黃河河水猛漲，沖決堤岸，終于開始改道，泛濫成災。
[32]應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經過官僚機構内部一些複雜的鬥争，1349年8月皇帝将脫脫召回任職右丞相。
他們要尋找和實行激進的措施了。
脫脫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積極很熱心。
據記載： 脫脫有意興作，蓋為前相無聞，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
欲大有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
[33] 這些話是否準确地反映出當時的樂觀情緒還有争論。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中央政府的圈子裡存在着一股堅定的信念：危機是能夠解決的，隻要從上層下達命令，一夜之間就可以重建一個世界。
如果沒有這個信念，就不會有後來的任何努力。
脫脫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證中央的指導與控制。
[34]他們也歡迎從下面來的建議，但一經采納，便由中央政府推行。
地區與地方上的主動性則受到嚴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順序，脫脫的第一個重大舉措是必須立即廣開财源。
但他認為增加土地、鹽業、商業等傳統稅收的稅率是不可行的，這些稅收大多都在不斷收縮。
接着是1350年底決定印行新紙鈔（但卻并沒有财源做後盾），1351年首批就印行了價值200萬錠的紙鈔，政府就靠這些紙鈔的流通來支付勞工與材料的費用。
[35] 政府急迫地應付了經濟問題之後，于1351年4月宣布了治理黃河的計劃，決定重修黃河下遊河道，使之再從山東半島以南入海。
反對此計劃的意見不少。
脫脫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還從沒人幹過這樣的工程。
但在通過發行紙鈔而籌集的資金基礎上，1351年5月就開始了黃河河道工程，同年12月勝利完工；17萬兵士與鄉民參加了修河。
歐陽玄代表官方撰寫紀念文章&mdash&mdash《至正河防記》，從技術上詳細描寫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慶賀。
[36] 與此同時，與黃河工程有一段距離的淮河流域1351年夏發生決口。
民衆的起義接二連三，這些起義迅速擴展，成為全國性的社會大爆炸。
土匪、宗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們一地又一地占領城市、搶劫店鋪、殺害官員，向地方上複仇。
關于這些起義，劍橋中國史另有詳述[37]，這裡隻簡略提及。
脫脫及其追随者對這種動亂的爆發十分警覺，馬上迎戰，設法對付，到1354年，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控制了局勢。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央政權把全國範圍的平亂看作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并已充分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有些人認為元朝的正規軍由于腐化、管理不當等原因，已蛻化到在動亂時不能保衛王朝了。
[38]這一說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實性。
但事實上，無論軍隊的條件或訓練狀态如何，并沒有要求一支随時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規軍來控制14世紀50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國都燃燒起來的暴動。
一些蒙古軍隊起初沒有紀律，缺乏準備，但如果說他們開始時曾敗給起義軍的話，那麼他們很快就赢得了很多勝利。
元軍各部隊由各族人組成，服役是強制的。
特别是在中國南方，地方民防組織必要時招募漢人，很大程度上靠他們來鎮壓起義，此外别無他法。
[39] 脫脫不但能設法創造一個全國性的鎮壓機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這點的确很不簡單。
時不時地建立與解散較大的軍事組織，經常不斷地将軍隊将領從一地區調到另一地區，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王侯任命的頭目都不允許左右一次較大的行動，精心地從組織上将後勤保障與其他軍事行動區别開來。
依靠上面幾條，脫脫能夠防止軍權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軍隊将領在行省一級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基礎。
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動，至少是那些最具象征意義的行動，脫脫都是親自指揮，如他成功地于1352年重新占領今江蘇西北的徐州這個極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複了秩序。
當進行這些軍事行動的時候，來自南方的漕運停止了。
脫脫不與仍舊活躍的海盜方國珍談判恢複漕運，而是決定在京郊解決糧食供應問題。
這個決定與脫脫一向把行政管理權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緻的。
這是一個相當龐大、極端昂貴的行動，新發行了價值500萬錠的紙鈔作為撥款，相當于黃河改道工程費用的兩倍半。
元朝時期中國北方異常潮濕，提早進行的試種證明了那裡确實可以種植水稻。
分司農司于1353年建立，從南方招募了2000名修堤者和種稻農民，發給他們錢鈔，在這裡工作一年，作為當地農民的技術指導，因為當地農民不會種稻。
另外，又從山東遷來一些農民以增加當地人口。
國家還在河南行省及遼陽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
由于脫脫政治上的驟然倒台以及内戰的繼續，這些國家所屬的屯田實際上成功與否并不很清楚。
但是企圖一夜之間就将中國北方千年農業傳統改換過來的大膽計劃，是脫脫認為振作起來的政府有無限能力的一個典型例子。
1354年底，脫脫親自率領了第二次軍事大讨伐。
這次是進攻揚州北面大運河附近的高郵。
高郵被原鹽販子張士誠所占領。
這次讨伐成了脫脫最後一次的官方行動。
如果這次圍攻高郵實際上能迫使張士誠投降（它幾乎成為現實），那麼全國起義的支柱毫無疑問将會遭到破壞。
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動着的起義者，就會因被追捕而東躲西藏，他們幾乎不可能幸存下來。
然而，就在圍攻進行之時，妥歡貼睦爾出人意料地在一個錯誤的時機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斷，他下令将脫脫解職，并将其流放。
很不幸，脫脫出于對朝廷的忠誠而服從，高郵之圍因此而解。
元朝喪失了軍事與政治的主動權，幾乎馬上就要平息的起義又采取新的形式複蘇了。
而正是在這一反複中，一個新王朝明朝出現了，十三年之後，明朝重新統一了中國。
脫脫為什麼被解職？似乎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規的政府每五年一換班的周期所緻。
每經過五年左右的時間，晚元統治集團的各派系中，腐化、寵信以及個人感情的嫌惡似乎就達到某種嚴重的地步。
脫脫的周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個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宮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導緻了他的垮台。
而且，脫脫雄心勃勃的舉措已走上正軌，目标幾乎都已達到，黃河被馴服，各處的叛亂活動幾乎被摧毀。
在脫脫的國事日程上，除了一些細節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換屆的時候到了。
在這一點上，人們還應認識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對脫脫的人，與其說他們是出于個人的立場，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相信應當用不同的手段達到目标，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統治。
脫脫大刀闊斧的行動要求紀律與中央集權：禦史台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員幾乎沒有主動性；軍事将領在行動中也僅有最小限度的行動自由。
有明确的證據證明，1344年至1349年在職的行政官員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歡脫脫的嚴密控制，并對脫脫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給予的保護有怨恨情緒。
這些人現在要求恢複到分權的統治狀态.要求在制度上給地方和個人以更大範圍的主動性。
這種觀念上的沖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