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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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多才多藝的人，他很早就顯示出了廣博的知識和藝術愛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懷王時，身邊就有很多著名的漢人文學家和藝術家。
[284]圖帖睦爾據說有極好的漢文和曆史知識，在詩歌、書法和繪畫等方面都頗有造詣。
作為中國繪畫和書法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圖帖睦爾完全可以與宋徽宗（1101&mdash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mdash1208年在位）媲美。
甚至有人說他将徽宗作為自己的樣闆。
作為一個有修養的中國皇帝，圖帖睦爾采取了許多尊崇儒教和倡導漢文化價值的措施。
例如，1329年圖帖睦爾派遣官員前往曲阜代祀孔子[285]，第二年又加封儒學先賢封号。
[286]1330年，皇帝本人親自參加祭天的郊祀，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參加此項中原王朝傳統的重要祭祀。
[287]為發揚儒家道德，宮廷每年都表彰許多孝子與節婦。
[288] 為阻止漢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習俗，1330年下诏：&ldquo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rdquo第二年，又下令漢人和南人嚴禁實行收繼婚制。
[289]同時，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漢人的習俗，蒙古和色目官員在1329年準許按漢人習俗為父母守喪三年。
這是對前一年也孫鐵木兒頒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優者除名的規定的否定。
這一否定在五年後由妥歡貼睦爾重申，并将漢人的行喪習俗推廣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實行。
[290] 圖帖睦爾倡導漢學最具體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閣學士院。
[291]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閣學士院，為其設定的職能就是&ldquo進經史之書，考帝王之治&rdquo[292]。
其職能包括向皇帝進講儒家經典和漢文史籍，教育貴族子孫和年輕怯薛成員，收集、校正和編輯書籍，對皇室所藏繪畫和書法作品進行鑒定和分類。
先後在學士院任職的113名官員中，有許多著名的漢族士人，包括學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mdash1348年）、許有壬（1287&mdash1364年）、揭傒斯（1274&mdash1344年）、宋本（1281&mdash1334年）、歐陽玄（1283&mdash1357年）、蘇天爵（1294&mdash1352年）和柯九思。
[293]此外，還有當時最傑出的漢化蒙古和色目學者：畏兀兒翻譯家忽都魯都兒迷失，汪古學者兼政治家趙世延，克烈部詩人阿榮（死于1335年），著名康裡書法家巙巙（1295&mdash1345年），康裡理學家鐵木兒塔識（1302&mdash1347年），年輕的伯牙烏部進士、才華橫溢的蒙古士人泰不華（1304&mdash1352年）。
上列諸人無疑是各族學者和藝術精華的代表，在元代各個機構中各族學者任職可說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個政府機構中集中如此多的幹才，從事各種文學、藝術和教育活動，這不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第一次。
它可與唐玄宗時的集賢院相媲美。
奎章閣學士院的各種活動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它們通過給予他的朝廷一個&ldquo精心安排的&lsquo文明&rsquo外表&rdquo的方式來改變皇帝的形象。
[294]由官方推動的藝術和文學修養，也可說是皇帝本人愛好的延伸。
圖帖睦爾有很多閑暇時間，他把這些時間都用在奎章閣臨池賞畫。
奎章閣學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畫家柯九思，得到了圖帖睦爾的厚愛。
虞集起草诏旨為皇帝的正統辯解，并且著文寫詩歌頌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實學為皇帝效力；柯九思則以鑒賞書畫取悅皇帝。
[295] 奎章閣學士院确實編輯和出版了一些著作。
[296]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圖帖睦爾朝的标志是編輯了大部頭的政書《經世大典》。
[297]按照唐、宋的《會要》體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資料和法律規定編輯于本書中，其目的就是強調元代的統治與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統治一樣完美。
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名義上是由燕鐵木兒監修，但主要負責此事的是虞集。
該書的編輯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個月時間全部完成，共計800卷，分為10編。
前4編為君事，為編輯這4編，以前禁止漢人接觸的許多蒙文資料被翻譯成了漢文。
另6編為臣事，按照儒家經典《周禮》和《會要》的體例編排。
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資料，《經世大典》不但是圖帖睦爾的驕人成就，對後來的曆史學家也頗有益處。
它為明朝初年編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資料。
雖然該書在1509年至1605年間散佚，但許多部分收入明朝類書《永樂大典》。
[298]這些保留下來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盡管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奎章閣學士院卻未使元政府更為儒化。
由于官僚體系操縱在燕鐵木兒和伯顔手中，他們并不贊成皇帝的漢化傾向，所以奎章閣學士院的影響隻是局限在宮廷内部。
可能是因為奎章閣的儒化含義并得到皇帝的過度關照，其官員不斷受到禦史台的彈劾。
因此，迫于形勢，奎章閣的主要官員在1330年集體辭職。
[299]虞集便認為他對政府的政策毫無影響。
[300]最後，燕鐵木兒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閣；僅6個月後，圖帖睦爾即去世了。
燕鐵木兒控制奎章閣是為了限制它的成員接近皇帝。
[301]圖帖睦爾去世後不久，奎章閣學士院即被撤銷。
雖然奎章閣學士院确實幫助圖帖睦爾增加了宮廷的儒化表象，但是總的說來，它對政府的影響很有限。
調解繼承關系的失敗 在其短促在位期間，圖帖睦爾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繼承問題和他自己的繼承人問題所困擾。
他和正後蔔答失裡（約死于1340年）原本企圖傳位于長子阿剌忒納答剌。
阿剌忒納答剌于1330年3月被封為燕王，這個王号原來隻有真金得到過；1331年1月，阿剌忒納答剌被冊立為皇太子。
[302]此時，為确保阿剌忒納答剌平穩即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後八不沙被謀殺，妥歡貼睦爾在1330年5月被流徙到高麗。
[303]但是這些措施沒有起作用，因為阿剌忒納答剌在被封為皇太子後大約一個月即死去。
[304] 兒子的去世完全打亂了圖帖睦爾的繼承人計劃。
此外，他似乎亦懼怕因謀殺兄長而得到報應。
因此，他請求燕鐵木兒照顧他的二兒子古納答剌，并将古納答剌的名字改為燕帖古思，意為&ldquo融洽&rdquo[305]。
1332年9月2日圖帖睦爾去世，終年28歲，繼承人問題此時還懸而未決。
據說圖帖睦爾在臨終前對謀殺兄長的行為表示悔恨，表示願意将帝位傳給和世的長子妥歡貼睦爾，而不是傳給自己的兒子燕帖古思。
[306]燕鐵木兒完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為和世任何一子的即位都會對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
[307]蔔答失裡皇後可能與圖帖睦爾一樣懼怕報應，否定了燕鐵木兒的建議，和世的二兒子、年僅6歲的懿璘質班（甯宗）被選定為繼承人，并于1332年10月13日在大都即位。
沒想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後僅53天即死去。
[308]懿璘質班之死标志着元中期的結束，并為他哥哥妥歡貼睦爾35年的統治鋪平了道路。
時代的回顧 這一章說明了元中期的統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時機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礎之上創造更多建設性變化。
在元中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國家很少受到外來戰争、征服戰争和民衆起義的幹擾，因為元中期諸帝從忽必烈手中繼承的是一個強大、和平的帝國，而他們又放棄了擴張政策。
此外，他們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還保持對各蒙古汗國的宗主地位。
但是，他們沒能鞏固他們的成果，這主要是因為在統治階級内部經常發生争鬥。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殘酷而易變。
在39年中，有9個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時間隻有4.3年。
9個皇帝中的6個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裝沖突後登基的；9個皇帝中有兩位被殺，還有一位在被推翻後失蹤。
[309]不僅皇帝成為争鬥的犧牲品，政府的高官顯貴亦經常大幅度更換，因為一次帝位争奪之後總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
由于帝位的競争者有人是漢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經常搖擺。
雖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競争者沒有漢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顯然不可能成功地奪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帶來朝廷政策的大幅度變化，甚至影響朝廷的文化走向。
由于帝國是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财産的蒙古人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與漢地間的緊張關系及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後忽必烈時期的帝位争奪。
元中期權臣的興起在蒙元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建立官僚體制政策的結果。
這一政策雖然遠未達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諸王權力後得到更多權力，而諸王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權力。
頻繁的帝位争奪削弱了皇權，對希望奪得帝位的人來說，官僚的支持亦遠比依靠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權力因此而更加膨脹。
結果不僅是更多的權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腦手中，權臣與君主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八鄰部人伯顔、玉昔帖木兒和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們還是屬于舊蒙古那顔一類，在新皇帝即位後，他們都表示出絕對恭順和效忠。
鐵木疊兒是一個過渡型的例子。
雖然沒有堅實的獨立權力基礎，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後答己的支持，鐵木疊兒還是能夠蔑視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的權威，并且在碩德八剌朝初年，對他的對手實行恐怖統治。
燕鐵木兒和蔑兒乞部人伯顔是強臣專權的代表。
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從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動。
權臣的興起，削弱了皇帝的權威及群臣對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繼承危機和強臣興起的必然産物。
為了支持或反對強臣，亦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經常與諸王集團聯盟。
除權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時亦有思想體系的糾纏。
為控制國家的發展方向經常爆發争鬥，也就是說到底是繼續漢化和加強中央集權，還是繼續維持國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證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産封建特權。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體系的糾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鐵木疊兒派與其儒臣反對派的長期和激烈的争鬥中顯示得最為清楚。
鐵木疊兒派堅持維持現狀，強烈反對他們的儒臣政敵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種政策。
這種沖突導緻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後期政府的癱瘓和碩德八剌的被殺。
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舊蒙古貴族顯然占了上風，儒臣的聲勢被壓了下去。
同樣，在圖帖睦爾朝，燕鐵木兒和伯顔控制了朝廷。
雖然諸王和高官不斷圖謀反對他們或是反對皇帝，但這些圖謀都沒有成功。
雖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無法影響朝廷的政策，因為燕鐵木兒和伯顔緊緊控制着朝廷。
帝位繼承危機的不斷出現，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亂和政策搖擺，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
政府亦被不斷膨脹但效率急劇下降的官僚隊伍、财政緊缺和通貨膨脹等問題所擾。
政府還面臨着軍隊衰弱的問題。
雖然這些問題通常出現在王朝衰弱時期，但事實上元朝是一個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勢毫無疑問使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實有一些變化。
它通過實行漢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和圖帖睦爾朝，使蒙古人的國家在漢地的根基紮得更深。
愛育黎拔力八達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為使官僚體系更加儒化，他恢複了科舉考試制度，為使政府部門有效運轉和公平審案而編纂了新的法典，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漢人曆史經驗和治國理論推動了漢文著作的蒙文翻譯。
為加強中央集權，朝廷采取了削弱貴族權力的措施。
碩德八剌繼續推行并擴大了他父親的改革。
圖帖睦爾在倡導儒家價值和保護漢地藝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他們兩人的草原背景最強，也沒有完全回歸蒙古草原傳統。
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推動元朝國家性格的基本轉化。
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沒有多做使國家性質發生變化的事情，因為他們懼怕徹底背離祖先的統治模式會引起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
愛育黎拔力八達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就是因為保守勢力的反對。
科舉考試從未達到嚴重損害精英家族的地步。
其他改革措施不過為一個社會政治結構沒有根本性變化的朝廷增加了一點漢化和儒化外表。
因此，元朝的政府還是保留了部分家産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結構。
儒學不過是相互競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諸多&ldquo宗教&rdquo中的一種。
蒙古和色目精英與漢人臣民之間的巨大政治和社會鴻溝，雖然較前狹化，但還是沒有完全彌合。
中期諸帝留給末代皇帝妥歡貼睦爾的.是一個因統治階級内部經常爆發的激烈争鬥而嚴重削弱了的國家，也是一個已在中國社會紮根但植根還不夠深的國家。
*** [1]下文中關于忽必烈作用和遺産的評價，主要根據以下論著：[833]姚從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長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論忽必烈》；[722]自鋼：《關于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曆史考察》；[366]愛宕松男：《忽必烈汗》（東京，1941年版）；[426]莫裡斯·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2][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統觀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馬斯·T.愛爾森：《蒙古帝國主義：蒙哥汗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1251&mdash1259年》，第7頁。
[4]關于整個元代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見[852]蕭功秦的《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亦見他對也可蒙古兀魯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國）汗位繼承的研究[851]《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
關于一般遊牧社會缺乏有效的繼承制度的研究，見[113]傅禮初的《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mdash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和[112]《蒙古人：生态環境與社會視野》，特别是後文的第17&mdash18、24&mdash28頁。
[5]關于忽鄰勒台在&ldquo選舉&rdquo蒙古大汗時的作用，見[549]箭内亘的《關于蒙古國會忽鄰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制度》；[103]伊麗莎白·思迪科特&mdash韋斯特：《元代的中央機構》，特别是第525&mdash540頁。
[6]關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響，見[848]黃時鑒：《真金與元初政治》。
[7]見[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0頁。
[8][407]約翰·A.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0&mdash301頁。
根據漢文史料，是畏兀兒佛教徒兼儒士官員阿魯渾薩理（1245&mdash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進言鐵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繼承人。
見[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頁。
[9][653]《元史》，卷18，第381頁。
[10][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1頁；[653]《元史》，卷134，第3261頁。
[11][653]《元史》，卷29，第637頁；卷115，第2894頁。
[12]雖然在《元史·甘麻剌傳》中稱甘麻剌為闊闊真之子，但是在同書闊闊真傳中列舉她的兒子時沒有提到甘麻剌，見[653]《元史》，卷115，第2893頁；卷116，第2896&mdash2897頁；亦見[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第43頁。
[13][653]見《元史》，卷119，第2498頁；卷127，第3115頁；卷130，第3163&mdash3173頁；[62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第269&mdash270頁。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mdash3174頁。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鄰勒台上解決争執的方式，雖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1頁。
[16][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第270&mdash271頁。
[18][653]《元史》，卷18，第381&mdash382頁。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mdash2813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57，13a&mdash18a。
[20]關于完澤，見[62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mdash2a；[653]《元史》，卷130，第3173&mdash3174頁。
[21][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5，1a&mdash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mdash7b。
[22]關于不忽木，見[607]趙孟頫：《趙孟頫集》（任道斌編校），第158&mdash162頁；[653]《元史》，卷130，第3163&mdash3173頁。
[23][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2頁。
[24][653]《元史》，卷18，第383頁。
[25][653]《元史》，卷96，第2470&mdash2476頁。
[26][653]《元史》，卷20，第440頁。
[27][653]《元史》，卷18，第386頁。
[28][653]《元史》，卷20，第441頁；卷21，第467、471頁。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頁。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頁。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頁。
[33][653]《元史》，卷21，第447頁。
[34]鄭介夫的上書，見[664]邵遠平：《元史類編》，卷25，11a&mdash22a。
關于1291年法典的有關條文，見[63]陳恒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複原》，第108&mdash109頁。
[35][653]《元史》，卷18，第388頁。
[36]關于朱清、張瑄案，見[514]植松正：《關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田汝康：《蒙古統治者與中國海盜》。
[37][653]《元史》卷21，第449頁。
拉施特說有11個相臣被捕，但是被國師膽巴（1230&mdash1303年）所救。
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接受了向宮廷出售珍寶的商人的賄賂。
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30頁。
關于膽巴的調解，見[142]傅海波：《膽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頁。
[39][653]《元史》，卷21，第449頁。
贓罪12章的條文，見[628]《元典章》，卷46。
1b&mdash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頁。
劉敏中奉使宣撫所奏呈的報告，詳見[612]《中庵集》，卷7，11b&mdash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mdash465頁。
[42]關于不同形式的賞賜，見[715]史衛民：《元歲賜考實》；[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21&mdash432頁。
[43][653]《元史》，卷18，第382頁。
[44][653]《元史》，卷18，第382頁。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9萬兩，銀6萬兩，鈔360萬錠。
見[653]《元史》，卷19，第417頁。
關于賞賜予政府收入的關系，見[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關資料：以收支額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頁。
[47][653]《元史》，卷19，第402頁。
[48][653]《元史》，卷18，第387頁；卷19，第417頁；卷20，第426頁。
[49][864]彭信威：《中國貨币史》，第409&mdash410頁；[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币的價值變動》。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頁；卷209，第4650頁。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頁；[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41，32a&mdash33a。
[642]《元朝征緬錄》，此書被翻譯成了法文，見[200]于貝爾：《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關于對海都和笃哇的戰争，見[29]W.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mdash494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124&mdash129頁；[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亂的考察》；[85]窦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56&mdash58頁。
[53]關于這次失敗，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6&mdash327頁；[741]劉迎勝：《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第76&mdash77頁。
[54][653]《元史》，卷22，第477頁；[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鎮西北蒙古》。
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鎮的時間誤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頁；[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9頁；[74.1]劉迎勝：《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第78&mdash79頁。
[56]關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記載，見[27]巴托爾德：《中亞史四論》，第1卷，第128&mdash130頁；[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49&mdash50頁。
[57]關于1303年和議的最詳細記載見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mdash35頁。
漢文史料見[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頁。
研究成果，見[253]W.柯維思：《蒙古人：12世紀（原文如此）初葉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導者》；[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系》；[739]劉迎勝：《元代蒙古諸汗國之間的約和及窩闊台汗國的滅亡》；[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50&mdash51頁。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mdash1305年伊利汗阿魯渾、完者都緻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mdash85頁。
[59][653]《元史》，卷22，第477頁；[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3，13b；[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51&mdash53頁。
[60][13]托馬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第259頁。
[61][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1&mdash302頁。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頁。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頁；[653]《元史》，卷21，第459頁；亦見[514]植松正：《關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第48&mdash53頁。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頁。
德壽為蔔魯罕之子是一個推論。
雖然《元史》，卷114，第2873頁稱皇後失憐答裡是德壽的母親，但拉施特、楊瑀和陶宗儀都說德壽是蔔魯罕之子。
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19頁；[648]楊瑀：《山居新話》，13b；[649]陶宗儀：《南村辍耕錄》，卷5，第76頁。
波斯編年史《貴顯世系》說鐵穆耳汗有四個兒子，長子名為Qung-taisi，顯然意為&ldquo皇太子&rdquo，就是指德壽，但是沒有指明他的母親。
見[167]路易斯·韓百詩：《〈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譯注》，第136頁。
關于德壽與蔔魯罕的關系及德壽之死的研究，見[866]韓儒林：《西北地理劄記》，《穹廬集》，第69&mdash89頁，特别是第83&mdash84頁。
[65]關于1307年的帝位繼承危機，見[84]窦德士：《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後期政治發展面面觀》，第12&mdash17頁；[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26&mdash30頁。
[66][653]《元史》，卷22，第477&mdash479頁；卷24，第535&mdash536頁；卷114，第2873&mdash2874頁。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mdash2910頁。
[68]關于阿難答和他的家族，見[304]松田孝一：《從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3&mdash328頁。
亦見[873]溫玉成：《元安西王與宗教》。
[70][84]窦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3&mdash15頁。
[71][612]劉敏中：《中庵集》，卷15，12a&mdashb。
[72][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28&mdash30頁。
[73][603]張養浩：《歸田類稿》，卷2，第36頁。
[74][653]《元史》，卷22，第477&mdash478頁。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頁。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予：關于〈元史·諸王表〉的一個考察》；[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349&mdash351頁。
[77][603]張養浩：《歸田類稿》，卷2，10a&mdashb。
[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頁；卷23，第524頁。
[78]關于怯薛的影響，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41頁。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頁；卷23，第509、516頁。
[80][653]《元史》，卷22，第481頁。
[81][653]《元史》，卷22，第501頁。
[82][653]《元史》，卷22，第504頁；卷23，第527頁。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頁。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頁；卷23，第517頁。
[85]關于中都的興建，見[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頁。
亦見[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40&mdash643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22頁；劄奇斯欽：《元代中都考》，《邊疆研究所年報》，第18期（1987年），第31&mdash41頁。
[86][653]《元史》，卷22，第488頁。
[87][653]《元史》，卷23，第510頁。
[88][653]《元史》，卷23，第516頁。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頁。
[90]關于尚書省的曆史，見[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mdash489頁。
[92][653]《元史》，卷23，第513頁。
[93]關于脫虎脫，見[687]柯紹忞：《新元史》，卷199，11b&mdash13a。
關于三寶奴，見[610]程钜夫：《雪樓集》，卷2，1ib&mdash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頁；卷17，第366頁。
對虞集所撰樂實碑文的摘要，見[67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mdashb。
[95]關于币制改革，見[653]《元史》，卷23，第515&mdash520頁；卷93，第2370&mdash2371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mdash94譯注》，第139&mdash140頁；[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币和經濟：元代經濟史研究》，第57&mdash59頁；[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國的貨币流通》，第68&mdash69頁。
[96][653]《元史》，卷23，第520頁。
亦見[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币的價值變動》，第118&mdash120頁。
元代鹽價的研究，見[790]陳高華：《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97][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124頁。
關于海運糧食，見[774]吳緝華：《元朝與明初海運》。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頁。
[99][653]《元史》，卷22，第488頁；卷23，第513頁。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頁；卷175，第4091、4094頁；[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頁。
[101][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頁；[653]《元史》，卷176，第4168頁。
[102][630]長谷真逸：《農田餘話》，上，6b；[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币》，第403頁。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頁；卷24，第536頁。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頁。
[105]關于漢文化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影響，見[653]《元史》，卷24，第535&mdash536頁；[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第235&mdash240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第31&mdash33頁；[84]窦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3&mdash15頁；[80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第71&mdash72頁。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頁。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頁。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頁；卷204，第4551頁。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頁。
[110][653]《元史》，卷24，第545&mdash546、549、552頁。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頁。
[112][653]《元史》，卷24，第545&mdash548頁。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頁。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頁；亦見[729]許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mdash54頁。
[115]關于元代科舉考試長期停廢的原因，見[2]安部健夫：《元代知識分子與科舉》；[692]丁昆健：《元代的科舉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第33&mdash38頁；[88]狄百瑞：《理學和心學》，第53&mdash54頁；[273]劉元珠：《關于元代的考試制度：北方程朱理學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頁；卷178，第414
[284]圖帖睦爾據說有極好的漢文和曆史知識，在詩歌、書法和繪畫等方面都頗有造詣。
作為中國繪畫和書法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圖帖睦爾完全可以與宋徽宗（1101&mdash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mdash1208年在位）媲美。
甚至有人說他将徽宗作為自己的樣闆。
作為一個有修養的中國皇帝，圖帖睦爾采取了許多尊崇儒教和倡導漢文化價值的措施。
例如，1329年圖帖睦爾派遣官員前往曲阜代祀孔子[285]，第二年又加封儒學先賢封号。
[286]1330年，皇帝本人親自參加祭天的郊祀，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參加此項中原王朝傳統的重要祭祀。
[287]為發揚儒家道德，宮廷每年都表彰許多孝子與節婦。
[288] 為阻止漢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習俗，1330年下诏：&ldquo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rdquo第二年，又下令漢人和南人嚴禁實行收繼婚制。
[289]同時，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漢人的習俗，蒙古和色目官員在1329年準許按漢人習俗為父母守喪三年。
這是對前一年也孫鐵木兒頒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優者除名的規定的否定。
這一否定在五年後由妥歡貼睦爾重申，并将漢人的行喪習俗推廣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實行。
[290] 圖帖睦爾倡導漢學最具體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閣學士院。
[291]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閣學士院，為其設定的職能就是&ldquo進經史之書，考帝王之治&rdquo[292]。
其職能包括向皇帝進講儒家經典和漢文史籍，教育貴族子孫和年輕怯薛成員，收集、校正和編輯書籍，對皇室所藏繪畫和書法作品進行鑒定和分類。
先後在學士院任職的113名官員中，有許多著名的漢族士人，包括學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mdash1348年）、許有壬（1287&mdash1364年）、揭傒斯（1274&mdash1344年）、宋本（1281&mdash1334年）、歐陽玄（1283&mdash1357年）、蘇天爵（1294&mdash1352年）和柯九思。
[293]此外，還有當時最傑出的漢化蒙古和色目學者：畏兀兒翻譯家忽都魯都兒迷失，汪古學者兼政治家趙世延，克烈部詩人阿榮（死于1335年），著名康裡書法家巙巙（1295&mdash1345年），康裡理學家鐵木兒塔識（1302&mdash1347年），年輕的伯牙烏部進士、才華橫溢的蒙古士人泰不華（1304&mdash1352年）。
上列諸人無疑是各族學者和藝術精華的代表，在元代各個機構中各族學者任職可說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個政府機構中集中如此多的幹才，從事各種文學、藝術和教育活動，這不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第一次。
它可與唐玄宗時的集賢院相媲美。
奎章閣學士院的各種活動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它們通過給予他的朝廷一個&ldquo精心安排的&lsquo文明&rsquo外表&rdquo的方式來改變皇帝的形象。
[294]由官方推動的藝術和文學修養，也可說是皇帝本人愛好的延伸。
圖帖睦爾有很多閑暇時間，他把這些時間都用在奎章閣臨池賞畫。
奎章閣學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畫家柯九思，得到了圖帖睦爾的厚愛。
虞集起草诏旨為皇帝的正統辯解，并且著文寫詩歌頌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實學為皇帝效力；柯九思則以鑒賞書畫取悅皇帝。
[295] 奎章閣學士院确實編輯和出版了一些著作。
[296]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圖帖睦爾朝的标志是編輯了大部頭的政書《經世大典》。
[297]按照唐、宋的《會要》體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資料和法律規定編輯于本書中，其目的就是強調元代的統治與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統治一樣完美。
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名義上是由燕鐵木兒監修，但主要負責此事的是虞集。
該書的編輯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個月時間全部完成，共計800卷，分為10編。
前4編為君事，為編輯這4編，以前禁止漢人接觸的許多蒙文資料被翻譯成了漢文。
另6編為臣事，按照儒家經典《周禮》和《會要》的體例編排。
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資料，《經世大典》不但是圖帖睦爾的驕人成就，對後來的曆史學家也頗有益處。
它為明朝初年編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資料。
雖然該書在1509年至1605年間散佚，但許多部分收入明朝類書《永樂大典》。
[298]這些保留下來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盡管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奎章閣學士院卻未使元政府更為儒化。
由于官僚體系操縱在燕鐵木兒和伯顔手中，他們并不贊成皇帝的漢化傾向，所以奎章閣學士院的影響隻是局限在宮廷内部。
可能是因為奎章閣的儒化含義并得到皇帝的過度關照，其官員不斷受到禦史台的彈劾。
因此，迫于形勢，奎章閣的主要官員在1330年集體辭職。
[299]虞集便認為他對政府的政策毫無影響。
[300]最後，燕鐵木兒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閣；僅6個月後，圖帖睦爾即去世了。
燕鐵木兒控制奎章閣是為了限制它的成員接近皇帝。
[301]圖帖睦爾去世後不久，奎章閣學士院即被撤銷。
雖然奎章閣學士院确實幫助圖帖睦爾增加了宮廷的儒化表象，但是總的說來，它對政府的影響很有限。
調解繼承關系的失敗 在其短促在位期間，圖帖睦爾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繼承問題和他自己的繼承人問題所困擾。
他和正後蔔答失裡（約死于1340年）原本企圖傳位于長子阿剌忒納答剌。
阿剌忒納答剌于1330年3月被封為燕王，這個王号原來隻有真金得到過；1331年1月，阿剌忒納答剌被冊立為皇太子。
[302]此時，為确保阿剌忒納答剌平穩即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後八不沙被謀殺，妥歡貼睦爾在1330年5月被流徙到高麗。
[303]但是這些措施沒有起作用，因為阿剌忒納答剌在被封為皇太子後大約一個月即死去。
[304] 兒子的去世完全打亂了圖帖睦爾的繼承人計劃。
此外，他似乎亦懼怕因謀殺兄長而得到報應。
因此，他請求燕鐵木兒照顧他的二兒子古納答剌，并将古納答剌的名字改為燕帖古思，意為&ldquo融洽&rdquo[305]。
1332年9月2日圖帖睦爾去世，終年28歲，繼承人問題此時還懸而未決。
據說圖帖睦爾在臨終前對謀殺兄長的行為表示悔恨，表示願意将帝位傳給和世的長子妥歡貼睦爾，而不是傳給自己的兒子燕帖古思。
[306]燕鐵木兒完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為和世任何一子的即位都會對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
[307]蔔答失裡皇後可能與圖帖睦爾一樣懼怕報應，否定了燕鐵木兒的建議，和世的二兒子、年僅6歲的懿璘質班（甯宗）被選定為繼承人，并于1332年10月13日在大都即位。
沒想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後僅53天即死去。
[308]懿璘質班之死标志着元中期的結束，并為他哥哥妥歡貼睦爾35年的統治鋪平了道路。
時代的回顧 這一章說明了元中期的統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時機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礎之上創造更多建設性變化。
在元中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國家很少受到外來戰争、征服戰争和民衆起義的幹擾，因為元中期諸帝從忽必烈手中繼承的是一個強大、和平的帝國，而他們又放棄了擴張政策。
此外，他們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還保持對各蒙古汗國的宗主地位。
但是，他們沒能鞏固他們的成果，這主要是因為在統治階級内部經常發生争鬥。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殘酷而易變。
在39年中，有9個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時間隻有4.3年。
9個皇帝中的6個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裝沖突後登基的；9個皇帝中有兩位被殺，還有一位在被推翻後失蹤。
[309]不僅皇帝成為争鬥的犧牲品，政府的高官顯貴亦經常大幅度更換，因為一次帝位争奪之後總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
由于帝位的競争者有人是漢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經常搖擺。
雖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競争者沒有漢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顯然不可能成功地奪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帶來朝廷政策的大幅度變化，甚至影響朝廷的文化走向。
由于帝國是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财産的蒙古人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與漢地間的緊張關系及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後忽必烈時期的帝位争奪。
元中期權臣的興起在蒙元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建立官僚體制政策的結果。
這一政策雖然遠未達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諸王權力後得到更多權力，而諸王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權力。
頻繁的帝位争奪削弱了皇權，對希望奪得帝位的人來說，官僚的支持亦遠比依靠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權力因此而更加膨脹。
結果不僅是更多的權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腦手中，權臣與君主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八鄰部人伯顔、玉昔帖木兒和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們還是屬于舊蒙古那顔一類，在新皇帝即位後，他們都表示出絕對恭順和效忠。
鐵木疊兒是一個過渡型的例子。
雖然沒有堅實的獨立權力基礎，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後答己的支持，鐵木疊兒還是能夠蔑視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的權威，并且在碩德八剌朝初年，對他的對手實行恐怖統治。
燕鐵木兒和蔑兒乞部人伯顔是強臣專權的代表。
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從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動。
權臣的興起，削弱了皇帝的權威及群臣對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繼承危機和強臣興起的必然産物。
為了支持或反對強臣，亦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經常與諸王集團聯盟。
除權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時亦有思想體系的糾纏。
為控制國家的發展方向經常爆發争鬥，也就是說到底是繼續漢化和加強中央集權，還是繼續維持國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證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産封建特權。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體系的糾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鐵木疊兒派與其儒臣反對派的長期和激烈的争鬥中顯示得最為清楚。
鐵木疊兒派堅持維持現狀，強烈反對他們的儒臣政敵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種政策。
這種沖突導緻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後期政府的癱瘓和碩德八剌的被殺。
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舊蒙古貴族顯然占了上風，儒臣的聲勢被壓了下去。
同樣，在圖帖睦爾朝，燕鐵木兒和伯顔控制了朝廷。
雖然諸王和高官不斷圖謀反對他們或是反對皇帝，但這些圖謀都沒有成功。
雖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無法影響朝廷的政策，因為燕鐵木兒和伯顔緊緊控制着朝廷。
帝位繼承危機的不斷出現，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亂和政策搖擺，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
政府亦被不斷膨脹但效率急劇下降的官僚隊伍、财政緊缺和通貨膨脹等問題所擾。
政府還面臨着軍隊衰弱的問題。
雖然這些問題通常出現在王朝衰弱時期，但事實上元朝是一個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勢毫無疑問使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實有一些變化。
它通過實行漢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和圖帖睦爾朝，使蒙古人的國家在漢地的根基紮得更深。
愛育黎拔力八達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為使官僚體系更加儒化，他恢複了科舉考試制度，為使政府部門有效運轉和公平審案而編纂了新的法典，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漢人曆史經驗和治國理論推動了漢文著作的蒙文翻譯。
為加強中央集權，朝廷采取了削弱貴族權力的措施。
碩德八剌繼續推行并擴大了他父親的改革。
圖帖睦爾在倡導儒家價值和保護漢地藝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他們兩人的草原背景最強，也沒有完全回歸蒙古草原傳統。
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推動元朝國家性格的基本轉化。
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沒有多做使國家性質發生變化的事情，因為他們懼怕徹底背離祖先的統治模式會引起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
愛育黎拔力八達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就是因為保守勢力的反對。
科舉考試從未達到嚴重損害精英家族的地步。
其他改革措施不過為一個社會政治結構沒有根本性變化的朝廷增加了一點漢化和儒化外表。
因此，元朝的政府還是保留了部分家産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結構。
儒學不過是相互競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諸多&ldquo宗教&rdquo中的一種。
蒙古和色目精英與漢人臣民之間的巨大政治和社會鴻溝，雖然較前狹化，但還是沒有完全彌合。
中期諸帝留給末代皇帝妥歡貼睦爾的.是一個因統治階級内部經常爆發的激烈争鬥而嚴重削弱了的國家，也是一個已在中國社會紮根但植根還不夠深的國家。
*** [1]下文中關于忽必烈作用和遺産的評價，主要根據以下論著：[833]姚從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長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論忽必烈》；[722]自鋼：《關于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曆史考察》；[366]愛宕松男：《忽必烈汗》（東京，1941年版）；[426]莫裡斯·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2][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統觀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馬斯·T.愛爾森：《蒙古帝國主義：蒙哥汗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1251&mdash1259年》，第7頁。
[4]關于整個元代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見[852]蕭功秦的《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亦見他對也可蒙古兀魯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國）汗位繼承的研究[851]《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
關于一般遊牧社會缺乏有效的繼承制度的研究，見[113]傅禮初的《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mdash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和[112]《蒙古人：生态環境與社會視野》，特别是後文的第17&mdash18、24&mdash28頁。
[5]關于忽鄰勒台在&ldquo選舉&rdquo蒙古大汗時的作用，見[549]箭内亘的《關于蒙古國會忽鄰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制度》；[103]伊麗莎白·思迪科特&mdash韋斯特：《元代的中央機構》，特别是第525&mdash540頁。
[6]關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響，見[848]黃時鑒：《真金與元初政治》。
[7]見[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0頁。
[8][407]約翰·A.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0&mdash301頁。
根據漢文史料，是畏兀兒佛教徒兼儒士官員阿魯渾薩理（1245&mdash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進言鐵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繼承人。
見[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頁。
[9][653]《元史》，卷18，第381頁。
[10][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1頁；[653]《元史》，卷134，第3261頁。
[11][653]《元史》，卷29，第637頁；卷115，第2894頁。
[12]雖然在《元史·甘麻剌傳》中稱甘麻剌為闊闊真之子，但是在同書闊闊真傳中列舉她的兒子時沒有提到甘麻剌，見[653]《元史》，卷115，第2893頁；卷116，第2896&mdash2897頁；亦見[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第43頁。
[13][653]見《元史》，卷119，第2498頁；卷127，第3115頁；卷130，第3163&mdash3173頁；[62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第269&mdash270頁。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mdash3174頁。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鄰勒台上解決争執的方式，雖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1頁。
[16][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顔傳》，第270&mdash271頁。
[18][653]《元史》，卷18，第381&mdash382頁。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mdash2813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57，13a&mdash18a。
[20]關于完澤，見[62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mdash2a；[653]《元史》，卷130，第3173&mdash3174頁。
[21][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5，1a&mdash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mdash7b。
[22]關于不忽木，見[607]趙孟頫：《趙孟頫集》（任道斌編校），第158&mdash162頁；[653]《元史》，卷130，第3163&mdash3173頁。
[23][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2頁。
[24][653]《元史》，卷18，第383頁。
[25][653]《元史》，卷96，第2470&mdash2476頁。
[26][653]《元史》，卷20，第440頁。
[27][653]《元史》，卷18，第386頁。
[28][653]《元史》，卷20，第441頁；卷21，第467、471頁。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頁。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頁。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頁。
[33][653]《元史》，卷21，第447頁。
[34]鄭介夫的上書，見[664]邵遠平：《元史類編》，卷25，11a&mdash22a。
關于1291年法典的有關條文，見[63]陳恒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複原》，第108&mdash109頁。
[35][653]《元史》，卷18，第388頁。
[36]關于朱清、張瑄案，見[514]植松正：《關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田汝康：《蒙古統治者與中國海盜》。
[37][653]《元史》卷21，第449頁。
拉施特說有11個相臣被捕，但是被國師膽巴（1230&mdash1303年）所救。
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接受了向宮廷出售珍寶的商人的賄賂。
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30頁。
關于膽巴的調解，見[142]傅海波：《膽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頁。
[39][653]《元史》，卷21，第449頁。
贓罪12章的條文，見[628]《元典章》，卷46。
1b&mdash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頁。
劉敏中奉使宣撫所奏呈的報告，詳見[612]《中庵集》，卷7，11b&mdash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mdash465頁。
[42]關于不同形式的賞賜，見[715]史衛民：《元歲賜考實》；[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21&mdash432頁。
[43][653]《元史》，卷18，第382頁。
[44][653]《元史》，卷18，第382頁。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9萬兩，銀6萬兩，鈔360萬錠。
見[653]《元史》，卷19，第417頁。
關于賞賜予政府收入的關系，見[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關資料：以收支額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頁。
[47][653]《元史》，卷19，第402頁。
[48][653]《元史》，卷18，第387頁；卷19，第417頁；卷20，第426頁。
[49][864]彭信威：《中國貨币史》，第409&mdash410頁；[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币的價值變動》。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頁；卷209，第4650頁。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頁；[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41，32a&mdash33a。
[642]《元朝征緬錄》，此書被翻譯成了法文，見[200]于貝爾：《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關于對海都和笃哇的戰争，見[29]W.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mdash494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124&mdash129頁；[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亂的考察》；[85]窦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56&mdash58頁。
[53]關于這次失敗，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6&mdash327頁；[741]劉迎勝：《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第76&mdash77頁。
[54][653]《元史》，卷22，第477頁；[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鎮西北蒙古》。
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鎮的時間誤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頁；[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9頁；[74.1]劉迎勝：《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第78&mdash79頁。
[56]關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記載，見[27]巴托爾德：《中亞史四論》，第1卷，第128&mdash130頁；[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49&mdash50頁。
[57]關于1303年和議的最詳細記載見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mdash35頁。
漢文史料見[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頁。
研究成果，見[253]W.柯維思：《蒙古人：12世紀（原文如此）初葉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導者》；[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系》；[739]劉迎勝：《元代蒙古諸汗國之間的約和及窩闊台汗國的滅亡》；[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50&mdash51頁。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mdash1305年伊利汗阿魯渾、完者都緻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mdash85頁。
[59][653]《元史》，卷22，第477頁；[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3，13b；[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51&mdash53頁。
[60][13]托馬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第259頁。
[61][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1&mdash302頁。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頁。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頁；[653]《元史》，卷21，第459頁；亦見[514]植松正：《關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第48&mdash53頁。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頁。
德壽為蔔魯罕之子是一個推論。
雖然《元史》，卷114，第2873頁稱皇後失憐答裡是德壽的母親，但拉施特、楊瑀和陶宗儀都說德壽是蔔魯罕之子。
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19頁；[648]楊瑀：《山居新話》，13b；[649]陶宗儀：《南村辍耕錄》，卷5，第76頁。
波斯編年史《貴顯世系》說鐵穆耳汗有四個兒子，長子名為Qung-taisi，顯然意為&ldquo皇太子&rdquo，就是指德壽，但是沒有指明他的母親。
見[167]路易斯·韓百詩：《〈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譯注》，第136頁。
關于德壽與蔔魯罕的關系及德壽之死的研究，見[866]韓儒林：《西北地理劄記》，《穹廬集》，第69&mdash89頁，特别是第83&mdash84頁。
[65]關于1307年的帝位繼承危機，見[84]窦德士：《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後期政治發展面面觀》，第12&mdash17頁；[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26&mdash30頁。
[66][653]《元史》，卷22，第477&mdash479頁；卷24，第535&mdash536頁；卷114，第2873&mdash2874頁。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mdash2910頁。
[68]關于阿難答和他的家族，見[304]松田孝一：《從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3&mdash328頁。
亦見[873]溫玉成：《元安西王與宗教》。
[70][84]窦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3&mdash15頁。
[71][612]劉敏中：《中庵集》，卷15，12a&mdashb。
[72][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28&mdash30頁。
[73][603]張養浩：《歸田類稿》，卷2，第36頁。
[74][653]《元史》，卷22，第477&mdash478頁。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頁。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予：關于〈元史·諸王表〉的一個考察》；[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349&mdash351頁。
[77][603]張養浩：《歸田類稿》，卷2，10a&mdashb。
[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頁；卷23，第524頁。
[78]關于怯薛的影響，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41頁。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頁；卷23，第509、516頁。
[80][653]《元史》，卷22，第481頁。
[81][653]《元史》，卷22，第501頁。
[82][653]《元史》，卷22，第504頁；卷23，第527頁。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頁。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頁；卷23，第517頁。
[85]關于中都的興建，見[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頁。
亦見[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40&mdash643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22頁；劄奇斯欽：《元代中都考》，《邊疆研究所年報》，第18期（1987年），第31&mdash41頁。
[86][653]《元史》，卷22，第488頁。
[87][653]《元史》，卷23，第510頁。
[88][653]《元史》，卷23，第516頁。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頁。
[90]關于尚書省的曆史，見[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mdash489頁。
[92][653]《元史》，卷23，第513頁。
[93]關于脫虎脫，見[687]柯紹忞：《新元史》，卷199，11b&mdash13a。
關于三寶奴，見[610]程钜夫：《雪樓集》，卷2，1ib&mdash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頁；卷17，第366頁。
對虞集所撰樂實碑文的摘要，見[67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mdashb。
[95]關于币制改革，見[653]《元史》，卷23，第515&mdash520頁；卷93，第2370&mdash2371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mdash94譯注》，第139&mdash140頁；[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币和經濟：元代經濟史研究》，第57&mdash59頁；[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國的貨币流通》，第68&mdash69頁。
[96][653]《元史》，卷23，第520頁。
亦見[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币的價值變動》，第118&mdash120頁。
元代鹽價的研究，見[790]陳高華：《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97][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124頁。
關于海運糧食，見[774]吳緝華：《元朝與明初海運》。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頁。
[99][653]《元史》，卷22，第488頁；卷23，第513頁。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頁；卷175，第4091、4094頁；[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頁。
[101][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頁；[653]《元史》，卷176，第4168頁。
[102][630]長谷真逸：《農田餘話》，上，6b；[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币》，第403頁。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頁；卷24，第536頁。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頁。
[105]關于漢文化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影響，見[653]《元史》，卷24，第535&mdash536頁；[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第235&mdash240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第31&mdash33頁；[84]窦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3&mdash15頁；[80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第71&mdash72頁。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頁。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頁。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頁；卷204，第4551頁。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頁。
[110][653]《元史》，卷24，第545&mdash546、549、552頁。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頁。
[112][653]《元史》，卷24，第545&mdash548頁。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頁。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頁；亦見[729]許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mdash54頁。
[115]關于元代科舉考試長期停廢的原因，見[2]安部健夫：《元代知識分子與科舉》；[692]丁昆健：《元代的科舉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第33&mdash38頁；[88]狄百瑞：《理學和心學》，第53&mdash54頁；[273]劉元珠：《關于元代的考試制度：北方程朱理學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頁；卷178，第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