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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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首都杭州那樣的活躍城市追求奢華并具有為此所需的資源。
杭州擁有豪華的飯館、茶館及戲院；&ldquo别的城市都沒有這樣地聚集财富&rdquo[29]。
南宋的繁榮來自廣泛的國内貿易以及和亞洲及中東其他國家的貿易。
認識到可以從貿易中征集潛在的稅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貿易監督人（提舉市舶使）；雇用商人監督國家專賣并在社會上給他們以較高地位；還鼓勵與中國開展貿易的外國商人。
随着海上商業的繁榮，宋朝關心航運并且相應地關心水軍力量的提高。
朝廷建立海軍抵禦沿海的海盜，裝備着火箭、火器和炸彈的大戰船成為南宋武裝力量的重要分支，構成蒙古入侵的一種障礙。
[30] 雖然商業繁榮和水軍強大，13世紀中期宋朝内部面臨許多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困難。
許多善于經營的大地主通過壓迫農民或者得到官僚親戚的偏袒，從而積累大量财産并且獲得免交賦稅的特權。
随着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稅收名冊上消失，朝廷的國庫需求不能得到滿足。
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時壓倒高級官員。
軍事上的開銷不斷上升，腐敗和低效使軍隊戰鬥力下降。
從13世紀60年代初期，大臣賈似道開始試圖改革并約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
他清洗一些這樣的人物并使自己的黨羽擔任重要的官職，從而使宮廷兩極分化，疏遠并擴大對立面。
因此，到了和蒙古對抗時，宋朝朝廷陷入了嚴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戰性的。
1260年他的使者郝經建議宋承認忽必烈是天子，換取實質上的自治，并且通過蒙古對貿易的支持以獲得更大繁榮。
宋朝扣留了郝經并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義率領的第二個使團。
[31]然而忽必烈繼續向南方的漢人作出和解的姿态。
他釋放他的軍隊在邊界上抓獲的漢族商人，寬宏大量地對待南宋的逃兵，并堅持化幹戈為玉帛。
因為宋朝拒絕放棄它的主權，武裝沖突不可避免。
從1260年之後出現小沖突，1265年在四川發生了大的沖突。
戰争于1268年爆發，一直持續到1279年（見地圖31）。
從1268年到1273年的襄陽之戰是戰争中最長的戰役并被證明是最關鍵性的。
位于漢水沿岸的襄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戰略要地，是通向長江中遊盆地的最後一個要塞。
宋人在那裡修建了幾乎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寫的&ldquo堅固的城堡、厚實的城牆和深深的護城河&rdquo[32]。
為了戰勝守衛者的抵抗，蒙古軍隊需要取得漢水上的水上霸權以阻止來自宋朝首都的給養和增援部隊。
蒙古軍隊還需要熟練掌握攻城戰術和使用火炮。
為了提供這種專門技能，忽必烈挑選了一組來自各種族的軍官，并為他的軍隊招募蒙古人、漢人、畏兀兒人和波斯人，為他的水軍招募高麗人和女真人。
地圖31 對宋的征服 圍困開始于1268年秋天，但是很遲之後才實現全面封鎖，從而在圍攻的頭三年中宋朝能夠向它被圍困的要塞發送給養和增援部隊。
同時忽必烈反複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隊向襄陽的保衛者增加壓力。
例如，從1269年4月到1270年4月，他向該地區的指揮官派出10萬官兵和5000艘戰船。
但是襄陽的保衛者堅持不投降。
然而，1272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圍攻中遇到更多的障礙。
從這時起，襄陽完全孤立。
但蒙古指揮官認識到強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沉重傷亡。
如果他們選擇避免流血，毫無疑問他們會被鉗制，為了打破僵局他們需要幫助。
兩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尋求的幫助。
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汗阿八哈應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馬因和阿剌瓦丁前來中國。
[33]這兩位回回人在1272年下半年到達襄陽并建造了能夠遠距離發射大石塊的投石機和石弩。
年底蒙古軍隊開始使用這些設備。
有記載說&ldquo當該炮發射時聲音驚天動地，它所擊中的所有東西都被擊破和摧毀&rdquo[34]。
借助這種大炮的神威，蒙古人最後強行攻城，剩餘的宋軍用密集的石塊和彈射器反擊但未能擋住敵軍。
1273年3月勇敢的宋軍将領呂文煥投降，幾乎持續五年的圍攻終告結束。
襄陽失守之後，宋廷士氣低落，賈似道信譽掃地。
賈似道試圖通過親自主持抵抗蒙古軍隊的進攻盡力挽回聲譽。
他知道進擊的蒙古人将沿東南方向向宋朝首都杭州進軍，決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揚州城的地方進行抵抗。
賈似道率領13萬大軍等待敵人。
為了加強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決定指定一位攻宋軍隊的統帥。
1273年夏天，忽必烈選擇了伯顔，一位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最有才華的軍人擔任遠征軍的指揮官。
在旭烈兀領導下的波斯和中東戰役中以及在大理戰役中伯顔已功成名就，但是現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
[35]認識到這項任務極其重要，伯顔對遠征做了大量準備。
他還鼓勵和歡迎漢人背叛者。
完成計劃制定和對軍隊的訓練之後，1275年1月伯顔從漢口渡過長江。
兩軍展開了水陸激戰，但很快宋軍被迫後退。
3月中旬，伯顔終于在離揚州不遠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對手賈似道。
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内的大炮之外，雙方勢均力敵。
大炮意味着差異，伯顔擊潰宋軍并予以重創。
賈似道的軍隊開始逃跑，賈似道被迫重聚軍隊并且退卻。
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敵得到了他們一直尋找的機會，他們剝奪他的官職并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建。
在途中，賈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處于慌亂和無序狀态。
當蒙古人繼續向前推進時，南宋的皇族面臨其他困難。
年輕皇帝度宗于1274年8月12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僅四歲的兒子趙繼承皇位。
趙的祖母謝太皇太後為孫子攝政，但她體弱并且缺乏好顧問，尤其因為越來越多的有權勢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
同時，在丁家洲戰役之後伯顔的軍隊包圍揚州并且占領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多有宋軍和居民不戰而降。
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後沒有别的選擇。
1275年末，她派出使者答應向蒙古進貢。
但是伯顔拒絕這些提議，聲稱除無條件投降外他對一切都不滿足。
1276年1月末，太皇太後最終承認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并把國玺交給伯顔。
[36]寬厚地接受宋朝的投降之後，伯顔告誡他的手下不要搶劫和掠奪并把皇族護送到北方忽必烈的駐地。
同樣，忽必烈對投降的皇族是關心的。
盡管他沒收一些珠寶和官服，但他為皇太後和皇後提供住處、年俸及侍從。
年幼的皇帝同樣得到從小已習慣的奢侈，但他很快被放逐到吐蕃并且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後來在1296年他離開宮殿出家，終于1323年被迫自殺。
盡管占領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對南宋的征服。
一些宋朝忠臣帶着皇帝的兩位異母兄弟逃到南方。
1276年6月14日他們聚集在福州擁戴7歲的哥哥趙昰為皇帝。
面對這樣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強有力的攝政王來保證他們事業的生存。
由于主要官員政治觀點不同，不能選出單一的攝政王。
缺乏團結和不斷的争吵削弱宋朝并且使蒙古人率領的軍隊更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挺進。
畏兀兒将軍阿裡海牙率領的軍隊經湖南和現在的廣西向西南挺進。
當年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将領唆都指揮的部隊占領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港口泉州退卻。
泉州的主管海上貿易的招撫使回回人蒲壽庚最初歡迎逃來的皇帝和他的随從，但是蒲壽庚很快感覺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專橫，随之即爆發争執。
[37]1277年4月他把忠誠轉向到蒙古人，因為蒲壽庚指揮着一支精良的船隊，對忽必烈來說這是一次重要的變節。
同時，在這一年中忠于宋朝的大臣在南方從一個港口轉移到另一個港口，從潮州開始，接着到惠州，最後在年底抵達廣州。
唆都不斷追擊他們，并在1278年2月占領廣州（在今廣東）。
忠于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投降，而且再一次逃跑。
但是，壓力、艱苦的生活以及不斷變化的氣候和環境都使年幼的皇帝難以承受，在5月8日他将滿10歲時夭折。
他的死對宋朝的忠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們的領導人張世傑和陸秀夫最後一次把他們重組在一起，推戴已死皇帝趙昰的異母兄弟趙昺并以他的名義進行統治。
此時他們以中國東南邊陲的雷州半島附近的硇洲島為基地。
蒙古人的持續進攻迫使他們再次逃跑，這次從廣州過海到達崖山島。
蒙古人對島進行封鎖。
1279年3月19日，宋朝船隊試圖打破封鎖，但在接踵而來的戰鬥中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蹈海，宋朝的末代皇帝夭折在海上，宋王朝最終被蒙古人推翻。
三個月之後，張世傑在他的船隊遭到飓風摧毀時溺死。
一些忠臣逃到占城，他們計劃恢複力量并且對蒙古在中國的統治進行挑戰，但是他們已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到了1279年，忽必烈和蒙古人粉碎了宋朝的殘餘力量。
但現在忽必烈可能面臨更加難以對付的局面，因為他必須獲得他征服的漢人的效忠。
為赢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他不能僅僅表現為一位隻對掠奪中國南方财富有興趣的&ldquo蠻人&rdquo占領者。
相反，忽必烈需要建立一個為蒙古人服務但又不過分壓迫當地百姓的政府。
某些政策和人員使用上的延續還可以使蒙古統治平穩過渡。
因此.忽必烈對他的軍人下令允許漢人不受妨礙地從事經濟活動。
他還試圖為他的政府招募漢人官員，許多有才能的&ldquo南人&rdquo為蒙古人工作。
但是，一些學者和官員拒絕為蒙古人服務，并且投身到非政治的事務中。
一些人物，例如著名的儒将文天祥，表現對宋朝的忠誠，則被蒙古人監禁或殺害。
[38]在忽必烈後來的統治時期，史書上沒有記載重要的宋朝造反者，明顯地顯示出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建立蒙古統治的能力（見地圖32），他遇到的困難卻很少。
地圖32 元時期形勢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韓儒林主編《元朝史》） 征服高麗 在平定高麗中，忽必烈取得了同樣的成功。
1258年，他的兄長蒙哥派出遠征軍平息叛亂并使高麗處于蒙古控制之下。
武力的炫耀導緻高麗的屈服，其象征是世子王禃（譯者注：王禃初名王倎，封王後改名）作為人質抵達蒙古宮廷。
忽必烈和這位年輕的高麗人相處得很好。
當第二年蒙哥和高麗國王去世後，在一支蒙古部隊的護送下忽必烈把王禃送回高麗并授予他高麗國王的封号。
反過來，王禃很快地通過把世子送到忽必烈的宮廷作為人質以表現他的忠誠和&ldquo信諾&rdquo。
在後十年中，高麗和蒙古朝廷間的關系持續改善。
王禃向蒙古進貢，而忽必烈用慷慨的禮品回酬，允許高麗商人和中國進行貿易，并在經濟困難時向高麗提供谷物和肉類。
忽必烈甚至在政治騷亂時幫助他的盟友。
1269年，一位名叫林衍的軍官發動軍事政變。
在得悉發生暴亂消息後的一個月内，忽必烈派出3000名特遣軍驅散叛亂軍隊并恢複了王禃的王位。
1273年，殘存的反抗者被趕到大陸南海岸旁的濟州島。
為了鞏固與高麗皇族的關系，忽必烈讓他的女兒和高麗世子訂婚，并成為以後在中國的蒙古王朝統治者的一種慣例。
作為回報，高麗人每年派使團向中國進貢土撥鼠、水獺、白銀、獵鷹、陶瓷和藥品直至忽必烈去世；高麗向忽必烈的宮廷遞交人口登記冊，并且向派到高麗宮廷的蒙古監臨官提供給養。
濟州島的一部分變成養馬的牧區，這些馬匹進貢給蒙古或者用于貿易。
在13世紀70年代中期平定高麗後，忽必烈對高麗提出了蒙古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要求。
[39] 入侵日本 也許忽必烈對高麗最艱巨的要求是在他的對日關系中作出幫助。
盡管在13世紀初期高麗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海盜所煩擾，他們仍希望避免牽連到蒙日關系之中。
例如，1266年他們通過描述日本島嶼附近的洶湧海洋和狂暴氣候勸阻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團不要繼續前進。
為高麗的不合作所激怒，忽必烈嚴厲地進行懲戒，他并且在1268年派出另一個由高麗人參加的使團。
日本幕府首領和體現出武士自尊及愛國特點的攝政王北條政村，不接受作為中國的蒙古統治者的仆從地位，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使團的提議，甚至不答複忽必烈的來函。
在這封信中忽必烈把日本君主稱為&ldquo小國之君&rdquo。
1271年和1272年派去的使者得到相同的待遇，這兩次使者返回中國後都描述了在日本所受到的粗魯和屈辱的待遇。
忽必烈不能容許日本人對他的無限期的蔑視。
1274年忽必烈開始組織迫使日本接受進貢國地位的懲罰性遠征。
這次行動由1.5萬名蒙古人、漢人和女真人士兵以及六千至八千高麗軍隊組成，由7000名高麗水手引導，從高麗的合浦（接近現代的釜山）出發駛向日本。
他們占領對馬島和壹岐島并且在九州東部海岸上的福岡登陸。
因為忽必烈完全低估了日木人的抵抗力量，這并不是一支很強大和給人深刻印象的軍隊。
盡管日本不具有能和蒙古人的長射程武器例如弩和石弩相匹敵的武器，而且他們的将領不像蒙古将領那樣有經驗，但是他們早就部署好沿海岸的防禦，并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戰鬥，更加熟悉地形和氣候。
11月19日，看來日本人在福岡要輸掉反抗蒙古人的第一場戰争，但是那天晚上突然襲來未曾預料到的大風暴。
日本人習慣這種&ldquo反常的&rdquo事件并且輕而易舉地就隐蔽到任何他們能夠找到的躲避處。
但是蒙古人被吓壞了，在他們的高麗屬下的勸說下返回到船上并馳向寬闊的大海等待風暴平息。
後果是災難性的：風、浪、岩石毀壞了幾百艘船，1.3萬人喪生。
[40]遠征以蒙古人的災難告終，殘餘的部隊開船返回并向忽必烈報告慘敗的消息。
因為忽必烈企圖再次徹底征服南宋，所以他不能立即向日本報仇。
1275年他派出另一個使團，但是使團的使者很快被趾高氣揚的日本統治者殺死。
盡管忽必烈不能允許這種蠻橫的行為不受到懲罰，但是數年之後他才能夠向日本派出懲罰部隊。
忽必烈與中亞 同時，在中亞的察合台汗國，是一個與忽必烈對抗的、企圖從他手中奪取控制權的勁敵。
同對忽必烈的地位不造成實際威脅的高麗和日本的關系不同，與中亞的關系涉及到誰應得到蒙古汗位的敵意挑戰。
忽必烈的主要對手海都不僅是一位蒙古人，而且是皇族家庭中的一員。
海都是大汗窩闊台的孫子。
因為中亞與忽必烈的領土具有共同邊界，敵對關系會使中國西北的邊境受到打了就跑的侵擾，内亞遊牧民的這種襲擊使得漢地農民一年四季遭受損害。
在這樣的襲擊之後，遊牧民可輕易地逃向中亞草原和沙漠中無邊無際的遼闊空間，躲避定居居民的追擊軍隊。
這種攻擊破壞了忽必烈鼓勵的跨越歐亞大陸的遠距離商隊貿易并且危害忽必烈在中亞建立牢固的城鎮和綠洲。
如果敵人控制這些必不可少的屯駐地點，他們可以破壞貿易。
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代表蒙古人中遊牧民族的利益，這種利益威脅着日益在中國呈定居趨勢的蒙古王朝。
海都喜歡遊牧生活，喜歡作為牧人的君主的生活，但不喜歡作為農民的統治者的生活。
他的住所是開闊的空間，而不是在人口衆多的都城裡的豪華宮殿中。
比起由中央政府統治的充滿官僚氣息的定居農業社會來，他更偏愛遊牧社會。
中國史料卻把他描繪成是一位掠奪者和一個背信棄義的叛徒。
但是他的确既不想破壞這個區域裡的繁榮城鎮也不想粉碎那裡的貿易基礎。
實際上，海都曾積極地阻擋對中亞綠洲的掠奪并且肯定指示過他的下屬不要騷擾居民。
不過，他對這些城市征稅，并且用所得到的收入支持他的軍隊。
無論如何，他表現為蒙古傳統的捍衛者，并且在他看來，忽必烈是背叛者。
[41] 難以确定忽必烈和海都彼此開始敵對的準确時間。
早在1266年7月9日，忽必烈就任命他的兒子那木罕為北平王，試圖讓這位年輕人負責中國北部的軍事事務并且防止海都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侵犯。
五年之後忽必烈指派他的兒子到阿力麻裡（今新疆霍城）的中亞前哨，保護這個地區不受海都的侵擾。
忽必烈還派去幾位那木罕的侄兄弟去陪伴他，鑄成大錯。
因為他們全部卷入激烈的争執，嚴重妨礙了遠征，并最終導緻了遠征的失敗。
在粉碎中亞的反對者的遠征中，那木罕幾乎沒有進展。
他成功地建立了軍隊的補給線，但不能很快地制約敵人。
海都的軍隊以遊擊戰的方式行動而不與他進行傳統的戰鬥。
一旦發現自己在數量上處于劣勢或者處于險境，他們立即脫身逃到他們熟悉的草原上或沙漠裡。
因為不能輕而易舉地追擊機動性極強的遊擊部隊并和他們正面作戰，那木罕的軍隊灰心喪氣。
為了打破僵局，1275年忽必烈派出妻子的侄子安童（1245&mdash1293年）支持那木罕。
安童是一位有能力的和傑出的人物，當時已任右丞相。
到達那木罕的營地之後，安童很快意識到，宗派主義使諸王分裂，并妨礙着有效的軍事行動。
但是，由于站在那木罕一邊，安童也被卷入這場争論之中。
1276年下半年，陪伴那木罕的幾位宗王秘密計劃破壞遠征。
包括阿裡不哥的兩位兒子和蒙哥的一位兒子在内的謀反者拘捕了那木罕并把他交給斡羅斯的欽察汗，而把安童交給海都。
[42]他們二人被監禁幾乎達十年之久，但是沒有受到傷害。
謀反者由于發現海都在和他們結盟的問題上含糊其辭而感到失望，海都不希望他們呆在他的王國内。
不久他們就移居到認為更安全的蒙古草原上。
最終欽察汗和海都均不能從兩位俘虜身上勒取到贖金并且看出繼續監禁他們沒有好處，便釋放了那木罕和安童。
當1284年他們返回時忽必烈熱烈地迎接他的兒子和他的内侄，并且再次授予他們過去的職務和頭銜。
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拘捕的那十年期間，忽必烈并沒有袖手旁觀。
獲悉那木罕被俘之後，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聲望的将領伯顔去營救兒子。
剛從南宋王朝凱旋歸來的伯顔幾次受到挫折。
和那木罕一樣，伯顔不能制服敵人，因為海都的軍隊繼續躲避。
那木罕無人統率的軍隊也做出過一些勇敢的努力，試圖營救忽必烈的兒子，但是他們的營救同樣失敗了，未能救出那木罕。
最終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亞并且不得不承認海都是這個區域的實際統治者。
甚至他的最傑出的将領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權擴大到中亞。
他承認自己的失敗，勉強放棄在該地區的草原和綠洲的統治地位。
他退到易于防禦的漢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農耕地區之外自由地統治。
但他不能防止海都以這些村莊作為其主要目标加以襲擊。
他所遇到的困難是，支援他的軍隊和當地友好居民的供應線漫長而脆弱；遊牧民持續不斷的騷擾對他的士兵和盟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脅；他所追求的使這個區域的綠洲和城鎮自給自足的目标從未實現。
簡而言之，忽必烈對中亞的進攻一事無成。
在對付漠北的挑戰中他成績斐然。
曾經背叛忽必烈的兒子那木罕的謀反者遷移到漠北，并且計劃攻擊蒙古國的傳統首都哈剌和林。
忽必烈和他的政府對付漠北的這種威脅的準備要比在更遠的西部地區所做的準備強得多。
一段時間以來，他們通過對當地居民減輕賦稅和傳播更先進的農業技術來鼓勵哈剌和林附近地區的農業。
[43]他們還建立驿站，以此加強與中國北部的蒙古新首都的戰略和商務聯系，并且還派遣手工業者幫助本地人發展他們自己的手工業。
這些措施使他們獲得當地居民的支持，從而在反對反叛宗王的戰争中得到當地人的合作。
1279年上半年，忽必烈的軍隊發動了征讨叛王的遠征。
在當地百姓的支持下，幾個月之内他們打敗并且抓獲了這些反叛的宗王。
這一年年底時，漠北又成為忽必烈帝國的一部分。
社會和經濟政策 在征服中國南部以及高麗和平定中亞以及漠北的同時，忽必烈不是沒注意到在中國北部面臨的困難。
1260年他試圖去統治的中國北部現在面臨着需要他去解決的嚴重困難&mdash&mdash尚未從1211年至1234年蒙古和金朝的沖突所造成的破壞中真正恢複過來。
農民不能斷定蒙古統治者的意圖。
應有人向他們保證，既不會沒收他們的土地也不會對他們施加任意過度的賦稅。
但是，與阿裡不哥以及南宋的連續戰争阻礙了商業，并且由于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條文造成很大的混亂。
因為中國以前以科舉為教育的中心，科舉的廢止，使教育系統一片混亂。
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标準。
佛教上層僧侶集團知道忽必烈同情他們，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統治者是否會歧視他們。
儒家擔心蒙古人會廢除傳統的宮廷儀式并且會降低儒士的地位。
也許最重要的是，忽必烈的漢人臣民關心着自身的地位。
他們肯定會被排斥在某些高級官職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會受到歧視嗎？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漢人社會裡建立秩序，他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并且處理這些問題。
他所設置的政府機構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導。
忽必烈需要将官員執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連接起來。
他必須公開他管理中國而不僅僅是剝削中國的計劃，從而他的官員可以仿效他并協助他摸索對定居文明的統治。
某些學者對忽必烈早年親自參與指導統治決策感到驚訝。
這一次他是會繼續在設計政策和計劃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呢？還是僅僅由他的漢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議，然後不加思考地采納這些建議？誠然，忽必烈的确沒有制定許多随後被執行的政策。
但他也沒有袖手旁觀僅僅等待着提議。
他積極地征求建議。
他的一位官員引用了一段诏書：&ldquo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現。
若言不可采，并無罪責；如其可用，朝廷優加遷賞。
&rdquo[44]一位當時的監察禦史王恽，告訴人們忽必烈在朝廷上參與審議。
例如，在1261年5月的一個星期的時間中，王恽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見，讨論政府事務。
忽必烈在有計劃有條理地規定和闡明他的政治和經濟觀念之前，他必須先減輕中國北方人民的苦難。
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戰争在中國北方造成巨大破壞并喪失了大量的人口。
[45]很清楚這種劫難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在忽必烈統治的最初幾年，他根據請求反複地對他的領地上的許多地區給予幫助和豁免。
漢文史料記載他經常免去或減少遭受經濟困難的地區的賦稅。
他還向受到自然災害折磨的村莊提供紙币、谷物和布匹。
[46]但是，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需要制定恢複中國經濟的長期規劃。
這個規劃的中心點之一是鼓勵農業。
1261年忽必烈建立勸農司，勸農司挑選農藝學上有造詣的人去幫助農民更好地利用他們的土地。
該機構每年向中央政府遞交農業、蠶業和水利控制工程的報告。
最終忽必烈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以促進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動生産發展。
他下令建造糧倉存儲剩餘的谷物，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證。
他對定居居民的關心表現在1262年的一個敕令中，這份剌令禁止牧民在農田中放養牲畜。
他不希望自己的蒙古人民對寶貴的農業區域進行蠶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損害。
[47] 忽必烈還摸索着幫助農民自行組織起來恢複經濟。
1270年他給予稱為&ldquo社&rdquo的組織正式的地位，以鼓勵農業生産和促進墾殖，社由約50戶人家組成并且由社長或者村莊的長者指導。
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時耕作、植樹、開荒、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絲綢産量以及在河湖中養魚。
忽必烈和他的幕僚把社設想為農民的自助組織，而且還想給社植入其他的功能。
他們希望利用社恢複農村的穩定并且幫助進行監視和進行統計。
[48] 也許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這個新組織促進普及教育。
每個社都有為村裡的兒童們建立學校的義務。
當農田中隻需要很少勞動力時農民的孩子就去上學。
這一階段的編年史對這個教育系統作出浮誇的判斷。
至1286年，按照《元史》的說法，有20166個社學。
但是這個數字看來是言過其實的，因為社的領導者意識到期待他們做什麼，從而可能向中央政府誇大他們的報告，虛報學校數量增加的假象。
普及教育系統的幻想肯定從未實現，事實上，甚至在全中國普遍組建社的證據也是很少的。
[49]然而這種幻想揭示忽必烈和他的幕僚們的觀念：教育農民，讓政府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中國的蒙古統治者不再認為自己隻屬于遊牧民，所以農民也應該受到公正的對待。
更為明顯的證據是政府在限制農民負擔上的努力。
忽必烈設計出一種固定的正規的征稅制度，免除包銀并且限制投下的權利。
根據新制度，過去強迫農民交給投下的難以計數的鈔和絲現在移交給政府，然後由投下和中央政府均分。
農民每年交稅糧但不需要再考慮投下領主強加的反複無常的征收。
他們與包括手工業者和教士僧侶在内的其他人口一樣支付人頭稅。
他們其他的主要負擔是可以和賦稅一樣沉重的徭役義務。
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擴展大運河并且組織驿站系統，所有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勞力投入。
然而他尋求通過他的統治限制對農民的過分要求，有時還放棄為徭役指派的其他賦稅。
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員，并且一些對農民的勞力要求是不合理的。
忽必烈不像許多傳統的蒙古人，不是僅僅追求剝削中國農民，這似乎是很清楚的。
[50] 和他的祖先一樣，忽必烈愛護手工業者。
和傳統的漢人不同，他給手工業者較高的地位。
因為蒙古人自己隻有很少的工匠，他們所需要的手工業品靠外族人提供。
忽必烈在他的政府裡設置了一些機構組織手工業者并保障他們的福利。
例如他的機構中有一所将作院，負責向宮廷提供珠寶、布帛和紡織品。
為了赢得手工業工匠的忠誠，忽必烈制定了對他們有利的制度。
政府向他們提供相當高的工錢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給并且豁免徭役，還允許他們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額後制造可銷售的産品。
但是，作為對這些優惠的回報，由政府管理世襲的手工業階層。
13世紀後期，大約30萬戶人被劃分為匠戶，而且不能更改戶籍。
盡管有這種限制，總的說來手工業工匠是從中國的蒙古人統治中獲益的。
[51] 商人可能是從忽必烈的政策中獲益最大的階層。
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贊同貿易，中國各王朝對商人施加大量限制。
但是忽必烈沒有這種偏見，并且實際上給予商人很高地位。
斡脫這個以回回人為主組成的商人集團，就受到政府的支持。
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脫曾向蒙古貴族提供極需要的貸款。
作為報答，1268年忽必烈建立了&ldquo斡脫總管府&rdquo，向斡脫提供低息貸款。
斡脫将這些經費主要用于商隊。
斡脫和中國商人的商業交易稅為3.33%的低額。
[52] 為了便利貿易并且促進商人的福利，和中國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廣泛的範圍内使用了紙币。
1260年忽必烈發行三種紙币，但是用銀儲備支持的中統元寶鈔比别的紙币更為流行，并且受到漢人的信賴。
朝廷原意用紙币接收應交納的賦稅逐漸建立起了對新紙币的信任。
紙币的穩定有助于發展貿易從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
1276年以前該系統運轉良好，因為政府嚴格控制紙币印行總數。
1260年朝廷印刷總面值為73352錠（銀錠）的紙币，1265年總量逐步增加到116208錠。
[53]1276年由于對南宋及日本的戰争造成開銷激增，朝廷急劇地把印行總量擴大到1419665錠。
但是由于成功地征服南宋後得到的大量稅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貨膨脹。
忽必烈的政府還通過改善運輸系統幫助貿易和商人。
把大運河延長到中國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兩個顯著的成就。
馬可·波羅對這些道路的印象極深并且寫道： 他（忽必烈）指示在道路兩邊每隔二三步遠種上樹&hellip&hellip大汗下令這樣做是使每個人都能看見道路，從而商人可以在樹陰下面休息，并且不會迷失方向。
[54] 交通上最顯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統。
至少從漢朝起中國就有驿傳和驿馬，但是蒙古統治者大規模地擴大了該系統。
驿站的設置是為發送和傳遞官方郵件，但是旅行的官員、軍人和國賓也可使用它，驿站還幫助運輸國内外貢品，便利貿易。
它并不是商人的旅店，不過商人照樣利用它，并且是國内外貿易網絡中的重要環節。
在忽必烈統治的後期，中國有1400個驿站，共配備5萬匹馬、1400頭牛、6700匹騾、4000輛貨車、近6000條船、200多條狗和1150隻羊。
[55]任何地方相隔15裡到40英裡有一座驿站，服務員在驿站工作，以完成他們徭役中的一部分。
在緊急情況下，騎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英裡的速度傳送重要消息。
這是13世紀以及其他世紀的一種有效的郵政服務。
盡管受到官員、商人、随員的濫用，驿站有效地運行，這是包括馬可·波羅在内的大量外國旅行者證實的事實。
[56] 所有這些進展都表
杭州擁有豪華的飯館、茶館及戲院；&ldquo别的城市都沒有這樣地聚集财富&rdquo[29]。
南宋的繁榮來自廣泛的國内貿易以及和亞洲及中東其他國家的貿易。
認識到可以從貿易中征集潛在的稅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貿易監督人（提舉市舶使）；雇用商人監督國家專賣并在社會上給他們以較高地位；還鼓勵與中國開展貿易的外國商人。
随着海上商業的繁榮，宋朝關心航運并且相應地關心水軍力量的提高。
朝廷建立海軍抵禦沿海的海盜，裝備着火箭、火器和炸彈的大戰船成為南宋武裝力量的重要分支，構成蒙古入侵的一種障礙。
[30] 雖然商業繁榮和水軍強大，13世紀中期宋朝内部面臨許多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困難。
許多善于經營的大地主通過壓迫農民或者得到官僚親戚的偏袒，從而積累大量财産并且獲得免交賦稅的特權。
随着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稅收名冊上消失，朝廷的國庫需求不能得到滿足。
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時壓倒高級官員。
軍事上的開銷不斷上升，腐敗和低效使軍隊戰鬥力下降。
從13世紀60年代初期，大臣賈似道開始試圖改革并約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
他清洗一些這樣的人物并使自己的黨羽擔任重要的官職，從而使宮廷兩極分化，疏遠并擴大對立面。
因此，到了和蒙古對抗時，宋朝朝廷陷入了嚴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戰性的。
1260年他的使者郝經建議宋承認忽必烈是天子，換取實質上的自治，并且通過蒙古對貿易的支持以獲得更大繁榮。
宋朝扣留了郝經并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義率領的第二個使團。
[31]然而忽必烈繼續向南方的漢人作出和解的姿态。
他釋放他的軍隊在邊界上抓獲的漢族商人，寬宏大量地對待南宋的逃兵，并堅持化幹戈為玉帛。
因為宋朝拒絕放棄它的主權，武裝沖突不可避免。
從1260年之後出現小沖突，1265年在四川發生了大的沖突。
戰争于1268年爆發，一直持續到1279年（見地圖31）。
從1268年到1273年的襄陽之戰是戰争中最長的戰役并被證明是最關鍵性的。
位于漢水沿岸的襄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戰略要地，是通向長江中遊盆地的最後一個要塞。
宋人在那裡修建了幾乎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寫的&ldquo堅固的城堡、厚實的城牆和深深的護城河&rdquo[32]。
為了戰勝守衛者的抵抗，蒙古軍隊需要取得漢水上的水上霸權以阻止來自宋朝首都的給養和增援部隊。
蒙古軍隊還需要熟練掌握攻城戰術和使用火炮。
為了提供這種專門技能，忽必烈挑選了一組來自各種族的軍官，并為他的軍隊招募蒙古人、漢人、畏兀兒人和波斯人，為他的水軍招募高麗人和女真人。
地圖31 對宋的征服 圍困開始于1268年秋天，但是很遲之後才實現全面封鎖，從而在圍攻的頭三年中宋朝能夠向它被圍困的要塞發送給養和增援部隊。
同時忽必烈反複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隊向襄陽的保衛者增加壓力。
例如，從1269年4月到1270年4月，他向該地區的指揮官派出10萬官兵和5000艘戰船。
但是襄陽的保衛者堅持不投降。
然而，1272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圍攻中遇到更多的障礙。
從這時起，襄陽完全孤立。
但蒙古指揮官認識到強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沉重傷亡。
如果他們選擇避免流血，毫無疑問他們會被鉗制，為了打破僵局他們需要幫助。
兩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尋求的幫助。
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汗阿八哈應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馬因和阿剌瓦丁前來中國。
[33]這兩位回回人在1272年下半年到達襄陽并建造了能夠遠距離發射大石塊的投石機和石弩。
年底蒙古軍隊開始使用這些設備。
有記載說&ldquo當該炮發射時聲音驚天動地，它所擊中的所有東西都被擊破和摧毀&rdquo[34]。
借助這種大炮的神威，蒙古人最後強行攻城，剩餘的宋軍用密集的石塊和彈射器反擊但未能擋住敵軍。
1273年3月勇敢的宋軍将領呂文煥投降，幾乎持續五年的圍攻終告結束。
襄陽失守之後，宋廷士氣低落，賈似道信譽掃地。
賈似道試圖通過親自主持抵抗蒙古軍隊的進攻盡力挽回聲譽。
他知道進擊的蒙古人将沿東南方向向宋朝首都杭州進軍，決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揚州城的地方進行抵抗。
賈似道率領13萬大軍等待敵人。
為了加強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決定指定一位攻宋軍隊的統帥。
1273年夏天，忽必烈選擇了伯顔，一位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最有才華的軍人擔任遠征軍的指揮官。
在旭烈兀領導下的波斯和中東戰役中以及在大理戰役中伯顔已功成名就，但是現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
[35]認識到這項任務極其重要，伯顔對遠征做了大量準備。
他還鼓勵和歡迎漢人背叛者。
完成計劃制定和對軍隊的訓練之後，1275年1月伯顔從漢口渡過長江。
兩軍展開了水陸激戰，但很快宋軍被迫後退。
3月中旬，伯顔終于在離揚州不遠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對手賈似道。
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内的大炮之外，雙方勢均力敵。
大炮意味着差異，伯顔擊潰宋軍并予以重創。
賈似道的軍隊開始逃跑，賈似道被迫重聚軍隊并且退卻。
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敵得到了他們一直尋找的機會，他們剝奪他的官職并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建。
在途中，賈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處于慌亂和無序狀态。
當蒙古人繼續向前推進時，南宋的皇族面臨其他困難。
年輕皇帝度宗于1274年8月12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僅四歲的兒子趙繼承皇位。
趙的祖母謝太皇太後為孫子攝政，但她體弱并且缺乏好顧問，尤其因為越來越多的有權勢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
同時，在丁家洲戰役之後伯顔的軍隊包圍揚州并且占領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多有宋軍和居民不戰而降。
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後沒有别的選擇。
1275年末，她派出使者答應向蒙古進貢。
但是伯顔拒絕這些提議，聲稱除無條件投降外他對一切都不滿足。
1276年1月末，太皇太後最終承認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并把國玺交給伯顔。
[36]寬厚地接受宋朝的投降之後，伯顔告誡他的手下不要搶劫和掠奪并把皇族護送到北方忽必烈的駐地。
同樣，忽必烈對投降的皇族是關心的。
盡管他沒收一些珠寶和官服，但他為皇太後和皇後提供住處、年俸及侍從。
年幼的皇帝同樣得到從小已習慣的奢侈，但他很快被放逐到吐蕃并且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後來在1296年他離開宮殿出家，終于1323年被迫自殺。
盡管占領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對南宋的征服。
一些宋朝忠臣帶着皇帝的兩位異母兄弟逃到南方。
1276年6月14日他們聚集在福州擁戴7歲的哥哥趙昰為皇帝。
面對這樣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強有力的攝政王來保證他們事業的生存。
由于主要官員政治觀點不同，不能選出單一的攝政王。
缺乏團結和不斷的争吵削弱宋朝并且使蒙古人率領的軍隊更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挺進。
畏兀兒将軍阿裡海牙率領的軍隊經湖南和現在的廣西向西南挺進。
當年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将領唆都指揮的部隊占領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港口泉州退卻。
泉州的主管海上貿易的招撫使回回人蒲壽庚最初歡迎逃來的皇帝和他的随從，但是蒲壽庚很快感覺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專橫，随之即爆發争執。
[37]1277年4月他把忠誠轉向到蒙古人，因為蒲壽庚指揮着一支精良的船隊，對忽必烈來說這是一次重要的變節。
同時，在這一年中忠于宋朝的大臣在南方從一個港口轉移到另一個港口，從潮州開始，接着到惠州，最後在年底抵達廣州。
唆都不斷追擊他們，并在1278年2月占領廣州（在今廣東）。
忠于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投降，而且再一次逃跑。
但是，壓力、艱苦的生活以及不斷變化的氣候和環境都使年幼的皇帝難以承受，在5月8日他将滿10歲時夭折。
他的死對宋朝的忠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們的領導人張世傑和陸秀夫最後一次把他們重組在一起，推戴已死皇帝趙昰的異母兄弟趙昺并以他的名義進行統治。
此時他們以中國東南邊陲的雷州半島附近的硇洲島為基地。
蒙古人的持續進攻迫使他們再次逃跑，這次從廣州過海到達崖山島。
蒙古人對島進行封鎖。
1279年3月19日，宋朝船隊試圖打破封鎖，但在接踵而來的戰鬥中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蹈海，宋朝的末代皇帝夭折在海上，宋王朝最終被蒙古人推翻。
三個月之後，張世傑在他的船隊遭到飓風摧毀時溺死。
一些忠臣逃到占城，他們計劃恢複力量并且對蒙古在中國的統治進行挑戰，但是他們已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到了1279年，忽必烈和蒙古人粉碎了宋朝的殘餘力量。
但現在忽必烈可能面臨更加難以對付的局面，因為他必須獲得他征服的漢人的效忠。
為赢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他不能僅僅表現為一位隻對掠奪中國南方财富有興趣的&ldquo蠻人&rdquo占領者。
相反，忽必烈需要建立一個為蒙古人服務但又不過分壓迫當地百姓的政府。
某些政策和人員使用上的延續還可以使蒙古統治平穩過渡。
因此.忽必烈對他的軍人下令允許漢人不受妨礙地從事經濟活動。
他還試圖為他的政府招募漢人官員，許多有才能的&ldquo南人&rdquo為蒙古人工作。
但是，一些學者和官員拒絕為蒙古人服務，并且投身到非政治的事務中。
一些人物，例如著名的儒将文天祥，表現對宋朝的忠誠，則被蒙古人監禁或殺害。
[38]在忽必烈後來的統治時期，史書上沒有記載重要的宋朝造反者，明顯地顯示出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建立蒙古統治的能力（見地圖32），他遇到的困難卻很少。
地圖32 元時期形勢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韓儒林主編《元朝史》） 征服高麗 在平定高麗中，忽必烈取得了同樣的成功。
1258年，他的兄長蒙哥派出遠征軍平息叛亂并使高麗處于蒙古控制之下。
武力的炫耀導緻高麗的屈服，其象征是世子王禃（譯者注：王禃初名王倎，封王後改名）作為人質抵達蒙古宮廷。
忽必烈和這位年輕的高麗人相處得很好。
當第二年蒙哥和高麗國王去世後，在一支蒙古部隊的護送下忽必烈把王禃送回高麗并授予他高麗國王的封号。
反過來，王禃很快地通過把世子送到忽必烈的宮廷作為人質以表現他的忠誠和&ldquo信諾&rdquo。
在後十年中，高麗和蒙古朝廷間的關系持續改善。
王禃向蒙古進貢，而忽必烈用慷慨的禮品回酬，允許高麗商人和中國進行貿易，并在經濟困難時向高麗提供谷物和肉類。
忽必烈甚至在政治騷亂時幫助他的盟友。
1269年，一位名叫林衍的軍官發動軍事政變。
在得悉發生暴亂消息後的一個月内，忽必烈派出3000名特遣軍驅散叛亂軍隊并恢複了王禃的王位。
1273年，殘存的反抗者被趕到大陸南海岸旁的濟州島。
為了鞏固與高麗皇族的關系，忽必烈讓他的女兒和高麗世子訂婚，并成為以後在中國的蒙古王朝統治者的一種慣例。
作為回報，高麗人每年派使團向中國進貢土撥鼠、水獺、白銀、獵鷹、陶瓷和藥品直至忽必烈去世；高麗向忽必烈的宮廷遞交人口登記冊，并且向派到高麗宮廷的蒙古監臨官提供給養。
濟州島的一部分變成養馬的牧區，這些馬匹進貢給蒙古或者用于貿易。
在13世紀70年代中期平定高麗後，忽必烈對高麗提出了蒙古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要求。
[39] 入侵日本 也許忽必烈對高麗最艱巨的要求是在他的對日關系中作出幫助。
盡管在13世紀初期高麗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海盜所煩擾，他們仍希望避免牽連到蒙日關系之中。
例如，1266年他們通過描述日本島嶼附近的洶湧海洋和狂暴氣候勸阻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團不要繼續前進。
為高麗的不合作所激怒，忽必烈嚴厲地進行懲戒，他并且在1268年派出另一個由高麗人參加的使團。
日本幕府首領和體現出武士自尊及愛國特點的攝政王北條政村，不接受作為中國的蒙古統治者的仆從地位，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使團的提議，甚至不答複忽必烈的來函。
在這封信中忽必烈把日本君主稱為&ldquo小國之君&rdquo。
1271年和1272年派去的使者得到相同的待遇，這兩次使者返回中國後都描述了在日本所受到的粗魯和屈辱的待遇。
忽必烈不能容許日本人對他的無限期的蔑視。
1274年忽必烈開始組織迫使日本接受進貢國地位的懲罰性遠征。
這次行動由1.5萬名蒙古人、漢人和女真人士兵以及六千至八千高麗軍隊組成，由7000名高麗水手引導，從高麗的合浦（接近現代的釜山）出發駛向日本。
他們占領對馬島和壹岐島并且在九州東部海岸上的福岡登陸。
因為忽必烈完全低估了日木人的抵抗力量，這并不是一支很強大和給人深刻印象的軍隊。
盡管日本不具有能和蒙古人的長射程武器例如弩和石弩相匹敵的武器，而且他們的将領不像蒙古将領那樣有經驗，但是他們早就部署好沿海岸的防禦，并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戰鬥，更加熟悉地形和氣候。
11月19日，看來日本人在福岡要輸掉反抗蒙古人的第一場戰争，但是那天晚上突然襲來未曾預料到的大風暴。
日本人習慣這種&ldquo反常的&rdquo事件并且輕而易舉地就隐蔽到任何他們能夠找到的躲避處。
但是蒙古人被吓壞了，在他們的高麗屬下的勸說下返回到船上并馳向寬闊的大海等待風暴平息。
後果是災難性的：風、浪、岩石毀壞了幾百艘船，1.3萬人喪生。
[40]遠征以蒙古人的災難告終，殘餘的部隊開船返回并向忽必烈報告慘敗的消息。
因為忽必烈企圖再次徹底征服南宋，所以他不能立即向日本報仇。
1275年他派出另一個使團，但是使團的使者很快被趾高氣揚的日本統治者殺死。
盡管忽必烈不能允許這種蠻橫的行為不受到懲罰，但是數年之後他才能夠向日本派出懲罰部隊。
忽必烈與中亞 同時，在中亞的察合台汗國，是一個與忽必烈對抗的、企圖從他手中奪取控制權的勁敵。
同對忽必烈的地位不造成實際威脅的高麗和日本的關系不同，與中亞的關系涉及到誰應得到蒙古汗位的敵意挑戰。
忽必烈的主要對手海都不僅是一位蒙古人，而且是皇族家庭中的一員。
海都是大汗窩闊台的孫子。
因為中亞與忽必烈的領土具有共同邊界，敵對關系會使中國西北的邊境受到打了就跑的侵擾，内亞遊牧民的這種襲擊使得漢地農民一年四季遭受損害。
在這樣的襲擊之後，遊牧民可輕易地逃向中亞草原和沙漠中無邊無際的遼闊空間，躲避定居居民的追擊軍隊。
這種攻擊破壞了忽必烈鼓勵的跨越歐亞大陸的遠距離商隊貿易并且危害忽必烈在中亞建立牢固的城鎮和綠洲。
如果敵人控制這些必不可少的屯駐地點，他們可以破壞貿易。
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代表蒙古人中遊牧民族的利益，這種利益威脅着日益在中國呈定居趨勢的蒙古王朝。
海都喜歡遊牧生活，喜歡作為牧人的君主的生活，但不喜歡作為農民的統治者的生活。
他的住所是開闊的空間，而不是在人口衆多的都城裡的豪華宮殿中。
比起由中央政府統治的充滿官僚氣息的定居農業社會來，他更偏愛遊牧社會。
中國史料卻把他描繪成是一位掠奪者和一個背信棄義的叛徒。
但是他的确既不想破壞這個區域裡的繁榮城鎮也不想粉碎那裡的貿易基礎。
實際上，海都曾積極地阻擋對中亞綠洲的掠奪并且肯定指示過他的下屬不要騷擾居民。
不過，他對這些城市征稅，并且用所得到的收入支持他的軍隊。
無論如何，他表現為蒙古傳統的捍衛者，并且在他看來，忽必烈是背叛者。
[41] 難以确定忽必烈和海都彼此開始敵對的準确時間。
早在1266年7月9日，忽必烈就任命他的兒子那木罕為北平王，試圖讓這位年輕人負責中國北部的軍事事務并且防止海都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侵犯。
五年之後忽必烈指派他的兒子到阿力麻裡（今新疆霍城）的中亞前哨，保護這個地區不受海都的侵擾。
忽必烈還派去幾位那木罕的侄兄弟去陪伴他，鑄成大錯。
因為他們全部卷入激烈的争執，嚴重妨礙了遠征，并最終導緻了遠征的失敗。
在粉碎中亞的反對者的遠征中，那木罕幾乎沒有進展。
他成功地建立了軍隊的補給線，但不能很快地制約敵人。
海都的軍隊以遊擊戰的方式行動而不與他進行傳統的戰鬥。
一旦發現自己在數量上處于劣勢或者處于險境，他們立即脫身逃到他們熟悉的草原上或沙漠裡。
因為不能輕而易舉地追擊機動性極強的遊擊部隊并和他們正面作戰，那木罕的軍隊灰心喪氣。
為了打破僵局，1275年忽必烈派出妻子的侄子安童（1245&mdash1293年）支持那木罕。
安童是一位有能力的和傑出的人物，當時已任右丞相。
到達那木罕的營地之後，安童很快意識到，宗派主義使諸王分裂，并妨礙着有效的軍事行動。
但是，由于站在那木罕一邊，安童也被卷入這場争論之中。
1276年下半年，陪伴那木罕的幾位宗王秘密計劃破壞遠征。
包括阿裡不哥的兩位兒子和蒙哥的一位兒子在内的謀反者拘捕了那木罕并把他交給斡羅斯的欽察汗，而把安童交給海都。
[42]他們二人被監禁幾乎達十年之久，但是沒有受到傷害。
謀反者由于發現海都在和他們結盟的問題上含糊其辭而感到失望，海都不希望他們呆在他的王國内。
不久他們就移居到認為更安全的蒙古草原上。
最終欽察汗和海都均不能從兩位俘虜身上勒取到贖金并且看出繼續監禁他們沒有好處，便釋放了那木罕和安童。
當1284年他們返回時忽必烈熱烈地迎接他的兒子和他的内侄，并且再次授予他們過去的職務和頭銜。
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拘捕的那十年期間，忽必烈并沒有袖手旁觀。
獲悉那木罕被俘之後，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聲望的将領伯顔去營救兒子。
剛從南宋王朝凱旋歸來的伯顔幾次受到挫折。
和那木罕一樣，伯顔不能制服敵人，因為海都的軍隊繼續躲避。
那木罕無人統率的軍隊也做出過一些勇敢的努力，試圖營救忽必烈的兒子，但是他們的營救同樣失敗了，未能救出那木罕。
最終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亞并且不得不承認海都是這個區域的實際統治者。
甚至他的最傑出的将領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權擴大到中亞。
他承認自己的失敗，勉強放棄在該地區的草原和綠洲的統治地位。
他退到易于防禦的漢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農耕地區之外自由地統治。
但他不能防止海都以這些村莊作為其主要目标加以襲擊。
他所遇到的困難是，支援他的軍隊和當地友好居民的供應線漫長而脆弱；遊牧民持續不斷的騷擾對他的士兵和盟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脅；他所追求的使這個區域的綠洲和城鎮自給自足的目标從未實現。
簡而言之，忽必烈對中亞的進攻一事無成。
在對付漠北的挑戰中他成績斐然。
曾經背叛忽必烈的兒子那木罕的謀反者遷移到漠北，并且計劃攻擊蒙古國的傳統首都哈剌和林。
忽必烈和他的政府對付漠北的這種威脅的準備要比在更遠的西部地區所做的準備強得多。
一段時間以來，他們通過對當地居民減輕賦稅和傳播更先進的農業技術來鼓勵哈剌和林附近地區的農業。
[43]他們還建立驿站，以此加強與中國北部的蒙古新首都的戰略和商務聯系，并且還派遣手工業者幫助本地人發展他們自己的手工業。
這些措施使他們獲得當地居民的支持，從而在反對反叛宗王的戰争中得到當地人的合作。
1279年上半年，忽必烈的軍隊發動了征讨叛王的遠征。
在當地百姓的支持下，幾個月之内他們打敗并且抓獲了這些反叛的宗王。
這一年年底時，漠北又成為忽必烈帝國的一部分。
社會和經濟政策 在征服中國南部以及高麗和平定中亞以及漠北的同時，忽必烈不是沒注意到在中國北部面臨的困難。
1260年他試圖去統治的中國北部現在面臨着需要他去解決的嚴重困難&mdash&mdash尚未從1211年至1234年蒙古和金朝的沖突所造成的破壞中真正恢複過來。
農民不能斷定蒙古統治者的意圖。
應有人向他們保證，既不會沒收他們的土地也不會對他們施加任意過度的賦稅。
但是，與阿裡不哥以及南宋的連續戰争阻礙了商業，并且由于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條文造成很大的混亂。
因為中國以前以科舉為教育的中心，科舉的廢止，使教育系統一片混亂。
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标準。
佛教上層僧侶集團知道忽必烈同情他們，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統治者是否會歧視他們。
儒家擔心蒙古人會廢除傳統的宮廷儀式并且會降低儒士的地位。
也許最重要的是，忽必烈的漢人臣民關心着自身的地位。
他們肯定會被排斥在某些高級官職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會受到歧視嗎？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漢人社會裡建立秩序，他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并且處理這些問題。
他所設置的政府機構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導。
忽必烈需要将官員執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連接起來。
他必須公開他管理中國而不僅僅是剝削中國的計劃，從而他的官員可以仿效他并協助他摸索對定居文明的統治。
某些學者對忽必烈早年親自參與指導統治決策感到驚訝。
這一次他是會繼續在設計政策和計劃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呢？還是僅僅由他的漢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議，然後不加思考地采納這些建議？誠然，忽必烈的确沒有制定許多随後被執行的政策。
但他也沒有袖手旁觀僅僅等待着提議。
他積極地征求建議。
他的一位官員引用了一段诏書：&ldquo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現。
若言不可采，并無罪責；如其可用，朝廷優加遷賞。
&rdquo[44]一位當時的監察禦史王恽，告訴人們忽必烈在朝廷上參與審議。
例如，在1261年5月的一個星期的時間中，王恽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見，讨論政府事務。
忽必烈在有計劃有條理地規定和闡明他的政治和經濟觀念之前，他必須先減輕中國北方人民的苦難。
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戰争在中國北方造成巨大破壞并喪失了大量的人口。
[45]很清楚這種劫難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在忽必烈統治的最初幾年，他根據請求反複地對他的領地上的許多地區給予幫助和豁免。
漢文史料記載他經常免去或減少遭受經濟困難的地區的賦稅。
他還向受到自然災害折磨的村莊提供紙币、谷物和布匹。
[46]但是，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需要制定恢複中國經濟的長期規劃。
這個規劃的中心點之一是鼓勵農業。
1261年忽必烈建立勸農司，勸農司挑選農藝學上有造詣的人去幫助農民更好地利用他們的土地。
該機構每年向中央政府遞交農業、蠶業和水利控制工程的報告。
最終忽必烈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以促進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動生産發展。
他下令建造糧倉存儲剩餘的谷物，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證。
他對定居居民的關心表現在1262年的一個敕令中，這份剌令禁止牧民在農田中放養牲畜。
他不希望自己的蒙古人民對寶貴的農業區域進行蠶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損害。
[47] 忽必烈還摸索着幫助農民自行組織起來恢複經濟。
1270年他給予稱為&ldquo社&rdquo的組織正式的地位，以鼓勵農業生産和促進墾殖，社由約50戶人家組成并且由社長或者村莊的長者指導。
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時耕作、植樹、開荒、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絲綢産量以及在河湖中養魚。
忽必烈和他的幕僚把社設想為農民的自助組織，而且還想給社植入其他的功能。
他們希望利用社恢複農村的穩定并且幫助進行監視和進行統計。
[48] 也許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這個新組織促進普及教育。
每個社都有為村裡的兒童們建立學校的義務。
當農田中隻需要很少勞動力時農民的孩子就去上學。
這一階段的編年史對這個教育系統作出浮誇的判斷。
至1286年，按照《元史》的說法，有20166個社學。
但是這個數字看來是言過其實的，因為社的領導者意識到期待他們做什麼，從而可能向中央政府誇大他們的報告，虛報學校數量增加的假象。
普及教育系統的幻想肯定從未實現，事實上，甚至在全中國普遍組建社的證據也是很少的。
[49]然而這種幻想揭示忽必烈和他的幕僚們的觀念：教育農民，讓政府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中國的蒙古統治者不再認為自己隻屬于遊牧民，所以農民也應該受到公正的對待。
更為明顯的證據是政府在限制農民負擔上的努力。
忽必烈設計出一種固定的正規的征稅制度，免除包銀并且限制投下的權利。
根據新制度，過去強迫農民交給投下的難以計數的鈔和絲現在移交給政府，然後由投下和中央政府均分。
農民每年交稅糧但不需要再考慮投下領主強加的反複無常的征收。
他們與包括手工業者和教士僧侶在内的其他人口一樣支付人頭稅。
他們其他的主要負擔是可以和賦稅一樣沉重的徭役義務。
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擴展大運河并且組織驿站系統，所有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勞力投入。
然而他尋求通過他的統治限制對農民的過分要求，有時還放棄為徭役指派的其他賦稅。
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員，并且一些對農民的勞力要求是不合理的。
忽必烈不像許多傳統的蒙古人，不是僅僅追求剝削中國農民，這似乎是很清楚的。
[50] 和他的祖先一樣，忽必烈愛護手工業者。
和傳統的漢人不同，他給手工業者較高的地位。
因為蒙古人自己隻有很少的工匠，他們所需要的手工業品靠外族人提供。
忽必烈在他的政府裡設置了一些機構組織手工業者并保障他們的福利。
例如他的機構中有一所将作院，負責向宮廷提供珠寶、布帛和紡織品。
為了赢得手工業工匠的忠誠，忽必烈制定了對他們有利的制度。
政府向他們提供相當高的工錢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給并且豁免徭役，還允許他們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額後制造可銷售的産品。
但是，作為對這些優惠的回報，由政府管理世襲的手工業階層。
13世紀後期，大約30萬戶人被劃分為匠戶，而且不能更改戶籍。
盡管有這種限制，總的說來手工業工匠是從中國的蒙古人統治中獲益的。
[51] 商人可能是從忽必烈的政策中獲益最大的階層。
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贊同貿易，中國各王朝對商人施加大量限制。
但是忽必烈沒有這種偏見，并且實際上給予商人很高地位。
斡脫這個以回回人為主組成的商人集團，就受到政府的支持。
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脫曾向蒙古貴族提供極需要的貸款。
作為報答，1268年忽必烈建立了&ldquo斡脫總管府&rdquo，向斡脫提供低息貸款。
斡脫将這些經費主要用于商隊。
斡脫和中國商人的商業交易稅為3.33%的低額。
[52] 為了便利貿易并且促進商人的福利，和中國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廣泛的範圍内使用了紙币。
1260年忽必烈發行三種紙币，但是用銀儲備支持的中統元寶鈔比别的紙币更為流行，并且受到漢人的信賴。
朝廷原意用紙币接收應交納的賦稅逐漸建立起了對新紙币的信任。
紙币的穩定有助于發展貿易從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
1276年以前該系統運轉良好，因為政府嚴格控制紙币印行總數。
1260年朝廷印刷總面值為73352錠（銀錠）的紙币，1265年總量逐步增加到116208錠。
[53]1276年由于對南宋及日本的戰争造成開銷激增，朝廷急劇地把印行總量擴大到1419665錠。
但是由于成功地征服南宋後得到的大量稅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貨膨脹。
忽必烈的政府還通過改善運輸系統幫助貿易和商人。
把大運河延長到中國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兩個顯著的成就。
馬可·波羅對這些道路的印象極深并且寫道： 他（忽必烈）指示在道路兩邊每隔二三步遠種上樹&hellip&hellip大汗下令這樣做是使每個人都能看見道路，從而商人可以在樹陰下面休息，并且不會迷失方向。
[54] 交通上最顯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統。
至少從漢朝起中國就有驿傳和驿馬，但是蒙古統治者大規模地擴大了該系統。
驿站的設置是為發送和傳遞官方郵件，但是旅行的官員、軍人和國賓也可使用它，驿站還幫助運輸國内外貢品，便利貿易。
它并不是商人的旅店，不過商人照樣利用它，并且是國内外貿易網絡中的重要環節。
在忽必烈統治的後期，中國有1400個驿站，共配備5萬匹馬、1400頭牛、6700匹騾、4000輛貨車、近6000條船、200多條狗和1150隻羊。
[55]任何地方相隔15裡到40英裡有一座驿站，服務員在驿站工作，以完成他們徭役中的一部分。
在緊急情況下，騎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英裡的速度傳送重要消息。
這是13世紀以及其他世紀的一種有效的郵政服務。
盡管受到官員、商人、随員的濫用，驿站有效地運行，這是包括馬可·波羅在内的大量外國旅行者證實的事實。
[56] 所有這些進展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