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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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當忽必烈的伯父窩闊台而不是他的父親拖雷被選擇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時，似乎忽必烈在蒙古曆史上隻能扮演次要的角色。
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他最終将成為蒙古帝國中最有權力的人物。
有此遠見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幹非凡和聰明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别吉。
與幾乎同一時代的阿基坦的埃萊諾一樣（譯者注：埃萊諾先後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後），唆魯和帖尼養育了四個成為君王的兒子&mdash&mdash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裡不哥。
兩位母親都獻身于兒子們的前程，并且在自己的兒子們登上王位之前從不停止努力。
唆魯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
希伯來醫生巴·希伯爾思（BarHe-braeus）引用他的時代的一首詩把唆魯和帖尼描述為&ldquo如果我發現女性中還有别的婦女像她，我會說女性遠遠超出男性&rdquo[1]。
如果沒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對他們的培養，她的兒子們不會成功地取代窩闊台家族成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魯和帖尼深深地影響她的兒子們。
首先，她确保兒子們是有文化的，對于渴望統治一個偉大帝國的人來說，有文化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能力。
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政治準則。
例如，在中國北方的她的屬地裡，她既不剝削漢族臣民也不在這個地區進行搶掠。
她意識到如果她鼓勵而不是幹預當地的農耕經濟便會增加稅收。
她對宗教的寬容政策也給她的兒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盡管她本人是一個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觀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madrasa）捐助金錢以及其他具體的支持。
[2]她認為在自己的分地上對宗教的贊助會使她更容易進行統治。
在對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魯和帖尼吸收幾位漢人幕僚設計出的管理漢人臣民的适當制度，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年9月23日唆魯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領北京。
關于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遊曆的史料是有限的。
但是，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即對他的撫育由他的母親承擔，因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拖雷離家在中亞或中國征戰。
唆魯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脫羅術（Tolochu）的畏兀兒人教忽必烈讀寫蒙古文。
[3]她确保通過她的漢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漢人方式的影響，但奇怪的是從未教他閱讀漢語。
她還為忽必烈争取到了第一個官職。
她說服大伯窩闊台将邢州封給忽必烈管轄，邢州地處河北地區，在1236年擁有上萬戶的人口。
以他的母親為榜樣，忽必烈通過鼓勵農業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政策尋求與他的漢族臣民保持良好關系。
也像他的母親，他在自己的周圍籠絡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漢人。
[4]在他以後的事業中，他常和聶思脫裡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亞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漢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謀士們是一群折中主義者。
海雲和尚（1205&mdash1257年）向他介紹佛教的戒律和習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劉秉忠（1216&mdash1274年）見面，後來證明劉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趙璧（1220&mdash1276年）向忽必烈講演儒學。
毫無疑問，姚樞（1201&mdash1278年）是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儒士幕僚，因為姚樞是一位&ldquo務實并多才多藝的且善于使自己的傳統學識适用于新環境的儒士&rdquo[5]。
他的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對忽必烈和蒙古貴族有一定的吸引力。
姚樞的建議總是隐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之中。
一些儒學謀士僅僅勉強地為忽必烈服務。
趙復是這些不太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隻被忽必烈召見過二次。
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
趙復的回答是：&ldquo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rdquo[6] 盡管偶爾會發生這種抵觸，忽必烈還是建立了一個由顧問們組成的&ldquo幕府&rdquo。
他可以在具體問題上征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和他們讨論儒家道德學說。
其他蒙古貴族都沒有吸收這麼多的儒士，幫助統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領地無須這麼多的扈從。
很清楚，忽必烈預見到自己在蒙古帝國中尤其在中國的更重要的作用。
至于他的幕僚們則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為他服務。
有的是為了金錢或者為了豁免勞役及其他義務；有的希望在中國恢複統一和秩序，并且認為蒙古人具有統一中國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機會。
另一些為忽必烈工作的人是為了改善他們的衆多百姓的現狀并且試圖促使蒙古人漢化。
但是，忽必烈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作為幕僚和行政官員的儒士中。
他的漢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們也不能幫助忽必烈實現他的所有目标。
例如，在軍事方面，忽必烈依賴蒙古統帥的建議及輔佐。
他把當前的和以後的軍事行動都委托給蒙古人。
他用畏兀兒人和突厥人作翻譯、地方長官和文書主管。
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時，忽必烈已經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和不同職業的幕僚和官員。
盡管他不是第一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尋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mdash&mdash窩闊台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經這樣做過&mdash&mdash但他是惟一擁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對忽必烈有影響力的顧問是他的妻子察必。
盡管有關她的一生及事業細節的文獻甚少，但足以揭示對于一位追求成為偉大帝國統治者的男人，察必是一位合适的伴侶。
她勸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農田變成牧羊的牧場。
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勵這種轉化，他不僅會破壞自然農耕經濟，而且還會疏遠他的漢族臣民。
察必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熱衷于吐蕃佛教。
她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朵兒赤（來自藏文的rDorje）。
毫無疑問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請像海雲那樣的僧侶來到他的領地并且和他們讨論深奧的佛教教理和教義。
她對佛教的熱情肯定促使他支持這種宗教。
總之，忽必烈認真地考慮了察必的各種見解。
然而在他的兄長蒙哥于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内的這個傑出的謀士集團尚未使忽必烈崛起。
忽必烈仍是一個朦胧的人物，這個時期的蒙古文、漢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
但是，随着他的兄長奪取權力，忽必烈開始擔負重大責任；并在該時期的曆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
他出來說眼蒙哥為控制蒙古帝國向窩闊台家族進行挑戰。
随着他的哥哥在1251年獲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宮廷的内部決策圈中，蒙哥在争取汗位鬥争中的對手們能得到相對寬大的處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統治期間忽必烈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承擔一次軍事遠征。
蒙哥希望繼續他的前任們的擴張政策，并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統治擴大到中東。
而另一個兄弟忽必烈則受命率軍對現今雲南省内的大理王國遠征。
對中國西南這一地區的控制可為蒙古人提供進攻南宋王朝的另一個基地。
1252年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發動遠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進軍。
[7]大理戰役的準備對他來講特别重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
在36歲時他終于得到一次進攻極其重要的軍事目标的機會。
他不希望糟蹋掉這次可以證明自己是軍事指揮家的機會。
1253年夏末忽必烈準備好完成蒙哥交給他的這項任務。
他的軍隊從陝西出發向大理進軍。
在發動進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
大理國王段興智以及在國王後面執掌實權的宰相高祥對此所做的回答是殺死了這三位使者。
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國發動三路進攻，他的軍隊打敗敵人，迫使敵人退回到首都。
漢文史料稱贊姚樞阻止了不必要的殺戮。
他勸說忽必烈命令部下制作一幅帶有禁止殺戮字樣的帛旗，使城内的居民确信如果投降，他們的生命可不受傷害。
由于這種保證，大理選擇了投降。
忽必烈沒有食言：居民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政府系統隻有很少的改變，并且允許段氏家族和忽必烈指定的宣撫使分享權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軍事遠征是凱旋而歸，他實現了蒙哥的願望。
他的軍隊損失很小，并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擴展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mdash&mdash個向中國南部發動進攻的基地和一條擴大與緬甸及印度貿易的通道。
通過領導一次成功的戰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一個人要在蒙古貴族中得到認可必須顯示軍事首領的才能，現在忽必烈表現了自己的氣質，确保在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忽必烈和中國，1253&mdash1259年 從西南戰役凱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後，忽必烈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地的行政管理之上。
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協助，他發展農業、發行紙币鼓勵貿易并且征收賦稅。
總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穩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考慮長期規劃。
他在嘗試中，要求一位名叫劉秉忠的佛教僧人給予指導，劉秉忠是海雲介紹給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詩人、書法家、畫家、術數家和天文學家。
[8]劉秉忠勸說忽必烈培養、保護和使用被他描述為國家财富的儒士。
他還督促這位蒙古宗王開辦訓練儒士的學校，恢複傳統的科舉考試并重新引入古代中國的禮樂制度。
最後，他建議為忽必烈的漢地臣民制定不過分沉重的稅收和軍事義務。
除了沒有恢複科舉之外忽必烈批準了所有的建議。
他不希望全部使用漢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講漢語的幕僚和官員。
劉秉忠和忽必烈之間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這位蒙古宗王的農耕世界的新分地内建設一座都城。
1256年，他們在灤河以北後來屬内蒙古清代城鎮多倫諾爾以西36裡處選擇了一個地點。
這個地點夏天的氣候比中原北部涼爽，四面環山，水源豐富，足以供應中等規模的城市。
它靠近漢人農業邊緣地區和蒙古人牧場的邊線，距北京約有十天的旅程。
[9]這樣，傳統的蒙古人就不能指責忽必烈放棄傳統而站在漢人一邊。
然而，忽必烈已對他周圍的漢地臣民發出了變革信号。
對忽必烈的定居臣民發出的另一個信号是名為開平的新城，開平以中國過去的都城為模型。
許多建築的布局基于中國古書《易經》的規定。
城分為三個區。
外城為方形，由12&mdash18英尺高的土牆包圍。
大部分居民居住在這個區域裡的土房和木房裡，外城還有幾座佛寺。
第二個區是内城，容納忽必烈和他的扈從。
高10&mdash16英尺的磚牆包圍着内城。
建築在土台上的皇宮大安閣是這個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
在宮殿内，&ldquo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貼金并且油漆得富麗堂皇。
宮中的繪畫、肖像、鳥樹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驚奇&rdquo[10]。
在内城中還分布着許多其他殿堂和官府。
開平城的最後一部分是外城北面的獵場，由草地、樹林和河流組成。
獵場中馴養着供忽必烈打獵的各式各樣的動物，尤其是鹿。
園中還飼養着白牝馬和母牛，它們所産的奶，除了大汗和他的後裔之外，誰都不準飲用。
[11]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這些發展，蒙哥必然會對他的弟弟與其漢人臣民的認同不安。
蒙哥的大臣們也指責忽必烈避開傳統的蒙古法律采用漢人的法律統治他的分地。
1257年蒙哥派出兩位親信大臣調查忽必烈分地的狀況，揭露出他們聲稱的大量違法和越權行動後，他們逮捕和處死了幾位高級官員。
[12]不過清洗未殃及忽必烈。
幾個月之後，蒙哥面臨兩個關鍵問題，并且感覺到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忽必烈的協助非常寶貴。
第一個問題是已經上升到猛烈的械鬥并且破壞廟宇道觀的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宗教沖突。
第二個問題是征服比中原最富裕地區更為富庶的江南地區。
忽必烈和他的漢人謀士可以幫助蒙哥解決佛道之間的争端并且同時幫助他得到中原漢人的忠誠。
因此蒙哥在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會面，他們兩人重歸舊好。
事實上，他們都需要對方。
這次會見後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侶、200位道士以及200位儒士和朝廷官員對有争執的問題進行辯論。
他要對這兩個宗教團體的論戰主張進行裁決。
道教和佛教都追求&ldquo唯我獨尊&rdquo并且都期待着非宗教權威的支持。
辯論的焦點是所謂&ldquo化胡&rdquo理論（野蠻人的昄依），道教徒堅持認為老子曾離開中國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變換成佛祖并且開始傳播佛教學說。
他們暗示佛教隻不過是老子發展的道教中的一種簡單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較落後的印度人。
道教的辯護者依據兩本古書《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中所找到的證據。
[13]但是，他們的佛教對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對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問。
他們指出包括司馬遷的偉大曆史著作《史記》在内的早期中國史料都沒有提到過這兩部著作。
八思巴提出這兩本書是後來的僞造品。
忽必烈贊同這種觀點。
這位蒙古王子向道教徒提供一次挽回的機會。
他邀請道教徒表演他們精通的絕技。
由于不能完成這項挑戰，道教徒被宣判為是這次辯論的失敗者。
忽必烈命令燒毀所有的《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并且把沒收道教徒的财富歸還給佛教寺院。
[14]忽必烈沒有禁止道教，僅僅抑制他所認為的過分行為。
懲罰性的清洗會激怒道教徒，他們的許多支持者将會阻礙蒙古人統治中國北方的努力。
忽必烈的決定以及他懲罰道教徒的溫和态度看來得到了他的漢人臣民的贊同。
因這場辯論而獲盛名之後，忽必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
1258年年底，蒙哥作出征服江南的計劃。
他計劃在四條戰線上展開進攻。
由他本人統率的軍隊首先試圖占領四川然後向東挺進。
忽必烈接着應該率領另一支軍隊從開平出發在長江中遊的鄂州渡過長江，并在鄂州吸引住南宋軍隊。
另外兩支軍隊将從雲南以及陝西的六盤山出兵，後者進逼宋朝重鎮襄陽。
蒙古人顯然希望西部戰場的迅速勝利會導緻宋朝投降。
因為遇到宋兵的頑強抵抗，蒙哥自己指揮的征戰沒有達到他的預想。
1258年3月占領成都之後，他的遠征軍在1258年下半年和1259年的前七個月徒勞地陷入試圖占領牢固守衛的合州城（今四川合川縣）的戰鬥之中。
1259年8月11日，蒙哥病死于合州附近的軍中。
蒙哥去世後，蒙古人在歐亞大陸上的征戰全部停頓下來。
蒙哥的軍隊不再向前移動，也未和其他三支進攻宋朝的軍隊進行聯絡。
在中東，擴大蒙古在西部疆域控制的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倉促地返回蒙古本土，隻留下一支小部隊守衛新占領的地區。
蒙古帝國的這種混亂是由于缺少對汗位的有序繼承而造成的。
具有最偉大軍事能力的領導者經常能取得勝利。
1259年在拖雷家族中展開了皇位争奪。
這不僅僅是一場兩個人之間的争奪，因為他們各自代表着蒙古貴族中的主要派别。
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國家的文明的吸引并且尋求他的民衆的建議和幫助，他代表着受到定居世界影響，并且希望同他們和解的蒙古人。
而他的弟弟阿裡不哥則作為傳統的蒙古方式及準則的捍衛者出現。
對于阿裡不哥，草原世界要比農耕世界更有吸引力。
他不信任他的兩個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并且認為他們受到外來準則和觀點的腐蝕。
由此引發了涉及到蒙古帝國未來方向的兄弟之間的争鬥。
這場争奪推遲了幾個月。
1259年9月中旬，忽必烈通過他的異母兄弟派出的信使獲悉蒙哥的死訊，他的這位兄弟要求忽必烈返回蒙古本土選舉新的大汗。
此時忽必烈剛剛到達長江北岸并且正準備向南入侵。
按《元史》的說法，他告訴使者：&ldquo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rdquo[15]波斯史家拉施特證實了這個說法，注明忽必烈的反應是，&ldquo我們帶着一支多如螞蟻和蝗蟲的軍隊來到這裡；我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們怎麼能夠返回，難道僅僅因為傳聞&rdquo[16]？看起來忽必烈希望擊敗宋朝以提高汗位争奪中的地位，他應該作為一位成功的軍事領導人投入這場争奪。
出于這個原因，他沒有立即返回北方。
忽必烈和阿裡不哥的汗位争奪 1259年整個冬天忽必烈的軍隊堅持對南宋作戰。
他們首先渡過長江，接着圍攻堅固設防的鄂州城。
這場戰役的勝利将支撐忽必烈在蒙古帝國中的聲譽，而該城的宋朝保衛者誓死不投降。
但是，南宋丞相賈似道希望媾和。
他派出一位使者答應每年向忽必烈進貢銀兩絲帛，所要求的回報是保證把長江維持為他們的共同邊界。
忽必烈的儒士幕僚趙璧對此事的評論是：&ldquo今已渡江，是言何益！&rdquo[17]忽必烈企望勝利。
接踵而來的危機挽救了宋朝。
蒙哥死後阿裡不哥立即調動軍隊并且和有影響的蒙古顯貴結盟。
1260年初，阿裡不哥的一個盟友向開平城進軍。
丈夫出征期間堅守在後方的察必立即派出一位使者将他弟弟的計劃和行動通知忽必烈。
忽必烈必須放棄對鄂州的圍攻，向北回軍迎擊阿裡不哥。
忽必烈從鄂州撤出大部分軍隊，隻留下一支象征性的軍隊保衛已占領的地區。
[18]賈似道利用忽必烈的突然撤軍命令向蒙古的這支小部隊發動進攻，并且迅速擊敗蒙古軍，收複了宋朝領土。
賈似道興高采烈地把這場小規模交戰吹噓為巨大的勝利，錯誤地引導宋廷拒絕與蒙古和解。
此時忽必烈正在回兵并于1260年春天抵達開平。
《元史》說許多宗王&ldquo請求&rdquo忽必烈繼承汗位。
在三次正式&ldquo拒絕&rdquo之後，忽必烈答應他們的請求，在5月5日倉促召集的一次忽鄰勒台上被選舉為大汗。
因為大部分蒙古貴族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忽必烈的選舉受到異議。
例如，一個月之内，阿裡不哥在蒙古舊都和林宣布為大汗。
在三個其餘的主要汗國中，阿裡不哥可以得到斡羅斯的欽察汗國和中亞的察合台汗國兩個汗國的支持。
忽必烈惟一的支持者是他的弟弟旭烈兀，而旭烈兀本人在中東正面臨着對他的權威的嚴重威脅。
在返回蒙古的途中，旭烈兀獲悉埃及馬木魯克朝統治者于1260年9月在叙利亞的愛音紮魯特擊敗了他的軍隊。
[19]另外，欽察汗國為試圖把他從沿着斡羅斯&mdash波斯邊界的阿哲兒拜占驅逐出去已向他宣戰。
旭烈兀的注意力被牽制到别的地方，從而在皇位繼承的鬥争中對忽必烈的幫助是很小的。
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漢地的資源和漢人臣民。
他發布了一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鹦起草的诏書[20]，承認對于統治中國光靠蒙古軍事技能是不夠的，為了統一中國需要一位仁義的和按照先人傳統進行統治的賢人，并且暗示他正是這樣的人。
他還提出減少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
[21]在發布這份诏書幾天後忽必烈采用了漢制年号&ldquo中統&rdquo[22]，盡管他還沒有為他的王朝采用一個漢文國号。
他設立的政府機構中書省和宣慰使司類似于傳統的中國機構。
事實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漢人示意&mdash&mdash他想采納典型中國統治者的服飾和風格。
但是南宋的漢人不接受這種讓步。
他們把忽必烈派來對雙方沖突進行外交協商的使者郝經扣押起來。
1260年郝經被投入牢中，一直關押到70年代忽必烈成功地發動對南宋的軍事征戰為止。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國北方的資源，并且利用占據中原的優勢封鎖向阿裡不哥提供的物資供應。
以和林為基地，阿裡不哥需要輸入大部分糧食，忽必烈決心切斷他弟弟的供應線。
甘肅、東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兒是由忽必烈的盟友控制的。
阿裡不哥供給的主要來源是以中亞為基地的察合台汗阿魯忽。
起初阿魯忽支持阿裡不哥争奪帝位，但是對稅收及分配掠奪品的争執使他們反目。
因此，1262年以後，阿裡不哥沒有可依賴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應來源。
對他來說，放棄帝位争奪隻是時間問題。
在幾次小沖突之後，1263年阿裡不哥向忽必烈投降。
對忽必烈足夠有利的是，幾年後阿裡不哥在被監管中死去，使人懷疑他是被毒死的。
盡管阿裡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權力仍然面臨着其他威脅。
在把自己扮演成為蒙古帝國（見地圖30）的大汗的努力中，忽必烈仍然擺脫不了對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懷疑。
[23] 地圖30 蒙古諸汗國 同樣，接受忽必烈為中國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現了幾位權力的競争者。
他的第一個對手是山東益都的李瑄。
漢文史料描述李瑄是一個&ldquo反叛的逆臣&rdquo，因為他最終倒戈反對忽必烈。
從而，他被看成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獻身建立中國王朝的忠臣。
撇開不談這種錯誤的表述，李瑄的确對忽必烈自稱為中國皇帝構成了直接威脅。
早期，在對宋朝的戰争中李瑄和蒙哥合作并且襲擊過幾座濱海城鎮。
當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國皇位時，看來沒有理由懷疑李瑄對蒙古的忠誠。
另外，李瑄是王文統的女婿，而王文統剛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省的平章政事，這是政府裡最有影響的官職之一。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給李璮金銀，作為對宋戰争的費用。
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準備和忽必烈決裂并且實行與南宋的一項和約。
由于可以從山東貯藏的鹽和銅得到巨大财富，李瑄擁有向蒙古統治發起重要挑戰所需的資源。
他可能已經得到宋朝給予支持的保證并且必然認為和南宋的貿易以及其他經濟關系要比與蒙古的友好關系更有實利。
另外，在種族上作為一個漢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
不論出于什麼動機，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過去認可的君主。
忽必烈立即對此做出反應，派出幾支最信任的軍隊來對付這位麻煩的漢人領導人。
忽必烈的兩位主要将領史天澤和史樞以及儒士幕僚趙璧前去粉碎李瑄的反叛軍隊。
數量上的優勢在幾個月之内就顯示出來，8月初李瑄被擊敗并被抓獲。
朝廷的士兵按通常為貴族施行的處死方法，把李瑄放在一個袋中用他們的馬把他踩死。
他的嶽父王文統在此之後很快也被處死，并且為了對王文統受到的懲罰提供法律根據，公開宣布了王文統在叛亂中的造反及&ldquo叛迹&rdquo。
[24] 李瑄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統治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增加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
在一個重要經濟地區發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漢人領導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層漢人顯貴隐蔽支持的叛亂肯定會對忽必烈産生影響。
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治中國産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助。
即使在他成為大汗和中國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經招募出身于不同種族的幕僚。
但是，李瑄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對依賴漢人的懷疑，忽必烈更強烈地意識到需要非漢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統治上的這種努力。
察必渴望成為有權力的皇後，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首領的妻子。
[25]她對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護也補充了忽必烈的政策。
然而，他們兩人仍意識到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漢人，從而容納某些漢人價值觀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實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漢人的支持并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
但是，和以前的中國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設計的政府不實行科舉。
這種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反複學習和探讨的考試從7世紀起為中國的各朝代提供了許多官員，并且被北方的遼、金所采納。
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由漢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員的圈子之内。
此外，他想擁有任命自己官員的權力。
不過他所建立的制度應該是他的漢人臣民所熟悉的。
傳統的中國政府機構中書省負責大部分行政事務，如接收呈交給皇帝的奏章以及制定法律。
中書省的負責人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後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監督的六部執行。
[26]樞密院負責軍事事務，禦史台監察全國官吏的行為并且向皇帝呈寫報告。
盡管中央事務的大部分框架類似于更早的中國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統是不同的。
中國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書省丞相管理。
皇帝還指定蒙古人或中亞人為專門代表（達魯花赤）檢查各省官員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動。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顯地不同于以前中國各朝代的政治制度。
首先，他把居民分成為三個種族。
蒙古人占據最重要的位置，然後是稱為色目人的西亞和中亞人。
稱為漢人的中國北方居民最初構成最低的階層，而在征服中國南部之後稱為南人的南方漢人變為最低的階層并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職之外。
忽必烈認識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漢人（數量上至少是30比1）所吞沒，蒙古人必須擁有控制權。
概括地說，比起以前的中國各朝代對控制的強調要更多。
忽必烈關心的是官員（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誠實和廉潔。
&ldquo蒙古的監察系統&hellip&hellip要比任何一個前朝的系統更為滲透得多，并且它與中央集權緊密聯系的程度在中國的監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rdquo[27]忽必烈尋求保持官員的忠誠同時防止他們濫用職權。
受賄的官吏、在履行職權時缺乏熱情的官吏或者向他們的臣民過分征括的官員受到嚴厲的懲罰。
同時忽必烈需要新的制度來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統治地位。
從窩闊台的時代開始，許多蒙古貴族得到封地的賞賜，在他們自己的封地裡他們認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并且幾乎不允許幹預。
忽必烈必須使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監控，堅持使這些統治者必須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
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擁有者來征收賦稅和征募國家的軍隊。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勞的。
一位學者寫道：&ldquo由于在任命重要官員時常常破例&hellip&hellip中央政府在全帝國範圍内的行政事務的參與上頂多是短暫的并且僅限于非常有限的活動。
&rdquo[28]按照這個觀點，中書省的作用隻在忽必烈的舊分地和首都周圍是有效的，對于地方事務的控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遍及各地。
同樣，他對地方官員和封地領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
在他的統治期間，他赦免過腐敗的和頑固對抗的官吏，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法律時他不時受到挫折。
然而這些失敗不應該誇大，因為在13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忽必烈已經建立看上去切實可行的對中國的行政管理。
這種行政管理對于漢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國體制相比又有相當的不同，以便容納忽必烈和蒙古人的價值觀念和體制以及他們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向外擴張 在中國建立政府之後，忽必烈現在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對外關系。
和他的蒙古前輩一樣，忽必烈懂得必須堅持領土擴張。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統治者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領土并入他的版圖。
同樣，漢人相信賢明的君主應該使外國人臣服并且接受中國至上的觀念。
外國人應該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國統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蕩皇恩的吸引。
蒙古人和漢人的世界觀念導緻忽必烈把擴張放在首要位置上。
忽必烈獲取權力的方式也可能導緻他追求對外征服，因為他曾經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戰，在他作為蒙古世界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上确實籠罩着疑雲。
忽必烈可能試圖通過進行對外戰争消除這種懷疑，因為新的征服将會支撐他在蒙古人中的聲譽。
對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慮也促使忽必烈對南宋開戰，和其他中國王朝一樣，宋朝渴望統一中國。
在宋朝朝廷中複仇主義是政治辯論中的一部分，而且盡管此時宋軍相對較弱并且沒有構成對蒙古的直接威脅，但它可能恢複元氣，并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複被蒙古占領的中國北方領土。
忽必烈應該在南宋變成更強大的對手之前征服宋朝。
宋朝的大量财富是另一種吸引。
南宋土地肥沃，這對北方極其重要，因為北方的人口超過北方的食品供應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來自南方的谷物供應。
宋朝與南亞、印度及中東的海運貿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來，這是忽必烈的另一個經濟動機。
但是要占領中國南方存在許多障礙。
盡管蒙古軍隊和騎兵在北方的氣候和地形條件下是成功的，但他們不習慣南方的氣候和地形。
他們對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的折磨人的高溫沒有準備，也不适應南方或西南地區的疾病、寄生蟲病和蚊子肆虐的熱帶雨林。
他們的馬匹不能很快适應高溫，并且在南方農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麼容易得到草料。
另外，蒙古軍隊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過或至少很少使用過的軍事技術。
例如，為了對付南方的水軍，他們需要造船、招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戰。
在陸地上他們需要圍攻人口衆多、守衛良好的城鎮。
事實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國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
而對大宋帝國的占領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榮的。
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他最終将成為蒙古帝國中最有權力的人物。
有此遠見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幹非凡和聰明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别吉。
與幾乎同一時代的阿基坦的埃萊諾一樣（譯者注：埃萊諾先後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後），唆魯和帖尼養育了四個成為君王的兒子&mdash&mdash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裡不哥。
兩位母親都獻身于兒子們的前程，并且在自己的兒子們登上王位之前從不停止努力。
唆魯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
希伯來醫生巴·希伯爾思（BarHe-braeus）引用他的時代的一首詩把唆魯和帖尼描述為&ldquo如果我發現女性中還有别的婦女像她，我會說女性遠遠超出男性&rdquo[1]。
如果沒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對他們的培養，她的兒子們不會成功地取代窩闊台家族成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魯和帖尼深深地影響她的兒子們。
首先，她确保兒子們是有文化的，對于渴望統治一個偉大帝國的人來說，有文化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能力。
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政治準則。
例如，在中國北方的她的屬地裡，她既不剝削漢族臣民也不在這個地區進行搶掠。
她意識到如果她鼓勵而不是幹預當地的農耕經濟便會增加稅收。
她對宗教的寬容政策也給她的兒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盡管她本人是一個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觀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madrasa）捐助金錢以及其他具體的支持。
[2]她認為在自己的分地上對宗教的贊助會使她更容易進行統治。
在對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魯和帖尼吸收幾位漢人幕僚設計出的管理漢人臣民的适當制度，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年9月23日唆魯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領北京。
關于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遊曆的史料是有限的。
但是，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即對他的撫育由他的母親承擔，因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拖雷離家在中亞或中國征戰。
唆魯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脫羅術（Tolochu）的畏兀兒人教忽必烈讀寫蒙古文。
[3]她确保通過她的漢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漢人方式的影響，但奇怪的是從未教他閱讀漢語。
她還為忽必烈争取到了第一個官職。
她說服大伯窩闊台将邢州封給忽必烈管轄，邢州地處河北地區，在1236年擁有上萬戶的人口。
以他的母親為榜樣，忽必烈通過鼓勵農業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政策尋求與他的漢族臣民保持良好關系。
也像他的母親，他在自己的周圍籠絡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漢人。
[4]在他以後的事業中，他常和聶思脫裡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亞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漢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謀士們是一群折中主義者。
海雲和尚（1205&mdash1257年）向他介紹佛教的戒律和習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劉秉忠（1216&mdash1274年）見面，後來證明劉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趙璧（1220&mdash1276年）向忽必烈講演儒學。
毫無疑問，姚樞（1201&mdash1278年）是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儒士幕僚，因為姚樞是一位&ldquo務實并多才多藝的且善于使自己的傳統學識适用于新環境的儒士&rdquo[5]。
他的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對忽必烈和蒙古貴族有一定的吸引力。
姚樞的建議總是隐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之中。
一些儒學謀士僅僅勉強地為忽必烈服務。
趙復是這些不太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隻被忽必烈召見過二次。
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
趙復的回答是：&ldquo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rdquo[6] 盡管偶爾會發生這種抵觸，忽必烈還是建立了一個由顧問們組成的&ldquo幕府&rdquo。
他可以在具體問題上征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和他們讨論儒家道德學說。
其他蒙古貴族都沒有吸收這麼多的儒士，幫助統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領地無須這麼多的扈從。
很清楚，忽必烈預見到自己在蒙古帝國中尤其在中國的更重要的作用。
至于他的幕僚們則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為他服務。
有的是為了金錢或者為了豁免勞役及其他義務；有的希望在中國恢複統一和秩序，并且認為蒙古人具有統一中國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機會。
另一些為忽必烈工作的人是為了改善他們的衆多百姓的現狀并且試圖促使蒙古人漢化。
但是，忽必烈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作為幕僚和行政官員的儒士中。
他的漢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們也不能幫助忽必烈實現他的所有目标。
例如，在軍事方面，忽必烈依賴蒙古統帥的建議及輔佐。
他把當前的和以後的軍事行動都委托給蒙古人。
他用畏兀兒人和突厥人作翻譯、地方長官和文書主管。
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時，忽必烈已經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和不同職業的幕僚和官員。
盡管他不是第一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尋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mdash&mdash窩闊台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經這樣做過&mdash&mdash但他是惟一擁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對忽必烈有影響力的顧問是他的妻子察必。
盡管有關她的一生及事業細節的文獻甚少，但足以揭示對于一位追求成為偉大帝國統治者的男人，察必是一位合适的伴侶。
她勸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農田變成牧羊的牧場。
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勵這種轉化，他不僅會破壞自然農耕經濟，而且還會疏遠他的漢族臣民。
察必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熱衷于吐蕃佛教。
她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朵兒赤（來自藏文的rDorje）。
毫無疑問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請像海雲那樣的僧侶來到他的領地并且和他們讨論深奧的佛教教理和教義。
她對佛教的熱情肯定促使他支持這種宗教。
總之，忽必烈認真地考慮了察必的各種見解。
然而在他的兄長蒙哥于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内的這個傑出的謀士集團尚未使忽必烈崛起。
忽必烈仍是一個朦胧的人物，這個時期的蒙古文、漢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
但是，随着他的兄長奪取權力，忽必烈開始擔負重大責任；并在該時期的曆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
他出來說眼蒙哥為控制蒙古帝國向窩闊台家族進行挑戰。
随着他的哥哥在1251年獲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宮廷的内部決策圈中，蒙哥在争取汗位鬥争中的對手們能得到相對寬大的處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統治期間忽必烈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承擔一次軍事遠征。
蒙哥希望繼續他的前任們的擴張政策，并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統治擴大到中東。
而另一個兄弟忽必烈則受命率軍對現今雲南省内的大理王國遠征。
對中國西南這一地區的控制可為蒙古人提供進攻南宋王朝的另一個基地。
1252年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發動遠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進軍。
[7]大理戰役的準備對他來講特别重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
在36歲時他終于得到一次進攻極其重要的軍事目标的機會。
他不希望糟蹋掉這次可以證明自己是軍事指揮家的機會。
1253年夏末忽必烈準備好完成蒙哥交給他的這項任務。
他的軍隊從陝西出發向大理進軍。
在發動進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
大理國王段興智以及在國王後面執掌實權的宰相高祥對此所做的回答是殺死了這三位使者。
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國發動三路進攻，他的軍隊打敗敵人，迫使敵人退回到首都。
漢文史料稱贊姚樞阻止了不必要的殺戮。
他勸說忽必烈命令部下制作一幅帶有禁止殺戮字樣的帛旗，使城内的居民确信如果投降，他們的生命可不受傷害。
由于這種保證，大理選擇了投降。
忽必烈沒有食言：居民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政府系統隻有很少的改變，并且允許段氏家族和忽必烈指定的宣撫使分享權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軍事遠征是凱旋而歸，他實現了蒙哥的願望。
他的軍隊損失很小，并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擴展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mdash&mdash個向中國南部發動進攻的基地和一條擴大與緬甸及印度貿易的通道。
通過領導一次成功的戰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一個人要在蒙古貴族中得到認可必須顯示軍事首領的才能，現在忽必烈表現了自己的氣質，确保在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忽必烈和中國，1253&mdash1259年 從西南戰役凱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後，忽必烈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地的行政管理之上。
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協助，他發展農業、發行紙币鼓勵貿易并且征收賦稅。
總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穩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考慮長期規劃。
他在嘗試中，要求一位名叫劉秉忠的佛教僧人給予指導，劉秉忠是海雲介紹給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詩人、書法家、畫家、術數家和天文學家。
[8]劉秉忠勸說忽必烈培養、保護和使用被他描述為國家财富的儒士。
他還督促這位蒙古宗王開辦訓練儒士的學校，恢複傳統的科舉考試并重新引入古代中國的禮樂制度。
最後，他建議為忽必烈的漢地臣民制定不過分沉重的稅收和軍事義務。
除了沒有恢複科舉之外忽必烈批準了所有的建議。
他不希望全部使用漢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講漢語的幕僚和官員。
劉秉忠和忽必烈之間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這位蒙古宗王的農耕世界的新分地内建設一座都城。
1256年，他們在灤河以北後來屬内蒙古清代城鎮多倫諾爾以西36裡處選擇了一個地點。
這個地點夏天的氣候比中原北部涼爽，四面環山，水源豐富，足以供應中等規模的城市。
它靠近漢人農業邊緣地區和蒙古人牧場的邊線，距北京約有十天的旅程。
[9]這樣，傳統的蒙古人就不能指責忽必烈放棄傳統而站在漢人一邊。
然而，忽必烈已對他周圍的漢地臣民發出了變革信号。
對忽必烈的定居臣民發出的另一個信号是名為開平的新城，開平以中國過去的都城為模型。
許多建築的布局基于中國古書《易經》的規定。
城分為三個區。
外城為方形，由12&mdash18英尺高的土牆包圍。
大部分居民居住在這個區域裡的土房和木房裡，外城還有幾座佛寺。
第二個區是内城，容納忽必烈和他的扈從。
高10&mdash16英尺的磚牆包圍着内城。
建築在土台上的皇宮大安閣是這個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
在宮殿内，&ldquo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貼金并且油漆得富麗堂皇。
宮中的繪畫、肖像、鳥樹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驚奇&rdquo[10]。
在内城中還分布着許多其他殿堂和官府。
開平城的最後一部分是外城北面的獵場，由草地、樹林和河流組成。
獵場中馴養着供忽必烈打獵的各式各樣的動物，尤其是鹿。
園中還飼養着白牝馬和母牛，它們所産的奶，除了大汗和他的後裔之外，誰都不準飲用。
[11]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這些發展，蒙哥必然會對他的弟弟與其漢人臣民的認同不安。
蒙哥的大臣們也指責忽必烈避開傳統的蒙古法律采用漢人的法律統治他的分地。
1257年蒙哥派出兩位親信大臣調查忽必烈分地的狀況，揭露出他們聲稱的大量違法和越權行動後，他們逮捕和處死了幾位高級官員。
[12]不過清洗未殃及忽必烈。
幾個月之後，蒙哥面臨兩個關鍵問題，并且感覺到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忽必烈的協助非常寶貴。
第一個問題是已經上升到猛烈的械鬥并且破壞廟宇道觀的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宗教沖突。
第二個問題是征服比中原最富裕地區更為富庶的江南地區。
忽必烈和他的漢人謀士可以幫助蒙哥解決佛道之間的争端并且同時幫助他得到中原漢人的忠誠。
因此蒙哥在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會面，他們兩人重歸舊好。
事實上，他們都需要對方。
這次會見後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侶、200位道士以及200位儒士和朝廷官員對有争執的問題進行辯論。
他要對這兩個宗教團體的論戰主張進行裁決。
道教和佛教都追求&ldquo唯我獨尊&rdquo并且都期待着非宗教權威的支持。
辯論的焦點是所謂&ldquo化胡&rdquo理論（野蠻人的昄依），道教徒堅持認為老子曾離開中國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變換成佛祖并且開始傳播佛教學說。
他們暗示佛教隻不過是老子發展的道教中的一種簡單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較落後的印度人。
道教的辯護者依據兩本古書《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中所找到的證據。
[13]但是，他們的佛教對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對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問。
他們指出包括司馬遷的偉大曆史著作《史記》在内的早期中國史料都沒有提到過這兩部著作。
八思巴提出這兩本書是後來的僞造品。
忽必烈贊同這種觀點。
這位蒙古王子向道教徒提供一次挽回的機會。
他邀請道教徒表演他們精通的絕技。
由于不能完成這項挑戰，道教徒被宣判為是這次辯論的失敗者。
忽必烈命令燒毀所有的《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并且把沒收道教徒的财富歸還給佛教寺院。
[14]忽必烈沒有禁止道教，僅僅抑制他所認為的過分行為。
懲罰性的清洗會激怒道教徒，他們的許多支持者将會阻礙蒙古人統治中國北方的努力。
忽必烈的決定以及他懲罰道教徒的溫和态度看來得到了他的漢人臣民的贊同。
因這場辯論而獲盛名之後，忽必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
1258年年底，蒙哥作出征服江南的計劃。
他計劃在四條戰線上展開進攻。
由他本人統率的軍隊首先試圖占領四川然後向東挺進。
忽必烈接着應該率領另一支軍隊從開平出發在長江中遊的鄂州渡過長江，并在鄂州吸引住南宋軍隊。
另外兩支軍隊将從雲南以及陝西的六盤山出兵，後者進逼宋朝重鎮襄陽。
蒙古人顯然希望西部戰場的迅速勝利會導緻宋朝投降。
因為遇到宋兵的頑強抵抗，蒙哥自己指揮的征戰沒有達到他的預想。
1258年3月占領成都之後，他的遠征軍在1258年下半年和1259年的前七個月徒勞地陷入試圖占領牢固守衛的合州城（今四川合川縣）的戰鬥之中。
1259年8月11日，蒙哥病死于合州附近的軍中。
蒙哥去世後，蒙古人在歐亞大陸上的征戰全部停頓下來。
蒙哥的軍隊不再向前移動，也未和其他三支進攻宋朝的軍隊進行聯絡。
在中東，擴大蒙古在西部疆域控制的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倉促地返回蒙古本土，隻留下一支小部隊守衛新占領的地區。
蒙古帝國的這種混亂是由于缺少對汗位的有序繼承而造成的。
具有最偉大軍事能力的領導者經常能取得勝利。
1259年在拖雷家族中展開了皇位争奪。
這不僅僅是一場兩個人之間的争奪，因為他們各自代表着蒙古貴族中的主要派别。
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國家的文明的吸引并且尋求他的民衆的建議和幫助，他代表着受到定居世界影響，并且希望同他們和解的蒙古人。
而他的弟弟阿裡不哥則作為傳統的蒙古方式及準則的捍衛者出現。
對于阿裡不哥，草原世界要比農耕世界更有吸引力。
他不信任他的兩個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并且認為他們受到外來準則和觀點的腐蝕。
由此引發了涉及到蒙古帝國未來方向的兄弟之間的争鬥。
這場争奪推遲了幾個月。
1259年9月中旬，忽必烈通過他的異母兄弟派出的信使獲悉蒙哥的死訊，他的這位兄弟要求忽必烈返回蒙古本土選舉新的大汗。
此時忽必烈剛剛到達長江北岸并且正準備向南入侵。
按《元史》的說法，他告訴使者：&ldquo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rdquo[15]波斯史家拉施特證實了這個說法，注明忽必烈的反應是，&ldquo我們帶着一支多如螞蟻和蝗蟲的軍隊來到這裡；我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們怎麼能夠返回，難道僅僅因為傳聞&rdquo[16]？看起來忽必烈希望擊敗宋朝以提高汗位争奪中的地位，他應該作為一位成功的軍事領導人投入這場争奪。
出于這個原因，他沒有立即返回北方。
忽必烈和阿裡不哥的汗位争奪 1259年整個冬天忽必烈的軍隊堅持對南宋作戰。
他們首先渡過長江，接着圍攻堅固設防的鄂州城。
這場戰役的勝利将支撐忽必烈在蒙古帝國中的聲譽，而該城的宋朝保衛者誓死不投降。
但是，南宋丞相賈似道希望媾和。
他派出一位使者答應每年向忽必烈進貢銀兩絲帛，所要求的回報是保證把長江維持為他們的共同邊界。
忽必烈的儒士幕僚趙璧對此事的評論是：&ldquo今已渡江，是言何益！&rdquo[17]忽必烈企望勝利。
接踵而來的危機挽救了宋朝。
蒙哥死後阿裡不哥立即調動軍隊并且和有影響的蒙古顯貴結盟。
1260年初，阿裡不哥的一個盟友向開平城進軍。
丈夫出征期間堅守在後方的察必立即派出一位使者将他弟弟的計劃和行動通知忽必烈。
忽必烈必須放棄對鄂州的圍攻，向北回軍迎擊阿裡不哥。
忽必烈從鄂州撤出大部分軍隊，隻留下一支象征性的軍隊保衛已占領的地區。
[18]賈似道利用忽必烈的突然撤軍命令向蒙古的這支小部隊發動進攻，并且迅速擊敗蒙古軍，收複了宋朝領土。
賈似道興高采烈地把這場小規模交戰吹噓為巨大的勝利，錯誤地引導宋廷拒絕與蒙古和解。
此時忽必烈正在回兵并于1260年春天抵達開平。
《元史》說許多宗王&ldquo請求&rdquo忽必烈繼承汗位。
在三次正式&ldquo拒絕&rdquo之後，忽必烈答應他們的請求，在5月5日倉促召集的一次忽鄰勒台上被選舉為大汗。
因為大部分蒙古貴族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忽必烈的選舉受到異議。
例如，一個月之内，阿裡不哥在蒙古舊都和林宣布為大汗。
在三個其餘的主要汗國中，阿裡不哥可以得到斡羅斯的欽察汗國和中亞的察合台汗國兩個汗國的支持。
忽必烈惟一的支持者是他的弟弟旭烈兀，而旭烈兀本人在中東正面臨着對他的權威的嚴重威脅。
在返回蒙古的途中，旭烈兀獲悉埃及馬木魯克朝統治者于1260年9月在叙利亞的愛音紮魯特擊敗了他的軍隊。
[19]另外，欽察汗國為試圖把他從沿着斡羅斯&mdash波斯邊界的阿哲兒拜占驅逐出去已向他宣戰。
旭烈兀的注意力被牽制到别的地方，從而在皇位繼承的鬥争中對忽必烈的幫助是很小的。
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漢地的資源和漢人臣民。
他發布了一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鹦起草的诏書[20]，承認對于統治中國光靠蒙古軍事技能是不夠的，為了統一中國需要一位仁義的和按照先人傳統進行統治的賢人，并且暗示他正是這樣的人。
他還提出減少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
[21]在發布這份诏書幾天後忽必烈采用了漢制年号&ldquo中統&rdquo[22]，盡管他還沒有為他的王朝采用一個漢文國号。
他設立的政府機構中書省和宣慰使司類似于傳統的中國機構。
事實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漢人示意&mdash&mdash他想采納典型中國統治者的服飾和風格。
但是南宋的漢人不接受這種讓步。
他們把忽必烈派來對雙方沖突進行外交協商的使者郝經扣押起來。
1260年郝經被投入牢中，一直關押到70年代忽必烈成功地發動對南宋的軍事征戰為止。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國北方的資源，并且利用占據中原的優勢封鎖向阿裡不哥提供的物資供應。
以和林為基地，阿裡不哥需要輸入大部分糧食，忽必烈決心切斷他弟弟的供應線。
甘肅、東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兒是由忽必烈的盟友控制的。
阿裡不哥供給的主要來源是以中亞為基地的察合台汗阿魯忽。
起初阿魯忽支持阿裡不哥争奪帝位，但是對稅收及分配掠奪品的争執使他們反目。
因此，1262年以後，阿裡不哥沒有可依賴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應來源。
對他來說，放棄帝位争奪隻是時間問題。
在幾次小沖突之後，1263年阿裡不哥向忽必烈投降。
對忽必烈足夠有利的是，幾年後阿裡不哥在被監管中死去，使人懷疑他是被毒死的。
盡管阿裡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權力仍然面臨着其他威脅。
在把自己扮演成為蒙古帝國（見地圖30）的大汗的努力中，忽必烈仍然擺脫不了對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懷疑。
[23] 地圖30 蒙古諸汗國 同樣，接受忽必烈為中國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現了幾位權力的競争者。
他的第一個對手是山東益都的李瑄。
漢文史料描述李瑄是一個&ldquo反叛的逆臣&rdquo，因為他最終倒戈反對忽必烈。
從而，他被看成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獻身建立中國王朝的忠臣。
撇開不談這種錯誤的表述，李瑄的确對忽必烈自稱為中國皇帝構成了直接威脅。
早期，在對宋朝的戰争中李瑄和蒙哥合作并且襲擊過幾座濱海城鎮。
當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國皇位時，看來沒有理由懷疑李瑄對蒙古的忠誠。
另外，李瑄是王文統的女婿，而王文統剛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省的平章政事，這是政府裡最有影響的官職之一。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給李璮金銀，作為對宋戰争的費用。
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準備和忽必烈決裂并且實行與南宋的一項和約。
由于可以從山東貯藏的鹽和銅得到巨大财富，李瑄擁有向蒙古統治發起重要挑戰所需的資源。
他可能已經得到宋朝給予支持的保證并且必然認為和南宋的貿易以及其他經濟關系要比與蒙古的友好關系更有實利。
另外，在種族上作為一個漢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
不論出于什麼動機，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過去認可的君主。
忽必烈立即對此做出反應，派出幾支最信任的軍隊來對付這位麻煩的漢人領導人。
忽必烈的兩位主要将領史天澤和史樞以及儒士幕僚趙璧前去粉碎李瑄的反叛軍隊。
數量上的優勢在幾個月之内就顯示出來，8月初李瑄被擊敗并被抓獲。
朝廷的士兵按通常為貴族施行的處死方法，把李瑄放在一個袋中用他們的馬把他踩死。
他的嶽父王文統在此之後很快也被處死，并且為了對王文統受到的懲罰提供法律根據，公開宣布了王文統在叛亂中的造反及&ldquo叛迹&rdquo。
[24] 李瑄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統治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增加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
在一個重要經濟地區發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漢人領導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層漢人顯貴隐蔽支持的叛亂肯定會對忽必烈産生影響。
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治中國産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助。
即使在他成為大汗和中國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經招募出身于不同種族的幕僚。
但是，李瑄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對依賴漢人的懷疑，忽必烈更強烈地意識到需要非漢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統治上的這種努力。
察必渴望成為有權力的皇後，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首領的妻子。
[25]她對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護也補充了忽必烈的政策。
然而，他們兩人仍意識到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漢人，從而容納某些漢人價值觀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實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漢人的支持并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
但是，和以前的中國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設計的政府不實行科舉。
這種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反複學習和探讨的考試從7世紀起為中國的各朝代提供了許多官員，并且被北方的遼、金所采納。
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由漢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員的圈子之内。
此外，他想擁有任命自己官員的權力。
不過他所建立的制度應該是他的漢人臣民所熟悉的。
傳統的中國政府機構中書省負責大部分行政事務，如接收呈交給皇帝的奏章以及制定法律。
中書省的負責人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後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監督的六部執行。
[26]樞密院負責軍事事務，禦史台監察全國官吏的行為并且向皇帝呈寫報告。
盡管中央事務的大部分框架類似于更早的中國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統是不同的。
中國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書省丞相管理。
皇帝還指定蒙古人或中亞人為專門代表（達魯花赤）檢查各省官員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動。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顯地不同于以前中國各朝代的政治制度。
首先，他把居民分成為三個種族。
蒙古人占據最重要的位置，然後是稱為色目人的西亞和中亞人。
稱為漢人的中國北方居民最初構成最低的階層，而在征服中國南部之後稱為南人的南方漢人變為最低的階層并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職之外。
忽必烈認識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漢人（數量上至少是30比1）所吞沒，蒙古人必須擁有控制權。
概括地說，比起以前的中國各朝代對控制的強調要更多。
忽必烈關心的是官員（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誠實和廉潔。
&ldquo蒙古的監察系統&hellip&hellip要比任何一個前朝的系統更為滲透得多，并且它與中央集權緊密聯系的程度在中國的監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rdquo[27]忽必烈尋求保持官員的忠誠同時防止他們濫用職權。
受賄的官吏、在履行職權時缺乏熱情的官吏或者向他們的臣民過分征括的官員受到嚴厲的懲罰。
同時忽必烈需要新的制度來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統治地位。
從窩闊台的時代開始，許多蒙古貴族得到封地的賞賜，在他們自己的封地裡他們認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并且幾乎不允許幹預。
忽必烈必須使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監控，堅持使這些統治者必須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
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擁有者來征收賦稅和征募國家的軍隊。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勞的。
一位學者寫道：&ldquo由于在任命重要官員時常常破例&hellip&hellip中央政府在全帝國範圍内的行政事務的參與上頂多是短暫的并且僅限于非常有限的活動。
&rdquo[28]按照這個觀點，中書省的作用隻在忽必烈的舊分地和首都周圍是有效的，對于地方事務的控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遍及各地。
同樣，他對地方官員和封地領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
在他的統治期間，他赦免過腐敗的和頑固對抗的官吏，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法律時他不時受到挫折。
然而這些失敗不應該誇大，因為在13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忽必烈已經建立看上去切實可行的對中國的行政管理。
這種行政管理對于漢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國體制相比又有相當的不同，以便容納忽必烈和蒙古人的價值觀念和體制以及他們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向外擴張 在中國建立政府之後，忽必烈現在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對外關系。
和他的蒙古前輩一樣，忽必烈懂得必須堅持領土擴張。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統治者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領土并入他的版圖。
同樣，漢人相信賢明的君主應該使外國人臣服并且接受中國至上的觀念。
外國人應該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國統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蕩皇恩的吸引。
蒙古人和漢人的世界觀念導緻忽必烈把擴張放在首要位置上。
忽必烈獲取權力的方式也可能導緻他追求對外征服，因為他曾經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戰，在他作為蒙古世界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上确實籠罩着疑雲。
忽必烈可能試圖通過進行對外戰争消除這種懷疑，因為新的征服将會支撐他在蒙古人中的聲譽。
對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慮也促使忽必烈對南宋開戰，和其他中國王朝一樣，宋朝渴望統一中國。
在宋朝朝廷中複仇主義是政治辯論中的一部分，而且盡管此時宋軍相對較弱并且沒有構成對蒙古的直接威脅，但它可能恢複元氣，并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複被蒙古占領的中國北方領土。
忽必烈應該在南宋變成更強大的對手之前征服宋朝。
宋朝的大量财富是另一種吸引。
南宋土地肥沃，這對北方極其重要，因為北方的人口超過北方的食品供應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來自南方的谷物供應。
宋朝與南亞、印度及中東的海運貿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來，這是忽必烈的另一個經濟動機。
但是要占領中國南方存在許多障礙。
盡管蒙古軍隊和騎兵在北方的氣候和地形條件下是成功的，但他們不習慣南方的氣候和地形。
他們對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的折磨人的高溫沒有準備，也不适應南方或西南地區的疾病、寄生蟲病和蚊子肆虐的熱帶雨林。
他們的馬匹不能很快适應高溫，并且在南方農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麼容易得到草料。
另外，蒙古軍隊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過或至少很少使用過的軍事技術。
例如，為了對付南方的水軍，他們需要造船、招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戰。
在陸地上他們需要圍攻人口衆多、守衛良好的城鎮。
事實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國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
而對大宋帝國的占領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