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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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忽必烈對商人的關心以及在鼓勵貿易上的努力。
不像許多漢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對商人沒有偏見。
來自那個時代的觀察者的證據表明在忽必烈統治期間蒙古人的确是成功的，商業蒸蒸日上。
例如，馬可·波羅寫道：&ldquo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别的地方能聚集這麼多的商人，并且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城市裡的更貴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都彙集到這個城市裡。
&rdquo[57] 其他一些行業階層在忽必烈的統治下比在别的漢族皇帝的統治下過得更好。
醫生是從蒙古統治中獲益的這樣一個集團。
作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忽必烈重視醫學并且給醫生較高的社會地位。
他在開平和中國北部建立以回回醫生為主的廣惠司的分支機構為宮廷服務。
蒙古官員咨訪回回醫生，翰林院增添了36卷回回醫學藥方。
忽必烈還設立太醫院，其任務是規定挑選醫學教員的标準，監督對醫生的訓練以及醫學教科書的準備，編制醫生的資格考試并且負責所有的醫生和藥物。
它剔除不勝任的醫生并且确保未通過考試的候選者不得從醫。
如李約瑟指出的那樣，&ldquo存在着普遍地提高醫生醫術的步驟&rdquo[58]。
在這種努力下，朝廷在首都建立了四個回回藥物院，所有這些學校都受到波斯醫生治療方法的影響。
[59] 這些努力富有成果，被醫學吸引的優秀人才要比以前各朝代所吸引的更多。
朝廷不輕視醫生職業，優秀人才把這個職業看成是有用的和有利的，因為通過病人可以接觸權貴并且醫生的工作符合儒學對正直和利他的強調。
醫生經常被豁免徭役，這是選擇醫學職業的另一個原因。
忽必烈還重視科學家并且努力促進他們的工作。
他向他們提供财政支持并且試圖提高他們在漢人社會中的地位。
聽說波斯人取得大量的科學發現之後，他邀請天文學家劄馬剌丁到中國說明這些發明。
劄馬剌丁1267年到達宮廷時帶來日晷儀、星盤、地球儀、天球儀，以及一種新的、更準确的中國人稱為萬年曆的曆法。
四年之後，忽必烈建立回回司天監招募和吸引波斯和阿拉伯天文學家到他的宮廷來。
後來漢人天文學家郭守敬（1231&mdash1316年）利用波斯曲線和計算推導出另一種曆法《授時曆》，這種曆法略作修改後到整個明代還在使用。
[60]在忽必烈的保護下，地理考察和地圖繪制蒸蒸日上。
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和商人帶來有關亞洲和歐洲的信息，從而&ldquo活躍的中國地理學把來源于阿拉伯的非中國世界的數據結合進來&rdquo。
[61]教士和藝術家是另外兩個得到忽必烈偏愛的群體，在後面對宗教及藝術的讨論中将更清楚地表明忽必烈對他們的态度。
總之，對于那些在中國曆朝未得到很好對待的職業階層，忽必烈努力排除對他們的歧視。
手工業者、醫生和科學家獲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多的關心，因為忽必烈顯然希望在統治中國上得到他們的支持。
他還保證不剝削農民，并且實際上鼓勵了農業的發展。
受到蒙古人損害的主要階層是地主精英，從這個階層中湧現出大量的士大夫統治階級。
忽必烈和蒙古人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取代了他們。
廢止科舉制度之後，漢人精英隻有很少的選擇。
一些人順從了，并為蒙古人服務；一些人放棄公共生活成為隐居者或者把興趣轉向藝術；還有一些人不滿蒙古人的統治，形成潛在的破壞力量。
漢人精英感覺到他們是排除在蒙古人給予利益的階級和職業之外的主要群體。
但忽必烈和宮廷試圖通過保留某些政府機構，如翰林院、國子學、集賢院及國史館來安撫他們，在這些機構中任職的人以士大夫為主。
軍隊是另一個需要确定它和朝廷的關系的群體。
忽必烈主要關心的是不使蒙古人對軍隊的控制受到危害，他所建立的組織及制度反映着這個目的。
1263年，他重建樞密院以監督衛軍、怯薛（蒙古大汗的侍衛軍）和萬戶（即&ldquo萬戶之長&rdquo）。
這些單位主要由蒙古騎兵和以漢人為主的步兵組成。
所有的蒙古成年男性有義務被征募，某些漢人家庭則被指定為世襲的軍戶。
對他們豁免施加在普通百姓上的一半賦稅。
但是，反過來，他們需要支付自己的費用，有時這是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
[62]這些負擔，加上軍官對資金的侵吞勒索，最終導緻士兵逃亡和武裝力量的衰落。
但是，一直到忽必烈去世之後，這些問題還沒有引起很大麻煩。
使人更為焦慮的是漢人軍隊的征募。
忽必烈不能僅僅依賴漢人，他需要用蒙古軍隊去制約他們。
因此他使用蒙古怯薛作為自己和宮廷的侍衛軍。
同樣，在沿着邊界部署駐軍時，他感到需要保持軍隊中蒙古人的優勢。
忽必烈還認識到蒙古人對軍事供應和軍事設施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朝廷禁止漢人買賣竹子，因為竹子可用于制作弓箭；竹子由朝廷專賣。
[63]忽必烈還力求保證朝廷得到可靠的戰馬供應。
随着蒙古人開始在中國轉向定居生活，在得到馬匹上他們面臨着和漢人一樣的問題。
為了提供政府所需的馬匹，忽必烈命令漢人臣民擁有的每100匹馬中要上交給朝廷一匹馬。
他還保留買馬的權利，強制馬主按官價賣馬。
企圖隐藏馬或者私下賣馬的漢人家庭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稱為太仆寺的政府機構照管馬匹并且管理集中在漠北、中國北部和西北部以及高麗的牧場。
盡管史料間或提及走私馬匹和别的欺騙行為，在忽必烈統治期間，朝廷能得到足夠數量的馬。
[64] 朝廷另一項關心的事情是制定用于它的疆域裡的法規。
蒙古人的傳統的法律&ldquo劄撒&rdquo缺乏統治定居文明所需的複雜性，相反，它隻反映遊牧社會的價值觀，不适用于中國。
在奪取權力期間，忽必烈保留了金朝女真人的法律，但在1262年他命令他最信任和最有影響的兩位幕僚姚樞和史天澤制定一部更适用于他的漢人臣民的新法律。
從1271年開始執行這些法律，不過蒙古的法律、慣例和習慣還影響着新的法律。
在法律上蒙古人明顯的比漢人得到優待。
死罪的種類為135種，要比宋朝法典中規定的數量少一半還多。
按照蒙古慣例，通過向政府上繳一定的贖金，犯罪者可以免遭懲罰。
忽必烈可以發布大赦，而且他的确這樣做了，甚至對反叛或政敵都予以大赦。
為了避免濫用被告的權力，行省和中央政府的官員對地方司法裁決的重罪進行日常的審核。
因為缺乏對法律執行情況的詳細研究。
很難辨别這些法令上的改革是否轉化成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更為寬容和靈活的系統。
然而該法律中體現的忽必烈及蒙古人所支持的法律思想看來的确不如以前的漢人法律那麼嚴厲。
[65] 作為中國皇帝的忽必烈 盡管忽必烈希望不僅僅被當作中國皇帝，但是他不能強迫别的汗國接受他的權威。
作為蒙古大汗，他渴望統治廣大地域，尋求對他作為整個蒙古帝國不容争辯的統治者地位的承認。
斡羅斯的欽察汗國支持阿裡不哥的汗位繼位資格并且對忽必烈的勝利并不甘心。
控制中亞察合台汗國的海都是忽必烈的死敵。
隻有波斯的伊利汗國創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後代承認忽必烈為大汗，但他們基本上是自治的。
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糾纏于阿哲兒拜占牧場所有權的沖突中，轉移了他們與大汗關系的注意力。
面臨對他的大汗地位的這種有限的承認，忽必烈變得更加認同中國，并且尋求對他成為中國皇帝的支持。
為了吸引漢人的忠誠，他必須是一個表裡如一的傳統的中國皇帝。
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國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他們的默認，他必須恢複一些儒家的儀式和習慣。
忽必烈保持一個蒙古人的本色并且不放棄蒙古人的價值觀，不過他意識到為了得到漢人的支持他必須做出某些調整。
忽必烈給他的漢人臣民的最明确的信号是把首都從漠北遷到中國北方。
在他的幕僚劉秉忠的幫助下，他接受把首都從和林遷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
1266年，他下令建造漢人稱為大都而突厥人稱為汗八裡的城市。
蒙古人直接從漢語翻譯，稱它為大都。
盡管回回人監督這項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國工匠參與建設，在概念上和風格上這座城還是中國式的。
因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為他努力吸引傳統的漢人儒士的象征，設計者遵循了中國模式。
但是，他選擇了一個不落俗套的地點建設首都。
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黃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國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國北部邊境附近（見地圖33）。
地圖33 元大都平面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陳高華著《元大都》） 忽必烈選擇這個曾是遼、金首都的地點，一是因為他領悟到他的帝國不僅僅隻包括中國，二是他希望保持對他的蒙古故鄉的控制。
這個在中國北部的行政中心将向他提供一個監控地點并向他提供确保他對故園權威的基地。
大都的主要欠缺是谷物儲備不足。
為彌補這個缺點，忽必烈從中國南方運來大量的糧食，最終還将大運河延長到首都。
回回建築師也黑疊兒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築成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但又帶有一些蒙古格調，城市呈矩形，圍在用土夯實的城牆之中。
在它的外城牆之内是兩道内城牆包圍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宮殿，百姓不得進入。
城市按東西軸和南北軸對稱地布局，寬闊的街道從11座入城的城門按幾何圖形延伸。
街道足夠寬闊，以至&ldquo九軌可并馳&rdquo。
在所有的城門處，三層高的城樓用以警告對城市即将來臨的威脅和危險。
[66]紫禁城裡的所有建築，包括皇帝自己以及後妃的住所、接見外國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園和橋都明顯地和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相同。
然而，在一些建築物中蒙古裝飾是明顯的。
在忽必烈就寝的帳篷裡挂着貂皮帳簾，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獵生活象征。
在宮裡的花園中設立蒙古風格的帳篷，忽必烈的兒子們經常居住在帳篷裡而不是住在宮殿裡。
當忽必烈的後妃們臨産時，她們就被移到帳篷中分娩。
[67]忽必烈從蒙古草原為他的宮殿台基帶來青草和泥土，這樣他自己和他的蒙古夥伴就不會忘記他們的傳統。
但是，最大的影響仍是漢人的。
漢族對城市建設的影響也許最清楚地表現在忽必烈下令在宮殿附近建造的廟宇。
太廟的建設表明他想取悅于儒家精英的願望。
漢人極為重視對祖宗的崇敬，建造太廟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關敬仰祖宗的禮儀。
忽必烈還為他的八位包括成吉思、窩闊台和蒙哥在内的祖先建造牌位。
毫無疑問相同的動機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壇和社稷壇。
1271年，他下令按漢人方式每年在這些祭壇進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确保豐收。
他甚至建造孔廟，在那裡宮廷官員向這位中國聖人祭奠并進行一年一度的儀式。
忽必烈很少參加這些典禮，僅僅派漢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年陰曆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會。
随着大都成為更具漢人風格的都城，忽必烈原來的夏都開平或上都，即塞缪爾·泰勒·柯爾律治詩中的行宮（譯者注：英國詩人，1772&mdash1834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名詩作），變成别的用途。
上都成為繼續舉行蒙古人薩滿教儀式的主要地點，有元一代這些儀式一直在這裡舉行。
[68]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來越多地作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場所和獵場，此地是他賴以保持和重申他與傳統的蒙古事務息息相關的紐帶。
上都沒有那麼多的政府機構，從這一點上看，上都的蒙古風格更濃，而漢族影響較小，所以這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寬松氛圍，使他從中國皇帝必須承受的壓抑的生活方式中擺脫出來。
忽必烈與宗教 忽必烈還在國内宗教政策方面盡力迎合他的中國臣民。
盡管他自己繼續出席蒙古薩滿教的儀式，他母親的培養已使他牢記對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護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
13世紀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統治中國的各派宗教發展關系，從而确保蒙古對這個國家的控制。
即使在他僭取中國皇帝的名分之前，他已經試圖吸引漢地宗教的上層人物，但是現在這種努力更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圖與儒家保持良好關系。
在開始建設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廟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選定了國家的曆法，這是農業社會統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
他的王朝名稱的選擇對于儒士将是一個最重要的信号。
采納富有漢地象征的漢語名稱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國某些傳統融為一體。
1271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從《易經》中選擇了&ldquo大元&rdquo作為國名。
元的涵義是&ldquo乾元&mdash&mdash天地萬物的起源&rdquo或者&ldquo原始力&rdquo，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漢族傳統經典著作之一。
[69]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實行傳統的儒家禮儀以及伴随禮儀的樂舞。
如果朝廷想防止導緻洪水、幹旱或地震的自然災害，采用相應的禮儀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不僅命令重新引入這些禮儀并且讓他的儒家幕僚們教授200餘名挑選出來的蒙古人演習朝儀，這是他希望迎合漢人的另一種表示。
[70] 從忽必烈為最終被指定為繼承人的次子所規定的訓練和教育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他對儒教和漢人價值觀的敏感。
在佛教僧人海雲和尚的幫助下，他為兒子取了一個漢文佛教名字真金。
[71]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漢式教育，他指定姚樞、窦默和王恂&mdash&mdash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為這位年輕人的老師。
這些學者向真金講授漢人經典著作，并向他介紹闡述早期中國各朝代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觀點的文獻。
忽必烈還讓他年輕的兒子接觸中國領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
這樣真金接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傳授，八思巴為他的年輕學生寫了一篇題為《彰所知論》的短文，向他說明佛教。
[72]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師向他介紹這門神秘的宗教。
忽必烈為漢人對真金的信任不斷增加而高興，所以授予他的兒子更多的責任，并且不斷地提升他，1273年達到頂點，指定真金為明确的皇太子。
忽必烈這樣指定自己的繼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習慣，因為這樣做抛開了正常的選舉過程，所遵循的是傳統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學者的另一種方法是為傳播他們的觀點提供實質性的支持。
例如，忽必烈鼓勵把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
諸如儒學經典《孝經》和《書經》，以及真德秀（1178&mdash1235年）所著《大學衍義》等理學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譯。
[73]蒙古精英可以享用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漢人他尊重儒家思想。
他還招聘一些傑出的學者來教育漢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亞人，此事給漢人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被招聘的傑出人物之一是許衡（1209&mdash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為國子祭酒。
許衡被公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因為在講學中他專心務實而得到他的蒙古保護人的歡悅。
他的成功在于&ldquo他不涉及純理論、形而上學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rdquo[74]。
在他給忽必烈的建議中，他強調務實的觀點，這是一種肯定會在蒙古宮廷中獲得好感的态度。
忽必烈贊同用傳統的中國方式記載元朝曆史的建議，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稱贊。
儒學重視過去，強調利用曆史經驗指導行為，所以它為這種官方認可的編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據。
1261年8月，儒家學者王鹗（1190&mdash1273年）建議收集遼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統治者的曆史記錄。
[75]他還建議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國史院以搜集記錄并且撰寫遼史和金史。
忽必烈表面上沒有漢人對編寫曆史的熱情，然而批準建立國史院，這是另一個他希望獲得儒士贊同的決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
他特别急于想要影響的宗教團體之一是伊斯蘭教。
早在唐朝伊斯蘭教就傳到中國，到了忽必烈時代盡管他們正在向西北和東南集中，還是可以在全國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mdash&mdash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是來自中亞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漢人是昄依伊斯蘭教的教徒。
忽必烈對回回人執行一種仁慈的政策，因為他們有助于他在中國的統治。
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從而減少自己對漢人幕僚和官員的依賴。
他允許回回人組成實際上自治的社團以回回宗師作為領導，由哈的為他們解釋穆斯林法律。
回回居民區有他們自己的集市、醫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也不禁止他們遵循伊斯蘭教意旨。
事實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機構擔任重要職位并給予他們特權。
他豁免他們常規的賦稅，并且招募他們擔任漢人極少能夠擔任的達魯花赤。
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為宮廷服務作為回報。
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來自不花剌的賽典赤·贍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北方一個地區的宣慰使并且以後提升為西南地區雲南行省的平章政事。
[76] 另一個團體是佛教徒衆，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早在13世紀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過禅宗的僧侶海雲的教導，但他很快發現中國禅宗太深奧、太超脫，不符合他的追求。
例如，當一位禅宗大師告訴忽必烈&ldquo萬物皆空惟靈僅存&rdquo時[77]，看來他對實際事物毫不關心。
但藏傳佛教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種适用得多的工具。
幾十年來吐蕃僧侶在世俗的政治事務中起着積極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侶，他們在實際事務中提供了更多的經驗。
吐蕃僧侶八思巴喇嘛（1235&mdash1280年）證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
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宮廷中度過的，通過長期和蒙古人的聯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許多價值觀。
他還是吐蕃佛教薩斯迦派主要領導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對薩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
在漢地和吐蕃他都給予忽必烈寶貴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對他特别友善。
他家族的成員和蒙古皇室成員通婚。
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擔任新職位國師，在第二年初讓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務。
1264年忽必烈建立總制院管理吐蕃并監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關系，八思巴成為總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長官。
在敵對的佛教派别必裡公派領導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權威受到挑戰，但1267年忽必烈調兵幫助這位年輕的佛教教長恢複了權力。
1268年忽必烈的軍隊打垮了持異議者後，他雖然恢複了八思巴的權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為吐蕃的宣慰使來幫助控制吐蕃。
[78]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夠通過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報。
八思巴論述了寺院和國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結論[79]，因此這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這項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薩，并且按佛教傳統歌頌他為宇宙之王。
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聯系，八思巴建議在宮廷儀式開始時采用佛教活動。
每年陰曆二月十五日組織消滅&ldquo惡魔&rdquo和保護國家的儀式，并且還在每年的陰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樂、典禮和遊行。
佛教僧侶參加這些慶典，從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國裡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譽。
反過來，忽必烈給予佛教徒特權和豁免。
他在位時，佛教僧侶多年享有免稅；朝廷為建設新的寺廟和修複佛道之争中損壞的寺廟提供資金；政府還為寺院擁有的工藝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隸。
[80]政府的支持、賜赉和豁免使寺廟成為繁榮的經濟中心，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對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試圖從中尋求支持和幫助的另一種宗教。
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辯論中對佛教的支持使他不為道教所喜愛。
然而他為道教馳名的法術所吸引，并承認他們對較低階層群衆有吸引力。
因此朝廷為建設道觀提供資金，并向他們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權。
一些道教領袖意識到需要與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處，并且首先尋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
以後他們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習和道教祭禮有關的祭祀和典禮，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禮&mdash&mdash祭泰山。
他們願意為忽必烈舉行這些典禮是一種支持的信号，這種支持被傳遞給道教的普通信徒。
在忽必烈統治的前二十年中道教徒相對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與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還尋求獲得中國數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國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協助。
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經到達蒙古宮廷，例如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和魯不魯乞，而且幾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藝人威廉·布涉曾為大汗蒙哥服務過。
[81]但忽必烈采取更關切的态度邀請和招募外國基督徒。
馬可·波羅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
[82]這位威尼斯旅行者聲稱于1275年到達中國，他的著作是許多年中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惟一渠道。
[83]馬可·波羅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和叔叔馬菲奧·波羅先于他到達中國。
這兩位商人于1252年離開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幾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達忽必烈的宮廷之前在俄羅斯和中亞旅行。
根據馬可·波羅的說法，忽必烈&ldquo面帶最仁慈的微笑&rdquo并且&ldquo以很高的禮節接見他們，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喜悅和歡樂&rdquo[84]。
在彬彬有禮的交談之後，忽必烈提出他的請求：他要求老波羅們勸說教皇當他們返回中國時派100位有知識的基督徒同來。
他斷言他們可以幫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
不過他做出這個請求的主要動機是吸收有學問的人幫助他管理中國領土。
由于這種對待宗教的折中主義，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轉變為基督徒。
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統治集團相信，他希望有學問的歐洲人幫助用基督教指導他的人民。
當老波羅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時，他們面臨失望。
他們很快獲悉，教皇克萊門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們盡快完成忽必烈的請求和盡快返回中國的計劃受阻。
正當他們決定在沒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時，新的教皇被選出了，他們受到接見。
但是，他們不能得到所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基督徒。
總之，1271年他們向大汗的宮廷出發。
在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陪伴下，他們最終于1275年到達中國。
忽必烈肯定對他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人沒有伴随他們而來感到沮喪，但是他顯然對馬可·波羅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這位大汗派他到中國和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去充當這位皇帝的&ldquo耳目&rdquo，并帶回他所到之處的見聞。
[85] 同樣，馬可·波羅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動。
馬可·波羅看到的是高居權位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詞語描寫他。
馬可·波羅把忽必烈評價為&ldquo毫無疑問是全世界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君主&rdquo[86]。
他較詳細地描述宮廷宴會、新年慶典、忽必烈率領的狩獵和帶鷹出獵，并且報告諸如紙币、煤及驿站系統等奇特事物，所有這些都會給歐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位年輕的歐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并且明顯地欽佩蒙古人，這肯定讓忽必烈十分滿意。
他認為善待這位年輕人對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誘使更多的歐洲人到他的宮廷的話。
忽必烈通過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進一步吸引歐洲人。
他的母親通過籠絡聶思脫裡派設定了這條道路。
忽必烈沒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在宮廷裡任用聶思脫裡教徒。
他不限制聶思脫裡教的習俗，而且馬可·波羅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肅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見的教堂。
忽必烈還豁免教士的賦稅和兵役。
最後，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崇福司監督他國土内的聶思脫裡教牧師。
[87]他把兩名聶思脫裡教高級教士派往中東。
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mdash1276年，列班·騷馬和麻古思離開大都去訪問耶路撒冷的聖地，如果沒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們也許難以通過中國北部和中亞。
列班·騷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會見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歐洲人商談結盟。
他受到羅馬教皇的接見，并且獲準在巴黎與腓力四世、在波爾多與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見面。
這些會面并沒有導緻有學問的基督徒進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沒有造就和歐洲人的同盟。
然而這顯示了元朝朝廷對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員并且歡迎同更大的基督教世界接觸。
[88] 忽必烈與中國文化 作為中國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國文化的保護人。
如果他想被視為漢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來像一個粗暴簡單的&ldquo蠻人&rdquo。
從最初的年代開始，蒙古的統治者都愛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這種傳統對藝術尤其是對手工業進行支持。
然而他又不能放棄蒙古式的服飾，以免被蒙古傳統的維護者指責為偏愛漢人。
此外，作為大汗，他負有在他的領土範圍之内促進各民族文化的責任。
他不能僅僅和中原文化聯系。
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經常的警惕又要有間或的變通。
忽必烈對他領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對文化問題所持的态度。
需要有适當的文字來記錄他的新政府的國庫、軍事和福利事務。
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這些記錄上經驗不足。
有實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統治期間蒙古人創造了一種用畏兀兒字母拼寫自己語言的文字。
忽必烈最初依靠漢人書記官，他們通常用文言文書寫。
但是，忽必烈強迫他們用白話書寫，因為&ldquo采納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對漢人的屈從&rdquo[89]，而且還因為對于學習漢語的蒙古人來說白話更容易理解。
大部分宮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書寫的，其中有許多被費力地翻譯成白話漢語。
但是畏兀兒體蒙古文不能準确地記錄蒙古語言的語音。
另外，它難以準确地記錄漢語，因而不能實現忽必烈推廣官方文字的計劃。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選定的文字幫助統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統治。
他希望超過那個時代他能得到的書面語言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
作為一個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種語言的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種能記錄所有這些不同語言的文字。
總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種通用的文字。
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實施一種不為人知的文字是不會馬上被接受的。
一種無論多麼精确或者多麼有效的人工設計的文字，将會遇到過分依戀傳統文字的人們的堅決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決定創制一種更好更通用的文字。
他把創制一種新文字的任務交給吐蕃人八思巴。
1269年八思巴創制了用藏文41個字母拼寫的蒙古新字。
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狀，八思巴文字有時稱為&ldquo方形文字&rdquo，在對蒙古語語音的表達上它比畏兀兒語更準确。
它還更準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國中包括漢語在内的其他語言的語音。
八思巴文字看來理想地适用于記錄忽必烈帝國中的所有語言，适用于作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統一蒙古統治下經常對抗的各民族。
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終稱它為國家文字（國字）。
他命令用國字書寫宮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傳播新文字的學校。
[90]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實現，因為這種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納。
甚至他自己的官員都違反必須在宮廷文件中采用這種文字的規定。
1269年建立的各個學校同樣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樣有效。
1272年一位官員的報告表明漢人官僚的孩子和親戚都不學習這種文字。
盡管他不斷努力和反複勸告，八思巴字從未取代畏兀兒體蒙古文或漢字。
保存下來的八思巴文字實物是很少的，隻在一些印章、銅錢、紙币、瓷器上和一些剌令及佛經中發現這種文字[91]，而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還保持着優勢。
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敗不應該歸咎于它在技術上功能不全。
語言學家認為它在發音的準确性和靈活性上是一個奇迹。
它顯示朝廷對一種通用文字以及對一種反映那個時代的白話文的書面文字的關心，但它是官方設計的而且是從上而下強制推行的。
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勵白話文在寫作中的普及。
通過強調白話文，他表示他無須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則和方法，這些原則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并且注重曆史知識對當代政治決策的作用。
因此不應對
不像許多漢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對商人沒有偏見。
來自那個時代的觀察者的證據表明在忽必烈統治期間蒙古人的确是成功的，商業蒸蒸日上。
例如，馬可·波羅寫道：&ldquo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别的地方能聚集這麼多的商人，并且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城市裡的更貴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都彙集到這個城市裡。
&rdquo[57] 其他一些行業階層在忽必烈的統治下比在别的漢族皇帝的統治下過得更好。
醫生是從蒙古統治中獲益的這樣一個集團。
作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忽必烈重視醫學并且給醫生較高的社會地位。
他在開平和中國北部建立以回回醫生為主的廣惠司的分支機構為宮廷服務。
蒙古官員咨訪回回醫生，翰林院增添了36卷回回醫學藥方。
忽必烈還設立太醫院，其任務是規定挑選醫學教員的标準，監督對醫生的訓練以及醫學教科書的準備，編制醫生的資格考試并且負責所有的醫生和藥物。
它剔除不勝任的醫生并且确保未通過考試的候選者不得從醫。
如李約瑟指出的那樣，&ldquo存在着普遍地提高醫生醫術的步驟&rdquo[58]。
在這種努力下，朝廷在首都建立了四個回回藥物院，所有這些學校都受到波斯醫生治療方法的影響。
[59] 這些努力富有成果，被醫學吸引的優秀人才要比以前各朝代所吸引的更多。
朝廷不輕視醫生職業，優秀人才把這個職業看成是有用的和有利的，因為通過病人可以接觸權貴并且醫生的工作符合儒學對正直和利他的強調。
醫生經常被豁免徭役，這是選擇醫學職業的另一個原因。
忽必烈還重視科學家并且努力促進他們的工作。
他向他們提供财政支持并且試圖提高他們在漢人社會中的地位。
聽說波斯人取得大量的科學發現之後，他邀請天文學家劄馬剌丁到中國說明這些發明。
劄馬剌丁1267年到達宮廷時帶來日晷儀、星盤、地球儀、天球儀，以及一種新的、更準确的中國人稱為萬年曆的曆法。
四年之後，忽必烈建立回回司天監招募和吸引波斯和阿拉伯天文學家到他的宮廷來。
後來漢人天文學家郭守敬（1231&mdash1316年）利用波斯曲線和計算推導出另一種曆法《授時曆》，這種曆法略作修改後到整個明代還在使用。
[60]在忽必烈的保護下，地理考察和地圖繪制蒸蒸日上。
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和商人帶來有關亞洲和歐洲的信息，從而&ldquo活躍的中國地理學把來源于阿拉伯的非中國世界的數據結合進來&rdquo。
[61]教士和藝術家是另外兩個得到忽必烈偏愛的群體，在後面對宗教及藝術的讨論中将更清楚地表明忽必烈對他們的态度。
總之，對于那些在中國曆朝未得到很好對待的職業階層，忽必烈努力排除對他們的歧視。
手工業者、醫生和科學家獲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多的關心，因為忽必烈顯然希望在統治中國上得到他們的支持。
他還保證不剝削農民，并且實際上鼓勵了農業的發展。
受到蒙古人損害的主要階層是地主精英，從這個階層中湧現出大量的士大夫統治階級。
忽必烈和蒙古人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取代了他們。
廢止科舉制度之後，漢人精英隻有很少的選擇。
一些人順從了，并為蒙古人服務；一些人放棄公共生活成為隐居者或者把興趣轉向藝術；還有一些人不滿蒙古人的統治，形成潛在的破壞力量。
漢人精英感覺到他們是排除在蒙古人給予利益的階級和職業之外的主要群體。
但忽必烈和宮廷試圖通過保留某些政府機構，如翰林院、國子學、集賢院及國史館來安撫他們，在這些機構中任職的人以士大夫為主。
軍隊是另一個需要确定它和朝廷的關系的群體。
忽必烈主要關心的是不使蒙古人對軍隊的控制受到危害，他所建立的組織及制度反映着這個目的。
1263年，他重建樞密院以監督衛軍、怯薛（蒙古大汗的侍衛軍）和萬戶（即&ldquo萬戶之長&rdquo）。
這些單位主要由蒙古騎兵和以漢人為主的步兵組成。
所有的蒙古成年男性有義務被征募，某些漢人家庭則被指定為世襲的軍戶。
對他們豁免施加在普通百姓上的一半賦稅。
但是，反過來，他們需要支付自己的費用，有時這是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
[62]這些負擔，加上軍官對資金的侵吞勒索，最終導緻士兵逃亡和武裝力量的衰落。
但是，一直到忽必烈去世之後，這些問題還沒有引起很大麻煩。
使人更為焦慮的是漢人軍隊的征募。
忽必烈不能僅僅依賴漢人，他需要用蒙古軍隊去制約他們。
因此他使用蒙古怯薛作為自己和宮廷的侍衛軍。
同樣，在沿着邊界部署駐軍時，他感到需要保持軍隊中蒙古人的優勢。
忽必烈還認識到蒙古人對軍事供應和軍事設施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朝廷禁止漢人買賣竹子，因為竹子可用于制作弓箭；竹子由朝廷專賣。
[63]忽必烈還力求保證朝廷得到可靠的戰馬供應。
随着蒙古人開始在中國轉向定居生活，在得到馬匹上他們面臨着和漢人一樣的問題。
為了提供政府所需的馬匹，忽必烈命令漢人臣民擁有的每100匹馬中要上交給朝廷一匹馬。
他還保留買馬的權利，強制馬主按官價賣馬。
企圖隐藏馬或者私下賣馬的漢人家庭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稱為太仆寺的政府機構照管馬匹并且管理集中在漠北、中國北部和西北部以及高麗的牧場。
盡管史料間或提及走私馬匹和别的欺騙行為，在忽必烈統治期間，朝廷能得到足夠數量的馬。
[64] 朝廷另一項關心的事情是制定用于它的疆域裡的法規。
蒙古人的傳統的法律&ldquo劄撒&rdquo缺乏統治定居文明所需的複雜性，相反，它隻反映遊牧社會的價值觀，不适用于中國。
在奪取權力期間，忽必烈保留了金朝女真人的法律，但在1262年他命令他最信任和最有影響的兩位幕僚姚樞和史天澤制定一部更适用于他的漢人臣民的新法律。
從1271年開始執行這些法律，不過蒙古的法律、慣例和習慣還影響着新的法律。
在法律上蒙古人明顯的比漢人得到優待。
死罪的種類為135種，要比宋朝法典中規定的數量少一半還多。
按照蒙古慣例，通過向政府上繳一定的贖金，犯罪者可以免遭懲罰。
忽必烈可以發布大赦，而且他的确這樣做了，甚至對反叛或政敵都予以大赦。
為了避免濫用被告的權力，行省和中央政府的官員對地方司法裁決的重罪進行日常的審核。
因為缺乏對法律執行情況的詳細研究。
很難辨别這些法令上的改革是否轉化成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更為寬容和靈活的系統。
然而該法律中體現的忽必烈及蒙古人所支持的法律思想看來的确不如以前的漢人法律那麼嚴厲。
[65] 作為中國皇帝的忽必烈 盡管忽必烈希望不僅僅被當作中國皇帝，但是他不能強迫别的汗國接受他的權威。
作為蒙古大汗，他渴望統治廣大地域，尋求對他作為整個蒙古帝國不容争辯的統治者地位的承認。
斡羅斯的欽察汗國支持阿裡不哥的汗位繼位資格并且對忽必烈的勝利并不甘心。
控制中亞察合台汗國的海都是忽必烈的死敵。
隻有波斯的伊利汗國創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後代承認忽必烈為大汗，但他們基本上是自治的。
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糾纏于阿哲兒拜占牧場所有權的沖突中，轉移了他們與大汗關系的注意力。
面臨對他的大汗地位的這種有限的承認，忽必烈變得更加認同中國，并且尋求對他成為中國皇帝的支持。
為了吸引漢人的忠誠，他必須是一個表裡如一的傳統的中國皇帝。
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國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他們的默認，他必須恢複一些儒家的儀式和習慣。
忽必烈保持一個蒙古人的本色并且不放棄蒙古人的價值觀，不過他意識到為了得到漢人的支持他必須做出某些調整。
忽必烈給他的漢人臣民的最明确的信号是把首都從漠北遷到中國北方。
在他的幕僚劉秉忠的幫助下，他接受把首都從和林遷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
1266年，他下令建造漢人稱為大都而突厥人稱為汗八裡的城市。
蒙古人直接從漢語翻譯，稱它為大都。
盡管回回人監督這項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國工匠參與建設，在概念上和風格上這座城還是中國式的。
因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為他努力吸引傳統的漢人儒士的象征，設計者遵循了中國模式。
但是，他選擇了一個不落俗套的地點建設首都。
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黃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國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國北部邊境附近（見地圖33）。
地圖33 元大都平面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陳高華著《元大都》） 忽必烈選擇這個曾是遼、金首都的地點，一是因為他領悟到他的帝國不僅僅隻包括中國，二是他希望保持對他的蒙古故鄉的控制。
這個在中國北部的行政中心将向他提供一個監控地點并向他提供确保他對故園權威的基地。
大都的主要欠缺是谷物儲備不足。
為彌補這個缺點，忽必烈從中國南方運來大量的糧食，最終還将大運河延長到首都。
回回建築師也黑疊兒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築成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但又帶有一些蒙古格調，城市呈矩形，圍在用土夯實的城牆之中。
在它的外城牆之内是兩道内城牆包圍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宮殿，百姓不得進入。
城市按東西軸和南北軸對稱地布局，寬闊的街道從11座入城的城門按幾何圖形延伸。
街道足夠寬闊，以至&ldquo九軌可并馳&rdquo。
在所有的城門處，三層高的城樓用以警告對城市即将來臨的威脅和危險。
[66]紫禁城裡的所有建築，包括皇帝自己以及後妃的住所、接見外國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園和橋都明顯地和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相同。
然而，在一些建築物中蒙古裝飾是明顯的。
在忽必烈就寝的帳篷裡挂着貂皮帳簾，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獵生活象征。
在宮裡的花園中設立蒙古風格的帳篷，忽必烈的兒子們經常居住在帳篷裡而不是住在宮殿裡。
當忽必烈的後妃們臨産時，她們就被移到帳篷中分娩。
[67]忽必烈從蒙古草原為他的宮殿台基帶來青草和泥土，這樣他自己和他的蒙古夥伴就不會忘記他們的傳統。
但是，最大的影響仍是漢人的。
漢族對城市建設的影響也許最清楚地表現在忽必烈下令在宮殿附近建造的廟宇。
太廟的建設表明他想取悅于儒家精英的願望。
漢人極為重視對祖宗的崇敬，建造太廟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關敬仰祖宗的禮儀。
忽必烈還為他的八位包括成吉思、窩闊台和蒙哥在内的祖先建造牌位。
毫無疑問相同的動機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壇和社稷壇。
1271年，他下令按漢人方式每年在這些祭壇進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确保豐收。
他甚至建造孔廟，在那裡宮廷官員向這位中國聖人祭奠并進行一年一度的儀式。
忽必烈很少參加這些典禮，僅僅派漢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年陰曆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會。
随着大都成為更具漢人風格的都城，忽必烈原來的夏都開平或上都，即塞缪爾·泰勒·柯爾律治詩中的行宮（譯者注：英國詩人，1772&mdash1834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名詩作），變成别的用途。
上都成為繼續舉行蒙古人薩滿教儀式的主要地點，有元一代這些儀式一直在這裡舉行。
[68]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來越多地作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場所和獵場，此地是他賴以保持和重申他與傳統的蒙古事務息息相關的紐帶。
上都沒有那麼多的政府機構，從這一點上看，上都的蒙古風格更濃，而漢族影響較小，所以這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寬松氛圍，使他從中國皇帝必須承受的壓抑的生活方式中擺脫出來。
忽必烈與宗教 忽必烈還在國内宗教政策方面盡力迎合他的中國臣民。
盡管他自己繼續出席蒙古薩滿教的儀式，他母親的培養已使他牢記對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護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
13世紀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統治中國的各派宗教發展關系，從而确保蒙古對這個國家的控制。
即使在他僭取中國皇帝的名分之前，他已經試圖吸引漢地宗教的上層人物，但是現在這種努力更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圖與儒家保持良好關系。
在開始建設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廟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選定了國家的曆法，這是農業社會統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
他的王朝名稱的選擇對于儒士将是一個最重要的信号。
采納富有漢地象征的漢語名稱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國某些傳統融為一體。
1271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從《易經》中選擇了&ldquo大元&rdquo作為國名。
元的涵義是&ldquo乾元&mdash&mdash天地萬物的起源&rdquo或者&ldquo原始力&rdquo，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漢族傳統經典著作之一。
[69]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實行傳統的儒家禮儀以及伴随禮儀的樂舞。
如果朝廷想防止導緻洪水、幹旱或地震的自然災害，采用相應的禮儀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不僅命令重新引入這些禮儀并且讓他的儒家幕僚們教授200餘名挑選出來的蒙古人演習朝儀，這是他希望迎合漢人的另一種表示。
[70] 從忽必烈為最終被指定為繼承人的次子所規定的訓練和教育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他對儒教和漢人價值觀的敏感。
在佛教僧人海雲和尚的幫助下，他為兒子取了一個漢文佛教名字真金。
[71]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漢式教育，他指定姚樞、窦默和王恂&mdash&mdash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為這位年輕人的老師。
這些學者向真金講授漢人經典著作，并向他介紹闡述早期中國各朝代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觀點的文獻。
忽必烈還讓他年輕的兒子接觸中國領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
這樣真金接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傳授，八思巴為他的年輕學生寫了一篇題為《彰所知論》的短文，向他說明佛教。
[72]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師向他介紹這門神秘的宗教。
忽必烈為漢人對真金的信任不斷增加而高興，所以授予他的兒子更多的責任，并且不斷地提升他，1273年達到頂點，指定真金為明确的皇太子。
忽必烈這樣指定自己的繼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習慣，因為這樣做抛開了正常的選舉過程，所遵循的是傳統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學者的另一種方法是為傳播他們的觀點提供實質性的支持。
例如，忽必烈鼓勵把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
諸如儒學經典《孝經》和《書經》，以及真德秀（1178&mdash1235年）所著《大學衍義》等理學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譯。
[73]蒙古精英可以享用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漢人他尊重儒家思想。
他還招聘一些傑出的學者來教育漢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亞人，此事給漢人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被招聘的傑出人物之一是許衡（1209&mdash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為國子祭酒。
許衡被公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因為在講學中他專心務實而得到他的蒙古保護人的歡悅。
他的成功在于&ldquo他不涉及純理論、形而上學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rdquo[74]。
在他給忽必烈的建議中，他強調務實的觀點，這是一種肯定會在蒙古宮廷中獲得好感的态度。
忽必烈贊同用傳統的中國方式記載元朝曆史的建議，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稱贊。
儒學重視過去，強調利用曆史經驗指導行為，所以它為這種官方認可的編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據。
1261年8月，儒家學者王鹗（1190&mdash1273年）建議收集遼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統治者的曆史記錄。
[75]他還建議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國史院以搜集記錄并且撰寫遼史和金史。
忽必烈表面上沒有漢人對編寫曆史的熱情，然而批準建立國史院，這是另一個他希望獲得儒士贊同的決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
他特别急于想要影響的宗教團體之一是伊斯蘭教。
早在唐朝伊斯蘭教就傳到中國，到了忽必烈時代盡管他們正在向西北和東南集中，還是可以在全國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mdash&mdash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是來自中亞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漢人是昄依伊斯蘭教的教徒。
忽必烈對回回人執行一種仁慈的政策，因為他們有助于他在中國的統治。
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從而減少自己對漢人幕僚和官員的依賴。
他允許回回人組成實際上自治的社團以回回宗師作為領導，由哈的為他們解釋穆斯林法律。
回回居民區有他們自己的集市、醫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也不禁止他們遵循伊斯蘭教意旨。
事實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機構擔任重要職位并給予他們特權。
他豁免他們常規的賦稅，并且招募他們擔任漢人極少能夠擔任的達魯花赤。
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為宮廷服務作為回報。
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來自不花剌的賽典赤·贍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北方一個地區的宣慰使并且以後提升為西南地區雲南行省的平章政事。
[76] 另一個團體是佛教徒衆，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早在13世紀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過禅宗的僧侶海雲的教導，但他很快發現中國禅宗太深奧、太超脫，不符合他的追求。
例如，當一位禅宗大師告訴忽必烈&ldquo萬物皆空惟靈僅存&rdquo時[77]，看來他對實際事物毫不關心。
但藏傳佛教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種适用得多的工具。
幾十年來吐蕃僧侶在世俗的政治事務中起着積極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侶，他們在實際事務中提供了更多的經驗。
吐蕃僧侶八思巴喇嘛（1235&mdash1280年）證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
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宮廷中度過的，通過長期和蒙古人的聯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許多價值觀。
他還是吐蕃佛教薩斯迦派主要領導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對薩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
在漢地和吐蕃他都給予忽必烈寶貴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對他特别友善。
他家族的成員和蒙古皇室成員通婚。
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擔任新職位國師，在第二年初讓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務。
1264年忽必烈建立總制院管理吐蕃并監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關系，八思巴成為總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長官。
在敵對的佛教派别必裡公派領導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權威受到挑戰，但1267年忽必烈調兵幫助這位年輕的佛教教長恢複了權力。
1268年忽必烈的軍隊打垮了持異議者後，他雖然恢複了八思巴的權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為吐蕃的宣慰使來幫助控制吐蕃。
[78]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夠通過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報。
八思巴論述了寺院和國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結論[79]，因此這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這項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薩，并且按佛教傳統歌頌他為宇宙之王。
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聯系，八思巴建議在宮廷儀式開始時采用佛教活動。
每年陰曆二月十五日組織消滅&ldquo惡魔&rdquo和保護國家的儀式，并且還在每年的陰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樂、典禮和遊行。
佛教僧侶參加這些慶典，從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國裡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譽。
反過來，忽必烈給予佛教徒特權和豁免。
他在位時，佛教僧侶多年享有免稅；朝廷為建設新的寺廟和修複佛道之争中損壞的寺廟提供資金；政府還為寺院擁有的工藝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隸。
[80]政府的支持、賜赉和豁免使寺廟成為繁榮的經濟中心，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對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試圖從中尋求支持和幫助的另一種宗教。
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辯論中對佛教的支持使他不為道教所喜愛。
然而他為道教馳名的法術所吸引，并承認他們對較低階層群衆有吸引力。
因此朝廷為建設道觀提供資金，并向他們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權。
一些道教領袖意識到需要與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處，并且首先尋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
以後他們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習和道教祭禮有關的祭祀和典禮，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禮&mdash&mdash祭泰山。
他們願意為忽必烈舉行這些典禮是一種支持的信号，這種支持被傳遞給道教的普通信徒。
在忽必烈統治的前二十年中道教徒相對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與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還尋求獲得中國數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國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協助。
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經到達蒙古宮廷，例如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和魯不魯乞，而且幾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藝人威廉·布涉曾為大汗蒙哥服務過。
[81]但忽必烈采取更關切的态度邀請和招募外國基督徒。
馬可·波羅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
[82]這位威尼斯旅行者聲稱于1275年到達中國，他的著作是許多年中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惟一渠道。
[83]馬可·波羅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和叔叔馬菲奧·波羅先于他到達中國。
這兩位商人于1252年離開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幾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達忽必烈的宮廷之前在俄羅斯和中亞旅行。
根據馬可·波羅的說法，忽必烈&ldquo面帶最仁慈的微笑&rdquo并且&ldquo以很高的禮節接見他們，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喜悅和歡樂&rdquo[84]。
在彬彬有禮的交談之後，忽必烈提出他的請求：他要求老波羅們勸說教皇當他們返回中國時派100位有知識的基督徒同來。
他斷言他們可以幫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
不過他做出這個請求的主要動機是吸收有學問的人幫助他管理中國領土。
由于這種對待宗教的折中主義，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轉變為基督徒。
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統治集團相信，他希望有學問的歐洲人幫助用基督教指導他的人民。
當老波羅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時，他們面臨失望。
他們很快獲悉，教皇克萊門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們盡快完成忽必烈的請求和盡快返回中國的計劃受阻。
正當他們決定在沒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時，新的教皇被選出了，他們受到接見。
但是，他們不能得到所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基督徒。
總之，1271年他們向大汗的宮廷出發。
在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陪伴下，他們最終于1275年到達中國。
忽必烈肯定對他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人沒有伴随他們而來感到沮喪，但是他顯然對馬可·波羅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這位大汗派他到中國和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去充當這位皇帝的&ldquo耳目&rdquo，并帶回他所到之處的見聞。
[85] 同樣，馬可·波羅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動。
馬可·波羅看到的是高居權位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詞語描寫他。
馬可·波羅把忽必烈評價為&ldquo毫無疑問是全世界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君主&rdquo[86]。
他較詳細地描述宮廷宴會、新年慶典、忽必烈率領的狩獵和帶鷹出獵，并且報告諸如紙币、煤及驿站系統等奇特事物，所有這些都會給歐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位年輕的歐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并且明顯地欽佩蒙古人，這肯定讓忽必烈十分滿意。
他認為善待這位年輕人對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誘使更多的歐洲人到他的宮廷的話。
忽必烈通過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進一步吸引歐洲人。
他的母親通過籠絡聶思脫裡派設定了這條道路。
忽必烈沒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在宮廷裡任用聶思脫裡教徒。
他不限制聶思脫裡教的習俗，而且馬可·波羅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肅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見的教堂。
忽必烈還豁免教士的賦稅和兵役。
最後，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崇福司監督他國土内的聶思脫裡教牧師。
[87]他把兩名聶思脫裡教高級教士派往中東。
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mdash1276年，列班·騷馬和麻古思離開大都去訪問耶路撒冷的聖地，如果沒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們也許難以通過中國北部和中亞。
列班·騷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會見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歐洲人商談結盟。
他受到羅馬教皇的接見，并且獲準在巴黎與腓力四世、在波爾多與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見面。
這些會面并沒有導緻有學問的基督徒進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沒有造就和歐洲人的同盟。
然而這顯示了元朝朝廷對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員并且歡迎同更大的基督教世界接觸。
[88] 忽必烈與中國文化 作為中國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國文化的保護人。
如果他想被視為漢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來像一個粗暴簡單的&ldquo蠻人&rdquo。
從最初的年代開始，蒙古的統治者都愛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這種傳統對藝術尤其是對手工業進行支持。
然而他又不能放棄蒙古式的服飾，以免被蒙古傳統的維護者指責為偏愛漢人。
此外，作為大汗，他負有在他的領土範圍之内促進各民族文化的責任。
他不能僅僅和中原文化聯系。
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經常的警惕又要有間或的變通。
忽必烈對他領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對文化問題所持的态度。
需要有适當的文字來記錄他的新政府的國庫、軍事和福利事務。
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這些記錄上經驗不足。
有實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統治期間蒙古人創造了一種用畏兀兒字母拼寫自己語言的文字。
忽必烈最初依靠漢人書記官，他們通常用文言文書寫。
但是，忽必烈強迫他們用白話書寫，因為&ldquo采納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對漢人的屈從&rdquo[89]，而且還因為對于學習漢語的蒙古人來說白話更容易理解。
大部分宮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書寫的，其中有許多被費力地翻譯成白話漢語。
但是畏兀兒體蒙古文不能準确地記錄蒙古語言的語音。
另外，它難以準确地記錄漢語，因而不能實現忽必烈推廣官方文字的計劃。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選定的文字幫助統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統治。
他希望超過那個時代他能得到的書面語言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
作為一個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種語言的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種能記錄所有這些不同語言的文字。
總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種通用的文字。
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實施一種不為人知的文字是不會馬上被接受的。
一種無論多麼精确或者多麼有效的人工設計的文字，将會遇到過分依戀傳統文字的人們的堅決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決定創制一種更好更通用的文字。
他把創制一種新文字的任務交給吐蕃人八思巴。
1269年八思巴創制了用藏文41個字母拼寫的蒙古新字。
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狀，八思巴文字有時稱為&ldquo方形文字&rdquo，在對蒙古語語音的表達上它比畏兀兒語更準确。
它還更準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國中包括漢語在内的其他語言的語音。
八思巴文字看來理想地适用于記錄忽必烈帝國中的所有語言，适用于作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統一蒙古統治下經常對抗的各民族。
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終稱它為國家文字（國字）。
他命令用國字書寫宮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傳播新文字的學校。
[90]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實現，因為這種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納。
甚至他自己的官員都違反必須在宮廷文件中采用這種文字的規定。
1269年建立的各個學校同樣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樣有效。
1272年一位官員的報告表明漢人官僚的孩子和親戚都不學習這種文字。
盡管他不斷努力和反複勸告，八思巴字從未取代畏兀兒體蒙古文或漢字。
保存下來的八思巴文字實物是很少的，隻在一些印章、銅錢、紙币、瓷器上和一些剌令及佛經中發現這種文字[91]，而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還保持着優勢。
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敗不應該歸咎于它在技術上功能不全。
語言學家認為它在發音的準确性和靈活性上是一個奇迹。
它顯示朝廷對一種通用文字以及對一種反映那個時代的白話文的書面文字的關心，但它是官方設計的而且是從上而下強制推行的。
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勵白話文在寫作中的普及。
通過強調白話文，他表示他無須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則和方法，這些原則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并且注重曆史知識對當代政治決策的作用。
因此不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