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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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春季北路軍單獨出發。
6月，北路軍占領壹岐島，并且接着向九州島進軍。
同時，南路軍最後完成準備并向九州的集合地出發。
依靠一支這樣強大的軍隊和這種勢頭，勝利應該牢牢在握。
[118] 地圖35 忽必烈對日本的入侵 然而這次遠征悲慘地失敗了。
蒙古統帥和漢人指揮官之間的緊張狀态削弱了遠征軍。
作為出征軍主體的漢軍與這場戰争沒有重大利害關系，所以在激烈的戰鬥中未能盡力發揮作用。
此外，在九州登陸之後，他們沒有采取防範敵人或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他們不得不宿營于開闊地，沒有給他們提供既可防禦又能向敵人發起突襲的城堡、要塞或城市。
兩支軍隊幾乎戰鬥了兩個月，但是沒有出現明顯的勝負。
接着一場自然災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滅。
1281年8月15日，一場台風襲擊九州海岸，在這場風暴中蒙古軍隊幾乎損失一半的力量。
日本人堅持認為這場台風是蒼天為保護他們的國家送來的，它是一場&ldquo神風&rdquo，是蒼天保佑不讓日本的敵人征服和占領日本國土。
這場失敗對于蒙古人是一次災難性的打擊。
這場失敗打破了其戰無不勝的神話，忽必烈的臣民現在認識到蒙古人是脆弱的。
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礎之一&mdash&mdash他們給對手造成恐懼的心理優勢&mdash&mdash即使沒有毀掉也大大動搖了。
最大的損害是這場遠征中的龐大開支，它馬上造成一些稅收問題，迫使忽必烈轉向漢人憎恨和鄙視的阿合馬及盧世榮等财政官員。
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露他在财政策略上缺乏控制，這在13世紀80年代尤為顯著。
在南亞的戰争 同樣，忽必烈在南亞的戰争大都未經過深思熟慮并且造成了毀滅性的挫折。
這些遠征是為滿足蒙古人傳統的擴張野心以及忽必烈的個人需要，他要通過新的征服對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沒有考慮到蒙古人全然不習慣熱帶的酷熱和多雨、稠密的叢林以及熱帶疾病。
地圖36 忽必烈對東南亞的入侵 早在13世紀70年代（見地圖36），在東南亞已爆發第一次戰争。
1273年，忽必烈向緬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國進貢。
自稱為&ldquo3600萬戰士的最高統帥和每日300盤咖喱菜的巨食者&rdquo和擁有3000名嫔妃[119]自負的暴君那羅提诃波國王，處死了這三位膽敢向他提議對大汗恭順的不幸使者。
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從賽典赤·贍思丁的兒子納速剌丁率軍遠征，為三位使者的被害報仇。
在關鍵的戰鬥中，那羅提诃波具有使用大象的優勢。
納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準毫無防護的大象。
大象潰散，形勢轉為有利于蒙古人。
[120]但是沒有抓住那羅提诃波本人，在沒有徹底平定蒲甘的情況下，納速剌丁返回中國。
接着忽必烈轉向占城（大緻相當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國王阇耶辛诃跋摩（Jaya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敵對的。
這位占城國王拒絕向元朝進貢并且斥責忽必烈的幾位使者。
忽必烈的反應是于1281年派遣廣東一位主要官員唆都進行讨伐。
唆都率領100艘戰船和5000名士兵的軍隊在占城的海岸登陸，但是這位國王采用遊擊戰阻止蒙古人的前進。
接着忽必烈決定尋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對安南的南方鄰居。
盡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國王陳日烜不想讓蒙古軍隊通過他們的領土到達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兒子脫歡率領的蒙古軍隊。
遊擊戰、炎熱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越南邊境思明（Ssu-ming）的決定性戰鬥中，蒙古人被擊敗，唆都戰死。
1286年和1287年進行的由納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孫子也先帖木兒率領、後來脫歡亦加人的第二次遠征，甚至到達河内，但是由于炎熱和不利的環境被迫撤軍，這使忽必烈大發雷霆。
但是安南國王和占城國王認識到如果他們不答應對大汗形式上的承認，蒙古人會繼續侵擾，因此他們開始進貢，從而蒙古人在13世紀80年代後期結束了對他們的遠征。
[121]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孫子也先帖木兒再次讨伐蒲甘&ldquo傲慢&rdquo的國王。
這次戰争是成功的，國王那羅提诃波被推翻，而他的繼任者向蒙古朝廷進貢。
但是這次遠征耗費巨大，并且很難說蒙古人的花費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驚人的對爪哇的戰争，也難以證明是有道理的。
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
爪哇國王葛達那加剌害怕元朝奪去他對東南亞香料貿易的控制，以在這位不幸的使節臉上刺字作為答複。
忽必烈利用這個事件作為發動對爪哇的軍事遠征的借口。
看來他沒有從對日本的海上遠征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他再次裝備一支龐大的遠航軍隊去懲罰對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統治者。
1292年遠征軍從泉州出發，第二年年初大部分軍隊在爪哇登陸。
由于爪哇的反叛軍隊趁機對葛達那加剌的薄弱地區發起進攻并且殺死這位國王，最初遠征軍極為成功。
葛達那加剌的女婿韋查耶王子向蒙古軍隊&ldquo降服&rdquo，并且保證幫助他們粉碎反叛。
他這樣做了，但接着又背叛蒙古遠征軍。
他伏擊一支龐大蒙古軍隊，迫使其他軍隊撤退并且返回中國。
[122]忽必烈的又一次遠征遭到失敗，遠征的巨大開支又在朝廷日益嚴重的财政問題上火上澆油。
吐蕃和東北的叛亂 在忽必烈理應直接管轄的地區爆發叛亂也許進一步加劇了他的逐步失控。
這些對他的權威的挑戰對忽必烈要求作為中國皇帝及帝國大汗是沉重的打擊。
忽必烈的最堅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幾年後在吐蕃發生第一次暴亂。
1285年八思巴的薩斯迦教派的對手必裡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須派出一支懲罰性的軍隊去恢複薩斯迦教派的權威，也就是恢複蒙古人的權威。
[123]第二次叛亂在東北爆發，由東北的蒙古指揮官乃顔領導，乃顔和忽必烈在中亞的敵人海都結盟。
忽必烈肯定認為乃顔的威脅至關重要，因為他本人親自率軍征讨這位叛将。
馬可·波羅聲稱他的軍隊由46萬人組成，這肯定是一個極其誇大的數字。
[124]無論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龐大的軍隊，盡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頭大象背上的轎子裡親自前往戰場。
1287年秋天，雙方相遇，在一整天戰鬥中雙方勢均力敵，但是傍晚，形勢轉而對聶思脫裡教徒乃顔不利。
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處死。
忽必烈的晚年 盡管取得這次勝利，總的來講13世紀80年代忽必烈在對外事務中總遇到挫折。
這些年還給他個人帶來悲劇和不幸。
他的愛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長期以來一直給予他支持和忠告。
察必的兒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繼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
真金被精心地培養成中國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繼承人。
真金四十多歲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擊忽必烈并且使宮廷沮喪。
為了尋求安慰，他越來越多地轉向酒和食物。
過度飲酒，使他的健康成為問題。
在他的餘生中，過于肥胖和痛風折磨着他。
漢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喪和抑郁。
在1293&mdash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
1294年2月18日，他在宮中去世。
忽必烈統治的成就是顯著的。
與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繼續從事軍事征伐。
他最輝煌的勝利是征服中國的南宋，把一個人口超過5000萬具有大量财富和資源的領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比起更早的許多次蒙古人的戰争來，這場戰争需要更缜密的計劃和後勤，從而确保忽必烈作為蒙古人中一位偉大統帥的地位。
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他希望使漢人相信他日益漢化的同時，本民族同胞仍對他信任。
他設立了進行統治的行政機構，在中原建設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為朝廷設計出合适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然而他并未抛棄蒙古傳統，保持着大量的蒙古習俗，在政府和軍隊的關鍵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廢止科舉制度使他不緻在政府職位上受制于漢人。
盡管在統治的最後十年中面臨着困難與失誤，忽必烈留給他的繼承者的是一個穩定和大體上繁榮的國家。
*** [1]E.A.沃利斯·布治譯：《叙利亞編年史》，第1卷，第398頁。
[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99&mdash200頁。
[3]關于脫羅術和其他畏兀兒人對蒙古人的影響，見[398]羅依果：《蒙古統治下的突厥人：13&mdash14世紀突厥與蒙古關系初探》，第281&mdash310頁。
[4]關于這些漢人幕僚，見[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ldquo潛邸舊侶&rdquo考》；[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于漢化态度的分析》。
[5][54]陳學霖：《姚樞（1201&mdash1278年）》，第45頁。
[6][653]《元史》，卷189，第4314頁。
[7]關于這次遠征及其意義，見[653]《元史》，卷4，第59&mdash60頁；[839]夏光南：《元代雲南史地叢考》，第107頁；[659]楊慎：《南诏野史》，第184&mdash186頁；[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mdash314頁。
[8]關于劉秉忠的作用，見[49]陳學霖：《忽必烈時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劉秉忠（1216&mdash1274年）》。
[9]關于這座都城，見[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駒井和愛：《元上都與大都的平面比較》；[214]石田幹之助：《關于元之上都》。
[10][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185頁。
[11][328]《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187頁。
[12][653]《元史》，卷158，第3713頁。
[13][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争》；[257]庫伯：《元代佛道之争研究緒論》。
[14][58]沙晥：《蒙古時代的漢文碑文碑銘和文獻》，《通報》第9卷，第381&mdash384頁。
[15][653]《元史》，卷4，第61頁。
[16][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48頁。
[17][117]傅海波：《賈似道（1213&mdash1275年）：宋末權臣》，第227頁。
[18][653]《元史》，卷4，第62&mdash63頁。
[19][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與叙利亞》，第212&mdash213頁。
[20]見[52]陳學霖：《王鹗（1190&mdash1273年）》。
[21]诏書全文，見[653]《元史》，卷4，第64&mdash65頁。
[22]見[426]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第245頁注12。
[23]關于忽必烈為取得繼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第25&mdash52頁。
[24]關于李璮叛亂的研究成果，有[368]愛宕松男：《李璮之亂及其政治意義：蒙古統治下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743]孫克寬：《元初李瑄事變的分析》。
[25][653]《元史》，卷114，第2871頁；[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後傳》。
[26]六部是：（1）吏部，選拔官員；（2）戶部，掌管戶口、賦稅和錢鈔；（3）禮部，掌禮樂、祭祀和燕享；（4）兵部，掌屯田、驿站、軍需和訓練軍隊；（5）刑部，掌刑獄和制定法律；（6）工部，掌修浚城池和工匠程式。
[27][201]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27頁。
[28][110]戴維·法誇爾：《元代政府的結構與職能》，第51頁。
[29][155]謝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國的日常生活，1250&mdash1276年》，第84頁。
關于杭州，亦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别注》。
[30][293]羅榮邦：《海路貿易及其與宋水軍的關系》，第81頁。
[31][653]《元史》，卷4，第70頁（譯者注：李全義，應為李合義，見《元史》點校本卷4，注9）。
[3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0頁。
[33]此二人的漢文傳記，見[653]《元史》，卷203，第4544&mdash4545頁。
[34][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别注》，第76頁。
[35][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譯者注：伯顔未參加征大理之戰）。
[36][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譯者注：伯顔未參加征大理之戰）。
[37]關于蒲壽庚，見[258]桑原骘藏：《蒲壽庚考》；[297]前嶼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壽庚》。
[38]關于文天祥，見[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個宋朝愛國者的傳記研究》；關于其他拒絕為蒙古人服務的官員，見[320]牟複禮：《元代的儒家隐士》。
[39]鄭麟趾等編：《高麗史》，卷1，第570頁；[653]《元史》，卷6，第122頁；[181]威廉·E.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第154&mdash160頁；[171]韓百詩：《蒙古時代高麗史劄記》，第179&mdash183頁。
[40][437]喬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mdash444頁；[507]盧薩庫·楚諾答、L.C.古德裡奇：《中國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mdash76頁；亦見[245]川添昭二：《日本和東亞》。
[41]對海都抱有敵意的漢文史書的評價，見[687]柯紹忞：《新元史》，第6850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第1595&mdash1597頁。
[4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66頁。
[43][85]窦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第143&mdash160頁。
[44][278]勞延瑄：《王恽〈中堂事記〉：譯注與介紹》，第24頁。
[45][184]何炳棣：《1368&mdash1953年的中國人口研究》，第258頁。
見[275]蘭德彰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的前言中（第20頁）對人口問題的短評。
[46]關于這些應急措施，見[653]《元史》，卷4，第70&mdash71頁；卷5，第83&mdash86頁；卷6，第113&mdash114頁。
[47][639]《大元倉庫記》，第1&mdash3頁；[412]保爾·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9&mdash190頁。
[48][212]井崎隆興：《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mdash10頁；[750]楊讷：《元代農村社制研究》。
[49]見[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47頁。
[50][17]有高岩：《元代農民的生活》，第951&mdash957頁。
[51][879]鞠清遠：《元代系官匠戶研究：質認為元代官局匠戶是奴隸的人們》；參見[891約翰·德弗郎西斯、孫任以都編譯的《中國社會史論著選譯》中選擇的譯文，第234&mdash246頁。
[52][427]莫裡斯·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mdash283頁。
[53][653]《元史》，卷93，第2371&mdash2372頁。
[54][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48&mdash249頁。
[55][836]袁冀（國藩）：《元史研究論集》，第243頁；關于驿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見[359]彼得·奧勃理赫特：《13&mdash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驿傳制度》。
[56][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46頁。
[57][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35&mdash237頁。
[58][342]李約瑟：《中醫文化》，第263頁。
[59]關于這些學校，見[402]朱達·拉爾：《蒙古時期醫學的發展：金元兩代中醫的複興和發展》。
[60][247]E.S.肯尼迪：《撒勒術克和蒙古人統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學》，第668&mdash673頁；[653]《元史》，卷7，第136頁；卷164，第3845&mdash3852頁。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9頁。
[62][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16&mdash25頁。
[63][211]井崎隆興：《元代施行竹專賣及其意義》。
[64][638]《大元馬政記》，第1&mdash3頁。
[33]鮑登、劄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61&mdash263頁。
[65][638]《大元馬政記》，第1&mdash3頁。
[33]鮑登、劄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61&mdash263頁。
[66]兩個14世紀的史料，陶宗儀的《南村辍耕錄》和蕭洵的《故宮遺錄》，對當時北京的建築和規模有極有價值的描述。
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論文[478]《蒙古影響下的都城建築：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這些史料。
亦見她的論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規劃》。
中國的考古學家亦開始對大都遺址進行考察，他們近年的發現，見[702]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察與發掘》；[703]《記元大都發現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797]張甯：《記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爾·拉契内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
[68][653]見《元史》，卷77，第1923&mdash1927頁，特别是1924頁。
[69][432]M.D.撒徹迪：《元代國号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mdash1666頁；卷88，第2217頁。
[71]這個名字有時在蒙古語中讀作jingim。
但嚴格說來，是一種誤讀。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譯：《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經書》；[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07頁。
[73][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
[74][56]陳榮捷：《朱熹和元代理學》，第209頁。
[75][52]陳學霖：《王鹗（1190&mdash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學：遼、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mdash66頁。
[76][427]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譯自[230]冉雲華：《大都的中國佛教：新形勢和新問題》，第395頁。
[78]關于八思巴的史料，見[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第152&mdash165頁；[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05&mdash311頁；[377]畢達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系》。
[79][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第61頁。
[80][348]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争執》，第250&mdash251頁；[410]保爾·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見裡奧剌多·奧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國藝術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4頁。
關于馬可·波羅及其著作的文獻很多。
慕阿德、伯希和的《馬可·波羅遊記》是最好的譯本；亨利·玉爾的《馬可·波羅遊記》也是有用的譯本，亨利·考狄對這一譯本作了補充，出版了《玉爾編譯〈馬可·波羅遊記〉的注釋和補遺》。
對馬可·波羅書的最好的研究是[361]裡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
[83]有些學者認為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中國，他叙述的一些事件來自于他與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談。
見[162]約翰·W.海格爾：《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内證中看到的問題》。
馬可·波羅自己的叙述引來了這樣的疑問。
例如，他說曾參加蒙古人對宋重鎮襄陽的圍攻，但是圍攻在他到達中國前兩年的1273年已經結束。
在他的叙述中，還有其他明顯的誇張和漏洞。
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4頁所說，這些疑問還遠未解決。
亦見[67]柯立夫：《關于馬可·波羅離開中國的中文史料和到達波斯的波斯文史料》。
近來楊志玖在[752]《元史三論》中駁斥了這些疑問，論證了馬可·波羅确在忽必烈時代到了中國，見第97&mdash132頁。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77頁。
[85]這可能是馬可·波羅的又一誇張說法。
見[162]海格爾：《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第26&mdash27頁。
[86][328]《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77頁。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徒》，第131&mdash132、225&mdash228頁；[653]《元史》，卷89，第2273頁。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中全文翻譯了兩位教士的叙利亞文行記。
亦見[428]羅沙比：《來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騷馬與從中國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羅依果：《論元代的語言問題》，第68頁。
[90]關于這種新文字，見[384]尼古拉·鮑培翻譯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獻》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頁；[109]戴維·法誇爾：《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亞大陸》，第1卷，第441&mdash455頁；[254]小山富士夫：《帶有八思巴字的中國陶瓷》；[22]約翰·艾爾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關于這一時期戲劇的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倫普的《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戲劇》。
[93]吳廣慶：《四個外來王朝下的中國印刷術》，《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13期，第459頁；亦見[194]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第8頁。
[94][282]李雪曼、何惠鑒：《蒙古國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mdash1368年）》，第1頁。
[95][45]詹姆斯·卡希爾：《山水畫：元代的中國畫》，第17頁。
[96][320]牟複禮：《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頁；[124]傅海波：《趙孟覜：一個中國政治家、學者和藝術家在蒙古統治下的生活經曆》。
[97][307]瑪格麗特·梅得利：《元代瓷器與硬陶器》；[234]保羅·卡爾：《伊斯蘭地區的中國瓷器》；[382]約翰·A.波普：《14世紀的青白瓷：伊斯坦布爾脫卡比·撒拉伊博物館的一組中國瓷器》。
[98][213]石田幹之助：《出身尼泊爾王族的元代工藝家阿尼哥》，第250&mdash251頁。
[99][321]牟複禮：《中國專制主義的成長：對魏特夫應用于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評論》，第17&mdash18頁。
[100][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第426&mdash428、434&mdash442頁。
[101][3281《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31頁。
[102][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
[103][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第232頁。
[104]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别注》，第79&mdash88頁，關于刺殺阿合馬的叙述。
[105][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币和經濟》，第72&mdash74頁。
[106][292]羅榮邦：《忽必烈時期（1260&mdash1294年）關于糧食運輸的争論》，第262&mdash266頁。
[107][653]《元史》，卷15，第319頁。
[108][134]傅海波：《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第90&mdash100頁；[376]畢達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109]關于楊琏真加，見[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2&mdash35頁。
[110][844]陶希聖：《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861]閻簡弼：《南宋六陵遺事正名及諸攢宮發毀年代考》，第28&mdash36頁。
[111][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12][410]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頁。
[113][653]《元史》，卷16，第344頁。
[114][653]《元史》，卷10，第217&mdash218頁。
[115][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4頁。
[116][62]陳觀勝：《中國的佛教：曆史的考察》，第425頁。
[117][653]《元史》，卷11，第226、228頁。
[118]在[661]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中，有關于這次遠征日本的簡述，頗有用處，見第25&mdash31頁。
[119][338]謝利·邁登斯、卡爾·邁登斯：《陽光城：難得訪問的緬甸蒲甘城》，第79頁。
[120][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89&mdash290頁。
[121][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頁；卷15，第311、326&mdash327、330頁；卷16，第333頁。
[122]關于蒙古人對爪哇的遠征，見已經過時但還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W.P.格羅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對爪哇的征服》。
[123][545]特裡爾·V.懷利：《吐蕃的第一個蒙古征服者再釋》，第131&mdash132頁。
[124]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2卷，第788&mdash789頁；[330]闵宣化：《蒙古諸王乃顔》。
6月，北路軍占領壹岐島，并且接着向九州島進軍。
同時，南路軍最後完成準備并向九州的集合地出發。
依靠一支這樣強大的軍隊和這種勢頭，勝利應該牢牢在握。
[118] 地圖35 忽必烈對日本的入侵 然而這次遠征悲慘地失敗了。
蒙古統帥和漢人指揮官之間的緊張狀态削弱了遠征軍。
作為出征軍主體的漢軍與這場戰争沒有重大利害關系，所以在激烈的戰鬥中未能盡力發揮作用。
此外，在九州登陸之後，他們沒有采取防範敵人或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他們不得不宿營于開闊地，沒有給他們提供既可防禦又能向敵人發起突襲的城堡、要塞或城市。
兩支軍隊幾乎戰鬥了兩個月，但是沒有出現明顯的勝負。
接着一場自然災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滅。
1281年8月15日，一場台風襲擊九州海岸，在這場風暴中蒙古軍隊幾乎損失一半的力量。
日本人堅持認為這場台風是蒼天為保護他們的國家送來的，它是一場&ldquo神風&rdquo，是蒼天保佑不讓日本的敵人征服和占領日本國土。
這場失敗對于蒙古人是一次災難性的打擊。
這場失敗打破了其戰無不勝的神話，忽必烈的臣民現在認識到蒙古人是脆弱的。
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礎之一&mdash&mdash他們給對手造成恐懼的心理優勢&mdash&mdash即使沒有毀掉也大大動搖了。
最大的損害是這場遠征中的龐大開支，它馬上造成一些稅收問題，迫使忽必烈轉向漢人憎恨和鄙視的阿合馬及盧世榮等财政官員。
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露他在财政策略上缺乏控制，這在13世紀80年代尤為顯著。
在南亞的戰争 同樣，忽必烈在南亞的戰争大都未經過深思熟慮并且造成了毀滅性的挫折。
這些遠征是為滿足蒙古人傳統的擴張野心以及忽必烈的個人需要，他要通過新的征服對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沒有考慮到蒙古人全然不習慣熱帶的酷熱和多雨、稠密的叢林以及熱帶疾病。
地圖36 忽必烈對東南亞的入侵 早在13世紀70年代（見地圖36），在東南亞已爆發第一次戰争。
1273年，忽必烈向緬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國進貢。
自稱為&ldquo3600萬戰士的最高統帥和每日300盤咖喱菜的巨食者&rdquo和擁有3000名嫔妃[119]自負的暴君那羅提诃波國王，處死了這三位膽敢向他提議對大汗恭順的不幸使者。
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從賽典赤·贍思丁的兒子納速剌丁率軍遠征，為三位使者的被害報仇。
在關鍵的戰鬥中，那羅提诃波具有使用大象的優勢。
納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準毫無防護的大象。
大象潰散，形勢轉為有利于蒙古人。
[120]但是沒有抓住那羅提诃波本人，在沒有徹底平定蒲甘的情況下，納速剌丁返回中國。
接着忽必烈轉向占城（大緻相當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國王阇耶辛诃跋摩（Jaya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敵對的。
這位占城國王拒絕向元朝進貢并且斥責忽必烈的幾位使者。
忽必烈的反應是于1281年派遣廣東一位主要官員唆都進行讨伐。
唆都率領100艘戰船和5000名士兵的軍隊在占城的海岸登陸，但是這位國王采用遊擊戰阻止蒙古人的前進。
接着忽必烈決定尋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對安南的南方鄰居。
盡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國王陳日烜不想讓蒙古軍隊通過他們的領土到達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兒子脫歡率領的蒙古軍隊。
遊擊戰、炎熱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越南邊境思明（Ssu-ming）的決定性戰鬥中，蒙古人被擊敗，唆都戰死。
1286年和1287年進行的由納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孫子也先帖木兒率領、後來脫歡亦加人的第二次遠征，甚至到達河内，但是由于炎熱和不利的環境被迫撤軍，這使忽必烈大發雷霆。
但是安南國王和占城國王認識到如果他們不答應對大汗形式上的承認，蒙古人會繼續侵擾，因此他們開始進貢，從而蒙古人在13世紀80年代後期結束了對他們的遠征。
[121]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孫子也先帖木兒再次讨伐蒲甘&ldquo傲慢&rdquo的國王。
這次戰争是成功的，國王那羅提诃波被推翻，而他的繼任者向蒙古朝廷進貢。
但是這次遠征耗費巨大，并且很難說蒙古人的花費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驚人的對爪哇的戰争，也難以證明是有道理的。
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
爪哇國王葛達那加剌害怕元朝奪去他對東南亞香料貿易的控制，以在這位不幸的使節臉上刺字作為答複。
忽必烈利用這個事件作為發動對爪哇的軍事遠征的借口。
看來他沒有從對日本的海上遠征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他再次裝備一支龐大的遠航軍隊去懲罰對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統治者。
1292年遠征軍從泉州出發，第二年年初大部分軍隊在爪哇登陸。
由于爪哇的反叛軍隊趁機對葛達那加剌的薄弱地區發起進攻并且殺死這位國王，最初遠征軍極為成功。
葛達那加剌的女婿韋查耶王子向蒙古軍隊&ldquo降服&rdquo，并且保證幫助他們粉碎反叛。
他這樣做了，但接着又背叛蒙古遠征軍。
他伏擊一支龐大蒙古軍隊，迫使其他軍隊撤退并且返回中國。
[122]忽必烈的又一次遠征遭到失敗，遠征的巨大開支又在朝廷日益嚴重的财政問題上火上澆油。
吐蕃和東北的叛亂 在忽必烈理應直接管轄的地區爆發叛亂也許進一步加劇了他的逐步失控。
這些對他的權威的挑戰對忽必烈要求作為中國皇帝及帝國大汗是沉重的打擊。
忽必烈的最堅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幾年後在吐蕃發生第一次暴亂。
1285年八思巴的薩斯迦教派的對手必裡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須派出一支懲罰性的軍隊去恢複薩斯迦教派的權威，也就是恢複蒙古人的權威。
[123]第二次叛亂在東北爆發，由東北的蒙古指揮官乃顔領導，乃顔和忽必烈在中亞的敵人海都結盟。
忽必烈肯定認為乃顔的威脅至關重要，因為他本人親自率軍征讨這位叛将。
馬可·波羅聲稱他的軍隊由46萬人組成，這肯定是一個極其誇大的數字。
[124]無論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龐大的軍隊，盡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頭大象背上的轎子裡親自前往戰場。
1287年秋天，雙方相遇，在一整天戰鬥中雙方勢均力敵，但是傍晚，形勢轉而對聶思脫裡教徒乃顔不利。
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處死。
忽必烈的晚年 盡管取得這次勝利，總的來講13世紀80年代忽必烈在對外事務中總遇到挫折。
這些年還給他個人帶來悲劇和不幸。
他的愛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長期以來一直給予他支持和忠告。
察必的兒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繼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
真金被精心地培養成中國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繼承人。
真金四十多歲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擊忽必烈并且使宮廷沮喪。
為了尋求安慰，他越來越多地轉向酒和食物。
過度飲酒，使他的健康成為問題。
在他的餘生中，過于肥胖和痛風折磨着他。
漢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喪和抑郁。
在1293&mdash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
1294年2月18日，他在宮中去世。
忽必烈統治的成就是顯著的。
與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繼續從事軍事征伐。
他最輝煌的勝利是征服中國的南宋，把一個人口超過5000萬具有大量财富和資源的領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比起更早的許多次蒙古人的戰争來，這場戰争需要更缜密的計劃和後勤，從而确保忽必烈作為蒙古人中一位偉大統帥的地位。
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他希望使漢人相信他日益漢化的同時，本民族同胞仍對他信任。
他設立了進行統治的行政機構，在中原建設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為朝廷設計出合适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然而他并未抛棄蒙古傳統，保持着大量的蒙古習俗，在政府和軍隊的關鍵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廢止科舉制度使他不緻在政府職位上受制于漢人。
盡管在統治的最後十年中面臨着困難與失誤，忽必烈留給他的繼承者的是一個穩定和大體上繁榮的國家。
*** [1]E.A.沃利斯·布治譯：《叙利亞編年史》，第1卷，第398頁。
[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99&mdash200頁。
[3]關于脫羅術和其他畏兀兒人對蒙古人的影響，見[398]羅依果：《蒙古統治下的突厥人：13&mdash14世紀突厥與蒙古關系初探》，第281&mdash310頁。
[4]關于這些漢人幕僚，見[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ldquo潛邸舊侶&rdquo考》；[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于漢化态度的分析》。
[5][54]陳學霖：《姚樞（1201&mdash1278年）》，第45頁。
[6][653]《元史》，卷189，第4314頁。
[7]關于這次遠征及其意義，見[653]《元史》，卷4，第59&mdash60頁；[839]夏光南：《元代雲南史地叢考》，第107頁；[659]楊慎：《南诏野史》，第184&mdash186頁；[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mdash314頁。
[8]關于劉秉忠的作用，見[49]陳學霖：《忽必烈時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劉秉忠（1216&mdash1274年）》。
[9]關于這座都城，見[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駒井和愛：《元上都與大都的平面比較》；[214]石田幹之助：《關于元之上都》。
[10][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185頁。
[11][328]《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187頁。
[12][653]《元史》，卷158，第3713頁。
[13][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争》；[257]庫伯：《元代佛道之争研究緒論》。
[14][58]沙晥：《蒙古時代的漢文碑文碑銘和文獻》，《通報》第9卷，第381&mdash384頁。
[15][653]《元史》，卷4，第61頁。
[16][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48頁。
[17][117]傅海波：《賈似道（1213&mdash1275年）：宋末權臣》，第227頁。
[18][653]《元史》，卷4，第62&mdash63頁。
[19][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與叙利亞》，第212&mdash213頁。
[20]見[52]陳學霖：《王鹗（1190&mdash1273年）》。
[21]诏書全文，見[653]《元史》，卷4，第64&mdash65頁。
[22]見[426]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第245頁注12。
[23]關于忽必烈為取得繼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第25&mdash52頁。
[24]關于李璮叛亂的研究成果，有[368]愛宕松男：《李璮之亂及其政治意義：蒙古統治下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743]孫克寬：《元初李瑄事變的分析》。
[25][653]《元史》，卷114，第2871頁；[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後傳》。
[26]六部是：（1）吏部，選拔官員；（2）戶部，掌管戶口、賦稅和錢鈔；（3）禮部，掌禮樂、祭祀和燕享；（4）兵部，掌屯田、驿站、軍需和訓練軍隊；（5）刑部，掌刑獄和制定法律；（6）工部，掌修浚城池和工匠程式。
[27][201]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27頁。
[28][110]戴維·法誇爾：《元代政府的結構與職能》，第51頁。
[29][155]謝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國的日常生活，1250&mdash1276年》，第84頁。
關于杭州，亦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别注》。
[30][293]羅榮邦：《海路貿易及其與宋水軍的關系》，第81頁。
[31][653]《元史》，卷4，第70頁（譯者注：李全義，應為李合義，見《元史》點校本卷4，注9）。
[3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0頁。
[33]此二人的漢文傳記，見[653]《元史》，卷203，第4544&mdash4545頁。
[34][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别注》，第76頁。
[35][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譯者注：伯顔未參加征大理之戰）。
[36][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譯者注：伯顔未參加征大理之戰）。
[37]關于蒲壽庚，見[258]桑原骘藏：《蒲壽庚考》；[297]前嶼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壽庚》。
[38]關于文天祥，見[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個宋朝愛國者的傳記研究》；關于其他拒絕為蒙古人服務的官員，見[320]牟複禮：《元代的儒家隐士》。
[39]鄭麟趾等編：《高麗史》，卷1，第570頁；[653]《元史》，卷6，第122頁；[181]威廉·E.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第154&mdash160頁；[171]韓百詩：《蒙古時代高麗史劄記》，第179&mdash183頁。
[40][437]喬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mdash444頁；[507]盧薩庫·楚諾答、L.C.古德裡奇：《中國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mdash76頁；亦見[245]川添昭二：《日本和東亞》。
[41]對海都抱有敵意的漢文史書的評價，見[687]柯紹忞：《新元史》，第6850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第1595&mdash1597頁。
[4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66頁。
[43][85]窦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第143&mdash160頁。
[44][278]勞延瑄：《王恽〈中堂事記〉：譯注與介紹》，第24頁。
[45][184]何炳棣：《1368&mdash1953年的中國人口研究》，第258頁。
見[275]蘭德彰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的前言中（第20頁）對人口問題的短評。
[46]關于這些應急措施，見[653]《元史》，卷4，第70&mdash71頁；卷5，第83&mdash86頁；卷6，第113&mdash114頁。
[47][639]《大元倉庫記》，第1&mdash3頁；[412]保爾·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9&mdash190頁。
[48][212]井崎隆興：《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mdash10頁；[750]楊讷：《元代農村社制研究》。
[49]見[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47頁。
[50][17]有高岩：《元代農民的生活》，第951&mdash957頁。
[51][879]鞠清遠：《元代系官匠戶研究：質認為元代官局匠戶是奴隸的人們》；參見[891約翰·德弗郎西斯、孫任以都編譯的《中國社會史論著選譯》中選擇的譯文，第234&mdash246頁。
[52][427]莫裡斯·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mdash283頁。
[53][653]《元史》，卷93，第2371&mdash2372頁。
[54][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48&mdash249頁。
[55][836]袁冀（國藩）：《元史研究論集》，第243頁；關于驿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見[359]彼得·奧勃理赫特：《13&mdash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驿傳制度》。
[56][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46頁。
[57][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35&mdash237頁。
[58][342]李約瑟：《中醫文化》，第263頁。
[59]關于這些學校，見[402]朱達·拉爾：《蒙古時期醫學的發展：金元兩代中醫的複興和發展》。
[60][247]E.S.肯尼迪：《撒勒術克和蒙古人統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學》，第668&mdash673頁；[653]《元史》，卷7，第136頁；卷164，第3845&mdash3852頁。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9頁。
[62][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16&mdash25頁。
[63][211]井崎隆興：《元代施行竹專賣及其意義》。
[64][638]《大元馬政記》，第1&mdash3頁。
[33]鮑登、劄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61&mdash263頁。
[65][638]《大元馬政記》，第1&mdash3頁。
[33]鮑登、劄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61&mdash263頁。
[66]兩個14世紀的史料，陶宗儀的《南村辍耕錄》和蕭洵的《故宮遺錄》，對當時北京的建築和規模有極有價值的描述。
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論文[478]《蒙古影響下的都城建築：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這些史料。
亦見她的論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規劃》。
中國的考古學家亦開始對大都遺址進行考察，他們近年的發現，見[702]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察與發掘》；[703]《記元大都發現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797]張甯：《記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爾·拉契内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
[68][653]見《元史》，卷77，第1923&mdash1927頁，特别是1924頁。
[69][432]M.D.撒徹迪：《元代國号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mdash1666頁；卷88，第2217頁。
[71]這個名字有時在蒙古語中讀作jingim。
但嚴格說來，是一種誤讀。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譯：《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經書》；[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07頁。
[73][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
[74][56]陳榮捷：《朱熹和元代理學》，第209頁。
[75][52]陳學霖：《王鹗（1190&mdash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學：遼、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mdash66頁。
[76][427]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譯自[230]冉雲華：《大都的中國佛教：新形勢和新問題》，第395頁。
[78]關于八思巴的史料，見[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第152&mdash165頁；[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05&mdash311頁；[377]畢達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系》。
[79][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第61頁。
[80][348]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争執》，第250&mdash251頁；[410]保爾·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見裡奧剌多·奧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國藝術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4頁。
關于馬可·波羅及其著作的文獻很多。
慕阿德、伯希和的《馬可·波羅遊記》是最好的譯本；亨利·玉爾的《馬可·波羅遊記》也是有用的譯本，亨利·考狄對這一譯本作了補充，出版了《玉爾編譯〈馬可·波羅遊記〉的注釋和補遺》。
對馬可·波羅書的最好的研究是[361]裡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
[83]有些學者認為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中國，他叙述的一些事件來自于他與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談。
見[162]約翰·W.海格爾：《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内證中看到的問題》。
馬可·波羅自己的叙述引來了這樣的疑問。
例如，他說曾參加蒙古人對宋重鎮襄陽的圍攻，但是圍攻在他到達中國前兩年的1273年已經結束。
在他的叙述中，還有其他明顯的誇張和漏洞。
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4頁所說，這些疑問還遠未解決。
亦見[67]柯立夫：《關于馬可·波羅離開中國的中文史料和到達波斯的波斯文史料》。
近來楊志玖在[752]《元史三論》中駁斥了這些疑問，論證了馬可·波羅确在忽必烈時代到了中國，見第97&mdash132頁。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77頁。
[85]這可能是馬可·波羅的又一誇張說法。
見[162]海格爾：《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第26&mdash27頁。
[86][328]《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77頁。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徒》，第131&mdash132、225&mdash228頁；[653]《元史》，卷89，第2273頁。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中全文翻譯了兩位教士的叙利亞文行記。
亦見[428]羅沙比：《來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騷馬與從中國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羅依果：《論元代的語言問題》，第68頁。
[90]關于這種新文字，見[384]尼古拉·鮑培翻譯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獻》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頁；[109]戴維·法誇爾：《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亞大陸》，第1卷，第441&mdash455頁；[254]小山富士夫：《帶有八思巴字的中國陶瓷》；[22]約翰·艾爾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關于這一時期戲劇的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倫普的《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戲劇》。
[93]吳廣慶：《四個外來王朝下的中國印刷術》，《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13期，第459頁；亦見[194]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第8頁。
[94][282]李雪曼、何惠鑒：《蒙古國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mdash1368年）》，第1頁。
[95][45]詹姆斯·卡希爾：《山水畫：元代的中國畫》，第17頁。
[96][320]牟複禮：《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頁；[124]傅海波：《趙孟覜：一個中國政治家、學者和藝術家在蒙古統治下的生活經曆》。
[97][307]瑪格麗特·梅得利：《元代瓷器與硬陶器》；[234]保羅·卡爾：《伊斯蘭地區的中國瓷器》；[382]約翰·A.波普：《14世紀的青白瓷：伊斯坦布爾脫卡比·撒拉伊博物館的一組中國瓷器》。
[98][213]石田幹之助：《出身尼泊爾王族的元代工藝家阿尼哥》，第250&mdash251頁。
[99][321]牟複禮：《中國專制主義的成長：對魏特夫應用于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評論》，第17&mdash18頁。
[100][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第426&mdash428、434&mdash442頁。
[101][3281《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31頁。
[102][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
[103][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第232頁。
[104]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别注》，第79&mdash88頁，關于刺殺阿合馬的叙述。
[105][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币和經濟》，第72&mdash74頁。
[106][292]羅榮邦：《忽必烈時期（1260&mdash1294年）關于糧食運輸的争論》，第262&mdash266頁。
[107][653]《元史》，卷15，第319頁。
[108][134]傅海波：《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第90&mdash100頁；[376]畢達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109]關于楊琏真加，見[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2&mdash35頁。
[110][844]陶希聖：《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861]閻簡弼：《南宋六陵遺事正名及諸攢宮發毀年代考》，第28&mdash36頁。
[111][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12][410]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頁。
[113][653]《元史》，卷16，第344頁。
[114][653]《元史》，卷10，第217&mdash218頁。
[115][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4頁。
[116][62]陳觀勝：《中國的佛教：曆史的考察》，第425頁。
[117][653]《元史》，卷11，第226、228頁。
[118]在[661]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中，有關于這次遠征日本的簡述，頗有用處，見第25&mdash31頁。
[119][338]謝利·邁登斯、卡爾·邁登斯：《陽光城：難得訪問的緬甸蒲甘城》，第79頁。
[120][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89&mdash290頁。
[121][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頁；卷15，第311、326&mdash327、330頁；卷16，第333頁。
[122]關于蒙古人對爪哇的遠征，見已經過時但還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W.P.格羅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對爪哇的征服》。
[123][545]特裡爾·V.懷利：《吐蕃的第一個蒙古征服者再釋》，第131&mdash132頁。
[124]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2卷，第788&mdash789頁；[330]闵宣化：《蒙古諸王乃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