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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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而1287年發行的至元鈔比1260年發行的中統鈔已經貶值了5倍：這是半個世紀中通貨膨脹的一個生動标志。
為強化新鈔的價值，金、銀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鑄造了兩種銅币，稱為&ldquo大元通寶&rdquo和&ldquo至大通寶&rdquo。
這次貨币改革是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并且彌補日益增大的預算赤字。
1310年發行的紙鈔總量是145萬錠，等于舊中統鈔3630萬錠，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紙鈔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紙鈔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鈔量的3.5倍。
[95] 為增加稅收還采取了其他措施：國家壟斷的鹽引的出售價格比鐵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
[96]解除了産酒的禁令，并專設了酒課提舉司負責征收酒稅。
鐵穆耳朝取消的欠稅，也重新理算。
江南民戶每年收糧超過5萬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糧稅2%。
為了更有效地征收賦稅，征稅者根據其征收的賦稅超過1307年賦稅限額的比例論賞。
為了穩定糧價，在各地建立了&ldquo常平倉&rdquo；從長江流域海運的糧食額在1310年則增加到293萬石。
[97]為減少政府開支采取的措施很少，隻是有限地減少了中書省、禦史台、樞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員的員數和裁減了各機構的冗員。
[98] 總的說來，尚書省及其設計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書省的嘗試，已充分證明了是不得人心的舉動，并留下了高壓和盤剝的公衆印象。
因而尚書省自始即遭受強烈反對。
右丞相塔思不花和禦史台官員曾反對尚書省的設置。
[99]海山的老侍從、右丞相亦納脫脫以及出身漢儒的官員敬俨、張養浩、高昉（1264&mdash1328年）和禦史台的官員都對尚書省的政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
[100]有些受命到尚書省任職的漢人官員拒絕履任。
[101]此外，盡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稅收，紙鈔的過量發行和鹽引價格的急劇提高，勢必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并使物價漲幅更高。
[102] 欲解決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勢必大量削減宮廷和政府開支。
但是，這不僅與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馳，亦會引起貴族和官僚的強烈不滿并遭到他們的反對。
海山為解決财政困難選擇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但是他采用的通貨膨脹方法實際上惡化了他的政府所面臨的問題。
無論如何，改革并沒有機會展現結果，因為它僅僅實行了16個月；海山于1311年1月去世，愛育黎拔力八達在當年初春即位，廢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愛育黎拔力八達汗朝（仁宗），1311&mdash1320年 早年的傾向 1311年4月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兄長海山的皇位，是元朝曆史中第一次和平與平穩的帝位繼承。
按照先前的約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時确定真金為繼承人後的做法一樣，任命愛育黎拔力八達為中央各機構名譽上的最高首腦，這些都為帝位的平穩轉移創造了條件。
[103]從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兄弟情分和兄終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兩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連續性。
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初年的表現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數政策都被廢止。
這些作為，可以追溯到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文化、思想傾向以及他與兄長間的複雜政治關系。
愛育黎拔力八達從十幾歲起就學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輸的儒家倫理和政治觀念對他後來的政治态度有很強的影響。
[104]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任宗王及後來身為海山的皇太子時期先後在身邊任用的漢儒有陳颢（1264&mdash1339年）、王毅、王約（1252&mdash1333年）、趙孟頫（1254&mdash1322年）、王結（1275&mdash1336年）、張養浩、尚野（1244&mdash1319年）、姚燧（1238&mdash1313年）和蕭（1241&mdash1318年）；藝術家有商琦和王振鵬；此外還有色目學者闆勒纥人察罕（他後來成為一個偉大的翻譯家）和畏兀兒散曲作家小雲石海涯（貫雲石，1286&mdash1324年）。
結果是愛育黎拔力八達不僅能夠讀、寫漢文和鑒賞中國繪畫與書法，還非常熟悉儒家學說和中國曆史。
[105]在儒家政治學說的強烈影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然反對海山所建尚書省的各項聚斂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與他的兄長之間固然具有手足溫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關系。
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實際上為他的兄長奪得了帝位，海山總是懷疑他有自己篡奪帝位的圖謀。
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在海山即位後立即棄官而去，因為他被指控曾力促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己即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政治上不便為李孟辯護。
[106]從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地位考慮，東宮詹事丞王約不斷勸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讓态度。
[107]盡管如此，尚書省平章三寶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甯還曾建議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mdash1329年）取代愛育黎拔力八達的皇太子位置。
[108]愛育黎拔力八達似乎對他兄長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對這些政策的反對直到他自己即位後才顯示出來。
清洗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兄長政策的反對和熱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後很快進行了血腥清洗并廢除了兄長的絕大多數政策。
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後僅三天，愛育黎拔力八達就撤銷了尚書省，将其主要官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黑逮捕并處死。
[109]在其後的幾個月中，廢止至大銀鈔和鑄币，中統鈔和至元鈔又成為官方通行的僅有貨币。
官員的人數裁減到1293年的水平，曾經升級的各官署則恢複到忽必烈時期的地位。
海山批準的各項公共建築計劃，亦全部停工。
[110]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朝廷中加強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
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師李孟和出身于顯赫漢軍世家的儒帥張珪（1264&mdash1327年）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給予他們管理政府的極大權力。
愛育黎拔力八達最早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時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學者李謙（1234&mdash1312年）、郝天挺（1261&mdash1317年）、程钜夫（1249&mdash1318年）和劉敏中（1243&mdash1318年），他們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職，其他人則成為顧問。
[111]愛育黎拔力八達還不斷下令選取文學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賢院。
[112]他的重用儒士，不僅僅是為了裝飾門面。
在他們的導引和支持下，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舉措，推動了元朝進一步漢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複科舉考試 愛育黎拔力八達使官僚隊伍更加儒化的大膽嘗試，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
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沒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沒有把他們的學問視為補選官員的基本标準。
大多數高官是以出身為評選标準而産生（通過承襲和蔭的特權，蔭即降等承襲其父輩的官職），而多數中下級官員則是由吏入官。
結果是大多數官員并沒有受過儒學教育，也不具備儒家的政治傾向。
為改善通過承蔭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規定漢人職官子孫承蔭，需考試一經一史，考試合格者直接任職，免去見習期。
[113]蒙古和色目職官子孫承蔭者可以選擇考試，通過考試的人授官時比原襲職務高一等。
可能是為了減少儒官的競争，由地方機構胥吏出身的官員可以出任的最高職務自四品官降為五品。
[114]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所做的最有意義的制度變化，是恢複了科舉考試制度。
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斷圍繞恢複考試問題展開争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
在恢複科舉考試問題上意見不一緻有兩個原因。
[115]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襲制補充官員隊伍，采用考試制度将會損害蒙古、色目甚至漢人貴族家族的承襲和蔭的特權，所以會遭到反對。
第二，在漢人士大夫中對考試是否是補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種科目亦存在完全對立的看法。
一派贊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試科目，注重文學和經學的考試。
受朱熹對考試制度的觀點影響頗深的理學家反對這種觀點，主張在科目中去掉文學，注重重要經典和策問考試。
因為沒完沒了的争論，科舉考試一直沒有恢複。
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後，形勢發生了變化。
改善官員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請求恢複科舉考試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
[116]此時因為理學在元廷官員圈中已經占了明顯的優勢，以前理學家提出的方案幾乎未遭任何反對就被采納了。
1313年頒诏并在其後的兩年中首次實行的新考試制度，顯然有利于理學家的觀點。
考試科目重經學而輕文學。
它還指定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參試者的标準用書，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為漢人參試者增試科目的标準用書。
這一變化有助于确定理學的國家正統學說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曆史意義，并被後來的明、清兩代基本沿襲下來。
[117] 除此之外，新考試制度還有一些反映元朝統治下特有的多民族社會的特征。
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試不僅比漢人、南人簡單，他們還在種族制度下享有&ldquo同等席位&rdquo，通過各省考試參加會試的名額，按照四等人的劃分，每等人75個名額。
另外，為了不損害舊貴族家族的承襲特權和擾亂現存的官僚體制，登第殿試的名額控制在較低水平上，每次考試不超過100人。
此後元廷舉行了16次考試，考中進士的共計1139人。
這個數字，隻比同時期文官總人數的4%稍多一點。
[118]因此，科舉考試制度并不意味着對享有特權的貴族子弟利益的嚴重損害。
愛育黎拔力八達推行的考試制度，應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機會的漢人觀念和作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結合。
然而，愛育黎拔力八達恢複科舉考試制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
把儒家學說作為甄選精英的标準，給漢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
這對江南的士人更為有利，因為直到此時他們多被排除在官場之外。
此外，考試制度也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特别是那些不屬于貴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漢化。
[119] 編撰法典 編撰法典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代制度而産生預期結果的另一個領域。
可能是因為在多元文化社會确定統一的法典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可能是因為蒙古統治精英認為統一法典會限制他們的權力所以采取了反對的态度，元廷從未制定一個通行全國的标準法典。
缺乏法典引起了漢人官員的極大焦慮，他們進行了多次努力編撰法典和律例，以作為判案的依據。
最早的補救措施是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這大體上是個法令彙編。
[120]此後鐵穆耳朝和海山朝編修法典的努力幾乎毫無成效。
愛育黎拔力八達很快采取措施對這樣的形勢加以補救。
在1311年即位的當月，他命令中書省臣彙集從忽必烈朝初年以來的律令條規。
這一彙編工作于1316年完成。
[121]但是對彙編的複審過程比預期的時間長得多。
直到碩德八剌即位後兩年的1323年，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頒行。
這個新法典收錄了建國以來的法律條文2400餘條，分為斷例、條格、诏制、别類四大類。
[122] 《大元通制》雖不是一個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現代法制史學者的觀點，此書&ldquo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為它有充實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法典的結構&rdquo。
《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編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
[123]但是，作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沒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國法典。
它在許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習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
[124]《大元通制》和也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編輯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兩個裡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趨成熟的反映。
書籍翻譯和出版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曆史經驗的渴求，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
[125]翻譯成蒙古文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尚書》[126]；宋人真德秀（1178&mdash1235年）撰寫的《大學衍義》；與唐太宗（627&mdash649年在位）有關的兩部著作，吳兢（670&mdash749年）撰寫的《貞觀政要》和太宗本人為他的繼承者撰寫的《帝範》；司馬光（1019&mdash1086年）撰寫的偉大史書《資治通鑒》。
在愛育黎拔力八達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學者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
[127] 雖然以上所列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為天子有倡導大衆道德和增加物質福利的責任，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目标。
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于國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夠誦習該書的譯本。
[128]蒙古君主顯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夠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曆史經驗，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誡，能把國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 愛育黎拔力八達按照中原傳統方式對元朝政府的改革無法走得太遠，因為他不能削弱蒙古諸王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經濟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
盡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權的政策，蒙古諸王仍然擁有對他們領地（投下）相當多的行政、軍事、财政、司法權。
[129]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權力是政治冒險，因為這将面臨蒙古和元帝國一條最基本原則的正面挑戰。
愛育黎拔力八達嘗試削弱諸王權力的失敗，主要是因為這一原因。
1311年冬季，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撤銷諸王的劄魯忽赤（漢譯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
[130]由于劄魯忽赤代表諸王處理他們領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務，撤銷劄魯忽赤顯然意味着取消了諸王直接審理他們屬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權力。
[131]皇帝的這一命令似乎隻實行了很短的時間，因為已知晉王也孫鐵木兒（後來的泰定帝，1323&mdash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後來的明宗，1329年在位）兩人在1316年被允許在他們位下設立了幾個劄魯忽赤。
[132] 愛育黎拔力八達削弱諸王行政權力的嘗試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敗告終。
在右丞相鐵木疊兒（死于1322年）的建議下，1315年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諸王分地的達魯花赤[133]由中書省任命的&ldquo流官&rdquo擔任，諸王隻能任命副達魯花赤。
[134]一年以後，甚至連諸王任命副達魯花赤的權力也被取消了。
由于達魯花赤是諸王分地内的主要長官，常由宗王的親信侍從充任，這樣的做法招緻一些宗王和禦史台的激烈批評，他們指出這樣做既違背了成吉思汗與兄弟們共享天下的約定，也破壞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
面對這些責難，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許領主自辟達魯花赤。
[135] 海山時期對諸王的賞賜相當靡費，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在縮減歲賜額方面未做多少努力。
在海山去世的當月，愛育黎拔力八達以諸王朝會普賜金39650兩，銀1849050兩，鈔223279錠，币帛472488匹。
[136]歲賜和海山朝的特殊賞賜依然照頒不辍[137]，愛育黎拔力八達沒能做出大幅度削減賞賜額的舉動。
這樣的賞賜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愛育黎拔力八達需要确保諸王的繼續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後還要支持他違背與兄長的約定以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的舉動。
此外，由于諸王的貧困和急需朝廷以賞賜的方式進行财政補助，這樣的賞賜亦是必要的。
根據1319年的統計數字，領主收入所依賴的&ldquo五戶絲戶&rdquo的總額隻占窩闊台汗（1229&mdash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時封戶總數的1/4。
[138]愛育黎拔力八達如進一步減少諸王的收入便會破壞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石。
經濟和财政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無力削減賞賜恰是使他不能恢複政府财政機能的一個因素。
主要的原因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mdash财政政策，他也不能堅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
他的基本經濟觀念是典型的儒家觀念：省刑薄賦，使百姓各遂其生。
[139]實際上，除了廢止海山的聚斂政策外，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政府還試圖以停止海山時期開始的公共建築計劃來減少政府開支，削減冗官，在可控制的範圍内适度增加賞賜的數額。
假如他們能使之制度化，這些政策确實能夠減少政府的開支。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削減冗官和減少賞賜額都沒有持續進行。
[140]愛育黎拔力八達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實行勸農外，沒有其他的增加國家稅收的計劃。
[141]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時鐵木疊兒第二次出任右丞相。
這些新舉措使人想到海山時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舉措出自皇帝之手。
正如我們将在後面所述，鐵木疊兒是皇太後答己的寵臣，愛育黎拔力八達很難控制他的舉動，而在《元史·鐵木疊兒傳》中，把這些舉措全歸在他的名下。
[142]鐵木疊兒增加國家稅收的舉措包括重将對外貿易置于市舶提舉司之下和預賣鹽引及官府監造的鐵制品。
[143]但是他最重要的計劃，是要重新進行早年桑哥時推行的&ldquo經理&rdquo[144]。
經理的建議最早是由忽必烈時期留下的中書平章政事張驢提出來的，目的是通過核實田産來增加稅收。
[145]該計劃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報告田産的實際情況，報告不實者要受到處罰。
假如施行得當，這次經理不僅能夠大大增加國家稅收，還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稅收機制。
确實，在宋舊境内的有田富民經常有田而不交稅，而貧民甚至在賣了土地之後還要納稅。
當經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實行時，由于官員的上下其手導緻的執行不當，引起了廣泛的困擾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
結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甯都爆發了大規模起義，起義的領導者蔡五九自号為蔡王（1315年在位）。
[146]雖然起義在兩個月中就被鎮壓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經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實田的租稅。
[147]結果是鐵木疊兒偏離愛育黎拔力八達政策主線的增加國家稅收的舉措突然終止。
此後，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來鞏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僅是因為遇到諸王對抗，還因為他被宮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擾。
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成為他的家族乃至宮廷的主人，因為他的權力總是受到來自他的母親皇太後答己及其屬下的強烈限制。
出身于與皇室保持世婚關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個擅權和道德有問題的女人。
[148]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來阻止她幹政。
這樣，在她的保護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親信實際上組成了一個對抗中書省的權力中心。
在答己的親信中，鐵木疊兒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初期權力最大的人。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的最後兩年，圍繞鐵木疊兒的權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癱瘓。
雖然鐵木疊兒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後的庇護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權力。
[149]他發迹于宣徽院，該院是管理宮廷宴享飲食事務的機構。
從海山即位時始，鐵木疊兒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後的信任并與她建立了密切的關系，為他後來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資本。
1311年2月，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前兩個月，皇太後即任命鐵木疊兒為右丞相，這可能違背了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意願。
在1313年春季鐵木疊兒第一次去職之前，他任中書省的最高職務達兩年之久。
[150]在被迫離開中書省之後，鐵木疊兒加強了與徽政使失列門及皇太後其他寵幸的聯系。
[151]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鐵木疊兒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書省右丞相。
[152] 據說鐵木疊兒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後，更加腐敗和專橫，&ldquo以憎愛進退百官&rdquo[153]。
不久就出現了對立的兩派：一派以鐵木疊兒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張珪、中書平章政事契丹人蕭拜住（死于1320年）、以唐兀人楊朵兒隻（1279&mdash1320年）和汪古部人趙世延（1260&mdash1336年）為首的禦史台官員等組成。
[154]雙方的沖突在1317年夏季達到頂點，是時監察禦史40餘人以奸貪不法彈劾鐵木疊兒。
由于證據确鑿，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逮捕鐵木疊兒。
但是，由于鐵木疊兒還在皇太後的保護之下，愛育黎拔力八達最終隻解除了他的宰相職務。
[155] 另一次沖突發生在1319年初夏。
由于鐵木疊兒被委任為太子太師，在禦史中丞趙世延的率領下，四十多名監察禦史上書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輔導東宮，并且列舉了他的十餘條罪狀。
盡管如此，在皇太後的堅持下，鐵木疊兒的任命依然保留。
中書平章張珪因反對鐵木疊兒任職，在皇太後的命令下遭到杖責。
至此時，鐵木疊兒的主要對手都被強行去職或放逐。
作為太子太師，鐵木疊兒得以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剩下的最後六個月控制着整個政府。
[156] 表面上，鐵木疊兒與他的對手之間的沖突，是邪惡、腐敗的宰相對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
但是：深入研究就會看出這是在政府高層進行的帶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權力之争。
一方面，鐵木疊兒及其在宮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後的支持。
鐵木疊兒與後來圖帖睦爾（1328&mdash1332年在位）和妥歡貼睦爾（1333&mdash1370年在位）時的權臣不同，燕鐵木兒（死于1333年）和蔑兒乞部的伯顔（死于1340年）都享有淩駕皇帝的個人權力，鐵木疊兒的權力則來自皇太後，而且有賴于皇太後的支撐。
鐵木疊兒本身權力的增長，就意味着皇太後對政府作用的增長。
皇太後的對立面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他即使并沒有采取積極的支持行動，他的存在對鐵木疊兒的為數衆多的對手就是鼓勵。
實際上，愛育黎拔力八達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親不間斷地幹預政務并經常違背他的意願将她的親信委以要職。
雖然沒有明顯的思想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員組成的鐵木疊兒一派，關心的顯然是保留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特權。
因此，他們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
鐵木疊兒盡管不是一個阿合馬、桑哥式的理财家[157]，但還是采用了被他的反對者視為聚斂手段的财政政策。
鐵木疊兒的對手雖然是一個種族混合集團，但絕大多數是由于支持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們把鐵木疊兒及其同夥視為達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礙。
儒士一派沒有扳倒鐵木疊兒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皇帝對他母親的軟弱。
愛育黎拔力八達天性慈孝，&ldquo事皇太後，終身不違顔色&rdquo[158]。
孝順不僅是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天性，也是他所設計的儒式政府的基本準則。
愛育黎拔力八達之所以沒有除掉鐵木疊兒，就是因為他不願意反抗和觸犯他的母親。
第二是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無法為既成權力體制所接受。
這種政策有損于諸王和蒙古、色目官員的傳統政治和經濟特權。
于是，儒士在與鐵木疊兒的對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愛育黎拔力八達死于1320年3月1日，終年35歲。
愛育黎拔力八達朝以極大期盼和果斷行動開端，所以還是被一些曆史學家稱為&ldquo延祐儒治&rdquo[159]。
它雖然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實際上沒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沒能從根基上改造蒙古一元朝的&ldquo整體結構&rdquo。
碩德八剌汗朝（英宗），1320&mdash1323年 和平即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的18歲兒子碩德八剌于1320年4月19日繼承帝位，這是元朝僅有的一次按照漢人長子繼承原則的和平帝位移交。
和平的帝位繼承主要是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早已注意到可能發生的争執。
有的史料記載在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約定中，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後應由海山的兒子繼承帝位。
[160]但是，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懷疑，因為有關帝位繼承的記載在1328年海山的兒子繼承帝位後肯定被修改過。
以碩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長子和世（1300&mdash1329年）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們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後答己、鐵木疊兒或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
[161] 可能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宮廷中的普遍看法是應該以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子繼承帝位，而不是讓他兄長的兒子繼承帝位，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海山去世後，馬上對海山的大臣進行了血腥清洗并改變了海山的所有政策。
不管怎樣，碩德八剌在1316年被冊立為皇太子，并在一年後被任為中書省和樞密院的名義上的最高長官。
[162]為了保證碩德八剌順利即位，他的潛在對手和世于1315年被封為周王，送出京城。
[163]有一次愛育黎拔力八達甚至戲稱要禅位給他的兒子。
[164]這些精心安排的結果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後三個月（譯者注：應為一個半月），碩德八剌沒有遭任何反對繼承了他父親的帝位。
鐵木疊兒的恐怖統治 鐵木疊兒在愛育黎拔力八達1320年3月去世到1322年10月他自己去世之間，得到了比他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還大的權力。
按照已是太皇太後的答己的旨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後僅三天，鐵木疊兒就第三次被任命為右丞相。
[165]由于鐵木疊兒有太皇太後的全力支持，亦由于皇帝本人是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并被身為太子太師的鐵木疊兒在前兩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鐵木疊兒輕易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他将自己的族人和親信委以要職，打擊報複那些攻擊過他及在過去不與他合作的人。
在鐵木疊兒的親信中，黑驢、買驢和趙世榮被授以中書省平章政事的職務，黑驢和買驢是鐵木疊兒最倚重的亦列失八的兒子。
木八剌和張思明（1260&mdash1337年）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和左丞。
[166]此外，鐵失（卒于1323年）被任命為禦史大夫，通過他，鐵木疊兒可以控制多年操縱在政敵手中的禦史台。
[167]鐵木疊兒還讓他的幾個兒子擔任了重要職務。
[168] 為徹底清除反對者，鐵木疊兒針對他的政敵采取了一系列行動。
多次指出鐵木疊兒貪贓枉法的楊朵兒隻、蕭拜住和上都留守賀勝（伯顔，1264&mdash1320年），被用捏造的罪名處死。
[169]盡收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的封拜制命，降授為集賢侍講學士。
[170]于1319年率領監察禦史攻擊鐵木疊兒的趙世延、平章政事王毅、中書省右丞高昉（1264&mdash1328年）、參議中書省事韓若愚（1260&mdash1333年），都被鐵木疊兒誣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幹涉才被免予處死。
[171]由此，在碩德八剌朝初年，鐵木疊兒的權勢已達到近乎獨裁的地步。
碩德八剌親政 鐵木疊兒的所作所為，年輕的皇帝碩德八剌并沒有坐視不管。
皇帝不久就成為與強權的鐵木疊兒鬥争的儒士效忠的核心。
碩德八剌準備推行儒治，因為他與他的父親一樣，都受到過良好的漢學教育。
在他成為皇太子之後，朝廷官員不斷向他的父親建議選擇耆儒對他進行教育。
[172]碩德八剌的老師有漢儒王集和周應極，有名的畫家、書法家和鑒賞家柯九思（1290&mdash1343年），畏兀兒詩人小雲石海牙。
[173]在儒學和佛學的極深影響下，碩德八剌能夠背誦唐詩，并擅長書法。
[174] 從即位初年，碩德八剌就顯出了超出他年齡的政治獨立性和決定意志。
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違抗祖母的旨意，拒絕以她的親信取代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的大臣。
太皇太後确實為他的獨立性而怒氣沖沖，發出過&ldquo我不拟養此兒耶&rdquo的感歎。
[175]為遏制太皇太後和鐵木疊兒的權力擴張，碩德八剌于1320年夏季任命22歲的拜住（1298&mdash1323年）為左丞相。
這一任命給年輕的皇帝帶來了兩點政治好處。
第一，拜住得天獨厚的家族背景有助于他得到蒙古舊貴族的支持。
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因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統帥木華黎（1170&mdash1223年）的後人，是忽必烈時期頗有影響的丞相安童（1245&mdash1293年）的孫子。
[176]第二，拜住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
安童曾以反對忽必烈的色目理财之臣和堅持政府的儒治原則而享名天下。
[177]拜住本人受到過良好的儒學教育，在1315年就任太常禮儀使後，他與許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178]這樣，碩德八剌和拜住組成了一個年輕和有力的聯盟，能夠從不同方面限制鐵木疊兒的影響，并且保護儒臣不受鐵木疊兒的迫害。
兩個集團的沖突在碩德八剌即位後僅兩個月就達到了高潮。
是時，以碩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陰謀敗露。
[179]由于參與謀劃廢立的都是太皇太後的幸臣和鐵木疊兒的親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處置他們。
恰是拜住鼓勵皇帝在太皇太後和鐵木疊兒插手之前采取果斷行動，将其全部處死。
但是鐵木疊兒本人未受到處罰，甚至沒收的謀逆者家産還有一部分被賜給了鐵木疊兒。
[180] 健康因素亦對年輕的皇帝有利。
鐵木疊兒的身體每況愈下，皇帝因此能給拜住更大的權力。
鐵木疊兒死于1322年10月，此後一個月太皇太後亦去世，碩德八剌終于得以親政。
[181]第二年的前半年，禦史台官員指斥鐵木疊兒及其同夥私吞公款和貪贓，全面清算鐵木疊兒于此開始。
[182]在宮廷中未受挑戰長達十年以上的這一集團遭到沉重打擊，但是并沒有覆滅。
至治改革 沒有了太皇太後和鐵木疊兒的阻礙，碩德八剌現在完全自主了。
鐵木疊兒死後他立即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在1322年12月任命拜住為右丞相。
作為碩德八剌朝後期的獨相，拜住起到了宰執、道德啟發者和規勸者的作用。
他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漢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鐵木疊兒擅權時去職的人。
儒臣的首要人物、前中書省臣張珪，重被任命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并成為拜住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
[183]在前朝大臣中，吳元珪（1251&mdash1323年）和王約兩人被封為集賢院大學士，韓從益被封為昭文館大學士。
這三位年長的學者都被指定參議中書省事。
趙居信、擅長寫作的孛術魯翀（1279&mdash1333年）和已經年過七十的吳澄等有名的年長儒者則在翰林院任職。
[184]這樣一來，儒臣在碩德八剌的宮廷中得到了極大的尊重并産生了影響。
在拜住和這些儒臣的倡導和輔助下，碩德八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不過是再次采用或延伸他父親時的政策。
[185]他重采他父親裁減冗官的政策，試圖壓縮官府的規模。
他重申他父親的原則，忽必烈朝以後的冗官全部罷除，随後又罷免了皇太後、皇後屬下機構的大量官員。
[186]1323年2月，他又申命振舉台綱，要求禦史台官員糾察官員的各種不法行為。
[187] 恰在此時，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
[188]在财政方面，于1323年5月采用了&ldquo助役法&rdquo以減輕人民的差役負擔。
[189]官府規定居民按資産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産補貼應役者。
這一制度的目的顯然是減輕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負擔，因為并不要求他們出田助役。
[190] 雖然碩德八剌決心繼續他父親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并不成熟，思想上也不能一貫到底，因為到他1323年去世時才隻有20歲。
雖然他大膽嘗試削減政府開支，他還是喜好浮華和鋪張。
最大的鋪張是他對佛寺的施舍。
碩德八剌對佛教的熱情不亞于對儒學的熱情，他有一次甚至問拜住是否能夠依靠佛教來治國。
[191]他親自造訪山西的佛教聖山五台山，遣派僧侶去海外取經，并且對繕寫金字經文不斷給予資助。
此外，他還下令各州為忽必烈朝的帝師、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mdash1280年）建立帝師殿，規模大于孔子廟。
花費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壽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時間，動用了數以萬計的士兵從事工役。
碩德八剌對這項工程異常關注，為此有四名上書反對該工程的監
為強化新鈔的價值，金、銀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鑄造了兩種銅币，稱為&ldquo大元通寶&rdquo和&ldquo至大通寶&rdquo。
這次貨币改革是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并且彌補日益增大的預算赤字。
1310年發行的紙鈔總量是145萬錠，等于舊中統鈔3630萬錠，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紙鈔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紙鈔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鈔量的3.5倍。
[95] 為增加稅收還采取了其他措施：國家壟斷的鹽引的出售價格比鐵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
[96]解除了産酒的禁令，并專設了酒課提舉司負責征收酒稅。
鐵穆耳朝取消的欠稅，也重新理算。
江南民戶每年收糧超過5萬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糧稅2%。
為了更有效地征收賦稅，征稅者根據其征收的賦稅超過1307年賦稅限額的比例論賞。
為了穩定糧價，在各地建立了&ldquo常平倉&rdquo；從長江流域海運的糧食額在1310年則增加到293萬石。
[97]為減少政府開支采取的措施很少，隻是有限地減少了中書省、禦史台、樞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員的員數和裁減了各機構的冗員。
[98] 總的說來，尚書省及其設計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書省的嘗試，已充分證明了是不得人心的舉動，并留下了高壓和盤剝的公衆印象。
因而尚書省自始即遭受強烈反對。
右丞相塔思不花和禦史台官員曾反對尚書省的設置。
[99]海山的老侍從、右丞相亦納脫脫以及出身漢儒的官員敬俨、張養浩、高昉（1264&mdash1328年）和禦史台的官員都對尚書省的政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
[100]有些受命到尚書省任職的漢人官員拒絕履任。
[101]此外，盡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稅收，紙鈔的過量發行和鹽引價格的急劇提高，勢必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并使物價漲幅更高。
[102] 欲解決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勢必大量削減宮廷和政府開支。
但是，這不僅與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馳，亦會引起貴族和官僚的強烈不滿并遭到他們的反對。
海山為解決财政困難選擇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但是他采用的通貨膨脹方法實際上惡化了他的政府所面臨的問題。
無論如何，改革并沒有機會展現結果，因為它僅僅實行了16個月；海山于1311年1月去世，愛育黎拔力八達在當年初春即位，廢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愛育黎拔力八達汗朝（仁宗），1311&mdash1320年 早年的傾向 1311年4月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兄長海山的皇位，是元朝曆史中第一次和平與平穩的帝位繼承。
按照先前的約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時确定真金為繼承人後的做法一樣，任命愛育黎拔力八達為中央各機構名譽上的最高首腦，這些都為帝位的平穩轉移創造了條件。
[103]從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兄弟情分和兄終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兩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連續性。
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初年的表現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數政策都被廢止。
這些作為，可以追溯到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文化、思想傾向以及他與兄長間的複雜政治關系。
愛育黎拔力八達從十幾歲起就學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輸的儒家倫理和政治觀念對他後來的政治态度有很強的影響。
[104]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任宗王及後來身為海山的皇太子時期先後在身邊任用的漢儒有陳颢（1264&mdash1339年）、王毅、王約（1252&mdash1333年）、趙孟頫（1254&mdash1322年）、王結（1275&mdash1336年）、張養浩、尚野（1244&mdash1319年）、姚燧（1238&mdash1313年）和蕭（1241&mdash1318年）；藝術家有商琦和王振鵬；此外還有色目學者闆勒纥人察罕（他後來成為一個偉大的翻譯家）和畏兀兒散曲作家小雲石海涯（貫雲石，1286&mdash1324年）。
結果是愛育黎拔力八達不僅能夠讀、寫漢文和鑒賞中國繪畫與書法，還非常熟悉儒家學說和中國曆史。
[105]在儒家政治學說的強烈影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然反對海山所建尚書省的各項聚斂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與他的兄長之間固然具有手足溫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關系。
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實際上為他的兄長奪得了帝位，海山總是懷疑他有自己篡奪帝位的圖謀。
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在海山即位後立即棄官而去，因為他被指控曾力促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己即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政治上不便為李孟辯護。
[106]從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地位考慮，東宮詹事丞王約不斷勸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讓态度。
[107]盡管如此，尚書省平章三寶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甯還曾建議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mdash1329年）取代愛育黎拔力八達的皇太子位置。
[108]愛育黎拔力八達似乎對他兄長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對這些政策的反對直到他自己即位後才顯示出來。
清洗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兄長政策的反對和熱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後很快進行了血腥清洗并廢除了兄長的絕大多數政策。
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後僅三天，愛育黎拔力八達就撤銷了尚書省，将其主要官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黑逮捕并處死。
[109]在其後的幾個月中，廢止至大銀鈔和鑄币，中統鈔和至元鈔又成為官方通行的僅有貨币。
官員的人數裁減到1293年的水平，曾經升級的各官署則恢複到忽必烈時期的地位。
海山批準的各項公共建築計劃，亦全部停工。
[110]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朝廷中加強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
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師李孟和出身于顯赫漢軍世家的儒帥張珪（1264&mdash1327年）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給予他們管理政府的極大權力。
愛育黎拔力八達最早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時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學者李謙（1234&mdash1312年）、郝天挺（1261&mdash1317年）、程钜夫（1249&mdash1318年）和劉敏中（1243&mdash1318年），他們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職，其他人則成為顧問。
[111]愛育黎拔力八達還不斷下令選取文學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賢院。
[112]他的重用儒士，不僅僅是為了裝飾門面。
在他們的導引和支持下，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舉措，推動了元朝進一步漢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複科舉考試 愛育黎拔力八達使官僚隊伍更加儒化的大膽嘗試，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
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沒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沒有把他們的學問視為補選官員的基本标準。
大多數高官是以出身為評選标準而産生（通過承襲和蔭的特權，蔭即降等承襲其父輩的官職），而多數中下級官員則是由吏入官。
結果是大多數官員并沒有受過儒學教育，也不具備儒家的政治傾向。
為改善通過承蔭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規定漢人職官子孫承蔭，需考試一經一史，考試合格者直接任職，免去見習期。
[113]蒙古和色目職官子孫承蔭者可以選擇考試，通過考試的人授官時比原襲職務高一等。
可能是為了減少儒官的競争，由地方機構胥吏出身的官員可以出任的最高職務自四品官降為五品。
[114]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所做的最有意義的制度變化，是恢複了科舉考試制度。
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斷圍繞恢複考試問題展開争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
在恢複科舉考試問題上意見不一緻有兩個原因。
[115]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襲制補充官員隊伍，采用考試制度将會損害蒙古、色目甚至漢人貴族家族的承襲和蔭的特權，所以會遭到反對。
第二，在漢人士大夫中對考試是否是補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種科目亦存在完全對立的看法。
一派贊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試科目，注重文學和經學的考試。
受朱熹對考試制度的觀點影響頗深的理學家反對這種觀點，主張在科目中去掉文學，注重重要經典和策問考試。
因為沒完沒了的争論，科舉考試一直沒有恢複。
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後，形勢發生了變化。
改善官員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請求恢複科舉考試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
[116]此時因為理學在元廷官員圈中已經占了明顯的優勢，以前理學家提出的方案幾乎未遭任何反對就被采納了。
1313年頒诏并在其後的兩年中首次實行的新考試制度，顯然有利于理學家的觀點。
考試科目重經學而輕文學。
它還指定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參試者的标準用書，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為漢人參試者增試科目的标準用書。
這一變化有助于确定理學的國家正統學說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曆史意義，并被後來的明、清兩代基本沿襲下來。
[117] 除此之外，新考試制度還有一些反映元朝統治下特有的多民族社會的特征。
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試不僅比漢人、南人簡單，他們還在種族制度下享有&ldquo同等席位&rdquo，通過各省考試參加會試的名額，按照四等人的劃分，每等人75個名額。
另外，為了不損害舊貴族家族的承襲特權和擾亂現存的官僚體制，登第殿試的名額控制在較低水平上，每次考試不超過100人。
此後元廷舉行了16次考試，考中進士的共計1139人。
這個數字，隻比同時期文官總人數的4%稍多一點。
[118]因此，科舉考試制度并不意味着對享有特權的貴族子弟利益的嚴重損害。
愛育黎拔力八達推行的考試制度，應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機會的漢人觀念和作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結合。
然而，愛育黎拔力八達恢複科舉考試制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
把儒家學說作為甄選精英的标準，給漢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
這對江南的士人更為有利，因為直到此時他們多被排除在官場之外。
此外，考試制度也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特别是那些不屬于貴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漢化。
[119] 編撰法典 編撰法典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代制度而産生預期結果的另一個領域。
可能是因為在多元文化社會确定統一的法典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可能是因為蒙古統治精英認為統一法典會限制他們的權力所以采取了反對的态度，元廷從未制定一個通行全國的标準法典。
缺乏法典引起了漢人官員的極大焦慮，他們進行了多次努力編撰法典和律例，以作為判案的依據。
最早的補救措施是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這大體上是個法令彙編。
[120]此後鐵穆耳朝和海山朝編修法典的努力幾乎毫無成效。
愛育黎拔力八達很快采取措施對這樣的形勢加以補救。
在1311年即位的當月，他命令中書省臣彙集從忽必烈朝初年以來的律令條規。
這一彙編工作于1316年完成。
[121]但是對彙編的複審過程比預期的時間長得多。
直到碩德八剌即位後兩年的1323年，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頒行。
這個新法典收錄了建國以來的法律條文2400餘條，分為斷例、條格、诏制、别類四大類。
[122] 《大元通制》雖不是一個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現代法制史學者的觀點，此書&ldquo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為它有充實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法典的結構&rdquo。
《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編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
[123]但是，作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沒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國法典。
它在許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習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
[124]《大元通制》和也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編輯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兩個裡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趨成熟的反映。
書籍翻譯和出版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曆史經驗的渴求，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
[125]翻譯成蒙古文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尚書》[126]；宋人真德秀（1178&mdash1235年）撰寫的《大學衍義》；與唐太宗（627&mdash649年在位）有關的兩部著作，吳兢（670&mdash749年）撰寫的《貞觀政要》和太宗本人為他的繼承者撰寫的《帝範》；司馬光（1019&mdash1086年）撰寫的偉大史書《資治通鑒》。
在愛育黎拔力八達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學者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
[127] 雖然以上所列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為天子有倡導大衆道德和增加物質福利的責任，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目标。
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于國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夠誦習該書的譯本。
[128]蒙古君主顯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夠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曆史經驗，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誡，能把國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 愛育黎拔力八達按照中原傳統方式對元朝政府的改革無法走得太遠，因為他不能削弱蒙古諸王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經濟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
盡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權的政策，蒙古諸王仍然擁有對他們領地（投下）相當多的行政、軍事、财政、司法權。
[129]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權力是政治冒險，因為這将面臨蒙古和元帝國一條最基本原則的正面挑戰。
愛育黎拔力八達嘗試削弱諸王權力的失敗，主要是因為這一原因。
1311年冬季，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撤銷諸王的劄魯忽赤（漢譯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
[130]由于劄魯忽赤代表諸王處理他們領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務，撤銷劄魯忽赤顯然意味着取消了諸王直接審理他們屬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權力。
[131]皇帝的這一命令似乎隻實行了很短的時間，因為已知晉王也孫鐵木兒（後來的泰定帝，1323&mdash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後來的明宗，1329年在位）兩人在1316年被允許在他們位下設立了幾個劄魯忽赤。
[132] 愛育黎拔力八達削弱諸王行政權力的嘗試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敗告終。
在右丞相鐵木疊兒（死于1322年）的建議下，1315年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諸王分地的達魯花赤[133]由中書省任命的&ldquo流官&rdquo擔任，諸王隻能任命副達魯花赤。
[134]一年以後，甚至連諸王任命副達魯花赤的權力也被取消了。
由于達魯花赤是諸王分地内的主要長官，常由宗王的親信侍從充任，這樣的做法招緻一些宗王和禦史台的激烈批評，他們指出這樣做既違背了成吉思汗與兄弟們共享天下的約定，也破壞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
面對這些責難，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許領主自辟達魯花赤。
[135] 海山時期對諸王的賞賜相當靡費，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在縮減歲賜額方面未做多少努力。
在海山去世的當月，愛育黎拔力八達以諸王朝會普賜金39650兩，銀1849050兩，鈔223279錠，币帛472488匹。
[136]歲賜和海山朝的特殊賞賜依然照頒不辍[137]，愛育黎拔力八達沒能做出大幅度削減賞賜額的舉動。
這樣的賞賜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愛育黎拔力八達需要确保諸王的繼續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後還要支持他違背與兄長的約定以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的舉動。
此外，由于諸王的貧困和急需朝廷以賞賜的方式進行财政補助，這樣的賞賜亦是必要的。
根據1319年的統計數字，領主收入所依賴的&ldquo五戶絲戶&rdquo的總額隻占窩闊台汗（1229&mdash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時封戶總數的1/4。
[138]愛育黎拔力八達如進一步減少諸王的收入便會破壞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石。
經濟和财政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無力削減賞賜恰是使他不能恢複政府财政機能的一個因素。
主要的原因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mdash财政政策，他也不能堅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
他的基本經濟觀念是典型的儒家觀念：省刑薄賦，使百姓各遂其生。
[139]實際上，除了廢止海山的聚斂政策外，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政府還試圖以停止海山時期開始的公共建築計劃來減少政府開支，削減冗官，在可控制的範圍内适度增加賞賜的數額。
假如他們能使之制度化，這些政策确實能夠減少政府的開支。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削減冗官和減少賞賜額都沒有持續進行。
[140]愛育黎拔力八達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實行勸農外，沒有其他的增加國家稅收的計劃。
[141]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時鐵木疊兒第二次出任右丞相。
這些新舉措使人想到海山時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舉措出自皇帝之手。
正如我們将在後面所述，鐵木疊兒是皇太後答己的寵臣，愛育黎拔力八達很難控制他的舉動，而在《元史·鐵木疊兒傳》中，把這些舉措全歸在他的名下。
[142]鐵木疊兒增加國家稅收的舉措包括重将對外貿易置于市舶提舉司之下和預賣鹽引及官府監造的鐵制品。
[143]但是他最重要的計劃，是要重新進行早年桑哥時推行的&ldquo經理&rdquo[144]。
經理的建議最早是由忽必烈時期留下的中書平章政事張驢提出來的，目的是通過核實田産來增加稅收。
[145]該計劃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報告田産的實際情況，報告不實者要受到處罰。
假如施行得當，這次經理不僅能夠大大增加國家稅收，還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稅收機制。
确實，在宋舊境内的有田富民經常有田而不交稅，而貧民甚至在賣了土地之後還要納稅。
當經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實行時，由于官員的上下其手導緻的執行不當，引起了廣泛的困擾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
結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甯都爆發了大規模起義，起義的領導者蔡五九自号為蔡王（1315年在位）。
[146]雖然起義在兩個月中就被鎮壓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經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實田的租稅。
[147]結果是鐵木疊兒偏離愛育黎拔力八達政策主線的增加國家稅收的舉措突然終止。
此後，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來鞏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僅是因為遇到諸王對抗，還因為他被宮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擾。
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成為他的家族乃至宮廷的主人，因為他的權力總是受到來自他的母親皇太後答己及其屬下的強烈限制。
出身于與皇室保持世婚關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個擅權和道德有問題的女人。
[148]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來阻止她幹政。
這樣，在她的保護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親信實際上組成了一個對抗中書省的權力中心。
在答己的親信中，鐵木疊兒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初期權力最大的人。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的最後兩年，圍繞鐵木疊兒的權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癱瘓。
雖然鐵木疊兒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後的庇護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權力。
[149]他發迹于宣徽院，該院是管理宮廷宴享飲食事務的機構。
從海山即位時始，鐵木疊兒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後的信任并與她建立了密切的關系，為他後來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資本。
1311年2月，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前兩個月，皇太後即任命鐵木疊兒為右丞相，這可能違背了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意願。
在1313年春季鐵木疊兒第一次去職之前，他任中書省的最高職務達兩年之久。
[150]在被迫離開中書省之後，鐵木疊兒加強了與徽政使失列門及皇太後其他寵幸的聯系。
[151]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鐵木疊兒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書省右丞相。
[152] 據說鐵木疊兒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後，更加腐敗和專橫，&ldquo以憎愛進退百官&rdquo[153]。
不久就出現了對立的兩派：一派以鐵木疊兒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張珪、中書平章政事契丹人蕭拜住（死于1320年）、以唐兀人楊朵兒隻（1279&mdash1320年）和汪古部人趙世延（1260&mdash1336年）為首的禦史台官員等組成。
[154]雙方的沖突在1317年夏季達到頂點，是時監察禦史40餘人以奸貪不法彈劾鐵木疊兒。
由于證據确鑿，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逮捕鐵木疊兒。
但是，由于鐵木疊兒還在皇太後的保護之下，愛育黎拔力八達最終隻解除了他的宰相職務。
[155] 另一次沖突發生在1319年初夏。
由于鐵木疊兒被委任為太子太師，在禦史中丞趙世延的率領下，四十多名監察禦史上書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輔導東宮，并且列舉了他的十餘條罪狀。
盡管如此，在皇太後的堅持下，鐵木疊兒的任命依然保留。
中書平章張珪因反對鐵木疊兒任職，在皇太後的命令下遭到杖責。
至此時，鐵木疊兒的主要對手都被強行去職或放逐。
作為太子太師，鐵木疊兒得以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剩下的最後六個月控制着整個政府。
[156] 表面上，鐵木疊兒與他的對手之間的沖突，是邪惡、腐敗的宰相對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
但是：深入研究就會看出這是在政府高層進行的帶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權力之争。
一方面，鐵木疊兒及其在宮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後的支持。
鐵木疊兒與後來圖帖睦爾（1328&mdash1332年在位）和妥歡貼睦爾（1333&mdash1370年在位）時的權臣不同，燕鐵木兒（死于1333年）和蔑兒乞部的伯顔（死于1340年）都享有淩駕皇帝的個人權力，鐵木疊兒的權力則來自皇太後，而且有賴于皇太後的支撐。
鐵木疊兒本身權力的增長，就意味着皇太後對政府作用的增長。
皇太後的對立面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他即使并沒有采取積極的支持行動，他的存在對鐵木疊兒的為數衆多的對手就是鼓勵。
實際上，愛育黎拔力八達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親不間斷地幹預政務并經常違背他的意願将她的親信委以要職。
雖然沒有明顯的思想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員組成的鐵木疊兒一派，關心的顯然是保留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特權。
因此，他們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
鐵木疊兒盡管不是一個阿合馬、桑哥式的理财家[157]，但還是采用了被他的反對者視為聚斂手段的财政政策。
鐵木疊兒的對手雖然是一個種族混合集團，但絕大多數是由于支持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們把鐵木疊兒及其同夥視為達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礙。
儒士一派沒有扳倒鐵木疊兒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皇帝對他母親的軟弱。
愛育黎拔力八達天性慈孝，&ldquo事皇太後，終身不違顔色&rdquo[158]。
孝順不僅是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天性，也是他所設計的儒式政府的基本準則。
愛育黎拔力八達之所以沒有除掉鐵木疊兒，就是因為他不願意反抗和觸犯他的母親。
第二是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無法為既成權力體制所接受。
這種政策有損于諸王和蒙古、色目官員的傳統政治和經濟特權。
于是，儒士在與鐵木疊兒的對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愛育黎拔力八達死于1320年3月1日，終年35歲。
愛育黎拔力八達朝以極大期盼和果斷行動開端，所以還是被一些曆史學家稱為&ldquo延祐儒治&rdquo[159]。
它雖然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實際上沒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沒能從根基上改造蒙古一元朝的&ldquo整體結構&rdquo。
碩德八剌汗朝（英宗），1320&mdash1323年 和平即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的18歲兒子碩德八剌于1320年4月19日繼承帝位，這是元朝僅有的一次按照漢人長子繼承原則的和平帝位移交。
和平的帝位繼承主要是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早已注意到可能發生的争執。
有的史料記載在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約定中，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後應由海山的兒子繼承帝位。
[160]但是，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懷疑，因為有關帝位繼承的記載在1328年海山的兒子繼承帝位後肯定被修改過。
以碩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長子和世（1300&mdash1329年）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們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後答己、鐵木疊兒或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
[161] 可能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宮廷中的普遍看法是應該以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子繼承帝位，而不是讓他兄長的兒子繼承帝位，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海山去世後，馬上對海山的大臣進行了血腥清洗并改變了海山的所有政策。
不管怎樣，碩德八剌在1316年被冊立為皇太子，并在一年後被任為中書省和樞密院的名義上的最高長官。
[162]為了保證碩德八剌順利即位，他的潛在對手和世于1315年被封為周王，送出京城。
[163]有一次愛育黎拔力八達甚至戲稱要禅位給他的兒子。
[164]這些精心安排的結果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後三個月（譯者注：應為一個半月），碩德八剌沒有遭任何反對繼承了他父親的帝位。
鐵木疊兒的恐怖統治 鐵木疊兒在愛育黎拔力八達1320年3月去世到1322年10月他自己去世之間，得到了比他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還大的權力。
按照已是太皇太後的答己的旨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後僅三天，鐵木疊兒就第三次被任命為右丞相。
[165]由于鐵木疊兒有太皇太後的全力支持，亦由于皇帝本人是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并被身為太子太師的鐵木疊兒在前兩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鐵木疊兒輕易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他将自己的族人和親信委以要職，打擊報複那些攻擊過他及在過去不與他合作的人。
在鐵木疊兒的親信中，黑驢、買驢和趙世榮被授以中書省平章政事的職務，黑驢和買驢是鐵木疊兒最倚重的亦列失八的兒子。
木八剌和張思明（1260&mdash1337年）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和左丞。
[166]此外，鐵失（卒于1323年）被任命為禦史大夫，通過他，鐵木疊兒可以控制多年操縱在政敵手中的禦史台。
[167]鐵木疊兒還讓他的幾個兒子擔任了重要職務。
[168] 為徹底清除反對者，鐵木疊兒針對他的政敵采取了一系列行動。
多次指出鐵木疊兒貪贓枉法的楊朵兒隻、蕭拜住和上都留守賀勝（伯顔，1264&mdash1320年），被用捏造的罪名處死。
[169]盡收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的封拜制命，降授為集賢侍講學士。
[170]于1319年率領監察禦史攻擊鐵木疊兒的趙世延、平章政事王毅、中書省右丞高昉（1264&mdash1328年）、參議中書省事韓若愚（1260&mdash1333年），都被鐵木疊兒誣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幹涉才被免予處死。
[171]由此，在碩德八剌朝初年，鐵木疊兒的權勢已達到近乎獨裁的地步。
碩德八剌親政 鐵木疊兒的所作所為，年輕的皇帝碩德八剌并沒有坐視不管。
皇帝不久就成為與強權的鐵木疊兒鬥争的儒士效忠的核心。
碩德八剌準備推行儒治，因為他與他的父親一樣，都受到過良好的漢學教育。
在他成為皇太子之後，朝廷官員不斷向他的父親建議選擇耆儒對他進行教育。
[172]碩德八剌的老師有漢儒王集和周應極，有名的畫家、書法家和鑒賞家柯九思（1290&mdash1343年），畏兀兒詩人小雲石海牙。
[173]在儒學和佛學的極深影響下，碩德八剌能夠背誦唐詩，并擅長書法。
[174] 從即位初年，碩德八剌就顯出了超出他年齡的政治獨立性和決定意志。
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違抗祖母的旨意，拒絕以她的親信取代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的大臣。
太皇太後确實為他的獨立性而怒氣沖沖，發出過&ldquo我不拟養此兒耶&rdquo的感歎。
[175]為遏制太皇太後和鐵木疊兒的權力擴張，碩德八剌于1320年夏季任命22歲的拜住（1298&mdash1323年）為左丞相。
這一任命給年輕的皇帝帶來了兩點政治好處。
第一，拜住得天獨厚的家族背景有助于他得到蒙古舊貴族的支持。
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因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統帥木華黎（1170&mdash1223年）的後人，是忽必烈時期頗有影響的丞相安童（1245&mdash1293年）的孫子。
[176]第二，拜住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
安童曾以反對忽必烈的色目理财之臣和堅持政府的儒治原則而享名天下。
[177]拜住本人受到過良好的儒學教育，在1315年就任太常禮儀使後，他與許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178]這樣，碩德八剌和拜住組成了一個年輕和有力的聯盟，能夠從不同方面限制鐵木疊兒的影響，并且保護儒臣不受鐵木疊兒的迫害。
兩個集團的沖突在碩德八剌即位後僅兩個月就達到了高潮。
是時，以碩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陰謀敗露。
[179]由于參與謀劃廢立的都是太皇太後的幸臣和鐵木疊兒的親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處置他們。
恰是拜住鼓勵皇帝在太皇太後和鐵木疊兒插手之前采取果斷行動，将其全部處死。
但是鐵木疊兒本人未受到處罰，甚至沒收的謀逆者家産還有一部分被賜給了鐵木疊兒。
[180] 健康因素亦對年輕的皇帝有利。
鐵木疊兒的身體每況愈下，皇帝因此能給拜住更大的權力。
鐵木疊兒死于1322年10月，此後一個月太皇太後亦去世，碩德八剌終于得以親政。
[181]第二年的前半年，禦史台官員指斥鐵木疊兒及其同夥私吞公款和貪贓，全面清算鐵木疊兒于此開始。
[182]在宮廷中未受挑戰長達十年以上的這一集團遭到沉重打擊，但是并沒有覆滅。
至治改革 沒有了太皇太後和鐵木疊兒的阻礙，碩德八剌現在完全自主了。
鐵木疊兒死後他立即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在1322年12月任命拜住為右丞相。
作為碩德八剌朝後期的獨相，拜住起到了宰執、道德啟發者和規勸者的作用。
他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漢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鐵木疊兒擅權時去職的人。
儒臣的首要人物、前中書省臣張珪，重被任命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并成為拜住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
[183]在前朝大臣中，吳元珪（1251&mdash1323年）和王約兩人被封為集賢院大學士，韓從益被封為昭文館大學士。
這三位年長的學者都被指定參議中書省事。
趙居信、擅長寫作的孛術魯翀（1279&mdash1333年）和已經年過七十的吳澄等有名的年長儒者則在翰林院任職。
[184]這樣一來，儒臣在碩德八剌的宮廷中得到了極大的尊重并産生了影響。
在拜住和這些儒臣的倡導和輔助下，碩德八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不過是再次采用或延伸他父親時的政策。
[185]他重采他父親裁減冗官的政策，試圖壓縮官府的規模。
他重申他父親的原則，忽必烈朝以後的冗官全部罷除，随後又罷免了皇太後、皇後屬下機構的大量官員。
[186]1323年2月，他又申命振舉台綱，要求禦史台官員糾察官員的各種不法行為。
[187] 恰在此時，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
[188]在财政方面，于1323年5月采用了&ldquo助役法&rdquo以減輕人民的差役負擔。
[189]官府規定居民按資産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産補貼應役者。
這一制度的目的顯然是減輕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負擔，因為并不要求他們出田助役。
[190] 雖然碩德八剌決心繼續他父親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并不成熟，思想上也不能一貫到底，因為到他1323年去世時才隻有20歲。
雖然他大膽嘗試削減政府開支，他還是喜好浮華和鋪張。
最大的鋪張是他對佛寺的施舍。
碩德八剌對佛教的熱情不亞于對儒學的熱情，他有一次甚至問拜住是否能夠依靠佛教來治國。
[191]他親自造訪山西的佛教聖山五台山，遣派僧侶去海外取經，并且對繕寫金字經文不斷給予資助。
此外，他還下令各州為忽必烈朝的帝師、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mdash1280年）建立帝師殿，規模大于孔子廟。
花費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壽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時間，動用了數以萬計的士兵從事工役。
碩德八剌對這項工程異常關注，為此有四名上書反對該工程的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