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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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歡貼睦爾（順帝）在位時期的元代中國
1333年7月妥歡貼睦爾剛年滿十三，就被帶到夏都上都，在那裡被立為元朝的第十位皇帝。
他名義上統治的那片國土已經有很長時間處于緊張狀态，一部分原因是統治集團内部有複雜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中國本身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
雖然尚沒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諷剌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當中，他這個末代皇帝在中國統治的時間反而最長。
作為一個被動的統治者，他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個特征則為下一個朝代明代的創建者提供了鮮明的反面教材，這就沒什麼諷刺意味了。
妥歡貼睦爾（一般以其廟号順帝相稱）在中國，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統治到1368年結束。
[1]1370年他死于漠南。
他這一朝的曆史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為什麼元朝以如此方式和在這樣一個時候滅亡？對這個問題并沒有簡單的答案。
蒙古人和漢人肯定都不是沒有盡力去拯救它。
這位年輕的皇帝繼承的政府系統規模龐大、複雜奢華，一方面是由于它需要為享有特權的蒙古、色目這些為數不算少的少數民族上層提供官銜與供職機會，另一方面，盡管國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機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帝國皇室與某些權貴的私人财産。
這裡簡單叙述一下到1333年為止時這些特征發展的情況，可以為多災多難的妥歡貼睦爾一朝所發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元朝不隻有一個國都，而是有兩個。
主要的都城是大都，還有一個夏都稱為上都，在大都以北約200英裡的内蒙古草原。
妥歡貼睦爾1333年7月在上都即位，9月或10月返回大都。
以後他每年夏天都誠心地巡幸上都，保持着祖先遊牧生活的作風。
每年陰曆四月妥歡貼睦爾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到1359年1月上都被中國的造反者破壞之前一直如此。
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耗時間，如1347年花了23天。
[2]這樣，皇帝每年要花一個半月在路上，每天以散步的速度約走15公裡。
他要攜帶大批随行人員，這些人在每年夏天的幾個月中就在上都處理公務。
這種每年一度的出行所造成的消耗尚無人試圖統計，這裡面還包括大量的支應部門、運輸與傳遞服務，以及一整套專門負責出行的機構。
14世紀三四十年代，兩位南方士大夫黃溍與胡助曾對這些旅程的情景和夏都均作了熱情洋溢、詩一般的描述。
胡助寫得更早些，充滿贊美之詞。
[3] 大都同樣給來自中國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
是他們使我們得到一些當時的描述與評論，其中有年輕的胡助對環居着大批貧民的宏偉繁盛的大都（它是座生活費用昂貴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儀細緻詳盡的記述，還有蕭洵在1368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毀掉這座宮阙的前夕所編寫的精細的清單。
[4]大都外城周長為28.6公裡。
皇城在城市的南部，包括中央朝廷、宮殿和湖泊，約占整個市區的1/12（見圖33）。
依然含有傳統成分的元政權，很明顯是以一種可歸為半公共的、表面上官僚化的商業帝國的政權而存在着。
這個帝國有農業、宮殿廟宇建築業和制造業。
其制造業包括了各個方面，從原材料的獲取到裝運、貯存，以及令人吃驚的種種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
約有300個作坊，大多在北方，雇傭在冊匠戶勞力，生産各類織品、食品、飲料、珠寶、車輛、鐵器、氈子、磚瓦、皮革和其他各種産品。
[5]這些産品直接用于征服者上層集團的消費，其中的一些也在都城的店鋪中銷售。
作坊的主人都是皇室成員及其配偶和朝廷的高官權貴們；可是皇帝能夠重新分配這些财産，而且也這麼做過。
在政治頂層上的換班保證他們過一定時期就可沒收财産并重新分配。
若将世襲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員及其定編的候補官員都加在一起，妥歡貼睦爾開始時期的元政府約有3.3萬人。
它是一個多民族的結合體，其中約30%是非漢族人。
法律規定某些職位隻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擔當，但這些規定常常被暗中躲過，有時還遭到公開的漠視或被改變。
大多數政府部門的職位經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擔任，為了政府工作能順利進行，需要創造出相互适應的工作方式。
[6]在漢人關于等級制、個人權利及其責任的觀念與蒙古的議政傳統之間，官方的工作程序要求的是并不容易做到的妥協。
公務活動中使用的文字至少有四種：漢語文言、元代白話、蒙古語，也可能還使用波斯文，因為政府重要部門總是任用回回書吏。
[7]官僚機構中既有筆譯，又有口譯通事。
一切進行得比人們猜測的要好。
為了增強官員們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意地以一種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斷做出努力：鼓勵對各特定的組織機構的忠心。
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寫大量的題名記，用來宣傳政府各機構的責任與重要性，并從高到低列出當時全部在職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職的所有不同民族的人當中建立起一種具有共同目标的意識。
14世紀60年代修成的元朝一個機構的全史《秘書監志》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顯示出組成這一機構的衆多的漢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對這一機構的認同感是多麼堅定。
[8]妥歡貼睦爾時期禦史台顯示出了各族之間通過政治制度而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的表現。
禦史台成員堅持監察的權利。
因此直至元朝末年，他們在對高級官員的政治彈劾方面一直起着軸心作用。
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機構膨脹。
舉個例子，隻負責涉及兩都蒙古人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機關就有96人，以42名從一品蒙古劄魯忽赤為首，他們享有高薪與特權。
[9]妥歡貼睦爾時期，&ldquo冗官&rdquo問題偶爾提到朝廷上來，但由于政治原因，盡管财政拮據，元朝統治集團從未能裁減過多的職位。
在元朝晚期有幾個渠道可以進入官僚機構。
大多數低級官吏以衙門見習官吏或儒學教官的身份任職。
征服集團中的年輕人（也有一些漢人）首先做怯薛（宿衛）或皇室的家臣。
成吉思汗最親信的三名功臣的後代掌管怯薛，後來怯薛擁有1.3萬名年輕人，被稱為&ldquo官僚的搖籃&rdquo和&ldquo元統治階級的大本營&rdquo。
[10]怯薛成員享有&ldquo根腳&rdquo的稱呼，暗示着他們有在其他人之上的貴族出身。
1315年開始實行的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隻是進入低級官僚階層的一個小小入口（到1333年，總共隻有550多名進士，最多隻占官員人數的2%），但從政治上來講這卻是十分重要的。
這一制度十分優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過于求），對南人則不利（極多人應考，求大于供），然而盡管有這些規章上的不公平，這個制度還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創造出了共同的前景并形成了不同民族間的凝聚力。
1333年的科舉，始于春季，最終的殿試結束于當年的陰曆九月，年輕的皇帝剛從上都返回大都不久。
[11]這是在元朝統治下第一次舉行的允許各民族人士參加的科舉考試，顯然體現了對科舉興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廣。
那年考中進士的人名單保存至今。
[12]從名單中可以看出，50名漢人的平均年齡比50名非漢人的年齡要大一些，平均歲數分别為31歲與28歲。
此外，92%的漢人已婚，而非漢人已婚的則是74%。
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士跟漢人結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親為漢人的占58%，而已婚的那些人中近70%是娶漢人為妻。
不論民族成分如何，每個中式者授予的第一個官職均是職位差不多的地方官。
在非漢人名單上名列榜眼的叫餘阙，河南人（譯者注：元廬州人，今安徽合肥），其祖先是不出名的唐兀人。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這類出身不顯赫的非漢人青年來說，科舉最可能成為通向名譽和富裕的途徑。
後來餘阙成為一位出色的地方官與改革者。
同時他又是一個很有才氣的詩人，精通漢族文學，他的著述保存至今。
[13] 因此，1333年進士題名錄恰逢其時地表現了一定時間内反映元朝官僚機構特征的一些纏結在一起的分裂與融合情況：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與此并存的普遍通婚現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領的土地上被統治人民的道德觀念、文學傳統以及行政管理傳統；漢族上層則主動、積極地介入了統治他們的外族王朝。
1333年元朝政府的控制，在中國南北兩大區域仍舊很不平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華北一帶維持了如此密集的地方行政組織，而這一地區在蒙古人的征服中備受創傷，人口由于不斷南徙或者遷入城市而進一步下降，并屢遭洪水、地震、幹旱、蝗災、疫病與饑荒。
[14]楊維桢1348年所講的北方&ldquo一邑生靈有弗敵江以南一族之聚&rdquo，一點兒也沒有誇張。
[15]對于人口衆多、更加富庶的南方，政府有意在政策上實行寬松的管理。
依人口比例，南方地方官僅是北方的1/5，而南方人所交稅也比北方少很多。
對于這種差别而給予的心照不宣的補償，就是北方漢人比南方漢人在官場上更受優待，特别是在官職的任用方面。
最後一點，1333年，元王朝有了廣泛的财源。
除了地租、商業稅以外，政府還在許多商業部門中投入了資金，并對屯田，特别是鹽業進行國家控制。
到1333年時，由國家鹽業壟斷所得的收入已經穩定上升，每年最多能收入約合760萬錠的紙鈔，足夠滿足中央政府所需的80%。
海運系統則将大批糧食從長江三角洲運到大都，供養整個定居的征服者，以及在大都居住的各種人戶，包括大量窮人，還為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食糧。
1329年這些至關緊要的漕運活動達到高峰。
之後不久，數量開始下滑，起初緩慢些（到1341年下降了25%），然後是災難性的下跌。
元王朝在提高收入方面已再無多少可能，事實上它很快将陷入歲入遞減與消費增加的夾擊之中。
[16] 以上是妥歡貼睦爾即位時元朝晚期的概況，20年之後元朝開始走向崩潰。
尤其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事件距離忽必烈時期（1260&mdash1294年）并不遠，雖然中間經曆了八個皇帝的更替。
幾個在1333年時也就六十多歲的高官顯貴，是在王朝創建者的時代成人并開始發迹的。
忽必烈在他們的記憶中還很清晰，出任丞相的伯顔便是如此。
妥歡貼睦爾即位與伯顔專權，1333&mdash1340年 關于妥歡貼睦爾的出身，還不能夠完全肯定。
1340年他正式宣布他是忽必烈的合法後代，是忽必烈的第六世孫，是被刺殺的明宗和世（1329年在位）與哈剌魯妃的長子。
而早先文宗圖帖睦爾（1328年，1329&mdash1332年在位）發出的上谕（由當時最受尊敬、頗有影響的漢人儒生虞集起草），稱妥歡貼睦爾并不真是和世的兒子，這顯然是根據妥歡貼睦爾的乳母的丈夫的說法。
[17]此外還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故事，說他的父親是宋朝皇帝的後裔，母親是一位穆斯林，和世收養了他。
[18]因此，妥歡貼睦爾10歲時被流放到高麗海岸附近的一個島上，12歲時遷到今廣西桂林，跟一個和尚學習《論語》與《孝經》，交了一大群猴子朋友，猴為他的生肖（他生于1320年）。
他在此過了一年，直到被召回繼承皇位。
他名義上統治的那片國土已經有很長時間處于緊張狀态，一部分原因是統治集團内部有複雜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中國本身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
雖然尚沒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諷剌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當中，他這個末代皇帝在中國統治的時間反而最長。
作為一個被動的統治者，他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個特征則為下一個朝代明代的創建者提供了鮮明的反面教材，這就沒什麼諷刺意味了。
妥歡貼睦爾（一般以其廟号順帝相稱）在中國，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統治到1368年結束。
[1]1370年他死于漠南。
他這一朝的曆史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為什麼元朝以如此方式和在這樣一個時候滅亡？對這個問題并沒有簡單的答案。
蒙古人和漢人肯定都不是沒有盡力去拯救它。
這位年輕的皇帝繼承的政府系統規模龐大、複雜奢華，一方面是由于它需要為享有特權的蒙古、色目這些為數不算少的少數民族上層提供官銜與供職機會，另一方面，盡管國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機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帝國皇室與某些權貴的私人财産。
這裡簡單叙述一下到1333年為止時這些特征發展的情況，可以為多災多難的妥歡貼睦爾一朝所發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元朝不隻有一個國都，而是有兩個。
主要的都城是大都，還有一個夏都稱為上都，在大都以北約200英裡的内蒙古草原。
妥歡貼睦爾1333年7月在上都即位，9月或10月返回大都。
以後他每年夏天都誠心地巡幸上都，保持着祖先遊牧生活的作風。
每年陰曆四月妥歡貼睦爾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到1359年1月上都被中國的造反者破壞之前一直如此。
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耗時間，如1347年花了23天。
[2]這樣，皇帝每年要花一個半月在路上，每天以散步的速度約走15公裡。
他要攜帶大批随行人員，這些人在每年夏天的幾個月中就在上都處理公務。
這種每年一度的出行所造成的消耗尚無人試圖統計，這裡面還包括大量的支應部門、運輸與傳遞服務，以及一整套專門負責出行的機構。
14世紀三四十年代，兩位南方士大夫黃溍與胡助曾對這些旅程的情景和夏都均作了熱情洋溢、詩一般的描述。
胡助寫得更早些，充滿贊美之詞。
[3] 大都同樣給來自中國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
是他們使我們得到一些當時的描述與評論，其中有年輕的胡助對環居着大批貧民的宏偉繁盛的大都（它是座生活費用昂貴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儀細緻詳盡的記述，還有蕭洵在1368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毀掉這座宮阙的前夕所編寫的精細的清單。
[4]大都外城周長為28.6公裡。
皇城在城市的南部，包括中央朝廷、宮殿和湖泊，約占整個市區的1/12（見圖33）。
依然含有傳統成分的元政權，很明顯是以一種可歸為半公共的、表面上官僚化的商業帝國的政權而存在着。
這個帝國有農業、宮殿廟宇建築業和制造業。
其制造業包括了各個方面，從原材料的獲取到裝運、貯存，以及令人吃驚的種種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
約有300個作坊，大多在北方，雇傭在冊匠戶勞力，生産各類織品、食品、飲料、珠寶、車輛、鐵器、氈子、磚瓦、皮革和其他各種産品。
[5]這些産品直接用于征服者上層集團的消費，其中的一些也在都城的店鋪中銷售。
作坊的主人都是皇室成員及其配偶和朝廷的高官權貴們；可是皇帝能夠重新分配這些财産，而且也這麼做過。
在政治頂層上的換班保證他們過一定時期就可沒收财産并重新分配。
若将世襲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員及其定編的候補官員都加在一起，妥歡貼睦爾開始時期的元政府約有3.3萬人。
它是一個多民族的結合體，其中約30%是非漢族人。
法律規定某些職位隻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擔當，但這些規定常常被暗中躲過，有時還遭到公開的漠視或被改變。
大多數政府部門的職位經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擔任，為了政府工作能順利進行，需要創造出相互适應的工作方式。
[6]在漢人關于等級制、個人權利及其責任的觀念與蒙古的議政傳統之間，官方的工作程序要求的是并不容易做到的妥協。
公務活動中使用的文字至少有四種：漢語文言、元代白話、蒙古語，也可能還使用波斯文，因為政府重要部門總是任用回回書吏。
[7]官僚機構中既有筆譯，又有口譯通事。
一切進行得比人們猜測的要好。
為了增強官員們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意地以一種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斷做出努力：鼓勵對各特定的組織機構的忠心。
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寫大量的題名記，用來宣傳政府各機構的責任與重要性，并從高到低列出當時全部在職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職的所有不同民族的人當中建立起一種具有共同目标的意識。
14世紀60年代修成的元朝一個機構的全史《秘書監志》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顯示出組成這一機構的衆多的漢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對這一機構的認同感是多麼堅定。
[8]妥歡貼睦爾時期禦史台顯示出了各族之間通過政治制度而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的表現。
禦史台成員堅持監察的權利。
因此直至元朝末年，他們在對高級官員的政治彈劾方面一直起着軸心作用。
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機構膨脹。
舉個例子，隻負責涉及兩都蒙古人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機關就有96人，以42名從一品蒙古劄魯忽赤為首，他們享有高薪與特權。
[9]妥歡貼睦爾時期，&ldquo冗官&rdquo問題偶爾提到朝廷上來，但由于政治原因，盡管财政拮據，元朝統治集團從未能裁減過多的職位。
在元朝晚期有幾個渠道可以進入官僚機構。
大多數低級官吏以衙門見習官吏或儒學教官的身份任職。
征服集團中的年輕人（也有一些漢人）首先做怯薛（宿衛）或皇室的家臣。
成吉思汗最親信的三名功臣的後代掌管怯薛，後來怯薛擁有1.3萬名年輕人，被稱為&ldquo官僚的搖籃&rdquo和&ldquo元統治階級的大本營&rdquo。
[10]怯薛成員享有&ldquo根腳&rdquo的稱呼，暗示着他們有在其他人之上的貴族出身。
1315年開始實行的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隻是進入低級官僚階層的一個小小入口（到1333年，總共隻有550多名進士，最多隻占官員人數的2%），但從政治上來講這卻是十分重要的。
這一制度十分優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過于求），對南人則不利（極多人應考，求大于供），然而盡管有這些規章上的不公平，這個制度還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創造出了共同的前景并形成了不同民族間的凝聚力。
1333年的科舉，始于春季，最終的殿試結束于當年的陰曆九月，年輕的皇帝剛從上都返回大都不久。
[11]這是在元朝統治下第一次舉行的允許各民族人士參加的科舉考試，顯然體現了對科舉興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廣。
那年考中進士的人名單保存至今。
[12]從名單中可以看出，50名漢人的平均年齡比50名非漢人的年齡要大一些，平均歲數分别為31歲與28歲。
此外，92%的漢人已婚，而非漢人已婚的則是74%。
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士跟漢人結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親為漢人的占58%，而已婚的那些人中近70%是娶漢人為妻。
不論民族成分如何，每個中式者授予的第一個官職均是職位差不多的地方官。
在非漢人名單上名列榜眼的叫餘阙，河南人（譯者注：元廬州人，今安徽合肥），其祖先是不出名的唐兀人。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這類出身不顯赫的非漢人青年來說，科舉最可能成為通向名譽和富裕的途徑。
後來餘阙成為一位出色的地方官與改革者。
同時他又是一個很有才氣的詩人，精通漢族文學，他的著述保存至今。
[13] 因此，1333年進士題名錄恰逢其時地表現了一定時間内反映元朝官僚機構特征的一些纏結在一起的分裂與融合情況：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與此并存的普遍通婚現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領的土地上被統治人民的道德觀念、文學傳統以及行政管理傳統；漢族上層則主動、積極地介入了統治他們的外族王朝。
1333年元朝政府的控制，在中國南北兩大區域仍舊很不平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華北一帶維持了如此密集的地方行政組織，而這一地區在蒙古人的征服中備受創傷，人口由于不斷南徙或者遷入城市而進一步下降，并屢遭洪水、地震、幹旱、蝗災、疫病與饑荒。
[14]楊維桢1348年所講的北方&ldquo一邑生靈有弗敵江以南一族之聚&rdquo，一點兒也沒有誇張。
[15]對于人口衆多、更加富庶的南方，政府有意在政策上實行寬松的管理。
依人口比例，南方地方官僅是北方的1/5，而南方人所交稅也比北方少很多。
對于這種差别而給予的心照不宣的補償，就是北方漢人比南方漢人在官場上更受優待，特别是在官職的任用方面。
最後一點，1333年，元王朝有了廣泛的财源。
除了地租、商業稅以外，政府還在許多商業部門中投入了資金，并對屯田，特别是鹽業進行國家控制。
到1333年時，由國家鹽業壟斷所得的收入已經穩定上升，每年最多能收入約合760萬錠的紙鈔，足夠滿足中央政府所需的80%。
海運系統則将大批糧食從長江三角洲運到大都，供養整個定居的征服者，以及在大都居住的各種人戶，包括大量窮人，還為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食糧。
1329年這些至關緊要的漕運活動達到高峰。
之後不久，數量開始下滑，起初緩慢些（到1341年下降了25%），然後是災難性的下跌。
元王朝在提高收入方面已再無多少可能，事實上它很快将陷入歲入遞減與消費增加的夾擊之中。
[16] 以上是妥歡貼睦爾即位時元朝晚期的概況，20年之後元朝開始走向崩潰。
尤其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事件距離忽必烈時期（1260&mdash1294年）并不遠，雖然中間經曆了八個皇帝的更替。
幾個在1333年時也就六十多歲的高官顯貴，是在王朝創建者的時代成人并開始發迹的。
忽必烈在他們的記憶中還很清晰，出任丞相的伯顔便是如此。
妥歡貼睦爾即位與伯顔專權，1333&mdash1340年 關于妥歡貼睦爾的出身，還不能夠完全肯定。
1340年他正式宣布他是忽必烈的合法後代，是忽必烈的第六世孫，是被刺殺的明宗和世（1329年在位）與哈剌魯妃的長子。
而早先文宗圖帖睦爾（1328年，1329&mdash1332年在位）發出的上谕（由當時最受尊敬、頗有影響的漢人儒生虞集起草），稱妥歡貼睦爾并不真是和世的兒子，這顯然是根據妥歡貼睦爾的乳母的丈夫的說法。
[17]此外還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故事，說他的父親是宋朝皇帝的後裔，母親是一位穆斯林，和世收養了他。
[18]因此，妥歡貼睦爾10歲時被流放到高麗海岸附近的一個島上，12歲時遷到今廣西桂林，跟一個和尚學習《論語》與《孝經》，交了一大群猴子朋友，猴為他的生肖（他生于1320年）。
他在此過了一年，直到被召回繼承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