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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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目的，往往是隐藏在表面上那種愚蠢的暴力行徑背後的。
從他身上所體現的是一個更集權化的、有更多支配權的氏族首領向專制主義的獨裁君主轉化的最後階段。
與此同時，讓人聽起來似乎奇怪的是，他還強烈地傾慕漢族的文明，在一些方面，他對女真貴族進行殘酷打擊的行為，也可以解釋成在進行一場鬥争，他以此來打擊那些舊的部落式的和封建式的生活方式的擁護者。
他的另一個目的，是清洗吳乞買的後代，因為他想争得從阿骨打一系傳下來的皇位繼承權。
海陵王熱心閱讀和鑽研漢族的經典及史書。
宋朝的不少漢人都對他有深刻的印象，這些人都是在宋金恢複邦交之後與他見面的。
通過這些人，他養成了不少典型的漢族習慣，諸如下棋和飲茶，以緻從他自幼就得到過一個綽号Po-lieh-han（勃烈漢），這是女真語，其意是&ldquo貌類漢兒，[11]。
在海陵王的統治下，實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國家和社會漢化的改革。
無論是禮樂、儀式上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不再滿足于女真國的政治中心仍然偏處于東北的不發展地區的現狀，決心将政治中心南移。
在此之前一直是金朝南京的燕京（今北京）被重建起新的宮殿。
1152年，海陵王開始定居于燕京，将它定名為中都。
幾年之後的1157年，他甚至下令毀掉位于東北地區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宮室，而且将這個城鎮降到低等的一個州的首府地位。
他還下令在前宋的國都開封修建皇家宮室，将其稱之為南京。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海陵王是多麼想成為中國的統治者而不僅僅是一個女真族的首領。
他把自己看成為全中國未來的皇帝，并且認為自己對中國的統治将會像宋朝的統治一樣正當，但他的這種抱負，可不是憑他那些漢化措施就能成為現實的。
在主要通過誅殺清除掉那些贊成繼續采取與宋并存政策的對手之後，海陵王開始準備一場新的侵宋戰争。
借口并不複雜：他于1158年譴責宋朝違法在邊境榷場上購買馬匹是破壞了1142年的和議。
從1159年起，海陵王為發動大規模侵宋戰争而進行全面備戰。
為了避免因西夏邊界問題可能造成的騷亂，他急遣兵部尚書去巡視并界定西夏邊界。
他大括天下騾馬，據載，調馬總數一度達到56萬匹。
将各處兵器都集中在一起并臨時儲藏于中都。
海陵王知道發動這樣一場大規模戰役不能僅僅依靠女真兵，所以又簽發諸路漢軍，此舉遭到各地漢人的反抗，《金史》中載有由漢人，特别是在東南部與宋接壤地區的漢人發動的幾場較小的叛亂。
在百姓中募兵的活動，一直持續到1161年夏天。
海陵王預見到向宋朝的進攻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依賴于河運，與宋朝水軍進行水戰也是不可避免的。
為此，又藉諸路水手得3萬人，并征調大批船隻進行運輸和充作戰船。
遵循女真舊俗，海陵王親自擔任最高統帥。
1161年七月，大兵從中都出發抵達南京（開封）。
此後不久，為了表明他将繼承正統來統治整個中國，他竟盡情地展示自己的殘忍，下令将亡遼耶律氏和宋趙氏家族所有子男全部殺害，以此來檢驗是否還有僞稱為前遼和前宋皇室的人存在。
據載，僅在1161年夏天，就有130多人被殺害。
海陵王的殘忍行為使契丹人中一直存在的不滿加劇了，他們訴諸于公開的反抗，海陵王不得不派遣一支人數達1萬人的軍隊開赴東北進行鎮壓。
海陵王的另一個暴行是殺害了他的繼母、皇太後徒單氏和她的十餘名宮廷侍婢，理由是她敢于谏止他的伐宋之舉。
海陵王顯然從未發布正式的伐宋宣言，在他大舉備戰的整個時期，通常的外交往來和在正旦及皇帝生辰派遣使者前往朝賀的儀式，一直都在持續而未受到任何幹擾，盡管金的戰争動員不可能不引起宋廷的注意。
1161年夏季，金朝照例派遣使節去祝賀宋高宗的生辰，這位使節直至1161年6月14日才被召見。
按照《宋史》的說法，有個使節&ldquo舉止無禮&rdquo，還威脅宋廷說海陵王不久就要對宋用兵，這一無禮行為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無論如何，宋朝已經有了充分的警覺，并且抓緊時間加強他們在邊境上的工事。
海陵王此時已将重兵集結于淮水。
10月15日他從開封出兵，幾日之後金兵渡過淮水（10月28日），開始向長江逼進。
将長江作為最重要防線的宋朝，卻既無法制止金的侵略，也無法阻止金兵到達江邊。
他們隻能将大量軍隊集中于長江南岸來抵擋金兵任何過江的企圖。
好在在另外一些戰場上，宋朝還算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收複了西部邊境上一部分原被金朝占領的州縣。
海陵王最初可能曾抱有的打一場&ldquo閃電戰&rdquo的希望，因此而被打破了。
海陵王設帳于揚州附近，此刻他屬下的一些将領企圖溯江而上，于上遊約60公裡處的采石（今天的安徽省馬鞍山南部）渡江，但這次的渡江努力在1161年11月26日到27日宣告失敗。
宋朝的史學家後來将金兵未能南渡過江作為一場偉大的勝利，并将其與公元383年那場著名的淝水之戰相比，在那場戰役中，南遷的晉國号稱擊敗了由前秦統治者苻堅率領的北方侵略軍。
淝水之戰在中國的史書中被奉為典範，它強調的是，漢族文明的捍衛者是能夠擊敗野蠻的北方民族的入侵的。
今天的學者則認為，淝水之戰即使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話，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極大地誇大了。
[12]采石之戰的勝利是否也被宋做了類似的理想化的誇大處理，也同樣是一個問題。
據宋朝的史料說，宋在采石僅有1.8萬名士兵，而金卻有40萬人。
這是顯而易見的訛傳，雖然僅就集中于采石一帶的軍隊來說，1.8萬名可能是一個相對準确的數字，但宋集中于長江中遊防線的總兵力，在其他文獻所載的數字則是12萬人。
而據他們所說的金朝那40萬人，其實是海陵王屬下金兵的總數，并且這個數字中還包括了許多服務于軍隊的非戰鬥人員。
即使是宋的史料，談到進攻者一方的失敗時也不盡一緻，有的說是在過江時被溺死于江中；也有的則說是到達南岸之後在搏鬥中被戰敗的。
如果我們推測金朝損失的兵力不超過4000人，應該是不差的。
換言之，采石之敗對于金朝并未造成緻命的影響。
我們肯定記得，防衛的宋朝一方占據着相當的優勢。
早在戰前，女真将領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的将領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集結起足夠的戰船和士兵，以至于發動突襲成為不可能。
再者，金所處的位置，使他們無法發揮他們最可怕的武裝力量&mdash&mdash騎兵。
當代的一名中國學者在仔細分析了當時的背景和戰争本身之後得出結論說，采石之戰相對來說隻是一場小規模的軍事交鋒[13]，但是此戰在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卻是決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獲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強大。
海陵王這場魯莽戰争的最後結局，主要倒不是因戰敗而是因其他因素造成的。
在備戰的這幾年，海陵王甚至在他自己的親信中都引起了仇恨。
所以當1161年的12月15日他與他的五個妾一起被一群将士射死于揚州附近的營帳時，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海陵王的獨裁統治，導緻了女真貴族以及契丹人、渤海人、漢人的普遍不滿，結果是皇室中比較穩健的一派發動了政變，将他推翻并擁戴他的表兄弟烏祿為帝，後者早在1161年的10月27日就已經在遼陽登基稱帝了，此時距海陵王的被殺還有好幾個星期。
遼陽的這一驚人消息肯定在12月中旬就傳到了揚州，并因此激發那些将士采取了行動。
新的皇帝廟号世宗（1123&mdash1189年），即位後面臨的是一個極端困難的局面：契丹人的反叛，中國各省的動蕩不安，以及因對宋戰争引起的各種争議等等。
這對于世宗的才能是不小的考驗，世宗則向世人證明了，他有能力克服所有這些困難，并使自己在曆史上占據了這樣的地位，即他不僅位居于在那些偉大的女真首領之中，而且也是中國諸多登上皇帝寶座的最傑出人物中的一個。
世宗朝的鼎盛（1161&mdash1189年） 新即位的皇帝完顔雍（本名完顔烏祿，生于1123年，在位時間是1161年至1189年，廟号世宗）是太祖之孫，他的父親完顔宗輔在早期的金朝中是個與衆不同的人物。
他的母親并非出身于那些與完顔氏世代聯姻的女真氏族，而是渤海人的後代。
渤海的成分構成了金朝人口中文化較為先進的部分之一。
早在海陵王還在世的時候，未來的世宗就已經是他的一名公開的反對派，并因此未能留在首都任行政長官，而是被派到東京任留守。
東京位于遼陽，是原來渤海國的領地。
1161年夏天爆發契丹人的起義，世宗在他的轄區之内成功地鎮壓了難以馴服的契丹人。
主要靠着渤海人的支持，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靠着那些對海陵王一意孤行發動侵宋戰争不滿的女真貴族的支持，稱帝之後，世宗便迅速趕到了中都（今北京）。
他在1162年年初頒布的第一個诏令，就是撤回長江前線的金兵。
同年春天，他還遣使到宋，要求正式與宋恢複通好。
但是世宗絲毫沒有放松警惕到遣散武裝的地步，在淮河地區以及西南前線，亦即金與宋的蜀地（四川）接壤的地區，還在不斷地發生邊境沖突。
最後到1165年，宋與金之間終于又簽署了一個和議，這個和議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
宋不必再向金稱臣而改稱為侄。
這樣，雖然從禮儀上說，金仍然高于宋一頭，但&ldquo臣&rdquo的稱呼總算是見不到了。
&ldquo貢&rdquo也被更中性的詞&ldquo歲币&rdquo來代替，宋需支付的歲币數量還與以前一樣（譯者注：實際是銀、絹各減5萬），以淮水劃界也沒有變化。
當邊境榷場開放的時候，為防止意外，世宗還派遣了6萬士卒駐紮于與宋的邊界一線，從1165年以後，金與宋的邊境保持平靜達四十年。
宋金和議拖延數年才得以締結，确實應該歸咎于宋。
宋一直寄希望于金内部的動亂，也就是契丹人的反叛。
金發動侵宋戰争的時候，契丹人和奚人曾一緻拒絕金的簽發，乃至起兵反抗他們的女真主子。
奚是一個突厥部落。
契丹人起義的中心在西北路一帶，位于今天長城附近。
一些契丹首領曾試圖與宋建立接觸以獲得支持。
但這支起義軍于1162年秋被世宗擊潰，一些被打散的契丹兵逃亡到宋。
現存的契丹軍事單位被廢除，其成員被分散編入女真的軍事單位之中，隻有始終忠實于金的一些契丹首領被允許保持了原來的頭銜。
為了防止那些仇視金朝的當地人的反叛，也為了抵禦更為桀鹜難馴的西北邊鄰蒙古人，此後幾年，世宗在西北路的幾十個城鎮設立了軍事要塞。
短短幾年之内，世宗就這樣成功地使他的國家無論内外環境都得到了穩定。
在他統治的漫長時間之内，在諸多領域如行政機構、經濟以及教育等方面進行了改革，除了在與蒙古的邊境上戰争還時有發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長達25年不受幹擾的和平時期。
世宗竭力想做一個公正的、節儉的統治者，并獲得了&ldquo小堯舜&rdquo的美譽。
[14]不過，與他的前任不同，他并不盲目地崇拜漢族文明，相反卻對淳樸的女真舊習眷戀不已，在仍然生活于祖先發源之地東北的女真人身上，他看到過這些舊俗的具體體現。
世宗對女真的貴族和平民中日益增長的漢化傾向感到憂慮，并且采取了諸如下令禁止取漢名、着漢服等措施，想使女真民族保持民族特性。
金朝的故址會甯被重修，被重新擡高到上京的地位。
1184年到1185年間，世宗幾乎全年都在上京度過，設宴舉行贊揚祖先功績的紀念活動，傾聽歌者對當年阿骨打創業的頌揚。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世宗時長期的内部穩定和相對繁榮，在後來那些年甚嚣塵上的傾軋紛争中，金朝才得以維持下來。
到他的繼承人即位時，金朝開始衰落，但這既不能過多地歸咎于女真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的玩忽，也不能歸咎于最高決策層的無能，而是因為他們遇到了敵人的攻擊，這個敵人對于金的可怕程度，甚于當年女真人對于宋朝。
12世紀的最後幾年，人們眼看着成吉思汗統治下蒙古聯盟的崛起，并眼看着他們在獲得至高無上的霸權和實現對整個歐亞大陸統治的過程中攀上了第一道階梯。
宋朝的北伐：1206&mdash1208年的戰争 世宗死于1189年初，定為太子的顯宗早在1185年就已死去，所以繼承帝位的是世宗的孫子，廟号章宗（1168&mdash1208年）。
章宗并沒有他祖父那樣的雄才大略，但是他為人和善，能夠在宗室和身任文武大臣的地位顯赫的女真貴族之間維持一種理解和一緻。
關于女真人的漢化問題，盡管朝廷曾頒布了種種禁令，但漢族的生活方式還是越來越多地被女真人乃至契丹人所采用。
然而，衰亡前的種種征兆卻在逼近，其中最感棘手的就是蒙古的威脅。
如果說前些年這還不過是一種恐慌的話，現在它已發展成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另一個對于金朝内部穩定可能構成的潛在威脅，是多少超出于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的，即使它是最好的政府。
此前的幾年間，黃河在河北與山東的平原曾一再地決口，1194年的一次，不僅淹沒了大片地區，并且形成了兩個新的河道（見地圖18）。
這些大災荒影響的都是國内最肥沃的、經濟上最重要的地區。
與之俱來的結果通常便是農民破産流亡，驿傳中斷，民衆之中不時發生的騷亂。
近年來的研究者認為，金朝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這些自然災害，它動搖了國家的經濟基礎。
[15] 地圖18 黃河改道，1194年 對于金朝的内部狀況，宋并非一無所知，盡管宋對于蒙古勢力的崛起究竟知道多少，至今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但章宗統治下的金朝政府卻終于理解了蒙古的危險程度，而且從1192年起，沿西北邊界大規模地修壕塹，立堡塞，以防禦塔塔兒、汪古、珊竹和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
這些防衛措施，以及多次以&ldquo懲罰&rdquo為由向蒙古地區的出兵，都大大加重了金朝的賦稅負擔。
偏偏在此時，黃河的洪水又沖垮了中國北方農業收入最有盈餘的地區。
政府于是訴諸于拘括漢人尤其是那些逃稅人的土地，将其分給他們所依靠的女真人。
這種做法伴随的必然後果，就是加劇了漢人和女真人的緊張關系。
在這種環境下，金朝當然顧及不到有關是否放棄與宋并存的政策等等事宜。
在與宋接壤的地區，他們的農業收入不僅受到黃河決口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一連串旱災、蟲災的蹂躏，關鍵地區山東所受的影響甚至比其他地區更甚。
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今北京）一年兩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報來源，他們恰好要橫穿金朝領土上這些受災最重的地區。
也許不完全是巧合，在後來參加伐金戰争的宋朝将領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曾經一次或多次出使過金國。
從1204年起，宋朝的軍隊就對金朝淮河一帶邊界進行不斷的侵擾。
擔負這場收複失地重任的宋臣是韓侂胄，1194年在擁立甯宗一事上有功，曾兩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
宋軍在金朝邊界上發動的襲擊，不是出于他的暗中唆使，就是出于他的默許，以緻在1204年後的幾年間，雙方的敵意一直在持續上升。
最初，這一切并未妨礙正式的外交往來，也未影響到宋向金支付的歲币，但是每當朝廷舉行儀式并附帶會見外國使節時，就能感覺到那種仇視在升溫。
在1206年（2月5日）宋廷舉行新年朝賀時，金朝賀正旦使節誤以為宋朝大臣直呼了金朝皇帝的父親的名字，認為這冒犯了禁令，因此提出強烈抗議，宋朝當然将此看成是金使傲慢無禮。
所有這一切使雙方都被激怒，兩國間已無法保持原來的關系了。
1206年夏季，宋朝大臣韓侂冑認為出兵北伐的最後時機已經成熟。
輔佐他的制置使葉适（1150&mdash1223年）是著名的學者，被委任起草一份伐金诏書，葉适卻以反對興兵為由拒絕了，結果被貶斥到一個州去做官。
取代他的李壁，是韓侂冑的追随者，也是主戰派成員之一。
他起草的伐金诏書于1206年6月14日頒布後，在宋朝各地廣為流傳。
六天以後，宋帝正式宣告北伐戰争開始，舉行了莊重的祭告天地、祖先、社稷的儀式，這個儀式一旦舉行，戰争便已無法挽回。
與此同時，金朝明白戰争勢在必行，他們也按照通常的慣例，動員全體軍隊，舉行隆重的儀式，向祖先和神靈告稱1165年和議現狀已被破壞，他們将出師應戰。
宋朝的這份伐金诏書被全文保存下來，其内容是表達對金統治的憤慨，聲讨金朝的罪行。
它斷言金朝因作惡多端和無能，已經失去了上天的護佑，因而也就失去了統治他們國家的合法資格。
诏書還強調，他們堅信金朝統治下的漢人能夠起來反抗女真人并且站在宋朝一邊。
宋軍部署在最重要的前線即淮河一線的總兵力達16萬人。
這個數字看來是可信的。
金軍于1206年12月動員來防禦宋軍的兵力，從東到西，包括駐陝西與宋富饒的四川接壤地區的軍隊，總數為13.5萬人。
表面上，戰争開始時，宋軍在人數上要比對手略占優勢。
但很快就可看出，宋朝在這場戰争中注定是失敗者。
的确，宋軍能夠奪下淮河北岸的邊境城鎮泗州，但這算不上什麼偉大勝利，因為這個城鎮就像一個曾親曆該地的宋人所記載的那樣，僅靠一道低矮的泥牆防護，根本無法防守。
宋朝又企圖派兵攻取金的戰略要地湖北北部的唐、鄧二州，但可悲地遭到失敗。
不過，數萬宋兵的潰散也部分地歸因氣候。
多日來連續的大雨，沖垮了不得不在野外露營的士兵們的帳篷。
給養無法及時到達，将士們為饑餓所困。
軍馬所需的幹草也變濕腐敗。
當時的宋朝史料也承認，宋朝對于這場戰争組織混亂，領導無能。
而在金朝一方，1206年秋，金兵已深入到宋的領土，對宋的大量城鎮展開了圍攻，他們還向西進軍，占領了宋在陝西南部的幾個軍事要塞。
宋朝曾寄希望于金朝的漢人，以為他們會興奮地與宋軍一起抗金，事實證明這隻是幻想。
漢人的大規模反抗并沒有發生。
相反的倒是宋在四川的節度使、世代在四川任高官的吳曦公開宣布降金，被金封為蜀王。
由于吳曦手下掌握着7萬士兵，此舉對于宋軍在四川的防禦是一個沉重打擊。
發生于1206年12月的吳曦反叛，導緻了宋軍西線的全面崩潰。
宋朝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但是1207年3月29日，一批忠于宋的官員殺死了吳曦。
盡管從1207年4月以後雙方之間再沒有過重大的、決定性的交鋒，戰争卻仍在繼續。
為恢複和平共存局面所做的初次試探出于宋朝一方。
就像1140年那次主戰派與主和派的争奪權力一樣，這回在杭州的宋廷中，主張與金并存的一派再度得勢。
韓侂冑被罷免官職，不久後被殺（1207年11月27日）。
他和他的一派被指控應對發起這場不負責任的戰争承擔責任。
而金朝對于被拖進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戰争也不感興趣，便同意恢複正常關系，而實際上，他們更希望的，是追回宋朝支付的歲币。
金希望停戰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北方邊境上蒙古的威脅。
在1207年下半年到1208年的和談期間，金朝堅持要将韓侂冑作為主要的&ldquo戰犯&rdquo，一再要求将他引渡。
得知韓已被誅之後，他們又要求将韓的首級獻給金作為賠罪的證物。
宋朝最終接受了金的要求。
1208年7月，金廷宣布停戰，1208年11月2日，新的和議在宋的努力下正式達成。
宋同意付給金的歲币增加了白銀5萬兩，絹5萬匹，韓侂冑的首級被塗漆後封于函中，當然也被很快送到金朝。
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戰争證物被擺放在金朝皇族祭奠祖先的家廟中。
[16] 章宗生前看到了與宋的和平關系的恢複。
他死于1208年12月29日。
在他近二十年統治的幾乎整個期間，他都在緻力于加強金的防禦能力，同時為把金朝變成像唐、宋那樣政治體制的國家而加緊進行各項改革。
為了将當時制、律混淆的法律予以統一，他下令修訂一部新的法典，這就是頒行于1202年的《泰和律》，在這點上他功不可沒。
另一意義重大的事件，是大約與此同時，章宗與謀士們經過長久拖沓的讨論之後，終于從五行中選定了土作為金朝的德運。
按照傳統的政治觀念，每個正統的王朝，都相應地以五行中的一種物質來表示。
宋朝選定的是火，代表他們王朝的顔色便是紅色。
對這種所謂德運的正式采用，是極富政治意義的行動。
它意味着金朝從此以後就作為合法的繼承者，在漢人正統的王朝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而從政治意義上說，選定土，意味着代表整個世界，這特别是針對于宋的，金認為自己對天下的所有一切，也就是說對全部文明世界的統治都已合法化。
宋朝因而再不能宣稱自己是中國土地上進行合法統治的惟一國家。
甚至如果說宋金關系惡化的原因應該部分地歸咎于金使用漢人的概念為自己樹立了正統王朝的新形象，那麼，這種假設可能也是合乎情理的。
[17] 總之，章宗的統治标志着女真人漢化的頂點，也是對世宗那種出以公心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的保持舊俗做法的反動。
1206年到1208年的戰争說明了金朝的軍事實力基本上并未減弱，它仍然是宋朝不能輕視的對手。
但是這一切，包括國内旨在解決漢族人民與女真統治者之間關系的諸多改革，在蒙古人的猛攻之下都瓦解了。
金朝不被承認的皇帝 1208年之後的金朝處于這樣一個時期，即來自外部的威脅與内部的統治危機并存，對于皇位繼承權的問題一直存有争議。
開始時按照女真舊俗，皇位在傳給下一代之前都是先在兄弟之間相傳。
章宗死後，更準确地說是他還未咽氣的時候，他的哥哥（譯者注：應為叔父）衛王就被宮廷内的一個集團擁上了皇位，這就是完顔永濟，世宗第七子，由渤海國出身的王妃所生。
史家并不承認他是皇帝，因此他是以衛紹王之名被載于史冊的（1208&mdash1213年在位）。
蒙古的入侵和内部的紛争（1208&mdash1215年） 早在章宗統治時期，金朝就已經在加固西北邊防，進行抵禦蒙古入侵的準備。
一道以牆堡與溝壑組成的界壕被修築，部分地利用了金朝早期所修築的防禦工事。
這道界壕從今天的齊齊哈爾向西南方向伸延，依大興安嶺的走向，遠至今天内蒙古的達赉諾爾湖，最終與中國古老的長城接連。
可是，這些界壕的軍事價值卻因沿線駐防的軍隊都是由契丹人和奚人而不是可靠的女真兵組成而大大的減弱了。
成吉思汗選擇金朝作為他的進攻目标，其原因似乎可以回溯到12世紀末葉的幾起往事。
作為蒙古部宿敵的塔塔兒部（遼、金史料稱之為阻蔔）與蒙古部曾經發生過多起血腥仇殺。
塔塔兒部與金曾有過松散的關系，但在1190年前後，他們不肯再效忠于金。
于是在1196年，金宗室完顔襄便率領了一支金兵前去鎮壓，蒙古人也參加了這場戰役來向他們的宿敵報仇。
金與蒙古的軍隊深入漠北，并最終于1196年的8月成功地對塔塔兒人予以毀滅性的打擊，他們的部落長也在這場戰役中被殺。
在這場戰役中蒙古人與脫斡鄰勒統治的克烈部在一起作戰，這個部落曾與他們結成聯盟，金朝皇帝對于他們協助鎮壓塔塔兒的勢力和野心而給予酬報；脫斡鄰勒被賜為王，從此便被稱為王汗；而鐵木真（他是在1206年登基稱汗時才被稱為成吉思汗的）得到的卻隻是個較低的、可能源于契丹的官銜（劄兀惕忽裡）。
無論怎樣，從那時起，盡管金朝賜給他的官銜确實提高了他在衆多草原部落中的威信，但他卻隻能将自己看成是金的藩屬。
不證自明的是，當他1206年即位稱成吉思汗以後，就不再滿足于被金作為藩屬對待了，他的目光已瞄準從金手中奪得正式的獨立，擺脫以前那種藩屬地位。
想要征服金朝領土的另一個動機，很可能因為在草原遊牧民眼中，金朝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财富。
第三個動機，可能就是為俺巴孩汗的死複仇了。
俺巴孩汗曾被立為葛不律汗的繼承者和蒙古諸部聯盟的首領。
他是葛不律汗的族兄弟，也是蒙古泰赤烏部的鼻祖。
他也與塔塔兒部有仇，在相互間不斷的仇殺中，他終被塔塔兒部所俘，送交給金主，而金也許殘忍地将他殺害了。
成吉思汗既然自認為是蒙古部落首領俺巴孩汗的合法繼承人，對俺巴孩汗這樣恥辱地死于金人之手，很有可能心懷怨恨。
當然，由于缺乏可資證明的史料，這不過是一種推斷而已。
最後，成吉思汗憎惡金朝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對金主本人的個人偏見。
當衛紹王還是金朝一個地位較低的親王時，曾從成吉思汗那裡接受過所呈的貢物，在這位蒙古統治者的眼中，他的舉止頗為無禮。
後來衛紹王即位，傳诏蒙古，按禮節本當叩頭拜受的，但成吉思汗一聽說金的新君是那個以前曾侮辱過他的衛紹王，便勃然大怒，并于1210年斷絕了與金的朝貢關系，決心對他的女真主子發動一場全面戰争。
[18]正在此時，他又得到金朝被嚴重的饑荒所困的消息，這肯定促使他下定了決心。
1211年春，蒙古人兵分兩路侵入金朝邊境，東路由成吉思汗親自率領（見地圖19）。
章宗年間所築的界壕被輕易地跨越，不久蒙古軍隊已經能夠通過戰略上的必經之地居庸關，那是金中都（今北京）的北部屏障。
由金兵的高級統帥派去的增援部隊在蒙古人面前不堪一擊。
然後，蒙古人就開始在首都附近的村莊到處掠奪和蹂躏，但那時他們還毫無包圍并攻取城市的打算。
在西線，蒙古人侵入了山西，從而阻擋住了正從陝西調發來企圖解救東路金兵的後備部隊，這支部隊原是金朝駐紮于陝西以捍衛與西夏的邊境的。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成吉思汗的戰略才能。
不過從表面上看，1211年這次戰役并沒有達到它的目的，或者說，它隻不過是一連串以試探為目的的突襲和以掠奪村莊為目的的遠征。
在冬季，蒙古人撤回了他們的軍隊，從而給了金朝一個重新組織北方和西北防禦力量的機會。
地圖19 成吉思汗的對金戰役 1212年秋季，蒙古人再次發動進攻。
翌年春，他們再次通過了居庸關，這一次他們甚至更加向南，直深入到中國北部，蹂躏了河北、山東和山西的部分地區，奪下了幾個城鎮。
在1213年到1214年間那個冬季，蒙古人有效地實行了對中都的封鎖。
所有這一切都正好發生于金廷本身陷入混亂無序狀态的時候。
1213年八月，當那個連自己的即位是否合法還是個疑問的衛紹王正在為他的國家的防禦能力深感憂慮之時，卻死于一場宮廷政變。
這場政變的頭目是一個女真貴族、來自纥石烈部的胡沙虎，他曾在西京（山西大同）任右副元帥，蒙古人來時卻棄城逃走。
胡沙虎擁立章宗的哥哥吾都補（1163&mdash1223年）為帝，後者廟号宣宗（1214&mdash1223年在位）。
胡沙虎廢掉衛紹王并擁立一個他相信自己能夠控制的皇帝上台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他惟恐自己會因丢失了戰略要地而失寵和遭到懲罰。
這些事件都恰恰發生在蒙古軍隊向中都進軍的時候，他們的騎兵分隊已經襲擊了河北、山東和山西的北部。
然而，除了金朝宮廷内部的紛争之外，造成金兵決定性失敗的，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中國北方因持續幹旱而引起的大面積饑荒，這也使女真這部戰争機器的後勤部分受損。
在做最後掙紮的時刻，政府曾經力圖化解民族之間一切現存的差異，以此來鼓勵各種群體的人民一緻起來抵抗蒙古人，文武官職都向契丹人和漢人開放了，再沒有了以前的各種限制。
1214年春天，金廷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衛紹王的一個女兒送給成吉思汗為妻。
蒙古人從中都撤兵，但北方的政局卻仍是動蕩不定的，于是，宣宗決定遷都到南京（開封），這裡不僅位于中國農業最發達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部可以用黃河作為防線。
成吉思汗卻将這次遷都說成是金朝為恢複戰争所做的準備，因此決定再次向中都進軍。
1215年5月31日，中都城被蒙古人以及歸附于他們的原金朝臣民如契丹人、漢人等團團包圍。
迄至當時為止，這個首都是蒙古人在東亞所征服的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城市。
大約與此同時，金和西夏之間的外交關系，在已經緊張了多年之後終于崩潰。
1214年以後的十年，是以時斷時續的戰争和緊張的對峙為特征的時期。
金與西夏以前的友好關系被這一可悲的階段所代替。
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兩國宮廷内的互相傾軋和權力鬥争，并逐漸損害了他們反擊蒙古人的能力。
山東的造反 中都，作為金朝的政治中心和軍事重心，它的悲慘陷落，是與這個國家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嚴重挫折并行的。
1214年，金要宋提前一年支付1208年和議所規定的歲币，以彌補過去的損失，卻遭到宋的斷然拒絕，因而加劇了本已搖搖欲墜的金朝的财政危機。
這又與山東地區所爆發的諸多造反事件遙相呼應。
山東在中國是這樣一個地方，縱觀曆史，它從來都是社會反抗和宗教叛亂的溫床（見地圖20）。
地圖20 遼東和山東的反叛 第一個起來造反的是楊安國，他出身于山東東部一個以楊姓為主要居民的富裕村莊，以制靴和制作其他皮貨為業，這個職業使楊安國獲得了一個綽号叫&ldquo楊鞍兒&rdquo。
楊是一個強健而又殘忍的男人，是村裡的頭領，并且早在1206&mdash1208年交戰期間，他就已經聚衆起兵來反抗金朝的統治。
戰争結束後，楊安國重又降金，金政府給予他較低的州剌史和防禦使官職。
當1213年到1214年間蒙古人的進攻瓦解了金朝的權力機構的時候，楊安國再次揭起了叛旗，開始在山東半島東部的一些縣城進行擄掠。
1214年夏天，他竟然在沿海的一個小縣城（今蓬萊）自立為帝，建元天順。
這對于金朝的統治來說，實在是太過分了。
盡管北方還承受着蒙古人的沉重壓力，金廷還是派遣了一支由仆散安貞率領的軍隊去攻打他，結果是這支金兵獲勝，1214年秋末，楊安國的軍事據點被紛紛攻陷，楊企圖乘舟逃走未果，金兵将其俘獲，并于翌年年初将他無緣無故殺死，而他的&ldquo帝國&rdquo又延續了幾乎不到三個月。
楊安國并不是山東惟一的造反者。
在山東中部地區，還有不止兩支獨立的叛軍，在1215年仆散安貞那次懲罰性的軍事行動中他們也遭到了鎮壓。
但是在山東各地，仍然到處有造反的武裝在堅持，楊安國原來的副手以及其他造反者在半島上那些難以登攀的山區繼續開展着遊擊戰。
1215年前後，這些起事者的頭領們選用紅布來制作服裝，從那以後就被稱為紅襖軍。
紅在中國往往是一種吉祥的顔色，象征着幸運與希望。
不過，他們之選擇紅色，無論從哪種可能性上說，都與這些起事者對故宋的感情毫不相幹（紅是宋朝的代表顔色，與五行中的火相對應），也不能歸因于任何宗教或宗派對于各色造反武裝的誘導；山東所有的這些企圖動搖金朝統治的起事者頭領，其動機和目的似乎都是純粹利己的、現實的。
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隻是想自立為王，使自己成為一個地方政權的中心。
當1127年黃河又一次暴發的洪水阻擋了金朝在山東用兵之際，宋朝政府卻打算利用紅襖軍為自己漁利，他們向造反的首領封賜官銜，應允給予他們物質援助。
這些首領中有一個就是李全，這是個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物，以體格強悍、性格殘忍著稱，曾與楊安國聯姻而成為親戚，或是他的妹夫，或是他的女婿。
1218年宋朝封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但事實上他或多或少保持了獨立，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對他的領地實行管轄。
到1219年，對于山東東部李全所橫行的地區，金朝政府已經失去了控制。
李全對宋的歸附，無論怎麼說都隻是一種形式。
而且并沒能持續多久。
從1225年起，鑒于蒙古軍隊向山東的進逼，李全終于意識到他還有向侵略者投降的一條路。
1227年，他正式宣布歸附蒙古，從此便反轉來對付他原來的保護者宋朝。
1230年，他甚至率兵侵入宋朝領土，向長江邊上的揚州發動襲擊，但這次軍事行動未能取得成功，李全也于1231年2月18日被殺。
他的死标志着紅襖軍的覆滅。
1231年他的養子李瑄（馬可·波羅所稱的&ldquoLiitansangon&rdquo）承襲了他的官職，繼續着由他父親開始的督軍生涯。
李瑄像李全一樣叛服無常：1262年他又妄圖把山東進獻給宋，結果被忽必烈汗處死。
[19] 在後來的中國傳統史書中和在現代，紅襖&ldquo運動&rdquo經常被貼上民族主義乃至愛國主義的标簽，被當作是下層階級排外感情的具體體現。
但實際上，山東的這些暴動并不是被這種現代觀念如民族主義等等所激發起來的。
他們隻不過是一些铤而走險者，妄圖把自己與無論哪個強有力的政權結合在一塊，從而提高他們自己的聲望和獲取更高的報酬。
在正常的情況下，他們中無論哪個都不可能堅持長期的抗金鬥争，但時值亂世又繼之以蒙古人的入侵，他們的反叛在一個有限的程度上便得以成功，使金朝殘存的東部地區擺脫了女真人的控制。
東北地區的失陷：耶律留哥與蒲鮮萬奴 女真人的故鄉東北，特别是相當繁榮的遼東地區，本來應該是金朝政權可以撤回的大後方，況且他們中有許多人還一直生活在那裡。
一位女真大臣也确實對宣宗進行過這樣的勸谏，他勸宣宗從中都（北京）撤回東京（遼陽），而不是遷到開封去。
可是，當蒙古人于1211年發動進攻的時候，金朝雖然還能嚴密控制住遼東地區，卻已經将東北地區的北部和中部丢失了，丢失起因于耶律留哥的叛亂。
留哥是遼宗室的後裔，他像許多契丹的造反者一樣，胸懷擺脫女真統治謀求獨立的希望。
他帶領他的追随者，主要是契丹的騎兵和戰士，在1212年宣稱臣服于成吉思汗，然後便迅速取得了對東北地區中部和北部的控制。
到1213年，他甚至被允許自稱遼王，1214年金廷出兵前去對他進行鎮壓，但失敗了。
留哥的傀儡政權一直到1233年才被蒙古所滅。
應該對金廷鎮壓耶律留哥那場戰争的失利負責的将領，是萬奴，女真蒲鮮部落人。
被契丹的反叛武裝打敗之後，萬奴便率領軍隊撤到東北西南部的東京一帶。
如同其他人一樣，他明白金朝的末日已近，因此竭力想從這個一度強大的帝國的廢墟上，為自己開辟一塊地盤出來。
1215年春，萬奴也叛金獨立，自稱天王，國号大真。
像幾乎所有此前中國的國号一樣，它并非出自于地名（金本身也是如此，雖然金這個字是五行之一，所以可能也具有某種象征意味）。
在道教的著作中，&ldquo大真&rdquo是對&ldquo金&rdquo的一個高度文學化的表述。
不過，這個國号主要的意義還在于，萬奴認為自己是金朝衣缽的真正繼承者，為強調這一點，他還采用了金的宗室姓氏&mdash&mdash完顔。
國号中的道教含義，以及萬奴政權種種其他特征都是受一個非常奇特的人物&mdash&mdash漢人王浍影響的結果。
王浍祖籍為今天的沈陽，是個算命專家，注釋過《易經》，同時還是個道教信徒。
雖然他過着隐居生活，但他的足智多謀早已聲名遠揚，因為遠在1190年之前，金廷就曾要召見而被他所拒絕，1215年當宣宗又召請他并以高官相誘時，再次被他拒絕。
可是，他卻成了萬奴的主要謀士，而且一直為萬奴出謀劃策，直到九十多歲。
萬奴看到，東北地區中部那些平原地區都已被與蒙古聯盟的耶律留哥牢牢控制着，他毫無重獲的機會，便轉而向東部并且向北部求發展。
他的疆域位于東北地區東部的山林地帶，處于松花江的前上京地區也在其間，因而萬奴的疆域與高麗接壤，他肯定很想朝這個方向擴展他的勢力，但他對高麗的侵略并沒有取得穩固的成果。
大真國存在了大約18年，直到1233年蒙古人征讨高麗時，才一舉将它滅掉，萬奴也被蒙古人所俘。
萬奴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堪與山東的反叛者李全相比：二人都在遠離金朝中心的邊境地區自立為王，都曾想在蒙古人進兵之時乘機獨立，但時而又在名義上與蒙古人聯在一起。
東北的丢失，先棄與留哥，次丢給萬奴，最後又陷于蒙古，是對金朝非常沉重的打擊，因為對于仍然留在中國本土的國家來說，這割斷了他們與那些飼養牛馬的主要地區的聯系，同時也割斷了他們與真正可以依賴的純粹的女真人的聯系。
而像1215年的那種情況，金丢掉的不僅有河北北部那些盛産糧食的地區，還丢掉了他們的騎兵所賴以獲得大量馬匹之地。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遭受了這些可怕的、毀滅性的打擊，金朝卻還能夠作為一個國家存在了好幾年。
其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從1219年起，成吉思汗兵鋒所向，是向西去攻打西亞；另一個原因則很可能是出于對蒙古人的恐懼，這種恐懼使忠于金的女真人與漢人團結在了一起。
金朝的覆亡，1215&mdash1234年 1215年事件使金朝的領土縮小到僅限于黃河周圍地區，它成為被幾個政權夾在中間的緩沖國，這幾個政權有蒙古、西夏、山東李全的紅襖軍，當然還有南邊的宋。
雖然金的戰略形勢似乎已經絕望，開封的金廷卻還是想以向南發動一場伐宋戰争來補償北邊的損失。
1217年，金決定向淮河的宋境發起進攻，但這一次，金兵卻再也不能像1206&mdash1207年那樣深入地攻入宋的領土了。
何況西夏也同時從西部邊境向金發起了進攻，在這一邊金朝倒是還能将入侵者擊回去。
緊接着的，就是為争奪淮河邊境城鎮而引起的一連串不分勝負的混戰。
金朝開始一再地呼籲議和（其間總有想讓宋繼續交納歲币之意），但到1218年，宋甚至連金朝的使節進入宋境也不再允許了。
金于是又向宋發動了一場戰争，這次雖然在戰術上取得了一些勝利，在戰略上卻毫無建樹。
與此同時，由成吉思汗手下最能幹也最受倚重的統帥木華黎（死于1223年）率領的蒙古軍隊，毫不放松地在軍事上向金施加壓力，兵鋒主要指向山西，攻陷了戰略要地的太原城（見地圖21）。
宣宗似乎有過再次侵宋的計劃，因此試圖與蒙古磋商議和。
1220年，金遣侍郎烏古孫仲端為使節去谒見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當時正設帳于河中。
金提出的議和條件，是承認蒙古為長兄之國，雙方從而停止采取敵對行動。
這種想把成吉思汗的政權也納入那個從10&mdash11世紀就一直存在于東亞大陸諸國中間的子虛烏有的親戚關系之内的企圖，這次遭到了失敗。
金朝派到蒙古的第二個由女真貴族擔任的使節同樣也未能成功。
這一次，成吉思汗命人向金提出，要宣宗不再稱帝，而在蒙古國之下稱河南王。
但金拒絕了蒙古人所賜給的這個王的稱号，和談就這樣于1222年宣告破裂。
地圖21 木華黎的對金戰役 宣宗死于1223年，皇位由他的第三子甯甲速（生于1198年，漢名守禮、守緒，1223&mdash1234年在位）繼承。
這就是金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廟号哀宗。
他在位的十年間親眼見到了金王朝和女真統治的覆亡。
哀宗登基的時候，他的政府已經喪失了對所有黃河以北地區的實際控制，除河南以外，前金朝所能控制的領土已經隻剩山東、山西的一部以及陝西了。
木華黎既死，成吉思汗本人又遠在西線，蒙古軍隊的進攻與襲擊便多少失去了以往銳不可當的氣勢。
在哀宗即位之初采取的幾個行動中，其一就是與宋議和（1224年），金朝正式放棄了對歲币的要求，宋則同意不再采取敵對行動。
同時，在新年與皇帝生辰時互派賀使的做法也被中止了。
這意味着除了偶爾幾次的幹擾（1160&mdash1165年和1206&mdash1208年）之外，左右了宋金兩國長達一個世紀的正式外交關系的結束。
至于對西夏的關系，哀宗更傾向于調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西夏不斷在邊境上引起沖突，其中頗有些是得到蒙古援助的。
1224年金與西夏的和談開始，1225年9月簽訂了和議，金同意與西夏約為兄弟之國，在外交往來時各用本國年号，這個和議使西夏的地位有所上升，不再像過去那樣是金的藩國了。
邊境貿易也開放了，這對金來說事關重大，因為既然東北的牧場已經不再為他們所有，他們騎兵的馬匹現在隻得大部分依賴于從黨項人那裡輸入了。
而黨項人曾自行停止将馬匹從陝西邊境輸入金國，則可以肯定地說是因他們本身正遭受蒙古再次進攻的結果。
金的一方，已經放棄了采取擴張主義政策的一切希望，隻要在現存疆域内能夠保持穩定就已經滿足了。
在鎮壓山東紅襖軍的戰争中，他們甚至也獲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征伐西夏的戰争尚在進行。
哀宗想通過遣使吊唁的方式與蒙古和解，蒙古人卻不肯在大帳接見金的使節。
西夏與金的外交關系已于1226年中止，西夏宮廷所遣的最後一個使節是1226年11月6日到達金朝都城，去通告西夏國王死訊的。
四周之後，金廷按常規盡責地遣使前往哀悼，但因蒙古對西夏的進攻，而未能進入西夏的領地。
西夏于1227年滅亡，加上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的死，使金朝得以從蒙古人的壓力下享受到一段短暫的喘息時期。
新繼位的大汗窩闊台開始實行他滅金的作戰計劃，而金盡管屢遭重創，卻還在頑強地堅持抗擊（見地圖22）。
1230年和1231年，窩闊台組織大軍攻打金朝都城汴（開封），蒙古軍兵分兩路，一路由窩闊台親自率領出山西，另一路由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率領進入陝西。
戰略目标是從南北兩路對開封進行鉗形夾擊。
兩路軍隊于1231&mdash1232年冬會合之後，統一由速不台指揮。
速不台智勇超群，十年之後，他使加利西亞和匈牙利都在蒙古軍隊的鐵蹄下發抖。
雖然金朝統帥調動了3萬士兵駐守黃河北岸，以保衛黃河灘畔的都城，但蒙古軍隊還是在1月28日渡過了黃河，2月6日，第一支蒙古騎兵就已經出現在首都的城牆之下。
同年（1232年）4月8日，也就是在勒令金廷正式投降并送交人質之後兩周，蒙古人開始圍城，金廷則竭盡全力動員起全城的成年男子進行抵抗。
在蒙古人要金投降的兩周之内，金朝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計地設法與蒙古人談判。
在1232年夏天，又進一步進行了幾場和談。
可是7月24日，當兩名金朝官員在蒙古使節唐慶下榻的寓所将他和其餘三十多人一并殺死之後，這一切和談的努力便都徹底結束。
發生了這次叛逆事件以後，蒙古人的攻勢重新兇猛起來。
地圖22 金亡，1234年 被圍困的國都，形勢混亂而絕望，1232年夏天爆發的一場傳染病更是雪上加霜。
為應付緊要關頭之需而貯藏的物品很快告罄，盡管國家無情地強制征調百姓的糧食，城中卻仍為嚴重的饑馑所苦。
一部記載首都被圍期間情景的筆記至今仍存，作者是位曾在金朝做過官的漢族文人，所記之事為他所曾親曆。
[20]他的悲慘描述為人們提供了當時政府完全陷于無組織狀态的證據。
一邊是走馬燈似的相互任免、升遷和處決有叛國嫌疑者；而另一邊，則令人驚訝，城市竟然還能固守，女真和漢族的軍士們有能力在蒙古與漢人聯軍的攻擊面前組織起有效的防禦。
開封的圍城之戰對于研究軍事史的學者來說，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雙方都運用了火藥，即使還不能以投射器将其發射出去的話，肯定也能靠人工将裝填火藥的火器投擲出去。
開封的守城軍士用這些彈藥擲在人和馬身上，具有緻命的殺傷效果。
還有一種據說是由漢族工匠發明的武器，稱為突火槍，以硬黃紙16層疊在一起成筒狀，長約60厘米，然後将柳炭、鐵渣、磁末、硫磺、砒霜之類混在一起緊緊填裝進去，以繩系在槍頭，軍士各帶一個小罐，裡面藏有火炭，臨陣時點燃，火焰可冒出槍端三米多遠，無人敢于接近，到藥燒盡時，槍筒也不會損壞。
[21] 是年冬，哀宗決定趁機離開都城。
在一大群效忠于他的女真和漢族大臣扈從之下，哀宗于1233年2月26日抵達河南歸德，随後又出走，當年夏天，亦即1233年的8月3日，哀宗逃到蔡州，将其作為立腳點。
首都就這樣被丢給了守城的将士們。
其中的西面元帥崔立籌劃着投降蒙古，以使首都也使自己免罹滅頂之災，因為開封一旦被蒙古人攻陷，結果必然導緻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屠城。
崔立将仍然效忠于已經出奔的皇帝的文武官員統統清洗掉，5月29日，向速不台的軍隊打開了城門。
雖然蒙古軍隊還是按照&ldquo常規&rdquo在城内搶掠，但似乎為時不久，他們就允許城内居民和北人之間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了；城裡人把他們僅餘的财産、貴重物品和銀子都拿出來換取從北方運來的米和谷物。
不過，屠
從他身上所體現的是一個更集權化的、有更多支配權的氏族首領向專制主義的獨裁君主轉化的最後階段。
與此同時，讓人聽起來似乎奇怪的是，他還強烈地傾慕漢族的文明，在一些方面，他對女真貴族進行殘酷打擊的行為，也可以解釋成在進行一場鬥争，他以此來打擊那些舊的部落式的和封建式的生活方式的擁護者。
他的另一個目的，是清洗吳乞買的後代，因為他想争得從阿骨打一系傳下來的皇位繼承權。
海陵王熱心閱讀和鑽研漢族的經典及史書。
宋朝的不少漢人都對他有深刻的印象，這些人都是在宋金恢複邦交之後與他見面的。
通過這些人，他養成了不少典型的漢族習慣，諸如下棋和飲茶，以緻從他自幼就得到過一個綽号Po-lieh-han（勃烈漢），這是女真語，其意是&ldquo貌類漢兒，[11]。
在海陵王的統治下，實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國家和社會漢化的改革。
無論是禮樂、儀式上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不再滿足于女真國的政治中心仍然偏處于東北的不發展地區的現狀，決心将政治中心南移。
在此之前一直是金朝南京的燕京（今北京）被重建起新的宮殿。
1152年，海陵王開始定居于燕京，将它定名為中都。
幾年之後的1157年，他甚至下令毀掉位于東北地區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宮室，而且将這個城鎮降到低等的一個州的首府地位。
他還下令在前宋的國都開封修建皇家宮室，将其稱之為南京。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海陵王是多麼想成為中國的統治者而不僅僅是一個女真族的首領。
他把自己看成為全中國未來的皇帝，并且認為自己對中國的統治将會像宋朝的統治一樣正當，但他的這種抱負，可不是憑他那些漢化措施就能成為現實的。
在主要通過誅殺清除掉那些贊成繼續采取與宋并存政策的對手之後，海陵王開始準備一場新的侵宋戰争。
借口并不複雜：他于1158年譴責宋朝違法在邊境榷場上購買馬匹是破壞了1142年的和議。
從1159年起，海陵王為發動大規模侵宋戰争而進行全面備戰。
為了避免因西夏邊界問題可能造成的騷亂，他急遣兵部尚書去巡視并界定西夏邊界。
他大括天下騾馬，據載，調馬總數一度達到56萬匹。
将各處兵器都集中在一起并臨時儲藏于中都。
海陵王知道發動這樣一場大規模戰役不能僅僅依靠女真兵，所以又簽發諸路漢軍，此舉遭到各地漢人的反抗，《金史》中載有由漢人，特别是在東南部與宋接壤地區的漢人發動的幾場較小的叛亂。
在百姓中募兵的活動，一直持續到1161年夏天。
海陵王預見到向宋朝的進攻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依賴于河運，與宋朝水軍進行水戰也是不可避免的。
為此，又藉諸路水手得3萬人，并征調大批船隻進行運輸和充作戰船。
遵循女真舊俗，海陵王親自擔任最高統帥。
1161年七月，大兵從中都出發抵達南京（開封）。
此後不久，為了表明他将繼承正統來統治整個中國，他竟盡情地展示自己的殘忍，下令将亡遼耶律氏和宋趙氏家族所有子男全部殺害，以此來檢驗是否還有僞稱為前遼和前宋皇室的人存在。
據載，僅在1161年夏天，就有130多人被殺害。
海陵王的殘忍行為使契丹人中一直存在的不滿加劇了，他們訴諸于公開的反抗，海陵王不得不派遣一支人數達1萬人的軍隊開赴東北進行鎮壓。
海陵王的另一個暴行是殺害了他的繼母、皇太後徒單氏和她的十餘名宮廷侍婢，理由是她敢于谏止他的伐宋之舉。
海陵王顯然從未發布正式的伐宋宣言，在他大舉備戰的整個時期，通常的外交往來和在正旦及皇帝生辰派遣使者前往朝賀的儀式，一直都在持續而未受到任何幹擾，盡管金的戰争動員不可能不引起宋廷的注意。
1161年夏季，金朝照例派遣使節去祝賀宋高宗的生辰，這位使節直至1161年6月14日才被召見。
按照《宋史》的說法，有個使節&ldquo舉止無禮&rdquo，還威脅宋廷說海陵王不久就要對宋用兵，這一無禮行為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無論如何，宋朝已經有了充分的警覺，并且抓緊時間加強他們在邊境上的工事。
海陵王此時已将重兵集結于淮水。
10月15日他從開封出兵，幾日之後金兵渡過淮水（10月28日），開始向長江逼進。
将長江作為最重要防線的宋朝，卻既無法制止金的侵略，也無法阻止金兵到達江邊。
他們隻能将大量軍隊集中于長江南岸來抵擋金兵任何過江的企圖。
好在在另外一些戰場上，宋朝還算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收複了西部邊境上一部分原被金朝占領的州縣。
海陵王最初可能曾抱有的打一場&ldquo閃電戰&rdquo的希望，因此而被打破了。
海陵王設帳于揚州附近，此刻他屬下的一些将領企圖溯江而上，于上遊約60公裡處的采石（今天的安徽省馬鞍山南部）渡江，但這次的渡江努力在1161年11月26日到27日宣告失敗。
宋朝的史學家後來将金兵未能南渡過江作為一場偉大的勝利，并将其與公元383年那場著名的淝水之戰相比，在那場戰役中，南遷的晉國号稱擊敗了由前秦統治者苻堅率領的北方侵略軍。
淝水之戰在中國的史書中被奉為典範，它強調的是，漢族文明的捍衛者是能夠擊敗野蠻的北方民族的入侵的。
今天的學者則認為，淝水之戰即使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話，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極大地誇大了。
[12]采石之戰的勝利是否也被宋做了類似的理想化的誇大處理，也同樣是一個問題。
據宋朝的史料說，宋在采石僅有1.8萬名士兵，而金卻有40萬人。
這是顯而易見的訛傳，雖然僅就集中于采石一帶的軍隊來說，1.8萬名可能是一個相對準确的數字，但宋集中于長江中遊防線的總兵力，在其他文獻所載的數字則是12萬人。
而據他們所說的金朝那40萬人，其實是海陵王屬下金兵的總數，并且這個數字中還包括了許多服務于軍隊的非戰鬥人員。
即使是宋的史料，談到進攻者一方的失敗時也不盡一緻，有的說是在過江時被溺死于江中；也有的則說是到達南岸之後在搏鬥中被戰敗的。
如果我們推測金朝損失的兵力不超過4000人，應該是不差的。
換言之，采石之敗對于金朝并未造成緻命的影響。
我們肯定記得，防衛的宋朝一方占據着相當的優勢。
早在戰前，女真将領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的将領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集結起足夠的戰船和士兵，以至于發動突襲成為不可能。
再者，金所處的位置，使他們無法發揮他們最可怕的武裝力量&mdash&mdash騎兵。
當代的一名中國學者在仔細分析了當時的背景和戰争本身之後得出結論說，采石之戰相對來說隻是一場小規模的軍事交鋒[13]，但是此戰在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卻是決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獲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強大。
海陵王這場魯莽戰争的最後結局，主要倒不是因戰敗而是因其他因素造成的。
在備戰的這幾年，海陵王甚至在他自己的親信中都引起了仇恨。
所以當1161年的12月15日他與他的五個妾一起被一群将士射死于揚州附近的營帳時，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海陵王的獨裁統治，導緻了女真貴族以及契丹人、渤海人、漢人的普遍不滿，結果是皇室中比較穩健的一派發動了政變，将他推翻并擁戴他的表兄弟烏祿為帝，後者早在1161年的10月27日就已經在遼陽登基稱帝了，此時距海陵王的被殺還有好幾個星期。
遼陽的這一驚人消息肯定在12月中旬就傳到了揚州，并因此激發那些将士采取了行動。
新的皇帝廟号世宗（1123&mdash1189年），即位後面臨的是一個極端困難的局面：契丹人的反叛，中國各省的動蕩不安，以及因對宋戰争引起的各種争議等等。
這對于世宗的才能是不小的考驗，世宗則向世人證明了，他有能力克服所有這些困難，并使自己在曆史上占據了這樣的地位，即他不僅位居于在那些偉大的女真首領之中，而且也是中國諸多登上皇帝寶座的最傑出人物中的一個。
世宗朝的鼎盛（1161&mdash1189年） 新即位的皇帝完顔雍（本名完顔烏祿，生于1123年，在位時間是1161年至1189年，廟号世宗）是太祖之孫，他的父親完顔宗輔在早期的金朝中是個與衆不同的人物。
他的母親并非出身于那些與完顔氏世代聯姻的女真氏族，而是渤海人的後代。
渤海的成分構成了金朝人口中文化較為先進的部分之一。
早在海陵王還在世的時候，未來的世宗就已經是他的一名公開的反對派，并因此未能留在首都任行政長官，而是被派到東京任留守。
東京位于遼陽，是原來渤海國的領地。
1161年夏天爆發契丹人的起義，世宗在他的轄區之内成功地鎮壓了難以馴服的契丹人。
主要靠着渤海人的支持，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靠着那些對海陵王一意孤行發動侵宋戰争不滿的女真貴族的支持，稱帝之後，世宗便迅速趕到了中都（今北京）。
他在1162年年初頒布的第一個诏令，就是撤回長江前線的金兵。
同年春天，他還遣使到宋，要求正式與宋恢複通好。
但是世宗絲毫沒有放松警惕到遣散武裝的地步，在淮河地區以及西南前線，亦即金與宋的蜀地（四川）接壤的地區，還在不斷地發生邊境沖突。
最後到1165年，宋與金之間終于又簽署了一個和議，這個和議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
宋不必再向金稱臣而改稱為侄。
這樣，雖然從禮儀上說，金仍然高于宋一頭，但&ldquo臣&rdquo的稱呼總算是見不到了。
&ldquo貢&rdquo也被更中性的詞&ldquo歲币&rdquo來代替，宋需支付的歲币數量還與以前一樣（譯者注：實際是銀、絹各減5萬），以淮水劃界也沒有變化。
當邊境榷場開放的時候，為防止意外，世宗還派遣了6萬士卒駐紮于與宋的邊界一線，從1165年以後，金與宋的邊境保持平靜達四十年。
宋金和議拖延數年才得以締結，确實應該歸咎于宋。
宋一直寄希望于金内部的動亂，也就是契丹人的反叛。
金發動侵宋戰争的時候，契丹人和奚人曾一緻拒絕金的簽發，乃至起兵反抗他們的女真主子。
奚是一個突厥部落。
契丹人起義的中心在西北路一帶，位于今天長城附近。
一些契丹首領曾試圖與宋建立接觸以獲得支持。
但這支起義軍于1162年秋被世宗擊潰，一些被打散的契丹兵逃亡到宋。
現存的契丹軍事單位被廢除，其成員被分散編入女真的軍事單位之中，隻有始終忠實于金的一些契丹首領被允許保持了原來的頭銜。
為了防止那些仇視金朝的當地人的反叛，也為了抵禦更為桀鹜難馴的西北邊鄰蒙古人，此後幾年，世宗在西北路的幾十個城鎮設立了軍事要塞。
短短幾年之内，世宗就這樣成功地使他的國家無論内外環境都得到了穩定。
在他統治的漫長時間之内，在諸多領域如行政機構、經濟以及教育等方面進行了改革，除了在與蒙古的邊境上戰争還時有發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長達25年不受幹擾的和平時期。
世宗竭力想做一個公正的、節儉的統治者，并獲得了&ldquo小堯舜&rdquo的美譽。
[14]不過，與他的前任不同，他并不盲目地崇拜漢族文明，相反卻對淳樸的女真舊習眷戀不已，在仍然生活于祖先發源之地東北的女真人身上，他看到過這些舊俗的具體體現。
世宗對女真的貴族和平民中日益增長的漢化傾向感到憂慮，并且采取了諸如下令禁止取漢名、着漢服等措施，想使女真民族保持民族特性。
金朝的故址會甯被重修，被重新擡高到上京的地位。
1184年到1185年間，世宗幾乎全年都在上京度過，設宴舉行贊揚祖先功績的紀念活動，傾聽歌者對當年阿骨打創業的頌揚。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世宗時長期的内部穩定和相對繁榮，在後來那些年甚嚣塵上的傾軋紛争中，金朝才得以維持下來。
到他的繼承人即位時，金朝開始衰落，但這既不能過多地歸咎于女真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的玩忽，也不能歸咎于最高決策層的無能，而是因為他們遇到了敵人的攻擊，這個敵人對于金的可怕程度，甚于當年女真人對于宋朝。
12世紀的最後幾年，人們眼看着成吉思汗統治下蒙古聯盟的崛起，并眼看着他們在獲得至高無上的霸權和實現對整個歐亞大陸統治的過程中攀上了第一道階梯。
宋朝的北伐：1206&mdash1208年的戰争 世宗死于1189年初，定為太子的顯宗早在1185年就已死去，所以繼承帝位的是世宗的孫子，廟号章宗（1168&mdash1208年）。
章宗并沒有他祖父那樣的雄才大略，但是他為人和善，能夠在宗室和身任文武大臣的地位顯赫的女真貴族之間維持一種理解和一緻。
關于女真人的漢化問題，盡管朝廷曾頒布了種種禁令，但漢族的生活方式還是越來越多地被女真人乃至契丹人所采用。
然而，衰亡前的種種征兆卻在逼近，其中最感棘手的就是蒙古的威脅。
如果說前些年這還不過是一種恐慌的話，現在它已發展成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另一個對于金朝内部穩定可能構成的潛在威脅，是多少超出于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的，即使它是最好的政府。
此前的幾年間，黃河在河北與山東的平原曾一再地決口，1194年的一次，不僅淹沒了大片地區，并且形成了兩個新的河道（見地圖18）。
這些大災荒影響的都是國内最肥沃的、經濟上最重要的地區。
與之俱來的結果通常便是農民破産流亡，驿傳中斷，民衆之中不時發生的騷亂。
近年來的研究者認為，金朝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這些自然災害，它動搖了國家的經濟基礎。
[15] 地圖18 黃河改道，1194年 對于金朝的内部狀況，宋并非一無所知，盡管宋對于蒙古勢力的崛起究竟知道多少，至今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但章宗統治下的金朝政府卻終于理解了蒙古的危險程度，而且從1192年起，沿西北邊界大規模地修壕塹，立堡塞，以防禦塔塔兒、汪古、珊竹和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
這些防衛措施，以及多次以&ldquo懲罰&rdquo為由向蒙古地區的出兵，都大大加重了金朝的賦稅負擔。
偏偏在此時，黃河的洪水又沖垮了中國北方農業收入最有盈餘的地區。
政府于是訴諸于拘括漢人尤其是那些逃稅人的土地，将其分給他們所依靠的女真人。
這種做法伴随的必然後果，就是加劇了漢人和女真人的緊張關系。
在這種環境下，金朝當然顧及不到有關是否放棄與宋并存的政策等等事宜。
在與宋接壤的地區，他們的農業收入不僅受到黃河決口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一連串旱災、蟲災的蹂躏，關鍵地區山東所受的影響甚至比其他地區更甚。
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今北京）一年兩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報來源，他們恰好要橫穿金朝領土上這些受災最重的地區。
也許不完全是巧合，在後來參加伐金戰争的宋朝将領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曾經一次或多次出使過金國。
從1204年起，宋朝的軍隊就對金朝淮河一帶邊界進行不斷的侵擾。
擔負這場收複失地重任的宋臣是韓侂胄，1194年在擁立甯宗一事上有功，曾兩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
宋軍在金朝邊界上發動的襲擊，不是出于他的暗中唆使，就是出于他的默許，以緻在1204年後的幾年間，雙方的敵意一直在持續上升。
最初，這一切并未妨礙正式的外交往來，也未影響到宋向金支付的歲币，但是每當朝廷舉行儀式并附帶會見外國使節時，就能感覺到那種仇視在升溫。
在1206年（2月5日）宋廷舉行新年朝賀時，金朝賀正旦使節誤以為宋朝大臣直呼了金朝皇帝的父親的名字，認為這冒犯了禁令，因此提出強烈抗議，宋朝當然将此看成是金使傲慢無禮。
所有這一切使雙方都被激怒，兩國間已無法保持原來的關系了。
1206年夏季，宋朝大臣韓侂冑認為出兵北伐的最後時機已經成熟。
輔佐他的制置使葉适（1150&mdash1223年）是著名的學者，被委任起草一份伐金诏書，葉适卻以反對興兵為由拒絕了，結果被貶斥到一個州去做官。
取代他的李壁，是韓侂冑的追随者，也是主戰派成員之一。
他起草的伐金诏書于1206年6月14日頒布後，在宋朝各地廣為流傳。
六天以後，宋帝正式宣告北伐戰争開始，舉行了莊重的祭告天地、祖先、社稷的儀式，這個儀式一旦舉行，戰争便已無法挽回。
與此同時，金朝明白戰争勢在必行，他們也按照通常的慣例，動員全體軍隊，舉行隆重的儀式，向祖先和神靈告稱1165年和議現狀已被破壞，他們将出師應戰。
宋朝的這份伐金诏書被全文保存下來，其内容是表達對金統治的憤慨，聲讨金朝的罪行。
它斷言金朝因作惡多端和無能，已經失去了上天的護佑，因而也就失去了統治他們國家的合法資格。
诏書還強調，他們堅信金朝統治下的漢人能夠起來反抗女真人并且站在宋朝一邊。
宋軍部署在最重要的前線即淮河一線的總兵力達16萬人。
這個數字看來是可信的。
金軍于1206年12月動員來防禦宋軍的兵力，從東到西，包括駐陝西與宋富饒的四川接壤地區的軍隊，總數為13.5萬人。
表面上，戰争開始時，宋軍在人數上要比對手略占優勢。
但很快就可看出，宋朝在這場戰争中注定是失敗者。
的确，宋軍能夠奪下淮河北岸的邊境城鎮泗州，但這算不上什麼偉大勝利，因為這個城鎮就像一個曾親曆該地的宋人所記載的那樣，僅靠一道低矮的泥牆防護，根本無法防守。
宋朝又企圖派兵攻取金的戰略要地湖北北部的唐、鄧二州，但可悲地遭到失敗。
不過，數萬宋兵的潰散也部分地歸因氣候。
多日來連續的大雨，沖垮了不得不在野外露營的士兵們的帳篷。
給養無法及時到達，将士們為饑餓所困。
軍馬所需的幹草也變濕腐敗。
當時的宋朝史料也承認，宋朝對于這場戰争組織混亂，領導無能。
而在金朝一方，1206年秋，金兵已深入到宋的領土，對宋的大量城鎮展開了圍攻，他們還向西進軍，占領了宋在陝西南部的幾個軍事要塞。
宋朝曾寄希望于金朝的漢人，以為他們會興奮地與宋軍一起抗金，事實證明這隻是幻想。
漢人的大規模反抗并沒有發生。
相反的倒是宋在四川的節度使、世代在四川任高官的吳曦公開宣布降金，被金封為蜀王。
由于吳曦手下掌握着7萬士兵，此舉對于宋軍在四川的防禦是一個沉重打擊。
發生于1206年12月的吳曦反叛，導緻了宋軍西線的全面崩潰。
宋朝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但是1207年3月29日，一批忠于宋的官員殺死了吳曦。
盡管從1207年4月以後雙方之間再沒有過重大的、決定性的交鋒，戰争卻仍在繼續。
為恢複和平共存局面所做的初次試探出于宋朝一方。
就像1140年那次主戰派與主和派的争奪權力一樣，這回在杭州的宋廷中，主張與金并存的一派再度得勢。
韓侂冑被罷免官職，不久後被殺（1207年11月27日）。
他和他的一派被指控應對發起這場不負責任的戰争承擔責任。
而金朝對于被拖進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戰争也不感興趣，便同意恢複正常關系，而實際上，他們更希望的，是追回宋朝支付的歲币。
金希望停戰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北方邊境上蒙古的威脅。
在1207年下半年到1208年的和談期間，金朝堅持要将韓侂冑作為主要的&ldquo戰犯&rdquo，一再要求将他引渡。
得知韓已被誅之後，他們又要求将韓的首級獻給金作為賠罪的證物。
宋朝最終接受了金的要求。
1208年7月，金廷宣布停戰，1208年11月2日，新的和議在宋的努力下正式達成。
宋同意付給金的歲币增加了白銀5萬兩，絹5萬匹，韓侂冑的首級被塗漆後封于函中，當然也被很快送到金朝。
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戰争證物被擺放在金朝皇族祭奠祖先的家廟中。
[16] 章宗生前看到了與宋的和平關系的恢複。
他死于1208年12月29日。
在他近二十年統治的幾乎整個期間，他都在緻力于加強金的防禦能力，同時為把金朝變成像唐、宋那樣政治體制的國家而加緊進行各項改革。
為了将當時制、律混淆的法律予以統一，他下令修訂一部新的法典，這就是頒行于1202年的《泰和律》，在這點上他功不可沒。
另一意義重大的事件，是大約與此同時，章宗與謀士們經過長久拖沓的讨論之後，終于從五行中選定了土作為金朝的德運。
按照傳統的政治觀念，每個正統的王朝，都相應地以五行中的一種物質來表示。
宋朝選定的是火，代表他們王朝的顔色便是紅色。
對這種所謂德運的正式采用，是極富政治意義的行動。
它意味着金朝從此以後就作為合法的繼承者，在漢人正統的王朝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而從政治意義上說，選定土，意味着代表整個世界，這特别是針對于宋的，金認為自己對天下的所有一切，也就是說對全部文明世界的統治都已合法化。
宋朝因而再不能宣稱自己是中國土地上進行合法統治的惟一國家。
甚至如果說宋金關系惡化的原因應該部分地歸咎于金使用漢人的概念為自己樹立了正統王朝的新形象，那麼，這種假設可能也是合乎情理的。
[17] 總之，章宗的統治标志着女真人漢化的頂點，也是對世宗那種出以公心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的保持舊俗做法的反動。
1206年到1208年的戰争說明了金朝的軍事實力基本上并未減弱，它仍然是宋朝不能輕視的對手。
但是這一切，包括國内旨在解決漢族人民與女真統治者之間關系的諸多改革，在蒙古人的猛攻之下都瓦解了。
金朝不被承認的皇帝 1208年之後的金朝處于這樣一個時期，即來自外部的威脅與内部的統治危機并存，對于皇位繼承權的問題一直存有争議。
開始時按照女真舊俗，皇位在傳給下一代之前都是先在兄弟之間相傳。
章宗死後，更準确地說是他還未咽氣的時候，他的哥哥（譯者注：應為叔父）衛王就被宮廷内的一個集團擁上了皇位，這就是完顔永濟，世宗第七子，由渤海國出身的王妃所生。
史家并不承認他是皇帝，因此他是以衛紹王之名被載于史冊的（1208&mdash1213年在位）。
蒙古的入侵和内部的紛争（1208&mdash1215年） 早在章宗統治時期，金朝就已經在加固西北邊防，進行抵禦蒙古入侵的準備。
一道以牆堡與溝壑組成的界壕被修築，部分地利用了金朝早期所修築的防禦工事。
這道界壕從今天的齊齊哈爾向西南方向伸延，依大興安嶺的走向，遠至今天内蒙古的達赉諾爾湖，最終與中國古老的長城接連。
可是，這些界壕的軍事價值卻因沿線駐防的軍隊都是由契丹人和奚人而不是可靠的女真兵組成而大大的減弱了。
成吉思汗選擇金朝作為他的進攻目标，其原因似乎可以回溯到12世紀末葉的幾起往事。
作為蒙古部宿敵的塔塔兒部（遼、金史料稱之為阻蔔）與蒙古部曾經發生過多起血腥仇殺。
塔塔兒部與金曾有過松散的關系，但在1190年前後，他們不肯再效忠于金。
于是在1196年，金宗室完顔襄便率領了一支金兵前去鎮壓，蒙古人也參加了這場戰役來向他們的宿敵報仇。
金與蒙古的軍隊深入漠北，并最終于1196年的8月成功地對塔塔兒人予以毀滅性的打擊，他們的部落長也在這場戰役中被殺。
在這場戰役中蒙古人與脫斡鄰勒統治的克烈部在一起作戰，這個部落曾與他們結成聯盟，金朝皇帝對于他們協助鎮壓塔塔兒的勢力和野心而給予酬報；脫斡鄰勒被賜為王，從此便被稱為王汗；而鐵木真（他是在1206年登基稱汗時才被稱為成吉思汗的）得到的卻隻是個較低的、可能源于契丹的官銜（劄兀惕忽裡）。
無論怎樣，從那時起，盡管金朝賜給他的官銜确實提高了他在衆多草原部落中的威信，但他卻隻能将自己看成是金的藩屬。
不證自明的是，當他1206年即位稱成吉思汗以後，就不再滿足于被金作為藩屬對待了，他的目光已瞄準從金手中奪得正式的獨立，擺脫以前那種藩屬地位。
想要征服金朝領土的另一個動機，很可能因為在草原遊牧民眼中，金朝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财富。
第三個動機，可能就是為俺巴孩汗的死複仇了。
俺巴孩汗曾被立為葛不律汗的繼承者和蒙古諸部聯盟的首領。
他是葛不律汗的族兄弟，也是蒙古泰赤烏部的鼻祖。
他也與塔塔兒部有仇，在相互間不斷的仇殺中，他終被塔塔兒部所俘，送交給金主，而金也許殘忍地将他殺害了。
成吉思汗既然自認為是蒙古部落首領俺巴孩汗的合法繼承人，對俺巴孩汗這樣恥辱地死于金人之手，很有可能心懷怨恨。
當然，由于缺乏可資證明的史料，這不過是一種推斷而已。
最後，成吉思汗憎惡金朝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對金主本人的個人偏見。
當衛紹王還是金朝一個地位較低的親王時，曾從成吉思汗那裡接受過所呈的貢物，在這位蒙古統治者的眼中，他的舉止頗為無禮。
後來衛紹王即位，傳诏蒙古，按禮節本當叩頭拜受的，但成吉思汗一聽說金的新君是那個以前曾侮辱過他的衛紹王，便勃然大怒，并于1210年斷絕了與金的朝貢關系，決心對他的女真主子發動一場全面戰争。
[18]正在此時，他又得到金朝被嚴重的饑荒所困的消息，這肯定促使他下定了決心。
1211年春，蒙古人兵分兩路侵入金朝邊境，東路由成吉思汗親自率領（見地圖19）。
章宗年間所築的界壕被輕易地跨越，不久蒙古軍隊已經能夠通過戰略上的必經之地居庸關，那是金中都（今北京）的北部屏障。
由金兵的高級統帥派去的增援部隊在蒙古人面前不堪一擊。
然後，蒙古人就開始在首都附近的村莊到處掠奪和蹂躏，但那時他們還毫無包圍并攻取城市的打算。
在西線，蒙古人侵入了山西，從而阻擋住了正從陝西調發來企圖解救東路金兵的後備部隊，這支部隊原是金朝駐紮于陝西以捍衛與西夏的邊境的。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成吉思汗的戰略才能。
不過從表面上看，1211年這次戰役并沒有達到它的目的，或者說，它隻不過是一連串以試探為目的的突襲和以掠奪村莊為目的的遠征。
在冬季，蒙古人撤回了他們的軍隊，從而給了金朝一個重新組織北方和西北防禦力量的機會。
地圖19 成吉思汗的對金戰役 1212年秋季，蒙古人再次發動進攻。
翌年春，他們再次通過了居庸關，這一次他們甚至更加向南，直深入到中國北部，蹂躏了河北、山東和山西的部分地區，奪下了幾個城鎮。
在1213年到1214年間那個冬季，蒙古人有效地實行了對中都的封鎖。
所有這一切都正好發生于金廷本身陷入混亂無序狀态的時候。
1213年八月，當那個連自己的即位是否合法還是個疑問的衛紹王正在為他的國家的防禦能力深感憂慮之時，卻死于一場宮廷政變。
這場政變的頭目是一個女真貴族、來自纥石烈部的胡沙虎，他曾在西京（山西大同）任右副元帥，蒙古人來時卻棄城逃走。
胡沙虎擁立章宗的哥哥吾都補（1163&mdash1223年）為帝，後者廟号宣宗（1214&mdash1223年在位）。
胡沙虎廢掉衛紹王并擁立一個他相信自己能夠控制的皇帝上台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他惟恐自己會因丢失了戰略要地而失寵和遭到懲罰。
這些事件都恰恰發生在蒙古軍隊向中都進軍的時候，他們的騎兵分隊已經襲擊了河北、山東和山西的北部。
然而，除了金朝宮廷内部的紛争之外，造成金兵決定性失敗的，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中國北方因持續幹旱而引起的大面積饑荒，這也使女真這部戰争機器的後勤部分受損。
在做最後掙紮的時刻，政府曾經力圖化解民族之間一切現存的差異，以此來鼓勵各種群體的人民一緻起來抵抗蒙古人，文武官職都向契丹人和漢人開放了，再沒有了以前的各種限制。
1214年春天，金廷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衛紹王的一個女兒送給成吉思汗為妻。
蒙古人從中都撤兵，但北方的政局卻仍是動蕩不定的，于是，宣宗決定遷都到南京（開封），這裡不僅位于中國農業最發達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部可以用黃河作為防線。
成吉思汗卻将這次遷都說成是金朝為恢複戰争所做的準備，因此決定再次向中都進軍。
1215年5月31日，中都城被蒙古人以及歸附于他們的原金朝臣民如契丹人、漢人等團團包圍。
迄至當時為止，這個首都是蒙古人在東亞所征服的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城市。
大約與此同時，金和西夏之間的外交關系，在已經緊張了多年之後終于崩潰。
1214年以後的十年，是以時斷時續的戰争和緊張的對峙為特征的時期。
金與西夏以前的友好關系被這一可悲的階段所代替。
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兩國宮廷内的互相傾軋和權力鬥争，并逐漸損害了他們反擊蒙古人的能力。
山東的造反 中都，作為金朝的政治中心和軍事重心，它的悲慘陷落，是與這個國家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嚴重挫折并行的。
1214年，金要宋提前一年支付1208年和議所規定的歲币，以彌補過去的損失，卻遭到宋的斷然拒絕，因而加劇了本已搖搖欲墜的金朝的财政危機。
這又與山東地區所爆發的諸多造反事件遙相呼應。
山東在中國是這樣一個地方，縱觀曆史，它從來都是社會反抗和宗教叛亂的溫床（見地圖20）。
地圖20 遼東和山東的反叛 第一個起來造反的是楊安國，他出身于山東東部一個以楊姓為主要居民的富裕村莊，以制靴和制作其他皮貨為業，這個職業使楊安國獲得了一個綽号叫&ldquo楊鞍兒&rdquo。
楊是一個強健而又殘忍的男人，是村裡的頭領，并且早在1206&mdash1208年交戰期間，他就已經聚衆起兵來反抗金朝的統治。
戰争結束後，楊安國重又降金，金政府給予他較低的州剌史和防禦使官職。
當1213年到1214年間蒙古人的進攻瓦解了金朝的權力機構的時候，楊安國再次揭起了叛旗，開始在山東半島東部的一些縣城進行擄掠。
1214年夏天，他竟然在沿海的一個小縣城（今蓬萊）自立為帝，建元天順。
這對于金朝的統治來說，實在是太過分了。
盡管北方還承受着蒙古人的沉重壓力，金廷還是派遣了一支由仆散安貞率領的軍隊去攻打他，結果是這支金兵獲勝，1214年秋末，楊安國的軍事據點被紛紛攻陷，楊企圖乘舟逃走未果，金兵将其俘獲，并于翌年年初将他無緣無故殺死，而他的&ldquo帝國&rdquo又延續了幾乎不到三個月。
楊安國并不是山東惟一的造反者。
在山東中部地區，還有不止兩支獨立的叛軍，在1215年仆散安貞那次懲罰性的軍事行動中他們也遭到了鎮壓。
但是在山東各地，仍然到處有造反的武裝在堅持，楊安國原來的副手以及其他造反者在半島上那些難以登攀的山區繼續開展着遊擊戰。
1215年前後，這些起事者的頭領們選用紅布來制作服裝，從那以後就被稱為紅襖軍。
紅在中國往往是一種吉祥的顔色，象征着幸運與希望。
不過，他們之選擇紅色，無論從哪種可能性上說，都與這些起事者對故宋的感情毫不相幹（紅是宋朝的代表顔色，與五行中的火相對應），也不能歸因于任何宗教或宗派對于各色造反武裝的誘導；山東所有的這些企圖動搖金朝統治的起事者頭領，其動機和目的似乎都是純粹利己的、現實的。
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隻是想自立為王，使自己成為一個地方政權的中心。
當1127年黃河又一次暴發的洪水阻擋了金朝在山東用兵之際，宋朝政府卻打算利用紅襖軍為自己漁利，他們向造反的首領封賜官銜，應允給予他們物質援助。
這些首領中有一個就是李全，這是個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物，以體格強悍、性格殘忍著稱，曾與楊安國聯姻而成為親戚，或是他的妹夫，或是他的女婿。
1218年宋朝封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但事實上他或多或少保持了獨立，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對他的領地實行管轄。
到1219年，對于山東東部李全所橫行的地區，金朝政府已經失去了控制。
李全對宋的歸附，無論怎麼說都隻是一種形式。
而且并沒能持續多久。
從1225年起，鑒于蒙古軍隊向山東的進逼，李全終于意識到他還有向侵略者投降的一條路。
1227年，他正式宣布歸附蒙古，從此便反轉來對付他原來的保護者宋朝。
1230年，他甚至率兵侵入宋朝領土，向長江邊上的揚州發動襲擊，但這次軍事行動未能取得成功，李全也于1231年2月18日被殺。
他的死标志着紅襖軍的覆滅。
1231年他的養子李瑄（馬可·波羅所稱的&ldquoLiitansangon&rdquo）承襲了他的官職，繼續着由他父親開始的督軍生涯。
李瑄像李全一樣叛服無常：1262年他又妄圖把山東進獻給宋，結果被忽必烈汗處死。
[19] 在後來的中國傳統史書中和在現代，紅襖&ldquo運動&rdquo經常被貼上民族主義乃至愛國主義的标簽，被當作是下層階級排外感情的具體體現。
但實際上，山東的這些暴動并不是被這種現代觀念如民族主義等等所激發起來的。
他們隻不過是一些铤而走險者，妄圖把自己與無論哪個強有力的政權結合在一塊，從而提高他們自己的聲望和獲取更高的報酬。
在正常的情況下，他們中無論哪個都不可能堅持長期的抗金鬥争，但時值亂世又繼之以蒙古人的入侵，他們的反叛在一個有限的程度上便得以成功，使金朝殘存的東部地區擺脫了女真人的控制。
東北地區的失陷：耶律留哥與蒲鮮萬奴 女真人的故鄉東北，特别是相當繁榮的遼東地區，本來應該是金朝政權可以撤回的大後方，況且他們中有許多人還一直生活在那裡。
一位女真大臣也确實對宣宗進行過這樣的勸谏，他勸宣宗從中都（北京）撤回東京（遼陽），而不是遷到開封去。
可是，當蒙古人于1211年發動進攻的時候，金朝雖然還能嚴密控制住遼東地區，卻已經将東北地區的北部和中部丢失了，丢失起因于耶律留哥的叛亂。
留哥是遼宗室的後裔，他像許多契丹的造反者一樣，胸懷擺脫女真統治謀求獨立的希望。
他帶領他的追随者，主要是契丹的騎兵和戰士，在1212年宣稱臣服于成吉思汗，然後便迅速取得了對東北地區中部和北部的控制。
到1213年，他甚至被允許自稱遼王，1214年金廷出兵前去對他進行鎮壓，但失敗了。
留哥的傀儡政權一直到1233年才被蒙古所滅。
應該對金廷鎮壓耶律留哥那場戰争的失利負責的将領，是萬奴，女真蒲鮮部落人。
被契丹的反叛武裝打敗之後，萬奴便率領軍隊撤到東北西南部的東京一帶。
如同其他人一樣，他明白金朝的末日已近，因此竭力想從這個一度強大的帝國的廢墟上，為自己開辟一塊地盤出來。
1215年春，萬奴也叛金獨立，自稱天王，國号大真。
像幾乎所有此前中國的國号一樣，它并非出自于地名（金本身也是如此，雖然金這個字是五行之一，所以可能也具有某種象征意味）。
在道教的著作中，&ldquo大真&rdquo是對&ldquo金&rdquo的一個高度文學化的表述。
不過，這個國号主要的意義還在于，萬奴認為自己是金朝衣缽的真正繼承者，為強調這一點，他還采用了金的宗室姓氏&mdash&mdash完顔。
國号中的道教含義，以及萬奴政權種種其他特征都是受一個非常奇特的人物&mdash&mdash漢人王浍影響的結果。
王浍祖籍為今天的沈陽，是個算命專家，注釋過《易經》，同時還是個道教信徒。
雖然他過着隐居生活，但他的足智多謀早已聲名遠揚，因為遠在1190年之前，金廷就曾要召見而被他所拒絕，1215年當宣宗又召請他并以高官相誘時，再次被他拒絕。
可是，他卻成了萬奴的主要謀士，而且一直為萬奴出謀劃策，直到九十多歲。
萬奴看到，東北地區中部那些平原地區都已被與蒙古聯盟的耶律留哥牢牢控制着，他毫無重獲的機會，便轉而向東部并且向北部求發展。
他的疆域位于東北地區東部的山林地帶，處于松花江的前上京地區也在其間，因而萬奴的疆域與高麗接壤，他肯定很想朝這個方向擴展他的勢力，但他對高麗的侵略并沒有取得穩固的成果。
大真國存在了大約18年，直到1233年蒙古人征讨高麗時，才一舉将它滅掉，萬奴也被蒙古人所俘。
萬奴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堪與山東的反叛者李全相比：二人都在遠離金朝中心的邊境地區自立為王，都曾想在蒙古人進兵之時乘機獨立，但時而又在名義上與蒙古人聯在一起。
東北的丢失，先棄與留哥，次丢給萬奴，最後又陷于蒙古，是對金朝非常沉重的打擊，因為對于仍然留在中國本土的國家來說，這割斷了他們與那些飼養牛馬的主要地區的聯系，同時也割斷了他們與真正可以依賴的純粹的女真人的聯系。
而像1215年的那種情況，金丢掉的不僅有河北北部那些盛産糧食的地區，還丢掉了他們的騎兵所賴以獲得大量馬匹之地。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遭受了這些可怕的、毀滅性的打擊，金朝卻還能夠作為一個國家存在了好幾年。
其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從1219年起，成吉思汗兵鋒所向，是向西去攻打西亞；另一個原因則很可能是出于對蒙古人的恐懼，這種恐懼使忠于金的女真人與漢人團結在了一起。
金朝的覆亡，1215&mdash1234年 1215年事件使金朝的領土縮小到僅限于黃河周圍地區，它成為被幾個政權夾在中間的緩沖國，這幾個政權有蒙古、西夏、山東李全的紅襖軍，當然還有南邊的宋。
雖然金的戰略形勢似乎已經絕望，開封的金廷卻還是想以向南發動一場伐宋戰争來補償北邊的損失。
1217年，金決定向淮河的宋境發起進攻，但這一次，金兵卻再也不能像1206&mdash1207年那樣深入地攻入宋的領土了。
何況西夏也同時從西部邊境向金發起了進攻，在這一邊金朝倒是還能将入侵者擊回去。
緊接着的，就是為争奪淮河邊境城鎮而引起的一連串不分勝負的混戰。
金朝開始一再地呼籲議和（其間總有想讓宋繼續交納歲币之意），但到1218年，宋甚至連金朝的使節進入宋境也不再允許了。
金于是又向宋發動了一場戰争，這次雖然在戰術上取得了一些勝利，在戰略上卻毫無建樹。
與此同時，由成吉思汗手下最能幹也最受倚重的統帥木華黎（死于1223年）率領的蒙古軍隊，毫不放松地在軍事上向金施加壓力，兵鋒主要指向山西，攻陷了戰略要地的太原城（見地圖21）。
宣宗似乎有過再次侵宋的計劃，因此試圖與蒙古磋商議和。
1220年，金遣侍郎烏古孫仲端為使節去谒見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當時正設帳于河中。
金提出的議和條件，是承認蒙古為長兄之國，雙方從而停止采取敵對行動。
這種想把成吉思汗的政權也納入那個從10&mdash11世紀就一直存在于東亞大陸諸國中間的子虛烏有的親戚關系之内的企圖，這次遭到了失敗。
金朝派到蒙古的第二個由女真貴族擔任的使節同樣也未能成功。
這一次，成吉思汗命人向金提出，要宣宗不再稱帝，而在蒙古國之下稱河南王。
但金拒絕了蒙古人所賜給的這個王的稱号，和談就這樣于1222年宣告破裂。
地圖21 木華黎的對金戰役 宣宗死于1223年，皇位由他的第三子甯甲速（生于1198年，漢名守禮、守緒，1223&mdash1234年在位）繼承。
這就是金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廟号哀宗。
他在位的十年間親眼見到了金王朝和女真統治的覆亡。
哀宗登基的時候，他的政府已經喪失了對所有黃河以北地區的實際控制，除河南以外，前金朝所能控制的領土已經隻剩山東、山西的一部以及陝西了。
木華黎既死，成吉思汗本人又遠在西線，蒙古軍隊的進攻與襲擊便多少失去了以往銳不可當的氣勢。
在哀宗即位之初采取的幾個行動中，其一就是與宋議和（1224年），金朝正式放棄了對歲币的要求，宋則同意不再采取敵對行動。
同時，在新年與皇帝生辰時互派賀使的做法也被中止了。
這意味着除了偶爾幾次的幹擾（1160&mdash1165年和1206&mdash1208年）之外，左右了宋金兩國長達一個世紀的正式外交關系的結束。
至于對西夏的關系，哀宗更傾向于調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西夏不斷在邊境上引起沖突，其中頗有些是得到蒙古援助的。
1224年金與西夏的和談開始，1225年9月簽訂了和議，金同意與西夏約為兄弟之國，在外交往來時各用本國年号，這個和議使西夏的地位有所上升，不再像過去那樣是金的藩國了。
邊境貿易也開放了，這對金來說事關重大，因為既然東北的牧場已經不再為他們所有，他們騎兵的馬匹現在隻得大部分依賴于從黨項人那裡輸入了。
而黨項人曾自行停止将馬匹從陝西邊境輸入金國，則可以肯定地說是因他們本身正遭受蒙古再次進攻的結果。
金的一方，已經放棄了采取擴張主義政策的一切希望，隻要在現存疆域内能夠保持穩定就已經滿足了。
在鎮壓山東紅襖軍的戰争中，他們甚至也獲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征伐西夏的戰争尚在進行。
哀宗想通過遣使吊唁的方式與蒙古和解，蒙古人卻不肯在大帳接見金的使節。
西夏與金的外交關系已于1226年中止，西夏宮廷所遣的最後一個使節是1226年11月6日到達金朝都城，去通告西夏國王死訊的。
四周之後，金廷按常規盡責地遣使前往哀悼，但因蒙古對西夏的進攻，而未能進入西夏的領地。
西夏于1227年滅亡，加上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的死，使金朝得以從蒙古人的壓力下享受到一段短暫的喘息時期。
新繼位的大汗窩闊台開始實行他滅金的作戰計劃，而金盡管屢遭重創，卻還在頑強地堅持抗擊（見地圖22）。
1230年和1231年，窩闊台組織大軍攻打金朝都城汴（開封），蒙古軍兵分兩路，一路由窩闊台親自率領出山西，另一路由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率領進入陝西。
戰略目标是從南北兩路對開封進行鉗形夾擊。
兩路軍隊于1231&mdash1232年冬會合之後，統一由速不台指揮。
速不台智勇超群，十年之後，他使加利西亞和匈牙利都在蒙古軍隊的鐵蹄下發抖。
雖然金朝統帥調動了3萬士兵駐守黃河北岸，以保衛黃河灘畔的都城，但蒙古軍隊還是在1月28日渡過了黃河，2月6日，第一支蒙古騎兵就已經出現在首都的城牆之下。
同年（1232年）4月8日，也就是在勒令金廷正式投降并送交人質之後兩周，蒙古人開始圍城，金廷則竭盡全力動員起全城的成年男子進行抵抗。
在蒙古人要金投降的兩周之内，金朝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計地設法與蒙古人談判。
在1232年夏天，又進一步進行了幾場和談。
可是7月24日，當兩名金朝官員在蒙古使節唐慶下榻的寓所将他和其餘三十多人一并殺死之後，這一切和談的努力便都徹底結束。
發生了這次叛逆事件以後，蒙古人的攻勢重新兇猛起來。
地圖22 金亡，1234年 被圍困的國都，形勢混亂而絕望，1232年夏天爆發的一場傳染病更是雪上加霜。
為應付緊要關頭之需而貯藏的物品很快告罄，盡管國家無情地強制征調百姓的糧食，城中卻仍為嚴重的饑馑所苦。
一部記載首都被圍期間情景的筆記至今仍存，作者是位曾在金朝做過官的漢族文人，所記之事為他所曾親曆。
[20]他的悲慘描述為人們提供了當時政府完全陷于無組織狀态的證據。
一邊是走馬燈似的相互任免、升遷和處決有叛國嫌疑者；而另一邊，則令人驚訝，城市竟然還能固守，女真和漢族的軍士們有能力在蒙古與漢人聯軍的攻擊面前組織起有效的防禦。
開封的圍城之戰對于研究軍事史的學者來說，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雙方都運用了火藥，即使還不能以投射器将其發射出去的話，肯定也能靠人工将裝填火藥的火器投擲出去。
開封的守城軍士用這些彈藥擲在人和馬身上，具有緻命的殺傷效果。
還有一種據說是由漢族工匠發明的武器，稱為突火槍，以硬黃紙16層疊在一起成筒狀，長約60厘米，然後将柳炭、鐵渣、磁末、硫磺、砒霜之類混在一起緊緊填裝進去，以繩系在槍頭，軍士各帶一個小罐，裡面藏有火炭，臨陣時點燃，火焰可冒出槍端三米多遠，無人敢于接近，到藥燒盡時，槍筒也不會損壞。
[21] 是年冬，哀宗決定趁機離開都城。
在一大群效忠于他的女真和漢族大臣扈從之下，哀宗于1233年2月26日抵達河南歸德，随後又出走，當年夏天，亦即1233年的8月3日，哀宗逃到蔡州，将其作為立腳點。
首都就這樣被丢給了守城的将士們。
其中的西面元帥崔立籌劃着投降蒙古，以使首都也使自己免罹滅頂之災，因為開封一旦被蒙古人攻陷，結果必然導緻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屠城。
崔立将仍然效忠于已經出奔的皇帝的文武官員統統清洗掉，5月29日，向速不台的軍隊打開了城門。
雖然蒙古軍隊還是按照&ldquo常規&rdquo在城内搶掠，但似乎為時不久，他們就允許城内居民和北人之間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了；城裡人把他們僅餘的财産、貴重物品和銀子都拿出來換取從北方運來的米和谷物。
不過，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