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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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過了荒涼多山的地區之後，忽必烈将指揮部設在了雲南西部的金沙江畔。
在這裡，他将軍隊兵分三路，目标直指王國的首都大理（見地圖29）。
地圖29 對大理的征服 在1253年12月到1254年1月之間，大理被征服了。
雖然大理的統治者曾經拒絕了忽必烈要求他們投降的命令，但首都及其居民們還是被饒恕了。
如同曾經在其他許多地方所為，蒙古人保留了當地的王朝，将其置于蒙古官員的監管之下。
國王段智興在晚些時候被送往蒙古，并且授予&ldquo摩合羅嵯&rdquo（意為&ldquo大王&rdquo）的稱号。
1254年底，忽必烈回到蒙古本土，與他的大汗兄長會面。
速不台的兒子兀良合台是蒙哥派給忽必烈作遠征軍指揮官的，他留在西南指揮進攻當地的蠻人和羅羅部落。
他的平定工作确實是成功的，1257年初，在與宋軍的一次交鋒後，他回到了甘肅北部。
從那裡，他派遣使者前往蒙哥的宮廷向大汗禀報：雲南已經牢牢地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中。
皇帝對兀良合台的成績感到滿意，因此給予他榮譽和慷慨的賞賜。
随後兀良合台又返回雲南，着手準備蒙古人對東南亞的第一次入侵。
1257年下半年，他進入安南，迫使統治該地的陳王朝逃往一個孤島以求安全。
第二年春天，安南國王意識到任何進一步地抵抗都是徒勞的，便将他的兒子作為人質送往大汗的宮廷，表示承認蒙古人的宗主權。
現在，到蒙哥親自出場的時候了，長期計劃的征服南宋的戰争開始了。
忽必烈與中國北部 蒙哥在位期間，中國北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間的關系所制約。
這種關系的基本特征，通過将忽必烈在中原的地位與旭烈兀在西亞的某些類似狀況加以比較，可以得到最好的展示。
他們所得到的相似的地位來自于大汗有意識的安排：1251年秋天，忽必烈和旭烈兀同時被授予了作為宗王的管轄範圍。
正如拉施特所指出的那樣，這一次大汗明确地而且直截了當地讓兩位王子作為他的左膀右臂。
[122]他們的任務也是完全相同的。
旭烈兀被分派在西亞擴展并鞏固蒙古&mdash&mdash拖雷系的勢力，忽必烈則是在東亞做同樣的事情。
為了實現他們的任務，兩個王子分别得到了由怯的不花和兀良合台指揮的蒙古野戰軍隊，這兩人是蒙哥從自己的私人護衛裡選拔出來的。
出于行政管理的考慮，兩個王子被允許各自建立一支由當地的專門人才組成的官員隊伍&mdash&mdash旭烈兀手下主要是中亞的回回人，忽必烈手下則是漢人，以幫助他們管理他們的領地。
然而蒙哥保留了在兩個兄弟的管轄範圍之内任命或解除重要官員職務的權力。
換句話說，二者都是&ldquo伊利汗&rdquo，也就是從屬的汗，他們對各自領地所擁有的權力，完全取決于大汗的意願。
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土地都是在再次分配中由他們的長兄所授予的，而不像術赤系和察合台系在成吉思汗進行最初的封賞時就得到了各自的土地和封号，所以他們二人都沒有得到像其他地區的汗一樣的地位。
盡管他們的地位實際上相同，他們的職責也完全一緻，但兄弟二人和蒙哥的私人關系卻在幾個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拿旭烈兀來說，他滿足于他的身份。
他通過正式采用伊利汗這個稱号的方式大肆宣揚他對大汗的服從，而且，根據記載，他從未與蒙哥發生嚴重的争執。
作為另一個臂膀的忽必烈，是比較難駕馭的。
他時常向大汗的權威挑戰。
深藏不露的觊觎大汗權力的野心，使忽必烈對中央政府進行詳細的研究，還經常與大汗及其代表發生沖突。
例如，1252年，他與不隻兒發生争執，因為他發現對方過于傾向将在法律上犯有小過失的漢人臣民處死。
毫無疑問，在這一年，由于那些試圖阻止把回回的理财方式引入中國的儒生謀士的影響，忽必烈及時向大汗表示了他對花剌子模人馬合木·牙老瓦赤被重新任命為中國北方行省首腦的不滿。
随後在馬合木·牙老瓦赤與忽必烈在行省的代表趙璧之間出現的關于管理方式的沖突，其實不過是反映了大汗與忽必烈之間不斷增長的緊張關系而已。
在忽必烈管理中國北部的問題上，他們之間最嚴重的對抗爆發于1257年。
事件的發端在1251年。
這一年，忽必烈獲得了對中國北部的宗王管轄權，他當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陝西）和邢州（在今河北）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計劃在這些地區重新建立中國模式的政府，使這些地區經濟得到複蘇。
1252年，當蒙哥宣布他決定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時候，忽必烈采納了他最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樞的建議，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戰略要地又極富饒的渭水流域作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
過了兩年，在雲南戰役及與大汗的會面之後，忽必烈回到封地，倚仗謀士們的幫助，繼續着他對管理體制改革和使經濟恢複元氣的努力。
他在京兆進行的工作，就像在河南和邢州所做到的一樣，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和進步，而且在1257年以前一直沒有受到幹擾。
1257年，蒙哥對忽必烈的行為發動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規模調查。
他有理由懷疑他的兄弟試圖在京兆及河南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基礎，并且可能借此對汗位發起挑戰。
開始進行調查的理由顯然是因為有人控告在陝西存在着貪污受賄的情況。
領導調查的是哈剌和林護衛軍的副長官阿藍答兒。
他率領的調查組迅速地前往陝西和河南地區，查封了大批行政檔案，下屬地方官員都受到了嚴厲的審問。
基于他們所發現的情況，在報知大汗并得到了準許之後，調查機構将忽必烈任命的陝西宣撫使罷免，并且迅速将他的一些下屬處死。
為了進一步表現大汗的權力，蒙哥命令在這個省份征收特别稅。
這種稅在對其支付和運送方法稍作調整後，實行全額征收。
受到了這種颠倒黑白傷害的忽必烈，此時尚無力與大汗對抗。
按照姚樞的勸告，他采取了惟一可以選擇的行動，在1258年初前往蒙古本土，以此重申他對大汗的忠誠，并請求他長兄的原諒。
後者從這一謙恭的行動中得到了安慰，雖然嚴格地制約了忽必烈管理中國北部的權力，但是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懲罰措施。
蒙哥先發制人的清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現在他認為事情已經結束，而且作為對忽必烈恢複了信任的表示，大汗邀請他那悔過了的弟弟協助策劃并實施進攻宋朝的第二階段的戰役。
[123] 攻宋與蒙哥之死 當兀良合台所指揮的雲南戰役看來已必勝無疑的時候，蒙哥開始認真考慮對南宋進行大規模的正面攻擊。
從1254年開始，蒙古人沿南宋北部邊界的襲擊和偵察活動增加了，同時展開了政治攻勢，其目的是促使宋朝邊境官員叛逃。
1256年的夏天，以宋朝扣押蒙古使者為理由，大汗正式宣布了攻擊宋朝的意向，并為這一軍事行動的計劃進行了初步的商讨。
1257年初，進攻部隊被派往南方，蒙哥決定親自指揮參與此次戰役的三路兵馬中的一路。
一年以後，大汗在前往南方的路上經過戈壁，在那裡他會見了忽必烈和其他宗王，仔細檢查即将到來的戰役的細節。
在1258年春天，蒙哥和他的軍隊抵達甘肅的六盤山，并建立了臨時的大本營。
他在這裡度過了五月，為長驅直入四川做最後的準備。
盡管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時候，四川曾被蒙古部分地占領過，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南宋的手中。
宋的統帥調動可以利用的所有軍隊以加強散布在這一地區各處的堡壘城市。
因此，蒙哥将他的軍隊劃分為三支獨立的隊伍，然後着手一個接一個地攻陷那些堡壘。
大汗作為其中一支軍隊的指揮官，于1258年秋天攻入四川北部，通過猛烈的攻擊占領了一些城市，随後到達了自1253年起就在蒙古人掌握中的利州。
在檢查了利州的防禦工作之後，他移師前往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帶。
在那裡，他将1258年的剩餘時間都用來圍困各城市，還接受了為數頗多的南宋官員的投降。
1259年初，他揮師前往四川西部進攻雅州（今雅安），于一月将其攻克。
然後，蒙哥回師向東，挺進到嘉陵江畔的一個主要堡壘城市合州，并在其周圍集結了數量可觀的軍隊。
對這座城市的攻擊于2月開始，戰事在整個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
但是，合州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成功地擊退了蒙古人的進攻。
七月，由于無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圍。
在留下了3000人對合州加以封鎖以後，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隊前往襲取四川南部的重慶。
在此期間蒙古軍的兩支偏師投入了戰鬥，從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領土。
當蒙古宗王塔察兒在東翼謀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時候，忽必烈在1259年八月統領中路軍在湖北開辟了新的戰線，進攻長江中遊的南宋城市鄂州。
與這些戰役相配合，兀良合台統軍自雲南南部向東北進入南宋疆域，其目标是與忽必烈的軍隊會師長江。
現在，蒙古野戰軍隊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發動了攻擊，宋朝的防線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偏安的朝廷處在生死關頭。
終于，他們所面對的不幸局面得到了暫時的緩解。
1259年8月11日，因為痢疾，或者是因為在合州城外的山嶺中被宋的抛石機擊中所受的創傷，蒙哥死了。
[124]他的将領們停止了在四川的行動，将他的遺體運回北方，并将他的死訊通知皇族。
一個月後，忽必烈得知了長兄的死訊，他立即終止了對鄂州的圍攻，同時取消了所有即将對江南進攻的進一步計劃。
對宋朝來說，蒙哥之死意味着他們得到了二十年的喘息機會。
而對蒙古帝國來說，此事帶來了一場新的引起分裂的繼位沖突，其所造成的傷害是永遠無法完全恢複的。
結語：處在内戰前夜的帝國 蒙古帝國在蒙哥的統治下達到了勢力的巅峰。
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國的權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資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對西亞及高麗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統治擴展到了中國西南部，并開始了對宋的戰争。
但即使他有着如此衆多的成就，蒙哥仍應對在他死後立即出現的傾軋和沖突負有重大責任。
作為中央集權的擁護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錯誤和疏忽，給統一的帝國播下了造成其永遠分裂的内戰（1260&mdash1264年）的種子。
在這些錯誤中最具破壞性的是蒙哥沒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個無可置疑的繼承人。
衆所周知，蒙哥從未對繼承人問題表态。
他或許曾經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裡不哥有優先權，因為在蒙哥于1258年啟程前往南方的時候，阿裡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
但如果這确實是他的意圖，那麼考慮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沒有進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選擇，或者加強阿裡不哥的權勢。
所以，這種含糊的狀況導緻了忽必烈和阿裡不哥為了繼位的權利而鬥争。
拖雷系的分裂進而給其他支系那些心懷不滿的成員提供了一個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經常相互沖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機會。
幸存下來的察合台系諸王仍然承受着因為蒙哥對他們家族大清洗所帶來的痛苦，乘機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獨立汗國。
1260年。
察合台的一個孫子阿魯忽輕易地廢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領、他的堂兄弟木八剌沙。
此後，對阿富汗斯坦和東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國幾乎不間斷地與伊朗的伊利汗國以及中國的大汗作戰。
窩闊台系對于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樣表示出了獨立的姿态。
窩闊台的孫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個對帝國權力表示蔑視的。
1256年，他逮捕了一個大汗派來的使者，并且拒絕将其送回宮廷。
當時，蒙哥大概正專注于指揮即将爆發的攻宋戰争，所以沒有對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動。
後來，當繼承權之争在忽必烈和阿裡不哥間爆發的時候，海都盡其所能促使争端激化，希望能夠使拖雷家族徹底崩潰。
[125]作為窩闊台系一員，他自然認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專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組織起一個中亞蒙古宗王的聯盟，以對抗忽必烈及其繼任人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4世紀初期。
在被迫對海都進行長時間而且代價昂貴的戰争的忽必烈看來，蒙哥沒有在窩闊台系的維護者們最初顯露出反叛的迹象時将其撲滅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大錯。
在術赤王國，也有麻煩在醞釀。
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兩個短命的後裔經過蒙哥的批準後先後即位，先是他的兒子撒兒塔（在位時間約是1255&mdash1257年），而後是他年幼的孫子兀剌赤（在位時間約是1257年）。
兀剌赤死後，拔都的一個兄弟别兒哥登上汗位，同樣獲得了蒙哥的準許。
别兒哥剛剛昄依伊斯蘭教，1260年的時候，他支持阿裡不哥，并且發動了對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戰争。
一些當時的穆斯林曆史學家[126]把别兒哥對伊利汗的仇恨歸結為一個虔誠的教徒無法容忍在伊斯蘭世界長期以來的宗教中心巴格達發生的暴行和破壞，但是他對旭烈兀不滿的真正原因是關于外高加索的支配權。
1252年，蒙哥将格魯吉亞（曲兒隻）[127]封給别兒哥，但是旭烈兀出于對這個人口稠密的國度的貪心，對術赤系宗王在該地的權利置之不理。
這一侮辱激怒了别兒哥，他與伊利汗的主要敵人埃及馬木魯克王朝結盟，于1262年侵入伊朗。
一個有着蒙古皇室血統的宗王為了與另一個蒙古汗王争奪而與異族勢力結盟，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繼位危機使大部分在蒙哥時代隐藏在假象之後的、蒙古諸王間的個人恩怨和領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
1264年忽必烈擊敗阿裡不哥的決定性勝利未能根除深層的分裂。
充其量恢複起來的團結也是暫時的，而且非常脆弱。
無論如何已經有四個獨立的汗國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單獨的利益和目标。
隻有伊利汗國對忽必烈保持着忠誠，依舊承認居于中國的大汗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但即使是他們，也在處理自己的内部事務的時候行使着廣泛的自治權。
四大汗國彼此間繼續相互影響，直至進入14世紀。
他們都是作為主權國家而存在。
他們之間締結聯盟，互相攻伐，交換使節，進行商業貿易。
以元朝的中國和伊利汗的伊朗為例，他們之間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響的大量計劃。
但是四大汗國再也沒有在某次共同的軍事行動中齊心協力。
進攻南宋和阿拔斯哈裡發國是蒙古帝國最後一次聯合軍事行動。
蒙古人将所有已知世界置于他們統治之下的企圖，從未能實現。
*** [1][168]韓百詩：《成吉思汗》，第7&mdash22頁，充分探讨了12世紀蒙古諸民族的曆史和分布情況。
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
雖然這一成果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廣泛研究的基礎之上。
[2]關于蒙古的社會和經濟，見[228]劄奇斯欽、保羅·海爾：《蒙古社會與文化》，第19&mdash72、245&mdash296頁；[525]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第39&mdash158頁；[24]伊麗莎白·E.培根：《斡孛黑：歐亞大陸的社會結構研究》，第47&mdash65頁。
[3]見[291]拉迪·保羅·林德納的論述：《什麼是遊牧部落？》。
[4][231]道格拉斯·L.約翰遜：《遊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亞和北非遊牧民的比較研究》，第1&mdash19頁，讨論了遊牧連續運動的概念。
[5]這幾點劄奇斯欽作了非常清楚地說明，見[227]《中原與蒙古遊牧民的貿易往來和沖突》。
[6]在[25]《匈奴帝國聯盟：組織結構與對外政策》，第45頁，托馬斯·J.巴菲爾德很有說服力地論證了遊牧部落聯盟是在與遊牧部落相鄰的定居國家的外來刺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發展的結果（即階級結構變化的結果）。
與之相反的觀點，參看[339]S.納楚克道爾吉：《中亞遊牧民族中的社會組織及其發展》。
[7]對蒙古人及相關群體的人種起源進行最廣泛讨論的，是[520]L.L.維克托羅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亦見[263]克恰諾夫，《6&mdash12世紀上半葉的蒙古》；[408]保爾·拉契内夫斯基：《室韋是蒙古人的祖先嗎？》；[169]韓百詩：《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漢、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記載為依據》。
[8]蒙古語言及其與契丹語和鮮卑語的關系的早期曆史，可參閱[290]路易斯·李蓋蒂：《拓跋語：一種鮮卑語》；和[239]卡拉：《蒙古遊牧民的書籍》，第8&mdash13頁。
[9]見[76]柯立夫譯：《蒙古秘史》，第1&mdash42節（第1&mdash10頁），以下簡稱《秘史》。
關于蒙古人與突厥人及其他内亞民族起源的神話比較，見[464]丹尼斯·塞諾爾：《傳說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mdash197頁，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孫的最詳細的記載。
[11][76]《秘史》，第52節（第11頁）。
[12][485]田村實造：《蒙古族起源的傳說和蒙古人遷徙的有關問題》，第9&mdash13頁，收集、翻譯和分析了有關這些沖突的漢文材料的絕大部分。
另外的記載，請參閱[596]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10，la；卷12，2a、3a。
[13]N.伊斯拉克讨論了12世紀蒙古人&ldquo國家&rdquo的狀況，見[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簡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論，見[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紀）》；亦見[334]尼古拉·蒙庫耶夫：《古代蒙古人簡述》。
[14]有關鐵木真的出生日期，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281&mdash288頁（譯者注：中國學者多認為鐵木真出生于1162年）。
[15]有關這一情況，見[217]弗吉克·伊索諾：《&ldquo安答&rdquo關系初探》。
[16][76]《秘史》，第123節（第55頁）記載說，這時的鐵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汗的稱号（海洋般的統治者）。
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統一蒙古諸部後，于1206年後這一稱号才被授予。
[17]見[168]韓百詩：《成吉思汗》，第47、57頁。
[18]雖然進攻塔塔兒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證實&mdash&mdash見[375]伯希和與韓百詩譯注：《聖武親征錄》，第1集，第195&mdash199頁&mdash&mdash但王汗複辟的時間仍有分歧。
[409]保爾·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動》第48&mdash49頁論證說，王汗的複辟直到1197年才發生，因而他沒有參與1196年對塔塔兒的戰争。
[761]李則芬：《成吉思汗新傳》，第104&mdash105、107&mdash108頁，主張王汗參與了對塔塔兒的進攻，然後流亡，後來于1198年在鐵木真的幫助下恢複了權力。
按我的意見，王汗的流亡和複辟均發生在1196年以前，而不是以後，不管怎樣，他肯定參加了1196年對塔塔兒人的進攻。
[19][76]《秘史》，第133節（第62頁）。
關于蒙古文化中複仇的重要性，見[64]拉裡·V.克拉克：《〈蒙古秘史〉的複仇主題》。
[20]這個有些令人費解的頭銜，也許來自契丹語。
伯希和在[373]《馬可·波羅遊記〉注釋》中曾詳細地加以讨論，見卷1，第291&mdash295頁。
[21]關于1199&mdash1202年間成吉思汗戰争的年代，材料來源中有相當多的混亂。
本節的叙述我采用了韓百詩重新訂正的年代，見[168]《成吉思汗》，第61&mdash76頁。
[22]我對從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脫，到數月後他最後戰勝王汗的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的透徹研究為基礎的。
見[72]《班朱尼誓約的史實性》，第378&mdash381、387&mdash392頁。
[23]亦見[409]拉契内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mdash68頁。
他論證說，鐵木真在發現桑昆的陰謀後，首先跑到合剌合勒隻惕沙地，在那兒，他被克烈人擊敗，然後，他和他的人數不多的殘餘支持者們到班朱尼避難，在那兒進行了盟誓。
[24]關于草原曆史中這一地區的戰略意義，見[318]拉裡·摩西：《内亞聯盟形成過程的探讨》，第115&mdash117頁。
[25]蔑兒乞人與乃蠻人各種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續到1219年才被最後鎮壓下去。
[26][76]《秘史》，第123節（第55頁）記載說，遠在1206年忽鄰勒台之前，鐵木真就得到了這一稱号。
如果這是确切的話，後者的會議隻不過是重新确認了這一長期保持的稱号。
然而，我更傾向于拉施特對這一事件的描述，這裡有兩點理由：首先，鐵木真在他統一蒙古之後，比在這之前獲得這一崇高稱号似乎更合乎邏輯；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錯誤地使用稱号。
[27][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08頁。
晃豁壇氏族的帖蔔·騰格裡，亦以闊闊出而知名，是鐵木真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響力的顧問。
他于1206年的忽鄰勒台後，在挑撥成吉思汗與他的弟弟拙赤合撒爾的不和的企圖暴露後不久失寵。
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這位一度強有力的薩滿在一次摔跤比賽中被蒙古統治者的另一位兄弟鐵木哥斡赤斤殺死。
有關這一情節，參看[429]讓&mdash保羅·魯：《成吉思汗朝的薩滿》，第424&mdash427頁。
[28]即使它的成員包括許多異族的、毫無聯系的種族群體，聯盟中的領導部落仍然把它的同一種族（ethnonym）（已成為有政治色彩的）加于全體之上，這是遊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29][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4&mdash38頁。
[30][385]帕維·鮑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複原及其内容》；[742]劉銘恕：《元代之戶口青冊》。
[31][653]宋潦等編：《元史》，卷124，第3048頁。
[32][76]《秘史》，第202節（第141&mdash142頁）；[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99&mdash413頁。
[33]有關蒙古軍隊的武器、訓練與紀律，見[463]丹尼斯·塞諾爾：《内亞的戰士》和[465]丹尼斯·塞諾爾：《論蒙古的兵法》。
[34]成吉思汗于1220年指定哈剌和林作為他的首都，但直到窩闊台時期的1235年才開始營建都城，見[653]《元史》，卷58，第1382頁。
[35]有關蒙古人意識形态的開拓性研究是[529]埃裡克·沃格林的《1245&mdash1255年招降歐洲君主的蒙古令旨》。
亦見羅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論成吉思汗的帝國思想基礎》。
[36]關于與突厥類似的觀念，見[158]彼得·B.戈爾登：《西歐亞大陸前成吉思汗遊牧部落的政治組織和國家觀念》。
[37][42]保羅·D.比爾：《成吉思汗興起時漢地與蒙古邊界的作用》，第63&mdash68頁。
[38]有關這一情節，見[13]托巴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第246&mdash248頁。
[39]有關對金朝的戰争，見[301]亨利·D.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中國北方》。
[40][76]《秘史》，第248節（第184&mdash185頁）；[227]劄奇斯欽：《中原與蒙古遊牧民的貿易往來與沖突》，第198頁。
[41]關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義，見[225]劄奇斯欽：《契丹反對女真壓迫的鬥争：遊牧與農耕》。
[42]巴托爾德詳細論述了西征，見[29]《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mdash457頁；[380]I.P.彼得魯合夫斯基：《1219&mdash1224年蒙古軍在中亞的遠征及其後果》。
[43][76]《秘史》，第239節（第173&mdash174頁），錯誤地将術赤對森林諸部的戰争系于1207年。
對《秘史》年代混亂的考釋，見[372]伯希和：《卡爾梅克史評注》，第1卷，第5、57頁（注39）、第60頁（注58）。
[44]黃時鑒仔細地計算了木華黎能夠使用的軍隊的數目，見[847]《木華黎國王麾下諸軍考》。
對戰役的叙述，見[390]羅依果：《木華黎、孛魯、塔思和安童》，第45&mdash55頁；以及[301]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第239&mdash282頁。
有關1217&mdash1225年蒙金戰争中宋朝的作用，見[379]查爾斯·A.彼得森：《舊幻想與新現實：1217&mdash1234年宋的對外政策》，第204&mdash220頁。
[45]在準備這一節時，我主要參考的是[391]羅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
[46][391]羅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第128&mdash132頁。
[47][598]趙珙：《蒙鞑備錄》5b；[164]E.海涅什、姚從吾編譯：《〈蒙鞑備錄〉與〈黑鞑事略〉》，第35頁（以下簡稱海涅什編譯本）。
[48][598]趙珙：《蒙鞑備錄》，13a；[164]海涅什編譯本，第79頁。
[49][312]米哈伊·阿老丁·術茲紮尼：《納昔兒史話》，第335&mdash336頁；[313]拉弗梯譯本，第2卷，第965頁。
[50][653]《元史》，卷153，第3609頁，記載劉敏于1223年被任命負責燕京（中都）地區的稅收。
這也許表明一個更有序和熟練的征稅體制在這時已被引進某些固定地區。
但在13世紀30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總起來說，還沒有證據表明一個中央控制下的統一有序的稅賦征收計劃在中國北方存在。
[51][555]姚道中：《丘處機與成吉思汗》。
[52][301]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第283&mdash308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04&mdash330頁；[262]克恰諾夫：《蒙古&mdash西夏之戰與西夏的滅亡》，第46&mdash61頁。
[53][76]《秘史》，第254&mdash255節（第189&mdash197頁）；404]《史集》，第1卷，第443頁；[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8頁。
[54][19]阿塔蔑力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頁；[18]波義耳英譯本，第1卷，第42&mdash43頁；[29]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mdash393頁。
[55][404]《史集》，第1卷，第399&mdash417頁，提供了每個單位的完整分配細目。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這個細目表&ldquo僅僅&rdquo包括在蒙古本土發展起來的那些軍隊。
雖然缺少細節，但很明顯，除了4000人的&ldquo蒙古軍&rdquo作為基幹外，三個較年長兒子中的每一個還有被征集起來的輔助軍隊供自己調遣的權力。
這樣，1227年術赤、窩闊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軍隊的數量實際上要比拉施特記載的要多出許多。
有關進一步的探讨，可參閱[470]約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與波斯的人口》，第273&mdash275頁。
[56][653]《元史》，卷115，第2885頁。
[57][76]《秘史》，第269節（第209頁）；[11]《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mdash149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183&mdash189頁；[653]《元史》，卷2，第29頁。
有關窩闊台的新稱号，見[393]羅依果：《汗、合罕與貴由的印》，第272&mdash281頁。
[58][12]托馬斯·T.愛爾森：《西征的前奏：1217&mdash1237年蒙古對伏爾加&mdash烏拉爾地區的軍事行動》。
[59][280]加裡·萊迪亞德：《蒙古入侵高麗及〈蒙古秘史〉的成書時間》，第1&mdash16頁。
[60][76]《秘史》，第269節（第204頁），記載保衛成吉思汗的那些衛士在窩闊台登極後被分給了他。
雖然大部分怯薛确實分給了窩闊台，但[406]《五世系表》（一份未出版的有關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資料），手稿1051&mdash106r，127r&mdash1，提供了一個很長的成吉思汗四個兒子的繼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ldquo個人千戶&rdquo轉到了拖雷手下，這是怯薛中最精銳的軍隊。
參見[404]《史集》，第1卷。
第555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63頁。
[61]《元史》，卷120，第2961頁。
[62]關于達魯花赤，見[68]柯立夫：《達魯花赤考》。
關于達魯花赤與八思哈之間可能的聯系，見[519]伊斯特萬·瓦撒理：《八思哈制的起源》。
[63][43]保羅·比爾：《蒙古不花剌的漢&mdash契丹管理機構》，第一次指出了他稱之為&ldquo共有的衛星式行政管理&rdquo的這些行省機構的性質，并追溯了它們的發展。
[64]有關這一家族的簡史，見[7]托馬斯·T.愛爾森：《馬合木·牙老瓦赤》。
[65][399]羅依果：《耶律楚材（1189&mdash1243年），佛教徒和治國儒者》。
[66][196]蕭啟慶：《嚴實，1182&mdash1240年》，第119&mdash122頁。
[67]有關耶律楚材的财政與行政改革，見[399]羅依果：《耶律楚材》，第201&mdash207頁；[333]尼古拉·TS.蒙庫耶夫：《關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漢文史料》，第34&mdash36頁。
[68]《元史》，卷2，第36頁。
[69]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記載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mdashb。
該書由彭大雅、徐霆撰寫，兩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mdash1236年遊曆過中國北部。
對該書的翻譯與相關部分的研究見[442]舒爾曼：《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第312&mdash318頁。
[70][5991《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編譯本，第133頁。
[71][599]《黑鞑事略》，15a&mdashb；[144]海涅什編譯本，第152頁。
[72][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mdash166、170&mdash177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09&mdash210、213&mdash215頁。
[73][653]《元史》，卷2，第35頁；卷95，第2414頁。
[74]關于這個時期儒生的處境，見[299]牧野修二：《金後期和元初期〈十經〉的翻譯》。
[75][653]《元史》，卷2，第36頁；[601]《聖武親征錄校注》，106b。
[76][653]《元史》，卷2，第37頁。
[77]關于這個時期中國北部狀況的簡要叙述，見[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78][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mdash157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198&mdash199頁。
[79][35]見波義耳：《窩闊台汗的葬地》。
[80]這個原則在成吉思汗去世時并不适用，因為他的正妻孛兒帖，有可能即位的諸子的母親，已在他以前死亡。
而且，成吉思汗最後一次疾病時間短暫，他的次妻中沒有人有機會在宮廷中建立自己的權勢。
[81]很可能她的實際稱号不是&ldquo六皇後&rdquo而是&ldquo大皇後&rdquo，即她的蒙古稱号也可合敦（YekeKhatun）的直譯。
顯而易見，這一錯誤是13世紀時在漢人作者中産生的，因為&ldquo六&rdquo和&ldquo大&rdquo在字型上是相似的。
見[397]羅依果：《論脫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mdash43頁。
[82][653]《元史》，卷2，第38頁。
[83][445]M.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國别乞銘文的錢币》。
[84]關于草原民族中繼承鬥争的性質，見[113]傅禮初：《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mdash&mdash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
[85][404]《史集》，第1卷，第445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20頁。
[86][76]《秘史》，第275&mdash276節（第215&mdash217頁）。
[87][404]《史集》，第1卷，第523&mdash524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20頁。
[88][467]R.A.斯克爾頓譯：《芬蘭地圖及其與鞑靼的關系》，第84頁。
[89][87]道森：《出使蒙古記》，第25頁。
[9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頁；[18]波義耳譯本，第254&mdash255頁。
[91][610]程钜夫：《雪樓集》，卷25，17b。
[92][87]《出使蒙古記》，第66一67頁。
關于他的阿塔畢稱号，見[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59頁。
[93][653]《元史》，卷122，第3012頁；[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mdash11a。
[94]關于這次登記的詳情和史料，見[8]托馬斯·J.愛爾森：《1245&mdash1275年蒙古在俄羅斯的戶口調查》，第36&mdash38頁。
[95][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mdash21a，叙述了1247&mdash1249年之間幾次這樣的突發事變。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88頁。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mdash85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603&mdash604頁。
[98][653]《元史》，卷2，第39頁。
袁桷也注意到了貴由計劃對拔都的進攻，見[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mdash25a。
[99]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6頁，關于&ldquo勇士&rdquo的詳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mdash218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63頁。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64&mdash265頁。
譯文引自波義耳書。
（譯者按：此處譯文引自中譯本上冊，第310頁。
） [102][638]《大元馬政記》，29b&mdash30a有關譯文見[33]鮑登和劄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54&mdash255頁。
[103]關于她非凡經曆的描述，見[425]莫裡斯·羅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第158&mdash166頁。
[104]關于這次忽鄰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記載。
見[371]伯希和：《蒙古與教廷》，第3卷，第199&mdash201頁，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頁。
[403]拉施特：《史集》，俄譯本，第1卷，第1分冊，第140一141頁。
[106]這段情節在多種獨立的資料中詳細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頁；[87]《出使蒙古記》，第147&mdash148頁；[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mdash47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574&mdash579頁。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裡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記》，第203頁；[249]剛紮克茨·乞剌可思：《阿兒馬尼（亞美尼亞）史》，第236頁。
[109]這是W.巴托爾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論點，見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頁。
[110][653]《元史》，卷3，第54頁。
[111]這一部分是以我的論文[6]《蒙哥汗時期的護衛與統治機構》為基礎寫成的。
[112]據1254年訪問蒙哥的魯不魯乞記載，蒙古人因他們的成就而驕傲，他們的遠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們投降。
見[87]《出使蒙古記》，第149&mdash150頁。
[113]這些措施的相同記載見于[653]《元史》，第45頁；[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mdash78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598&mdash599頁。
[114][653]《元史》，卷4，第51頁；[403]《史集》，第154頁。
[115][8]見愛爾森：《蒙古在俄羅斯的戶口調查》，第38&mdash52頁。
[116]關于賦稅種類的演變，見[469]約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遊牧民的稅收》。
[117][28]巴托爾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頁，首先指出蒙哥使賦稅貨币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記》，第144、169&mdash170頁。
[119]此次戰役的詳細探讨見[36]《劍橋伊朗史》，第5卷，第340&mdash352頁。
[120][468]約翰·M.史密斯：《愛音紮魯特：馬魯克的勝利或是蒙古的失敗？》。
[121]漢文文獻中有關這次戰役的最詳細報告.可在此次行動的指揮兀良合台的傳記中見到，見[653]《元史》，卷121，第2979&mdash2981頁。
亦見[147]奧托·福蘭閣：《中華帝國史》，第4卷，第316&mdash319頁。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頁。
[123]關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後與大汗的對抗，見[856]蕭啟慶：《元代史新探》，第285&mdash294頁；[54]陳學霖：《姚樞（1201&mdash1278年）》，第25&mdash28頁。
[124]關于他死亡的原因，見[462]謝爾蓋·什科裡爾：《火炮前的中國砲》，第336&mdash337頁，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126&mdash127頁。
[126][312]術茲紮尼：《納昔兒史話》第430&mdash431頁；[313]拉弗梯譯本，第2卷，第1255&mdash1257頁。
[127][653]《元史》，卷3，第45頁。
漢文曲兒隻可以追溯到格魯吉亞的典型波斯語和阿拉伯語Gurj，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2卷，第738&mdash739頁。
在這裡，他将軍隊兵分三路，目标直指王國的首都大理（見地圖29）。
地圖29 對大理的征服 在1253年12月到1254年1月之間，大理被征服了。
雖然大理的統治者曾經拒絕了忽必烈要求他們投降的命令，但首都及其居民們還是被饒恕了。
如同曾經在其他許多地方所為，蒙古人保留了當地的王朝，将其置于蒙古官員的監管之下。
國王段智興在晚些時候被送往蒙古，并且授予&ldquo摩合羅嵯&rdquo（意為&ldquo大王&rdquo）的稱号。
1254年底，忽必烈回到蒙古本土，與他的大汗兄長會面。
速不台的兒子兀良合台是蒙哥派給忽必烈作遠征軍指揮官的，他留在西南指揮進攻當地的蠻人和羅羅部落。
他的平定工作确實是成功的，1257年初，在與宋軍的一次交鋒後，他回到了甘肅北部。
從那裡，他派遣使者前往蒙哥的宮廷向大汗禀報：雲南已經牢牢地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中。
皇帝對兀良合台的成績感到滿意，因此給予他榮譽和慷慨的賞賜。
随後兀良合台又返回雲南，着手準備蒙古人對東南亞的第一次入侵。
1257年下半年，他進入安南，迫使統治該地的陳王朝逃往一個孤島以求安全。
第二年春天，安南國王意識到任何進一步地抵抗都是徒勞的，便将他的兒子作為人質送往大汗的宮廷，表示承認蒙古人的宗主權。
現在，到蒙哥親自出場的時候了，長期計劃的征服南宋的戰争開始了。
忽必烈與中國北部 蒙哥在位期間，中國北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間的關系所制約。
這種關系的基本特征，通過将忽必烈在中原的地位與旭烈兀在西亞的某些類似狀況加以比較，可以得到最好的展示。
他們所得到的相似的地位來自于大汗有意識的安排：1251年秋天，忽必烈和旭烈兀同時被授予了作為宗王的管轄範圍。
正如拉施特所指出的那樣，這一次大汗明确地而且直截了當地讓兩位王子作為他的左膀右臂。
[122]他們的任務也是完全相同的。
旭烈兀被分派在西亞擴展并鞏固蒙古&mdash&mdash拖雷系的勢力，忽必烈則是在東亞做同樣的事情。
為了實現他們的任務，兩個王子分别得到了由怯的不花和兀良合台指揮的蒙古野戰軍隊，這兩人是蒙哥從自己的私人護衛裡選拔出來的。
出于行政管理的考慮，兩個王子被允許各自建立一支由當地的專門人才組成的官員隊伍&mdash&mdash旭烈兀手下主要是中亞的回回人，忽必烈手下則是漢人，以幫助他們管理他們的領地。
然而蒙哥保留了在兩個兄弟的管轄範圍之内任命或解除重要官員職務的權力。
換句話說，二者都是&ldquo伊利汗&rdquo，也就是從屬的汗，他們對各自領地所擁有的權力，完全取決于大汗的意願。
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土地都是在再次分配中由他們的長兄所授予的，而不像術赤系和察合台系在成吉思汗進行最初的封賞時就得到了各自的土地和封号，所以他們二人都沒有得到像其他地區的汗一樣的地位。
盡管他們的地位實際上相同，他們的職責也完全一緻，但兄弟二人和蒙哥的私人關系卻在幾個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拿旭烈兀來說，他滿足于他的身份。
他通過正式采用伊利汗這個稱号的方式大肆宣揚他對大汗的服從，而且，根據記載，他從未與蒙哥發生嚴重的争執。
作為另一個臂膀的忽必烈，是比較難駕馭的。
他時常向大汗的權威挑戰。
深藏不露的觊觎大汗權力的野心，使忽必烈對中央政府進行詳細的研究，還經常與大汗及其代表發生沖突。
例如，1252年，他與不隻兒發生争執，因為他發現對方過于傾向将在法律上犯有小過失的漢人臣民處死。
毫無疑問，在這一年，由于那些試圖阻止把回回的理财方式引入中國的儒生謀士的影響，忽必烈及時向大汗表示了他對花剌子模人馬合木·牙老瓦赤被重新任命為中國北方行省首腦的不滿。
随後在馬合木·牙老瓦赤與忽必烈在行省的代表趙璧之間出現的關于管理方式的沖突，其實不過是反映了大汗與忽必烈之間不斷增長的緊張關系而已。
在忽必烈管理中國北部的問題上，他們之間最嚴重的對抗爆發于1257年。
事件的發端在1251年。
這一年，忽必烈獲得了對中國北部的宗王管轄權，他當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陝西）和邢州（在今河北）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計劃在這些地區重新建立中國模式的政府，使這些地區經濟得到複蘇。
1252年，當蒙哥宣布他決定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時候，忽必烈采納了他最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樞的建議，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戰略要地又極富饒的渭水流域作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
過了兩年，在雲南戰役及與大汗的會面之後，忽必烈回到封地，倚仗謀士們的幫助，繼續着他對管理體制改革和使經濟恢複元氣的努力。
他在京兆進行的工作，就像在河南和邢州所做到的一樣，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和進步，而且在1257年以前一直沒有受到幹擾。
1257年，蒙哥對忽必烈的行為發動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規模調查。
他有理由懷疑他的兄弟試圖在京兆及河南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基礎，并且可能借此對汗位發起挑戰。
開始進行調查的理由顯然是因為有人控告在陝西存在着貪污受賄的情況。
領導調查的是哈剌和林護衛軍的副長官阿藍答兒。
他率領的調查組迅速地前往陝西和河南地區，查封了大批行政檔案，下屬地方官員都受到了嚴厲的審問。
基于他們所發現的情況，在報知大汗并得到了準許之後，調查機構将忽必烈任命的陝西宣撫使罷免，并且迅速将他的一些下屬處死。
為了進一步表現大汗的權力，蒙哥命令在這個省份征收特别稅。
這種稅在對其支付和運送方法稍作調整後，實行全額征收。
受到了這種颠倒黑白傷害的忽必烈，此時尚無力與大汗對抗。
按照姚樞的勸告，他采取了惟一可以選擇的行動，在1258年初前往蒙古本土，以此重申他對大汗的忠誠，并請求他長兄的原諒。
後者從這一謙恭的行動中得到了安慰，雖然嚴格地制約了忽必烈管理中國北部的權力，但是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懲罰措施。
蒙哥先發制人的清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現在他認為事情已經結束，而且作為對忽必烈恢複了信任的表示，大汗邀請他那悔過了的弟弟協助策劃并實施進攻宋朝的第二階段的戰役。
[123] 攻宋與蒙哥之死 當兀良合台所指揮的雲南戰役看來已必勝無疑的時候，蒙哥開始認真考慮對南宋進行大規模的正面攻擊。
從1254年開始，蒙古人沿南宋北部邊界的襲擊和偵察活動增加了，同時展開了政治攻勢，其目的是促使宋朝邊境官員叛逃。
1256年的夏天，以宋朝扣押蒙古使者為理由，大汗正式宣布了攻擊宋朝的意向，并為這一軍事行動的計劃進行了初步的商讨。
1257年初，進攻部隊被派往南方，蒙哥決定親自指揮參與此次戰役的三路兵馬中的一路。
一年以後，大汗在前往南方的路上經過戈壁，在那裡他會見了忽必烈和其他宗王，仔細檢查即将到來的戰役的細節。
在1258年春天，蒙哥和他的軍隊抵達甘肅的六盤山，并建立了臨時的大本營。
他在這裡度過了五月，為長驅直入四川做最後的準備。
盡管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時候，四川曾被蒙古部分地占領過，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南宋的手中。
宋的統帥調動可以利用的所有軍隊以加強散布在這一地區各處的堡壘城市。
因此，蒙哥将他的軍隊劃分為三支獨立的隊伍，然後着手一個接一個地攻陷那些堡壘。
大汗作為其中一支軍隊的指揮官，于1258年秋天攻入四川北部，通過猛烈的攻擊占領了一些城市，随後到達了自1253年起就在蒙古人掌握中的利州。
在檢查了利州的防禦工作之後，他移師前往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帶。
在那裡，他将1258年的剩餘時間都用來圍困各城市，還接受了為數頗多的南宋官員的投降。
1259年初，他揮師前往四川西部進攻雅州（今雅安），于一月将其攻克。
然後，蒙哥回師向東，挺進到嘉陵江畔的一個主要堡壘城市合州，并在其周圍集結了數量可觀的軍隊。
對這座城市的攻擊于2月開始，戰事在整個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
但是，合州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成功地擊退了蒙古人的進攻。
七月，由于無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圍。
在留下了3000人對合州加以封鎖以後，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隊前往襲取四川南部的重慶。
在此期間蒙古軍的兩支偏師投入了戰鬥，從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領土。
當蒙古宗王塔察兒在東翼謀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時候，忽必烈在1259年八月統領中路軍在湖北開辟了新的戰線，進攻長江中遊的南宋城市鄂州。
與這些戰役相配合，兀良合台統軍自雲南南部向東北進入南宋疆域，其目标是與忽必烈的軍隊會師長江。
現在，蒙古野戰軍隊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發動了攻擊，宋朝的防線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偏安的朝廷處在生死關頭。
終于，他們所面對的不幸局面得到了暫時的緩解。
1259年8月11日，因為痢疾，或者是因為在合州城外的山嶺中被宋的抛石機擊中所受的創傷，蒙哥死了。
[124]他的将領們停止了在四川的行動，将他的遺體運回北方，并将他的死訊通知皇族。
一個月後，忽必烈得知了長兄的死訊，他立即終止了對鄂州的圍攻，同時取消了所有即将對江南進攻的進一步計劃。
對宋朝來說，蒙哥之死意味着他們得到了二十年的喘息機會。
而對蒙古帝國來說，此事帶來了一場新的引起分裂的繼位沖突，其所造成的傷害是永遠無法完全恢複的。
結語：處在内戰前夜的帝國 蒙古帝國在蒙哥的統治下達到了勢力的巅峰。
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國的權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資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對西亞及高麗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統治擴展到了中國西南部，并開始了對宋的戰争。
但即使他有着如此衆多的成就，蒙哥仍應對在他死後立即出現的傾軋和沖突負有重大責任。
作為中央集權的擁護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錯誤和疏忽，給統一的帝國播下了造成其永遠分裂的内戰（1260&mdash1264年）的種子。
在這些錯誤中最具破壞性的是蒙哥沒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個無可置疑的繼承人。
衆所周知，蒙哥從未對繼承人問題表态。
他或許曾經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裡不哥有優先權，因為在蒙哥于1258年啟程前往南方的時候，阿裡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
但如果這确實是他的意圖，那麼考慮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沒有進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選擇，或者加強阿裡不哥的權勢。
所以，這種含糊的狀況導緻了忽必烈和阿裡不哥為了繼位的權利而鬥争。
拖雷系的分裂進而給其他支系那些心懷不滿的成員提供了一個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經常相互沖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機會。
幸存下來的察合台系諸王仍然承受着因為蒙哥對他們家族大清洗所帶來的痛苦，乘機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獨立汗國。
1260年。
察合台的一個孫子阿魯忽輕易地廢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領、他的堂兄弟木八剌沙。
此後，對阿富汗斯坦和東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國幾乎不間斷地與伊朗的伊利汗國以及中國的大汗作戰。
窩闊台系對于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樣表示出了獨立的姿态。
窩闊台的孫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個對帝國權力表示蔑視的。
1256年，他逮捕了一個大汗派來的使者，并且拒絕将其送回宮廷。
當時，蒙哥大概正專注于指揮即将爆發的攻宋戰争，所以沒有對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動。
後來，當繼承權之争在忽必烈和阿裡不哥間爆發的時候，海都盡其所能促使争端激化，希望能夠使拖雷家族徹底崩潰。
[125]作為窩闊台系一員，他自然認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專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組織起一個中亞蒙古宗王的聯盟，以對抗忽必烈及其繼任人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4世紀初期。
在被迫對海都進行長時間而且代價昂貴的戰争的忽必烈看來，蒙哥沒有在窩闊台系的維護者們最初顯露出反叛的迹象時将其撲滅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大錯。
在術赤王國，也有麻煩在醞釀。
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兩個短命的後裔經過蒙哥的批準後先後即位，先是他的兒子撒兒塔（在位時間約是1255&mdash1257年），而後是他年幼的孫子兀剌赤（在位時間約是1257年）。
兀剌赤死後，拔都的一個兄弟别兒哥登上汗位，同樣獲得了蒙哥的準許。
别兒哥剛剛昄依伊斯蘭教，1260年的時候，他支持阿裡不哥，并且發動了對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戰争。
一些當時的穆斯林曆史學家[126]把别兒哥對伊利汗的仇恨歸結為一個虔誠的教徒無法容忍在伊斯蘭世界長期以來的宗教中心巴格達發生的暴行和破壞，但是他對旭烈兀不滿的真正原因是關于外高加索的支配權。
1252年，蒙哥将格魯吉亞（曲兒隻）[127]封給别兒哥，但是旭烈兀出于對這個人口稠密的國度的貪心，對術赤系宗王在該地的權利置之不理。
這一侮辱激怒了别兒哥，他與伊利汗的主要敵人埃及馬木魯克王朝結盟，于1262年侵入伊朗。
一個有着蒙古皇室血統的宗王為了與另一個蒙古汗王争奪而與異族勢力結盟，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繼位危機使大部分在蒙哥時代隐藏在假象之後的、蒙古諸王間的個人恩怨和領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
1264年忽必烈擊敗阿裡不哥的決定性勝利未能根除深層的分裂。
充其量恢複起來的團結也是暫時的，而且非常脆弱。
無論如何已經有四個獨立的汗國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單獨的利益和目标。
隻有伊利汗國對忽必烈保持着忠誠，依舊承認居于中國的大汗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但即使是他們，也在處理自己的内部事務的時候行使着廣泛的自治權。
四大汗國彼此間繼續相互影響，直至進入14世紀。
他們都是作為主權國家而存在。
他們之間締結聯盟，互相攻伐，交換使節，進行商業貿易。
以元朝的中國和伊利汗的伊朗為例，他們之間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響的大量計劃。
但是四大汗國再也沒有在某次共同的軍事行動中齊心協力。
進攻南宋和阿拔斯哈裡發國是蒙古帝國最後一次聯合軍事行動。
蒙古人将所有已知世界置于他們統治之下的企圖，從未能實現。
*** [1][168]韓百詩：《成吉思汗》，第7&mdash22頁，充分探讨了12世紀蒙古諸民族的曆史和分布情況。
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
雖然這一成果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廣泛研究的基礎之上。
[2]關于蒙古的社會和經濟，見[228]劄奇斯欽、保羅·海爾：《蒙古社會與文化》，第19&mdash72、245&mdash296頁；[525]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第39&mdash158頁；[24]伊麗莎白·E.培根：《斡孛黑：歐亞大陸的社會結構研究》，第47&mdash65頁。
[3]見[291]拉迪·保羅·林德納的論述：《什麼是遊牧部落？》。
[4][231]道格拉斯·L.約翰遜：《遊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亞和北非遊牧民的比較研究》，第1&mdash19頁，讨論了遊牧連續運動的概念。
[5]這幾點劄奇斯欽作了非常清楚地說明，見[227]《中原與蒙古遊牧民的貿易往來和沖突》。
[6]在[25]《匈奴帝國聯盟：組織結構與對外政策》，第45頁，托馬斯·J.巴菲爾德很有說服力地論證了遊牧部落聯盟是在與遊牧部落相鄰的定居國家的外來刺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發展的結果（即階級結構變化的結果）。
與之相反的觀點，參看[339]S.納楚克道爾吉：《中亞遊牧民族中的社會組織及其發展》。
[7]對蒙古人及相關群體的人種起源進行最廣泛讨論的，是[520]L.L.維克托羅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亦見[263]克恰諾夫，《6&mdash12世紀上半葉的蒙古》；[408]保爾·拉契内夫斯基：《室韋是蒙古人的祖先嗎？》；[169]韓百詩：《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漢、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記載為依據》。
[8]蒙古語言及其與契丹語和鮮卑語的關系的早期曆史，可參閱[290]路易斯·李蓋蒂：《拓跋語：一種鮮卑語》；和[239]卡拉：《蒙古遊牧民的書籍》，第8&mdash13頁。
[9]見[76]柯立夫譯：《蒙古秘史》，第1&mdash42節（第1&mdash10頁），以下簡稱《秘史》。
關于蒙古人與突厥人及其他内亞民族起源的神話比較，見[464]丹尼斯·塞諾爾：《傳說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mdash197頁，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孫的最詳細的記載。
[11][76]《秘史》，第52節（第11頁）。
[12][485]田村實造：《蒙古族起源的傳說和蒙古人遷徙的有關問題》，第9&mdash13頁，收集、翻譯和分析了有關這些沖突的漢文材料的絕大部分。
另外的記載，請參閱[596]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10，la；卷12，2a、3a。
[13]N.伊斯拉克讨論了12世紀蒙古人&ldquo國家&rdquo的狀況，見[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簡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論，見[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紀）》；亦見[334]尼古拉·蒙庫耶夫：《古代蒙古人簡述》。
[14]有關鐵木真的出生日期，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281&mdash288頁（譯者注：中國學者多認為鐵木真出生于1162年）。
[15]有關這一情況，見[217]弗吉克·伊索諾：《&ldquo安答&rdquo關系初探》。
[16][76]《秘史》，第123節（第55頁）記載說，這時的鐵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汗的稱号（海洋般的統治者）。
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統一蒙古諸部後，于1206年後這一稱号才被授予。
[17]見[168]韓百詩：《成吉思汗》，第47、57頁。
[18]雖然進攻塔塔兒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證實&mdash&mdash見[375]伯希和與韓百詩譯注：《聖武親征錄》，第1集，第195&mdash199頁&mdash&mdash但王汗複辟的時間仍有分歧。
[409]保爾·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動》第48&mdash49頁論證說，王汗的複辟直到1197年才發生，因而他沒有參與1196年對塔塔兒的戰争。
[761]李則芬：《成吉思汗新傳》，第104&mdash105、107&mdash108頁，主張王汗參與了對塔塔兒的進攻，然後流亡，後來于1198年在鐵木真的幫助下恢複了權力。
按我的意見，王汗的流亡和複辟均發生在1196年以前，而不是以後，不管怎樣，他肯定參加了1196年對塔塔兒人的進攻。
[19][76]《秘史》，第133節（第62頁）。
關于蒙古文化中複仇的重要性，見[64]拉裡·V.克拉克：《〈蒙古秘史〉的複仇主題》。
[20]這個有些令人費解的頭銜，也許來自契丹語。
伯希和在[373]《馬可·波羅遊記〉注釋》中曾詳細地加以讨論，見卷1，第291&mdash295頁。
[21]關于1199&mdash1202年間成吉思汗戰争的年代，材料來源中有相當多的混亂。
本節的叙述我采用了韓百詩重新訂正的年代，見[168]《成吉思汗》，第61&mdash76頁。
[22]我對從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脫，到數月後他最後戰勝王汗的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的透徹研究為基礎的。
見[72]《班朱尼誓約的史實性》，第378&mdash381、387&mdash392頁。
[23]亦見[409]拉契内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mdash68頁。
他論證說，鐵木真在發現桑昆的陰謀後，首先跑到合剌合勒隻惕沙地，在那兒，他被克烈人擊敗，然後，他和他的人數不多的殘餘支持者們到班朱尼避難，在那兒進行了盟誓。
[24]關于草原曆史中這一地區的戰略意義，見[318]拉裡·摩西：《内亞聯盟形成過程的探讨》，第115&mdash117頁。
[25]蔑兒乞人與乃蠻人各種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續到1219年才被最後鎮壓下去。
[26][76]《秘史》，第123節（第55頁）記載說，遠在1206年忽鄰勒台之前，鐵木真就得到了這一稱号。
如果這是确切的話，後者的會議隻不過是重新确認了這一長期保持的稱号。
然而，我更傾向于拉施特對這一事件的描述，這裡有兩點理由：首先，鐵木真在他統一蒙古之後，比在這之前獲得這一崇高稱号似乎更合乎邏輯；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錯誤地使用稱号。
[27][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08頁。
晃豁壇氏族的帖蔔·騰格裡，亦以闊闊出而知名，是鐵木真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響力的顧問。
他于1206年的忽鄰勒台後，在挑撥成吉思汗與他的弟弟拙赤合撒爾的不和的企圖暴露後不久失寵。
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這位一度強有力的薩滿在一次摔跤比賽中被蒙古統治者的另一位兄弟鐵木哥斡赤斤殺死。
有關這一情節，參看[429]讓&mdash保羅·魯：《成吉思汗朝的薩滿》，第424&mdash427頁。
[28]即使它的成員包括許多異族的、毫無聯系的種族群體，聯盟中的領導部落仍然把它的同一種族（ethnonym）（已成為有政治色彩的）加于全體之上，這是遊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29][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4&mdash38頁。
[30][385]帕維·鮑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複原及其内容》；[742]劉銘恕：《元代之戶口青冊》。
[31][653]宋潦等編：《元史》，卷124，第3048頁。
[32][76]《秘史》，第202節（第141&mdash142頁）；[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99&mdash413頁。
[33]有關蒙古軍隊的武器、訓練與紀律，見[463]丹尼斯·塞諾爾：《内亞的戰士》和[465]丹尼斯·塞諾爾：《論蒙古的兵法》。
[34]成吉思汗于1220年指定哈剌和林作為他的首都，但直到窩闊台時期的1235年才開始營建都城，見[653]《元史》，卷58，第1382頁。
[35]有關蒙古人意識形态的開拓性研究是[529]埃裡克·沃格林的《1245&mdash1255年招降歐洲君主的蒙古令旨》。
亦見羅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論成吉思汗的帝國思想基礎》。
[36]關于與突厥類似的觀念，見[158]彼得·B.戈爾登：《西歐亞大陸前成吉思汗遊牧部落的政治組織和國家觀念》。
[37][42]保羅·D.比爾：《成吉思汗興起時漢地與蒙古邊界的作用》，第63&mdash68頁。
[38]有關這一情節，見[13]托巴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第246&mdash248頁。
[39]有關對金朝的戰争，見[301]亨利·D.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中國北方》。
[40][76]《秘史》，第248節（第184&mdash185頁）；[227]劄奇斯欽：《中原與蒙古遊牧民的貿易往來與沖突》，第198頁。
[41]關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義，見[225]劄奇斯欽：《契丹反對女真壓迫的鬥争：遊牧與農耕》。
[42]巴托爾德詳細論述了西征，見[29]《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mdash457頁；[380]I.P.彼得魯合夫斯基：《1219&mdash1224年蒙古軍在中亞的遠征及其後果》。
[43][76]《秘史》，第239節（第173&mdash174頁），錯誤地将術赤對森林諸部的戰争系于1207年。
對《秘史》年代混亂的考釋，見[372]伯希和：《卡爾梅克史評注》，第1卷，第5、57頁（注39）、第60頁（注58）。
[44]黃時鑒仔細地計算了木華黎能夠使用的軍隊的數目，見[847]《木華黎國王麾下諸軍考》。
對戰役的叙述，見[390]羅依果：《木華黎、孛魯、塔思和安童》，第45&mdash55頁；以及[301]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第239&mdash282頁。
有關1217&mdash1225年蒙金戰争中宋朝的作用，見[379]查爾斯·A.彼得森：《舊幻想與新現實：1217&mdash1234年宋的對外政策》，第204&mdash220頁。
[45]在準備這一節時，我主要參考的是[391]羅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
[46][391]羅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第128&mdash132頁。
[47][598]趙珙：《蒙鞑備錄》5b；[164]E.海涅什、姚從吾編譯：《〈蒙鞑備錄〉與〈黑鞑事略〉》，第35頁（以下簡稱海涅什編譯本）。
[48][598]趙珙：《蒙鞑備錄》，13a；[164]海涅什編譯本，第79頁。
[49][312]米哈伊·阿老丁·術茲紮尼：《納昔兒史話》，第335&mdash336頁；[313]拉弗梯譯本，第2卷，第965頁。
[50][653]《元史》，卷153，第3609頁，記載劉敏于1223年被任命負責燕京（中都）地區的稅收。
這也許表明一個更有序和熟練的征稅體制在這時已被引進某些固定地區。
但在13世紀30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總起來說，還沒有證據表明一個中央控制下的統一有序的稅賦征收計劃在中國北方存在。
[51][555]姚道中：《丘處機與成吉思汗》。
[52][301]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第283&mdash308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04&mdash330頁；[262]克恰諾夫：《蒙古&mdash西夏之戰與西夏的滅亡》，第46&mdash61頁。
[53][76]《秘史》，第254&mdash255節（第189&mdash197頁）；404]《史集》，第1卷，第443頁；[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8頁。
[54][19]阿塔蔑力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頁；[18]波義耳英譯本，第1卷，第42&mdash43頁；[29]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mdash393頁。
[55][404]《史集》，第1卷，第399&mdash417頁，提供了每個單位的完整分配細目。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這個細目表&ldquo僅僅&rdquo包括在蒙古本土發展起來的那些軍隊。
雖然缺少細節，但很明顯，除了4000人的&ldquo蒙古軍&rdquo作為基幹外，三個較年長兒子中的每一個還有被征集起來的輔助軍隊供自己調遣的權力。
這樣，1227年術赤、窩闊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軍隊的數量實際上要比拉施特記載的要多出許多。
有關進一步的探讨，可參閱[470]約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與波斯的人口》，第273&mdash275頁。
[56][653]《元史》，卷115，第2885頁。
[57][76]《秘史》，第269節（第209頁）；[11]《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mdash149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183&mdash189頁；[653]《元史》，卷2，第29頁。
有關窩闊台的新稱号，見[393]羅依果：《汗、合罕與貴由的印》，第272&mdash281頁。
[58][12]托馬斯·T.愛爾森：《西征的前奏：1217&mdash1237年蒙古對伏爾加&mdash烏拉爾地區的軍事行動》。
[59][280]加裡·萊迪亞德：《蒙古入侵高麗及〈蒙古秘史〉的成書時間》，第1&mdash16頁。
[60][76]《秘史》，第269節（第204頁），記載保衛成吉思汗的那些衛士在窩闊台登極後被分給了他。
雖然大部分怯薛确實分給了窩闊台，但[406]《五世系表》（一份未出版的有關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資料），手稿1051&mdash106r，127r&mdash1，提供了一個很長的成吉思汗四個兒子的繼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ldquo個人千戶&rdquo轉到了拖雷手下，這是怯薛中最精銳的軍隊。
參見[404]《史集》，第1卷。
第555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63頁。
[61]《元史》，卷120，第2961頁。
[62]關于達魯花赤，見[68]柯立夫：《達魯花赤考》。
關于達魯花赤與八思哈之間可能的聯系，見[519]伊斯特萬·瓦撒理：《八思哈制的起源》。
[63][43]保羅·比爾：《蒙古不花剌的漢&mdash契丹管理機構》，第一次指出了他稱之為&ldquo共有的衛星式行政管理&rdquo的這些行省機構的性質，并追溯了它們的發展。
[64]有關這一家族的簡史，見[7]托馬斯·T.愛爾森：《馬合木·牙老瓦赤》。
[65][399]羅依果：《耶律楚材（1189&mdash1243年），佛教徒和治國儒者》。
[66][196]蕭啟慶：《嚴實，1182&mdash1240年》，第119&mdash122頁。
[67]有關耶律楚材的财政與行政改革，見[399]羅依果：《耶律楚材》，第201&mdash207頁；[333]尼古拉·TS.蒙庫耶夫：《關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漢文史料》，第34&mdash36頁。
[68]《元史》，卷2，第36頁。
[69]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記載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mdashb。
該書由彭大雅、徐霆撰寫，兩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mdash1236年遊曆過中國北部。
對該書的翻譯與相關部分的研究見[442]舒爾曼：《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第312&mdash318頁。
[70][5991《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編譯本，第133頁。
[71][599]《黑鞑事略》，15a&mdashb；[144]海涅什編譯本，第152頁。
[72][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mdash166、170&mdash177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09&mdash210、213&mdash215頁。
[73][653]《元史》，卷2，第35頁；卷95，第2414頁。
[74]關于這個時期儒生的處境，見[299]牧野修二：《金後期和元初期〈十經〉的翻譯》。
[75][653]《元史》，卷2，第36頁；[601]《聖武親征錄校注》，106b。
[76][653]《元史》，卷2，第37頁。
[77]關于這個時期中國北部狀況的簡要叙述，見[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78][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mdash157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198&mdash199頁。
[79][35]見波義耳：《窩闊台汗的葬地》。
[80]這個原則在成吉思汗去世時并不适用，因為他的正妻孛兒帖，有可能即位的諸子的母親，已在他以前死亡。
而且，成吉思汗最後一次疾病時間短暫，他的次妻中沒有人有機會在宮廷中建立自己的權勢。
[81]很可能她的實際稱号不是&ldquo六皇後&rdquo而是&ldquo大皇後&rdquo，即她的蒙古稱号也可合敦（YekeKhatun）的直譯。
顯而易見，這一錯誤是13世紀時在漢人作者中産生的，因為&ldquo六&rdquo和&ldquo大&rdquo在字型上是相似的。
見[397]羅依果：《論脫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mdash43頁。
[82][653]《元史》，卷2，第38頁。
[83][445]M.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國别乞銘文的錢币》。
[84]關于草原民族中繼承鬥争的性質，見[113]傅禮初：《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mdash&mdash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
[85][404]《史集》，第1卷，第445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20頁。
[86][76]《秘史》，第275&mdash276節（第215&mdash217頁）。
[87][404]《史集》，第1卷，第523&mdash524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20頁。
[88][467]R.A.斯克爾頓譯：《芬蘭地圖及其與鞑靼的關系》，第84頁。
[89][87]道森：《出使蒙古記》，第25頁。
[9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頁；[18]波義耳譯本，第254&mdash255頁。
[91][610]程钜夫：《雪樓集》，卷25，17b。
[92][87]《出使蒙古記》，第66一67頁。
關于他的阿塔畢稱号，見[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59頁。
[93][653]《元史》，卷122，第3012頁；[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mdash11a。
[94]關于這次登記的詳情和史料，見[8]托馬斯·J.愛爾森：《1245&mdash1275年蒙古在俄羅斯的戶口調查》，第36&mdash38頁。
[95][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mdash21a，叙述了1247&mdash1249年之間幾次這樣的突發事變。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88頁。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mdash85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603&mdash604頁。
[98][653]《元史》，卷2，第39頁。
袁桷也注意到了貴由計劃對拔都的進攻，見[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mdash25a。
[99]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6頁，關于&ldquo勇士&rdquo的詳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mdash218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63頁。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64&mdash265頁。
譯文引自波義耳書。
（譯者按：此處譯文引自中譯本上冊，第310頁。
） [102][638]《大元馬政記》，29b&mdash30a有關譯文見[33]鮑登和劄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54&mdash255頁。
[103]關于她非凡經曆的描述，見[425]莫裡斯·羅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第158&mdash166頁。
[104]關于這次忽鄰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記載。
見[371]伯希和：《蒙古與教廷》，第3卷，第199&mdash201頁，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頁。
[403]拉施特：《史集》，俄譯本，第1卷，第1分冊，第140一141頁。
[106]這段情節在多種獨立的資料中詳細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頁；[87]《出使蒙古記》，第147&mdash148頁；[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mdash47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574&mdash579頁。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裡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記》，第203頁；[249]剛紮克茨·乞剌可思：《阿兒馬尼（亞美尼亞）史》，第236頁。
[109]這是W.巴托爾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論點，見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頁。
[110][653]《元史》，卷3，第54頁。
[111]這一部分是以我的論文[6]《蒙哥汗時期的護衛與統治機構》為基礎寫成的。
[112]據1254年訪問蒙哥的魯不魯乞記載，蒙古人因他們的成就而驕傲，他們的遠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們投降。
見[87]《出使蒙古記》，第149&mdash150頁。
[113]這些措施的相同記載見于[653]《元史》，第45頁；[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mdash78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598&mdash599頁。
[114][653]《元史》，卷4，第51頁；[403]《史集》，第154頁。
[115][8]見愛爾森：《蒙古在俄羅斯的戶口調查》，第38&mdash52頁。
[116]關于賦稅種類的演變，見[469]約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遊牧民的稅收》。
[117][28]巴托爾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頁，首先指出蒙哥使賦稅貨币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記》，第144、169&mdash170頁。
[119]此次戰役的詳細探讨見[36]《劍橋伊朗史》，第5卷，第340&mdash352頁。
[120][468]約翰·M.史密斯：《愛音紮魯特：馬魯克的勝利或是蒙古的失敗？》。
[121]漢文文獻中有關這次戰役的最詳細報告.可在此次行動的指揮兀良合台的傳記中見到，見[653]《元史》，卷121，第2979&mdash2981頁。
亦見[147]奧托·福蘭閣：《中華帝國史》，第4卷，第316&mdash319頁。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頁。
[123]關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後與大汗的對抗，見[856]蕭啟慶：《元代史新探》，第285&mdash294頁；[54]陳學霖：《姚樞（1201&mdash1278年）》，第25&mdash28頁。
[124]關于他死亡的原因，見[462]謝爾蓋·什科裡爾：《火炮前的中國砲》，第336&mdash337頁，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126&mdash127頁。
[126][312]術茲紮尼：《納昔兒史話》第430&mdash431頁；[313]拉弗梯譯本，第2卷，第1255&mdash1257頁。
[127][653]《元史》，卷3，第45頁。
漢文曲兒隻可以追溯到格魯吉亞的典型波斯語和阿拉伯語Gurj，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2卷，第738&mdash7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