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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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哥斡赤斤，希望在意見廣泛分歧的局勢下獲利，試圖在不正式召開忽鄰勒台的情況下為自己奪得汗位。
正如方濟各會修士迦兒賓所說的那樣，因為&ldquo他想不經推舉而獲得汗位&rdquo，所以王公們集會同意将其處以死刑。
[89]這是在内部權力鬥争中第一個被殺的皇室成員。
于是貴由在一片懷有敵意和猜疑的輿論中即位。
此後的繼承危機将證明會有更多的人為此喪命，并終将損害大蒙古國的團結和力量。
貴由管理下的王國 貴由在登基的時候年屆四十，像多數蒙古王子一樣，他的青春都消耗在各項戰事上。
他曾經攻打過金朝，參加過1239&mdash1240年間征服北高加索的戰鬥。
根據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來看，他在即位以前幾乎甚至完全沒有朝政管理經驗。
貴由剛開始他的統治，就對他的支持者&mdash&mdash上至皇室宗親，下到低級書記&mdash&mdash給予大量價值昂貴的賞賜：珠寶、華麗的服飾，以及大量金錢。
波斯史料對此的記載給我們留下的明顯印象是，他在即位的時候所表現的異乎尋常的大方，并不僅僅為了展示皇家的慷慨，而是償還為了奪取汗位所欠人情的大規模政治性的報酬。
[90]實際上，在他短暫而且無所建樹的統治期間，貴由繼續着無節制地對皇室成員和軍隊進行賞賜的習慣，這大大削弱了帝國的庫藏。
作為一個善意的表示，新的大汗恢複了許多在脫列哥那攝政期間被解職的行政管理官員的職位。
中書令鎮海與他以前的同事們一起官複原職。
對突厥斯坦的管理權再一次被交給了馬思忽惕伯。
他的父親馬合木·牙老瓦赤以大斷事官（也可劄魯忽赤）[91]的名義被派去主管中國北部的行省。
脫列哥那在中原的代理人奧都剌合蠻在被免職後處死。
盡管以前的統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被重新恢複，貴由仍有可能讓他的幾個親信出掌重要位置。
其中主要是他的阿塔畢（atabeg），或者說是他的老師聶思脫裡派教徒乃蠻人合答。
按照迦兒賓的說法，合答掌握了&ldquo整個帝國的監察機構&rdquo[92]。
帝國統治方式中共同管理原則的恢複，似乎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質上都得到新大汗的認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宗王派系作為他們支持貴由登基的代價而對窩闊台系索取的讓步。
例如貴由在位的第一年，在對大名路（今河北）皇家領地的管理中發生的不法之事被報告上來以後，這一關系重大的事件由兩人共同進行調查。
一個是宮廷的代表，黨項人昔裡鈴部，另一個是拖雷家族的長期随從不隻兒。
應該注意到，有趣的是，這一事件中決定性的資料，大名路的審查文件，被拖雷系的代理人所控制，而非大汗的代表。
[93]貴由的皇室同胞對帝國的事務很感興趣。
令人遺憾的是，關于這一時期帝國管理中國北部的安排和措施的資料是非常缺乏的。
就連大斷事官馬合木·牙老瓦赤的活動也不為人所知。
從僅存的記載可知，貴由的主要管理工作是盡力收集帝國人口的最新數字。
一道在中原地區進行人口調查的命令于1247年底發布。
大約在同時，伊朗和斡羅斯公國在一定的範圍内也進行了類似的工作。
在中原獲得的所有數據的記錄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保留下來。
如果這項工作确實曾經開展，可能從未完成。
[94] 一般說來，在貴由管理下的帝國政府缺乏活力，而且表現出了一種分散的傾向&mdash&mdash如果不是分裂的話。
其結果是，地方官員享有充分的機會去役使下屬的人民，而這又導緻了在中國北部的鄉村和城市中，&ldquo盜匪&rdquo和叛亂到處蔓延。
[95]中央權力的被侵蝕，部分是由于術赤系的不妥協。
但形勢由于貴由自己的領導無方而惡化。
像他父親一樣，他早年是個酒鬼，長期疾病纏身也令他付出許多代價。
在他登上汗位的時候已變得如此衰弱，以至于在管理帝國事務方面既沒有活力，也沒有興趣。
他對發揮他的臣民的力量沒有任何的全面計劃，而且由他提出的寥寥無幾的政策從未得到過有力的貫徹實施。
例如，最初，他宣布要取消一切在窩闊台和脫列哥那時期頒布的未經正式認可的皇家诏令（劄兒裡黑，jarligh）和象征權力的符牌，但是很快他自己在這一點上也變得同樣的不嚴格，以緻他的繼任者蒙哥被迫再次設法去控制這些弊端。
看來貴由所有精力都用于宴會、狩獵和時刻提防拔都上了。
仿佛是為了給帝國增加災難，貴由的放蕩走向了極端。
他不停地将數目很大的金錢和珍寶賞賜給他的支持者們，這很快就使他那些忠誠的大臣們提出了警告。
不過，宮中在這方面提出的批評，對大汗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他自己宣稱他首先希望能夠在賞賜的數目和慷慨的程度上超過他的父親。
[96]在這方面，他确實有希望達到領先地位：波斯的編年史記載了貴由在臨死的時候簽署一份字據，以國庫儲存來抵付他賞給支持者們的總價達50萬錠銀的各項奢華品。
[97]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但它清楚地表現出貴由沉溺于此并向斡脫商人借貸了大量财物。
貴由與斡脫商人們的大量交易，以及商人們因此給宮廷帶來的影響，這些表明在窩闊台的時代濫用這些斡脫商人的情況&mdash&mdash承包稅收、高利貸、侵吞款項以及勒索&mdash&mdash再次成為風氣。
貴由之死和斡兀立海迷失攝政 貴由短暫的在位期間，軍事行動很少進行，并且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内。
1246年至1247年，對湖北和安徽的宋防線發動了有限的攻擊。
大概在同一時間，西亞的新統帥宴隻吉帶在伊朗進行了一些較小規模的戰役。
蒙古在這一時期失去了其特有的侵略性與皇室成員間持續的緊張氣氛大有關系。
拔都對于貴由接掌汗位的妒忌，是造成他們之間分裂的核心問題。
這兩個人之間的公開沖突看來一觸即發，所以宗王們不願意将自己的大量軍隊投入新一輪的對外擴張中去。
帝國正處在内戰邊緣，即将成為敵人的王公們為了不可避免的軍事沖突而節約使用自己的力量。
雖然史料叙述比較模糊，但某些證據似乎暗示，貴由以罕見的堅定與果敢先發制人，迫使拔都攤牌。
1247年秋天，大汗離開了漠北，前往他在葉密立河流域的分地，詭稱是一次巡視。
實際上，他以後的行動表明，所謂&ldquo巡視&rdquo的真實意圖是他想不引人注意地進入準噶爾地區的适當位置，以便向他的敵人在西部的領地出其不意發動襲擊。
究竟是什麼事情&mdash&mdash如果曾經發生過的話&mdash&mdash促使他決定在這一特定時間前去攻擊術赤系已無從可考。
無論如何，貴由一抵達準噶爾，就着手整編和擴充他的軍隊，為即将開始的攻擊做準備。
大汗發布诏旨，命令&ldquo蒙古人戶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魯（蒙語：badur）&rdquo[98]。
因為後者是皇家衛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用做大汗的前鋒部隊或者精銳突擊部隊。
[99]很明顯，貴由對不久即将開始的進攻行動做了反複考慮。
大汗的準備工作完成以後，便于1248年春天離開了準噶爾的營地，率領大批軍隊，向西前進。
此時拔都駐軍于阿剌豁馬黑，此地位于巴爾喀什湖以南，正處于貴由大軍的行軍方向上。
在這個關頭，拖雷的寡婦，表面上看似與窩闊台系關系很好的唆魯和帖尼别吉秘密遣人前去警告拔都，要他注意大汗的動向以及敵對意圖。
這個行動明顯的是要為她精心安排的将其子蒙哥推上帝國寶座的計劃争取術赤系的支持。
拔都及時得到了警告，整軍待戰。
貴由虛弱的身體終于支持不住了，他死于橫相移兒，該地離畏兀兒人的夏都、位于天山北坡的别失八裡有一周路程。
一場醞釀已久的對抗終于被避免了，戰争随着貴由的死亡而煙消雲散。
貴由的遺體按照他的遺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意願，被運回他在準噶爾地區的分地加以埋葬。
盡管拔都對窩闊台系的敵意是公開的，但他仍然承認斡兀立海迷失在忽鄰勒台推選出新大汗之前作為帝國攝政者的權利。
不過，她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因為拔都規定她必須保留死去的大汗的大臣和官員們的職位，而且在脫列哥那時代曾經發生的對管理人員的大清洗将不會再被寬恕。
[100] 不同于迅速集結在拖雷長子蒙哥周圍的反對派們，窩闊台系很難為空着的汗位确定自己的候選人。
斡兀立海迷失被迫在平息自己家庭内部的不和上花費大量時間，同時還要阻止拖雷系的合法候選人登上汗位。
按照志費尼的叙述，在這種形勢下，空位期間政府很少處理公務，不過是在&ldquo跟商人交易，臨時撥款給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層驿使和稅吏而已&rdquo[101]。
關于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期間帝國定居地區實行稅種和稅率的細節十分缺乏，但是《大元馬政記》[102]中記載的對遊牧民的牧群征稅（khubchir，忽蔔赤兒）的資料是可以查到的。
這種稅構成了遊牧人口對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義務。
按照保存在《大元馬政記》中的法令所規定的細目，這種稅最初在1234年的時候确定每百頭牲畜納一頭的比例。
根據這種制度，擁有牲畜數目少于百頭的牧人根本就不必納稅。
不可理解的是，按照1250年7月發布的诏令，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顧問将稅率做了大幅度的調整，上升到每十頭牲畜要交納一頭。
我們很難弄清這一措施背後的依據，因為其結果很可能減弱而不是加強了帝國關鍵的核心力量&mdash&mdash遊牧民&mdash&mdash對窩闊台系競争汗位的支持。
在這方面的短淺目光表現了窩闊台系全體成員的愚蠢無能，他們把汗位留在家庭内部的努力徒勞無功，更顯示出這一點。
帝國的極盛：蒙哥汗時期，1251&mdash1259年 蒙哥和他的對手 因為内部分裂且無法産生一緻的候選人而使自身團結起來的窩闊台家族，很快便發現他們對汗位的觊觎受到成吉思汗後裔的另一支拖雷家族的有力挑戰。
拖雷家族為了這個時刻已在拖雷的寡婦唆魯和帖尼别吉（死于1252年）領導下做了長期的準備。
她是一個頗有能量和政治才能的女人，自從1232年丈夫死後便主持家族的事務。
[103] 唆魯和帖尼别吉為把她的兒子蒙哥推上汗位進行了周密的策劃。
首先，她孜孜不倦地塑造拖雷家族慷慨和無私地為帝國效勞的形象。
為了使這一目的合乎道義，她使她的家族在爆發于13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諸王争鬥中保持中立，并且溫順地接受了忽鄰勒台的各種決定。
同樣，根據她的意見，拖雷家族一直和在位的大汗合作，并用他們的大量軍隊支持帝國的出征。
盡管有些做作，這種精心造成的堅定地忠于成吉思汗遺訓的聲譽，後來被用來證明拖雷家族的道德品質适合擔當帝國最高職位。
唆魯和帖尼别吉還帶頭為蒙哥問鼎汗位向其他家族尋求支持。
在和窩闊台家族保持友好和适當關系的同時，她和她的家庭私下培養與術赤家族的友誼，對拔都日益衰退的健康表示強烈的關心，給予他作為成吉思汗家系中長者的首領應受到的尊敬。
由于敵視窩闊台家族，同時也因為他自己對汗位缺乏興趣，拔都在拖雷家族追求汗位時很自然地與之結成同盟。
當貴由打算揮軍西進時，唆魯和帖尼别吉及時向拔都發出了警告，這正是兩個家族達成秘密諒解而聯結在一起的必然結果。
在貴由汗死後，術赤家族立即公開表示他們與拖雷家族的事業休戚相關。
拔都決心使窩闊台家族不再擁有汗位，所以急速地在阿剌豁馬黑（他曾在該處等待貴由軍隊的到來）召集一次忽鄰勒台，表明他将選擇蒙哥為大汗。
窩闊台家族拒絕參加這次忽鄰勒台，他們宣稱，新汗的選舉應在斡難&mdash&mdash怯綠連地區舉行。
他們的這個理由得到察合台諸子的支持，因此得以推遲會議的召開。
但是，除了阻止立即确認拖雷家族的候選人之外，窩闊台家族很少有作為。
貴由的兩個兒子腦忽和忽察都公開要求嗣位，還有他們的堂兄弟失烈門，三人各建立自己的宮廷，每個人都有一群支持者，結果是斡兀立海迷失無法使之形成針對敵手的共同陣線。
與此同時，蒙哥的支持者未被早先的抵制所阻擋，仍堅持勸說窩闊台家族成員參加會議。
在施展了種種花言巧語之後，拖雷家族的代表終于成功地與忽察和腦忽達成協議：如果他們不能親自前來，至少會派代表參加忽鄰勒台。
在此基礎上，由拖雷系和術赤系控制的阿剌豁馬黑大會在1250年舉行。
[104] 拔都開宗明義，他建議由蒙哥繼承汗位，并主張立即給予确認。
正當忽鄰勒台打算這樣做時，一名來自斡兀立海迷失處的使者意外到達，建議失烈門為窩闊台家族的候選人。
對于失烈門來說，現在提出來已為時過晚。
在申辯時，使者指出，窩闊台曾正式指定失烈門為他的繼承人，拖雷家族反駁說，已故合罕的訓令早已為他的家庭公然違背，這一理由不再有效。
[105]失烈門的代言人難以反駁這種論點，隻得坐下。
拔都和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命令與會者擁戴蒙哥為大汗，人們未經進一步辯論就照辦了。
在适當的緘默以後，蒙哥登上了汗位。
然而，出于對蒙古傳統和對他們對手批評的敏感，拖雷家族決定在斡難&mdash&mdash怯綠連地區召開第二次忽鄰勒台，正式确認新汗并舉行登基儀式。
在過渡期間，唆魯和帖尼别吉與拔都再次試圖說服敵對家系的成員心平氣和地接受蒙哥的當選。
經過一年的努力，少數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成員投靠拖雷家族。
有了這些背叛者掌握在手中，第二次也是正式的忽鄰勒台于1251年夏在闊兀帖阿闌召開，這是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之地。
拔都自己沒有參加，但卻派去了他的兄弟們和兒子們，帶着一支龐大的護衛軍。
出席的還有成吉思汗兄弟的後裔以及少數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諸王。
因此，表面上，成吉思汗家族的各支系都有代表與會。
不出所有人意料，沒有任何反對就認可了上一次對蒙哥的選舉。
在接着舉行的慶典上，新大汗特别關心那些脫離本家族前來與會的人，為他們做出的犧牲給予慷慨的賞賜。
那些抵制兩次忽鄰勒台的人們現在面臨困難的選擇：要麼默認既成的事實，要麼設法廢黜大汗。
在與家族協商後，落選的窩闊台系候選人腦忽和失烈門在兩者之中選擇了後者，決定采取孤注一擲：公開宣布他們前往參加即位典禮，向蒙哥表示祝賀，并承認他的權威，暗地裡決意刺殺沒有疑心的大汗和他最接近的支持者。
他們的大膽而又準備得很好的計劃幾乎成功，但由于純粹的偶然事件而突然暴露。
為了尋找一頭丢失的牲畜，蒙哥家中的一名馴鷹人偶然遇到一輛失烈門辎重車隊的馬車，它是因損壞而落在後面的。
他發現不少武器被秘密地藏在車中，便急忙回到大汗營帳，警告他的主人可能遭到襲擊。
心存懷疑的大汗一旦清楚了這個情報是真實的，便派遣他的禁衛首領忙哥撒兒處理這一威脅。
陰謀家們并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已經洩露，被輕易地解除了武裝并且遭到逮捕。
[106]分裂和愚笨使窩闊台家族失去了汗位，而他們為挽回損失而貿然采取的行動，不久就使他們中的許多人付出了生命。
清洗、統一和正統 為諸王的陰謀所警覺，蒙哥擔心出現更多的危害自己生命的陰謀，同時渴望報複，便發動了一次無情的廣泛的清洗。
術赤系和拖雷系的軍隊組成一個巨大的捏兒格（蒙古語，意為士兵排成半圓形的戰鬥隊列），并且下令肅清待罪諸王在蒙古、準噶爾地區和突厥斯坦的同謀。
已經在監禁中的待罪諸王則由大汗親自審問。
忽察、腦忽、失烈門和其他後來牽連到陰謀之中被證明有罪的人，起初被流放，或監禁在軍營之中，随後被全部處死。
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門的母親合答合赤同樣受到審訊。
她們被帶到唆魯和帖尼别吉的營帳，并被指控謀反和使用巫術。
在飽受屈辱和虐待以後，她們都被處死，或者如一些資料所說，被允許自殺。
窩闊台和貴由的大臣鎮海、合答以及他們的同僚，被帶到蒙哥的大斷事官忙哥撒兒面前，他們被宣告犯有唆使腦忽和失烈門叛亂之罪，需用生命來抵償。
作為窩闊台系長期的家臣，他們不能改變效忠的對象和進入新的政權，因為一個蒙古親王與他的家臣總是榮辱與共的。
地位較低的人物則由蒙哥派遣到帝國各地的斷事官（劄魯忽赤）審查。
例如，在阿富汗斯坦的也裡，一個親察合台系的書記被蒙哥的代理人定罪，在進行泛泛的審問以确定這個地區的蒙古官員反拖雷系的程度之後，被處以死刑。
[107]即使在遙遠的伊拉克，斷事官也設法查出并懲罰反對者和叛亂者。
這場血腥的清洗決不僅限于皇家和政府官員，它涉及到了所有附屬國家的首腦，他們每個人都被要求親自前往哈剌和林谒見新的合罕。
那些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拖雷系的人得以保全地位，而那些表示同情窩闊台系的人們則被迅速消滅。
畏兀兒的亦都護撒林底被發現與斡兀立海迷失結成同盟，便根據蒙哥的命令被斬首。
亦都護的兄弟和繼承人玉古倫赤曾向拖雷系表示忠誠，充當了撒林底的劊子手。
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位于伊朗境内的一個附屬國起兒漫的統治者身上。
受害者的總數已無法知道，但無可置疑是個大數目：忙哥撒兒聲稱他親自審問和處死了77個大臣和官員，根據當時包括蒙哥自己在内的目擊者的證言，毫無疑問，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的隊伍相當可觀地縮小了。
[108]顯而易見能從蒙哥的羅網中漏脫的反對者很少，因為在他統治的其餘歲月中，宗王的反抗是個别的。
拖雷系的勝利自然導緻皇族宗王間關系的較大調整。
首先，蒙哥于1251年安排他的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别管理中原和西亞地區的時候，實質上創造了兩個新的地區汗國。
通過這個行動，他鞏固了拖雷系對帝國中大多數經濟上出産豐富的地區的控制，而且因此加強了他對其他皇室族系的權力。
那些屈服于大汗的窩闊台系的成員被授予廣泛分散在内亞的領土。
窩闊台的一個孫子海都被賜予巴爾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城，他的兄弟滅裡得到了沿也兒的石河的土地。
結果，&ldquo順從的&rdquo窩闊台系的成員對自己的地位沒有什麼辦法，并且謹慎地彼此分離起來。
在海都複興家族的時機來臨之前，這種情況将持續近二十年。
關于察合台系，在位的親窩闊台系的也速蒙哥汗被廢黜并處死，由他的侄子&mdash&mdash曾在1242至1246年間掌權的哈剌旭烈兀取代他。
由于貴由支持也速蒙哥而被免職，哈剌旭烈兀因此被激怒，并成為拖雷系早期的擁護者。
他是一個多病的人，死在前往他位于中亞的斡耳朵（營帳）的道路上，根據皇家的法令，他的小兒子木八剌沙繼承他，由他的寡婦兀魯忽乃攝政。
這樣，兩個競争的族系暫時變得衰弱，而且順從大汗的意志。
蒙哥與拔都的關系必然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基礎上處理的。
就譜系而言，術赤系長于蒙哥，并且在争奪汗位的鬥争中是蒙哥的主要支持者。
因此大汗給予拔都特殊的尊敬，并對他的援助表示極大的感謝。
但這并不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拔都是一個最強大的汗位擁立者，他保證拖雷系擁有汗位，從而使自己獲得帝國的西半部為報答。
[109]事實上，拖雷系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實力強大起來。
唆魯和帖尼别吉是真正的汗位擁立者，而且拖雷系掌握着大部分成吉思汗的軍隊，這使實力的天平傾向他們一邊。
實際上，蒙哥從來未曾在外交或軍事事務上給拔都以任何皇家特權。
到達術赤系領土的外國使節通常被轉送到哈剌和林與大汗直接進行談判。
大汗能夠而且确實從術赤系的軍隊中調派相當大的分遣部隊參加其他皇室族系成員獲利的戰役，例如在1257年至1258年旭烈兀攻擊報達的戰争中就是如此。
金帳汗國的内部事務由兩者共同管理：一切主要的行政工作&mdash&mdash實行人口調查、征集賦稅和類似的事情&mdash&mdash由大汗和術赤系的代理人共同承擔。
在理論上，共同管理的原則在其他地區的汗國同樣起作用，但實際上，隻有在金帳汗國的範圍之内二者是平等的。
在帝國的其他地方&mdash&mdash中亞、中原、伊朗&mdash&mdash皇帝明确地占據着對其轄下的汗王的統治地位。
在加緊鞏固自己勢力的同時，拖雷系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正統問題上。
繼承權明顯地引起了争論，蒙哥感到有必要向全體蒙古人民證明他的即位是正當的。
在關于繼承權的争論中，拖雷系通過強調兩次忽鄰勒台的&ldquo合法性&rdquo鞏固了蒙哥的執政地位。
他們指出皇室的所有支系都曾派出代表，所以會議也因此宣布了合法的一緻意見。
相反地，他們強調，窩闊台系不講信義地背叛了正當組成的忽鄰勒台的決定。
為使這個消息傳遍各地，實行清洗的審判被當成講壇，窩闊台的宗王們自己在法庭上陷入了絕境，供認了他們的罪行，承認兩次忽鄰勒台的合法性。
蒙哥因此合法擁有了王冠。
為了支持他們對汗位的所有權，拖雷系将蒙哥描繪成成吉思汗傳統的化身，一位惟一不屈不撓恪守劄撒的規範并具有執政資格的人。
蒙哥本人自豪地主張&ldquo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rdquo[110]，簡潔地概括了拖雷系這方面的情況。
為進一步地努力使他們自身遮蔽在祖先的覆蔭之下，1252年，拖雷系開始正式地對成吉思汗表示崇拜。
同時，埋葬在父親身邊的拖雷被追封為汗，并且也成為官方倡議的崇拜對象。
為反駁拖雷系的說法，窩闊台系隻是争辯成吉思汗在指定窩闊台為他的繼承人，曾經打算将汗位保留在他第三個兒子的家族裡，因而，無論蒙哥得到什麼資格或認可，都不能被認為是合法的大汗。
當然，他們的前提是，拖雷系有争議的繼承權源于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在這個問題上的聲明互相矛盾。
無論拖雷系的這些或其他斷言是否真實都不是關鍵，重要的是拖雷系廣泛而且有效地傳播了有利于他們的合法繼承權的可信的事實。
政府機構 早在即位之前很長時間，蒙哥就為了可能将轉移到拖雷系手中的皇家權力建立了一個影子政府。
[111]新的中樞機構代替了由鎮海和合答為首的政府，以皇家護衛軍的指揮官忙哥撒兒為首腦。
忙哥撒兒是一個來自劄剌兒部的蒙古人，職位是也可劄魯忽赤。
他負責管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務，并監督諸王分地的管理。
僅次于他的是克烈部的孛魯歡，一個聶思脫裡派的基督徒。
他負責書記和财産管理，安排會見，并且随時記錄大汗的旨意。
忙哥撒兒死于1253年，此後，孛魯歡繼承了死去的同僚的職位，但未改變他原先的職能。
在兩屆政府中，中樞機構在漢語中都被稱為中書省，其下再劃分出幾個部，各自有自己的長官。
這些部分别負責祭祀和薩滿、管理斡脫商人、驿站（站赤），以及國庫和武器庫。
在政府的上層官員中，掌權的幾乎都是蒙古人。
然而具體辦事人員，大多數都是非蒙古人，因為每個上層官員都需要一大群能流利地使用帝國疆域内各種主要語言&mdash&mdash比如漢語、吐蕃語、畏兀兒語、黨項語、波斯語以及蒙古語的書記，以協助他進行工作。
辦事機構是如此之大，保存的記錄是如此廣泛，以至哈剌和林的1/3歸他們專用。
他們在許多大營帳中生活和工作，并且經常陪同大汗出巡。
根據一種固定的制度，蒙哥用他自己的扈從以及拖雷系的部衆充實了中央政府，其核心人物都是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來的。
忙哥撒兒和孛魯歡的經曆顯示了這種選拔人才的模式。
最初這兩個人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護衛裡擔任低級職務。
成吉思汗死後，他們的家庭由拖雷繼承，從此忙哥撤兒和孛魯歡開始了在拖雷護衛中任職的生涯。
拖雷死後，這兩人都為唆魯和帖尼别吉效力，并且在蒙哥即位前的年代裡被提升到了蒙哥家族機構中顯著的地位。
這種選拔和效力的模式在低階官員中同樣适用。
中書省裡所有的漢人書記的經曆都從擔任拖雷或蒙哥的怯薛中的必閣赤開始。
總之，蒙哥手下所有官員的能力和忠誠都在拖雷系完全控制政府之前而效命于拖雷系的年代裡被考驗并進一步證實了。
在早期的蒙古帝國裡，試圖在這種選拔的過程中區分出護衛、家族和中書省有什麼機構上的明确差别是困難的，這樣做也許是沒有意義的。
從任何角度來講，它們都是一個統一體，它們同時作為護衛機構、精銳軍隊、法庭和帝國政府而存在。
在中書省之下，蒙哥保留了由窩闊台最初設立的地區行政機構體系。
這些機構被恰當地稱為行省（漢語稱作行中書省），實際上是中書省的分支機構。
蒙哥選擇的掌管這些行省的人&mdash&mdash中原的馬合木·牙老瓦赤，阿母河的馬思忽惕伯，還有伊朗的蒙古斡亦剌部人阿兒渾阿哈&mdash&mdash都是自貴由時代留下來的。
這三人之所以能夠在政權的更替中生存，是因為他們都是有經驗的行政官員，而且，至少從理論上講，他們是在帝國定居部分中成吉思汗整個族系的代理人。
蒙哥尊重在各地區共同掌權的原則，允許有關蒙古諸王各自任命代理人（在波斯的記載中稱作&ldquo那可兒&rdquo）在行省任職。
例如，在中原，馬合木·牙老瓦赤的主要助手是忽必烈的一個漢人助手趙璧。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花剌子模人的另一個助手，是大汗自己家庭的長期追随者不隻兒。
同樣的情況也在伊朗通行，拔都、旭烈兀、唆魯和帖尼别吉以及蒙哥都在阿兒渾阿哈的幕府裡安插了他們指派的那可兒。
在地區一級，本地的精英人物，例如，斡羅斯公國的貴族和吐蕃寺院的教派通常留在适當位置，在由大汗從家臣中指定的達魯花赤（在西部地區通常被稱為八思哈）警惕的監視下執行政府職能。
這樣的管理體系本質上是在蒙哥以前諸汗時形成的。
實際上，蒙哥并非是改革者，他僅僅是運用流傳下來的制度。
然而，他是一個成功地支配着政府機構的強有力并且從不倦怠的管理者。
當然，他能夠直接驅使和牢固控制他的中書省，因為他與他的機構生活、工作、飲食都在一起。
而且在他的直接監督下，中書省從上面嚴密地監控着地方政府的工作，經常審計他們的賬簿，審查各級官員。
另外，蒙哥的那可兒被直接派往行省，從内部監視那些機構，而且，他的達魯花赤從基層仔細地檢查那些人的所作所為，向大汗報告任何反常行為。
蒙哥對他的帝國的各項管理活動&mdash&mdash從策劃到實施&mdash&mdash都了如指掌，并且專心緻志，因而在絕大多數場合他有可能不顧宗王或地方勢力的反對，推行他的政策。
皇帝的計劃 不同于他的前任貴由，蒙哥登上汗位時已胸有成竹。
他對帝國有着宏大的設想，既包括國内的改革，又包括對外擴張。
在計劃中，蒙古人民，無論是貴族還是百姓，都将注意力和精力完全投入其中，并為他的統治成功做出重大貢獻。
[112] 大汗在1251年的忽鄰勒台之後很快就首次宣布了他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要保證中央政府自由利用帝國的财物并削減諸王和官員們無限制的征稅。
[113]作為第一步，蒙哥廢除了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所發布的象征權力的牌符、印章和劄兒裡黑（诏旨）。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從他的對手那裡奪取帝國的資源，使他們不能繼續未經許可就占用物品和勞役。
他還嚴格地限制了他們使用站赤即驿站系統。
諸王、官員、宗教的顯要人物和斡脫商人早已習慣利用站赤為他們的個人需要服務，這妨礙了帝國驿傳的使用，還增加了被分配去維護驿站的平民家庭本已沉重的負擔。
此後，隻有官方授權的個人才有權力使用這個系統。
分地宗王的權力也受到嚴密的監視，如果沒有首先與帝國宮廷協商，他們再也不許對他們私人領地中的百姓随意召集和征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個帝國裡對估稅和征稅制定了統一和固定的體系。
作為保證最大征稅量的措施，大汗發布旨令，在已歸屬蒙古人統治的領土内恢複經濟；在各個戰場，破壞和屠殺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遺棄農耕地和被破壞的城市對帝國國庫毫無益處。
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難衡量的。
的确，1258年對報達的掠奪表明破壞性的行為仍在繼續。
但即使舊習性非常頑固，蒙哥仍在認真地努力去阻止對定居地區進行不必要的破壞。
事實上，嚴重違反旨意的蒙古官員受到嚴厲處罰。
1258年的某個場合，大汗鞭打了他兒子阿速帶的随從，原因是在漢地幹涉農業活動。
同時，他對從漢地農民的菜園裡搶奪蔬菜的官員處以死刑。
在另一事例中，一名被控謀殺了一個波斯平民的蒙古萬戶長在犯罪地點呼羅珊的城市徒思的城門前被處死。
[114] 複興的計劃也産生了一些實際效果。
1219&mdash1223年間遭到嚴重破壞的突厥大城市的經濟生活恢複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區域，例如河北的邢州，也被重建。
為了支持這次改革，蒙哥将斡脫商人置于控制之下，大幅度減少宮廷的支出，并且成功貫徹并實施了新的稅收措施。
分地内部的狀态的資料是有限的，但是隻要大汗感到帝國利益受到危害，他就會對這些領域進行幹預（詳細情況見&ldquo忽必烈與中國北部&rdquo一節）。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慮，而是為獲得并控制支持擴張計劃所需的資源而減輕和調整他的臣民的負擔。
他打算同時對南宋、高麗和西亞展開大規模的進攻，這樣，從掠奪成性的諸王到逃稅的農民，任何妨礙和阻止物資流動的人都會引起蒙哥的憤怒和憎恨。
在計劃中，平民仍然被壓榨，但這是在一個正規和有系統的基礎上，并且限制在帝國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過将内部的改革和新一輪擴張相結合，蒙哥完成了兩個較為重要的目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統治精英忙于準備和實施軍事作戰行動；其次，以為軍事行動取得物資為名，他使權力集中于中央，因而得以鞏固對汗位的掌握。
在這些情況下，對不滿的諸王來說，在帝國貫徹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遺願時，是很難對蒙哥的權力發起挑戰的。
多數蒙古人，不管他們在其他問題上有什麼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國的主要使命就是征服。
無論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為自己利益服務的，都不能認為蒙哥隻不過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語和聲望來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務，他看上去是真誠地相信蒙古人有一個偉大的使命&mdash&mdash統治全世界，并且對他來說，使他祖父的遺願化為現實是義不容辭的。
動員 為了确保進一步的征服戰争所需的物資，蒙哥要求進行新的并且精确的全國性人口調查。
這次人口調查旨在認定并動員帝國的财富和人力以投入戰争，因而将牲畜、果園、原料（例如鐵和鹽的儲備）還有人都列入清單。
無論是調查範圍還是嚴密程度，蒙哥的統計清單都超越了以前窩闊台和貴由的成就。
[115] 在中原進行的調查始于1252年，是在蒙哥派駐馬合木·牙老瓦赤機構裡的代表不隻兒的指導下進行的。
在1255年、1257年和1258年進行的補充調查弄清了流動人口的數字，并對新近投降地區的居民進行登記。
在西亞，人口調查由阿兒渾阿哈負責。
他與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外高加索進行調查，時間在1253年和1258年間。
在金帳汗國所做的登記最初于1254年發出命令，事實上統計在1254年開始于北高加索，1259年在斡羅斯公國最北端的城市諾夫哥羅德達到高潮。
在這次調查裡，就像以往一樣，進行人口調查的隊伍由大汗、各地區的汗以及其他有關的皇室成員的代表組成。
積累起來的資料登記入冊，調查一結束，就直接呈送給蒙哥。
因為最新的人口調查數字都在控制之下，中書省能夠對他們預期從特定地區或者附屬國所得到的征稅數量和軍隊征兵數目作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計，這樣使地方勢力很難克扣應當上繳中央的資源。
按照馬合木·牙老瓦赤于13世紀30年代在突厥斯坦創立的制度，平民百姓的納稅負擔在被登記的時候就分别确定了。
依照他的設計，一共隻有三種基本稅：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頭稅（khubchir，忽蔔綽兒），以錢币支付；由農村人口以實物支付的農業稅（khalan，哈闌），以及在城市的市場和許多關卡所有商業交易以現金收取的商業稅（tamgha，探合）。
[116] 根據當時的穆斯林編年史家的詳細叙述，忽蔔綽兒是在帝國的每一處按照個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
最初的稅率在每年窮者1個第納兒和富者11個第納兒之間。
但在事實上，這種方案隻在最初制定和進行試驗的地方&mdash&mdash帝國的伊斯蘭地區實施過。
在中原分等課稅的原則被保留下來，但忽蔔綽兒（漢語科差或差發）的幾個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适應漢人的習慣。
在那裡，收稅以家庭為基礎，而非個人，而且交納珍貴物品，特别是絲綿以及白銀。
而且，最初每戶每年為六兩白銀和半斤絲綿的最高稅額，很快就減少了。
蒙哥時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銀交納的部分數量增加了之外，與耶律楚材1236年進行的稅制改革以後的情況差不多完全一樣。
為了促進這項賦稅的征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國各地，至少在那些已經有了貨币經濟經驗的地區，投放更多的貨币進入流通。
[117]在中原，根據皇帝的命令，在1253年建立了一個紙币流通的管理機構（交鈔提舉司）。
毫無疑問，根據1254年魯不魯乞在哈剌和林所觀察到的實例，交鈔提舉司實際上發行過紙币。
但漢文史料沒有指明這種貨币的流通範圍和支付科差款項的作用。
然而，正如魯不魯乞在他著作中的某個地方特别提到的那樣，漢人定期向他們的領主交納不明數量的絲綿，以及1500個雅思科特（突厥語，yastuq，&ldquo枕&rdquo或錠）。
[118]由此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至少在蒙哥統治初期，紙币實際上并未被廣泛地運用于納稅上。
在中亞、伊朗和外高加索确實有迹象表明，地方造币廠在13世紀50年代中葉制造了大量的第納兒，忽蔔綽兒實際上是用這種貨币交納的。
在金帳汗國的疆域内，隻有伏爾加的不裡阿耳地區在交納貢賦時使用貨币。
斡羅斯公國從沒有制造貨币的傳統，所以蒙古人滿足于征收毛皮或其他價值昂貴的商品作為忽蔔綽兒（斡羅斯稱之為dan&rsquo）。
在遊牧民之中，忽蔔綽兒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規模進行計算的。
蒙哥即位後，開始于斡兀立海迷失時期的過高的什一稅很快就被廢除，恢複了以前的百一稅。
至于農業稅，蒙古人在許多地方都依照當地舊例，在中原，他們保持了由耶律楚材精心設計的體系，征稅的數目，在土地的數量和質量的基礎上進行估價。
在西亞，則普遍使用流行于伊斯蘭地區的什一稅。
因此，概括地說，蒙哥很快就設立了三種稅，實行于全帝國的定居地區。
每一種稅種的估稅和稅率都有明确的規定，而且規定了貢品和農業稅每年隻征收一次。
雖然不合理的現象繼續存在，過度征稅也沒有完全杜絕，但政府繼續不斷努力，參照各地方的慣例和經濟現實狀況，對征稅清單進行調整。
即使存在不斷的調節（通常在地方一級），在帝國極其複雜的居民中仍實行着相當統一固定的體系。
蒙古人為了實現軍事目的而進行的新兵征召與人口調查也有着密切的關系。
人口統計以後，中國北方的人口被分為三個基本種類：軍戶、民戶、投下戶。
軍戶以&ldquo土綿&rdquo（漢語稱為萬戶，意為1萬個家庭）為組織，在理論上，每個萬戶可以提供1萬個士兵作為蒙古正規軍的輔助兵種參加戰鬥。
在蒙哥統治期間所動員的新軍總數已無法知曉，我們可以從不同地區報告的數字作出判斷，那會是一個很大的數字：1255年，山東建起一支2萬人的軍隊；1257年，格魯吉亞提供了10個萬戶。
此時的蒙古野戰軍隊具有兩方面特征，一是龐大，二是多民族化。
在1253年到1259年之間進攻宋朝的軍隊，除了蒙古人和突厥分支軍隊以外，還包括了漢人、西夏人、高麗人、畏兀兒人，以及阿速人。
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1254年的人口調查之後被迫服役。
除了正規的新兵征集之外，人口調查還被用于甄别有技能的工匠，然後将他們分派到帝國的武器制造部門、礦山工作，或者作為特殊兵種在軍隊中服務。
蒙古人的人力動員系統的有效性和靈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說明：一支由1000名漢人炮手組成的軍隊随同旭烈兀西征，幫助他攻破了報達的城牆。
蒙哥之所以能夠向他的弟弟提供這樣一支軍隊，是因為在1252年的人口調查期間，所有中國北部的鐵匠、木匠和黑色火藥的制作者都被登記為炮手，并建立了專門的名冊。
所以當後來他們認為西亞需要那些專門人才的時候，蒙哥和他的顧問們隻需要打開專門的名冊，找出所需數量的适當人選就可以了。
新的征服 1251年的忽鄰勒台達成協議，開始計劃向西亞、高麗和中國南部發動一系列戰役，蒙哥決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遺願，而且自信他可以動員到所需的軍隊和物資，于是便迅速地實行了新的征服計劃。
随後的一年，已經準備好能夠同時展開三個方面的行動。
出征西亞的軍隊集中于蒙古西部。
先鋒軍于1252年夏天出發。
次年，主力出發。
雖然名義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負責，但當軍隊抵達預定目标後，戰場實際的作戰指揮便被委托給怯的不花。
他是先鋒軍的指揮官，蒙哥家族的管家。
[119] 遙遠的征途，大量的人畜，随軍攜帶的辎重和圍城的裝備，由此可以想見後勤方面的困難是多麼的巨大，旭烈兀揮軍西進的計劃需要多麼精心的安排。
西征軍的主力于1256年抵達呼羅珊，在那裡會合了來自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增援部隊，還有根據最新的人口調查動員起來的為數衆多的地方輔助部隊，包括波斯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員。
最初使人感受到這支聯合軍團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是他們擊潰亦思馬因派的戰鬥。
亦思馬因派（他們作為刺客集團而為歐洲人所知）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派别，以暗殺作為政治武器而名聲昭著，并且令人生畏。
刺客們隐藏在伊朗西北部的群山之上，用衆多的城堡組成網狀防禦系統，并進行了殊死的抵抗。
但在蒙古軍持續數月的攻擊之下，他們開始投降了。
1257年年初，亦思馬因人的多數城堡停止了抵抗，他們的領袖也被蒙古軍俘獲。
蒙哥深深地認識到亦思馬因人的特殊技能，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慮，他下令将所有幸存的亦思馬因人處死，從該派大師開始。
接着，旭烈兀揮師前往阿拔斯哈裡發王朝所在地報達。
哈裡發谟斯塔辛拒絕了旭烈兀讓他們投降的命令，此舉無異宣布了他自己和大多數報達市民的死刑。
蒙古的各路人馬在1257年下半年會師城下，并且構成了嚴密的包圍圈。
1258年2月，怯的不花的攻擊部隊攻克了報達，在接下來的七個充滿血腥的日子裡，蒙古軍肆意地在城中進行掠奪和大屠殺。
與此同時，還進行着一些次要的戰役：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中等城市都受到攻擊，大量的遠征軍被派往克什米爾和昔思田。
1259年，這些戰役結束了，旭烈兀完成了蒙哥交付的任務，在西亞牢固地建立了蒙古人（拖雷系）的統治。
旭烈兀試圖擴展他新建立起來的王國，又将攻擊的矛頭指向了更遙遠的叙利亞。
但是，其結果是一場大災難，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于次年9月在愛音紮魯特擊潰了入侵者，并俘虜了蒙古軍的統帥怯的不花。
[120] 在亞洲的另一端，于1252年下半年展開了對高麗人的攻擊，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兒的長子諸王也古。
這一次，蒙哥錯誤地選擇了指揮官，也古既不忠誠，也不服從命令，而且拙于處理各種事務，因此，大汗在1253年下令由皇帝護衛軍的官員劄剌兒帶取代了他的職位。
劄剌兒帶在以後的五年裡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仍然無法徹底戰勝勇敢地進行抵抗的高麗人，這迫使蒙哥在1258年又向半島派遣了大量援軍。
雖然向戰場上投放了大量生力軍，在高麗人勉強地承認了蒙古的宗主國地位之前，蒙古軍仍然在苦戰中度過了一年。
在中國南部前線，也有大批蒙古軍隊在調動中。
如果對宋進行正面攻擊，就需要冒險強渡長江下遊，其代價将會很高。
為了避免這一點，蒙哥決定在中國西南部建立一個作戰基地，從那裡可以發動側翼的攻擊。
出于這個想法，在1252年夏末，蒙哥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遠征并占領南诏&mdash&mdash或者更嚴格地說是大理，這個王國被雲南的段氏家族所統治，連接着宋朝防禦很薄弱的西部和西南部邊境。
[121]蒙古軍自陝西出發，在秋天抵達黃河上遊的一條支流洮水。
先鋒軍由漢人将領汪德臣率領，攻入四川盆地，擊潰宋朝地方守軍，在利州城（後稱保甯）建立起蒙軍的主要基地。
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掃清，交通線安全可靠，于是忽必烈率領主力部隊向大理國前進。
1253年秋天，在
正如方濟各會修士迦兒賓所說的那樣，因為&ldquo他想不經推舉而獲得汗位&rdquo，所以王公們集會同意将其處以死刑。
[89]這是在内部權力鬥争中第一個被殺的皇室成員。
于是貴由在一片懷有敵意和猜疑的輿論中即位。
此後的繼承危機将證明會有更多的人為此喪命，并終将損害大蒙古國的團結和力量。
貴由管理下的王國 貴由在登基的時候年屆四十，像多數蒙古王子一樣，他的青春都消耗在各項戰事上。
他曾經攻打過金朝，參加過1239&mdash1240年間征服北高加索的戰鬥。
根據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來看，他在即位以前幾乎甚至完全沒有朝政管理經驗。
貴由剛開始他的統治，就對他的支持者&mdash&mdash上至皇室宗親，下到低級書記&mdash&mdash給予大量價值昂貴的賞賜：珠寶、華麗的服飾，以及大量金錢。
波斯史料對此的記載給我們留下的明顯印象是，他在即位的時候所表現的異乎尋常的大方，并不僅僅為了展示皇家的慷慨，而是償還為了奪取汗位所欠人情的大規模政治性的報酬。
[90]實際上，在他短暫而且無所建樹的統治期間，貴由繼續着無節制地對皇室成員和軍隊進行賞賜的習慣，這大大削弱了帝國的庫藏。
作為一個善意的表示，新的大汗恢複了許多在脫列哥那攝政期間被解職的行政管理官員的職位。
中書令鎮海與他以前的同事們一起官複原職。
對突厥斯坦的管理權再一次被交給了馬思忽惕伯。
他的父親馬合木·牙老瓦赤以大斷事官（也可劄魯忽赤）[91]的名義被派去主管中國北部的行省。
脫列哥那在中原的代理人奧都剌合蠻在被免職後處死。
盡管以前的統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被重新恢複，貴由仍有可能讓他的幾個親信出掌重要位置。
其中主要是他的阿塔畢（atabeg），或者說是他的老師聶思脫裡派教徒乃蠻人合答。
按照迦兒賓的說法，合答掌握了&ldquo整個帝國的監察機構&rdquo[92]。
帝國統治方式中共同管理原則的恢複，似乎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質上都得到新大汗的認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宗王派系作為他們支持貴由登基的代價而對窩闊台系索取的讓步。
例如貴由在位的第一年，在對大名路（今河北）皇家領地的管理中發生的不法之事被報告上來以後，這一關系重大的事件由兩人共同進行調查。
一個是宮廷的代表，黨項人昔裡鈴部，另一個是拖雷家族的長期随從不隻兒。
應該注意到，有趣的是，這一事件中決定性的資料，大名路的審查文件，被拖雷系的代理人所控制，而非大汗的代表。
[93]貴由的皇室同胞對帝國的事務很感興趣。
令人遺憾的是，關于這一時期帝國管理中國北部的安排和措施的資料是非常缺乏的。
就連大斷事官馬合木·牙老瓦赤的活動也不為人所知。
從僅存的記載可知，貴由的主要管理工作是盡力收集帝國人口的最新數字。
一道在中原地區進行人口調查的命令于1247年底發布。
大約在同時，伊朗和斡羅斯公國在一定的範圍内也進行了類似的工作。
在中原獲得的所有數據的記錄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保留下來。
如果這項工作确實曾經開展，可能從未完成。
[94] 一般說來，在貴由管理下的帝國政府缺乏活力，而且表現出了一種分散的傾向&mdash&mdash如果不是分裂的話。
其結果是，地方官員享有充分的機會去役使下屬的人民，而這又導緻了在中國北部的鄉村和城市中，&ldquo盜匪&rdquo和叛亂到處蔓延。
[95]中央權力的被侵蝕，部分是由于術赤系的不妥協。
但形勢由于貴由自己的領導無方而惡化。
像他父親一樣，他早年是個酒鬼，長期疾病纏身也令他付出許多代價。
在他登上汗位的時候已變得如此衰弱，以至于在管理帝國事務方面既沒有活力，也沒有興趣。
他對發揮他的臣民的力量沒有任何的全面計劃，而且由他提出的寥寥無幾的政策從未得到過有力的貫徹實施。
例如，最初，他宣布要取消一切在窩闊台和脫列哥那時期頒布的未經正式認可的皇家诏令（劄兒裡黑，jarligh）和象征權力的符牌，但是很快他自己在這一點上也變得同樣的不嚴格，以緻他的繼任者蒙哥被迫再次設法去控制這些弊端。
看來貴由所有精力都用于宴會、狩獵和時刻提防拔都上了。
仿佛是為了給帝國增加災難，貴由的放蕩走向了極端。
他不停地将數目很大的金錢和珍寶賞賜給他的支持者們，這很快就使他那些忠誠的大臣們提出了警告。
不過，宮中在這方面提出的批評，對大汗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他自己宣稱他首先希望能夠在賞賜的數目和慷慨的程度上超過他的父親。
[96]在這方面，他确實有希望達到領先地位：波斯的編年史記載了貴由在臨死的時候簽署一份字據，以國庫儲存來抵付他賞給支持者們的總價達50萬錠銀的各項奢華品。
[97]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但它清楚地表現出貴由沉溺于此并向斡脫商人借貸了大量财物。
貴由與斡脫商人們的大量交易，以及商人們因此給宮廷帶來的影響，這些表明在窩闊台的時代濫用這些斡脫商人的情況&mdash&mdash承包稅收、高利貸、侵吞款項以及勒索&mdash&mdash再次成為風氣。
貴由之死和斡兀立海迷失攝政 貴由短暫的在位期間，軍事行動很少進行，并且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内。
1246年至1247年，對湖北和安徽的宋防線發動了有限的攻擊。
大概在同一時間，西亞的新統帥宴隻吉帶在伊朗進行了一些較小規模的戰役。
蒙古在這一時期失去了其特有的侵略性與皇室成員間持續的緊張氣氛大有關系。
拔都對于貴由接掌汗位的妒忌，是造成他們之間分裂的核心問題。
這兩個人之間的公開沖突看來一觸即發，所以宗王們不願意将自己的大量軍隊投入新一輪的對外擴張中去。
帝國正處在内戰邊緣，即将成為敵人的王公們為了不可避免的軍事沖突而節約使用自己的力量。
雖然史料叙述比較模糊，但某些證據似乎暗示，貴由以罕見的堅定與果敢先發制人，迫使拔都攤牌。
1247年秋天，大汗離開了漠北，前往他在葉密立河流域的分地，詭稱是一次巡視。
實際上，他以後的行動表明，所謂&ldquo巡視&rdquo的真實意圖是他想不引人注意地進入準噶爾地區的适當位置，以便向他的敵人在西部的領地出其不意發動襲擊。
究竟是什麼事情&mdash&mdash如果曾經發生過的話&mdash&mdash促使他決定在這一特定時間前去攻擊術赤系已無從可考。
無論如何，貴由一抵達準噶爾，就着手整編和擴充他的軍隊，為即将開始的攻擊做準備。
大汗發布诏旨，命令&ldquo蒙古人戶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魯（蒙語：badur）&rdquo[98]。
因為後者是皇家衛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用做大汗的前鋒部隊或者精銳突擊部隊。
[99]很明顯，貴由對不久即将開始的進攻行動做了反複考慮。
大汗的準備工作完成以後，便于1248年春天離開了準噶爾的營地，率領大批軍隊，向西前進。
此時拔都駐軍于阿剌豁馬黑，此地位于巴爾喀什湖以南，正處于貴由大軍的行軍方向上。
在這個關頭，拖雷的寡婦，表面上看似與窩闊台系關系很好的唆魯和帖尼别吉秘密遣人前去警告拔都，要他注意大汗的動向以及敵對意圖。
這個行動明顯的是要為她精心安排的将其子蒙哥推上帝國寶座的計劃争取術赤系的支持。
拔都及時得到了警告，整軍待戰。
貴由虛弱的身體終于支持不住了，他死于橫相移兒，該地離畏兀兒人的夏都、位于天山北坡的别失八裡有一周路程。
一場醞釀已久的對抗終于被避免了，戰争随着貴由的死亡而煙消雲散。
貴由的遺體按照他的遺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意願，被運回他在準噶爾地區的分地加以埋葬。
盡管拔都對窩闊台系的敵意是公開的，但他仍然承認斡兀立海迷失在忽鄰勒台推選出新大汗之前作為帝國攝政者的權利。
不過，她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因為拔都規定她必須保留死去的大汗的大臣和官員們的職位，而且在脫列哥那時代曾經發生的對管理人員的大清洗将不會再被寬恕。
[100] 不同于迅速集結在拖雷長子蒙哥周圍的反對派們，窩闊台系很難為空着的汗位确定自己的候選人。
斡兀立海迷失被迫在平息自己家庭内部的不和上花費大量時間，同時還要阻止拖雷系的合法候選人登上汗位。
按照志費尼的叙述，在這種形勢下，空位期間政府很少處理公務，不過是在&ldquo跟商人交易，臨時撥款給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層驿使和稅吏而已&rdquo[101]。
關于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期間帝國定居地區實行稅種和稅率的細節十分缺乏，但是《大元馬政記》[102]中記載的對遊牧民的牧群征稅（khubchir，忽蔔赤兒）的資料是可以查到的。
這種稅構成了遊牧人口對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義務。
按照保存在《大元馬政記》中的法令所規定的細目，這種稅最初在1234年的時候确定每百頭牲畜納一頭的比例。
根據這種制度，擁有牲畜數目少于百頭的牧人根本就不必納稅。
不可理解的是，按照1250年7月發布的诏令，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顧問将稅率做了大幅度的調整，上升到每十頭牲畜要交納一頭。
我們很難弄清這一措施背後的依據，因為其結果很可能減弱而不是加強了帝國關鍵的核心力量&mdash&mdash遊牧民&mdash&mdash對窩闊台系競争汗位的支持。
在這方面的短淺目光表現了窩闊台系全體成員的愚蠢無能，他們把汗位留在家庭内部的努力徒勞無功，更顯示出這一點。
帝國的極盛：蒙哥汗時期，1251&mdash1259年 蒙哥和他的對手 因為内部分裂且無法産生一緻的候選人而使自身團結起來的窩闊台家族，很快便發現他們對汗位的觊觎受到成吉思汗後裔的另一支拖雷家族的有力挑戰。
拖雷家族為了這個時刻已在拖雷的寡婦唆魯和帖尼别吉（死于1252年）領導下做了長期的準備。
她是一個頗有能量和政治才能的女人，自從1232年丈夫死後便主持家族的事務。
[103] 唆魯和帖尼别吉為把她的兒子蒙哥推上汗位進行了周密的策劃。
首先，她孜孜不倦地塑造拖雷家族慷慨和無私地為帝國效勞的形象。
為了使這一目的合乎道義，她使她的家族在爆發于13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諸王争鬥中保持中立，并且溫順地接受了忽鄰勒台的各種決定。
同樣，根據她的意見，拖雷家族一直和在位的大汗合作，并用他們的大量軍隊支持帝國的出征。
盡管有些做作，這種精心造成的堅定地忠于成吉思汗遺訓的聲譽，後來被用來證明拖雷家族的道德品質适合擔當帝國最高職位。
唆魯和帖尼别吉還帶頭為蒙哥問鼎汗位向其他家族尋求支持。
在和窩闊台家族保持友好和适當關系的同時，她和她的家庭私下培養與術赤家族的友誼，對拔都日益衰退的健康表示強烈的關心，給予他作為成吉思汗家系中長者的首領應受到的尊敬。
由于敵視窩闊台家族，同時也因為他自己對汗位缺乏興趣，拔都在拖雷家族追求汗位時很自然地與之結成同盟。
當貴由打算揮軍西進時，唆魯和帖尼别吉及時向拔都發出了警告，這正是兩個家族達成秘密諒解而聯結在一起的必然結果。
在貴由汗死後，術赤家族立即公開表示他們與拖雷家族的事業休戚相關。
拔都決心使窩闊台家族不再擁有汗位，所以急速地在阿剌豁馬黑（他曾在該處等待貴由軍隊的到來）召集一次忽鄰勒台，表明他将選擇蒙哥為大汗。
窩闊台家族拒絕參加這次忽鄰勒台，他們宣稱，新汗的選舉應在斡難&mdash&mdash怯綠連地區舉行。
他們的這個理由得到察合台諸子的支持，因此得以推遲會議的召開。
但是，除了阻止立即确認拖雷家族的候選人之外，窩闊台家族很少有作為。
貴由的兩個兒子腦忽和忽察都公開要求嗣位，還有他們的堂兄弟失烈門，三人各建立自己的宮廷，每個人都有一群支持者，結果是斡兀立海迷失無法使之形成針對敵手的共同陣線。
與此同時，蒙哥的支持者未被早先的抵制所阻擋，仍堅持勸說窩闊台家族成員參加會議。
在施展了種種花言巧語之後，拖雷家族的代表終于成功地與忽察和腦忽達成協議：如果他們不能親自前來，至少會派代表參加忽鄰勒台。
在此基礎上，由拖雷系和術赤系控制的阿剌豁馬黑大會在1250年舉行。
[104] 拔都開宗明義，他建議由蒙哥繼承汗位，并主張立即給予确認。
正當忽鄰勒台打算這樣做時，一名來自斡兀立海迷失處的使者意外到達，建議失烈門為窩闊台家族的候選人。
對于失烈門來說，現在提出來已為時過晚。
在申辯時，使者指出，窩闊台曾正式指定失烈門為他的繼承人，拖雷家族反駁說，已故合罕的訓令早已為他的家庭公然違背，這一理由不再有效。
[105]失烈門的代言人難以反駁這種論點，隻得坐下。
拔都和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命令與會者擁戴蒙哥為大汗，人們未經進一步辯論就照辦了。
在适當的緘默以後，蒙哥登上了汗位。
然而，出于對蒙古傳統和對他們對手批評的敏感，拖雷家族決定在斡難&mdash&mdash怯綠連地區召開第二次忽鄰勒台，正式确認新汗并舉行登基儀式。
在過渡期間，唆魯和帖尼别吉與拔都再次試圖說服敵對家系的成員心平氣和地接受蒙哥的當選。
經過一年的努力，少數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成員投靠拖雷家族。
有了這些背叛者掌握在手中，第二次也是正式的忽鄰勒台于1251年夏在闊兀帖阿闌召開，這是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之地。
拔都自己沒有參加，但卻派去了他的兄弟們和兒子們，帶着一支龐大的護衛軍。
出席的還有成吉思汗兄弟的後裔以及少數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諸王。
因此，表面上，成吉思汗家族的各支系都有代表與會。
不出所有人意料，沒有任何反對就認可了上一次對蒙哥的選舉。
在接着舉行的慶典上，新大汗特别關心那些脫離本家族前來與會的人，為他們做出的犧牲給予慷慨的賞賜。
那些抵制兩次忽鄰勒台的人們現在面臨困難的選擇：要麼默認既成的事實，要麼設法廢黜大汗。
在與家族協商後，落選的窩闊台系候選人腦忽和失烈門在兩者之中選擇了後者，決定采取孤注一擲：公開宣布他們前往參加即位典禮，向蒙哥表示祝賀，并承認他的權威，暗地裡決意刺殺沒有疑心的大汗和他最接近的支持者。
他們的大膽而又準備得很好的計劃幾乎成功，但由于純粹的偶然事件而突然暴露。
為了尋找一頭丢失的牲畜，蒙哥家中的一名馴鷹人偶然遇到一輛失烈門辎重車隊的馬車，它是因損壞而落在後面的。
他發現不少武器被秘密地藏在車中，便急忙回到大汗營帳，警告他的主人可能遭到襲擊。
心存懷疑的大汗一旦清楚了這個情報是真實的，便派遣他的禁衛首領忙哥撒兒處理這一威脅。
陰謀家們并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已經洩露，被輕易地解除了武裝并且遭到逮捕。
[106]分裂和愚笨使窩闊台家族失去了汗位，而他們為挽回損失而貿然采取的行動，不久就使他們中的許多人付出了生命。
清洗、統一和正統 為諸王的陰謀所警覺，蒙哥擔心出現更多的危害自己生命的陰謀，同時渴望報複，便發動了一次無情的廣泛的清洗。
術赤系和拖雷系的軍隊組成一個巨大的捏兒格（蒙古語，意為士兵排成半圓形的戰鬥隊列），并且下令肅清待罪諸王在蒙古、準噶爾地區和突厥斯坦的同謀。
已經在監禁中的待罪諸王則由大汗親自審問。
忽察、腦忽、失烈門和其他後來牽連到陰謀之中被證明有罪的人，起初被流放，或監禁在軍營之中，随後被全部處死。
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門的母親合答合赤同樣受到審訊。
她們被帶到唆魯和帖尼别吉的營帳，并被指控謀反和使用巫術。
在飽受屈辱和虐待以後，她們都被處死，或者如一些資料所說，被允許自殺。
窩闊台和貴由的大臣鎮海、合答以及他們的同僚，被帶到蒙哥的大斷事官忙哥撒兒面前，他們被宣告犯有唆使腦忽和失烈門叛亂之罪，需用生命來抵償。
作為窩闊台系長期的家臣，他們不能改變效忠的對象和進入新的政權，因為一個蒙古親王與他的家臣總是榮辱與共的。
地位較低的人物則由蒙哥派遣到帝國各地的斷事官（劄魯忽赤）審查。
例如，在阿富汗斯坦的也裡，一個親察合台系的書記被蒙哥的代理人定罪，在進行泛泛的審問以确定這個地區的蒙古官員反拖雷系的程度之後，被處以死刑。
[107]即使在遙遠的伊拉克，斷事官也設法查出并懲罰反對者和叛亂者。
這場血腥的清洗決不僅限于皇家和政府官員，它涉及到了所有附屬國家的首腦，他們每個人都被要求親自前往哈剌和林谒見新的合罕。
那些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拖雷系的人得以保全地位，而那些表示同情窩闊台系的人們則被迅速消滅。
畏兀兒的亦都護撒林底被發現與斡兀立海迷失結成同盟，便根據蒙哥的命令被斬首。
亦都護的兄弟和繼承人玉古倫赤曾向拖雷系表示忠誠，充當了撒林底的劊子手。
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位于伊朗境内的一個附屬國起兒漫的統治者身上。
受害者的總數已無法知道，但無可置疑是個大數目：忙哥撒兒聲稱他親自審問和處死了77個大臣和官員，根據當時包括蒙哥自己在内的目擊者的證言，毫無疑問，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的隊伍相當可觀地縮小了。
[108]顯而易見能從蒙哥的羅網中漏脫的反對者很少，因為在他統治的其餘歲月中，宗王的反抗是個别的。
拖雷系的勝利自然導緻皇族宗王間關系的較大調整。
首先，蒙哥于1251年安排他的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别管理中原和西亞地區的時候，實質上創造了兩個新的地區汗國。
通過這個行動，他鞏固了拖雷系對帝國中大多數經濟上出産豐富的地區的控制，而且因此加強了他對其他皇室族系的權力。
那些屈服于大汗的窩闊台系的成員被授予廣泛分散在内亞的領土。
窩闊台的一個孫子海都被賜予巴爾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城，他的兄弟滅裡得到了沿也兒的石河的土地。
結果，&ldquo順從的&rdquo窩闊台系的成員對自己的地位沒有什麼辦法，并且謹慎地彼此分離起來。
在海都複興家族的時機來臨之前，這種情況将持續近二十年。
關于察合台系，在位的親窩闊台系的也速蒙哥汗被廢黜并處死，由他的侄子&mdash&mdash曾在1242至1246年間掌權的哈剌旭烈兀取代他。
由于貴由支持也速蒙哥而被免職，哈剌旭烈兀因此被激怒，并成為拖雷系早期的擁護者。
他是一個多病的人，死在前往他位于中亞的斡耳朵（營帳）的道路上，根據皇家的法令，他的小兒子木八剌沙繼承他，由他的寡婦兀魯忽乃攝政。
這樣，兩個競争的族系暫時變得衰弱，而且順從大汗的意志。
蒙哥與拔都的關系必然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基礎上處理的。
就譜系而言，術赤系長于蒙哥，并且在争奪汗位的鬥争中是蒙哥的主要支持者。
因此大汗給予拔都特殊的尊敬，并對他的援助表示極大的感謝。
但這并不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拔都是一個最強大的汗位擁立者，他保證拖雷系擁有汗位，從而使自己獲得帝國的西半部為報答。
[109]事實上，拖雷系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實力強大起來。
唆魯和帖尼别吉是真正的汗位擁立者，而且拖雷系掌握着大部分成吉思汗的軍隊，這使實力的天平傾向他們一邊。
實際上，蒙哥從來未曾在外交或軍事事務上給拔都以任何皇家特權。
到達術赤系領土的外國使節通常被轉送到哈剌和林與大汗直接進行談判。
大汗能夠而且确實從術赤系的軍隊中調派相當大的分遣部隊參加其他皇室族系成員獲利的戰役，例如在1257年至1258年旭烈兀攻擊報達的戰争中就是如此。
金帳汗國的内部事務由兩者共同管理：一切主要的行政工作&mdash&mdash實行人口調查、征集賦稅和類似的事情&mdash&mdash由大汗和術赤系的代理人共同承擔。
在理論上，共同管理的原則在其他地區的汗國同樣起作用，但實際上，隻有在金帳汗國的範圍之内二者是平等的。
在帝國的其他地方&mdash&mdash中亞、中原、伊朗&mdash&mdash皇帝明确地占據着對其轄下的汗王的統治地位。
在加緊鞏固自己勢力的同時，拖雷系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正統問題上。
繼承權明顯地引起了争論，蒙哥感到有必要向全體蒙古人民證明他的即位是正當的。
在關于繼承權的争論中，拖雷系通過強調兩次忽鄰勒台的&ldquo合法性&rdquo鞏固了蒙哥的執政地位。
他們指出皇室的所有支系都曾派出代表，所以會議也因此宣布了合法的一緻意見。
相反地，他們強調，窩闊台系不講信義地背叛了正當組成的忽鄰勒台的決定。
為使這個消息傳遍各地，實行清洗的審判被當成講壇，窩闊台的宗王們自己在法庭上陷入了絕境，供認了他們的罪行，承認兩次忽鄰勒台的合法性。
蒙哥因此合法擁有了王冠。
為了支持他們對汗位的所有權，拖雷系将蒙哥描繪成成吉思汗傳統的化身，一位惟一不屈不撓恪守劄撒的規範并具有執政資格的人。
蒙哥本人自豪地主張&ldquo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rdquo[110]，簡潔地概括了拖雷系這方面的情況。
為進一步地努力使他們自身遮蔽在祖先的覆蔭之下，1252年，拖雷系開始正式地對成吉思汗表示崇拜。
同時，埋葬在父親身邊的拖雷被追封為汗，并且也成為官方倡議的崇拜對象。
為反駁拖雷系的說法，窩闊台系隻是争辯成吉思汗在指定窩闊台為他的繼承人，曾經打算将汗位保留在他第三個兒子的家族裡，因而，無論蒙哥得到什麼資格或認可，都不能被認為是合法的大汗。
當然，他們的前提是，拖雷系有争議的繼承權源于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在這個問題上的聲明互相矛盾。
無論拖雷系的這些或其他斷言是否真實都不是關鍵，重要的是拖雷系廣泛而且有效地傳播了有利于他們的合法繼承權的可信的事實。
政府機構 早在即位之前很長時間，蒙哥就為了可能将轉移到拖雷系手中的皇家權力建立了一個影子政府。
[111]新的中樞機構代替了由鎮海和合答為首的政府，以皇家護衛軍的指揮官忙哥撒兒為首腦。
忙哥撒兒是一個來自劄剌兒部的蒙古人，職位是也可劄魯忽赤。
他負責管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務，并監督諸王分地的管理。
僅次于他的是克烈部的孛魯歡，一個聶思脫裡派的基督徒。
他負責書記和财産管理，安排會見，并且随時記錄大汗的旨意。
忙哥撒兒死于1253年，此後，孛魯歡繼承了死去的同僚的職位，但未改變他原先的職能。
在兩屆政府中，中樞機構在漢語中都被稱為中書省，其下再劃分出幾個部，各自有自己的長官。
這些部分别負責祭祀和薩滿、管理斡脫商人、驿站（站赤），以及國庫和武器庫。
在政府的上層官員中，掌權的幾乎都是蒙古人。
然而具體辦事人員，大多數都是非蒙古人，因為每個上層官員都需要一大群能流利地使用帝國疆域内各種主要語言&mdash&mdash比如漢語、吐蕃語、畏兀兒語、黨項語、波斯語以及蒙古語的書記，以協助他進行工作。
辦事機構是如此之大，保存的記錄是如此廣泛，以至哈剌和林的1/3歸他們專用。
他們在許多大營帳中生活和工作，并且經常陪同大汗出巡。
根據一種固定的制度，蒙哥用他自己的扈從以及拖雷系的部衆充實了中央政府，其核心人物都是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來的。
忙哥撒兒和孛魯歡的經曆顯示了這種選拔人才的模式。
最初這兩個人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護衛裡擔任低級職務。
成吉思汗死後，他們的家庭由拖雷繼承，從此忙哥撤兒和孛魯歡開始了在拖雷護衛中任職的生涯。
拖雷死後，這兩人都為唆魯和帖尼别吉效力，并且在蒙哥即位前的年代裡被提升到了蒙哥家族機構中顯著的地位。
這種選拔和效力的模式在低階官員中同樣适用。
中書省裡所有的漢人書記的經曆都從擔任拖雷或蒙哥的怯薛中的必閣赤開始。
總之，蒙哥手下所有官員的能力和忠誠都在拖雷系完全控制政府之前而效命于拖雷系的年代裡被考驗并進一步證實了。
在早期的蒙古帝國裡，試圖在這種選拔的過程中區分出護衛、家族和中書省有什麼機構上的明确差别是困難的，這樣做也許是沒有意義的。
從任何角度來講，它們都是一個統一體，它們同時作為護衛機構、精銳軍隊、法庭和帝國政府而存在。
在中書省之下，蒙哥保留了由窩闊台最初設立的地區行政機構體系。
這些機構被恰當地稱為行省（漢語稱作行中書省），實際上是中書省的分支機構。
蒙哥選擇的掌管這些行省的人&mdash&mdash中原的馬合木·牙老瓦赤，阿母河的馬思忽惕伯，還有伊朗的蒙古斡亦剌部人阿兒渾阿哈&mdash&mdash都是自貴由時代留下來的。
這三人之所以能夠在政權的更替中生存，是因為他們都是有經驗的行政官員，而且，至少從理論上講，他們是在帝國定居部分中成吉思汗整個族系的代理人。
蒙哥尊重在各地區共同掌權的原則，允許有關蒙古諸王各自任命代理人（在波斯的記載中稱作&ldquo那可兒&rdquo）在行省任職。
例如，在中原，馬合木·牙老瓦赤的主要助手是忽必烈的一個漢人助手趙璧。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花剌子模人的另一個助手，是大汗自己家庭的長期追随者不隻兒。
同樣的情況也在伊朗通行，拔都、旭烈兀、唆魯和帖尼别吉以及蒙哥都在阿兒渾阿哈的幕府裡安插了他們指派的那可兒。
在地區一級，本地的精英人物，例如，斡羅斯公國的貴族和吐蕃寺院的教派通常留在适當位置，在由大汗從家臣中指定的達魯花赤（在西部地區通常被稱為八思哈）警惕的監視下執行政府職能。
這樣的管理體系本質上是在蒙哥以前諸汗時形成的。
實際上，蒙哥并非是改革者，他僅僅是運用流傳下來的制度。
然而，他是一個成功地支配着政府機構的強有力并且從不倦怠的管理者。
當然，他能夠直接驅使和牢固控制他的中書省，因為他與他的機構生活、工作、飲食都在一起。
而且在他的直接監督下，中書省從上面嚴密地監控着地方政府的工作，經常審計他們的賬簿，審查各級官員。
另外，蒙哥的那可兒被直接派往行省，從内部監視那些機構，而且，他的達魯花赤從基層仔細地檢查那些人的所作所為，向大汗報告任何反常行為。
蒙哥對他的帝國的各項管理活動&mdash&mdash從策劃到實施&mdash&mdash都了如指掌，并且專心緻志，因而在絕大多數場合他有可能不顧宗王或地方勢力的反對，推行他的政策。
皇帝的計劃 不同于他的前任貴由，蒙哥登上汗位時已胸有成竹。
他對帝國有着宏大的設想，既包括國内的改革，又包括對外擴張。
在計劃中，蒙古人民，無論是貴族還是百姓，都将注意力和精力完全投入其中，并為他的統治成功做出重大貢獻。
[112] 大汗在1251年的忽鄰勒台之後很快就首次宣布了他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要保證中央政府自由利用帝國的财物并削減諸王和官員們無限制的征稅。
[113]作為第一步，蒙哥廢除了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所發布的象征權力的牌符、印章和劄兒裡黑（诏旨）。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從他的對手那裡奪取帝國的資源，使他們不能繼續未經許可就占用物品和勞役。
他還嚴格地限制了他們使用站赤即驿站系統。
諸王、官員、宗教的顯要人物和斡脫商人早已習慣利用站赤為他們的個人需要服務，這妨礙了帝國驿傳的使用，還增加了被分配去維護驿站的平民家庭本已沉重的負擔。
此後，隻有官方授權的個人才有權力使用這個系統。
分地宗王的權力也受到嚴密的監視，如果沒有首先與帝國宮廷協商，他們再也不許對他們私人領地中的百姓随意召集和征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個帝國裡對估稅和征稅制定了統一和固定的體系。
作為保證最大征稅量的措施，大汗發布旨令，在已歸屬蒙古人統治的領土内恢複經濟；在各個戰場，破壞和屠殺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遺棄農耕地和被破壞的城市對帝國國庫毫無益處。
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難衡量的。
的确，1258年對報達的掠奪表明破壞性的行為仍在繼續。
但即使舊習性非常頑固，蒙哥仍在認真地努力去阻止對定居地區進行不必要的破壞。
事實上，嚴重違反旨意的蒙古官員受到嚴厲處罰。
1258年的某個場合，大汗鞭打了他兒子阿速帶的随從，原因是在漢地幹涉農業活動。
同時，他對從漢地農民的菜園裡搶奪蔬菜的官員處以死刑。
在另一事例中，一名被控謀殺了一個波斯平民的蒙古萬戶長在犯罪地點呼羅珊的城市徒思的城門前被處死。
[114] 複興的計劃也産生了一些實際效果。
1219&mdash1223年間遭到嚴重破壞的突厥大城市的經濟生活恢複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區域，例如河北的邢州，也被重建。
為了支持這次改革，蒙哥将斡脫商人置于控制之下，大幅度減少宮廷的支出，并且成功貫徹并實施了新的稅收措施。
分地内部的狀态的資料是有限的，但是隻要大汗感到帝國利益受到危害，他就會對這些領域進行幹預（詳細情況見&ldquo忽必烈與中國北部&rdquo一節）。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慮，而是為獲得并控制支持擴張計劃所需的資源而減輕和調整他的臣民的負擔。
他打算同時對南宋、高麗和西亞展開大規模的進攻，這樣，從掠奪成性的諸王到逃稅的農民，任何妨礙和阻止物資流動的人都會引起蒙哥的憤怒和憎恨。
在計劃中，平民仍然被壓榨，但這是在一個正規和有系統的基礎上，并且限制在帝國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過将内部的改革和新一輪擴張相結合，蒙哥完成了兩個較為重要的目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統治精英忙于準備和實施軍事作戰行動；其次，以為軍事行動取得物資為名，他使權力集中于中央，因而得以鞏固對汗位的掌握。
在這些情況下，對不滿的諸王來說，在帝國貫徹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遺願時，是很難對蒙哥的權力發起挑戰的。
多數蒙古人，不管他們在其他問題上有什麼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國的主要使命就是征服。
無論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為自己利益服務的，都不能認為蒙哥隻不過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語和聲望來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務，他看上去是真誠地相信蒙古人有一個偉大的使命&mdash&mdash統治全世界，并且對他來說，使他祖父的遺願化為現實是義不容辭的。
動員 為了确保進一步的征服戰争所需的物資，蒙哥要求進行新的并且精确的全國性人口調查。
這次人口調查旨在認定并動員帝國的财富和人力以投入戰争，因而将牲畜、果園、原料（例如鐵和鹽的儲備）還有人都列入清單。
無論是調查範圍還是嚴密程度，蒙哥的統計清單都超越了以前窩闊台和貴由的成就。
[115] 在中原進行的調查始于1252年，是在蒙哥派駐馬合木·牙老瓦赤機構裡的代表不隻兒的指導下進行的。
在1255年、1257年和1258年進行的補充調查弄清了流動人口的數字，并對新近投降地區的居民進行登記。
在西亞，人口調查由阿兒渾阿哈負責。
他與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外高加索進行調查，時間在1253年和1258年間。
在金帳汗國所做的登記最初于1254年發出命令，事實上統計在1254年開始于北高加索，1259年在斡羅斯公國最北端的城市諾夫哥羅德達到高潮。
在這次調查裡，就像以往一樣，進行人口調查的隊伍由大汗、各地區的汗以及其他有關的皇室成員的代表組成。
積累起來的資料登記入冊，調查一結束，就直接呈送給蒙哥。
因為最新的人口調查數字都在控制之下，中書省能夠對他們預期從特定地區或者附屬國所得到的征稅數量和軍隊征兵數目作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計，這樣使地方勢力很難克扣應當上繳中央的資源。
按照馬合木·牙老瓦赤于13世紀30年代在突厥斯坦創立的制度，平民百姓的納稅負擔在被登記的時候就分别确定了。
依照他的設計，一共隻有三種基本稅：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頭稅（khubchir，忽蔔綽兒），以錢币支付；由農村人口以實物支付的農業稅（khalan，哈闌），以及在城市的市場和許多關卡所有商業交易以現金收取的商業稅（tamgha，探合）。
[116] 根據當時的穆斯林編年史家的詳細叙述，忽蔔綽兒是在帝國的每一處按照個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
最初的稅率在每年窮者1個第納兒和富者11個第納兒之間。
但在事實上，這種方案隻在最初制定和進行試驗的地方&mdash&mdash帝國的伊斯蘭地區實施過。
在中原分等課稅的原則被保留下來，但忽蔔綽兒（漢語科差或差發）的幾個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适應漢人的習慣。
在那裡，收稅以家庭為基礎，而非個人，而且交納珍貴物品，特别是絲綿以及白銀。
而且，最初每戶每年為六兩白銀和半斤絲綿的最高稅額，很快就減少了。
蒙哥時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銀交納的部分數量增加了之外，與耶律楚材1236年進行的稅制改革以後的情況差不多完全一樣。
為了促進這項賦稅的征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國各地，至少在那些已經有了貨币經濟經驗的地區，投放更多的貨币進入流通。
[117]在中原，根據皇帝的命令，在1253年建立了一個紙币流通的管理機構（交鈔提舉司）。
毫無疑問，根據1254年魯不魯乞在哈剌和林所觀察到的實例，交鈔提舉司實際上發行過紙币。
但漢文史料沒有指明這種貨币的流通範圍和支付科差款項的作用。
然而，正如魯不魯乞在他著作中的某個地方特别提到的那樣，漢人定期向他們的領主交納不明數量的絲綿，以及1500個雅思科特（突厥語，yastuq，&ldquo枕&rdquo或錠）。
[118]由此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至少在蒙哥統治初期，紙币實際上并未被廣泛地運用于納稅上。
在中亞、伊朗和外高加索确實有迹象表明，地方造币廠在13世紀50年代中葉制造了大量的第納兒，忽蔔綽兒實際上是用這種貨币交納的。
在金帳汗國的疆域内，隻有伏爾加的不裡阿耳地區在交納貢賦時使用貨币。
斡羅斯公國從沒有制造貨币的傳統，所以蒙古人滿足于征收毛皮或其他價值昂貴的商品作為忽蔔綽兒（斡羅斯稱之為dan&rsquo）。
在遊牧民之中，忽蔔綽兒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規模進行計算的。
蒙哥即位後，開始于斡兀立海迷失時期的過高的什一稅很快就被廢除，恢複了以前的百一稅。
至于農業稅，蒙古人在許多地方都依照當地舊例，在中原，他們保持了由耶律楚材精心設計的體系，征稅的數目，在土地的數量和質量的基礎上進行估價。
在西亞，則普遍使用流行于伊斯蘭地區的什一稅。
因此，概括地說，蒙哥很快就設立了三種稅，實行于全帝國的定居地區。
每一種稅種的估稅和稅率都有明确的規定，而且規定了貢品和農業稅每年隻征收一次。
雖然不合理的現象繼續存在，過度征稅也沒有完全杜絕，但政府繼續不斷努力，參照各地方的慣例和經濟現實狀況，對征稅清單進行調整。
即使存在不斷的調節（通常在地方一級），在帝國極其複雜的居民中仍實行着相當統一固定的體系。
蒙古人為了實現軍事目的而進行的新兵征召與人口調查也有着密切的關系。
人口統計以後，中國北方的人口被分為三個基本種類：軍戶、民戶、投下戶。
軍戶以&ldquo土綿&rdquo（漢語稱為萬戶，意為1萬個家庭）為組織，在理論上，每個萬戶可以提供1萬個士兵作為蒙古正規軍的輔助兵種參加戰鬥。
在蒙哥統治期間所動員的新軍總數已無法知曉，我們可以從不同地區報告的數字作出判斷，那會是一個很大的數字：1255年，山東建起一支2萬人的軍隊；1257年，格魯吉亞提供了10個萬戶。
此時的蒙古野戰軍隊具有兩方面特征，一是龐大，二是多民族化。
在1253年到1259年之間進攻宋朝的軍隊，除了蒙古人和突厥分支軍隊以外，還包括了漢人、西夏人、高麗人、畏兀兒人，以及阿速人。
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1254年的人口調查之後被迫服役。
除了正規的新兵征集之外，人口調查還被用于甄别有技能的工匠，然後将他們分派到帝國的武器制造部門、礦山工作，或者作為特殊兵種在軍隊中服務。
蒙古人的人力動員系統的有效性和靈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說明：一支由1000名漢人炮手組成的軍隊随同旭烈兀西征，幫助他攻破了報達的城牆。
蒙哥之所以能夠向他的弟弟提供這樣一支軍隊，是因為在1252年的人口調查期間，所有中國北部的鐵匠、木匠和黑色火藥的制作者都被登記為炮手，并建立了專門的名冊。
所以當後來他們認為西亞需要那些專門人才的時候，蒙哥和他的顧問們隻需要打開專門的名冊，找出所需數量的适當人選就可以了。
新的征服 1251年的忽鄰勒台達成協議，開始計劃向西亞、高麗和中國南部發動一系列戰役，蒙哥決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遺願，而且自信他可以動員到所需的軍隊和物資，于是便迅速地實行了新的征服計劃。
随後的一年，已經準備好能夠同時展開三個方面的行動。
出征西亞的軍隊集中于蒙古西部。
先鋒軍于1252年夏天出發。
次年，主力出發。
雖然名義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負責，但當軍隊抵達預定目标後，戰場實際的作戰指揮便被委托給怯的不花。
他是先鋒軍的指揮官，蒙哥家族的管家。
[119] 遙遠的征途，大量的人畜，随軍攜帶的辎重和圍城的裝備，由此可以想見後勤方面的困難是多麼的巨大，旭烈兀揮軍西進的計劃需要多麼精心的安排。
西征軍的主力于1256年抵達呼羅珊，在那裡會合了來自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增援部隊，還有根據最新的人口調查動員起來的為數衆多的地方輔助部隊，包括波斯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員。
最初使人感受到這支聯合軍團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是他們擊潰亦思馬因派的戰鬥。
亦思馬因派（他們作為刺客集團而為歐洲人所知）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派别，以暗殺作為政治武器而名聲昭著，并且令人生畏。
刺客們隐藏在伊朗西北部的群山之上，用衆多的城堡組成網狀防禦系統，并進行了殊死的抵抗。
但在蒙古軍持續數月的攻擊之下，他們開始投降了。
1257年年初，亦思馬因人的多數城堡停止了抵抗，他們的領袖也被蒙古軍俘獲。
蒙哥深深地認識到亦思馬因人的特殊技能，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慮，他下令将所有幸存的亦思馬因人處死，從該派大師開始。
接着，旭烈兀揮師前往阿拔斯哈裡發王朝所在地報達。
哈裡發谟斯塔辛拒絕了旭烈兀讓他們投降的命令，此舉無異宣布了他自己和大多數報達市民的死刑。
蒙古的各路人馬在1257年下半年會師城下，并且構成了嚴密的包圍圈。
1258年2月，怯的不花的攻擊部隊攻克了報達，在接下來的七個充滿血腥的日子裡，蒙古軍肆意地在城中進行掠奪和大屠殺。
與此同時，還進行着一些次要的戰役：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中等城市都受到攻擊，大量的遠征軍被派往克什米爾和昔思田。
1259年，這些戰役結束了，旭烈兀完成了蒙哥交付的任務，在西亞牢固地建立了蒙古人（拖雷系）的統治。
旭烈兀試圖擴展他新建立起來的王國，又将攻擊的矛頭指向了更遙遠的叙利亞。
但是，其結果是一場大災難，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于次年9月在愛音紮魯特擊潰了入侵者，并俘虜了蒙古軍的統帥怯的不花。
[120] 在亞洲的另一端，于1252年下半年展開了對高麗人的攻擊，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兒的長子諸王也古。
這一次，蒙哥錯誤地選擇了指揮官，也古既不忠誠，也不服從命令，而且拙于處理各種事務，因此，大汗在1253年下令由皇帝護衛軍的官員劄剌兒帶取代了他的職位。
劄剌兒帶在以後的五年裡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仍然無法徹底戰勝勇敢地進行抵抗的高麗人，這迫使蒙哥在1258年又向半島派遣了大量援軍。
雖然向戰場上投放了大量生力軍，在高麗人勉強地承認了蒙古的宗主國地位之前，蒙古軍仍然在苦戰中度過了一年。
在中國南部前線，也有大批蒙古軍隊在調動中。
如果對宋進行正面攻擊，就需要冒險強渡長江下遊，其代價将會很高。
為了避免這一點，蒙哥決定在中國西南部建立一個作戰基地，從那裡可以發動側翼的攻擊。
出于這個想法，在1252年夏末，蒙哥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遠征并占領南诏&mdash&mdash或者更嚴格地說是大理，這個王國被雲南的段氏家族所統治，連接着宋朝防禦很薄弱的西部和西南部邊境。
[121]蒙古軍自陝西出發，在秋天抵達黃河上遊的一條支流洮水。
先鋒軍由漢人将領汪德臣率領，攻入四川盆地，擊潰宋朝地方守軍，在利州城（後稱保甯）建立起蒙軍的主要基地。
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掃清，交通線安全可靠，于是忽必烈率領主力部隊向大理國前進。
1253年秋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