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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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謀害他性命的消息後，鐵木真和一些追随者躲避到喀爾喀河南面的班朱尼（不同的記載為河或湖）。
雖然追捕他們的克烈人力量占絕對優勢，但鐵木真的部下從來沒有動搖過。
被他們的忠誠所感動，鐵木真喝了班朱尼的髒水，發誓永遠記住他們的堅定與忠誠。
他們從那兒移向鄰近的合剌合勒隻惕沙地，在那兒得到數支蒙古部隊的支援後，鐵木真向克烈軍隊開戰。
蒙古人雖然有望獲勝，但死傷嚴重。
也許是仍然占劣勢的緣故，他們沿着喀爾喀河支流撤退。
[23]鐵木真在蒙古東北地區度過了夏天，尋求新的兵員，重新集結力量并且與他指責為背信棄義的對手們進行了談判。
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區，在鄂嫩河與克魯倫河之間建立營盤，并準備與克烈部進行決戰。
他奇襲了看起來正駐營于南部巴顔烏拉地區某處的敵人，經過三天的會戰，徹底擊敗了他們。
王汗逃跑了，後來死于乃蠻人之手。
他的整個部衆被征服并被分配給勝利的軍隊。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領地，鐵木真即控制了戰略要地鄂爾渾河河谷，這給他的軍隊提供了通往鄂爾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經阿爾泰到準噶爾地區，并進而向通往西部歐亞草原移民與入侵路線的捷徑。
[24]蒙古對王汗前領地的占領也意味着在乃蠻的東部邊界形成了一個新的危險鄰居。
乃蠻太陽汗感到了威脅，提議與汪古部聯盟，希望吸引後者夾擊蒙古人。
然而，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剔吉忽裡識時務地拒絕了他并很快将乃蠻的意圖通知了鐵木真。
盡管鐵木真的一些顧問産生過猶豫，但他仍堅持與乃蠻開戰，并着手按照十進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單位來組織軍隊，以迎接即将來臨的戰鬥。
在1204年5月，經過适當的薩滿儀式祭旗（tugb，秃黑）之後，蒙古軍隊開往西面與乃蠻開戰。
兩軍在阿爾泰山的南坡遭遇。
乃蠻人和他們的同盟者&mdash&mdash蔑兒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劄木合與他的劄答闌人&mdash&mdash遭到了決定性失敗，蒙古人給其将士們增加了許多新的戰利品。
太陽汗在戰鬥中陣亡，但似乎總是在決戰前夜抛棄盟友的劄木合，這一次又故伎重演并暫時逃脫了追捕。
他依然逍遙自在，在草原上遊蕩了好幾個月，才被他的幾個追随者出賣并帶給鐵木真。
經過親自詢問劄木合行為與态度後，蒙古首領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劄木合處死了。
成吉思汗與早期蒙古國家，1206&mdash1227年 1206年的忽鄰勒台 雖然蔑兒乞和乃蠻的異己部分仍在繼續反抗，森林部落還有待征服[25]，但到1205年，鐵木真實際上已經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
為了使他的地位正統化并宣布這個新生的強大聯盟的誕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開了大忽鄰勒台。
進行這一莊嚴時刻的地點選在斡難河河源。
盡管沒有進一步的地理細節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會是在蒙古人的神聖之山不兒罕·合勒敦附近舉行的。
在那兒，他們神話中的祖先，蒼狼與白鹿，養育了所有蒙古諸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遺憾的是，沒有參加者的官方名單。
然而，從《秘史》中保存的，根據忽鄰勒台決議而産生的任命高級軍事職務的冗長的名單來看，顯而易見，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參加了，當然也有鐵木真的那可兒和他的近親。
大會開始後，第一項程序就是升起鐵木真的九遊白旗，對草原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象征意義的舉動。
白色，也許是受摩尼教的影響，被認為是遊牧民族最吉祥的顔色；而數字九為本土固有傳統，自古以來便與好運和其他魔力聯系起來。
這樣，秃黑（tugb）旗幟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揚了鐵木真的時運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據草原的政治觀點所給予他的對&ldquo毛氈帳篷下的人&rdquo實施統治權的權力。
如果拉施特有關會議程序的記載可以接受的話，[26]忽鄰勒台然後又授予了鐵木真成吉思汗的稱号。
成吉思汗，通常解釋為&ldquo海洋般的統治者&rdquo，也就是說，享有普遍的統治權力。
根據波斯史書的記載，這一稱号被薩滿教的首領帖蔔·騰格裡[27]公開授予鐵木真。
于是鐵木真正式即位，接着他對他的種族各異的追随者&mdash&mdash以後都被稱為蒙古人[28]&mdash&mdash發表了講話，并且表達了對他們的幫助與忠誠的感謝。
儀式一結束，成吉思汗就投入到組織他的領地這一重要事務中。
行政 在1204年乃蠻戰争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進制組建了他的軍隊，他還建立了一支私人衛隊（怯薛）。
最初組建時，這支衛隊包括70人的白天護衛（秃魯華，turgha&rsquoud）、80人的夜間護衛（客蔔帖兀勒，kebte&rsquoǖid）和1000名勇士（把阿秃）組成的特殊隊伍。
怯薛作為一個機構，直接出自于成吉思汗在12世紀80年代晚期最初組建的家族統治體制。
它的全體成員，像家族體系的成員一樣，從他的那可兒中征募。
從編制方面而言，他們既作為護衛（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衛者，同時又作為照顧他個人需要與照看他财産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區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難的。
在後者的職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職務有管家（扯兒必）、廚師（寶兒赤）、箭筒士（火兒赤）、門衛（玉典赤）和牧軍馬者（阿塔赤）。
此外，護衛們還兼管女性随從與小執事諸如牧駱駝者與牧牛者的行為，照管汗的帳篷、馬車、武器、樂器和府庫，預備汗的飲食。
[29] 随着成吉思汗權力與财富的繼續增長，怯薛的行政與經濟職權也自然随之增長。
怯薛從1150人到1206年1萬人的大幅度擴充，不僅僅是出于安全和威信的考慮，更主要是用來滿足新生蒙古帝國不斷增長的行政需要。
而且，由于怯薛世家體制既提供了個人服務，又提供了運轉機構，通過它們，成吉思汗管理着他迅速增長的屬民、領土和經濟收益，故而無論他去哪裡&mdash&mdash去戰鬥或圍獵，這一體制總是伴随着他。
這樣，早期蒙古國家的&ldquo中央政府&rdquo實際上是帝國護衛軍，處于其統治者選擇落腳的任何地方。
這時，成吉思汗還設立了一個新的職務，即大斷事官（也可劄魯忽赤），來監督與協調新擴大的行政體制的活動。
他選擇了被他家所收養的塔塔兒棄嬰失吉忽秃忽來擔任這一職務。
大斷事官的職責多種多樣。
根據成吉思汗發布的命令，他将劃分并分配屬民，即決定怎樣把屬民分配給各軍事單位與汗室。
正如他的頭銜所顯示的那樣，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國最高的法律權威；與怯薛中挑選出的成員合作，他将審判所有的惡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殺的大權。
同時，他被指令制定并維護一部&ldquo青冊&rdquo（闊闊·疊蔔帖兒），在那裡面，所有的司法決議，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訓言（劄撒）都被保存起來以備用作将來司法判決時的判例。
所有有關部衆分配的事例也記載在裡面。
由此可見，闊闊·疊蔔帖兒是一個法典與人口登記的混合物。
[30] 1206年定期進行登記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遠見的決定所産生的，這一把其本族語言寫成書面文字的決定産生于數年之前。
在1204年，當乃蠻人被擊敗時，一名服務于乃蠻宮廷的畏兀兒人官員塔塔統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在與這位有學識的俘虜進行長談後，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鹘字母書寫蒙古語，然後教他的兒子們認識新字母。
被收養的成吉思汗的&ldquo第五子&rdquo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來寫本民族語言的人之一。
塔塔統阿還介紹了印章在官方事務活動中的用法，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采用。
[31] 軍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進蒙古軍隊的十進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傳統。
然而，它被采用的規模則是空前的。
在1204年所形成的軍事單位方面并沒有多少數字可提供。
而在1206年卻有一個完整的蒙古軍隊戰鬥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個類似名單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
[32]根據前者的材料，1205&mdash1206年乃蠻人被打敗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後，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極度擴充的有生力量組建了95個千戶（敏罕）。
在此之上還要加上10個千戶組成他的私人護衛軍。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的數目則表明從蒙古諸部征調的千戶的數量已經增加到總數129個。
這些軍隊幾乎不可能長期維持名義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論上來說，成吉思汗軍隊的純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5萬與12.9萬之間。
随着蒙古人的領土擴張，同一制度又被強加于屬民&mdash&mdash草原遊牧部落和定居居民&mdash&mdash身上，到13世紀中葉，蒙古軍隊的數量，雖然在任何地方沒有被記載，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數量的好幾倍。
千戶，而不是更有名的萬戶（土綿），是成吉思汗時代的基本軍事單位。
當需要增加時，10個千戶會聯合組成一個臨時的萬戶。
其中一個下級千戶的指揮官被任命為這一更大組織的指揮官，而同時，他又繼續指揮他自己的千戶。
看起來，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領都永久地作為千戶長（那顔，蒙古語noyan，複數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軍隊時，也還是如此。
大部分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其家族成員，由于這個原因，軍隊許多最高級長官都擁有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類似乎不太重要的頭銜。
作為一支軍事力量，蒙古軍隊的成功依賴于它的機動靈活、紀律嚴明和聽從調遣。
他們沒有超人的技術優勢，也沒有秘密武器。
所有的遊牧軍隊都天生機動靈活，但沒有一個像成吉思汗的軍隊那樣紀律嚴明。
據我們所知，成吉思汗的訓言（劄撒）似乎主要是關于軍隊紀律方面的。
殘存下來的片斷表明，對不服從命令的處罰是嚴厲的，而且軍事單位共同對其單個成員的行為負責。
指揮官在戰場上有效地協調大兵團運動的能力是蒙古軍事機器的另一個明顯證明。
這一聽從調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時期經常性的訓練，通常以各軍事單位加入的大規模狩獵為形式。
這也有紀律方面的因素。
蒙古戰地指揮官被要求嚴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動計劃行事。
如果一支軍隊沒有能夠在指定的時間和正确的位置出現，它的指揮官就會立刻被處罰，不管提供什麼借口也無濟于事。
[33] 蒙古軍隊除了它的首要任務之外，還有重要的行政職能。
在1204年和1206年産生的千戶的全體成員包括服兵役的戰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與奴隸。
每一個千戶既是一個軍事單位，又是同一官員那顔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個組織。
十進位的建置給成吉思汗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暗中破壞部落的權力與忠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軍隊紀律和團結一緻來取代它。
以前的對手諸如塔塔兒、克烈或乃蠻之類作為部落群體被有計劃地破壞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給混合千戶或者是分散成為由其他人組成的千戶的屬民（孛斡勒）。
隻有表現忠誠的舊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許組成他們自己的同一種族的千戶。
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許以一個部落組成千戶，以他們自己的首領為長官。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的部落，不論它忠誠的記錄如何，也隻是被束縛在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從于嚴格的軍事紀律。
千戶，既是軍事動員的一種手段，也是社會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體系 在13世紀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個思想體系，不管怎樣，他們自己滿意的是，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統治權合法化并為他們的擴張政策進行辯護。
雖然這一體系肯定到13世紀40年代已經定型，但這些原則被最初表達并傳播的确切時間還不清楚。
不過，似乎有理由認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顧問們在他稱汗時已經注意到了稱汗的合法性這一問題。
雖然蒙古意識形态的其他部分也許是後來被加上去的，但在這個時候概括整個思想體系是非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權概念，像許多其他歐亞民族一樣，植根于神聖的王權觀念。
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無上的權力由天神即草原遊牧部落的主神長生天（蒙哥·騰格裡）授予一位地上首領。
作為天神選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長生天的保護和扶植，後者保證他軍事與政治冒險的永久成功。
這樣，伴随他奪得權力的鴻運就成為天意的表明。
死裡逃生、危險的及時警告和戰場上出乎意料的勝利，都被用來證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
前面提到過的他的九遊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運和由此而産生的統治君權。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爾渾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銘文中稱為于都斤山的周圍山脈，控制了東部草原所有的以前遊牧政治中心地區，故而他更加自負。
根據蒙古地區以前的突厥傳統，好運（qut）和君權與對這些神聖山脈的占有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系。
确實，蒙古人有他們自己的聖山不兒罕·合勒敦，在那裡他們的汗必須駐留，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成吉思汗選擇帝國首都的地點時，他選擇了位于于都斤山心髒地帶的哈剌和林，這可能是為試圖利用這一地區固有的好運并動搖遊牧世界的觀念。
[34]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後傳給他的繼承人的君主權力在特點上是世界性的。
在發動戰争之前，蒙古人習慣于向其鄰國發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們宣布有權，如果不是義務的話，将全世界置于他們的統治之下。
他們邊界之外的所有國家被認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國家都被要求毫不猶豫和毫無疑問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權。
因為在蒙古人眼裡，他們的擴張是由神核準的，所以，任何拒絕投降的人都會由于阻撓了神意而遭受最嚴厲的懲罰。
[35] 天命與一統天下的主張在衆所周知的中國政治原則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體觀念中可以找到完全與突厥人類似的觀念。
雖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漢人影響，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進的這些觀念，不論其原始出處如何，均是通過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兒人作為媒介傳入的，而後者對蒙古國家在其形成年代時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
[36] 早期的征服 除了幫助加強和鞏固成吉思汗對東部草原地區的統治外，1206年的忽鄰勒台還制定了各種新的軍事和外交行動計劃。
會議結束後不久，蒙古人發起了肅清不亦魯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戰鬥，這導緻了乃蠻的滅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亞的森林諸部。
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葉尼塞河上遊的吉兒吉思、貝加爾地區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戰而降，并向他們的新統治者進獻了皮毛、獵鷹和骟馬等貢品。
随着他們北部邊界的安定和即将開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現在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直接轉向他們南邊的鄰居了。
到1207年，已出現金朝邊界防衛體系開始被破壞的明顯迹象。
女真人沒有能夠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動下的統一，而且他們在戈壁地區的主要守護人&mdash&mdash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裡公開與成吉思汗進行了談判。
主因（漢語為乣）為居住在敏感的金&mdash黨項&mdash汪古邊界地區的一混合種族，他們經常充當金朝的軍事輔助力量。
當他們起來反抗其領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時，女真人的邊界問題就更加惡化了。
女真人确信汪古部首領為騷亂的中心，于是刺殺了阿剌兀思剔吉忽裡，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員能代替他。
然而，他們的計劃沒有奏效，其繼承人，被殺害的君主的一個侄子，立即與女真人決裂，并正式承認了蒙古的宗主權。
[37] 由于控制了有戰略意義的汪古領土，成吉思汗現在既能夠對金朝，又能夠對西夏的黨項人王國發動大規模進攻。
他決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于1205年和1207年對其領土進行過試探性進攻。
一支大軍集結起來，向南進軍，于1209年春末進入黨項人的領土。
在成吉思汗的親自指揮下，蒙古軍隊擊敗了西夏的邊界守軍，一直推進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黃河的中興府（今甯夏銀川），并于10月包圍了它。
當正面攻擊證明無效後，蒙古人試圖引黃河水淹沒這座被包圍的城市。
然而，他們的計劃在執行中出現失誤。
黃河平原的灌溉渠水沖破了堤壩，在淹沒西夏首都的同時也淹了蒙古人的陣地。
面對意想不到的變化，雙方決定尋求結束敵對狀态。
1210年1月開始的談判達成了一項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黨項君主向蒙古人稱臣，保證派軍隊支持蒙古人今後的軍事行動。
作為回報，成吉思汗解除了圍困，并從西夏領土撤回了他的軍隊。
随後，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帶着新妻&mdash&mdash一位黨項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軍隊首次打敗了一個強大的定居國家的軍隊。
返回家園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兩個定居民族畏兀兒人和哈剌魯人的投降。
然而，這次，他們的降服是自願而不是被迫的。
畏兀兒人長期作為哈剌契丹王國（以準噶爾地區和斜米列奇為中心）的屬民，在他們宗主的壓迫統治下，多年來已變得越來越不滿。
1209年，畏兀兒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動了叛亂，殺死了駐在他們首都的慘無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員。
為了尋求蒙古人的保護，畏兀兒君主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達了忠誠和服從。
後者很高興，命令巴而術帶着适當的貢品親自來蒙古宮廷。
因為成吉思汗正在進攻黨項，耽擱一段時間後，畏兀兒君主終于有機會在1211年春天到克魯倫河畔朝觐了成吉思汗。
作為第一個自願加入帝國的定居國家君主，巴而術被認作成吉思汗名義上的&ldquo第五子&rdquo，而且排在歸順諸國國王的首位。
[38]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魯人阿兒思蘭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觐在巴而術之後。
與畏兀兒人相似，阿兒思蘭汗當機會來臨時，擺脫了哈剌契丹的統治，自願更換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軍隊貢獻了附屬軍隊，但重要的是，為數衆多與文明發達的畏兀兒人為他們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練的行政管理和辦事人員，他們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所重用。
蒙古人對畏兀兒人這種性質的服務的嚴重依賴導緻了蒙古人在官職設置、财政制度和政治原則上大受突厥影響。
對金朝的最初進攻 蒙古人的下一個對手金朝，擁有一支龐大的和訓練有素的軍隊，但他們對軍隊的需求也是極為廣泛的。
在西部，他們卷入與黨項人的邊界戰争；而在南部，他們面臨着南宋，後者從未放棄重新占領北方的企圖。
就在1206&mdash1208年間，金宋發生了沖突，雖然金朝獲勝，但它南部的邊界安全仍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焦點。
完全了解了金軍的部署後，成吉思汗于1210年對他的敵人采取了第一個敵對步驟，即與金廷斷絕了朝貢關系（約從1195年開始）。
然而，他推遲了軍隊的實際進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
沒有了其他的直接敵人，現在成吉思汗能夠集中力量進攻他最強大的近鄰金朝了。
[39]蒙古軍隊于當年年初從克魯倫河出發，春季到達了汪古部領地，他們利用那裡作為即将發起的入侵的出發地。
全軍的中路軍和左翼即東翼軍由成吉思汗率領，沿金朝北部邊界攻占了許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門的關鍵要塞居庸關。
金廷向他們遭到威脅的邊界派出了大批援軍。
但他們在北上途中被各個擊潰。
金朝的防禦由于這些失敗而如此混亂不堪，以至于蒙古軍隊的小分隊能夠抵達并掠奪中都的近郊地區。
同時，蒙古軍隊的右翼即西翼軍在成吉思汗的兒子們率領下在西面進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躏了農村，更重要的是牽制了敵軍。
當1212年初撤退的命令下達後，兩面的蒙古軍隊撤回北方，放棄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們所占領的金朝領土。
所有能掌握的資料均表明，1211年的戰争的直接目的在于掠取戰利品和獲得情報，而不是獲取土地。
[40] 金朝軍隊迅速重新占據了他們的邊界地區，以準備迎戰下一次進攻。
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來，又開始進攻女真人的外圍守軍。
諸要塞如居庸關再一次被攻克，而且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務交給其附屬部隊後完成的。
一旦邊界防線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進，比以前更加深人金朝疆土。
他們到達黃河北部的農耕地區時，軍隊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破壞山東、河北和山西。
一些城市被占領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開闊的農村，無論何時，隻要有可能的話，他們都繞開堅固的據點。
到1213年末，蒙古軍隊已嚴重破壞了金朝的心髒地帶，開始撤回北方。
但是這次他們保留了對所有重要邊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軍隊包圍中都以進行封鎖。
包圍城市的努力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但是驚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
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許多貢品&mdash&mdash金、絲和馬&mdash&mdash作為結束敵對狀态的回報。
蒙古人接受了這些條件，并且按約于1214年春天解除封鎖。
金廷由于這次經曆而失魂落魄，他們利用這次解圍的機會撤離中都，轉到開封；1214年夏季，他們以開封作為新都。
當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離的消息後，他立即下令他的軍隊返回不久前包圍過的城市。
由于守軍的頑強抵抗，通過猛烈攻擊占領中都的企圖沒有成功。
最後，成吉思汗于1215年1月來到中都戰場，親自指揮進攻。
當蒙古人顯然已阻擋住金朝的援兵時，守城軍隊的士氣開始瓦解，這座城市于5月底向圍攻軍隊投降。
在被占領後的幾個星期内，都城被有計劃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毀。
在他的直接軍事目的完成和對大量戰利品進行适當登記後，成吉思汗離開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領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軍。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嚴重挫折。
1212年，蒙古大将哲别橫穿遼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時，暫時占領了金朝的東都東京（今遼陽）。
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慘敗，反過來還促成了另一居于東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亂。
自從他們自己的遼王朝在1115年（譯者注：應為1125年）滅亡後，他們一直不願意做金朝的臣民。
乘着其對手不斷潰敗的機會，蒙古軍隊于1214年成功地進攻了遼河兩岸的金朝據點。
東京于1215年再次被占領，随後成為契丹叛亂首領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據地，他現在已正式向蒙古稱臣。
[41]到下一年為止，女真人的故鄉東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見地圖25）。
如果此時蒙古軍隊集中進攻，也許會使金朝完全崩潰，然而，在西域所發生的事件不久将會使成吉思汗花費近十年的時間率領蒙古軍隊主力向西發動一系列的進攻。
地圖25 東北諸戰役，1211&mdash1216年 西征 蒙古人進入西域開始于1208年，當時，他們組織了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去對付叛離的蔑兒乞與乃蠻部民組成的聯盟，後者在西蒙古額爾齊斯河上遊建立了一個行動基地[42]（見地圖26）。
蒙古軍隊摧毀了叛亂，殺死了他們的首領，成吉思汗長期的敵人脫黑脫阿。
殘餘的蔑兒乞人逃到畏兀兒領地，後又來到欽察草原，而乃蠻餘部則逃入哈剌契丹即西遼的領地。
後一群人的首領是屈出律，他的父親太陽汗在1204年與蒙古人作戰時陣亡。
地圖26 成吉思汗的西征 屈出律逃難時，哈剌契丹王國正忙于與占據西突厥故地和呼羅珊大部分地區（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個穆斯林國家花剌子模進行争鬥。
乃蠻首領在一段時間内渾水摸魚，最後與哈剌契丹君主結盟。
不久，他成為國王主要顧問并且利用這一受信任的職位于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國的權力。
日趨衰落的西遼帝國在屈出律強有力的領導下迅速得以恢複。
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撤回到錫爾河上遊地區，并且于1213&mdash1214年将其統治權力擴張到了塔裡木盆地占優勢的穆斯林居民那裡。
乃蠻篡位者的成功開始引起成吉思汗對西方的注意。
正當此時，蒙古統治者在中國取勝的消息傳到了算端摩诃末耳中。
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個外交使團到達中國北部成吉思汗處，以探聽這支東方新生力量的消息。
成吉思汗熱誠地歡迎了使團成員，表達了與他的西方鄰邦建立和平關系和商業往來的願望。
為了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團回訪摩诃末，使團于1218年春季到達花剌子模。
談判開始了，幾天以後，算端同意簽訂一項與成吉思汗建立和平與友好關系的條約。
然而，他們之間的友好關系不久就由于發生在錫爾河上遊的一個花剌子模城市訛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結束了。
條約簽訂後不久，這座城市的首領顯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許，殺死了一支蒙古人組織的龐大貿易商隊的成員，奪取了他們的貨物。
作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懲罰犯罪官員，歸還被沒收的貨物。
由于難以确知的原因以及對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诃末斷然拒絕了這些要求，而且輕蔑地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
蒙古統治者被這些暴行所激怒，開始準備發動戰争。
在對付他的新敵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對其他兩個前線的行動。
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秃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亂不容忽視。
叛亂開始于1217年而且不斷擴散，直到1218&mdash1219年冬天，術赤率領蒙古軍隊的右翼才到達南西伯利亞并迅速平定了叛亂。
[43]其次，在東突厥斯坦必須清除屈出律與哈剌契丹。
這一地區的進攻在哲别的領導下開始于1216年，他受命毫不拖延地解決乃蠻人，并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使命。
到1218年底，屈出律被殺，通向花剌子模地區的哈剌契丹領土也被蒙古軍隊所占領。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線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随即沿額爾齊斯河集結起一支龐大的軍隊。
由蒙古正規兵和從屬國征集的大批附屬部隊組成的大軍于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進發。
主力軍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向錫爾河南部敵人的人口中心區進發，而一支掩護部隊則在術赤的率領下進入錫爾河北面的草原地帶，在那裡與那些和花剌子模統治家族關系非常密切的遊牧部落欽察和康裡交戰。
摩诃末與他的将領們的建議相反，并沒有與入侵者在開闊地帶交戰，而是用他數量上勝過蒙古人的軍隊去守衛王國的各重要城市。
雖然這些決定或許葬送了他獲勝的任何機會，但還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費時的和破壞性的圍城戰。
訛答剌、花剌子模、也裡和撒麻耳幹的陷落都是特别的流血事件，在那兒，蒙古人驅使解除武裝的戰俘沖向嚴密防守的城牆，為他們的攻擊部隊提供&ldquo人障&rdquo。
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來反抗他們的新主人并被重新征服後，又擴大了屠殺的範圍。
在這些城市中，野蠻的報複行為正式以集體處決的方式降臨于人們身上。
當摩诃末得知他的戰略失敗後，驚慌失措地逃到了裡海中的一個島嶼上，他于1211年前後死在那裡。
他的兒子與繼承人劄蘭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軍隊繼續進行不懈的抵抗。
為了追趕強有力與勁頭十足的劄蘭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隊追蹤他，從伊朗北部穿過阿富汗斯坦進入了印度，然後又回到伊朗和哲兒拜占。
雖然在蒙古人的打擊下，劄蘭丁總是能設法逃脫追捕，但是英勇頑強并不能長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國的滅亡。
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羅珊已被征服，蒙古守軍和鎮守者（達魯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
盡管劄蘭丁的事業已毫無希望，但他拒絕投降，仍繼續他徒勞無益的抗戰，直到1231年他死于曲兒忒匪徒之手。
随着花剌子模境内有組織的抵抗結束，蒙古人開始着手準備他們下一步的一系列遠征。
速不台和哲别這時正在與谷兒隻和哲兒拜占作戰，他們請求允許他們越過高加索山去進攻欽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應了。
這樣，在1221年，速不台發動了對歐亞草原西部的著名遠征，或者更确切地說是武力偵察。
他率領着由三個萬戶組成的一支軍隊進入了南俄羅斯草原。
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條流進黑海的小河）戰役中擊敗了斡羅斯諸王公和西部欽察人組成的聯軍。
接着，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羅斯諸公國直到第聶伯河，而後才折回向東，在與伏爾加地區的不裡阿耳進行了一次短暫交鋒後，于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
獲得必要的情報後，術赤受命發動一次後續戰争以使西部草原納入蒙古版圖。
成吉思汗在此同時從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軍隊，1224年夏季他到達額爾齊斯河，1225年春季到達蒙古中部。
回到家鄉後，他計劃發動另一次戰役：1223年黨項君主在沒有通告的情況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對金戰争的軍隊。
蒙古統治者決心嚴懲這一不忠行為。
木華黎的對金戰争 當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達克魯倫河時，蒙古對金的進攻暫時減少了，但并沒有停止。
成吉思汗最能幹和最受信任的将領之一木華黎繼續努力清除遼河流域的女真軍隊，1216年他完成了這項任務。
在占領這一地區的主要城市後，木華黎于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報告。
出于對他戰績的滿意，成吉思汗賜予他&ldquo太師國王&rdquo的稱号，并且任命他為統帥，以發動一場新的戰争去奪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國北方領土，即太和嶺以南的土地。
木華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時改名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軍事指揮機構。
他控制下的軍隊包括蒙古左翼軍的2.3萬人，擴編的由7.7萬名漢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組成的附屬軍隊。
後者在與金朝戰争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
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勵和獎賞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滿意，大量金軍指揮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揮官，帶着他們整個的軍隊投奔過來。
正是這些起關鍵作用的附屬軍隊的擴充，占去了木華黎可使用軍隊的3/4。
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們軍隊大部分的中軍和右翼軍從中國北部撤出進行西征後，也還能對金朝保持不斷的壓力。
[44] 在新戰役的初期，木華黎從中都和西京發動了一場三路的攻勢，企圖從金朝手中奪取山西、河北和山東。
率領中軍主力推進到河北的木華黎，不久就遇到強烈的抵抗。
他不得不用直接進攻的方式奪取城市，這使雙方都損失慘重。
而有時花費這樣高的代價所奪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
雖然進展非常困難，但木華黎仍緩慢推進。
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張柔鞏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戰果後，木華黎又将注意力轉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戰略堡壘。
在太原于10月被攻陷後，蒙古人得以穩固地向南推進。
到1219年底，隻有山西最南面的狹長地帶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
木華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的夏秋兩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殘餘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
此後，他推進到山東西部，于十月未經戰鬥而占領了重要城市濟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錯誤軍事卷入，使1220年蒙古人進展順利成為可能。
1217年，在與蒙古人戰鬥的間歇期間，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對宋開戰，因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對金廷的朝貢。
從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發動的一系列進犯雖然常常在局部獲得成功，但他們從未獲得絕對勝利。
宋朝盡管在開始時遭受挫折，但仍拒絕談判，他們繼續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漢水流域一度設法擊潰了金軍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做法顯然得不償失。
從宋朝得到的疆土無論如何也不夠補償他們在北方丢給蒙古人的土地。
而且，從長遠利益來看，這明顯破壞了他們對付木華黎軍隊的能力。
然而，金朝毫不畏懼，在1220年，他們征集了一支新軍，準備進行反擊以重新獲得他們損失的一些地區。
新軍剛組建起來即進攻山東東部，在那裡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漢人起義（紅襖軍），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
一當木華黎得知了這支新軍的存在後，他立刻在1220年底從濟南移師南進，在離開封不遠的黃河南岸的一個淺灘黃陵岡對其發動了進攻。
他以決定性的勝利擊敗了敵軍，而且由于這次成功，蒙古人擴大了他們的控制地區，占領了除山東東部和陝西之外的黃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領土。
山東東部仍在紅襖軍手中；陝西則仍在金朝的統治之下。
在任命漢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區之後，木華黎回到北方，沿路進行掃蕩。
同時，金廷由于反攻失敗，派出了一個由烏古孫仲端率領的使團來到西部成吉思汗處，商讨可行的和談條件。
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ldquo王&rdquo的稱号，這樣就承認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須撤出陝西。
然而，金廷認為過于苛刻，所以敵對狀态仍繼續存在。
在1221年中期，為了向金朝重施壓力，木華黎在陝西和甘肅東部發動了一次巨大攻勢。
在首次越過鄂爾多斯之後（這得到西夏軍的默許，西夏還提供了為數5萬人的附屬軍隊），木華黎于當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陝西北部和中部的許多重要城市。
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領之一蒙古不花指揮在陝西的進攻，而他自己則越過黃河進入山西，在這一地區阻擋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
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蒙古人占領了河中和沿黃河的其他設防城市。
但在陝西，蒙古不花卻由于金軍廣泛的封鎖行動而陷于困境。
甚至在木華黎和他的軍隊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後，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長安和鳳翔等許多重要城市投降。
而在這緊要關頭，西夏軍隊的突然撤回更進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軍事力量。
由于進攻力量大大削弱，木華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對鳳翔的包圍。
在對西夏邊界進行了一次短暫的報複性進攻後，他回到了山西，在那裡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揮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帶孫代替，但是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已減。
金朝充分利用這次機會，立刻結束了與宋朝的敵對狀态，将其軍隊撤回到山西南部，收複了以前丢失給蒙古人的一些領土。
紅襖軍在與其結成松散聯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這一形勢擴大了他們在山東的統治，而且短暫地占領了河北的部分地區。
後者的行動促使武仙的突然叛變。
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将領，1225年，他又一次轉變立場，這一次，他将其命運與宋朝聯系在一起。
面臨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決定對付反叛的黨項人，蒙古人在以後的幾年中，隻得滿足于對中國北方的控制。
對中國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認的那樣，蒙古人絕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習慣，而且很難依靠自身能力從事複雜的定居社會的行政管理。
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練專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經商經驗、願意幫助蒙古人管理和剝削其統治下的農村和城市居民的人。
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開始組織由這樣的專家組成的骨幹，這些專家來自契丹和漢人官員，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抛棄金朝的職位而投奔了蒙古人。
[45]到1211年發動對金作戰為止，成吉思汗的身邊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體制，又非常熟悉中國北部情況的顧問。
随着蒙古人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勢頭，叛投者的人數也顯著增加。
漢人官員在第二次波動中數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現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陣營中效力。
沒有進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員按慣例都保留了他們管理縣和州的舊有職位。
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維持秩序，征調本地區的人力物力，為蒙古人的軍事機器服務。
改變立場的漢人和契丹人軍事将領參加了進攻金朝的戰争，他們或者獨立作戰，或者與蒙古軍隊聯合作戰。
這些将領由成吉思汗或後來的木華黎批準任職。
他們得到漢式或蒙古式的官職，被授予權力的符牌（蒙古語：gerege或baisa，漢語：牌子）以作為他們新地位的一種标志。
為了協調軍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鑒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中書省（譯者注：應為行台尚書省）。
這類機構原來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尚書省的分支機構，最早于12世紀初組成，它們簡稱為行省，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領土以及後來受到進攻威脅的邊界地區。
其負責官員，也被稱為&ldquo行省&rdquo，在他的管轄範圍内被授予全權，而其管轄範圍與金代正式的路（下面分為數州）相當。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這種制度以适應其需要。
1214年，建立了第一個行省，其首領為蒙古将領三模合拔都。
中都被攻陷後，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為燕京（中都）&ldquo行省&rdquo。
1217年大規模戰争重新爆發後，迎來了漢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漢人首次被任命為&ldquo行省&rdquo。
像他們的金朝對手一樣，蒙古人任命的&ldquo行省&rdquo在就職後也獲得了處置全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職務，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細地篩選。
雖然&ldquo行省&rdquo這一職務至少在表面上與蒙古習慣相異，但它被有效地納入了蒙古社會政治體系。
[46]被任命這項職務的漢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種适當的軍銜，而且在某種情況下，還被任命擔任護衛軍中的職務。
這樣，他們成為成吉思汗或他屬下的國王木華黎的伴當（那可兒）。
為了确保他們的忠誠，這些官員的兒子們被留在各種怯薛中作人質。
這樣，一個漢式行省，就其軍政合一的權力、正式的軍銜和與汗廷關系的程度而言，大體上相當于千戶（敏罕）或萬戶（土綿）的高級蒙古指揮官（那顔）。
由于蒙古統治體系中的忠誠紐帶是高度個人化的，所以任何種類或重要的官職通常均為世襲的。
&ldquo行省&rdquo也是這樣：兒子繼承父親，時間一長，行省轄區即變成私人領地。
從長遠角度而言，這種&ldquo封建化&rdquo進程會帶來蒙古宮廷所不希望出現的後果。
但在短期内，它是鞏固對中國北部新征服地區統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統治中國的蒙古行政管理體系頂點上的是統帥木華黎。
他無疑聽命于成吉思汗，但從總體而言，他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力。
一位宋朝使臣趙珙曾于1221年訪問過木華黎的營帳，他把他同中國的皇帝相比，雖然他知道木華黎實際上并不是最高統治者。
[47]當然，沒有其他蒙古指揮官像&ldquo國王&rdquo那樣，被賦予如此多的權力和行動自由。
在長期與金朝作戰的過程中，木華黎自然也漸漸熟悉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面。
據趙珙記載，&ldquo國王&rdquo的衣着和服飾是中原式的，他營帳中所采用的宮廷禮節也同樣如此。
而另一方面，趙珙記載說，在木華黎的營帳中，婦女地位很突出，她們可以自由地與男人喝酒和交談。
所有這些均證實了蒙古社會習慣的影響與存在。
[48]毫不奇怪，自13世紀前半葉發展起來的蒙古對中國北部的統治制度，是由漢人、女真、契丹、畏兀兒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與社會習慣所組成的一個複雜的結合體，這是自漢朝滅亡以後，沿中國草原邊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國北部的政策 蒙古對金的戰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壞、殺戮和社會混亂。
他們用蹂躏鄉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農村居民都要遭受嚴重傷亡和窮困。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後不久來到該城，在那裡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場面。
他記載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圍地區，幾天裡的所到之處都布滿了死人的屍骨，而且，由于大量屍體沒有被掩埋，瘟疫傳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員亦未能幸免。
[49]由于1217年後漢人官員大量進入蒙古政府部門，特别是說服木華黎命令他的軍隊停止對生命與财産肆意破壞以後，情況多少有了一些改善。
不過，在整個13世紀20年代，中國北部仍然是一個動蕩的戰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數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軍隊屠殺、瘟疫和饑餓中幸存下來的人和處于蒙古行政統治之下的人都面臨着許多新的磨難。
蒙古人從他們立國之日起就總是苛刻剝削他們的臣民。
臣民的主要義務之一是提供附屬部隊以支持蒙古人的進一步擴張。
由于圍城和封鎖對蒙古人來說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漢人軍隊被迅速征集起來以完成這項任務。
這些漢人軍隊中，有些是在他們的長官率領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則是由在新政權下保留原職的金朝官員從平民中新征募來的。
到1213年，已有漢人軍隊被用來對金作戰，他們被稱為漢軍或黑軍。
這些軍隊在戰争期間穩定地發展起來，到木華黎去世時，在數量上已大大超過了蒙古軍隊。
除了軍事征兵外，漢人還被迫為他們的君主提供各種各樣的物品和勞役。
窩闊台時代之前，沒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國家包括中國北部在内的定居地區存在着統一的賦稅征收制度。
雖然有關1211&mdash1227年
雖然追捕他們的克烈人力量占絕對優勢，但鐵木真的部下從來沒有動搖過。
被他們的忠誠所感動，鐵木真喝了班朱尼的髒水，發誓永遠記住他們的堅定與忠誠。
他們從那兒移向鄰近的合剌合勒隻惕沙地，在那兒得到數支蒙古部隊的支援後，鐵木真向克烈軍隊開戰。
蒙古人雖然有望獲勝，但死傷嚴重。
也許是仍然占劣勢的緣故，他們沿着喀爾喀河支流撤退。
[23]鐵木真在蒙古東北地區度過了夏天，尋求新的兵員，重新集結力量并且與他指責為背信棄義的對手們進行了談判。
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區，在鄂嫩河與克魯倫河之間建立營盤，并準備與克烈部進行決戰。
他奇襲了看起來正駐營于南部巴顔烏拉地區某處的敵人，經過三天的會戰，徹底擊敗了他們。
王汗逃跑了，後來死于乃蠻人之手。
他的整個部衆被征服并被分配給勝利的軍隊。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領地，鐵木真即控制了戰略要地鄂爾渾河河谷，這給他的軍隊提供了通往鄂爾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經阿爾泰到準噶爾地區，并進而向通往西部歐亞草原移民與入侵路線的捷徑。
[24]蒙古對王汗前領地的占領也意味着在乃蠻的東部邊界形成了一個新的危險鄰居。
乃蠻太陽汗感到了威脅，提議與汪古部聯盟，希望吸引後者夾擊蒙古人。
然而，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剔吉忽裡識時務地拒絕了他并很快将乃蠻的意圖通知了鐵木真。
盡管鐵木真的一些顧問産生過猶豫，但他仍堅持與乃蠻開戰，并着手按照十進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單位來組織軍隊，以迎接即将來臨的戰鬥。
在1204年5月，經過适當的薩滿儀式祭旗（tugb，秃黑）之後，蒙古軍隊開往西面與乃蠻開戰。
兩軍在阿爾泰山的南坡遭遇。
乃蠻人和他們的同盟者&mdash&mdash蔑兒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劄木合與他的劄答闌人&mdash&mdash遭到了決定性失敗，蒙古人給其将士們增加了許多新的戰利品。
太陽汗在戰鬥中陣亡，但似乎總是在決戰前夜抛棄盟友的劄木合，這一次又故伎重演并暫時逃脫了追捕。
他依然逍遙自在，在草原上遊蕩了好幾個月，才被他的幾個追随者出賣并帶給鐵木真。
經過親自詢問劄木合行為與态度後，蒙古首領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劄木合處死了。
成吉思汗與早期蒙古國家，1206&mdash1227年 1206年的忽鄰勒台 雖然蔑兒乞和乃蠻的異己部分仍在繼續反抗，森林部落還有待征服[25]，但到1205年，鐵木真實際上已經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
為了使他的地位正統化并宣布這個新生的強大聯盟的誕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開了大忽鄰勒台。
進行這一莊嚴時刻的地點選在斡難河河源。
盡管沒有進一步的地理細節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會是在蒙古人的神聖之山不兒罕·合勒敦附近舉行的。
在那兒，他們神話中的祖先，蒼狼與白鹿，養育了所有蒙古諸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遺憾的是，沒有參加者的官方名單。
然而，從《秘史》中保存的，根據忽鄰勒台決議而産生的任命高級軍事職務的冗長的名單來看，顯而易見，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參加了，當然也有鐵木真的那可兒和他的近親。
大會開始後，第一項程序就是升起鐵木真的九遊白旗，對草原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象征意義的舉動。
白色，也許是受摩尼教的影響，被認為是遊牧民族最吉祥的顔色；而數字九為本土固有傳統，自古以來便與好運和其他魔力聯系起來。
這樣，秃黑（tugb）旗幟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揚了鐵木真的時運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據草原的政治觀點所給予他的對&ldquo毛氈帳篷下的人&rdquo實施統治權的權力。
如果拉施特有關會議程序的記載可以接受的話，[26]忽鄰勒台然後又授予了鐵木真成吉思汗的稱号。
成吉思汗，通常解釋為&ldquo海洋般的統治者&rdquo，也就是說，享有普遍的統治權力。
根據波斯史書的記載，這一稱号被薩滿教的首領帖蔔·騰格裡[27]公開授予鐵木真。
于是鐵木真正式即位，接着他對他的種族各異的追随者&mdash&mdash以後都被稱為蒙古人[28]&mdash&mdash發表了講話，并且表達了對他們的幫助與忠誠的感謝。
儀式一結束，成吉思汗就投入到組織他的領地這一重要事務中。
行政 在1204年乃蠻戰争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進制組建了他的軍隊，他還建立了一支私人衛隊（怯薛）。
最初組建時，這支衛隊包括70人的白天護衛（秃魯華，turgha&rsquoud）、80人的夜間護衛（客蔔帖兀勒，kebte&rsquoǖid）和1000名勇士（把阿秃）組成的特殊隊伍。
怯薛作為一個機構，直接出自于成吉思汗在12世紀80年代晚期最初組建的家族統治體制。
它的全體成員，像家族體系的成員一樣，從他的那可兒中征募。
從編制方面而言，他們既作為護衛（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衛者，同時又作為照顧他個人需要與照看他财産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區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難的。
在後者的職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職務有管家（扯兒必）、廚師（寶兒赤）、箭筒士（火兒赤）、門衛（玉典赤）和牧軍馬者（阿塔赤）。
此外，護衛們還兼管女性随從與小執事諸如牧駱駝者與牧牛者的行為，照管汗的帳篷、馬車、武器、樂器和府庫，預備汗的飲食。
[29] 随着成吉思汗權力與财富的繼續增長，怯薛的行政與經濟職權也自然随之增長。
怯薛從1150人到1206年1萬人的大幅度擴充，不僅僅是出于安全和威信的考慮，更主要是用來滿足新生蒙古帝國不斷增長的行政需要。
而且，由于怯薛世家體制既提供了個人服務，又提供了運轉機構，通過它們，成吉思汗管理着他迅速增長的屬民、領土和經濟收益，故而無論他去哪裡&mdash&mdash去戰鬥或圍獵，這一體制總是伴随着他。
這樣，早期蒙古國家的&ldquo中央政府&rdquo實際上是帝國護衛軍，處于其統治者選擇落腳的任何地方。
這時，成吉思汗還設立了一個新的職務，即大斷事官（也可劄魯忽赤），來監督與協調新擴大的行政體制的活動。
他選擇了被他家所收養的塔塔兒棄嬰失吉忽秃忽來擔任這一職務。
大斷事官的職責多種多樣。
根據成吉思汗發布的命令，他将劃分并分配屬民，即決定怎樣把屬民分配給各軍事單位與汗室。
正如他的頭銜所顯示的那樣，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國最高的法律權威；與怯薛中挑選出的成員合作，他将審判所有的惡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殺的大權。
同時，他被指令制定并維護一部&ldquo青冊&rdquo（闊闊·疊蔔帖兒），在那裡面，所有的司法決議，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訓言（劄撒）都被保存起來以備用作将來司法判決時的判例。
所有有關部衆分配的事例也記載在裡面。
由此可見，闊闊·疊蔔帖兒是一個法典與人口登記的混合物。
[30] 1206年定期進行登記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遠見的決定所産生的，這一把其本族語言寫成書面文字的決定産生于數年之前。
在1204年，當乃蠻人被擊敗時，一名服務于乃蠻宮廷的畏兀兒人官員塔塔統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在與這位有學識的俘虜進行長談後，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鹘字母書寫蒙古語，然後教他的兒子們認識新字母。
被收養的成吉思汗的&ldquo第五子&rdquo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來寫本民族語言的人之一。
塔塔統阿還介紹了印章在官方事務活動中的用法，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采用。
[31] 軍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進蒙古軍隊的十進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傳統。
然而，它被采用的規模則是空前的。
在1204年所形成的軍事單位方面并沒有多少數字可提供。
而在1206年卻有一個完整的蒙古軍隊戰鬥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個類似名單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
[32]根據前者的材料，1205&mdash1206年乃蠻人被打敗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後，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極度擴充的有生力量組建了95個千戶（敏罕）。
在此之上還要加上10個千戶組成他的私人護衛軍。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的數目則表明從蒙古諸部征調的千戶的數量已經增加到總數129個。
這些軍隊幾乎不可能長期維持名義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論上來說，成吉思汗軍隊的純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5萬與12.9萬之間。
随着蒙古人的領土擴張，同一制度又被強加于屬民&mdash&mdash草原遊牧部落和定居居民&mdash&mdash身上，到13世紀中葉，蒙古軍隊的數量，雖然在任何地方沒有被記載，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數量的好幾倍。
千戶，而不是更有名的萬戶（土綿），是成吉思汗時代的基本軍事單位。
當需要增加時，10個千戶會聯合組成一個臨時的萬戶。
其中一個下級千戶的指揮官被任命為這一更大組織的指揮官，而同時，他又繼續指揮他自己的千戶。
看起來，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領都永久地作為千戶長（那顔，蒙古語noyan，複數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軍隊時，也還是如此。
大部分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其家族成員，由于這個原因，軍隊許多最高級長官都擁有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類似乎不太重要的頭銜。
作為一支軍事力量，蒙古軍隊的成功依賴于它的機動靈活、紀律嚴明和聽從調遣。
他們沒有超人的技術優勢，也沒有秘密武器。
所有的遊牧軍隊都天生機動靈活，但沒有一個像成吉思汗的軍隊那樣紀律嚴明。
據我們所知，成吉思汗的訓言（劄撒）似乎主要是關于軍隊紀律方面的。
殘存下來的片斷表明，對不服從命令的處罰是嚴厲的，而且軍事單位共同對其單個成員的行為負責。
指揮官在戰場上有效地協調大兵團運動的能力是蒙古軍事機器的另一個明顯證明。
這一聽從調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時期經常性的訓練，通常以各軍事單位加入的大規模狩獵為形式。
這也有紀律方面的因素。
蒙古戰地指揮官被要求嚴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動計劃行事。
如果一支軍隊沒有能夠在指定的時間和正确的位置出現，它的指揮官就會立刻被處罰，不管提供什麼借口也無濟于事。
[33] 蒙古軍隊除了它的首要任務之外，還有重要的行政職能。
在1204年和1206年産生的千戶的全體成員包括服兵役的戰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與奴隸。
每一個千戶既是一個軍事單位，又是同一官員那顔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個組織。
十進位的建置給成吉思汗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暗中破壞部落的權力與忠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軍隊紀律和團結一緻來取代它。
以前的對手諸如塔塔兒、克烈或乃蠻之類作為部落群體被有計劃地破壞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給混合千戶或者是分散成為由其他人組成的千戶的屬民（孛斡勒）。
隻有表現忠誠的舊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許組成他們自己的同一種族的千戶。
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許以一個部落組成千戶，以他們自己的首領為長官。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的部落，不論它忠誠的記錄如何，也隻是被束縛在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從于嚴格的軍事紀律。
千戶，既是軍事動員的一種手段，也是社會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體系 在13世紀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個思想體系，不管怎樣，他們自己滿意的是，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統治權合法化并為他們的擴張政策進行辯護。
雖然這一體系肯定到13世紀40年代已經定型，但這些原則被最初表達并傳播的确切時間還不清楚。
不過，似乎有理由認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顧問們在他稱汗時已經注意到了稱汗的合法性這一問題。
雖然蒙古意識形态的其他部分也許是後來被加上去的，但在這個時候概括整個思想體系是非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權概念，像許多其他歐亞民族一樣，植根于神聖的王權觀念。
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無上的權力由天神即草原遊牧部落的主神長生天（蒙哥·騰格裡）授予一位地上首領。
作為天神選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長生天的保護和扶植，後者保證他軍事與政治冒險的永久成功。
這樣，伴随他奪得權力的鴻運就成為天意的表明。
死裡逃生、危險的及時警告和戰場上出乎意料的勝利，都被用來證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
前面提到過的他的九遊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運和由此而産生的統治君權。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爾渾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銘文中稱為于都斤山的周圍山脈，控制了東部草原所有的以前遊牧政治中心地區，故而他更加自負。
根據蒙古地區以前的突厥傳統，好運（qut）和君權與對這些神聖山脈的占有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系。
确實，蒙古人有他們自己的聖山不兒罕·合勒敦，在那裡他們的汗必須駐留，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成吉思汗選擇帝國首都的地點時，他選擇了位于于都斤山心髒地帶的哈剌和林，這可能是為試圖利用這一地區固有的好運并動搖遊牧世界的觀念。
[34]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後傳給他的繼承人的君主權力在特點上是世界性的。
在發動戰争之前，蒙古人習慣于向其鄰國發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們宣布有權，如果不是義務的話，将全世界置于他們的統治之下。
他們邊界之外的所有國家被認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國家都被要求毫不猶豫和毫無疑問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權。
因為在蒙古人眼裡，他們的擴張是由神核準的，所以，任何拒絕投降的人都會由于阻撓了神意而遭受最嚴厲的懲罰。
[35] 天命與一統天下的主張在衆所周知的中國政治原則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體觀念中可以找到完全與突厥人類似的觀念。
雖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漢人影響，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進的這些觀念，不論其原始出處如何，均是通過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兒人作為媒介傳入的，而後者對蒙古國家在其形成年代時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
[36] 早期的征服 除了幫助加強和鞏固成吉思汗對東部草原地區的統治外，1206年的忽鄰勒台還制定了各種新的軍事和外交行動計劃。
會議結束後不久，蒙古人發起了肅清不亦魯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戰鬥，這導緻了乃蠻的滅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亞的森林諸部。
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葉尼塞河上遊的吉兒吉思、貝加爾地區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戰而降，并向他們的新統治者進獻了皮毛、獵鷹和骟馬等貢品。
随着他們北部邊界的安定和即将開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現在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直接轉向他們南邊的鄰居了。
到1207年，已出現金朝邊界防衛體系開始被破壞的明顯迹象。
女真人沒有能夠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動下的統一，而且他們在戈壁地區的主要守護人&mdash&mdash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裡公開與成吉思汗進行了談判。
主因（漢語為乣）為居住在敏感的金&mdash黨項&mdash汪古邊界地區的一混合種族，他們經常充當金朝的軍事輔助力量。
當他們起來反抗其領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時，女真人的邊界問題就更加惡化了。
女真人确信汪古部首領為騷亂的中心，于是刺殺了阿剌兀思剔吉忽裡，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員能代替他。
然而，他們的計劃沒有奏效，其繼承人，被殺害的君主的一個侄子，立即與女真人決裂，并正式承認了蒙古的宗主權。
[37] 由于控制了有戰略意義的汪古領土，成吉思汗現在既能夠對金朝，又能夠對西夏的黨項人王國發動大規模進攻。
他決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于1205年和1207年對其領土進行過試探性進攻。
一支大軍集結起來，向南進軍，于1209年春末進入黨項人的領土。
在成吉思汗的親自指揮下，蒙古軍隊擊敗了西夏的邊界守軍，一直推進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黃河的中興府（今甯夏銀川），并于10月包圍了它。
當正面攻擊證明無效後，蒙古人試圖引黃河水淹沒這座被包圍的城市。
然而，他們的計劃在執行中出現失誤。
黃河平原的灌溉渠水沖破了堤壩，在淹沒西夏首都的同時也淹了蒙古人的陣地。
面對意想不到的變化，雙方決定尋求結束敵對狀态。
1210年1月開始的談判達成了一項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黨項君主向蒙古人稱臣，保證派軍隊支持蒙古人今後的軍事行動。
作為回報，成吉思汗解除了圍困，并從西夏領土撤回了他的軍隊。
随後，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帶着新妻&mdash&mdash一位黨項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軍隊首次打敗了一個強大的定居國家的軍隊。
返回家園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兩個定居民族畏兀兒人和哈剌魯人的投降。
然而，這次，他們的降服是自願而不是被迫的。
畏兀兒人長期作為哈剌契丹王國（以準噶爾地區和斜米列奇為中心）的屬民，在他們宗主的壓迫統治下，多年來已變得越來越不滿。
1209年，畏兀兒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動了叛亂，殺死了駐在他們首都的慘無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員。
為了尋求蒙古人的保護，畏兀兒君主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達了忠誠和服從。
後者很高興，命令巴而術帶着适當的貢品親自來蒙古宮廷。
因為成吉思汗正在進攻黨項，耽擱一段時間後，畏兀兒君主終于有機會在1211年春天到克魯倫河畔朝觐了成吉思汗。
作為第一個自願加入帝國的定居國家君主，巴而術被認作成吉思汗名義上的&ldquo第五子&rdquo，而且排在歸順諸國國王的首位。
[38]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魯人阿兒思蘭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觐在巴而術之後。
與畏兀兒人相似，阿兒思蘭汗當機會來臨時，擺脫了哈剌契丹的統治，自願更換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軍隊貢獻了附屬軍隊，但重要的是，為數衆多與文明發達的畏兀兒人為他們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練的行政管理和辦事人員，他們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所重用。
蒙古人對畏兀兒人這種性質的服務的嚴重依賴導緻了蒙古人在官職設置、财政制度和政治原則上大受突厥影響。
對金朝的最初進攻 蒙古人的下一個對手金朝，擁有一支龐大的和訓練有素的軍隊，但他們對軍隊的需求也是極為廣泛的。
在西部，他們卷入與黨項人的邊界戰争；而在南部，他們面臨着南宋，後者從未放棄重新占領北方的企圖。
就在1206&mdash1208年間，金宋發生了沖突，雖然金朝獲勝，但它南部的邊界安全仍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焦點。
完全了解了金軍的部署後，成吉思汗于1210年對他的敵人采取了第一個敵對步驟，即與金廷斷絕了朝貢關系（約從1195年開始）。
然而，他推遲了軍隊的實際進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
沒有了其他的直接敵人，現在成吉思汗能夠集中力量進攻他最強大的近鄰金朝了。
[39]蒙古軍隊于當年年初從克魯倫河出發，春季到達了汪古部領地，他們利用那裡作為即将發起的入侵的出發地。
全軍的中路軍和左翼即東翼軍由成吉思汗率領，沿金朝北部邊界攻占了許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門的關鍵要塞居庸關。
金廷向他們遭到威脅的邊界派出了大批援軍。
但他們在北上途中被各個擊潰。
金朝的防禦由于這些失敗而如此混亂不堪，以至于蒙古軍隊的小分隊能夠抵達并掠奪中都的近郊地區。
同時，蒙古軍隊的右翼即西翼軍在成吉思汗的兒子們率領下在西面進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躏了農村，更重要的是牽制了敵軍。
當1212年初撤退的命令下達後，兩面的蒙古軍隊撤回北方，放棄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們所占領的金朝領土。
所有能掌握的資料均表明，1211年的戰争的直接目的在于掠取戰利品和獲得情報，而不是獲取土地。
[40] 金朝軍隊迅速重新占據了他們的邊界地區，以準備迎戰下一次進攻。
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來，又開始進攻女真人的外圍守軍。
諸要塞如居庸關再一次被攻克，而且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務交給其附屬部隊後完成的。
一旦邊界防線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進，比以前更加深人金朝疆土。
他們到達黃河北部的農耕地區時，軍隊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破壞山東、河北和山西。
一些城市被占領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開闊的農村，無論何時，隻要有可能的話，他們都繞開堅固的據點。
到1213年末，蒙古軍隊已嚴重破壞了金朝的心髒地帶，開始撤回北方。
但是這次他們保留了對所有重要邊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軍隊包圍中都以進行封鎖。
包圍城市的努力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但是驚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
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許多貢品&mdash&mdash金、絲和馬&mdash&mdash作為結束敵對狀态的回報。
蒙古人接受了這些條件，并且按約于1214年春天解除封鎖。
金廷由于這次經曆而失魂落魄，他們利用這次解圍的機會撤離中都，轉到開封；1214年夏季，他們以開封作為新都。
當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離的消息後，他立即下令他的軍隊返回不久前包圍過的城市。
由于守軍的頑強抵抗，通過猛烈攻擊占領中都的企圖沒有成功。
最後，成吉思汗于1215年1月來到中都戰場，親自指揮進攻。
當蒙古人顯然已阻擋住金朝的援兵時，守城軍隊的士氣開始瓦解，這座城市于5月底向圍攻軍隊投降。
在被占領後的幾個星期内，都城被有計劃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毀。
在他的直接軍事目的完成和對大量戰利品進行适當登記後，成吉思汗離開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領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軍。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嚴重挫折。
1212年，蒙古大将哲别橫穿遼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時，暫時占領了金朝的東都東京（今遼陽）。
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慘敗，反過來還促成了另一居于東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亂。
自從他們自己的遼王朝在1115年（譯者注：應為1125年）滅亡後，他們一直不願意做金朝的臣民。
乘着其對手不斷潰敗的機會，蒙古軍隊于1214年成功地進攻了遼河兩岸的金朝據點。
東京于1215年再次被占領，随後成為契丹叛亂首領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據地，他現在已正式向蒙古稱臣。
[41]到下一年為止，女真人的故鄉東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見地圖25）。
如果此時蒙古軍隊集中進攻，也許會使金朝完全崩潰，然而，在西域所發生的事件不久将會使成吉思汗花費近十年的時間率領蒙古軍隊主力向西發動一系列的進攻。
地圖25 東北諸戰役，1211&mdash1216年 西征 蒙古人進入西域開始于1208年，當時，他們組織了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去對付叛離的蔑兒乞與乃蠻部民組成的聯盟，後者在西蒙古額爾齊斯河上遊建立了一個行動基地[42]（見地圖26）。
蒙古軍隊摧毀了叛亂，殺死了他們的首領，成吉思汗長期的敵人脫黑脫阿。
殘餘的蔑兒乞人逃到畏兀兒領地，後又來到欽察草原，而乃蠻餘部則逃入哈剌契丹即西遼的領地。
後一群人的首領是屈出律，他的父親太陽汗在1204年與蒙古人作戰時陣亡。
地圖26 成吉思汗的西征 屈出律逃難時，哈剌契丹王國正忙于與占據西突厥故地和呼羅珊大部分地區（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個穆斯林國家花剌子模進行争鬥。
乃蠻首領在一段時間内渾水摸魚，最後與哈剌契丹君主結盟。
不久，他成為國王主要顧問并且利用這一受信任的職位于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國的權力。
日趨衰落的西遼帝國在屈出律強有力的領導下迅速得以恢複。
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撤回到錫爾河上遊地區，并且于1213&mdash1214年将其統治權力擴張到了塔裡木盆地占優勢的穆斯林居民那裡。
乃蠻篡位者的成功開始引起成吉思汗對西方的注意。
正當此時，蒙古統治者在中國取勝的消息傳到了算端摩诃末耳中。
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個外交使團到達中國北部成吉思汗處，以探聽這支東方新生力量的消息。
成吉思汗熱誠地歡迎了使團成員，表達了與他的西方鄰邦建立和平關系和商業往來的願望。
為了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團回訪摩诃末，使團于1218年春季到達花剌子模。
談判開始了，幾天以後，算端同意簽訂一項與成吉思汗建立和平與友好關系的條約。
然而，他們之間的友好關系不久就由于發生在錫爾河上遊的一個花剌子模城市訛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結束了。
條約簽訂後不久，這座城市的首領顯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許，殺死了一支蒙古人組織的龐大貿易商隊的成員，奪取了他們的貨物。
作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懲罰犯罪官員，歸還被沒收的貨物。
由于難以确知的原因以及對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诃末斷然拒絕了這些要求，而且輕蔑地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
蒙古統治者被這些暴行所激怒，開始準備發動戰争。
在對付他的新敵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對其他兩個前線的行動。
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秃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亂不容忽視。
叛亂開始于1217年而且不斷擴散，直到1218&mdash1219年冬天，術赤率領蒙古軍隊的右翼才到達南西伯利亞并迅速平定了叛亂。
[43]其次，在東突厥斯坦必須清除屈出律與哈剌契丹。
這一地區的進攻在哲别的領導下開始于1216年，他受命毫不拖延地解決乃蠻人，并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使命。
到1218年底，屈出律被殺，通向花剌子模地區的哈剌契丹領土也被蒙古軍隊所占領。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線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随即沿額爾齊斯河集結起一支龐大的軍隊。
由蒙古正規兵和從屬國征集的大批附屬部隊組成的大軍于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進發。
主力軍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向錫爾河南部敵人的人口中心區進發，而一支掩護部隊則在術赤的率領下進入錫爾河北面的草原地帶，在那裡與那些和花剌子模統治家族關系非常密切的遊牧部落欽察和康裡交戰。
摩诃末與他的将領們的建議相反，并沒有與入侵者在開闊地帶交戰，而是用他數量上勝過蒙古人的軍隊去守衛王國的各重要城市。
雖然這些決定或許葬送了他獲勝的任何機會，但還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費時的和破壞性的圍城戰。
訛答剌、花剌子模、也裡和撒麻耳幹的陷落都是特别的流血事件，在那兒，蒙古人驅使解除武裝的戰俘沖向嚴密防守的城牆，為他們的攻擊部隊提供&ldquo人障&rdquo。
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來反抗他們的新主人并被重新征服後，又擴大了屠殺的範圍。
在這些城市中，野蠻的報複行為正式以集體處決的方式降臨于人們身上。
當摩诃末得知他的戰略失敗後，驚慌失措地逃到了裡海中的一個島嶼上，他于1211年前後死在那裡。
他的兒子與繼承人劄蘭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軍隊繼續進行不懈的抵抗。
為了追趕強有力與勁頭十足的劄蘭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隊追蹤他，從伊朗北部穿過阿富汗斯坦進入了印度，然後又回到伊朗和哲兒拜占。
雖然在蒙古人的打擊下，劄蘭丁總是能設法逃脫追捕，但是英勇頑強并不能長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國的滅亡。
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羅珊已被征服，蒙古守軍和鎮守者（達魯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
盡管劄蘭丁的事業已毫無希望，但他拒絕投降，仍繼續他徒勞無益的抗戰，直到1231年他死于曲兒忒匪徒之手。
随着花剌子模境内有組織的抵抗結束，蒙古人開始着手準備他們下一步的一系列遠征。
速不台和哲别這時正在與谷兒隻和哲兒拜占作戰，他們請求允許他們越過高加索山去進攻欽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應了。
這樣，在1221年，速不台發動了對歐亞草原西部的著名遠征，或者更确切地說是武力偵察。
他率領着由三個萬戶組成的一支軍隊進入了南俄羅斯草原。
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條流進黑海的小河）戰役中擊敗了斡羅斯諸王公和西部欽察人組成的聯軍。
接着，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羅斯諸公國直到第聶伯河，而後才折回向東，在與伏爾加地區的不裡阿耳進行了一次短暫交鋒後，于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
獲得必要的情報後，術赤受命發動一次後續戰争以使西部草原納入蒙古版圖。
成吉思汗在此同時從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軍隊，1224年夏季他到達額爾齊斯河，1225年春季到達蒙古中部。
回到家鄉後，他計劃發動另一次戰役：1223年黨項君主在沒有通告的情況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對金戰争的軍隊。
蒙古統治者決心嚴懲這一不忠行為。
木華黎的對金戰争 當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達克魯倫河時，蒙古對金的進攻暫時減少了，但并沒有停止。
成吉思汗最能幹和最受信任的将領之一木華黎繼續努力清除遼河流域的女真軍隊，1216年他完成了這項任務。
在占領這一地區的主要城市後，木華黎于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報告。
出于對他戰績的滿意，成吉思汗賜予他&ldquo太師國王&rdquo的稱号，并且任命他為統帥，以發動一場新的戰争去奪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國北方領土，即太和嶺以南的土地。
木華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時改名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軍事指揮機構。
他控制下的軍隊包括蒙古左翼軍的2.3萬人，擴編的由7.7萬名漢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組成的附屬軍隊。
後者在與金朝戰争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
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勵和獎賞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滿意，大量金軍指揮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揮官，帶着他們整個的軍隊投奔過來。
正是這些起關鍵作用的附屬軍隊的擴充，占去了木華黎可使用軍隊的3/4。
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們軍隊大部分的中軍和右翼軍從中國北部撤出進行西征後，也還能對金朝保持不斷的壓力。
[44] 在新戰役的初期，木華黎從中都和西京發動了一場三路的攻勢，企圖從金朝手中奪取山西、河北和山東。
率領中軍主力推進到河北的木華黎，不久就遇到強烈的抵抗。
他不得不用直接進攻的方式奪取城市，這使雙方都損失慘重。
而有時花費這樣高的代價所奪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
雖然進展非常困難，但木華黎仍緩慢推進。
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張柔鞏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戰果後，木華黎又将注意力轉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戰略堡壘。
在太原于10月被攻陷後，蒙古人得以穩固地向南推進。
到1219年底，隻有山西最南面的狹長地帶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
木華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的夏秋兩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殘餘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
此後，他推進到山東西部，于十月未經戰鬥而占領了重要城市濟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錯誤軍事卷入，使1220年蒙古人進展順利成為可能。
1217年，在與蒙古人戰鬥的間歇期間，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對宋開戰，因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對金廷的朝貢。
從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發動的一系列進犯雖然常常在局部獲得成功，但他們從未獲得絕對勝利。
宋朝盡管在開始時遭受挫折，但仍拒絕談判，他們繼續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漢水流域一度設法擊潰了金軍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做法顯然得不償失。
從宋朝得到的疆土無論如何也不夠補償他們在北方丢給蒙古人的土地。
而且，從長遠利益來看，這明顯破壞了他們對付木華黎軍隊的能力。
然而，金朝毫不畏懼，在1220年，他們征集了一支新軍，準備進行反擊以重新獲得他們損失的一些地區。
新軍剛組建起來即進攻山東東部，在那裡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漢人起義（紅襖軍），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
一當木華黎得知了這支新軍的存在後，他立刻在1220年底從濟南移師南進，在離開封不遠的黃河南岸的一個淺灘黃陵岡對其發動了進攻。
他以決定性的勝利擊敗了敵軍，而且由于這次成功，蒙古人擴大了他們的控制地區，占領了除山東東部和陝西之外的黃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領土。
山東東部仍在紅襖軍手中；陝西則仍在金朝的統治之下。
在任命漢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區之後，木華黎回到北方，沿路進行掃蕩。
同時，金廷由于反攻失敗，派出了一個由烏古孫仲端率領的使團來到西部成吉思汗處，商讨可行的和談條件。
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ldquo王&rdquo的稱号，這樣就承認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須撤出陝西。
然而，金廷認為過于苛刻，所以敵對狀态仍繼續存在。
在1221年中期，為了向金朝重施壓力，木華黎在陝西和甘肅東部發動了一次巨大攻勢。
在首次越過鄂爾多斯之後（這得到西夏軍的默許，西夏還提供了為數5萬人的附屬軍隊），木華黎于當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陝西北部和中部的許多重要城市。
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領之一蒙古不花指揮在陝西的進攻，而他自己則越過黃河進入山西，在這一地區阻擋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
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蒙古人占領了河中和沿黃河的其他設防城市。
但在陝西，蒙古不花卻由于金軍廣泛的封鎖行動而陷于困境。
甚至在木華黎和他的軍隊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後，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長安和鳳翔等許多重要城市投降。
而在這緊要關頭，西夏軍隊的突然撤回更進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軍事力量。
由于進攻力量大大削弱，木華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對鳳翔的包圍。
在對西夏邊界進行了一次短暫的報複性進攻後，他回到了山西，在那裡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揮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帶孫代替，但是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已減。
金朝充分利用這次機會，立刻結束了與宋朝的敵對狀态，将其軍隊撤回到山西南部，收複了以前丢失給蒙古人的一些領土。
紅襖軍在與其結成松散聯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這一形勢擴大了他們在山東的統治，而且短暫地占領了河北的部分地區。
後者的行動促使武仙的突然叛變。
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将領，1225年，他又一次轉變立場，這一次，他将其命運與宋朝聯系在一起。
面臨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決定對付反叛的黨項人，蒙古人在以後的幾年中，隻得滿足于對中國北方的控制。
對中國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認的那樣，蒙古人絕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習慣，而且很難依靠自身能力從事複雜的定居社會的行政管理。
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練專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經商經驗、願意幫助蒙古人管理和剝削其統治下的農村和城市居民的人。
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開始組織由這樣的專家組成的骨幹，這些專家來自契丹和漢人官員，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抛棄金朝的職位而投奔了蒙古人。
[45]到1211年發動對金作戰為止，成吉思汗的身邊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體制，又非常熟悉中國北部情況的顧問。
随着蒙古人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勢頭，叛投者的人數也顯著增加。
漢人官員在第二次波動中數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現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陣營中效力。
沒有進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員按慣例都保留了他們管理縣和州的舊有職位。
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維持秩序，征調本地區的人力物力，為蒙古人的軍事機器服務。
改變立場的漢人和契丹人軍事将領參加了進攻金朝的戰争，他們或者獨立作戰，或者與蒙古軍隊聯合作戰。
這些将領由成吉思汗或後來的木華黎批準任職。
他們得到漢式或蒙古式的官職，被授予權力的符牌（蒙古語：gerege或baisa，漢語：牌子）以作為他們新地位的一種标志。
為了協調軍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鑒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中書省（譯者注：應為行台尚書省）。
這類機構原來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尚書省的分支機構，最早于12世紀初組成，它們簡稱為行省，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領土以及後來受到進攻威脅的邊界地區。
其負責官員，也被稱為&ldquo行省&rdquo，在他的管轄範圍内被授予全權，而其管轄範圍與金代正式的路（下面分為數州）相當。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這種制度以适應其需要。
1214年，建立了第一個行省，其首領為蒙古将領三模合拔都。
中都被攻陷後，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為燕京（中都）&ldquo行省&rdquo。
1217年大規模戰争重新爆發後，迎來了漢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漢人首次被任命為&ldquo行省&rdquo。
像他們的金朝對手一樣，蒙古人任命的&ldquo行省&rdquo在就職後也獲得了處置全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職務，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細地篩選。
雖然&ldquo行省&rdquo這一職務至少在表面上與蒙古習慣相異，但它被有效地納入了蒙古社會政治體系。
[46]被任命這項職務的漢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種适當的軍銜，而且在某種情況下，還被任命擔任護衛軍中的職務。
這樣，他們成為成吉思汗或他屬下的國王木華黎的伴當（那可兒）。
為了确保他們的忠誠，這些官員的兒子們被留在各種怯薛中作人質。
這樣，一個漢式行省，就其軍政合一的權力、正式的軍銜和與汗廷關系的程度而言，大體上相當于千戶（敏罕）或萬戶（土綿）的高級蒙古指揮官（那顔）。
由于蒙古統治體系中的忠誠紐帶是高度個人化的，所以任何種類或重要的官職通常均為世襲的。
&ldquo行省&rdquo也是這樣：兒子繼承父親，時間一長，行省轄區即變成私人領地。
從長遠角度而言，這種&ldquo封建化&rdquo進程會帶來蒙古宮廷所不希望出現的後果。
但在短期内，它是鞏固對中國北部新征服地區統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統治中國的蒙古行政管理體系頂點上的是統帥木華黎。
他無疑聽命于成吉思汗，但從總體而言，他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力。
一位宋朝使臣趙珙曾于1221年訪問過木華黎的營帳，他把他同中國的皇帝相比，雖然他知道木華黎實際上并不是最高統治者。
[47]當然，沒有其他蒙古指揮官像&ldquo國王&rdquo那樣，被賦予如此多的權力和行動自由。
在長期與金朝作戰的過程中，木華黎自然也漸漸熟悉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面。
據趙珙記載，&ldquo國王&rdquo的衣着和服飾是中原式的，他營帳中所采用的宮廷禮節也同樣如此。
而另一方面，趙珙記載說，在木華黎的營帳中，婦女地位很突出，她們可以自由地與男人喝酒和交談。
所有這些均證實了蒙古社會習慣的影響與存在。
[48]毫不奇怪，自13世紀前半葉發展起來的蒙古對中國北部的統治制度，是由漢人、女真、契丹、畏兀兒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與社會習慣所組成的一個複雜的結合體，這是自漢朝滅亡以後，沿中國草原邊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國北部的政策 蒙古對金的戰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壞、殺戮和社會混亂。
他們用蹂躏鄉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農村居民都要遭受嚴重傷亡和窮困。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後不久來到該城，在那裡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場面。
他記載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圍地區，幾天裡的所到之處都布滿了死人的屍骨，而且，由于大量屍體沒有被掩埋，瘟疫傳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員亦未能幸免。
[49]由于1217年後漢人官員大量進入蒙古政府部門，特别是說服木華黎命令他的軍隊停止對生命與财産肆意破壞以後，情況多少有了一些改善。
不過，在整個13世紀20年代，中國北部仍然是一個動蕩的戰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數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軍隊屠殺、瘟疫和饑餓中幸存下來的人和處于蒙古行政統治之下的人都面臨着許多新的磨難。
蒙古人從他們立國之日起就總是苛刻剝削他們的臣民。
臣民的主要義務之一是提供附屬部隊以支持蒙古人的進一步擴張。
由于圍城和封鎖對蒙古人來說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漢人軍隊被迅速征集起來以完成這項任務。
這些漢人軍隊中，有些是在他們的長官率領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則是由在新政權下保留原職的金朝官員從平民中新征募來的。
到1213年，已有漢人軍隊被用來對金作戰，他們被稱為漢軍或黑軍。
這些軍隊在戰争期間穩定地發展起來，到木華黎去世時，在數量上已大大超過了蒙古軍隊。
除了軍事征兵外，漢人還被迫為他們的君主提供各種各樣的物品和勞役。
窩闊台時代之前，沒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國家包括中國北部在内的定居地區存在着統一的賦稅征收制度。
雖然有關1211&mdash12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