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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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宮廷文件之外還使用白話文感到奇怪。
白話文滲透到元朝文學中，而且自話文和通俗藝術比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繁榮。
在忽必烈時代和以後幾位繼承者統治時期，中國戲劇尤其繁榮昌盛。
宋末元初城市的發展為戲劇的興起提供了适當環境，因為它既提供了觀衆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資金。
如果沒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資助，戲劇就不會繁榮。
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為偉大戲劇的溫床。
盡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于500部的創作劇目已不複存在，但從那個時代至少保留下來160部戲劇。
在許多城市中很快發展出具有幾十座劇場的地區。
在以前總是被視為社會賤民的男女演員發現自己處于更值得羨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統治的早期是如此。
因為小品&mdash&mdash穿插着唱歌、舞蹈和雜技&mdash&mdash是元代戲劇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稱為&ldquo雜劇&rdquo，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觀衆。
大部分戲劇是由專業劇作家以及由于廢除科舉制度而排除在官職之外的漢人文士寫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進了戲劇。
他們很少進行幹預，劇作者可以設計各種主題不用擔心政府的審查。
一種更積極的趨勢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員曾命令在宮廷進行一些劇目的演出。
他們看來還充當了一些劇作家的庇護人，他們對白話文的支持方便了劇作家的寫作，因此對元劇的發展做出貢獻。
漢人劇作家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是負責的。
然而，這種鼓勵（至少不扼殺）元代戲劇的環境，都應歸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屬。
忽必烈知道在漢人眼中一位好皇帝應該是國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戲劇作為一種正在中國發展的藝術形式應該得到支持。
[92] 在小說的發展以及使大批讀物在中國流傳方面，忽必烈沒起什麼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學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
忽必烈強調白話文對于經常描寫低層人物的小說家很有益處。
采用白話允許小說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語言模式并表現更大範圍的人物。
朝廷還促進書籍的更廣泛傳播，因此元朝的印刷術保持了宋朝所達到的高水準。
[93]1269年忽必烈建立專門機構，印刷得到了官方資助，又在1286年向學校分配土地，以讓學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書籍。
印刷業的發展使得書籍更容易得到并且開始形成明清的文學特點。
繪畫是另一種受到宮廷影響的文化形式。
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發現繪畫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欣賞繪畫時他們不必去克服難以應付的語言障礙。
這位大汗個人的虛榮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對視覺表現有所反應。
忽必烈有一張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畫家劉貫道畫出他在狩獵中的形象。
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繪畫收藏運送到大都，在大都幾位漢人鑒定家對這些畫進行分類。
宋朝的繪畫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礎，随着他庇護一些畫家并且得到這些畫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斷增加。
一些藝術史學家強調忽必烈和蒙古統治者在中國繪畫上的負面影響或者缺少影響，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對元朝作出某些肯定。
[94] 确實有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拒絕受聘或者拒絕與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樣多的畫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護。
有些拒絕為外族征服者供職的人變成隐士，而其他對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誠的人則專注于個人事業以掩飾他們對蒙古人的厭惡。
繪畫是這樣一種值得注意的職業，從而形成一個和宋朝皇家畫院的官方畫家相區别的稱為業餘畫家的群體。
他們逐漸形成的文人畫派頗具畫家的感情色彩，這自然能使畫家謹慎地表達他們對蒙古人的敵意。
例如，鄭思肖（1241&mdash1318年）是以他的中國蘭花畫著稱的，當&ldquo問他為什麼在花根周圍不畫泥土時，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rdquo[95]。
龔開（1222&mdash1307年）、錢選（約1235&mdash1301年）以及其他的畫家也把他們的藝術當作反抗社會的微妙手段。
另一方面，宮廷任用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做官。
它任命名畫竹家李銜（1245&mdash1320年）為吏部尚書；高克恭（1248&mdash1310年）1302年在刑部得到一個位置；而書法家鮮于樞（1257&mdash1302年）任職于禦史台和太常寺。
通過在政府中擔任挂名職務，忽必烈還資助了許多其他畫家。
忽必烈在畫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趙孟覜（1254&mdash1322年）。
因為趙孟頫是宋朝宗室後裔，他對蒙古人态度的轉變提高了忽必烈在漢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
對于那些批評他背棄宋朝而為&ldquo北人&rdquo服務的人，趙孟頫回答說：每個人根據他所處的時代在世上生活。
[96]盡管許多蒙古人懷疑趙孟頫的忠誠，忽必烈任命這位畫家為兵部郎中，趙孟頫以誠心誠意地完成工作對此做出回報。
他建議改革驿站服務并且減少漢人的賦稅。
在藝術上，他發現在蒙古人的統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
他論證說，宋朝宮廷畫院的建立使畫家變得毫無價值，而元朝統治者不幹擾畫家的藝術創造并且讓他們接觸新的主題和新的旋律&mdash&mdash例如，畫馬。
忽必烈和蒙古人對手工藝的影響甚至更大。
當忽必烈取得中國政權時，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輩的政策，确保對手工業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夠生産他和他的人民珍視并需要的商品。
他在工部下建立監視和控制中國手工業者的機構（諸色人匠總管府），并且向手工業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賦稅在内的許多特權，但是對他們的時間或者他們的産品要有相應的征用。
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統治時期技術和美學都取得了進步。
因為認識到陶瓷的潛在利潤，朝廷特别促進陶瓷生産。
這樣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餘産品與東南亞及中亞進行貿易以得到可觀的利潤。
德興、安福、德化、龍泉和景德鎮的窯場位于中國東南并且很容易從這個地區的大港口把瓷器運送到外國。
元朝的工匠從蒙古人那裡得到很大的靈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審美準則的約束，可以進行創新，并且試驗生産美麗的陶瓷産品。
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時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這個時代。
[97] 對中國建築，忽必烈也有間接的影響。
他的吐蕃帝師八思巴對吐蕃一座新建的黃金塔有着極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該建築是由尼波羅國（今尼泊爾）工匠阿尼哥（1244&mdash1306年）設計的。
1265年八思巴帶着這位尼波羅國工匠回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紹給忽必烈，忽必烈對這位年輕的外國人也頗有良好印象。
忽必烈分配給阿尼哥幾項工程。
阿尼哥設計了一座佛廟（今白塔寺）、大都一個公園裡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廟宇和上都的寺廟，作為對他的庇護人的回報。
顯然對阿尼哥感到滿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為管理手工業者的諸色人匠總管，使他成為中國所有手工業匠人的主管。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樣為這位外國建築家所陶醉，她為阿尼哥安排了與一位出身顯貴的宋朝皇族後代女性的婚姻。
[98]這樣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認可了一位偉大的匠人并對他的努力表示了歡迎和獎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為整體的蒙古人都沒有直接為中國的藝術和手工業做出貢獻。
然而他們對藝術的保護是不容置疑的，并且這樣的支持促進了藝術的發展。
同樣，通過使藝人和手工業者得到較大自由和靈活性，從而激勵了他們的創新和試驗。
他們本身是外族人，願意為漢人藝術引入非漢人的風格和思想。
例如，忽必烈對阿尼哥的支持導緻在漢地建築中出現西藏和尼泊爾風格。
當然忽必烈對漢人和非漢人的一視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統天下的主張。
保存蒙古舊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認為中國的君主，但他同時還必須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統治下的非漢人疆域的統治者。
過分強調漢人的特點會減損他作為遼闊蒙古疆域的統治者的形象。
忽必烈不能讓人覺得他認為漢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須避免被中國文化所吞沒。
最終他制定了用來保護蒙古特性和内部統一的政策。
總的來講他不鼓勵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親善關系。
忽必烈沒有将自己的政治傾向和漢人的政治傾向混為一談。
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後才重新恢複科舉考試，一度使受過教育的漢人失掉一種過去最普遍最傳統進入官僚階層的途徑。
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漢人手中。
整個帝國安置了對官員進行暗中監視的禦史，顯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更注重控制。
同樣，軍隊的地位仿佛要比在傳統的中國朝代中更為重要。
一些學者認為蒙古人開創了一個在宮廷增加暴力和野蠻行為的時代，但是這種責備難以證明是有根據的。
[99]看來不能說中國傳統中的暴政少于蒙古傳統。
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時代中突然出現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保留蒙古人的儀式和習慣。
他繼續舉行一些傳統的蒙古慶典，并且按照蒙古風俗祭山、祭水和祭樹，用薩滿教士表演傳統的儀式。
每年8月，在他離開上都到大都度過秋天和冬天之前，他舉行灑馬乳的祭祀儀式，據說這樣會保證一年的好運氣。
這項祭禮包括奉獻一匹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禱，呼喚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後揮灑專門喂養的牝馬的乳汁。
以這種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們保佑即将來臨的冬天。
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員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帳幕裡并且每天祭供兩頭羊，直到病人康複。
在忽必烈參加戰鬥之前，他傾倒馬奶釀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幫助他打敗敵人。
[100] 忽必烈同樣贊成世俗的蒙古習俗。
不像漢人婦女，蒙古婦女沒有纏足的習慣，忽必烈不把這條強迫漢人婦女遵守的限制強加給蒙古婦女。
大部分蒙古人繼續穿着他們的民族服裝，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舉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無節制地豪吃狂飲，這使人想起遊牧部落的慶典。
在這些盛宴上，賓客大量飲酒。
酗酒就是早期蒙古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顯地在忽必烈的統治中繼承下來。
大汗對打獵的迷戀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證明。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忽必烈帶着馴化的獅子、豹和山貓打獵，它們追逐并且經常捕獲野豬、野牛、熊和野驢。
他還帶着大約500隻大雕（獵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鳥類。
打獵中，由馴鷹人、獵人和士兵組成的大批随從陪伴着忽必烈。
[101] 忽必烈在制訂一項堅持蒙古傳統、接受漢人習慣和力求廣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欽佩地獲得成功。
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現在他所面對的不同人面前。
對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傳統的一位堅定捍衛者。
他參加打獵，和蒙古婦女結婚，并且自覺保護她們的權力。
對于漢人，他承擔起藝術的保護人的角色，他資助漢人畫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業者，并且允許漢人劇作家和小說家自由創作。
在其他的領域裡，他對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對在中國的外國工匠的鼓勵和支持，産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義；作為一名疆域超出中國的統治者，這一點毫無疑問地為他增添了光輝。
在位後期的經濟問題 1279年被證明是忽必烈統治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以前，他在事業中很少經曆失敗。
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對者。
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漢人模式為基礎的但不以漢人思想和風格為支配地位的政府。
兩個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規劃、實用和美麗的。
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領袖的贊同。
他的軍隊占領了中國的其他地區并且維護了蒙古人對高麗和漠北的控制。
他鼓勵創造性的藝術，他招募國内一些最有才華的工匠，為宮廷和貴族階層及對外貿易生産精緻的工藝品。
他的最明顯的失敗是對日本的半途而廢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過飾非，把這次失敗歸咎于摧毀他的軍隊的可怕的自然災害&mdash&mdash風暴。
在他統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務似乎都在平穩地發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
在表象後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問題。
一些儒家學者不順從蒙古人的統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國，他們的不滿更加明顯。
南方的學者沒有經曆過外族人的統治，相當多的人最終拒絕與蒙古人合作。
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後開始遲鈍。
當時他年近七十歲，受到健康問題的折磨。
痛風使他苦惱，令他難以行走。
忽必烈面對的最緊迫問題是财政問題。
他的建築工程、他對公共事務的支持以及他的軍事遠征需要的巨額消耗。
為了得到必要的資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馬。
在《元史》中把阿合馬劃歸為&ldquo奸臣&rdquo中的一個，中國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責罵他。
[102]根據他自己的辯護，我們應該認識到阿合馬知道對他的評價是根據為宮廷聚斂的稅收額而定。
他聚斂的金額越高，他的權力、威信和收入越大。
他肯定專權納賄，但是必須記住，他的指責者（那些書寫中國曆史的人）是對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員。
從1262年後在中書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馬負責國家的财政管理。
他首先把登記交稅的戶數從1261年的1418499戶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戶。
[103]然後他對商人征收更高的賦稅，對新生産的産品實行國家壟斷，并禁止私人生産某些商品。
總之，阿合馬的政策對于國庫是有利的。
然而中國史料指責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親。
他們宣稱他利用新的賦稅和壟斷使自己緻富。
另外，他們指責他任命回回人為高官顯爵，并且試圖把自己無經驗的、并且可能是不稱職的兒子們安插在官僚機構中有權勢的位置上。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人的責備好像不那麼嚴重。
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親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阿合馬要克服反對意見和執行他的政策，他必須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
他的确強加沉重的賦稅并提高商品的價格，但是他在宮廷中的位置&mdash&mdash更不必說到提升和獎勵的可能性&mdash&mdash取決于他滿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
他是蒙古朝廷的一個兢兢業業的代理人，這個朝廷對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馬的政策激起宮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漢人的反對。
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對阿合馬的權力憤恨不滿，并且指責他牟取暴利，還指責他是谄媚小人，辦事奸詐。
13世紀70年代後期，皇太子真金顯然加入了反對他的行列。
真金反對阿合馬的兒子和親戚得到顯赫位置。
1282年4月10日，當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時，一個漢人陰謀小集團把阿合馬從他的家中誘出并将他刺殺。
[104]幾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處死這個小集團的成員。
不過他的漢人幕僚最終使他相信阿合馬的奸詐和腐敗。
盡管他們用來反對阿合馬的證據值得懷疑，但是忽必烈确信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屍首掘出吊在一個集市上，然後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馬的屍體。
然而除掉阿合馬沒有解決忽必烈的财政問題。
由于他多次發動對日本和東南亞的遠征，在阿合馬死後稅收需求變得更加緊迫。
同時，在13世紀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誠的漢人幕僚，包括許衡、姚樞和王鹦；他們都在這個階段去世。
他們的去世使得非漢人幕僚有更多的機會影響忽必烈。
忽必烈本人的體弱多病與這些麻煩混合在一起，他越來越多地放棄了統治者的責任，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國史料指責另一位稱為奸臣的盧世榮利用忽必烈的困難增大自己的權力。
阿合馬死後，盧世榮任中書省左丞（譯者注：應為右丞），管理财政。
和阿合馬一樣，他試圖加大政府的稅收來應付朝廷不斷增長的費用。
他試圖以專賣、增加市舶稅、發行更多的紙币（一種更容易地償還政府債務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為課稅官員等措施來增加政府的收入。
[105]盧世榮的經濟計劃與他的前任理财官員阿合馬一樣引來敵意。
漢人指責他牟取暴利、任人唯親以及剝削他的漢人同胞，還指責他迫害、追捕甚至處死競争者和對手。
這些指責的準确性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史料中并沒有說明盧世榮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
和阿合馬一樣，盧世榮隻是試圖提高極度需要的稅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許多漢人同事的敵視。
皇太子又一次成為反對盧世榮的領袖。
1285年5月，盧世榮被捕并且在這年年底被處死。
盧世榮的死可能除去了一個被漢人視為橫征暴斂的人，但是不能緩和朝廷面對的财政問題。
除了财政問題之外，忽必烈還面臨着南宋與其他疆域的經濟統一的困難。
如果忽必烈希望實現其他任何經濟和政治目的，中國必須是真正統一的和中央集權的。
忽必烈首先釋放被他的軍隊俘虜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漢人。
接着他發布以恢複中國南方經濟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奪農田，并建立貯存剩餘谷物的常平倉來保證遇到災害時有足夠的供應。
朝廷一般不沒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們的權利基礎，隻是在統治集團的上層增加另一個等級&mdash&mdash蒙古統治者。
征收的農田稅并不繁重，而且在災年會被免除。
鹽、茶、酒和一些商品實行專賣，但是由專賣導緻的價格不足是難以負擔的。
忽必烈推動南方繁榮的另一個基礎是海上貿易。
自身利益肯定是這些政策中的動機因素，因為南方的經濟恢複最終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潤。
盡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漢人的敵意沒有平息下來，損害着忽必烈的經濟計劃。
有好幾次反對蒙古統治的起義，1281年忽必烈的軍隊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這是由陳桂龍率領的起義，如果中國曆史學家正确的話，有2萬名造反者被斬首。
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場更嚴重的造反，朝廷調動了10萬蒙古軍隊。
在忽必烈統治結束之前，其他的起義持續不斷。
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漢人不采取這種暴力手段。
一些人認為&ldquo北人&rdquo對中國文明和思想不感興趣，拒絕為蒙古人服務。
另一些人找到專門的學術領域追求自己的知識趣味，幹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牽連。
這種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喪失他們急需的專門人才，而連續不斷的騷亂迫使他們在南方駐紮軍隊并造成很大的開銷。
總而言之，到忽必烈統治的後期，南方并沒有完全統一，而且經濟問題加上政治分裂在這個地區不斷幹擾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沒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實現滿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
因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證這個新城市中穩定的糧食供應，這迫使他從中國南方更富庶的地區運入糧食，因為大都附近的區域不能生長足夠供給大都的糧食。
最初忽必烈依靠兩個在征宋戰争中協助蒙古将軍伯顔的海盜朱清和張瑄沿着中國的東海岸通過海路向北方運送糧食。
1282年他們的第一次海運非常成功，超過90%的糧食到達北方，在沿岸的變化莫測的大海中僅損失六條船。
大約有四年時間朱清和張瑄獨攬運送極端需要的糧食的海運，因此他們變為&ldquo中國南方兩位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rdquo。
[106]但是，13世紀80年代中期，台風和惡劣的氣候條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認識到需要另辟一條替代的運送糧食的途徑（見地圖34）。
地圖34 元代糧食轉運系統 朝廷決定把大運河延伸到以使船運的糧食可以方便地到達大都。
這項工程需要在山東省開鑿135英裡長的從濟甯到臨清的運河；商品可以從臨清通過衛河上轉運到離大都不遠的直沽。
這樣，糧食可以從長江直接運送到忽必烈的都城。
1289年2月完成了這項擴建，并将這條稱為會通河的運河對船運開放。
[107]延長這條運河所需費用極大，大約300萬勞工參加建設（譯者注：實為用工250萬），為此政府花費了巨款。
維護也是高成本的，這條運河所需的大量開銷毫無疑問的是13世紀80年代後期煩擾蒙古朝廷的财政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桑哥理财和佞教 桑哥是試圖解決忽必烈朝财政問題的三個&ldquo奸臣&rdquo中的最後一位。
和阿合馬一樣，他不是漢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頗為模糊。
曆史學家曾認為他是畏兀兒人，然而近來的研究認為他是吐蕃人。
他首先作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嶄露頭角。
忽必烈對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謀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時間他提升這位年輕的佛教徒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務的總制院使。
在這個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亂以及以後的駐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站系統并在這個區域安撫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
在1282年阿合馬被謀殺和1285年盧世榮被處死之後，桑哥成為政府中最顯赫的人物。
以這種身份，他受到對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評。
他最終因腐敗、竊取忽必烈及國家的财富和令人作嘔的色欲而受到控告。
一些13世紀80年代最顯貴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畫家和官員趙孟頫，反對他并且向忽必烈告發他的惡毒意圖。
[108]但是，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繼續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漢族官員的敵視？一個是他積極支持在中國的外族人。
他是畏兀兒學者和畫家的保護人；他說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運動；他還在1289年贊助建立了回回國子學。
他作為外族人的保護者不可能得到漢人的喜愛。
桑哥的财政政策也招緻敵視。
他提高商稅并且提高鹽、茶和酒的價格。
更引起非議的是他對紙币的改革，因為這受到潛在的破壞性通貨膨脹威脅。
1287年4月，桑哥用稱為至元鈔的新鈔取代舊鈔，這種新鈔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
要按5比1的比率把舊鈔換成至元鈔。
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錢的舊鈔按不甚滿意的兌換率進行兌換的漢人因為他們的實際财富價值下降而憤慨。
由于他明顯地支持一個名為楊琏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漢人中的聲望受到特别嚴重的損害。
楊琏真加來自中國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
幾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時，他被任命為中國南部佛教的總管（江南總攝，掌釋教）。
[109]這個職位實際是在桑哥的管轄之下，因為桑哥負責全中國的佛教事務。
楊琏真加建造、恢複和整修了中國南方許多廟宇，但是他還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廟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廟，這種改變在漢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漢人感到厭惡的是楊琏真加為了籌集建造和修繕寺廟所需費用而采取的方法。
1285年，他掘開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後的陪葬财寶。
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兩、銀6800兩、玉器111個、玉帶9條、雜寶貝152個和大珠50兩。
[110]楊琏真加用這些寶物支付佛教寺廟的建造和修複費用，并且還把一些宮殿建築改成佛教寺廟。
使事态變得更糟的是他強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廟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沒收變為寺産。
南方土地所有者對他們的土地受到專橫掠奪而寺廟卻免除賦稅萬分憤怒。
這些土地所有者也開始指責楊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楊琏真加受到指責的更為嚴重的違法行為是對南宋皇族遺骨的亵渎。
據說一位皇帝的屍體被從墳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樹上，然後加以焚燒，最後的侮辱是将屍骨與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
[111]由于這種嚴重敗壞道德的行為使楊琏真加受到譴責，但是官方的曆史學家對他如此強烈地充滿敵意，以至很難确定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
為什麼楊琏真加要采取違背和刺激漢人情感的行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漢人的憤怒呢？這種無緣無故的行為很難講得通，而且簡直不可相信。
楊琏真加确實的成就隻能進行推斷。
他是一個虔誠佛教徒，試圖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确在南方繁榮發展。
到1291年，在這個國家裡有213148位和尚和42318座寺廟，至少部分地應歸功于他的保護。
[112] 楊琏真加濫用職權引起南方漢人的怨恨并終于導緻對他的保護者桑哥的指責。
按照漢人的觀點，他們兩個人是剝削者和暴虐者。
因為他們的财政及個人不端行為遭到漢人官員攻擊，并由攻擊變成了行動。
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職務并且把他監禁起來。
8月，作出了處死他的決定。
[113]三個奸臣中的最後一個現在也死了，但是這三個人的行為影響着忽必烈，因為是他作為統治者任用了他們。
一個接着一個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們當中的每一位一段時間内都成為這個國家的實際上的統治者。
但是，在幾年之内，他們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議，被指責犯有嚴重罪行并且最終或者被處死或者被謀殺。
無疑許多職務較低的官員感到疑惑，中國是否存在領導人物，忽必烈确實在統治國家嗎？他了解國家的事務嗎？他了解他的下屬的行為嗎？他開始執行有時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
宗教上的寬容政策曾經是他各項政策的基石，并且對于蒙古人的成功起過重要作用，現在看起來已被放棄。
中國的宗教問題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開始頒布反對穆斯林的法規，似乎出人意料，因為在早些時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許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馬居于最高的理财大臣的位置。
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識到回回财政官員在中原引起敵對态度，他還可能擔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權力增長。
無論動機是什麼，他在1280年1月發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對違法者處以死刑。
[114]不久之後，他又禁止割禮。
忽必烈的鎮壓行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對伊斯蘭教的憎恨。
他擔心政府中存在一個權力過大的回回人集團，并且擔心他們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亂。
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續到1287年。
[115]到此時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繼續迫害回回人，外國的穆斯林商人将不會再來中國，因此他又變得寬厚起來并且撤銷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
這種政策上的改變還由于他認識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據的重要位置。
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賽典赤·贍思丁的回回人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贍思丁未向該地區的居民強加伊斯蘭教，又對這個遙遠地區的漢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績。
像賽典赤·贍思丁這樣傑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決策上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對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對抗。
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辯論沒有結束這場宗教之間的沖突，在忽必烈的帝國中敵意依舊。
根據漢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燒大都長春觀，并企圖把責任歸于和尚。
朝廷指派幾位官員進行調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詭計。
兩個道士被處死，一個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個道士被流放。
[116] 這個事件給忽必烈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
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燒掉除老子的《道德經》之外的所有道教書籍，而且毀掉刻版。
同時，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強迫一些道士昄依佛教。
道教雖保存下來，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從根部被切斷。
取得巨大勝利的佛教徒貪婪地盯着他們宗教對手的失敗，并且日益變得過分自信。
13世紀80年代佛教得到越來越多的财産、土地和權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楊琏真加之類的僧人濫用權力的記載。
這些佛教徒開始脫離漢人，而作為外來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們對佛教尤其對來自吐蕃和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的佛教徒的保護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災難性的對外戰争 忽必烈在中國國内的困難預示着在國外存在同樣災難。
對内和對外政策的特點都是缺乏控制。
忽必烈曾經執行過的平衡式行政權威仿佛已不複存在。
考慮不周的失策幾乎成為慣例，不再是例外。
無論作為中國皇帝還是作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臨着無情的壓力，不得不用擴大疆域的辦法來證明他的品質、優點和敏銳。
因此，他進行了幾次考慮不周的莽撞的對外冒險。
對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這種冒險中最突出的是對日本的又一次遠征。
在1274年的第一次遠征失敗以及日本幕府将軍多次斷然拒絕向中國派出進貢使團之後，忽必烈準備對日本發起另一次入侵。
但是，七年後他才得以派出一支遠征軍，隻有在平定南宋之後他才能夠把注意力轉向日本。
為這次出征忽必烈選擇了多民族的統帥&mdash&mdash位高麗人是水軍将領，範文虎是漢軍将領，忻都則是蒙古軍将領。
他為他的将領準備了一支強大的入侵力量：10萬軍隊、1.5萬名高麗水軍和900艘船。
[117] 元朝軍事統帥計劃對日本島施行兩路攻擊（見地圖35）。
4萬名士兵從中國北部出發，由高麗船運到壹岐島，與從福建泉州出發的軍隊會合，然後聯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發起進攻。
然而，因為規模較大的南路軍的延誤，12
白話文滲透到元朝文學中，而且自話文和通俗藝術比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繁榮。
在忽必烈時代和以後幾位繼承者統治時期，中國戲劇尤其繁榮昌盛。
宋末元初城市的發展為戲劇的興起提供了适當環境，因為它既提供了觀衆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資金。
如果沒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資助，戲劇就不會繁榮。
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為偉大戲劇的溫床。
盡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于500部的創作劇目已不複存在，但從那個時代至少保留下來160部戲劇。
在許多城市中很快發展出具有幾十座劇場的地區。
在以前總是被視為社會賤民的男女演員發現自己處于更值得羨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統治的早期是如此。
因為小品&mdash&mdash穿插着唱歌、舞蹈和雜技&mdash&mdash是元代戲劇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稱為&ldquo雜劇&rdquo，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觀衆。
大部分戲劇是由專業劇作家以及由于廢除科舉制度而排除在官職之外的漢人文士寫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進了戲劇。
他們很少進行幹預，劇作者可以設計各種主題不用擔心政府的審查。
一種更積極的趨勢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員曾命令在宮廷進行一些劇目的演出。
他們看來還充當了一些劇作家的庇護人，他們對白話文的支持方便了劇作家的寫作，因此對元劇的發展做出貢獻。
漢人劇作家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是負責的。
然而，這種鼓勵（至少不扼殺）元代戲劇的環境，都應歸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屬。
忽必烈知道在漢人眼中一位好皇帝應該是國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戲劇作為一種正在中國發展的藝術形式應該得到支持。
[92] 在小說的發展以及使大批讀物在中國流傳方面，忽必烈沒起什麼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學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
忽必烈強調白話文對于經常描寫低層人物的小說家很有益處。
采用白話允許小說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語言模式并表現更大範圍的人物。
朝廷還促進書籍的更廣泛傳播，因此元朝的印刷術保持了宋朝所達到的高水準。
[93]1269年忽必烈建立專門機構，印刷得到了官方資助，又在1286年向學校分配土地，以讓學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書籍。
印刷業的發展使得書籍更容易得到并且開始形成明清的文學特點。
繪畫是另一種受到宮廷影響的文化形式。
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發現繪畫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欣賞繪畫時他們不必去克服難以應付的語言障礙。
這位大汗個人的虛榮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對視覺表現有所反應。
忽必烈有一張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畫家劉貫道畫出他在狩獵中的形象。
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繪畫收藏運送到大都，在大都幾位漢人鑒定家對這些畫進行分類。
宋朝的繪畫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礎，随着他庇護一些畫家并且得到這些畫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斷增加。
一些藝術史學家強調忽必烈和蒙古統治者在中國繪畫上的負面影響或者缺少影響，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對元朝作出某些肯定。
[94] 确實有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拒絕受聘或者拒絕與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樣多的畫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護。
有些拒絕為外族征服者供職的人變成隐士，而其他對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誠的人則專注于個人事業以掩飾他們對蒙古人的厭惡。
繪畫是這樣一種值得注意的職業，從而形成一個和宋朝皇家畫院的官方畫家相區别的稱為業餘畫家的群體。
他們逐漸形成的文人畫派頗具畫家的感情色彩，這自然能使畫家謹慎地表達他們對蒙古人的敵意。
例如，鄭思肖（1241&mdash1318年）是以他的中國蘭花畫著稱的，當&ldquo問他為什麼在花根周圍不畫泥土時，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rdquo[95]。
龔開（1222&mdash1307年）、錢選（約1235&mdash1301年）以及其他的畫家也把他們的藝術當作反抗社會的微妙手段。
另一方面，宮廷任用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做官。
它任命名畫竹家李銜（1245&mdash1320年）為吏部尚書；高克恭（1248&mdash1310年）1302年在刑部得到一個位置；而書法家鮮于樞（1257&mdash1302年）任職于禦史台和太常寺。
通過在政府中擔任挂名職務，忽必烈還資助了許多其他畫家。
忽必烈在畫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趙孟覜（1254&mdash1322年）。
因為趙孟頫是宋朝宗室後裔，他對蒙古人态度的轉變提高了忽必烈在漢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
對于那些批評他背棄宋朝而為&ldquo北人&rdquo服務的人，趙孟頫回答說：每個人根據他所處的時代在世上生活。
[96]盡管許多蒙古人懷疑趙孟頫的忠誠，忽必烈任命這位畫家為兵部郎中，趙孟頫以誠心誠意地完成工作對此做出回報。
他建議改革驿站服務并且減少漢人的賦稅。
在藝術上，他發現在蒙古人的統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
他論證說，宋朝宮廷畫院的建立使畫家變得毫無價值，而元朝統治者不幹擾畫家的藝術創造并且讓他們接觸新的主題和新的旋律&mdash&mdash例如，畫馬。
忽必烈和蒙古人對手工藝的影響甚至更大。
當忽必烈取得中國政權時，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輩的政策，确保對手工業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夠生産他和他的人民珍視并需要的商品。
他在工部下建立監視和控制中國手工業者的機構（諸色人匠總管府），并且向手工業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賦稅在内的許多特權，但是對他們的時間或者他們的産品要有相應的征用。
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統治時期技術和美學都取得了進步。
因為認識到陶瓷的潛在利潤，朝廷特别促進陶瓷生産。
這樣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餘産品與東南亞及中亞進行貿易以得到可觀的利潤。
德興、安福、德化、龍泉和景德鎮的窯場位于中國東南并且很容易從這個地區的大港口把瓷器運送到外國。
元朝的工匠從蒙古人那裡得到很大的靈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審美準則的約束，可以進行創新，并且試驗生産美麗的陶瓷産品。
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時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這個時代。
[97] 對中國建築，忽必烈也有間接的影響。
他的吐蕃帝師八思巴對吐蕃一座新建的黃金塔有着極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該建築是由尼波羅國（今尼泊爾）工匠阿尼哥（1244&mdash1306年）設計的。
1265年八思巴帶着這位尼波羅國工匠回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紹給忽必烈，忽必烈對這位年輕的外國人也頗有良好印象。
忽必烈分配給阿尼哥幾項工程。
阿尼哥設計了一座佛廟（今白塔寺）、大都一個公園裡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廟宇和上都的寺廟，作為對他的庇護人的回報。
顯然對阿尼哥感到滿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為管理手工業者的諸色人匠總管，使他成為中國所有手工業匠人的主管。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樣為這位外國建築家所陶醉，她為阿尼哥安排了與一位出身顯貴的宋朝皇族後代女性的婚姻。
[98]這樣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認可了一位偉大的匠人并對他的努力表示了歡迎和獎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為整體的蒙古人都沒有直接為中國的藝術和手工業做出貢獻。
然而他們對藝術的保護是不容置疑的，并且這樣的支持促進了藝術的發展。
同樣，通過使藝人和手工業者得到較大自由和靈活性，從而激勵了他們的創新和試驗。
他們本身是外族人，願意為漢人藝術引入非漢人的風格和思想。
例如，忽必烈對阿尼哥的支持導緻在漢地建築中出現西藏和尼泊爾風格。
當然忽必烈對漢人和非漢人的一視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統天下的主張。
保存蒙古舊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認為中國的君主，但他同時還必須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統治下的非漢人疆域的統治者。
過分強調漢人的特點會減損他作為遼闊蒙古疆域的統治者的形象。
忽必烈不能讓人覺得他認為漢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須避免被中國文化所吞沒。
最終他制定了用來保護蒙古特性和内部統一的政策。
總的來講他不鼓勵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親善關系。
忽必烈沒有将自己的政治傾向和漢人的政治傾向混為一談。
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後才重新恢複科舉考試，一度使受過教育的漢人失掉一種過去最普遍最傳統進入官僚階層的途徑。
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漢人手中。
整個帝國安置了對官員進行暗中監視的禦史，顯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更注重控制。
同樣，軍隊的地位仿佛要比在傳統的中國朝代中更為重要。
一些學者認為蒙古人開創了一個在宮廷增加暴力和野蠻行為的時代，但是這種責備難以證明是有根據的。
[99]看來不能說中國傳統中的暴政少于蒙古傳統。
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時代中突然出現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保留蒙古人的儀式和習慣。
他繼續舉行一些傳統的蒙古慶典，并且按照蒙古風俗祭山、祭水和祭樹，用薩滿教士表演傳統的儀式。
每年8月，在他離開上都到大都度過秋天和冬天之前，他舉行灑馬乳的祭祀儀式，據說這樣會保證一年的好運氣。
這項祭禮包括奉獻一匹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禱，呼喚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後揮灑專門喂養的牝馬的乳汁。
以這種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們保佑即将來臨的冬天。
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員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帳幕裡并且每天祭供兩頭羊，直到病人康複。
在忽必烈參加戰鬥之前，他傾倒馬奶釀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幫助他打敗敵人。
[100] 忽必烈同樣贊成世俗的蒙古習俗。
不像漢人婦女，蒙古婦女沒有纏足的習慣，忽必烈不把這條強迫漢人婦女遵守的限制強加給蒙古婦女。
大部分蒙古人繼續穿着他們的民族服裝，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舉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無節制地豪吃狂飲，這使人想起遊牧部落的慶典。
在這些盛宴上，賓客大量飲酒。
酗酒就是早期蒙古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顯地在忽必烈的統治中繼承下來。
大汗對打獵的迷戀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證明。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忽必烈帶着馴化的獅子、豹和山貓打獵，它們追逐并且經常捕獲野豬、野牛、熊和野驢。
他還帶着大約500隻大雕（獵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鳥類。
打獵中，由馴鷹人、獵人和士兵組成的大批随從陪伴着忽必烈。
[101] 忽必烈在制訂一項堅持蒙古傳統、接受漢人習慣和力求廣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欽佩地獲得成功。
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現在他所面對的不同人面前。
對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傳統的一位堅定捍衛者。
他參加打獵，和蒙古婦女結婚，并且自覺保護她們的權力。
對于漢人，他承擔起藝術的保護人的角色，他資助漢人畫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業者，并且允許漢人劇作家和小說家自由創作。
在其他的領域裡，他對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對在中國的外國工匠的鼓勵和支持，産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義；作為一名疆域超出中國的統治者，這一點毫無疑問地為他增添了光輝。
在位後期的經濟問題 1279年被證明是忽必烈統治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以前，他在事業中很少經曆失敗。
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對者。
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漢人模式為基礎的但不以漢人思想和風格為支配地位的政府。
兩個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規劃、實用和美麗的。
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領袖的贊同。
他的軍隊占領了中國的其他地區并且維護了蒙古人對高麗和漠北的控制。
他鼓勵創造性的藝術，他招募國内一些最有才華的工匠，為宮廷和貴族階層及對外貿易生産精緻的工藝品。
他的最明顯的失敗是對日本的半途而廢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過飾非，把這次失敗歸咎于摧毀他的軍隊的可怕的自然災害&mdash&mdash風暴。
在他統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務似乎都在平穩地發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
在表象後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問題。
一些儒家學者不順從蒙古人的統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國，他們的不滿更加明顯。
南方的學者沒有經曆過外族人的統治，相當多的人最終拒絕與蒙古人合作。
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後開始遲鈍。
當時他年近七十歲，受到健康問題的折磨。
痛風使他苦惱，令他難以行走。
忽必烈面對的最緊迫問題是财政問題。
他的建築工程、他對公共事務的支持以及他的軍事遠征需要的巨額消耗。
為了得到必要的資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馬。
在《元史》中把阿合馬劃歸為&ldquo奸臣&rdquo中的一個，中國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責罵他。
[102]根據他自己的辯護，我們應該認識到阿合馬知道對他的評價是根據為宮廷聚斂的稅收額而定。
他聚斂的金額越高，他的權力、威信和收入越大。
他肯定專權納賄，但是必須記住，他的指責者（那些書寫中國曆史的人）是對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員。
從1262年後在中書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馬負責國家的财政管理。
他首先把登記交稅的戶數從1261年的1418499戶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戶。
[103]然後他對商人征收更高的賦稅，對新生産的産品實行國家壟斷，并禁止私人生産某些商品。
總之，阿合馬的政策對于國庫是有利的。
然而中國史料指責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親。
他們宣稱他利用新的賦稅和壟斷使自己緻富。
另外，他們指責他任命回回人為高官顯爵，并且試圖把自己無經驗的、并且可能是不稱職的兒子們安插在官僚機構中有權勢的位置上。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人的責備好像不那麼嚴重。
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親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阿合馬要克服反對意見和執行他的政策，他必須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
他的确強加沉重的賦稅并提高商品的價格，但是他在宮廷中的位置&mdash&mdash更不必說到提升和獎勵的可能性&mdash&mdash取決于他滿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
他是蒙古朝廷的一個兢兢業業的代理人，這個朝廷對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馬的政策激起宮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漢人的反對。
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對阿合馬的權力憤恨不滿，并且指責他牟取暴利，還指責他是谄媚小人，辦事奸詐。
13世紀70年代後期，皇太子真金顯然加入了反對他的行列。
真金反對阿合馬的兒子和親戚得到顯赫位置。
1282年4月10日，當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時，一個漢人陰謀小集團把阿合馬從他的家中誘出并将他刺殺。
[104]幾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處死這個小集團的成員。
不過他的漢人幕僚最終使他相信阿合馬的奸詐和腐敗。
盡管他們用來反對阿合馬的證據值得懷疑，但是忽必烈确信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屍首掘出吊在一個集市上，然後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馬的屍體。
然而除掉阿合馬沒有解決忽必烈的财政問題。
由于他多次發動對日本和東南亞的遠征，在阿合馬死後稅收需求變得更加緊迫。
同時，在13世紀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誠的漢人幕僚，包括許衡、姚樞和王鹦；他們都在這個階段去世。
他們的去世使得非漢人幕僚有更多的機會影響忽必烈。
忽必烈本人的體弱多病與這些麻煩混合在一起，他越來越多地放棄了統治者的責任，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國史料指責另一位稱為奸臣的盧世榮利用忽必烈的困難增大自己的權力。
阿合馬死後，盧世榮任中書省左丞（譯者注：應為右丞），管理财政。
和阿合馬一樣，他試圖加大政府的稅收來應付朝廷不斷增長的費用。
他試圖以專賣、增加市舶稅、發行更多的紙币（一種更容易地償還政府債務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為課稅官員等措施來增加政府的收入。
[105]盧世榮的經濟計劃與他的前任理财官員阿合馬一樣引來敵意。
漢人指責他牟取暴利、任人唯親以及剝削他的漢人同胞，還指責他迫害、追捕甚至處死競争者和對手。
這些指責的準确性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史料中并沒有說明盧世榮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
和阿合馬一樣，盧世榮隻是試圖提高極度需要的稅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許多漢人同事的敵視。
皇太子又一次成為反對盧世榮的領袖。
1285年5月，盧世榮被捕并且在這年年底被處死。
盧世榮的死可能除去了一個被漢人視為橫征暴斂的人，但是不能緩和朝廷面對的财政問題。
除了财政問題之外，忽必烈還面臨着南宋與其他疆域的經濟統一的困難。
如果忽必烈希望實現其他任何經濟和政治目的，中國必須是真正統一的和中央集權的。
忽必烈首先釋放被他的軍隊俘虜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漢人。
接着他發布以恢複中國南方經濟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奪農田，并建立貯存剩餘谷物的常平倉來保證遇到災害時有足夠的供應。
朝廷一般不沒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們的權利基礎，隻是在統治集團的上層增加另一個等級&mdash&mdash蒙古統治者。
征收的農田稅并不繁重，而且在災年會被免除。
鹽、茶、酒和一些商品實行專賣，但是由專賣導緻的價格不足是難以負擔的。
忽必烈推動南方繁榮的另一個基礎是海上貿易。
自身利益肯定是這些政策中的動機因素，因為南方的經濟恢複最終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潤。
盡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漢人的敵意沒有平息下來，損害着忽必烈的經濟計劃。
有好幾次反對蒙古統治的起義，1281年忽必烈的軍隊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這是由陳桂龍率領的起義，如果中國曆史學家正确的話，有2萬名造反者被斬首。
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場更嚴重的造反，朝廷調動了10萬蒙古軍隊。
在忽必烈統治結束之前，其他的起義持續不斷。
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漢人不采取這種暴力手段。
一些人認為&ldquo北人&rdquo對中國文明和思想不感興趣，拒絕為蒙古人服務。
另一些人找到專門的學術領域追求自己的知識趣味，幹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牽連。
這種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喪失他們急需的專門人才，而連續不斷的騷亂迫使他們在南方駐紮軍隊并造成很大的開銷。
總而言之，到忽必烈統治的後期，南方并沒有完全統一，而且經濟問題加上政治分裂在這個地區不斷幹擾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沒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實現滿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
因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證這個新城市中穩定的糧食供應，這迫使他從中國南方更富庶的地區運入糧食，因為大都附近的區域不能生長足夠供給大都的糧食。
最初忽必烈依靠兩個在征宋戰争中協助蒙古将軍伯顔的海盜朱清和張瑄沿着中國的東海岸通過海路向北方運送糧食。
1282年他們的第一次海運非常成功，超過90%的糧食到達北方，在沿岸的變化莫測的大海中僅損失六條船。
大約有四年時間朱清和張瑄獨攬運送極端需要的糧食的海運，因此他們變為&ldquo中國南方兩位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rdquo。
[106]但是，13世紀80年代中期，台風和惡劣的氣候條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認識到需要另辟一條替代的運送糧食的途徑（見地圖34）。
地圖34 元代糧食轉運系統 朝廷決定把大運河延伸到以使船運的糧食可以方便地到達大都。
這項工程需要在山東省開鑿135英裡長的從濟甯到臨清的運河；商品可以從臨清通過衛河上轉運到離大都不遠的直沽。
這樣，糧食可以從長江直接運送到忽必烈的都城。
1289年2月完成了這項擴建，并将這條稱為會通河的運河對船運開放。
[107]延長這條運河所需費用極大，大約300萬勞工參加建設（譯者注：實為用工250萬），為此政府花費了巨款。
維護也是高成本的，這條運河所需的大量開銷毫無疑問的是13世紀80年代後期煩擾蒙古朝廷的财政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桑哥理财和佞教 桑哥是試圖解決忽必烈朝财政問題的三個&ldquo奸臣&rdquo中的最後一位。
和阿合馬一樣，他不是漢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頗為模糊。
曆史學家曾認為他是畏兀兒人，然而近來的研究認為他是吐蕃人。
他首先作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嶄露頭角。
忽必烈對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謀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時間他提升這位年輕的佛教徒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務的總制院使。
在這個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亂以及以後的駐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站系統并在這個區域安撫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
在1282年阿合馬被謀殺和1285年盧世榮被處死之後，桑哥成為政府中最顯赫的人物。
以這種身份，他受到對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評。
他最終因腐敗、竊取忽必烈及國家的财富和令人作嘔的色欲而受到控告。
一些13世紀80年代最顯貴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畫家和官員趙孟頫，反對他并且向忽必烈告發他的惡毒意圖。
[108]但是，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繼續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漢族官員的敵視？一個是他積極支持在中國的外族人。
他是畏兀兒學者和畫家的保護人；他說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運動；他還在1289年贊助建立了回回國子學。
他作為外族人的保護者不可能得到漢人的喜愛。
桑哥的财政政策也招緻敵視。
他提高商稅并且提高鹽、茶和酒的價格。
更引起非議的是他對紙币的改革，因為這受到潛在的破壞性通貨膨脹威脅。
1287年4月，桑哥用稱為至元鈔的新鈔取代舊鈔，這種新鈔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
要按5比1的比率把舊鈔換成至元鈔。
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錢的舊鈔按不甚滿意的兌換率進行兌換的漢人因為他們的實際财富價值下降而憤慨。
由于他明顯地支持一個名為楊琏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漢人中的聲望受到特别嚴重的損害。
楊琏真加來自中國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
幾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時，他被任命為中國南部佛教的總管（江南總攝，掌釋教）。
[109]這個職位實際是在桑哥的管轄之下，因為桑哥負責全中國的佛教事務。
楊琏真加建造、恢複和整修了中國南方許多廟宇，但是他還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廟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廟，這種改變在漢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漢人感到厭惡的是楊琏真加為了籌集建造和修繕寺廟所需費用而采取的方法。
1285年，他掘開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後的陪葬财寶。
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兩、銀6800兩、玉器111個、玉帶9條、雜寶貝152個和大珠50兩。
[110]楊琏真加用這些寶物支付佛教寺廟的建造和修複費用，并且還把一些宮殿建築改成佛教寺廟。
使事态變得更糟的是他強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廟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沒收變為寺産。
南方土地所有者對他們的土地受到專橫掠奪而寺廟卻免除賦稅萬分憤怒。
這些土地所有者也開始指責楊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楊琏真加受到指責的更為嚴重的違法行為是對南宋皇族遺骨的亵渎。
據說一位皇帝的屍體被從墳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樹上，然後加以焚燒，最後的侮辱是将屍骨與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
[111]由于這種嚴重敗壞道德的行為使楊琏真加受到譴責，但是官方的曆史學家對他如此強烈地充滿敵意，以至很難确定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
為什麼楊琏真加要采取違背和刺激漢人情感的行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漢人的憤怒呢？這種無緣無故的行為很難講得通，而且簡直不可相信。
楊琏真加确實的成就隻能進行推斷。
他是一個虔誠佛教徒，試圖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确在南方繁榮發展。
到1291年，在這個國家裡有213148位和尚和42318座寺廟，至少部分地應歸功于他的保護。
[112] 楊琏真加濫用職權引起南方漢人的怨恨并終于導緻對他的保護者桑哥的指責。
按照漢人的觀點，他們兩個人是剝削者和暴虐者。
因為他們的财政及個人不端行為遭到漢人官員攻擊，并由攻擊變成了行動。
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職務并且把他監禁起來。
8月，作出了處死他的決定。
[113]三個奸臣中的最後一個現在也死了，但是這三個人的行為影響着忽必烈，因為是他作為統治者任用了他們。
一個接着一個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們當中的每一位一段時間内都成為這個國家的實際上的統治者。
但是，在幾年之内，他們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議，被指責犯有嚴重罪行并且最終或者被處死或者被謀殺。
無疑許多職務較低的官員感到疑惑，中國是否存在領導人物，忽必烈确實在統治國家嗎？他了解國家的事務嗎？他了解他的下屬的行為嗎？他開始執行有時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
宗教上的寬容政策曾經是他各項政策的基石，并且對于蒙古人的成功起過重要作用，現在看起來已被放棄。
中國的宗教問題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開始頒布反對穆斯林的法規，似乎出人意料，因為在早些時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許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馬居于最高的理财大臣的位置。
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識到回回财政官員在中原引起敵對态度，他還可能擔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權力增長。
無論動機是什麼，他在1280年1月發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對違法者處以死刑。
[114]不久之後，他又禁止割禮。
忽必烈的鎮壓行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對伊斯蘭教的憎恨。
他擔心政府中存在一個權力過大的回回人集團，并且擔心他們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亂。
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續到1287年。
[115]到此時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繼續迫害回回人，外國的穆斯林商人将不會再來中國，因此他又變得寬厚起來并且撤銷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
這種政策上的改變還由于他認識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據的重要位置。
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賽典赤·贍思丁的回回人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贍思丁未向該地區的居民強加伊斯蘭教，又對這個遙遠地區的漢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績。
像賽典赤·贍思丁這樣傑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決策上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對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對抗。
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辯論沒有結束這場宗教之間的沖突，在忽必烈的帝國中敵意依舊。
根據漢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燒大都長春觀，并企圖把責任歸于和尚。
朝廷指派幾位官員進行調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詭計。
兩個道士被處死，一個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個道士被流放。
[116] 這個事件給忽必烈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
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燒掉除老子的《道德經》之外的所有道教書籍，而且毀掉刻版。
同時，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強迫一些道士昄依佛教。
道教雖保存下來，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從根部被切斷。
取得巨大勝利的佛教徒貪婪地盯着他們宗教對手的失敗，并且日益變得過分自信。
13世紀80年代佛教得到越來越多的财産、土地和權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楊琏真加之類的僧人濫用權力的記載。
這些佛教徒開始脫離漢人，而作為外來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們對佛教尤其對來自吐蕃和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的佛教徒的保護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災難性的對外戰争 忽必烈在中國國内的困難預示着在國外存在同樣災難。
對内和對外政策的特點都是缺乏控制。
忽必烈曾經執行過的平衡式行政權威仿佛已不複存在。
考慮不周的失策幾乎成為慣例，不再是例外。
無論作為中國皇帝還是作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臨着無情的壓力，不得不用擴大疆域的辦法來證明他的品質、優點和敏銳。
因此，他進行了幾次考慮不周的莽撞的對外冒險。
對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這種冒險中最突出的是對日本的又一次遠征。
在1274年的第一次遠征失敗以及日本幕府将軍多次斷然拒絕向中國派出進貢使團之後，忽必烈準備對日本發起另一次入侵。
但是，七年後他才得以派出一支遠征軍，隻有在平定南宋之後他才能夠把注意力轉向日本。
為這次出征忽必烈選擇了多民族的統帥&mdash&mdash位高麗人是水軍将領，範文虎是漢軍将領，忻都則是蒙古軍将領。
他為他的将領準備了一支強大的入侵力量：10萬軍隊、1.5萬名高麗水軍和900艘船。
[117] 元朝軍事統帥計劃對日本島施行兩路攻擊（見地圖35）。
4萬名士兵從中國北部出發，由高麗船運到壹岐島，與從福建泉州出發的軍隊會合，然後聯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發起進攻。
然而，因為規模較大的南路軍的延誤，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