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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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dquo元中期&rdquo指的是1294&mdash1333年，即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世祖，1260&mdash1294年在位）去世和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妥歡貼睦爾（順帝，1333&mdash1368年在位）即位之間的時期。
在這39年中，帝位快速轉換，有9個人即位，由此造成了官員的不斷變換和國家政策的經常變化。
這是一個政治風雲變幻無常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事件逐漸削弱了忽必烈留下的強大帝國，并為在妥歡貼睦爾統治下王朝的衰亡鋪設了道路。
元中期的皇帝不僅繼承了忽必烈的大帝國，也承接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1]忽必烈成功地将原來以草原為根基的&ldquo大蒙古兀魯思&rdquo或&ldquo大蒙古國&rdquo的重心轉到了中原，并使元朝成為第一個統治全中國和内亞草原的征服王朝。
他還為龐大的多種族、多文化帝國提供了一個綜合漢制和内亞制度的可行的制度構架，并從蒙古、中國和佛教源流中飾以正統的标記。
[2]正因為如此，忽必烈後來被他的繼承者視為最尊崇的王朝創建者和祖先，并且精心保護他的衣缽。
至于忽必烈留給後人的各種問題，則是與帝國本身一樣巨大和複雜。
從基礎上講，元在中國和更為廣闊的蒙古帝國中的地位需要認真地重新考慮和界定，并據此做出更多的調整。
中原是帝國的最重要構成部分和統治重心所在，還是它隻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而應獻出全中國的資源來維系帝國？如何滿意地回答這些疑問，總是擺在元統治者面前的嚴肅并影響深遠的問題。
一方面，忽必烈雖宣稱自己是全體蒙古人的大汗卻難以落實，并且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内亞的宗族的嚴重挑戰；到忽必烈去世時，元與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的戰争還在繼續。
另一方面，草原傳統勢力迫使忽必烈無法将他的王朝全然置于傳統的中原政府模式之上，并且在中原的根基越紮越深，使得元朝内部的文化适應過程趨于舒緩，給忽必烈的繼承者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問題。
從政治方面講，忽必烈建立的政府制度是蒙古家産封建制和中原傳統官僚專制的混合産物。
在早先的蒙古制度下，皇親和皇帝家族的有功侍臣都享有世襲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特權。
雖然忽必烈曾試圖削弱這些貴族的特權，但是他沒有在這個方面走得太遠，因為害怕違反蒙古國的一個基本原則：帝國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财産。
結果是貴族們在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繼續起着重大作用并享有許多利益，在他的繼承人統治時期，巨大财政壓力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證明了這一點。
與此同時，忽必烈強化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的措施，盡管不夠完善，卻使官員獲得比前忽必烈時期官員大得多的權力。
在後忽必烈時期，官員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權力中心，經常超越宗王而與皇帝争奪權力。
從文化和社會方面講，在蒙古、色目（西亞和中亞人）精英與他們的漢人臣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需要彌合。
這個鴻溝的存在部分是因為一般漢人在種族制度下遭受着政治歧視和社會歧視。
在受過教育的漢人精英中，對這種歧視感受尤深，因為孔子的學說和儒士沒有得到在以前漢人王朝下所得到的尊重。
元朝政府甄用統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
因此，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受研習漢學的激勵不大。
由此産生的結果是，既然傳統的漢人精英（儒士）未能分享權力，在一定意義的範圍内，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漢文化傳統的門外漢并且在社會上被隔離于當地居民之外。
這種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強的&ldquo殖民&rdquo色彩。
從外交和軍事方面講，在忽必烈統治下的元的對外政策，與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樣，是&ldquo帝國主義&rdquo的，總是準備動員統治區内的所有人力和物力為擴大帝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戰争。
[3]但是，到忽必烈朝後期，對外征服的報酬率已經明顯地減少，因為帝國已經達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極限，此時應該是集中全力加強内部團結而不是對外擴張的時機。
最後，由于過度的軍事征伐、龐大的賞賜和其他宮廷消費，元朝政府自始即面臨長期的财政問題，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财能手用聚斂方法來開辟财源。
由此産生的結果是，這些聚斂者與孔子思想捍衛者之間沖突不斷，後者主張節省政府開支和減輕百姓賦稅負擔。
從财政上講大幅度削減開支當然是人們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難實行，因為它将直接影響蒙古國家在中國的基礎。
綜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雖然偉大，但是他的遺産并不完全是積極的。
元代中期的後繼者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保存他的政府體系的問題，還要創造性地解決他所留下的多種問題，亦要解決忽必烈去世後出現的各種新問題。
這就要求按照傳統的中原路線進行更多的改革和改變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紮得更深，但是，同時還要保證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團精英的利益。
鐵穆耳汗朝（成宗），1294&mdash1307年 忽必烈未給他的後人解決的比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問題是帝位繼承，在蒙古帝國的曆史中，它總是引起不安和緊張的因素。
忽必烈無力解決這一問題，部分是因為蒙古人的帝國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孫的共同财産的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相抵觸；還部分因為在忽必烈時期的一些偶發事件。
[4]忽必烈不能将家産封建制的蒙古國家完全改變為君主專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沒打算這樣做，當出現帝位繼承問題時通過忽鄰勒台在皇子中選擇新的大汗的傳統做法不能被否定。
[5] 忽必烈為維持他的皇帝特權，試圖用中國方式來确定他與正後的長子為正式的繼承人，他選定了真金（1243&mdash1285年）為正式的繼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九年[6]，忽必烈的嘗試中途夭折。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在後忽必烈時代，經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繼承人和要求通過&ldquo選舉&rdquo即位的人之間為争奪帝位産生激烈的抗争。
後忽必烈時代的帝位之争與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點不同。
第一，競争者的範圍隻限于忽必烈的後人，特别是幾乎清一色的真金後人。
因為在蒙古人中有這樣的共識：元朝是忽必烈創建的，其他皇族成員能夠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為支持者參加新皇帝的選舉。
但是他們自己不能參加帝位的競争。
真金的後人最有帝位繼承資格是基于這樣的事實：真金是忽必烈的長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繼承人。
第二，宮廷中有權勢的大臣在新汗即位問題上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員的作用日益降低。
[7]在傳統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諸王和王妃來決定&ldquo選舉&rdquo的進程。
官員（那顔）作為皇族成員的屬下參加忽鄰勒台，但從不允許他們獨立發表意見。
大臣在新汗即位問題上越來越起着重要的作用，顯然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政府官僚化的結果，也是元政府的家産封建性質因而削弱的結果。
第三，帝位繼承經常引起紛争，兩種候選人交替登基，一種立足于中原，正常情況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們的支持；另一種立足于草原，常常統率着強大的駐邊軍隊。
這兩種利益關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選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時間很短，導緻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傾向的大幅度搖擺，使得這一時期的政治變化無常。
鐵穆耳的即位 在1294年2月忽必烈去世後立刻爆發了第一次繼承人危機，因為忽必烈并未正式冊立他的孫子、真金第二子鐵穆耳（1265&mdash1307年）為繼承人。
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後，年邁的忽必烈在确定繼承人上顯然一時猶豫不決。
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說法，是真金的正妻闊闊真（亦名伯藍也怯赤，1300年去世）、鐵穆耳之母在積極促成兒子即位。
[8]但是，雖然在1293年7月鐵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當時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鎮宗王統管草原的全部軍隊[9]，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親那樣的正式的皇太子冊立。
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孫子是否合适做未來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為他相當清楚鐵穆耳是個嗜酒者。
[10]這樣，在忽必烈去世時繼承問題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鐵穆耳的帝位競争對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mdash1302年）。
作為真金的長子，甘麻剌與鐵穆耳一樣有資格成為他們的祖父的繼承者。
因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揮官并于1292年被封為晉王，統領成吉思汗的&ldquo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rdquo[11]，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樣堅實。
但是，鐵穆耳顯然比他的哥哥有優勢：他不僅被忽必烈指定為繼承人，還得到了闊闊真的幫助。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闊闊真以其賢淑得到忽必烈的喜愛并且很有影響。
雖然甘麻剌的母親還難以确定，但從闊闊真站在鐵穆耳一邊的事實，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親生兒子。
[12] 同樣有意義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鐵穆耳即位。
忽必烈為他去世後指定了三個輔政大臣：玉昔帖木兒（1242&mdash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當博爾術（死于1227年）的孫子，樞密院知院；伯顔（1236&mdash1294年），八鄰部人，曾領軍滅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諸軍的統帥；不忽木（1255&mdash1300年），受儒學影響的康裡政治家，中書省平章政事。
這三個大臣都通過不同的途徑與鐵穆耳或他的母親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13]除了這三個大臣外，中書省右丞相完澤（1246&mdash1303年）曾以重要輔臣身份陪同鐵穆耳前往蒙古本土。
[14]忽必烈是否為鐵穆耳即位做過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這些朝廷重臣顯然都在向這一方向努力。
當1294年4月14日在夏都上都舉行忽鄰勒台時，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
[15]但是他們被鐵穆耳的支持者所戰勝。
實際上，據說玉昔帖木兒曾說服甘麻剌帶頭推動鐵穆耳即位。
[16]同時，戰功顯赫的伯顔為使鐵穆耳即位采取了更強硬的姿态。
據說他握劍站在大殿階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釋為什麼要立鐵穆耳為帝，結果是&ldquo諸王股栗，趨殿下拜&rdquo[17]。
顯然伯顔和玉昔帖木兒的威望和他們背後的強大軍事和官僚機器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并使他們操縱了忽鄰勒台。
這些首要大臣在決定誰将成為新大汗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在蒙古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預示着未來将産生許多推動新君即位的官僚。
忽必烈成就的守護者 鐵穆耳13年的統治自始即以守成為基調。
作為忽必烈帝國的直接繼承者，鐵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樣期望成為他祖父統治模式的守護者。
在1294年5月10日頒布的即位诏書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護忽必烈朝的成規。
[18]這成為他統治期間的基本準則。
鐵穆耳朝的守成性質明顯地表現在主要政府機構的官員人選和重要政策兩個方面繼續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
除了賜給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榮譽爵号外，鐵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權臣桑哥失勢後為緩解桑哥财政政策影響而任命的大多數中書省宰臣。
[19]完澤還擔任右丞相并且是獨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孫（1257&mdash1308年）為左丞相。
鐵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澤，主要是因為他謹慎和寬厚而不是因為他的才幹而成為朝廷重臣。
[20]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納兒部的哈剌哈孫則不僅以他的才幹和正直著稱，還以雅重儒術而聞名，在完澤1303年去世後，他成為朝廷中最有影響的人物。
[21]鐵穆耳朝初期的另一個有影響的人是康裡大臣不忽木。
[22]不忽木成長于宮廷中并在國子學中受到理學大師許衡（1209&mdash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漢人儒士官員。
他先任平章政事，後任禦史中丞，在鐵穆耳朝主要起為儒學辯護和規範朝政的作用。
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漢人官員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
漢人官員包括何榮祖、張九思（1242&mdash1302年）、梁德珪（1259&mdash1304年）和何玮（1254&mdash1310年），他們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
在回回理财者中，麥術丁和阿裡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馬和桑哥手下的官員。
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賽典赤·贍思丁（1211&mdash1279年）的曾孫伯顔，拉施特說他是&ldquo極尊貴、有權勢的大臣&rdquo，任撒希伯底萬，撒希伯底萬在波斯語中通常指财政大臣。
[23]顯然鐵穆耳是在繼續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員的種族和思想平衡政策。
完澤和哈剌哈孫掌管下的行政機構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政策。
在财政方面，廢除理算欠稅是桑哥失勢之後已經采用的政策。
[24]鐵穆耳朝繼續施行這一政策，并且幾次免除部分地區或全國的差發和賦稅。
[25]鐵穆耳汗強烈反對為增加收入向民衆征收任何額外的賦稅，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賦稅定額以外的任何東西。
[26] 在思想方面，鐵穆耳的政府表現出對儒學和儒士的尊重。
鐵穆耳即位後不久，即發出崇奉孔子的诏書。
[27]主要在哈剌哈孫的推動下，新建文宣王廟于大都，并徙國子學于其中，同時增加了國子學的學生。
[28]哈剌哈孫與儒士關系特别密切，據說常在裁決大政時征求儒士的意見。
[29]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說法，忽必烈朝加上鐵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
[30]但是已經有迹象表明鐵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開始。
鐵穆耳汗本人沒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體活力，而這些對繼續領導帝國是需要的。
他的大臣完澤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領導的強有力人物。
在兩個人過度寬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
官員隊伍急劇膨脹。
雖然朝廷和京城官員合計定額是2600人[31]，禦史台于1294年上報官員在京城食祿者超過1萬人，在各行省則更多。
[32]實際形勢變得如此嚴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書省淘汰所有冗員。
[33]官府冗員的大量增加，并沒有促進行政效率的改變。
鄭介夫在1303年上書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員限期五天處理一般公務，限期七天處理中等公務，限期十天處理重大公務，但是官員常用半年才能處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務，要用整整一年處理一件重要公務。
[34]鐵穆耳汗亦對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誤政務問題深惡痛絕，他在1294年曾為此嚴厲申斥中書省臣，甚至表現出對臭名昭著的桑哥時期行政效率的懷念。
[35]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之風的影響，鐵穆耳汗朝發生了一系列腐敗醜聞。
政府高層的最大醜聞發生在1303年。
在前一年，朱清（1237&mdash1303年）和張瑄（死于1303年）被控有罪。
[36]他們曾是海盜和販私鹽的鹽徒，在宋亡時率領大量船隻叛宋降元。
他們利用為元廷海運糧食和私自從事海外貿易積聚了大量财富。
審判的結果是他們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沒收全部财産。
對此案的調查發現朱、張二家曾向朝中的幾個高官行賄。
中書平章伯顔、梁德珪、段貞、阿裡渾薩裡和另外四名中書省官員因為受賄在同一天被撤職。
[37]甚至完澤亦因接受朱、張賄賂而受到彈劾。
[38]為清除腐敗，盛怒的大汗诏定贓罪為12章，并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員調查國内七個地區的案情。
[39]他們調查出貪官污吏18473人，獲贓45865錠。
這顯然是一個壓低了的上報數字。
[40]但是，大汗沒有堅持消除腐敗的努力。
不僅完澤在這起賄賂醜聞中全然無損，大多數因受賄而被撤職的中書省臣也在後來的兩年中又被起用。
[41] 官府冗員和官僚腐敗隻是造成貫穿元朝中後期政府日益嚴重的财政困難的部分原因。
造成财政困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常年對貴族尤其是皇室成員的慷慨賞賜。
[42]忽必烈慎于賞賜，對他的家族成員尤為&ldquo吝賜&rdquo。
但是從鐵穆耳開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歲賜額之外，還給皇室成員和勳臣大量的慷慨賞賜。
如此慷慨賞賜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勞皇室成員和勳臣，也要繼續保證他們的支持。
在1294年鐵穆耳即位時，皇室成員得到的賞賜比在忽必烈時期得到的歲賜額金多4倍，銀多2倍。
[43]此外，鐵穆耳還因不同原因給予一些皇親巨額特殊賞賜，如1294年給三個驸馬賜銀的總數就超過了12萬兩。
[44] 巨額賞賜很快造成國庫枯竭。
[45]1294年鐵穆耳即位後兩個月，中書省報告：&ldquo朝會賜予之外，餘鈔止有27萬錠。
&rdquo[46]第二年年初，中書省又報告忽必烈時期的儲蓄幾乎全被用來支付皇室成員和勳臣的賞賜。
[47]簡而言之，由于後忽必烈時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質的影響，以宮廷賞賜形式出現的政治賄賂已成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為鐵穆耳的政府反對增加稅額，除借用鈔本銀之外無法解決财政赤字問題。
元廷乃于1294年下令諸路平準庫作為鈔本貯藏的銀936950兩，除留192450兩作鈔母外，全部運往京城，顯然是支付日常開支。
四年之後，又借用了20萬錠鈔本。
到1299年，元廷的财政形勢更為惡化，花費的一半借自鈔本。
[48]借用鈔本又轉而極大地削弱紙鈔制度的信譽，并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其程度遠比13世紀80年代發生的通貨膨脹劇烈得多。
[49] 向和平過渡 鐵穆耳朝是持續不斷的征伐和大緻和平兩個時期之間的有意義的過渡期。
忽必烈朝後期發動的所有對外戰争都以失敗而告終。
鐵穆耳改變祖先的擴張政策，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将無任何成果并且耗費巨大。
他即位後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後幾年規劃的對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将安南作為納貢國。
1298年，鐵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議，并在第二年派遣一名僧侶作為和平使者前往這個島國。
[50]鐵穆耳朝的對外征伐，隻有1300&mdash1301年的征緬之戰和1301&mdash1303年征八百媳婦之戰，八百媳婦是在今天泰國北部和緬甸東部的一個小國。
雖然這兩次戰役都以失敗告終，但其原有目的亦不在于征服二國。
發動征緬之戰是因為緬國人廢黜了奉元廷為宗主的國王而要對其懲罰，征八百媳婦則是由于該國侵蝕元朝領土而采取的征讨行動。
[51] 鐵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軍事成就是成功地結束了與窩闊台後汗海都（約1235&mdash1301年）、察合台後汗笃哇（1282&mdash1307年在位）的耗時和耗力的戰争，他們從1268年或1269年開始對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戰。
[52]但是，這一成果來之不易。
盡管忽必烈在1/4世紀中經過持續不斷地努力将他的中亞敵手阻擋在生産糧食的定居地區之外，海都和笃哇在忽必烈去世時又卷土重來，把他們的控制區延伸到畏兀兒地區并不時侵入蒙古本土。
鐵穆耳在位的大多數時間不得不為保衛内亞地區耗費大量資源，實際上在他當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
1298年的一個冬夜，笃哇突襲合爾哈都由宗王闊闊出（死于1313年）指揮的駐守漠北的元軍主力，闊闊出是鐵穆耳的叔父，代鐵穆耳統軍于漠北。
此戰的結果是鐵穆耳女婿高唐王闊裡吉思（死于1298年）被俘，在漠北的元軍傷亡慘重。
[53] 海山（1281&mdash1311年）重建防衛體系後，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複。
海山是鐵穆耳長兄答剌麻八剌（1264&mdash1292年）之子，于1299年受命統軍于漠北，取代無能的闊闊出，其時年方18歲。
[54]除了諸王統率的蒙古軍和駐守漠北多年的宿将床兀兒（1260&mdash1322年）統率的欽察軍外，海山手下還有來自各衛的漢軍和新從漢地調來的蒙古軍。
再次得到加強的元軍在次年秋季轉入攻勢，在阿爾泰山南将海都擊敗。
1301年9月，海都和笃哇發動了最後一次攻勢，于是在阿爾泰山之東的鐵堅古和合剌合塔爆發了更具曆史性決定意義的戰役。
這次戰役本身可能是未分勝負，所以在漢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對戰役的結果有截然不同的記載。
[55]重要的是該戰役的間接結果，笃哇在作戰中負傷，而海都死于戰後不久，可能也是在戰鬥中受了傷。
[56]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諸汗國媾和的主要障礙。
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首倡和議。
笃哇已倦于無望的挑戰大汗權威，他更關心的是在中亞建立自己的統治，所以他設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兒在1303年夏季成為窩闊台汗國的統治者。
當年秋季，笃哇說服察八兒與他一道向鐵穆耳表示他們将停止敵對行動，并且承認鐵穆耳是全體蒙古人的大汗。
鐵穆耳對這一建議很快做出了積極反映。
雖然笃哇提議的為媾和召開的忽鄰勒台并未舉行，停戰的和約還是達成了。
由鐵穆耳、笃哇和察八兒共同派出的使者于1304年年初抵達伊利汗完者都（1304&mdash1316年在位）的汗廷，請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體蒙古人的統一的建議。
[57]和約對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國的統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完者都在1305年緻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驕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勵歐洲諸王以蒙古人為榜樣。
[58] 雖然1303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暫的，但它不僅重新确定了元廷與其他蒙古汗國的宗主關系，還為元朝通過離間察合台後人和窩闊台後人的關系徹底解除來自中亞的威脅提供了機會。
在外部壓力減輕後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兒之間為疆域問題發生了沖突。
在這次沖突中，鐵穆耳支持笃哇。
1306年秋季，鐵穆耳派遣海山率領一支軍隊越過阿爾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
海山從背後向察八兒發起進攻，俘虜了察八兒家族的幾個成員，并遠進至也兒的石河。
察八兒别無選擇，隻得向笃哇投降。
[59] 察八兒後被笃哇所廢，可能是在1307年，他的幼弟養吉察兒被笃哇立為窩闊台汗國的傀儡汗。
在這種環境的壓迫下，察八兒于1310年海山在位時向元廷投降，這就标志着困擾了元廷近四十年的窩闊台汗國的完結。
笃哇及其繼承者絕大多數時間承認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續地向大都派出貢使。
此後元廷與察合台汗國之間除了1316&mdash1320年間的短暫沖突外都維持着和平關系。
[60]這樣，忽必烈未能達到的确立元廷對整個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終于在鐵穆耳朝後期得以實現。
蔔魯罕皇後幹政 雖然鐵穆耳汗能夠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沒能保證自己家族和宮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繼承平穩過渡。
由于年輕時飲酒過度，鐵穆耳晚年一直被重病所擾。
[61]蔔魯罕皇後利用這種形勢，在宮廷和家庭事務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蔔魯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貴族家族伯牙吾氏。
1299年，皇後失憐答裡去世，蔔魯罕被立為皇後。
真金妻闊闊真于次年去世，這無疑使蔔魯罕有了更大的政治影響。
蔔魯罕顯然是個有能力的女人，《元史》本傳用的是敵對調子，也還是強調她影響下的朝政絕大部分是&ldquo平允&rdquo的。
[62]1302&mdash1303年朱清和張瑄的案子就是由她處理的，從他們家中查抄的巨額财産轉到了她的中政院之下，大大增加了她的财産。
[63]1305年6月，她把自己的兒子德壽立為皇太子。
為了保證德壽能夠平穩地繼承帝位，宮廷中所有潛在的對手都被清除。
答剌麻八剌的兒子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mdash1320年）在8月被封為懷甯王，送往懷州（河南沁陽）。
但是沒有想到皇太子德壽死于1306年1月。
[64]鐵穆耳汗于1307年2月2日去世，終年41歲，沒有了明确的繼承人，帝位繼承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海山汗朝（武宗），1307&mdash1311年 鐵穆耳的繼承者海山是在許多皇族成員和高官卷入的武力沖突之後才登上帝位的。
鐵穆耳去世時沒有明确的繼承者，貴族和大臣立即分成了兩派，每派支持一個帝位候選人。
[65]一派由蔔魯罕皇後本人控制，得到了以中書省左丞相阿忽台（死于1307年）為首的一批中書省大臣和中政院官員的支持。
他們企圖先以蔔魯罕皇後攝政，然後推舉安西王阿難答（死于1307年）即位。
[66]另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得到了宗王秃剌（察合台重孫，死于1309年）和牙忽都（拖雷後人，死于1310年前後）的支持。
他們謀求以答剌麻八剌的兒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帝位。
[67] 兩派力量各有有利的方面。
按照蒙古帝國的傳統，蔔魯罕在丈夫死後采取攝政行為合乎蒙古政治傳統。
她提出的帝位繼承人阿難答是真金弟忙哥剌（死于1278年）之子、鐵穆耳汗的堂弟；阿難答作為長輩在帝位繼承中占據有利地位。
[68]但是，帝系問題一旦提出，阿難答就處在弱勢地位了。
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支持者以&ldquo旁系子孫不能繼承帝位&rdquo為由強烈反對阿難答，因為阿難答是後忽必烈時代惟一的非真金後人的帝位争奪者。
此外，雖然阿難答出鎮唐兀之地，統有一支大軍，并且在與海都和笃哇的戰争中起過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京城是一個新客，缺乏當地大軍對他争奪帝位的支持。
阿難答是個虔誠的穆斯林，這同樣有損于他，當時元皇室中佛教徒居多，這使阿難答明顯處于不利的政治地位。
[69] 另一派的不利方面是在鐵穆耳汗去世時沒有一個帝位候選人在京城。
海山還在西蒙古，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他的封地懷州。
但是，這兄弟倆人比阿難答更有理由繼承帝位，因為他們畢竟是真金的孫子。
此外，倆人有作為帝位候選人的足夠資曆。
海山是内亞之戰中的英雄并且依然指揮着帝國最強大的軍隊。
在另一方面，他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有好儒的名聲，在漢人中頗得人心。
[70]但是，沒有哈剌哈孫的支持，他們不可能奪得帝位；哈剌哈孫不僅控制着中樞機構，還在鐵穆耳患病以後掌握着帝國衛軍。
作為右丞相，他能用暗中拖延的辦法拒絕副署蔔魯罕皇後發出的诏旨，并且拒不讓蔔魯罕一派使用所有的印信和動用國庫款項；同時，他派出使者催促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盡快趕回京城。
[71] 愛育黎拔力八達趕到大都後，于4月4日率領哈剌哈孫交給他的軍隊突襲宮廷，殺死阿忽台，囚禁了宗王阿難答和皇後蔔魯罕。
反對勢力就這樣被消滅了，但是兩兄弟間面臨困難的選擇。
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因為控制了京城而居于有利地位，但海山不僅是年長者，還握有超過弟弟實力的軍事力量。
在他們的母親答己（死于1322年）仲裁之下，兄弟二人達成協議，愛育黎拔力八達取消宮廷政變後的攝政舉動。
作為回報，海山在即位後封他的弟弟為皇太子。
海山随即帶領3萬士兵從蒙古本土趕來，1307年6月21日他在上都的即位是以忽鄰勒台的方式舉行的。
[72]但是，很清楚，1307年的繼承危機沒有就此解決。
此外，是在京城的以哈剌哈孫為首的大都官員的支持及海山本人控制的強大軍隊使他奪取了帝位。
忽鄰勒台不過是海山一派在以武力奪取帝位的事變後為取得必要的合法權威舉行的一次儀式而已。
行政機制的變異 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風方面與他的前任截然相反。
一方面，鐵穆耳汗盡力保持忽必烈的統治模式。
另一方面，海山則對這種模式不大尊崇。
1310年，漢人監察禦史張養浩（1270&mdash1329年）在上書中尖銳地指出，皇帝的每一項政策都與忽必烈時不同，他質問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時期的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
[73] 從海山早年的經曆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傾向。
[74]雖然他和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樣曾師從于儒者李孟（1265&mdash1321年），但是時間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顯然很少。
他成年後即成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軍的最高統帥，并且總是軍務纏身。
海山顯現的是标準遊牧騎士的魯莽和樸實，對他的曾祖父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官僚統治和政府管理機制感到不耐煩。
出于對大都現設機構的不信任，雖然哈剌哈孫在新帝即位中貢獻頗大，海山在即位後僅兩個月就把哈剌哈孫調到漠北任新建的嶺北行省的右丞相。
[75]此後，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從漠北帶來的侍從和将領。
漠視現存制度導緻了海山濫授貴族及官吏官職，以緻資格不符的冗員充斥官府。
顯然是為了赢取對其權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個王号，其中14個是&ldquo一字王&rdquo。
在這14個一字王中，隻有兩個是大汗的兒子，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時期的不成文法的規定，按照這個規定，隻有大汗的兒子才能被封為一字王。
[76]海山還更無節制地濫授爵号和随意任用高級官員。
正如張養浩所言，甚至演員、屠夫、佛教僧侶和道士都被授予中書省臣的名号，工匠被授予國公和丞相的名号。
這一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它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得到證明。
[77] 除了濫授官職和爵号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機制敗壞的另一個舉措是近侍為牟取私利不通過政府的正常途徑，擅自頒布有關人事、财政及司法的诏令。
此處所說的近侍，顯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後答己的内廷官員和擔當宮廷侍衛的怯薛成員。
[78]在海山即位後的兩個月裡，&ldquo内降旨&rdquo給官的有880餘人，得官者300人。
盡管中書省不斷提出異議，這種做法還是持續不斷，因為這些内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願，亦是得到皇太後答己的同意，她經常幹預政府事務。
[79] 官僚機構的迅速擴大在高層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
據1307年的報告，中書宰臣已達14人，禦史大夫4人。
[80]一年之後，樞密院在上書中指出忽必烈時期樞密院長官隻有6人，而現在已增至32人。
[81]為節省支付迅速膨脹的官員隊伍的開支，海山于1307年頒诏按照鐵穆耳汗于前一年确定的官員員數裁減官員。
但是，這一诏令顯然沒有得到實際效果，兩年後海山本人也承認&ldquo員冗如故&rdquo。
[82] 官僚機構的膨脹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開支。
海山本人的花費更加劇了财政緊張局面，在賜赉方面他甚至比鐵穆耳汗還慷慨。
海山按照鐵穆耳時的定例向參加他即位大典的諸王和官員頒發賞賜，但是由于儲蓄告罄，到當年秋季應賜的350萬錠鈔隻賜出170萬錠。
[83]此外，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聖地修建佛寺，為政府官員建宅，為購買珠寶，亦有巨額的花費。
[84]更大的花費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張北縣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兩都巡幸時有一個舒适的中間停住地點。
[85] 由于從前任者繼承的府藏不足，加上無節制的花費，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難。
在他即位後僅四個月，中書省彙報的政府财政狀況是這樣的：常賦歲鈔400萬錠，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開支的實際隻有280萬錠。
但是，從皇帝即位以來，已經支出420萬錠，應求而未支的還有100萬錠。
[86]1307年的政府開支共計紙鈔1000萬錠，糧300萬石。
[87]面臨如此嚴重的财政虧空，海山用挖掘貨币儲備的方法來應付開銷。
至1310年秋季，借用鈔本10603100錠。
[88]此外，還預售鹽引，以彌補财政虧空。
[89]在現有财源全耗盡之後，海山政府所面臨的财政問題已達危機程度。
&ldquo新政&rdquo 海山汗對嚴重的财政危機的反應，不是根據他的下屬官員的不斷建議采取縮減開支和裁減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個魯莽的嘗試：重建尚書省以增加稅收。
[90]為增加稅收而設立尚書省在忽必烈時期有過兩次，是在色目理财大臣阿合馬和桑哥的領導之下，但是都因為采取高度剝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銷。
海山即位後不久就接受了老侍從、宣政院使脫虎脫（畏兀兒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書省的建議，但是禦史台堅決反對。
[91]由于政府财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樂實（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書省以推動财政改革，并終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書省。
[92] 雖然中書省還應處理政府的主要事務，而尚書省隻應負責與财政改革有關的各項政策；但是新建的尚書省很快就剝奪了中書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權力，并被賦予更大範圍的決定權。
所有的行中書省都改名為行尚書省，尚書省的觸角通過它們直達全國各地。
尚書省的主要官員是左丞相脫虎脫，平章三寶奴和樂實，右丞保八。
脫虎脫和三寶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從。
[93]樂實是忽必烈朝的官員，曾因貪污而被撤職。
[94]保八在此之前的經曆不詳，估計是因為他有理财經驗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ldquo新政&rdquo的中心是貨币改革。
新發行的至大銀鈔被用來取代原有的中統鈔和至元鈔。
紙鈔的兌換額是新鈔與至元鈔以一當
在這39年中，帝位快速轉換，有9個人即位，由此造成了官員的不斷變換和國家政策的經常變化。
這是一個政治風雲變幻無常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事件逐漸削弱了忽必烈留下的強大帝國，并為在妥歡貼睦爾統治下王朝的衰亡鋪設了道路。
元中期的皇帝不僅繼承了忽必烈的大帝國，也承接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1]忽必烈成功地将原來以草原為根基的&ldquo大蒙古兀魯思&rdquo或&ldquo大蒙古國&rdquo的重心轉到了中原，并使元朝成為第一個統治全中國和内亞草原的征服王朝。
他還為龐大的多種族、多文化帝國提供了一個綜合漢制和内亞制度的可行的制度構架，并從蒙古、中國和佛教源流中飾以正統的标記。
[2]正因為如此，忽必烈後來被他的繼承者視為最尊崇的王朝創建者和祖先，并且精心保護他的衣缽。
至于忽必烈留給後人的各種問題，則是與帝國本身一樣巨大和複雜。
從基礎上講，元在中國和更為廣闊的蒙古帝國中的地位需要認真地重新考慮和界定，并據此做出更多的調整。
中原是帝國的最重要構成部分和統治重心所在，還是它隻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而應獻出全中國的資源來維系帝國？如何滿意地回答這些疑問，總是擺在元統治者面前的嚴肅并影響深遠的問題。
一方面，忽必烈雖宣稱自己是全體蒙古人的大汗卻難以落實，并且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内亞的宗族的嚴重挑戰；到忽必烈去世時，元與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的戰争還在繼續。
另一方面，草原傳統勢力迫使忽必烈無法将他的王朝全然置于傳統的中原政府模式之上，并且在中原的根基越紮越深，使得元朝内部的文化适應過程趨于舒緩，給忽必烈的繼承者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問題。
從政治方面講，忽必烈建立的政府制度是蒙古家産封建制和中原傳統官僚專制的混合産物。
在早先的蒙古制度下，皇親和皇帝家族的有功侍臣都享有世襲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特權。
雖然忽必烈曾試圖削弱這些貴族的特權，但是他沒有在這個方面走得太遠，因為害怕違反蒙古國的一個基本原則：帝國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财産。
結果是貴族們在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繼續起着重大作用并享有許多利益，在他的繼承人統治時期，巨大财政壓力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證明了這一點。
與此同時，忽必烈強化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的措施，盡管不夠完善，卻使官員獲得比前忽必烈時期官員大得多的權力。
在後忽必烈時期，官員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權力中心，經常超越宗王而與皇帝争奪權力。
從文化和社會方面講，在蒙古、色目（西亞和中亞人）精英與他們的漢人臣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需要彌合。
這個鴻溝的存在部分是因為一般漢人在種族制度下遭受着政治歧視和社會歧視。
在受過教育的漢人精英中，對這種歧視感受尤深，因為孔子的學說和儒士沒有得到在以前漢人王朝下所得到的尊重。
元朝政府甄用統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
因此，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受研習漢學的激勵不大。
由此産生的結果是，既然傳統的漢人精英（儒士）未能分享權力，在一定意義的範圍内，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漢文化傳統的門外漢并且在社會上被隔離于當地居民之外。
這種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強的&ldquo殖民&rdquo色彩。
從外交和軍事方面講，在忽必烈統治下的元的對外政策，與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樣，是&ldquo帝國主義&rdquo的，總是準備動員統治區内的所有人力和物力為擴大帝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戰争。
[3]但是，到忽必烈朝後期，對外征服的報酬率已經明顯地減少，因為帝國已經達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極限，此時應該是集中全力加強内部團結而不是對外擴張的時機。
最後，由于過度的軍事征伐、龐大的賞賜和其他宮廷消費，元朝政府自始即面臨長期的财政問題，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财能手用聚斂方法來開辟财源。
由此産生的結果是，這些聚斂者與孔子思想捍衛者之間沖突不斷，後者主張節省政府開支和減輕百姓賦稅負擔。
從财政上講大幅度削減開支當然是人們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難實行，因為它将直接影響蒙古國家在中國的基礎。
綜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雖然偉大，但是他的遺産并不完全是積極的。
元代中期的後繼者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保存他的政府體系的問題，還要創造性地解決他所留下的多種問題，亦要解決忽必烈去世後出現的各種新問題。
這就要求按照傳統的中原路線進行更多的改革和改變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紮得更深，但是，同時還要保證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團精英的利益。
鐵穆耳汗朝（成宗），1294&mdash1307年 忽必烈未給他的後人解決的比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問題是帝位繼承，在蒙古帝國的曆史中，它總是引起不安和緊張的因素。
忽必烈無力解決這一問題，部分是因為蒙古人的帝國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孫的共同财産的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相抵觸；還部分因為在忽必烈時期的一些偶發事件。
[4]忽必烈不能将家産封建制的蒙古國家完全改變為君主專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沒打算這樣做，當出現帝位繼承問題時通過忽鄰勒台在皇子中選擇新的大汗的傳統做法不能被否定。
[5] 忽必烈為維持他的皇帝特權，試圖用中國方式來确定他與正後的長子為正式的繼承人，他選定了真金（1243&mdash1285年）為正式的繼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九年[6]，忽必烈的嘗試中途夭折。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在後忽必烈時代，經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繼承人和要求通過&ldquo選舉&rdquo即位的人之間為争奪帝位産生激烈的抗争。
後忽必烈時代的帝位之争與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點不同。
第一，競争者的範圍隻限于忽必烈的後人，特别是幾乎清一色的真金後人。
因為在蒙古人中有這樣的共識：元朝是忽必烈創建的，其他皇族成員能夠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為支持者參加新皇帝的選舉。
但是他們自己不能參加帝位的競争。
真金的後人最有帝位繼承資格是基于這樣的事實：真金是忽必烈的長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繼承人。
第二，宮廷中有權勢的大臣在新汗即位問題上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員的作用日益降低。
[7]在傳統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諸王和王妃來決定&ldquo選舉&rdquo的進程。
官員（那顔）作為皇族成員的屬下參加忽鄰勒台，但從不允許他們獨立發表意見。
大臣在新汗即位問題上越來越起着重要的作用，顯然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政府官僚化的結果，也是元政府的家産封建性質因而削弱的結果。
第三，帝位繼承經常引起紛争，兩種候選人交替登基，一種立足于中原，正常情況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們的支持；另一種立足于草原，常常統率着強大的駐邊軍隊。
這兩種利益關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選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時間很短，導緻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傾向的大幅度搖擺，使得這一時期的政治變化無常。
鐵穆耳的即位 在1294年2月忽必烈去世後立刻爆發了第一次繼承人危機，因為忽必烈并未正式冊立他的孫子、真金第二子鐵穆耳（1265&mdash1307年）為繼承人。
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後，年邁的忽必烈在确定繼承人上顯然一時猶豫不決。
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說法，是真金的正妻闊闊真（亦名伯藍也怯赤，1300年去世）、鐵穆耳之母在積極促成兒子即位。
[8]但是，雖然在1293年7月鐵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當時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鎮宗王統管草原的全部軍隊[9]，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親那樣的正式的皇太子冊立。
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孫子是否合适做未來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為他相當清楚鐵穆耳是個嗜酒者。
[10]這樣，在忽必烈去世時繼承問題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鐵穆耳的帝位競争對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mdash1302年）。
作為真金的長子，甘麻剌與鐵穆耳一樣有資格成為他們的祖父的繼承者。
因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揮官并于1292年被封為晉王，統領成吉思汗的&ldquo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rdquo[11]，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樣堅實。
但是，鐵穆耳顯然比他的哥哥有優勢：他不僅被忽必烈指定為繼承人，還得到了闊闊真的幫助。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闊闊真以其賢淑得到忽必烈的喜愛并且很有影響。
雖然甘麻剌的母親還難以确定，但從闊闊真站在鐵穆耳一邊的事實，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親生兒子。
[12] 同樣有意義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鐵穆耳即位。
忽必烈為他去世後指定了三個輔政大臣：玉昔帖木兒（1242&mdash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當博爾術（死于1227年）的孫子，樞密院知院；伯顔（1236&mdash1294年），八鄰部人，曾領軍滅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諸軍的統帥；不忽木（1255&mdash1300年），受儒學影響的康裡政治家，中書省平章政事。
這三個大臣都通過不同的途徑與鐵穆耳或他的母親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13]除了這三個大臣外，中書省右丞相完澤（1246&mdash1303年）曾以重要輔臣身份陪同鐵穆耳前往蒙古本土。
[14]忽必烈是否為鐵穆耳即位做過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這些朝廷重臣顯然都在向這一方向努力。
當1294年4月14日在夏都上都舉行忽鄰勒台時，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
[15]但是他們被鐵穆耳的支持者所戰勝。
實際上，據說玉昔帖木兒曾說服甘麻剌帶頭推動鐵穆耳即位。
[16]同時，戰功顯赫的伯顔為使鐵穆耳即位采取了更強硬的姿态。
據說他握劍站在大殿階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釋為什麼要立鐵穆耳為帝，結果是&ldquo諸王股栗，趨殿下拜&rdquo[17]。
顯然伯顔和玉昔帖木兒的威望和他們背後的強大軍事和官僚機器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并使他們操縱了忽鄰勒台。
這些首要大臣在決定誰将成為新大汗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在蒙古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預示着未來将産生許多推動新君即位的官僚。
忽必烈成就的守護者 鐵穆耳13年的統治自始即以守成為基調。
作為忽必烈帝國的直接繼承者，鐵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樣期望成為他祖父統治模式的守護者。
在1294年5月10日頒布的即位诏書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護忽必烈朝的成規。
[18]這成為他統治期間的基本準則。
鐵穆耳朝的守成性質明顯地表現在主要政府機構的官員人選和重要政策兩個方面繼續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
除了賜給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榮譽爵号外，鐵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權臣桑哥失勢後為緩解桑哥财政政策影響而任命的大多數中書省宰臣。
[19]完澤還擔任右丞相并且是獨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孫（1257&mdash1308年）為左丞相。
鐵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澤，主要是因為他謹慎和寬厚而不是因為他的才幹而成為朝廷重臣。
[20]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納兒部的哈剌哈孫則不僅以他的才幹和正直著稱，還以雅重儒術而聞名，在完澤1303年去世後，他成為朝廷中最有影響的人物。
[21]鐵穆耳朝初期的另一個有影響的人是康裡大臣不忽木。
[22]不忽木成長于宮廷中并在國子學中受到理學大師許衡（1209&mdash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漢人儒士官員。
他先任平章政事，後任禦史中丞，在鐵穆耳朝主要起為儒學辯護和規範朝政的作用。
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漢人官員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
漢人官員包括何榮祖、張九思（1242&mdash1302年）、梁德珪（1259&mdash1304年）和何玮（1254&mdash1310年），他們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
在回回理财者中，麥術丁和阿裡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馬和桑哥手下的官員。
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賽典赤·贍思丁（1211&mdash1279年）的曾孫伯顔，拉施特說他是&ldquo極尊貴、有權勢的大臣&rdquo，任撒希伯底萬，撒希伯底萬在波斯語中通常指财政大臣。
[23]顯然鐵穆耳是在繼續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員的種族和思想平衡政策。
完澤和哈剌哈孫掌管下的行政機構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政策。
在财政方面，廢除理算欠稅是桑哥失勢之後已經采用的政策。
[24]鐵穆耳朝繼續施行這一政策，并且幾次免除部分地區或全國的差發和賦稅。
[25]鐵穆耳汗強烈反對為增加收入向民衆征收任何額外的賦稅，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賦稅定額以外的任何東西。
[26] 在思想方面，鐵穆耳的政府表現出對儒學和儒士的尊重。
鐵穆耳即位後不久，即發出崇奉孔子的诏書。
[27]主要在哈剌哈孫的推動下，新建文宣王廟于大都，并徙國子學于其中，同時增加了國子學的學生。
[28]哈剌哈孫與儒士關系特别密切，據說常在裁決大政時征求儒士的意見。
[29]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說法，忽必烈朝加上鐵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
[30]但是已經有迹象表明鐵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開始。
鐵穆耳汗本人沒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體活力，而這些對繼續領導帝國是需要的。
他的大臣完澤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領導的強有力人物。
在兩個人過度寬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
官員隊伍急劇膨脹。
雖然朝廷和京城官員合計定額是2600人[31]，禦史台于1294年上報官員在京城食祿者超過1萬人，在各行省則更多。
[32]實際形勢變得如此嚴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書省淘汰所有冗員。
[33]官府冗員的大量增加，并沒有促進行政效率的改變。
鄭介夫在1303年上書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員限期五天處理一般公務，限期七天處理中等公務，限期十天處理重大公務，但是官員常用半年才能處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務，要用整整一年處理一件重要公務。
[34]鐵穆耳汗亦對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誤政務問題深惡痛絕，他在1294年曾為此嚴厲申斥中書省臣，甚至表現出對臭名昭著的桑哥時期行政效率的懷念。
[35]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之風的影響，鐵穆耳汗朝發生了一系列腐敗醜聞。
政府高層的最大醜聞發生在1303年。
在前一年，朱清（1237&mdash1303年）和張瑄（死于1303年）被控有罪。
[36]他們曾是海盜和販私鹽的鹽徒，在宋亡時率領大量船隻叛宋降元。
他們利用為元廷海運糧食和私自從事海外貿易積聚了大量财富。
審判的結果是他們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沒收全部财産。
對此案的調查發現朱、張二家曾向朝中的幾個高官行賄。
中書平章伯顔、梁德珪、段貞、阿裡渾薩裡和另外四名中書省官員因為受賄在同一天被撤職。
[37]甚至完澤亦因接受朱、張賄賂而受到彈劾。
[38]為清除腐敗，盛怒的大汗诏定贓罪為12章，并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員調查國内七個地區的案情。
[39]他們調查出貪官污吏18473人，獲贓45865錠。
這顯然是一個壓低了的上報數字。
[40]但是，大汗沒有堅持消除腐敗的努力。
不僅完澤在這起賄賂醜聞中全然無損，大多數因受賄而被撤職的中書省臣也在後來的兩年中又被起用。
[41] 官府冗員和官僚腐敗隻是造成貫穿元朝中後期政府日益嚴重的财政困難的部分原因。
造成财政困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常年對貴族尤其是皇室成員的慷慨賞賜。
[42]忽必烈慎于賞賜，對他的家族成員尤為&ldquo吝賜&rdquo。
但是從鐵穆耳開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歲賜額之外，還給皇室成員和勳臣大量的慷慨賞賜。
如此慷慨賞賜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勞皇室成員和勳臣，也要繼續保證他們的支持。
在1294年鐵穆耳即位時，皇室成員得到的賞賜比在忽必烈時期得到的歲賜額金多4倍，銀多2倍。
[43]此外，鐵穆耳還因不同原因給予一些皇親巨額特殊賞賜，如1294年給三個驸馬賜銀的總數就超過了12萬兩。
[44] 巨額賞賜很快造成國庫枯竭。
[45]1294年鐵穆耳即位後兩個月，中書省報告：&ldquo朝會賜予之外，餘鈔止有27萬錠。
&rdquo[46]第二年年初，中書省又報告忽必烈時期的儲蓄幾乎全被用來支付皇室成員和勳臣的賞賜。
[47]簡而言之，由于後忽必烈時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質的影響，以宮廷賞賜形式出現的政治賄賂已成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為鐵穆耳的政府反對增加稅額，除借用鈔本銀之外無法解決财政赤字問題。
元廷乃于1294年下令諸路平準庫作為鈔本貯藏的銀936950兩，除留192450兩作鈔母外，全部運往京城，顯然是支付日常開支。
四年之後，又借用了20萬錠鈔本。
到1299年，元廷的财政形勢更為惡化，花費的一半借自鈔本。
[48]借用鈔本又轉而極大地削弱紙鈔制度的信譽，并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其程度遠比13世紀80年代發生的通貨膨脹劇烈得多。
[49] 向和平過渡 鐵穆耳朝是持續不斷的征伐和大緻和平兩個時期之間的有意義的過渡期。
忽必烈朝後期發動的所有對外戰争都以失敗而告終。
鐵穆耳改變祖先的擴張政策，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将無任何成果并且耗費巨大。
他即位後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後幾年規劃的對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将安南作為納貢國。
1298年，鐵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議，并在第二年派遣一名僧侶作為和平使者前往這個島國。
[50]鐵穆耳朝的對外征伐，隻有1300&mdash1301年的征緬之戰和1301&mdash1303年征八百媳婦之戰，八百媳婦是在今天泰國北部和緬甸東部的一個小國。
雖然這兩次戰役都以失敗告終，但其原有目的亦不在于征服二國。
發動征緬之戰是因為緬國人廢黜了奉元廷為宗主的國王而要對其懲罰，征八百媳婦則是由于該國侵蝕元朝領土而采取的征讨行動。
[51] 鐵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軍事成就是成功地結束了與窩闊台後汗海都（約1235&mdash1301年）、察合台後汗笃哇（1282&mdash1307年在位）的耗時和耗力的戰争，他們從1268年或1269年開始對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戰。
[52]但是，這一成果來之不易。
盡管忽必烈在1/4世紀中經過持續不斷地努力将他的中亞敵手阻擋在生産糧食的定居地區之外，海都和笃哇在忽必烈去世時又卷土重來，把他們的控制區延伸到畏兀兒地區并不時侵入蒙古本土。
鐵穆耳在位的大多數時間不得不為保衛内亞地區耗費大量資源，實際上在他當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
1298年的一個冬夜，笃哇突襲合爾哈都由宗王闊闊出（死于1313年）指揮的駐守漠北的元軍主力，闊闊出是鐵穆耳的叔父，代鐵穆耳統軍于漠北。
此戰的結果是鐵穆耳女婿高唐王闊裡吉思（死于1298年）被俘，在漠北的元軍傷亡慘重。
[53] 海山（1281&mdash1311年）重建防衛體系後，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複。
海山是鐵穆耳長兄答剌麻八剌（1264&mdash1292年）之子，于1299年受命統軍于漠北，取代無能的闊闊出，其時年方18歲。
[54]除了諸王統率的蒙古軍和駐守漠北多年的宿将床兀兒（1260&mdash1322年）統率的欽察軍外，海山手下還有來自各衛的漢軍和新從漢地調來的蒙古軍。
再次得到加強的元軍在次年秋季轉入攻勢，在阿爾泰山南将海都擊敗。
1301年9月，海都和笃哇發動了最後一次攻勢，于是在阿爾泰山之東的鐵堅古和合剌合塔爆發了更具曆史性決定意義的戰役。
這次戰役本身可能是未分勝負，所以在漢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對戰役的結果有截然不同的記載。
[55]重要的是該戰役的間接結果，笃哇在作戰中負傷，而海都死于戰後不久，可能也是在戰鬥中受了傷。
[56]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諸汗國媾和的主要障礙。
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首倡和議。
笃哇已倦于無望的挑戰大汗權威，他更關心的是在中亞建立自己的統治，所以他設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兒在1303年夏季成為窩闊台汗國的統治者。
當年秋季，笃哇說服察八兒與他一道向鐵穆耳表示他們将停止敵對行動，并且承認鐵穆耳是全體蒙古人的大汗。
鐵穆耳對這一建議很快做出了積極反映。
雖然笃哇提議的為媾和召開的忽鄰勒台并未舉行，停戰的和約還是達成了。
由鐵穆耳、笃哇和察八兒共同派出的使者于1304年年初抵達伊利汗完者都（1304&mdash1316年在位）的汗廷，請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體蒙古人的統一的建議。
[57]和約對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國的統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完者都在1305年緻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驕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勵歐洲諸王以蒙古人為榜樣。
[58] 雖然1303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暫的，但它不僅重新确定了元廷與其他蒙古汗國的宗主關系，還為元朝通過離間察合台後人和窩闊台後人的關系徹底解除來自中亞的威脅提供了機會。
在外部壓力減輕後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兒之間為疆域問題發生了沖突。
在這次沖突中，鐵穆耳支持笃哇。
1306年秋季，鐵穆耳派遣海山率領一支軍隊越過阿爾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
海山從背後向察八兒發起進攻，俘虜了察八兒家族的幾個成員，并遠進至也兒的石河。
察八兒别無選擇，隻得向笃哇投降。
[59] 察八兒後被笃哇所廢，可能是在1307年，他的幼弟養吉察兒被笃哇立為窩闊台汗國的傀儡汗。
在這種環境的壓迫下，察八兒于1310年海山在位時向元廷投降，這就标志着困擾了元廷近四十年的窩闊台汗國的完結。
笃哇及其繼承者絕大多數時間承認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續地向大都派出貢使。
此後元廷與察合台汗國之間除了1316&mdash1320年間的短暫沖突外都維持着和平關系。
[60]這樣，忽必烈未能達到的确立元廷對整個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終于在鐵穆耳朝後期得以實現。
蔔魯罕皇後幹政 雖然鐵穆耳汗能夠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沒能保證自己家族和宮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繼承平穩過渡。
由于年輕時飲酒過度，鐵穆耳晚年一直被重病所擾。
[61]蔔魯罕皇後利用這種形勢，在宮廷和家庭事務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蔔魯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貴族家族伯牙吾氏。
1299年，皇後失憐答裡去世，蔔魯罕被立為皇後。
真金妻闊闊真于次年去世，這無疑使蔔魯罕有了更大的政治影響。
蔔魯罕顯然是個有能力的女人，《元史》本傳用的是敵對調子，也還是強調她影響下的朝政絕大部分是&ldquo平允&rdquo的。
[62]1302&mdash1303年朱清和張瑄的案子就是由她處理的，從他們家中查抄的巨額财産轉到了她的中政院之下，大大增加了她的财産。
[63]1305年6月，她把自己的兒子德壽立為皇太子。
為了保證德壽能夠平穩地繼承帝位，宮廷中所有潛在的對手都被清除。
答剌麻八剌的兒子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mdash1320年）在8月被封為懷甯王，送往懷州（河南沁陽）。
但是沒有想到皇太子德壽死于1306年1月。
[64]鐵穆耳汗于1307年2月2日去世，終年41歲，沒有了明确的繼承人，帝位繼承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海山汗朝（武宗），1307&mdash1311年 鐵穆耳的繼承者海山是在許多皇族成員和高官卷入的武力沖突之後才登上帝位的。
鐵穆耳去世時沒有明确的繼承者，貴族和大臣立即分成了兩派，每派支持一個帝位候選人。
[65]一派由蔔魯罕皇後本人控制，得到了以中書省左丞相阿忽台（死于1307年）為首的一批中書省大臣和中政院官員的支持。
他們企圖先以蔔魯罕皇後攝政，然後推舉安西王阿難答（死于1307年）即位。
[66]另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得到了宗王秃剌（察合台重孫，死于1309年）和牙忽都（拖雷後人，死于1310年前後）的支持。
他們謀求以答剌麻八剌的兒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帝位。
[67] 兩派力量各有有利的方面。
按照蒙古帝國的傳統，蔔魯罕在丈夫死後采取攝政行為合乎蒙古政治傳統。
她提出的帝位繼承人阿難答是真金弟忙哥剌（死于1278年）之子、鐵穆耳汗的堂弟；阿難答作為長輩在帝位繼承中占據有利地位。
[68]但是，帝系問題一旦提出，阿難答就處在弱勢地位了。
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支持者以&ldquo旁系子孫不能繼承帝位&rdquo為由強烈反對阿難答，因為阿難答是後忽必烈時代惟一的非真金後人的帝位争奪者。
此外，雖然阿難答出鎮唐兀之地，統有一支大軍，并且在與海都和笃哇的戰争中起過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京城是一個新客，缺乏當地大軍對他争奪帝位的支持。
阿難答是個虔誠的穆斯林，這同樣有損于他，當時元皇室中佛教徒居多，這使阿難答明顯處于不利的政治地位。
[69] 另一派的不利方面是在鐵穆耳汗去世時沒有一個帝位候選人在京城。
海山還在西蒙古，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他的封地懷州。
但是，這兄弟倆人比阿難答更有理由繼承帝位，因為他們畢竟是真金的孫子。
此外，倆人有作為帝位候選人的足夠資曆。
海山是内亞之戰中的英雄并且依然指揮着帝國最強大的軍隊。
在另一方面，他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有好儒的名聲，在漢人中頗得人心。
[70]但是，沒有哈剌哈孫的支持，他們不可能奪得帝位；哈剌哈孫不僅控制着中樞機構，還在鐵穆耳患病以後掌握着帝國衛軍。
作為右丞相，他能用暗中拖延的辦法拒絕副署蔔魯罕皇後發出的诏旨，并且拒不讓蔔魯罕一派使用所有的印信和動用國庫款項；同時，他派出使者催促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盡快趕回京城。
[71] 愛育黎拔力八達趕到大都後，于4月4日率領哈剌哈孫交給他的軍隊突襲宮廷，殺死阿忽台，囚禁了宗王阿難答和皇後蔔魯罕。
反對勢力就這樣被消滅了，但是兩兄弟間面臨困難的選擇。
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因為控制了京城而居于有利地位，但海山不僅是年長者，還握有超過弟弟實力的軍事力量。
在他們的母親答己（死于1322年）仲裁之下，兄弟二人達成協議，愛育黎拔力八達取消宮廷政變後的攝政舉動。
作為回報，海山在即位後封他的弟弟為皇太子。
海山随即帶領3萬士兵從蒙古本土趕來，1307年6月21日他在上都的即位是以忽鄰勒台的方式舉行的。
[72]但是，很清楚，1307年的繼承危機沒有就此解決。
此外，是在京城的以哈剌哈孫為首的大都官員的支持及海山本人控制的強大軍隊使他奪取了帝位。
忽鄰勒台不過是海山一派在以武力奪取帝位的事變後為取得必要的合法權威舉行的一次儀式而已。
行政機制的變異 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風方面與他的前任截然相反。
一方面，鐵穆耳汗盡力保持忽必烈的統治模式。
另一方面，海山則對這種模式不大尊崇。
1310年，漢人監察禦史張養浩（1270&mdash1329年）在上書中尖銳地指出，皇帝的每一項政策都與忽必烈時不同，他質問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時期的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
[73] 從海山早年的經曆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傾向。
[74]雖然他和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樣曾師從于儒者李孟（1265&mdash1321年），但是時間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顯然很少。
他成年後即成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軍的最高統帥，并且總是軍務纏身。
海山顯現的是标準遊牧騎士的魯莽和樸實，對他的曾祖父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官僚統治和政府管理機制感到不耐煩。
出于對大都現設機構的不信任，雖然哈剌哈孫在新帝即位中貢獻頗大，海山在即位後僅兩個月就把哈剌哈孫調到漠北任新建的嶺北行省的右丞相。
[75]此後，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從漠北帶來的侍從和将領。
漠視現存制度導緻了海山濫授貴族及官吏官職，以緻資格不符的冗員充斥官府。
顯然是為了赢取對其權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個王号，其中14個是&ldquo一字王&rdquo。
在這14個一字王中，隻有兩個是大汗的兒子，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時期的不成文法的規定，按照這個規定，隻有大汗的兒子才能被封為一字王。
[76]海山還更無節制地濫授爵号和随意任用高級官員。
正如張養浩所言，甚至演員、屠夫、佛教僧侶和道士都被授予中書省臣的名号，工匠被授予國公和丞相的名号。
這一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它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得到證明。
[77] 除了濫授官職和爵号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機制敗壞的另一個舉措是近侍為牟取私利不通過政府的正常途徑，擅自頒布有關人事、财政及司法的诏令。
此處所說的近侍，顯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後答己的内廷官員和擔當宮廷侍衛的怯薛成員。
[78]在海山即位後的兩個月裡，&ldquo内降旨&rdquo給官的有880餘人，得官者300人。
盡管中書省不斷提出異議，這種做法還是持續不斷，因為這些内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願，亦是得到皇太後答己的同意，她經常幹預政府事務。
[79] 官僚機構的迅速擴大在高層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
據1307年的報告，中書宰臣已達14人，禦史大夫4人。
[80]一年之後，樞密院在上書中指出忽必烈時期樞密院長官隻有6人，而現在已增至32人。
[81]為節省支付迅速膨脹的官員隊伍的開支，海山于1307年頒诏按照鐵穆耳汗于前一年确定的官員員數裁減官員。
但是，這一诏令顯然沒有得到實際效果，兩年後海山本人也承認&ldquo員冗如故&rdquo。
[82] 官僚機構的膨脹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開支。
海山本人的花費更加劇了财政緊張局面，在賜赉方面他甚至比鐵穆耳汗還慷慨。
海山按照鐵穆耳時的定例向參加他即位大典的諸王和官員頒發賞賜，但是由于儲蓄告罄，到當年秋季應賜的350萬錠鈔隻賜出170萬錠。
[83]此外，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聖地修建佛寺，為政府官員建宅，為購買珠寶，亦有巨額的花費。
[84]更大的花費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張北縣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兩都巡幸時有一個舒适的中間停住地點。
[85] 由于從前任者繼承的府藏不足，加上無節制的花費，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難。
在他即位後僅四個月，中書省彙報的政府财政狀況是這樣的：常賦歲鈔400萬錠，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開支的實際隻有280萬錠。
但是，從皇帝即位以來，已經支出420萬錠，應求而未支的還有100萬錠。
[86]1307年的政府開支共計紙鈔1000萬錠，糧300萬石。
[87]面臨如此嚴重的财政虧空，海山用挖掘貨币儲備的方法來應付開銷。
至1310年秋季，借用鈔本10603100錠。
[88]此外，還預售鹽引，以彌補财政虧空。
[89]在現有财源全耗盡之後，海山政府所面臨的财政問題已達危機程度。
&ldquo新政&rdquo 海山汗對嚴重的财政危機的反應，不是根據他的下屬官員的不斷建議采取縮減開支和裁減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個魯莽的嘗試：重建尚書省以增加稅收。
[90]為增加稅收而設立尚書省在忽必烈時期有過兩次，是在色目理财大臣阿合馬和桑哥的領導之下，但是都因為采取高度剝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銷。
海山即位後不久就接受了老侍從、宣政院使脫虎脫（畏兀兒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書省的建議，但是禦史台堅決反對。
[91]由于政府财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樂實（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書省以推動财政改革，并終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書省。
[92] 雖然中書省還應處理政府的主要事務，而尚書省隻應負責與财政改革有關的各項政策；但是新建的尚書省很快就剝奪了中書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權力，并被賦予更大範圍的決定權。
所有的行中書省都改名為行尚書省，尚書省的觸角通過它們直達全國各地。
尚書省的主要官員是左丞相脫虎脫，平章三寶奴和樂實，右丞保八。
脫虎脫和三寶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從。
[93]樂實是忽必烈朝的官員，曾因貪污而被撤職。
[94]保八在此之前的經曆不詳，估計是因為他有理财經驗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ldquo新政&rdquo的中心是貨币改革。
新發行的至大銀鈔被用來取代原有的中統鈔和至元鈔。
紙鈔的兌換額是新鈔與至元鈔以一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