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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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金統治區内情況的資料很少，但看來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戰争頻仍地區一樣，隻要需求增加，他們就從臣民那兒征收他們需要的東西。
這樣，賦稅征收隻是一特定的沒有規範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滿足戰争的應急需要而實行的一系列無止境的極度征用與勒索。
[50]通常，蒙古人按種類征收實物賦稅，像谷物、布匹、坐騎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屬制品）等。
在這一時代，所有國家義務&mdash&mdash不管是兵役、勞役，還是各種賦稅或金錢&mdash&mdash都用&ldquo差發&rdquo（albakhubchiri）一詞概括。
中國北部人口中，從這些各種各樣的賦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類人是宗教人士。
1219年，禅宗和尚海雲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項免稅許可，1223年，蒙古宮廷又把這項特權授予道教長春派，後來，又授予其統治區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團&mdash&mdash回回、基督教徒等。
[51] 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當1217年漢人在行政機構中影響增長後，中國北方的嚴峻情況稍有緩解，并開始進行重新建立毀壞的設施、恢複農業和複興社會與教育事業的嘗試。
但這些努力隻是局部性質的，從來沒有得到蒙古統治當局的積極支持。
這種情況直到金朝最後滅亡與13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時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與成吉思汗之死 當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時，他曾向黨項人征兵，但由于黨項人違背了以前的誓約，所以要求沒能實現。
數年以後，黨項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為了恢複與蒙古人的關系，他們派出軍隊幫助木華黎從金朝手中搶奪陝西的地盤。
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發生逆轉，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這些軍隊，這反映出西夏宮廷的嚴重分裂狀态。
一個屬國的這樣反複無常的行為既是一種軍事威脅，又是一種對蒙古人聲望的挑戰，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須讓黨項人作出解釋并使他們永遠保持協調一緻。
為了試探西夏宮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進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提出一項建議，給黨項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國臣服一次最後的機會：他們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須立即給成吉思汗的宮帳送去一個兒子作人質，以擔保他以後的忠誠。
但是，西夏沒有對這項建議給予答複，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們與金朝簽訂了和平條約，這就更加觸怒了蒙古人。
[52]戰争于是不可避免了。
與1209年快速進攻中興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戰役有着預定的目标，即征服或摧毀西夏王國的西部地區以使其都城、宮廷與王國的其他地區隔開。
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進攻黨項人在戈壁西部的一個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mdash&mdash馬可·波羅稱為亦集乃，漢人稱為黑水&mdash&mdash開始了戰争行動。
不久，那裡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軍隊向南進入甘肅走廊，進攻肅州城和甘州城。
到夏末，這兩座城池均被攻陷，肅州且被屠城。
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腳下涼爽的大帳指揮了這兩場戰役，現在他重新組織軍隊，一部向西進攻瓜州，其餘的則向東進攻西涼。
後者為西夏王國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月不戰而克。
随後，因獲勝而士氣旺盛的蒙古軍隊又受命越過黃河，向西夏的都城中興進發。
1226年末，他們抵達并包圍了都城南邊的一個重要設防要塞靈州。
當西夏統治者感到威脅，并派出一支大軍去解救這座被圍困的城市時，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隊渡過黃河并打垮了西夏援軍。
到1227年初，中興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圍，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成吉思汗的軍隊包圍中興府後，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進軍，并于1227年春夏兩季進攻金朝西部邊界的據點。
然而，在8月，這位蒙古首領病倒，不久就去世了。
顯然，由于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馬舊傷複發并引起了并發症，導緻了他的死亡。
他死于六盤山南麓某處，死訊被暫時封鎖。
為了實現他的臨終遺願，對西夏都城的圍攻一直持續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為止。
西夏王國滅亡後，成吉思汗的遺體立即被運回蒙古，葬于不兒罕·合勒敦。
軍隊被留下來鞏固新取得的戰果，但進一步的入侵行動則停止了。
這因為皇族及其主要顧問和将領們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們領袖的去世，并把汗國的諸項事務安排妥當。
帝國的組織：窩闊台和貴由汗時期 成吉思汗遺産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鄰勒台 成吉思汗第一次面臨繼承問題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
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将發生的戰役中他所面臨的許多個人危險，在她的勸說下，這位蒙古領袖決定立即解決這一緊要問題。
在接下來發生的宮廷辯論中，一場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兩個主要候選人，他的兩個較年長的兒子術赤與察合台之間爆發。
察合台為了實現他奪取汗位的願望，公開對術赤的父親血統表示懷疑，他提醒人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兒帖被蔑兒乞人俘虜一段時間後逃出來不久出生的。
争吵随之發生，他們的父親看出，很顯然他們的個人不睦是不可調和的，誰也不會接受對方繼承汗位。
為了避免一個有争議的繼承人，成吉思汗即轉向他的第三個兒子窩闊台。
這是一個折中的候選人。
而對他的其他三個兒子來說這一解決方案證明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都公開莊嚴地向他們的父親發誓：他們将尊重這一決定，在窩闊台即位時，他們将毫不猶豫地忠于和支持他。
為了消除對這一點産生懷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後臨終前又重新肯定了窩闊台繼承汗位的權利。
[53] 作為消除他後代之間緊張與沖突關系的一項補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幾年時間内，分配給他每一個兒子一份領地及屬民。
在理論上，他們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領地内，但要承認成吉思汗所選擇的繼承人的最高權力，積極與後者協力，進一步擴張帝國的疆界。
按照蒙古的傳統習慣，長子術赤于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時間，第一個獲得了他的領地&mdash&mdash額爾齊斯河地區。
依據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領地後來擴大，包括了歐亞草原西部地區和斡羅斯諸公國。
其他兒子分授領地的時間不清楚，但極有可能是在13世紀20年代初期。
在這次分配中，察合台獲得突厥斯坦西部、塔裡木盆地和天山地區西部；窩闊台獲得準噶爾和阿爾泰山西麓；最小的兒子拖雷，作為他們家庭的守護者（斡赤斤），獲得蒙古本土。
[54]中國北部，據我們所知，并沒有被包括在那時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許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權力之下的領土之一，随後傳給了他的繼承者。
同樣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還準備在他的兒子和其他親屬之間分配他軍隊中的蒙古軍部分。
他留給他三個較年長的兒子每人4000人的軍隊，給其他各個親屬的軍隊人數更少。
剩下的軍隊共10.1萬人則沒有分配，而是劃歸拖雷所有。
拖雷作為幼子，按照遊牧習俗，得到了他父親剩餘的财産。
[55]當然，拖雷把這些軍隊&mdash&mdash蒙古人軍事機器的核心&mdash&mdash置于帝國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當初他是這樣做的。
然而，在以後的幾十年裡，正是拖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對成吉思汗家族之間競争日趨激烈的權力問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棘手的繼承人與财産分配問題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國的首次權力轉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順利完成。
雖然拖雷作為另一位候選人曾被提出過，但他的奮鬥目标并不迫切。
他被提為候選人很有可能不是為了對窩闊台進行一次嚴重的挑戰，而是為他今後的稱汗打下基礎。
不管怎樣，沒有發生公開的分裂，而且為窩闊台繼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在緩慢地進行着。
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親屬和軍隊将領們被從帝國很遠的地區招來。
在汗位空缺期間，拖雷作為蒙古本土的守護者，被指定掌管國家事務，也就是說，成為監國者。
[56] 當意見達成一緻和準備工作就緒後，1229年秋天的某時，忽鄰勒台終于在靠近克魯倫河的闊疊額·阿賴召開。
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囑，與會的人正式向窩闊台勸進，而窩闊台經過一些禮節上和儀式上的謙讓後，終于被&ldquo說服&rdquo，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稱号&mdash&mdash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區别于他現在享有&ldquo汗&rdquo的稱号的兄弟們。
為了表達他們對他即位的承認，窩闊台被他潛在的汗位競争對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鐵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寶座。
而後，根據《秘史》的記載，護衛軍和箭筒士被付予&ldquo窩闊台合罕&rdquo，即統治權力被交付其手中。
即位儀式結束後，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宴會，在宴會上，窩闊台向到會的顯要人物分别賞賜了禮物，以示謝意。
[57] 重新擴張與金的滅亡 花費了一生大部分時間進行征戰的窩闊台，以一次軍事力量的沖擊開始了他的時代。
按照新召開的忽鄰勒台所達成的決議，帝國的邊界必須多方位向外大力推進。
他父親時代遺留下來的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就是征服欽察草原和斡羅斯諸公國。
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這一重要任務交給了術赤，但後者全然不顧他父親如何發怒，從來沒有一心一意地完成這項任務。
1227年，在他父親去世前幾個月，術赤死了。
這一地區的軍事行動過去是拖拖拉拉，現在則完全停頓下來。
窩闊台成為合罕後，立即重新發動了這場戰役。
1229年，他派出三個新萬戶去清除伏爾加河下遊地區，以作好對歐亞草原西部邊緣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準備。
占據伏爾加河與烏拉爾河之間地區的東部的欽察部對入侵軍隊進行了出人意料的頑強抵抗，這破壞了蒙古人後來對烏拉爾山脈以西發動戰争的計劃，并使之推遲了好幾年。
1235年，經過最高級商談後，老将速不台率領援軍被派赴伏爾加地區。
1236年抵達戰場後，他很快摧毀了抵抗，随後向西攻入斡羅斯和欽察草原，并于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見地圖27）。
[58]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窩闊台盡責地把這一大片領土分給了術赤的兒子們。
長子斡爾達分到了額爾齊斯河與烏拉爾河之間的領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羅斯諸公國和西部欽察草原。
地圖27 拔都進攻斡羅斯與歐洲 在中東也還有未完成的任務。
1230年，窩闊台任命他的護衛之一綽爾馬罕掌管這一地區的蒙古軍隊，命令他追蹤逃亡的劄蘭丁，而後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試圖組織一個反對蒙古人的聯盟。
在首先鞏固了自己在呼羅珊的統治後，綽爾馬罕進入外高加索，以追趕末代花剌子模沙。
1231年，當這個棘手的叛亂首領被強盜殺死的消息傳到蒙古指揮官那兒時，他又指揮軍隊攻入小亞細亞，那裡原由魯木國的塞爾柱人進行着統治。
他們像東部欽察人一樣，進行了頑強抵抗。
直到1243年，經過長期艱難的戰争後，綽爾馬罕的繼任者拜住指揮下的西亞蒙古軍隊才能夠對塞爾柱人的領土實行有效的統治。
在東北亞，窩闊台對高麗發動了大規模的戰争（見地圖28）。
蒙古人最初進入半島是在1218年他們征服東北地區時。
由于不能抵抗入侵軍隊，高麗王朝同意每年納貢以換取蒙古軍隊的撤退。
獲得第一批貢物後，蒙古人按約撤回軍隊。
然而，由于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稅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窩闊台以這一事件為借口，對高麗發動了一次新的進攻。
到12月，蒙古軍隊包圍了都城開京，迫使高麗國王投降。
蒙古人對他們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無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麗人起而反抗，殺死了蒙古人駐在這個國家北部的監臨官（達魯花赤）。
高麗統治者意識到蒙古人不久就要進行報複，所以放棄了開京，跑到黃海海岸邊的一個小島&mdash&mdash江華島去避難。
作為對這些挑戰的回擊，蒙古人發動了一系列戰役，以迫使高麗對他們統治的承認。
經過1241&mdash1247年一段時間的休戰後，戰争繼續進行，一直到1259年高麗人最終服從外族的統治為止。
[59] 地圖28 蒙古對高麗的幾次入侵 盡管在歐亞其他地區進行了如此大規模的戰争，窩闊台還是決心完成另一項未竟事業&mdash&mdash消滅金朝。
1223年木華黎去世時，金朝已經重整旗鼓，收複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據的失地。
由于那時蒙古人一心要懲罰黨項人，所以被迫減少了他們在中國北部的作戰。
雖然在13世紀20年代後期，零星的戰鬥仍然在各個邊界地區時有發生，但蒙古人并沒有試圖在金朝的最後根據地河南給其以緻命的打擊。
窩闊台于1230年開始對金朝發起初步進攻。
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國家雖然受到沉重打擊，但仍然能夠進行有力的防禦，必須制定新的作戰計劃和增加軍隊才能給其以緻命一擊。
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結起軍隊并于1231年着手實施一項新的戰略計劃。
軍隊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領下在山東作戰；中軍在窩闊台的率領下進入山西；而右翼則在拖雷指揮下攻入陝西。
後一支軍隊随後進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請求允許他們通過其領土，以準備由東南向開封發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擊。
策劃這次大規模的包抄行動，是為了避免去進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難以攻克的要塞潼關。
蒙古人的借路請求被拒絕後，隻好用武力沿宋朝邊界打開一條通道。
1232年初，拖雷的軍隊在三峰山擊潰金軍主力，而後又繼續向開封進軍。
夏季，三支軍隊齊集開封，由速不台統一指揮蒙古各軍。
在交接指揮權後，窩闊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
窩闊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發作，随後又恢複了健康。
可他的弟弟在到達北方後身體更加虛弱，到接近年底時就去世了。
與此同時，速不台在整個秋季加緊了對這座被圍困城市的攻勢。
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離了都城。
幾周後，被扔下的士氣低落的守軍停止了抵抗。
5月，開封的城門向蒙古人打開。
金朝皇帝此刻已處境危急，他避難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宮廷請求援助，而後者想從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奪回喪失已久的領土，拒絕了金朝的提議，反而與蒙古人協商建立同盟。
盡管攻勢加強，但這座城市仍在繼續抵抗。
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聯軍會合于蔡州城下。
經過數月的抵抗，哀宗意識到無路可逃，也沒有獲勝的希望，于是自殺身亡。
之後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滅亡。
在戰争的餘波中，宋朝由于想從金朝的滅亡中撈取好處，進行了一次占領整個河南的錯誤嘗試。
不幸的是，宋朝軍隊并不能勝任這項任務，不久就被蒙古人擊潰，蒙古人根本就沒有打算與他們的新盟友分享勝利果實。
行政管理的重新調整 為了統治這一龐大的和不斷擴張的帝國，按照慣例，新皇帝以怯薛（護衛軍）的全體成員組成他的中央行政機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作為他父親的遺産傳給他的。
[60]窩闊台選擇了原來他父親宮廷機構裡的一個内侍，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徒鎮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
作為一個克烈人（雖然有些材料說他是畏兀兒人），他至少從1203年起就為蒙古人效力。
在他早期經曆中，他曾擔任過一系列軍事和行政職務，并且很稱職。
但直到窩闊台時代初，鎮海才作為帝國的重要大臣而突然達到頂峰。
行政機構中的許多其他重要官員，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類似的方式被起用。
毫不奇怪，那時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時沒有多少改變。
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獲得了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對帝國管理機器進行大的調整成為必要。
在成吉思汗時期，蒙古人滿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負責的戰區指揮官管理之下，他們作為全權的軍民官而發揮作用，就像木華黎在中國北部那樣。
外來的官吏，像在中國的畏兀兒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漢人，被用來幫助蒙古人進行治理。
但是，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對本地行政管理機構與人員的強烈依賴性，他們被有計劃地吸收進來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務。
為了确保這些當地的精英忠誠地服從命令和促進帝國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從屬軍隊駐地和附屬國的宮廷設立了特殊官員達魯花赤。
在帝國早期，這些監督戶口調查、賦稅征收、軍事征調的官員均從大汗的那可兒中挑選。
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達魯花赤是劄八兒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個時間被派到中都。
[61]我們還不能确知這一官職的制度根源，但它與金朝的官職&ldquo行省&rdquo和哈剌契丹王國的&ldquo八思哈&rdquo有聯系，二者的職權均與後來的達魯花赤相類似。
突厥語八思哈與蒙古語達魯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語義，二者的意思均為&ldquo監臨者&rdquo。
[62] 窩闊台對他所繼承體制的重大改革是為了削弱戰區指揮官的行政管理權力，而把這些工作移交給專職的&ldquo民職官員&rdquo，因為前者的首要職責畢竟是軍事征服，而後者能夠全身心地緻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務。
1229年，他首次組建了兩個這樣的由民政官領導的行省，一個在中亞，另一個在中國北部。
後來，一旦在13世紀40年代于中東建立起穩固的蒙古人橋頭堡後，第三個行省也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這次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汗本人對帝國定居地區的财富的最高權力，特别是避免貢物和稅收被地方上的帝國汗室成員攫取。
後者的利益雖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體制下絕對沒有被忽視。
到窩闊台時代晚期，已經建立起這樣的習慣做法，即允許有利害關系的地方諸汗和帝國其他諸王在行省人員中派駐他們的私人代表，并在選擇首席行政官員時有發言權。
這樣，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由大汗領導的整個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業。
看起來，這種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結合體制，由于窩闊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間發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發展起來，以後才被應用于中國和伊朗。
[63] 突厥斯坦的首任長官是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個說突厥語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為突厥語使者之意）進入蒙古宮廷效力。
從鹹海到黨項之間的所有定居地區都屬于他的管轄範圍。
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汗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傳統；他為數衆多的子孫們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國的各個蒙古王室。
[64] 與馬合木·牙老瓦赤同時的在中國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
他是出身于遼朝統治家族的漢化了的契丹人。
作為有着廣博知識和精神境界超凡脫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
像他的先父一樣，他仕途活躍，在金朝擔任過多種行政職務。
當1215年中都陷落時，他正在那裡。
三年後，依照帝國旨意，他來到蒙古參見成吉思汗。
這個契丹人給蒙古統治者留下了極強烈的印象，他以書記官（必阇赤）和宮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為扈從。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亞，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國。
在汗位空缺時期，攝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區發生的一次騷亂。
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窩闊台即位時返回蒙古。
值此1229年，中國北部被交由他負責。
[65]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為蒙古人十幾年的忠實仆從以及對中國情況極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對于窩闊台在中國北部所設置的都課稅使這一新職位有着完全的勝任資格。
然而，對他的任命并沒有迎合蒙古統治階層的一些人，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任命一個有着耶律楚材背景和觀點的人進入這樣的機構，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犧牲他們自身的利益作為代價，來維護帝國對稅收的直接控制。
這種擔心在服務于蒙古帝國的漢人軍事指揮官中也存在。
即使後者有時積極地支持耶律楚材複興漢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世紀20年代混亂的情況下，他們還是習慣于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幹擾下統治他們的領地。
因此，像他們的蒙古同僚們一樣，他們對實行行政或财政中央集權的任何企圖也傾向于抱有深深的懷疑。
[66] 耶律楚材令人不安的财政改革建議，最初出現在窩闊台時代早期發生的有關帝國政策總體方向的辯論中。
[67]在這些辯論中，宮廷官員與極端派的代言人&mdash&mdash拜答兒（别疊）正式提出一項計劃，即減少中國北部的人口，把其耕地變成蒙古人放牧牲畜的牧場。
耶律楚材通過有力的辯論改變了這一駭人聽聞的建議，即如果将固定的稅收計劃引進這一地區的話，财政收入會大大增加，這将給帝國國庫帶來更多的長期利益。
窩闊台被說服，因為如果這一計劃成功的話，将會加強他作為合罕的權力。
他給予這個契丹人一次機會去嘗試實現他的政策建議。
耶律楚材在進行的宮廷辯論中赢了這一回合，而現在則須證明他的措施能夠獲得他所許諾的國庫稅收。
耶律楚材實現計劃的第一個正式步驟是在臨近1230年年底實行的，當時窩闊台在中國占領區的十個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稅收長官（征收課稅使）。
[68]所有的人都是漢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員。
他們将根據耶律楚材設計的全新的體制去監督稅收。
在新的體制下，每一個成年人要在以絲估價财産的基礎上交納固定的賦稅（差發），對農村人征收的稅率要比都市人高很多。
每戶耕種者還要交納一定數量的谷物，無論他們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如何；而那些在城鎮裡的人則用絲交納補充稅，用以為過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
大部分用絲估定的稅收折為銀子交納給官府。
雖然談不上公平，但這一體制确實建立了穩固的稅收種類，而且明确規定了稅額的基礎。
[69]按照稅收的設計者的厚望，稅收&mdash&mdash至少在理論上&mdash&mdash現在已有序而且可預知了。
更重要的是從蒙古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窩闊台對其效果非常滿意，以至在1231年任命耶律楚材為自己的中書令；也就是說，他被賦予了中國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職責。
然而，在新職位上，他仍然從屬于鎮海領導下的中樞機構，由中書令發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須由鎮海連署才能生效。
[70]盡管如此，耶律楚材财政改革的成功加強了他的權力，他利用已增長了的影響力推動了更多的改革。
雖然中國北部的情況由于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但許多問題仍未解決，而新的問題不久就暴露出來了。
首先，蒙古人不再滿足于原來設定的稅率；比如在1231&mdash1234年之間，谷物稅額從每戶2石漲到4石。
其次，蒙古人不能改變他們超出固定稅額橫征暴斂的舊有習慣。
這些困難的出現，部分是因為蒙古當局首先計算政府開支，然後确定稅收額以滿足他們的預算需要。
由于開支增多，要确定新的稅率或者随時引進特殊稅收以彌補預算中的不足部分。
這些赤字會由于帝國政策的改變或新的軍事戰争而産生，但很多則僅僅是由于蒙古統治者的個人貪欲。
進入他們腰包的、以銀為形式的貢物被定期地送給回回商人（内亞和中亞的穆斯林）進行投資。
然後，回回人就用這些資本購買貨物進行交易或以極高的利息率借給百姓。
這些諸王和商人們之間的合夥關系（漢語稱為斡脫），常常帶來巨大利潤，所以蒙古統治階級成員們總是渴望得到額外的資本以進行新的商業冒險。
[71] 在蒙古領導階層中，沒有比合罕本人更嚴重的違犯者了。
窩闊台随便地把大量現金送給斡脫商人去投資，據說，有時為此目的，他給某個商人500錠金或銀（波斯語叫巴裡失）。
為了說明這個數量的大小，請不要忘記，在1230年，耶律楚材從他的全部轄區中也僅僅收到了1萬錠銀。
盡管他的官員特别是馬合木·牙老瓦赤反對，合罕卻仍繼續這一做法，直到他的統治結束。
[72]毫無疑問，照此額度無法把金錢留在金庫，上調稅額的壓力永遠存在。
然而，由較高稅額引起的窮困并不是斡脫商人造成的僅有危害。
作為合罕或是有權有勢的宗王的代理人，他們利用自己的關系向百姓勒索錢物。
這些商人在中國北部慣用的騙術是謊稱他們用某位宗王的錢購置的貨物被盜，強迫當地百姓&mdash&mdash百姓懼怕官府報複&mdash&mdash去賠償他們的&ldquo損失&rdquo。
1231年後的中國北部繼續存在着大量流動人口這一事實，是形勢還沒有恢複到正常狀态的一個進一步明确的征兆。
盡管有這些改革，許多人（一個臨時的統計說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棄他們的家園，而這僅僅是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無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的人從稅收名簿中消失了，因為他們被迫成為蒙古高官的奴隸和仆從。
耶律楚材敏銳地感覺到這一問題，1234年他建議窩闊台在中國北部進行人口調查，查出隐藏和流動人口，讓他們返回家園和登記入冊。
合罕同意并且指定由失吉忽秃忽&mdash&mdash青冊的原始保存者&mdash&mdash具體負責。
這次人口調查在1234年實行，在宮廷引發了關于未來稅收政策的新的辯論。
盡管耶律楚材對稅收稅類的建立感到滿意，但他仍要求課稅方法上的根本變革。
按他的意見，今後應當以戶計賦，而不是像1231年以後在中國實行的那樣按人丁來征收，但蒙古人更喜歡按人丁估稅的做法，這是一種在中亞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13世紀20年代早期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财政改革中的。
最後，達成一種妥協，原有的按人丁課稅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種以絲支付的新的戶稅被采用。
從總體而言，耶律楚材赢得了一分。
關于農業稅，他建議進行的修改得到采納。
谷物稅，最初是對每戶按統一稅率征收的，現在将要按各戶擁有土地的數量和質量來征收。
當1236年人口調查結束時，引進了新的制度。
其結果是可喜的：更多的公平征稅方法被采用，單個家庭實際上的負擔大大減輕了，有些戶減輕90%之多。
但是由于1234年侵占河南和對一直隐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記而使稅收基礎擴大，整個官府的稅收仍然維持着。
耶律楚材現在達到了他的權力和影響的頂峰，但麻煩卻在地平線上開始出現。
耶律楚材的失勢 在即位最初的活躍時期過去以後，自13世紀30年代中期起，窩闊台漸漸失去了管理帝國的興趣，當他開始沉溺于飲酒、玩樂以及奢侈生活的時候，各地方和地區的勢力積極地施展他們的影響。
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國中央集權的堅定擁護者之間發生的鬥争，其轉折點是1236年和1237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開始失去合罕重視的迹象發生在1236年，當時窩闊台決定大量增加王公們在中國北方的封地（蒙古語：忽必；漢語：封地）。
根據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農業用地作為增加私人收入的來源。
例如，術赤後人被賜予平陽41302戶，而察合台得到太原47330戶。
[73] 盡管耶律楚材設法使窩闊台頒布了另一項法令，規定帝國宮廷保留在私人封地内收稅和征兵的權利，如此大規模的分封封地仍然成為中央集權擁護者們的重大挫折。
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預見到的那樣，沒有一個積極而且強有力、能夠堅決實施自己意願的合罕，中央政府實際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很多的權力。
那些封地内的屬民，沒有任何形式的保護，隻得屈從于無休止的暴政和剝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認地輸掉了一場緻命的戰役，但他仍然緻力于改革。
這一次他将注意力轉向了行政機構的改革。
蒙古人自己已經在這方面邁出了一步。
随着金朝在1234年的滅亡，蒙古人開始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法律&mdash&mdash成吉思汗的劄撒&mdash&mdash在管理一個定居的社會時作用有限。
于是他們決定在他們的中國領土上普遍實行金朝的法規，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礎上編纂而成，最初頒布于1201年。
盡管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進步，耶律楚材的頭腦中還醞釀着更宏大的計劃，這就是他希望能夠導緻最終在中國北部完全恢複儒家模式的政府。
為達到這個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尋求窩闊台的許可，舉行整個北方文職人員的考試，以此作為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恢複到他們以往在政府中的地位的手段。
那些人在過去的數十年裡飽經貧困，而且失去了地位。
合罕對他的這個計劃表示同意，随後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組織了各&ldquo路&rdquo的考試。
4000多人通過了考試（其中1/4的人在參加的時候身份是奴隸或者戰俘），但使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隻有少數成功的候選人被派去擔任實際職務。
[74]代之而來的多數情況下，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充做行政管理的顧問。
蒙古人無意将中國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區）交由當地的官員管理。
實際上，在以後的歲月裡，外來行政專門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兒人和突厥斯坦居民，在中國北部政府機構内繼續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計劃沒有被接受，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影響有限。
以後的事情将會表明，他不隻是無法發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實施的措施也絕不是可以免受攻擊的影響，尤其是在過去十餘年裡，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維艱。
這次攻擊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從來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亞和中亞商人。
他們在蒙古統治集團中的影響力一向很強，而且在耶律楚材影響被削弱的情況下穩定地增長。
1239年窩闊台被說服将中國北部的稅收交給回回商人奧都剌合蠻承包，這就繞過了國家正式的稅收系統。
當年确定的稅收額不出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銀4.4萬錠。
第二年年初，合罕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興，于是安排這個包稅人主管中國北部的稅收部門，充任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75]商人集團的勝利暫時告一段落。
新政策給漢人居民帶來的有害影響，可以在窩闊台于臨近1240年年底的時候頒布的旨令中發現。
按照這份旨令的說法，平民和官員被迫向無處不在的内亞和中亞（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應付他們不斷增長的納稅義務。
利率數額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與本金相等。
按照合罕&ldquo仁慈&rdquo的旨意，此後利息超過原來借款的數目是不合法的。
[76] 在奧都剌合蠻的管理下，斡脫商人們&mdash&mdash他們同時以包稅人和放債者的雙重面目出現&mdash&mdash在損害了蒙古統治下的漢人臣民的情況下無疑獲得了高額債息。
事實上，很難想像有比這一時期普遍存在于中國北方更具破壞性和剝削性的經濟制度存在，稅務承包人競相以大數目向宮廷争取征稅的權力，這就使稅額不斷上漲。
當然，商人們總是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在超過定額的情況下盡可能征收稅款。
因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額的款項，所以他們被迫去向斡脫商人（同時也是包稅者）去借高利貸。
應該被提到的是，後者的資金是由蒙古宮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們可憐的臣民最初交納的稅款提供的。
就這樣，到了窩闊台統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宮廷中的影響已經消失了，改革計劃的實施也非常艱難。
他繼續保有中書令的頭銜，依舊是禦用占星術士，但不再能夠參與讨論國家大事。
最能顯示出耶律楚材失勢的事件發生在1241年，當時窩闊台最終采取行動，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國北部的破壞性的财政政策。
情況實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決定将奧都剌合蠻趕下台，并且重新建立一個較為合理的征稅制度。
然而，其結果是，窩闊台并沒有轉向耶律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個中亞的回回、說突厥語的花剌子模人馬合木·牙老瓦赤。
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腦。
顯然，在宮廷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氣氛下，窩闊台認為他不能将中國北部的管理權交還到耶律楚材或者其他漢人利益的維護者手中。
然而，撇開耶律楚材而選擇牙老瓦赤，這并不是說宮廷想要（哪怕是變相地）繼續奧都剌合蠻的政策。
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個完全依靠自我奮鬥的改革家，盡管在他的漢人同事中從未得到什麼較高的評價。
他曾經調整了突厥斯坦的稅收，反對窩闊台宮廷的奢侈鋪張，而且在他以前的職權範圍内與分封體系的擴大進行鬥争。
雖然事實是他在從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的短暫的任職期内無法減少到處蔓延的官員腐敗現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間的不斷争鬥，對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國對中國北部的政策的改變。
[77] 簡而言之，盡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許多方面與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指派去取代奧都剌合蠻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經失去了個人影響力。
在乃馬真攝政期間（1241&mdash1246年），耶律楚材于1243年體面但悄然地死于哈剌和林。
窩闊台之死與乃馬真攝政 在合罕積極參與的滅金戰役結束之後，宗王們強烈要求窩闊台留在蒙古本土，過優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國擴張所帶來的巨大利益。
合罕最初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因為他渴望領導即将開始的進攻斡羅斯公國的戰役。
但是在他注意到這些建議後，他最終被&ldquo說服&rdquo了。
[78]從13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窩闊台既屈服于宗王們的壓力，同時也由于自己的愛好，過着奢華而且悠閑的生活，把大多數時間都用于宴飲和遊獵。
因此而導緻的權力空虛被他的第二個妻子脫列哥那急切地填補上了，她很快就在宮廷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并開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義發布诏令。
窩闊台在他統治的後期酗酒的程度實在太厲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個宮廷官員來控制他每天飲酒的數量。
然而這種方法是無效的。
1241年的12月11日，窩闊台在出獵途中的一次酗酒後死去，時年56歲。
這位蒙古帝國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顯然在他位于準噶爾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與他的父親一起葬在不兒罕·合勒敦的山中。
[79] 按照蒙古人的習俗，一個家庭的男性家長死後，在他的長子成年之前，由他的寡婦代管他的遺産，并享有他的權力。
蒙古統治家族繼續遵從社會習俗中長期以來所認可的這一原則，在早期蒙古帝國内部利用它作為轉移政治權力的一種途徑。
換句話說，帝國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襲财産，并可相應處理。
因此，窩闊台死後，他的寡婦，已經牢固地控制住了宮廷的脫列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遺産，也就是說，在通過忽鄰勒台正式确認新的皇室男性首領&mdash&mdash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擔任帝國的攝政者。
[80] 脫列哥那在漢文文獻中稱為&ldquo六皇後&rdquo[81]，一旦掌權，就不顧強烈的抵制，努力策劃将她的兒子貴由（1246&mdash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
由術赤的次子&mdash&mdash金帳汗拔都領導的反對者們最終未能阻止貴由登基，但是他們以各種理由，設法拖延了最終決議的做出約四年半左右的時間。
在這種人為地延長了的整個空位期間，有才能而且堅定的脫列哥那繼續用她已故丈夫的名義管理國家事務。
可是，脫列哥那的權威在軍事領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
窩闊台去世時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入侵中歐，都自動停止了，因為蒙古宗王們和多數高級将領必須回去推選繼承人。
脫列哥那攝政期間恢複了一些軍事行動，但所有行動的目标和規模都明顯地有所限制。
例如，拜住得到允許完成消滅魯迷國塞爾柱王朝的戰鬥。
另一個同樣是範圍有限的作戰行動是攻擊淮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區域。
這場戰役以1245年蒙古軍占領壽州（今安徽壽春）而告終。
[82]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務方面，有許多迹象表明，攝政者享有廣泛的權力，并打算将這些權力運用到最大限度。
例如，1244年脫列哥那批準在外高加索地區發行新的貨币，旨在使人頭稅的征收更加容易。
這是一個開端，在下一個十年裡，蒙哥汗（1251&mdash1259年在位）更加有系統和更加廣泛地努力使帝國稅收貨币化。
[83]攝政者不僅僅是一個暫時代理者，這一點可由她的人事策略進一步證實。
她從政府裡将鎮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門的官員趕走，并且對行省的領導者進行了清洗：波斯的闊裡吉思、阿母河的馬思忽惕伯、中原的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這些窩闊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職。
牙老瓦赤尤其為脫列哥那所痛恨，為了從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最後得到了窩闊台次子闊端的庇護。
脫列哥那将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職位又交給了以前被免職的奧都剌合蠻。
中原再次落入貪得無厭的包稅人手中。
雖然脫列哥那攝政期間實行于中國北部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很少有記載，我們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那與奧都剌合蠻首次掌權時應該是十分類似的。
貴由的即位與宗王之間的争端 雖然脫列哥那所做的人事更動，砍掉了行省的共同管理性質，從而招緻一些蒙古宗王的不滿，但即使這樣，也沒有人公然站出來反對她。
在她的反對者們看來，她的權勢隻不過是暫時的，而她那些令人不快的政策在将來的某個時候會很容易被改變。
然而，在繼承權問題上，脫列哥那遭到了強烈的抵制。
任何帝國權力的易主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激烈政治鬥争的焦點，而且最終會導緻宗王之間的武裝沖突，因為至少在原則上他們所有的人都有資格登上汗位。
而在蒙古人的不健全的但在發展中的繼承體制下，即繼承人由大汗提名，實際上很容易防止上述情況發生。
[84]因此，由于全體皇族的長期利益以及它的每個成員的個人野心都處在緊急關頭，脫列哥那為了達到她的目的，被迫就這些關鍵性問題與所有派系談判。
脫列哥那将她的長子貴由推上汗位的計劃主要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對。
首先，因為窩闊台曾經提名他的孫子失烈門（他是已故合罕三子闊出的長子）為繼承人，所以攝政者的家庭内部出現了不滿和抵制。
[85]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脫列哥那的敵人，諸如馬合木·牙老瓦赤等可以在其他窩闊台系的宗王們那裡獲得庇護，以及為什麼脫列哥那一定要罷免她丈夫的大臣。
雖然失烈門的繼承人身份被脫列哥那成功地剝奪了，但在皇室的其他分支中立即出現了另一股更加難以對付的反對力量。
貴由在同輩的宗王中樹立了強大的敵手，他們中最重要的是金帳汗國的創建者、公認的術赤系的領袖拔都。
這兩個人公開地鄙視對方。
存在于他們之間的根深蒂固的敵意起因可以往前追溯：在1236&mdash1241年歐亞大陸西部的征戰中，兩人的個人意見不合乃至關系破裂。
當時争論的問題是誰人在上，誰位在前。
這一争執如此激烈，以緻窩闊台被迫親自出面調停，作出了有利于拔都的結論。
[86]這自然進一步損害了兩個宗王間的關系，以及貴由和他父親間的關系，并可能是促使窩闊台決定選擇他的孫子失烈門為繼承人而非他兒子的原因所在。
1241年，當窩闊台身患重病的消息傳到了依舊長期不和的西部戰線的蒙古宗王們之中時，貴由立即離開了前線趕回他父親的身邊，可能是想解決他們之間的不和，并藉此提出他個人對汗位的要求。
合罕在他兒子到達前死去了，但脫列哥那已經代表她兒子展開了積極的行動。
用一種也許是很不體面的方式倉促宣布了她丈夫的死訊後，脫列哥那在1241年秋天匆忙召集了忽鄰勒台，希望能夠确保貴由迅速即位。
拔都自己雖然并沒有掌握帝國的野心，但他決定要阻止他所痛恨的對手貴由登基。
因此他聲稱一次嚴重的痛風正在困擾着他，以此為借口拒絕前去參加忽鄰勒台。
術赤系所用的這種策略使貴由的即位問題拖延了幾年之久。
[87]在此期間，脫列哥那繼續堅持她的做法，以她的地位和影響為她的兒子尋求支持。
在許多陰謀詭計和政治上的明争暗鬥之後，攝政在皇室内部得到了她所必需的一緻支持。
1246年夏天，一次新的忽鄰勒台在克魯倫河邊召開，正式推舉貴由為大汗。
對此強烈不滿的拔都直到最後依舊抵制，他再次稱病，拒絕出席貴由的即位典禮。
他派長兄斡兒答代替他作為術赤家族的代表去參加正式儀式。
拔都和貴由間的公開沖突雖然避免了，但是術赤系對新大汗的接受卻是非常勉強和不情願的。
當時反對貴由即位的激烈程度被一位與這些事件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作者在其著作《鞑靼關系》中揭示出來，他說，新的皇帝&ldquo以一票的多數&rdquo當選。
[88]當然這并不完全準确，但真實地反映了蒙古宗王間不斷滋長的緊張政治氣氛。
進一步反映皇室内部發生分裂的事情，是另一個有資格獲取汗位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鐵
這樣，賦稅征收隻是一特定的沒有規範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滿足戰争的應急需要而實行的一系列無止境的極度征用與勒索。
[50]通常，蒙古人按種類征收實物賦稅，像谷物、布匹、坐騎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屬制品）等。
在這一時代，所有國家義務&mdash&mdash不管是兵役、勞役，還是各種賦稅或金錢&mdash&mdash都用&ldquo差發&rdquo（albakhubchiri）一詞概括。
中國北部人口中，從這些各種各樣的賦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類人是宗教人士。
1219年，禅宗和尚海雲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項免稅許可，1223年，蒙古宮廷又把這項特權授予道教長春派，後來，又授予其統治區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團&mdash&mdash回回、基督教徒等。
[51] 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當1217年漢人在行政機構中影響增長後，中國北方的嚴峻情況稍有緩解，并開始進行重新建立毀壞的設施、恢複農業和複興社會與教育事業的嘗試。
但這些努力隻是局部性質的，從來沒有得到蒙古統治當局的積極支持。
這種情況直到金朝最後滅亡與13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時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與成吉思汗之死 當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時，他曾向黨項人征兵，但由于黨項人違背了以前的誓約，所以要求沒能實現。
數年以後，黨項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為了恢複與蒙古人的關系，他們派出軍隊幫助木華黎從金朝手中搶奪陝西的地盤。
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發生逆轉，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這些軍隊，這反映出西夏宮廷的嚴重分裂狀态。
一個屬國的這樣反複無常的行為既是一種軍事威脅，又是一種對蒙古人聲望的挑戰，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須讓黨項人作出解釋并使他們永遠保持協調一緻。
為了試探西夏宮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進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提出一項建議，給黨項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國臣服一次最後的機會：他們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須立即給成吉思汗的宮帳送去一個兒子作人質，以擔保他以後的忠誠。
但是，西夏沒有對這項建議給予答複，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們與金朝簽訂了和平條約，這就更加觸怒了蒙古人。
[52]戰争于是不可避免了。
與1209年快速進攻中興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戰役有着預定的目标，即征服或摧毀西夏王國的西部地區以使其都城、宮廷與王國的其他地區隔開。
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進攻黨項人在戈壁西部的一個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mdash&mdash馬可·波羅稱為亦集乃，漢人稱為黑水&mdash&mdash開始了戰争行動。
不久，那裡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軍隊向南進入甘肅走廊，進攻肅州城和甘州城。
到夏末，這兩座城池均被攻陷，肅州且被屠城。
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腳下涼爽的大帳指揮了這兩場戰役，現在他重新組織軍隊，一部向西進攻瓜州，其餘的則向東進攻西涼。
後者為西夏王國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月不戰而克。
随後，因獲勝而士氣旺盛的蒙古軍隊又受命越過黃河，向西夏的都城中興進發。
1226年末，他們抵達并包圍了都城南邊的一個重要設防要塞靈州。
當西夏統治者感到威脅，并派出一支大軍去解救這座被圍困的城市時，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隊渡過黃河并打垮了西夏援軍。
到1227年初，中興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圍，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成吉思汗的軍隊包圍中興府後，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進軍，并于1227年春夏兩季進攻金朝西部邊界的據點。
然而，在8月，這位蒙古首領病倒，不久就去世了。
顯然，由于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馬舊傷複發并引起了并發症，導緻了他的死亡。
他死于六盤山南麓某處，死訊被暫時封鎖。
為了實現他的臨終遺願，對西夏都城的圍攻一直持續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為止。
西夏王國滅亡後，成吉思汗的遺體立即被運回蒙古，葬于不兒罕·合勒敦。
軍隊被留下來鞏固新取得的戰果，但進一步的入侵行動則停止了。
這因為皇族及其主要顧問和将領們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們領袖的去世，并把汗國的諸項事務安排妥當。
帝國的組織：窩闊台和貴由汗時期 成吉思汗遺産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鄰勒台 成吉思汗第一次面臨繼承問題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
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将發生的戰役中他所面臨的許多個人危險，在她的勸說下，這位蒙古領袖決定立即解決這一緊要問題。
在接下來發生的宮廷辯論中，一場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兩個主要候選人，他的兩個較年長的兒子術赤與察合台之間爆發。
察合台為了實現他奪取汗位的願望，公開對術赤的父親血統表示懷疑，他提醒人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兒帖被蔑兒乞人俘虜一段時間後逃出來不久出生的。
争吵随之發生，他們的父親看出，很顯然他們的個人不睦是不可調和的，誰也不會接受對方繼承汗位。
為了避免一個有争議的繼承人，成吉思汗即轉向他的第三個兒子窩闊台。
這是一個折中的候選人。
而對他的其他三個兒子來說這一解決方案證明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都公開莊嚴地向他們的父親發誓：他們将尊重這一決定，在窩闊台即位時，他們将毫不猶豫地忠于和支持他。
為了消除對這一點産生懷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後臨終前又重新肯定了窩闊台繼承汗位的權利。
[53] 作為消除他後代之間緊張與沖突關系的一項補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幾年時間内，分配給他每一個兒子一份領地及屬民。
在理論上，他們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領地内，但要承認成吉思汗所選擇的繼承人的最高權力，積極與後者協力，進一步擴張帝國的疆界。
按照蒙古的傳統習慣，長子術赤于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時間，第一個獲得了他的領地&mdash&mdash額爾齊斯河地區。
依據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領地後來擴大，包括了歐亞草原西部地區和斡羅斯諸公國。
其他兒子分授領地的時間不清楚，但極有可能是在13世紀20年代初期。
在這次分配中，察合台獲得突厥斯坦西部、塔裡木盆地和天山地區西部；窩闊台獲得準噶爾和阿爾泰山西麓；最小的兒子拖雷，作為他們家庭的守護者（斡赤斤），獲得蒙古本土。
[54]中國北部，據我們所知，并沒有被包括在那時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許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權力之下的領土之一，随後傳給了他的繼承者。
同樣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還準備在他的兒子和其他親屬之間分配他軍隊中的蒙古軍部分。
他留給他三個較年長的兒子每人4000人的軍隊，給其他各個親屬的軍隊人數更少。
剩下的軍隊共10.1萬人則沒有分配，而是劃歸拖雷所有。
拖雷作為幼子，按照遊牧習俗，得到了他父親剩餘的财産。
[55]當然，拖雷把這些軍隊&mdash&mdash蒙古人軍事機器的核心&mdash&mdash置于帝國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當初他是這樣做的。
然而，在以後的幾十年裡，正是拖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對成吉思汗家族之間競争日趨激烈的權力問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棘手的繼承人與财産分配問題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國的首次權力轉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順利完成。
雖然拖雷作為另一位候選人曾被提出過，但他的奮鬥目标并不迫切。
他被提為候選人很有可能不是為了對窩闊台進行一次嚴重的挑戰，而是為他今後的稱汗打下基礎。
不管怎樣，沒有發生公開的分裂，而且為窩闊台繼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在緩慢地進行着。
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親屬和軍隊将領們被從帝國很遠的地區招來。
在汗位空缺期間，拖雷作為蒙古本土的守護者，被指定掌管國家事務，也就是說，成為監國者。
[56] 當意見達成一緻和準備工作就緒後，1229年秋天的某時，忽鄰勒台終于在靠近克魯倫河的闊疊額·阿賴召開。
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囑，與會的人正式向窩闊台勸進，而窩闊台經過一些禮節上和儀式上的謙讓後，終于被&ldquo說服&rdquo，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稱号&mdash&mdash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區别于他現在享有&ldquo汗&rdquo的稱号的兄弟們。
為了表達他們對他即位的承認，窩闊台被他潛在的汗位競争對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鐵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寶座。
而後，根據《秘史》的記載，護衛軍和箭筒士被付予&ldquo窩闊台合罕&rdquo，即統治權力被交付其手中。
即位儀式結束後，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宴會，在宴會上，窩闊台向到會的顯要人物分别賞賜了禮物，以示謝意。
[57] 重新擴張與金的滅亡 花費了一生大部分時間進行征戰的窩闊台，以一次軍事力量的沖擊開始了他的時代。
按照新召開的忽鄰勒台所達成的決議，帝國的邊界必須多方位向外大力推進。
他父親時代遺留下來的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就是征服欽察草原和斡羅斯諸公國。
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這一重要任務交給了術赤，但後者全然不顧他父親如何發怒，從來沒有一心一意地完成這項任務。
1227年，在他父親去世前幾個月，術赤死了。
這一地區的軍事行動過去是拖拖拉拉，現在則完全停頓下來。
窩闊台成為合罕後，立即重新發動了這場戰役。
1229年，他派出三個新萬戶去清除伏爾加河下遊地區，以作好對歐亞草原西部邊緣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準備。
占據伏爾加河與烏拉爾河之間地區的東部的欽察部對入侵軍隊進行了出人意料的頑強抵抗，這破壞了蒙古人後來對烏拉爾山脈以西發動戰争的計劃，并使之推遲了好幾年。
1235年，經過最高級商談後，老将速不台率領援軍被派赴伏爾加地區。
1236年抵達戰場後，他很快摧毀了抵抗，随後向西攻入斡羅斯和欽察草原，并于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見地圖27）。
[58]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窩闊台盡責地把這一大片領土分給了術赤的兒子們。
長子斡爾達分到了額爾齊斯河與烏拉爾河之間的領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羅斯諸公國和西部欽察草原。
地圖27 拔都進攻斡羅斯與歐洲 在中東也還有未完成的任務。
1230年，窩闊台任命他的護衛之一綽爾馬罕掌管這一地區的蒙古軍隊，命令他追蹤逃亡的劄蘭丁，而後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試圖組織一個反對蒙古人的聯盟。
在首先鞏固了自己在呼羅珊的統治後，綽爾馬罕進入外高加索，以追趕末代花剌子模沙。
1231年，當這個棘手的叛亂首領被強盜殺死的消息傳到蒙古指揮官那兒時，他又指揮軍隊攻入小亞細亞，那裡原由魯木國的塞爾柱人進行着統治。
他們像東部欽察人一樣，進行了頑強抵抗。
直到1243年，經過長期艱難的戰争後，綽爾馬罕的繼任者拜住指揮下的西亞蒙古軍隊才能夠對塞爾柱人的領土實行有效的統治。
在東北亞，窩闊台對高麗發動了大規模的戰争（見地圖28）。
蒙古人最初進入半島是在1218年他們征服東北地區時。
由于不能抵抗入侵軍隊，高麗王朝同意每年納貢以換取蒙古軍隊的撤退。
獲得第一批貢物後，蒙古人按約撤回軍隊。
然而，由于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稅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窩闊台以這一事件為借口，對高麗發動了一次新的進攻。
到12月，蒙古軍隊包圍了都城開京，迫使高麗國王投降。
蒙古人對他們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無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麗人起而反抗，殺死了蒙古人駐在這個國家北部的監臨官（達魯花赤）。
高麗統治者意識到蒙古人不久就要進行報複，所以放棄了開京，跑到黃海海岸邊的一個小島&mdash&mdash江華島去避難。
作為對這些挑戰的回擊，蒙古人發動了一系列戰役，以迫使高麗對他們統治的承認。
經過1241&mdash1247年一段時間的休戰後，戰争繼續進行，一直到1259年高麗人最終服從外族的統治為止。
[59] 地圖28 蒙古對高麗的幾次入侵 盡管在歐亞其他地區進行了如此大規模的戰争，窩闊台還是決心完成另一項未竟事業&mdash&mdash消滅金朝。
1223年木華黎去世時，金朝已經重整旗鼓，收複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據的失地。
由于那時蒙古人一心要懲罰黨項人，所以被迫減少了他們在中國北部的作戰。
雖然在13世紀20年代後期，零星的戰鬥仍然在各個邊界地區時有發生，但蒙古人并沒有試圖在金朝的最後根據地河南給其以緻命的打擊。
窩闊台于1230年開始對金朝發起初步進攻。
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國家雖然受到沉重打擊，但仍然能夠進行有力的防禦，必須制定新的作戰計劃和增加軍隊才能給其以緻命一擊。
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結起軍隊并于1231年着手實施一項新的戰略計劃。
軍隊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領下在山東作戰；中軍在窩闊台的率領下進入山西；而右翼則在拖雷指揮下攻入陝西。
後一支軍隊随後進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請求允許他們通過其領土，以準備由東南向開封發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擊。
策劃這次大規模的包抄行動，是為了避免去進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難以攻克的要塞潼關。
蒙古人的借路請求被拒絕後，隻好用武力沿宋朝邊界打開一條通道。
1232年初，拖雷的軍隊在三峰山擊潰金軍主力，而後又繼續向開封進軍。
夏季，三支軍隊齊集開封，由速不台統一指揮蒙古各軍。
在交接指揮權後，窩闊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
窩闊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發作，随後又恢複了健康。
可他的弟弟在到達北方後身體更加虛弱，到接近年底時就去世了。
與此同時，速不台在整個秋季加緊了對這座被圍困城市的攻勢。
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離了都城。
幾周後，被扔下的士氣低落的守軍停止了抵抗。
5月，開封的城門向蒙古人打開。
金朝皇帝此刻已處境危急，他避難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宮廷請求援助，而後者想從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奪回喪失已久的領土，拒絕了金朝的提議，反而與蒙古人協商建立同盟。
盡管攻勢加強，但這座城市仍在繼續抵抗。
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聯軍會合于蔡州城下。
經過數月的抵抗，哀宗意識到無路可逃，也沒有獲勝的希望，于是自殺身亡。
之後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滅亡。
在戰争的餘波中，宋朝由于想從金朝的滅亡中撈取好處，進行了一次占領整個河南的錯誤嘗試。
不幸的是，宋朝軍隊并不能勝任這項任務，不久就被蒙古人擊潰，蒙古人根本就沒有打算與他們的新盟友分享勝利果實。
行政管理的重新調整 為了統治這一龐大的和不斷擴張的帝國，按照慣例，新皇帝以怯薛（護衛軍）的全體成員組成他的中央行政機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作為他父親的遺産傳給他的。
[60]窩闊台選擇了原來他父親宮廷機構裡的一個内侍，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徒鎮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
作為一個克烈人（雖然有些材料說他是畏兀兒人），他至少從1203年起就為蒙古人效力。
在他早期經曆中，他曾擔任過一系列軍事和行政職務，并且很稱職。
但直到窩闊台時代初，鎮海才作為帝國的重要大臣而突然達到頂峰。
行政機構中的許多其他重要官員，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類似的方式被起用。
毫不奇怪，那時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時沒有多少改變。
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獲得了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對帝國管理機器進行大的調整成為必要。
在成吉思汗時期，蒙古人滿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負責的戰區指揮官管理之下，他們作為全權的軍民官而發揮作用，就像木華黎在中國北部那樣。
外來的官吏，像在中國的畏兀兒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漢人，被用來幫助蒙古人進行治理。
但是，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對本地行政管理機構與人員的強烈依賴性，他們被有計劃地吸收進來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務。
為了确保這些當地的精英忠誠地服從命令和促進帝國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從屬軍隊駐地和附屬國的宮廷設立了特殊官員達魯花赤。
在帝國早期，這些監督戶口調查、賦稅征收、軍事征調的官員均從大汗的那可兒中挑選。
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達魯花赤是劄八兒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個時間被派到中都。
[61]我們還不能确知這一官職的制度根源，但它與金朝的官職&ldquo行省&rdquo和哈剌契丹王國的&ldquo八思哈&rdquo有聯系，二者的職權均與後來的達魯花赤相類似。
突厥語八思哈與蒙古語達魯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語義，二者的意思均為&ldquo監臨者&rdquo。
[62] 窩闊台對他所繼承體制的重大改革是為了削弱戰區指揮官的行政管理權力，而把這些工作移交給專職的&ldquo民職官員&rdquo，因為前者的首要職責畢竟是軍事征服，而後者能夠全身心地緻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務。
1229年，他首次組建了兩個這樣的由民政官領導的行省，一個在中亞，另一個在中國北部。
後來，一旦在13世紀40年代于中東建立起穩固的蒙古人橋頭堡後，第三個行省也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這次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汗本人對帝國定居地區的财富的最高權力，特别是避免貢物和稅收被地方上的帝國汗室成員攫取。
後者的利益雖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體制下絕對沒有被忽視。
到窩闊台時代晚期，已經建立起這樣的習慣做法，即允許有利害關系的地方諸汗和帝國其他諸王在行省人員中派駐他們的私人代表，并在選擇首席行政官員時有發言權。
這樣，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由大汗領導的整個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業。
看起來，這種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結合體制，由于窩闊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間發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發展起來，以後才被應用于中國和伊朗。
[63] 突厥斯坦的首任長官是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個說突厥語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為突厥語使者之意）進入蒙古宮廷效力。
從鹹海到黨項之間的所有定居地區都屬于他的管轄範圍。
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汗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傳統；他為數衆多的子孫們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國的各個蒙古王室。
[64] 與馬合木·牙老瓦赤同時的在中國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
他是出身于遼朝統治家族的漢化了的契丹人。
作為有着廣博知識和精神境界超凡脫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
像他的先父一樣，他仕途活躍，在金朝擔任過多種行政職務。
當1215年中都陷落時，他正在那裡。
三年後，依照帝國旨意，他來到蒙古參見成吉思汗。
這個契丹人給蒙古統治者留下了極強烈的印象，他以書記官（必阇赤）和宮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為扈從。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亞，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國。
在汗位空缺時期，攝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區發生的一次騷亂。
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窩闊台即位時返回蒙古。
值此1229年，中國北部被交由他負責。
[65]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為蒙古人十幾年的忠實仆從以及對中國情況極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對于窩闊台在中國北部所設置的都課稅使這一新職位有着完全的勝任資格。
然而，對他的任命并沒有迎合蒙古統治階層的一些人，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任命一個有着耶律楚材背景和觀點的人進入這樣的機構，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犧牲他們自身的利益作為代價，來維護帝國對稅收的直接控制。
這種擔心在服務于蒙古帝國的漢人軍事指揮官中也存在。
即使後者有時積極地支持耶律楚材複興漢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世紀20年代混亂的情況下，他們還是習慣于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幹擾下統治他們的領地。
因此，像他們的蒙古同僚們一樣，他們對實行行政或财政中央集權的任何企圖也傾向于抱有深深的懷疑。
[66] 耶律楚材令人不安的财政改革建議，最初出現在窩闊台時代早期發生的有關帝國政策總體方向的辯論中。
[67]在這些辯論中，宮廷官員與極端派的代言人&mdash&mdash拜答兒（别疊）正式提出一項計劃，即減少中國北部的人口，把其耕地變成蒙古人放牧牲畜的牧場。
耶律楚材通過有力的辯論改變了這一駭人聽聞的建議，即如果将固定的稅收計劃引進這一地區的話，财政收入會大大增加，這将給帝國國庫帶來更多的長期利益。
窩闊台被說服，因為如果這一計劃成功的話，将會加強他作為合罕的權力。
他給予這個契丹人一次機會去嘗試實現他的政策建議。
耶律楚材在進行的宮廷辯論中赢了這一回合，而現在則須證明他的措施能夠獲得他所許諾的國庫稅收。
耶律楚材實現計劃的第一個正式步驟是在臨近1230年年底實行的，當時窩闊台在中國占領區的十個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稅收長官（征收課稅使）。
[68]所有的人都是漢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員。
他們将根據耶律楚材設計的全新的體制去監督稅收。
在新的體制下，每一個成年人要在以絲估價财産的基礎上交納固定的賦稅（差發），對農村人征收的稅率要比都市人高很多。
每戶耕種者還要交納一定數量的谷物，無論他們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如何；而那些在城鎮裡的人則用絲交納補充稅，用以為過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
大部分用絲估定的稅收折為銀子交納給官府。
雖然談不上公平，但這一體制确實建立了穩固的稅收種類，而且明确規定了稅額的基礎。
[69]按照稅收的設計者的厚望，稅收&mdash&mdash至少在理論上&mdash&mdash現在已有序而且可預知了。
更重要的是從蒙古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窩闊台對其效果非常滿意，以至在1231年任命耶律楚材為自己的中書令；也就是說，他被賦予了中國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職責。
然而，在新職位上，他仍然從屬于鎮海領導下的中樞機構，由中書令發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須由鎮海連署才能生效。
[70]盡管如此，耶律楚材财政改革的成功加強了他的權力，他利用已增長了的影響力推動了更多的改革。
雖然中國北部的情況由于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但許多問題仍未解決，而新的問題不久就暴露出來了。
首先，蒙古人不再滿足于原來設定的稅率；比如在1231&mdash1234年之間，谷物稅額從每戶2石漲到4石。
其次，蒙古人不能改變他們超出固定稅額橫征暴斂的舊有習慣。
這些困難的出現，部分是因為蒙古當局首先計算政府開支，然後确定稅收額以滿足他們的預算需要。
由于開支增多，要确定新的稅率或者随時引進特殊稅收以彌補預算中的不足部分。
這些赤字會由于帝國政策的改變或新的軍事戰争而産生，但很多則僅僅是由于蒙古統治者的個人貪欲。
進入他們腰包的、以銀為形式的貢物被定期地送給回回商人（内亞和中亞的穆斯林）進行投資。
然後，回回人就用這些資本購買貨物進行交易或以極高的利息率借給百姓。
這些諸王和商人們之間的合夥關系（漢語稱為斡脫），常常帶來巨大利潤，所以蒙古統治階級成員們總是渴望得到額外的資本以進行新的商業冒險。
[71] 在蒙古領導階層中，沒有比合罕本人更嚴重的違犯者了。
窩闊台随便地把大量現金送給斡脫商人去投資，據說，有時為此目的，他給某個商人500錠金或銀（波斯語叫巴裡失）。
為了說明這個數量的大小，請不要忘記，在1230年，耶律楚材從他的全部轄區中也僅僅收到了1萬錠銀。
盡管他的官員特别是馬合木·牙老瓦赤反對，合罕卻仍繼續這一做法，直到他的統治結束。
[72]毫無疑問，照此額度無法把金錢留在金庫，上調稅額的壓力永遠存在。
然而，由較高稅額引起的窮困并不是斡脫商人造成的僅有危害。
作為合罕或是有權有勢的宗王的代理人，他們利用自己的關系向百姓勒索錢物。
這些商人在中國北部慣用的騙術是謊稱他們用某位宗王的錢購置的貨物被盜，強迫當地百姓&mdash&mdash百姓懼怕官府報複&mdash&mdash去賠償他們的&ldquo損失&rdquo。
1231年後的中國北部繼續存在着大量流動人口這一事實，是形勢還沒有恢複到正常狀态的一個進一步明确的征兆。
盡管有這些改革，許多人（一個臨時的統計說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棄他們的家園，而這僅僅是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無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的人從稅收名簿中消失了，因為他們被迫成為蒙古高官的奴隸和仆從。
耶律楚材敏銳地感覺到這一問題，1234年他建議窩闊台在中國北部進行人口調查，查出隐藏和流動人口，讓他們返回家園和登記入冊。
合罕同意并且指定由失吉忽秃忽&mdash&mdash青冊的原始保存者&mdash&mdash具體負責。
這次人口調查在1234年實行，在宮廷引發了關于未來稅收政策的新的辯論。
盡管耶律楚材對稅收稅類的建立感到滿意，但他仍要求課稅方法上的根本變革。
按他的意見，今後應當以戶計賦，而不是像1231年以後在中國實行的那樣按人丁來征收，但蒙古人更喜歡按人丁估稅的做法，這是一種在中亞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13世紀20年代早期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财政改革中的。
最後，達成一種妥協，原有的按人丁課稅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種以絲支付的新的戶稅被采用。
從總體而言，耶律楚材赢得了一分。
關于農業稅，他建議進行的修改得到采納。
谷物稅，最初是對每戶按統一稅率征收的，現在将要按各戶擁有土地的數量和質量來征收。
當1236年人口調查結束時，引進了新的制度。
其結果是可喜的：更多的公平征稅方法被采用，單個家庭實際上的負擔大大減輕了，有些戶減輕90%之多。
但是由于1234年侵占河南和對一直隐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記而使稅收基礎擴大，整個官府的稅收仍然維持着。
耶律楚材現在達到了他的權力和影響的頂峰，但麻煩卻在地平線上開始出現。
耶律楚材的失勢 在即位最初的活躍時期過去以後，自13世紀30年代中期起，窩闊台漸漸失去了管理帝國的興趣，當他開始沉溺于飲酒、玩樂以及奢侈生活的時候，各地方和地區的勢力積極地施展他們的影響。
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國中央集權的堅定擁護者之間發生的鬥争，其轉折點是1236年和1237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開始失去合罕重視的迹象發生在1236年，當時窩闊台決定大量增加王公們在中國北方的封地（蒙古語：忽必；漢語：封地）。
根據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農業用地作為增加私人收入的來源。
例如，術赤後人被賜予平陽41302戶，而察合台得到太原47330戶。
[73] 盡管耶律楚材設法使窩闊台頒布了另一項法令，規定帝國宮廷保留在私人封地内收稅和征兵的權利，如此大規模的分封封地仍然成為中央集權擁護者們的重大挫折。
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預見到的那樣，沒有一個積極而且強有力、能夠堅決實施自己意願的合罕，中央政府實際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很多的權力。
那些封地内的屬民，沒有任何形式的保護，隻得屈從于無休止的暴政和剝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認地輸掉了一場緻命的戰役，但他仍然緻力于改革。
這一次他将注意力轉向了行政機構的改革。
蒙古人自己已經在這方面邁出了一步。
随着金朝在1234年的滅亡，蒙古人開始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法律&mdash&mdash成吉思汗的劄撒&mdash&mdash在管理一個定居的社會時作用有限。
于是他們決定在他們的中國領土上普遍實行金朝的法規，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礎上編纂而成，最初頒布于1201年。
盡管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進步，耶律楚材的頭腦中還醞釀着更宏大的計劃，這就是他希望能夠導緻最終在中國北部完全恢複儒家模式的政府。
為達到這個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尋求窩闊台的許可，舉行整個北方文職人員的考試，以此作為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恢複到他們以往在政府中的地位的手段。
那些人在過去的數十年裡飽經貧困，而且失去了地位。
合罕對他的這個計劃表示同意，随後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組織了各&ldquo路&rdquo的考試。
4000多人通過了考試（其中1/4的人在參加的時候身份是奴隸或者戰俘），但使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隻有少數成功的候選人被派去擔任實際職務。
[74]代之而來的多數情況下，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充做行政管理的顧問。
蒙古人無意将中國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區）交由當地的官員管理。
實際上，在以後的歲月裡，外來行政專門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兒人和突厥斯坦居民，在中國北部政府機構内繼續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計劃沒有被接受，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影響有限。
以後的事情将會表明，他不隻是無法發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實施的措施也絕不是可以免受攻擊的影響，尤其是在過去十餘年裡，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維艱。
這次攻擊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從來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亞和中亞商人。
他們在蒙古統治集團中的影響力一向很強，而且在耶律楚材影響被削弱的情況下穩定地增長。
1239年窩闊台被說服将中國北部的稅收交給回回商人奧都剌合蠻承包，這就繞過了國家正式的稅收系統。
當年确定的稅收額不出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銀4.4萬錠。
第二年年初，合罕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興，于是安排這個包稅人主管中國北部的稅收部門，充任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75]商人集團的勝利暫時告一段落。
新政策給漢人居民帶來的有害影響，可以在窩闊台于臨近1240年年底的時候頒布的旨令中發現。
按照這份旨令的說法，平民和官員被迫向無處不在的内亞和中亞（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應付他們不斷增長的納稅義務。
利率數額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與本金相等。
按照合罕&ldquo仁慈&rdquo的旨意，此後利息超過原來借款的數目是不合法的。
[76] 在奧都剌合蠻的管理下，斡脫商人們&mdash&mdash他們同時以包稅人和放債者的雙重面目出現&mdash&mdash在損害了蒙古統治下的漢人臣民的情況下無疑獲得了高額債息。
事實上，很難想像有比這一時期普遍存在于中國北方更具破壞性和剝削性的經濟制度存在，稅務承包人競相以大數目向宮廷争取征稅的權力，這就使稅額不斷上漲。
當然，商人們總是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在超過定額的情況下盡可能征收稅款。
因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額的款項，所以他們被迫去向斡脫商人（同時也是包稅者）去借高利貸。
應該被提到的是，後者的資金是由蒙古宮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們可憐的臣民最初交納的稅款提供的。
就這樣，到了窩闊台統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宮廷中的影響已經消失了，改革計劃的實施也非常艱難。
他繼續保有中書令的頭銜，依舊是禦用占星術士，但不再能夠參與讨論國家大事。
最能顯示出耶律楚材失勢的事件發生在1241年，當時窩闊台最終采取行動，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國北部的破壞性的财政政策。
情況實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決定将奧都剌合蠻趕下台，并且重新建立一個較為合理的征稅制度。
然而，其結果是，窩闊台并沒有轉向耶律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個中亞的回回、說突厥語的花剌子模人馬合木·牙老瓦赤。
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腦。
顯然，在宮廷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氣氛下，窩闊台認為他不能将中國北部的管理權交還到耶律楚材或者其他漢人利益的維護者手中。
然而，撇開耶律楚材而選擇牙老瓦赤，這并不是說宮廷想要（哪怕是變相地）繼續奧都剌合蠻的政策。
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個完全依靠自我奮鬥的改革家，盡管在他的漢人同事中從未得到什麼較高的評價。
他曾經調整了突厥斯坦的稅收，反對窩闊台宮廷的奢侈鋪張，而且在他以前的職權範圍内與分封體系的擴大進行鬥争。
雖然事實是他在從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的短暫的任職期内無法減少到處蔓延的官員腐敗現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間的不斷争鬥，對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國對中國北部的政策的改變。
[77] 簡而言之，盡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許多方面與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指派去取代奧都剌合蠻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經失去了個人影響力。
在乃馬真攝政期間（1241&mdash1246年），耶律楚材于1243年體面但悄然地死于哈剌和林。
窩闊台之死與乃馬真攝政 在合罕積極參與的滅金戰役結束之後，宗王們強烈要求窩闊台留在蒙古本土，過優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國擴張所帶來的巨大利益。
合罕最初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因為他渴望領導即将開始的進攻斡羅斯公國的戰役。
但是在他注意到這些建議後，他最終被&ldquo說服&rdquo了。
[78]從13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窩闊台既屈服于宗王們的壓力，同時也由于自己的愛好，過着奢華而且悠閑的生活，把大多數時間都用于宴飲和遊獵。
因此而導緻的權力空虛被他的第二個妻子脫列哥那急切地填補上了，她很快就在宮廷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并開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義發布诏令。
窩闊台在他統治的後期酗酒的程度實在太厲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個宮廷官員來控制他每天飲酒的數量。
然而這種方法是無效的。
1241年的12月11日，窩闊台在出獵途中的一次酗酒後死去，時年56歲。
這位蒙古帝國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顯然在他位于準噶爾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與他的父親一起葬在不兒罕·合勒敦的山中。
[79] 按照蒙古人的習俗，一個家庭的男性家長死後，在他的長子成年之前，由他的寡婦代管他的遺産，并享有他的權力。
蒙古統治家族繼續遵從社會習俗中長期以來所認可的這一原則，在早期蒙古帝國内部利用它作為轉移政治權力的一種途徑。
換句話說，帝國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襲财産，并可相應處理。
因此，窩闊台死後，他的寡婦，已經牢固地控制住了宮廷的脫列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遺産，也就是說，在通過忽鄰勒台正式确認新的皇室男性首領&mdash&mdash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擔任帝國的攝政者。
[80] 脫列哥那在漢文文獻中稱為&ldquo六皇後&rdquo[81]，一旦掌權，就不顧強烈的抵制，努力策劃将她的兒子貴由（1246&mdash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
由術赤的次子&mdash&mdash金帳汗拔都領導的反對者們最終未能阻止貴由登基，但是他們以各種理由，設法拖延了最終決議的做出約四年半左右的時間。
在這種人為地延長了的整個空位期間，有才能而且堅定的脫列哥那繼續用她已故丈夫的名義管理國家事務。
可是，脫列哥那的權威在軍事領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
窩闊台去世時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入侵中歐，都自動停止了，因為蒙古宗王們和多數高級将領必須回去推選繼承人。
脫列哥那攝政期間恢複了一些軍事行動，但所有行動的目标和規模都明顯地有所限制。
例如，拜住得到允許完成消滅魯迷國塞爾柱王朝的戰鬥。
另一個同樣是範圍有限的作戰行動是攻擊淮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區域。
這場戰役以1245年蒙古軍占領壽州（今安徽壽春）而告終。
[82]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務方面，有許多迹象表明，攝政者享有廣泛的權力，并打算将這些權力運用到最大限度。
例如，1244年脫列哥那批準在外高加索地區發行新的貨币，旨在使人頭稅的征收更加容易。
這是一個開端，在下一個十年裡，蒙哥汗（1251&mdash1259年在位）更加有系統和更加廣泛地努力使帝國稅收貨币化。
[83]攝政者不僅僅是一個暫時代理者，這一點可由她的人事策略進一步證實。
她從政府裡将鎮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門的官員趕走，并且對行省的領導者進行了清洗：波斯的闊裡吉思、阿母河的馬思忽惕伯、中原的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這些窩闊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職。
牙老瓦赤尤其為脫列哥那所痛恨，為了從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最後得到了窩闊台次子闊端的庇護。
脫列哥那将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職位又交給了以前被免職的奧都剌合蠻。
中原再次落入貪得無厭的包稅人手中。
雖然脫列哥那攝政期間實行于中國北部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很少有記載，我們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那與奧都剌合蠻首次掌權時應該是十分類似的。
貴由的即位與宗王之間的争端 雖然脫列哥那所做的人事更動，砍掉了行省的共同管理性質，從而招緻一些蒙古宗王的不滿，但即使這樣，也沒有人公然站出來反對她。
在她的反對者們看來，她的權勢隻不過是暫時的，而她那些令人不快的政策在将來的某個時候會很容易被改變。
然而，在繼承權問題上，脫列哥那遭到了強烈的抵制。
任何帝國權力的易主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激烈政治鬥争的焦點，而且最終會導緻宗王之間的武裝沖突，因為至少在原則上他們所有的人都有資格登上汗位。
而在蒙古人的不健全的但在發展中的繼承體制下，即繼承人由大汗提名，實際上很容易防止上述情況發生。
[84]因此，由于全體皇族的長期利益以及它的每個成員的個人野心都處在緊急關頭，脫列哥那為了達到她的目的，被迫就這些關鍵性問題與所有派系談判。
脫列哥那将她的長子貴由推上汗位的計劃主要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對。
首先，因為窩闊台曾經提名他的孫子失烈門（他是已故合罕三子闊出的長子）為繼承人，所以攝政者的家庭内部出現了不滿和抵制。
[85]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脫列哥那的敵人，諸如馬合木·牙老瓦赤等可以在其他窩闊台系的宗王們那裡獲得庇護，以及為什麼脫列哥那一定要罷免她丈夫的大臣。
雖然失烈門的繼承人身份被脫列哥那成功地剝奪了，但在皇室的其他分支中立即出現了另一股更加難以對付的反對力量。
貴由在同輩的宗王中樹立了強大的敵手，他們中最重要的是金帳汗國的創建者、公認的術赤系的領袖拔都。
這兩個人公開地鄙視對方。
存在于他們之間的根深蒂固的敵意起因可以往前追溯：在1236&mdash1241年歐亞大陸西部的征戰中，兩人的個人意見不合乃至關系破裂。
當時争論的問題是誰人在上，誰位在前。
這一争執如此激烈，以緻窩闊台被迫親自出面調停，作出了有利于拔都的結論。
[86]這自然進一步損害了兩個宗王間的關系，以及貴由和他父親間的關系，并可能是促使窩闊台決定選擇他的孫子失烈門為繼承人而非他兒子的原因所在。
1241年，當窩闊台身患重病的消息傳到了依舊長期不和的西部戰線的蒙古宗王們之中時，貴由立即離開了前線趕回他父親的身邊，可能是想解決他們之間的不和，并藉此提出他個人對汗位的要求。
合罕在他兒子到達前死去了，但脫列哥那已經代表她兒子展開了積極的行動。
用一種也許是很不體面的方式倉促宣布了她丈夫的死訊後，脫列哥那在1241年秋天匆忙召集了忽鄰勒台，希望能夠确保貴由迅速即位。
拔都自己雖然并沒有掌握帝國的野心，但他決定要阻止他所痛恨的對手貴由登基。
因此他聲稱一次嚴重的痛風正在困擾着他，以此為借口拒絕前去參加忽鄰勒台。
術赤系所用的這種策略使貴由的即位問題拖延了幾年之久。
[87]在此期間，脫列哥那繼續堅持她的做法，以她的地位和影響為她的兒子尋求支持。
在許多陰謀詭計和政治上的明争暗鬥之後，攝政在皇室内部得到了她所必需的一緻支持。
1246年夏天，一次新的忽鄰勒台在克魯倫河邊召開，正式推舉貴由為大汗。
對此強烈不滿的拔都直到最後依舊抵制，他再次稱病，拒絕出席貴由的即位典禮。
他派長兄斡兒答代替他作為術赤家族的代表去參加正式儀式。
拔都和貴由間的公開沖突雖然避免了，但是術赤系對新大汗的接受卻是非常勉強和不情願的。
當時反對貴由即位的激烈程度被一位與這些事件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作者在其著作《鞑靼關系》中揭示出來，他說，新的皇帝&ldquo以一票的多數&rdquo當選。
[88]當然這并不完全準确，但真實地反映了蒙古宗王間不斷滋長的緊張政治氣氛。
進一步反映皇室内部發生分裂的事情，是另一個有資格獲取汗位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