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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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帶，這裡曾經是沙陀的統治區。
他們的首領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敵，後來又效忠于宋朝，與西夏為敵。
拓跋氏與折氏間的家族世仇綿延不絕，直到北宋滅亡之後，女真金朝為了協調與西夏間的關系，在12世紀中葉将折氏家族成員流放到了遙遠的山東，他們間的家族仇恨才告結束。
[26] 當967年李彜殷去世時，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
雖然自963年起，朝廷就決定禁止非漢人在陝西西北部沿邊地區擔任鎮将，但是宋朝皇帝還是任命李彜殷的兒子李光叡（克叡）執掌夏州軍政大權。
[27]然而，權力的平衡還是在朝着對中央政權有利的方向發展，979年，當北漢滅亡之時，在黨項東部邊界沿線，宋、遼之間的緩沖國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漢的滅亡使宋、遼及黨項間的形勢變得更加不易捉摸。
由這些事件引發的李氏内部的危機，在981&mdash982年的繼承權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黨項人謀求立國，982&mdash1002年 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繼承人相繼去世。
因為後者的兒子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繼捧擔任節度使，李繼捧的就任顯然沒能得到其他氏族首領的贊同。
這樣就引起了對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長輩間的不和，從而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
由于對李繼捧繼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議，于是李繼捧請求宋朝出面予以幹預，而綏州的黨項刺史則借此機會迫使李繼捧向宋廷稱臣。
我們并不清楚李繼捧稱臣的動機，但是稱臣的結果，使李繼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節一起返回開封，在朝廷上，李繼捧正式将夏、綏、銀、宥（根據其他說法，還包括靜州）獻給了宋太宗，&ldquo帝甚喜之&rdquo。
這樣一來，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後唐在933年以武力手段沒有能夠得到的東西。
李繼捧的堂弟繼遷以勇敢、尚武知名。
963年，李繼遷出生于銀州。
在父親死後，由一位長輩當了他的保護人，李繼遷就是在這位長輩照料下長大成人的。
據說，李繼遷的保護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襲擊李繼捧失敗而喪命。
當宋朝官員開始将李氏成員抓起來，趕到内地重新安置時，李繼遷與他的同夥逃往北方，進入了平夏的牧場，在這裡，他恢複了黨項各部落間的聯系。
形勢變化的結果，在黨項氏族内部清除了漢化程度較深的成分&mdash&mdash這些人大部分都自願遷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來的拓跋部落傳統的保護者們創建了獨立的鄂爾多斯政權。
李繼遷在距離夏州東北300裡的地斤澤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營帳。
宋朝規定的稅收不時激起銀、夏地區的動亂，李繼遷糾集了2萬人的軍隊，開始襲擊銀、夏二州地方政權。
[28]在鄂爾多斯北部和黃河北岸，有幾個以遊牧為生的黨項大部落，他們已經習慣于一方面将&ldquo貢&rdquo馬送往宋廷，以換取作為禮物的茶和絲綢，同時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馬匹的轉運通道&mdash&mdash最初是與契丹共謀，後來是作為李繼遷的同黨。
但是在這些部落首領中，有許多人也盡量想保持對宋朝的臣屬關系，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得到經濟上的好處，提高自己的聲望。
此外，李繼遷這時正在向這些部落首領施加壓力，使他們加入自己的行列，與宋朝脫離關系。
當然就這些部落而言，他們與宋朝保持關系，無疑也是為了提高自身在與李繼遷交往中的地位。
與宋朝斷絕關系，就意味着拒絕将馬匹賣給宋朝的代理商，而這樣做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觸的。
在李繼遷與宋朝交界的南部邊境沿線地區，分布着數量衆多而且種族不同的吐蕃&mdash羌人集團，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黨項部落。
對李繼遷來說，更為棘手的是解決好這些部落的問題。
這裡的部民被内部傾軋和相互沖突的臣屬關系弄得疲憊不堪，他們反對一切外部的控制。
許多首領長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豐厚的禮物，故而他們在宋朝與李繼遷的關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幫助宋朝攻擊李繼遷。
[29]但是這些部落與宋朝間的這種脆弱的臣屬關系是十分不穩定的，它随時都有可能終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來重建。
這樣就使黨項人在争奪部落屬部的鬥争中處于優勢的地位。
盡管如此，與宋朝政權的富足和強大相比，李繼遷的資源是相當匮乏的，而他能夠成功地将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結合成為一個忠實于自己的牢固的整體，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邊疆官吏的暴虐統治的鬥争中，李繼遷以自己的氏族充當他們的保護人，與此同時，他還與他們結成聯姻關系，以權力和劫掠作為誘餌，所有這些，都是李繼遷用以保證他們臣服于自己的策略。
李繼遷本人在強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選擇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ldquo内&rdquo氏族之一。
野利後及其氏族在西夏曆史上曾經顯赫一時，他們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與蕭後氏族在契丹國的地位相當。
[30] 李繼遷與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聯姻關系。
986年，李繼遷表示歸順遼朝，向遼請婚。
989年，他如願得到了遼公主，并在990年被遼帝冊封為&ldquo夏國王&rdquo。
[31]與遼新結成的聯姻關系，給西夏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
對黨項人來說，臣服遼朝從來也沒有妨礙過他們與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黨項與遼的聯姻，在三方關系中不斷産生出層出不窮的猜疑和争吵。
而且，居住在遼朝邊界以内的黨項部落也成了西夏、遼兩國間多年摩擦的根源。
1004&mdash1005年，在與宋朝締結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和約之後，契丹可以從容考慮在與黨項人争奪河西貿易的控制權和對回鹘附庸國的支配權造成的威脅了。
然而對于維持各方勢力的平衡而言，黨項與契丹名義上的聯姻關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這時宋朝并沒有對黨項采取敵對的态度，也沒有向鄂爾多斯邊界地區派遣大批軍隊，而是依靠勸說、施加經濟壓力和威脅來保持與黨項的關系。
通過在邊界地區戰略要地設置要塞，通過&ldquo撫綏&rdquo邊界地區宋朝管轄區内非漢族群落的造反，通過鼓勵與吐蕃和回鹘的進貢貿易，宋朝很輕易地利用了黨項部落的分裂局面。
其實，宋朝與黨項之間自始至終都處在某種非正式的戰争狀态。
黨項人往往将與宋朝交易得來的錢币熔化，用來制作兵器。
從983年起，宋朝開始限制邊疆貿易，并以貨物代替錢币來交換馬匹，這樣就減少了流入黨項的金屬。
993年，宋廷又計劃禁止在沿邊界地區出售優質的黨項鹽，希望以此來阻塞李繼遷同夥的财源，并逼迫他們歸降。
但是這條禁令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并由此而出現了大批走私貿易，所以很快就被廢止了&mdash&mdash雖然後來又曾在名義上恢複過。
[32]盡管在與西夏的關系中，宋朝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是讨伐不合作的邊疆部落的局部性戰争，極大地降低了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繼遷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強軍事實力，并千方百計補償因宋朝禁斷貿易所造成的損失。
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駝、馬來試探漢人的态度。
此後不久，宋朝軍隊襲擊了他在地斤澤的營地，李繼遷僅以身幸免。
985年，李繼遷再克銀州，并着手重新奪取定難軍的拓跋氏傳統領地。
在漢人謀士張浦的幫助下，李繼遷在重新得到的地區草創了政府機構，并将鄂爾多斯的漢人和部落首領召集起來，在他的政府中任職。
後來，張浦被宋太宗羁留&ldquo做客&rdquo有年，但是盡管太宗使盡了渾身的解數，最終還是沒能誘使李繼遷降宋。
就黨項首領而言，首要的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資源基地。
盡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動，走私貿易還是很猖獗。
1002年，李繼遷自己在靈州路開放了季節性的集市，吸引了許多買主。
但是平夏地區在經曆了幾十年的戰争和動亂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很落後的地區。
甚至在994年宋朝軍隊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繼遷的軍隊就已經分别向西方和南方朝靈州和蘭州方向發展了。
到1001年，黨項軍隊已經發展到了5萬人，他們成功地切斷了靈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線。
1002年三月，黨項攻陷靈州，以靈州作為他們的第一個首都。
黃河沿岸地區為黨項的擴張提供了一個豐饒的根據地[33]（參見地圖10）。
地圖10 西夏的發展 1003年，靈州被改名為西平府。
李繼遷建都靈州後，立即開始恢複這裡的運河系統，并将鄂爾多斯的居民強迫遷往新首都，以增加農業人口，擴大稅收基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宋朝承認既成事實，正式将982年李繼捧放棄的鄂爾多斯五州之地歸還給了李繼遷。
與此同時，李繼遷已經在距離靈州西南500裡的涼州開辟了另一條通道&mdash&mdash涼州成為甘肅走廊與開封之間朝貢貿易往來和馬匹交易的中樞。
涼州和黨項人入占河西 多年以來，涼州一直是由一個吐蕃&mdash漢人混雜的部落聯合體統治着，這個部落聯合體立足在涼州以南一處叫做&ldquo六谷&rdquo的水草豐美的山間谷地。
部落聯合體分為左、右兩翼，但在名義上由一位大首領統治。
在1001年，一位叫潘羅支的人突然在一夜之間取代了第四代大首領的地位。
[34]史書中對潘羅支的記載很模糊，但是他的影響卻很大。
據推測，潘羅支的崛起可能與他聯合了強大的朗氏家族有關，這個家族曾經統治過潘州（今四川松潘），并在吐蕃朝出任過大相。
[35]潘羅支還得到了與涼州關系密切的者龍十三部的支持。
在宋朝秦州（今甘肅天水）地方當局看來，較之于他的前任，潘羅支顯然可以對李繼遷形成更有力的威懾，所以他們對潘羅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然而，原來的六谷大首領保留了左翼首領的位置，而且顯然也接受了宋朝将他們作為對潘羅支抗衡的安排。
早在985年，黨項人就認識到了西甯、蘭州、涼州三角地帶的商業和戰略價值，所以李繼遷當時曾發兵攻打過會州（位于蘭州東北方，黃河東岸）。
黨項人對涼州的進攻開始于996年或更早，靈州陷落之後，他們更加強了對涼州的進攻。
1003年末，李繼遷占領了涼州，接受了已逃入城中的潘羅支的僞降。
結果吐蕃人伏擊了李繼遷，黨項軍隊被擊潰，首領李繼遷受了緻命傷，最後在1004年初死于靈州附近，時年41歲。
[36] 黨項人很快就采取了報複行動。
一支黨項人秘密加入了者龍族的分裂派，并在1004年年中暗殺了潘羅支，者龍族聯盟也因此而分崩瓦解。
此後，忠于潘羅支的一派驅逐了其他部落，擁立潘羅支的弟弟厮铎督節度涼州，重新控制了局面。
盡管厮铎督馬上就得到了宋廷的任命，但是他的統治基礎已經被大大削弱。
緊接着在1006年之後，這一地區又數年遭受了瘟疫的襲擊。
就在這時，在涼州以南、青海湖以東、位于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區，以宗哥族為中心，正在形成一支新的吐蕃政權。
據記載，有幾位知名的六谷首領逃到了黨項人那邊，而其他的部落則被吸引到了宗哥政權一邊。
吐蕃宗哥朝的興起 宗哥是指青海湖以東的支都地區（位于今青海省的東部，見地圖11），它還是位于今西甯（當時稱為青唐）與樂都（當時稱為邈川）和湟水（藏文作Tsong-kha）之間的一座城的名稱。
宗哥部最初是以涼州忠誠的者龍部盟友的身份出現在宋代史料中的。
[37]潘羅支死後，宗哥部加強了與甘州回鹘的聯盟，以維護他們各自的商業利益。
宗哥部護送回鹘商業特使從南方遠遠地繞過涼州，并通過西甯到達宋朝境内的秦州。
地圖11 宗哥地區 大約就在此時，安都的元老們也在尋求一位新的、血統高貴且門第古老的君主，這樣做的目的，部分是為了抵禦黨項人在這一地區日益增長的壓力。
在西方，他們在高昌發現了這樣一位人選，他就是欺南陵溫篯逋（997&mdash1065年），據稱，欺南陵是出自雅砻皇室的後代，這樣就使他比潘羅支更多地得到了吐蕃人的忠心擁戴。
而且他不久又得到了與高貴的皇室地位相應的宗教身份。
欺南陵最初被護送到了河州，當地人稱他為唃厮啰。
[38]這個詞的意思是&ldquo佛之子&rdquo（藏文作&ldquoRgyal-sras&rdquo）。
從這個稱呼中，可以看出當地人将他視為皇族政權首腦的迫切心情。
但是野心勃勃的宗哥僧人李立遵（或李遵）與邀川首領溫逋奇将唃厮啰&ldquo掠取&rdquo到了河州西北的廓州，并立為國王（藏文Btsan-po），欺南陵時年12歲。
新政權很快就得到了發展，并再次移到了李立遵勢力範圍的中心地區宗哥城。
李立遵将自己立為大相，并将兩個（或一個）侄女（有些記載說是他的女兒）嫁給了唃厮啰。
1014年，唃厮啰與渭州（甘肅平涼）宋朝地方當局取得了聯系，并且接受了宋朝的官職。
1015年初，由宗哥諸首領派出的聯合使團到達了宋廷。
此前秦州和渭州地方官的報告中已經指出，宗哥自稱有六七萬軍隊，願意在朝廷的支持下抵抗黨項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煽動邊境部落，嗾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宋朝進入渭河流域的牧地。
另外，李立遵與他的傀儡君主之間的權力争奪也正在向白熱化發展。
1016年，李立遵已經還俗，并從16個部落中找到妻子。
唃厮啰的權威應該是在李立遵之上，但是李立遵根本無視這一點，他反複向宋朝乞請封地，甚至請求得到贊普（藏文btsan&mdashpo）的稱号。
宋廷雖然并不信任李立遵，但是對他潛在的利用價值卻深信不疑，所以在1016年也授予了他一個名義上的官職。
在1013&mdash1016年間，宗哥吐蕃與盟友回鹘人發生了争吵，并封鎖了通往甘州的道路。
黨項軍隊也在這時加緊了對回鹘和涼州的攻勢（有些史料将李繼遷之死歸結為潘羅支麾下的回鹘武士）。
1015年，黨項軍再次占領了涼州城，但是在1016年又被殺害了厮铎督的回鹘人驅逐了出來。
涼州後來又成了吐蕃人與回鹘人共同控制的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15年。
1016年，當新的回鹘可汗繼位之後，宗哥吐蕃與甘州回鹘終于解決了他們之間的争端。
然而事實表明，這兩個民族間的緊張關系和敵對局面，對涼州的命運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39] 1016&mdash1017年間，在渭河河源一帶爆發了部落起義，李立遵和唃厮啰都與這次起義有密切關系。
這次起義爆發的原因，部分還得歸于宋朝政府的西進。
宋朝這時将防禦地帶向前推進到了渭河源頭，并在這裡興建了許多堡砦和木材收集點。
1016年九月，秦州刺史、緣邊安撫使曹玮（973&mdash1030年）徹底打敗了吐蕃人，鎮壓了起義，但是零星戰鬥一直持續到了1017年。
1014年，曹玮報告，吐蕃人的反抗已被徹底粉碎，唃厮啰已經退兵，他原來的臣民悉數向秦州納質投降。
據有些史料記載，唃厮啰将這次失敗的責任歸結于李立遵。
11世紀20年代初，唃厮1啰最終遷到了邈川，并以溫逋奇為新的大相。
[40] 在此後許多年裡，有關唃厮啰的情況都不清楚。
在後來某個時期，唃厮啰曾請求與秦州貿易，并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認，對此，秦州的宋朝官吏派代表去邀川，将與他的聯系固定下來。
根據宋朝史學家李焘（1114&mdash1183年）記載，這件事可能發生在黨項人1028年攻克甘州之後&mdash&mdash雖然黨項征服河西的确切時間在很大程度上隻是推測。
[41]1032年，唃厮啰和他的大相溫逋奇都接受了宋朝的任命。
但就在這時，溫逋奇發動了叛亂，并囚禁了他的君主。
唃厮啰後來得以逃脫，并殺死溫逋奇，溯流而上，将首府移到了青唐。
由于黨項人吞并河西的結果，大量避難者都從河西來到了這個城堡裡。
大約在1032年黨項人攻克涼州之後，早先厮铎督的聯盟者，回鹘、吐蕃也加入了臣屬唃厮啰的行列。
[42] 就能夠斷定年代的這些曆史事件而言，1032年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不僅是唃厮啰一生的轉折點，而且标志着青唐上升為宋、西夏、遼及内亞各方進行商業和政治交往的樞紐。
同時，這一年也是李元昊開始掌權的一年。
在西夏統治者中，李元昊是最著名、最精明能幹的一位，他的繼位開創了位于青唐和興州（新的夏都）的兩支敵對政權直接對抗的新時代。
李德明，1004&mdash1032年 現在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追溯11世紀初年在黨項人中發生的事件了。
1004年，李繼遷的長子阿移繼承了父位，時年21歲。
後來他以李德明的名字聞名于世。
為了将黨項的勢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區推進，李德明最初緻力于維護與遼、宋間的良好關系。
1004年，這位新的黨項統治者得到了遼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稱号；到1010年，他的稱号就已經上升為&ldquo夏國王&rdquo&mdash&mdash這是他父親曾經擁有的稱号。
除了常規的帶有外交性質的貿易往來&mdash&mdash很可能是黨項人每年派遣貢使前往遼廷，在黨項與契丹的關系中，這時開始顯露出了真正的敵對色彩。
位于遼西北方的阻蔔（鞑靼）屬民的叛亂和反抗活動，促使遼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發兵攻打甘州回鹘，以努力保障其遙遠的邊疆地區的安定。
盡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勝利，但是遼廷的這些軍事行動可能沒有一次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與此同時，黨項軍隊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後發兵攻打回鹘。
1015年，他們攻克了涼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鹘人打敗并趕到了城外。
雖然遼廷和西夏都對甘州發動了攻勢，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他們采取了協同行動的立場。
就控制河西及其貿易通道而言，遼廷和西夏實際上處在敵對的立場。
對于遼廷來說，控制河西的重要性隻是限于邊緣地區；而對于黨項政權而言，控制河西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43] 1006年，遼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權的使臣，這是一個以沙州（今敦煌）為中心成立的政權，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同時還曾向宋和遼請求官職。
曹宗壽的繼承人是曹賢順，他是最後一位見于記載的沙州曹氏的統治者。
1014年，當曹賢順繼位時，他也是同時與兩個朝廷保持聯系的。
大約就在這時，沙州統治者開始自稱為沙州回鹘，而後來到了1041&mdash1042年間，又自稱為沙州北庭汗國。
以上事實為這樣一種推測提供了證據，即在甘州回鹘被征服之前，他們曾經兼并了沙州。
這一時期曾有許多甘州回鹘移居沙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來自天山地區的回鹘人在11世紀20年代初占據了沙州。
鑒于吐魯番的西部回鹘與契丹間久已存在的密切關系，對于黨項人在這一地區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鹘政權的存在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而對遼來說，沙州回鹘的存在則使他們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而在事實上，沙州也确實在幾十年的時間裡一直頑強地抵制了黨項的吞并。
[44] 到11世紀50年代，遼廷才開始謀求與青海的吐蕃人發展關系，而李立遵則顯然曾尋求過遼廷的幫助卻毫無結果。
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許他派遣貢使假道西夏前往遼廷，但是在有關文獻中并沒有發現類似使臣到達遼廷的記載，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對而未能成行。
由于西夏拒絕了李立遵的請求，遼帝托言狩獵，率領軍隊深入到西夏境内劫掠。
李德明擊退了遼軍，作為補償，遼在次年遣使&ldquo赉玉冊金印，冊（李德明）為尚書令，大西夏王&rdquo。
[45]雖然其中的細節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這件事暗示黨項與遼朝之間的關系這時已經瀕于破裂。
此後，李德明努力緩和雙方的關系，并在1031年遼朝新皇帝興宗繼位時，使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驸馬。
1004&mdash1005年，宋、遼之間澶淵和約的締結以及此後出現的緩和局面，為李德明與宋朝間的談判營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圍。
很可能是為了觀望宋、遼和談的後果，李德明盡量拖延了與宋朝的第一次接觸。
盡管存在着無法解決的分歧，但是雙方都迫切希望達成和約。
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歸還靈州和向宋朝稱臣納質（這在黨項的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則對這些條款持反對态度。
但是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方案，允許李德明保持1006年擁有的定難軍節度使和西平王的稱号，而宋朝則提供絹、錢、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贈冬衣。
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西夏對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貢關系，而宋朝則承認黨項統治者事實上的君主地位。
在李德明統治期間，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貿易上做出巨大的讓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銷售黨項鹽方面卻沒有獲得多少成功。
最早的官市（榷場）是1007年在保安軍轄區（今陝西志丹縣）開設的，後來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縣）設立了私市（和市）。
這時，因為宋朝皇帝正緻力于保持沿邊境地區的和平，小規模的邊境沖突、繁榮的食鹽銷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貿易活動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與宋朝皇帝交往中所處的優勢地位。
黨項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貿易特權，他們大批湧入宋都開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個穩定的、獲取豐厚禮物的渠道，黨項因此也變得更加繁盛富足。
1020年，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為興州（1033年改名為興慶府）。
新的政權中心地處于阿拉善與黃河之間，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mdash&mdash阿拉善保衛着它的後方安全，而黃河則形成了東、西兩翼的屏障。
到12世紀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稱為&ldquo中興&rdquo，很可能這是其黨項名的漢文同義詞，蒙古語&ldquoErighaya&rdquo，可能也是由都城的黨項名衍生出來的，用來指甯夏地區的一個名稱。
[46]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長子李元昊統率着河西的黨項軍隊，并赢得了作為一名武士和戰略家的美譽，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述了這對父子間的一段未經證實的對話。
在談話中，年輕的王子對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為和貪戀由邊境貿易得到的漢地産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評。
他相信，父親的政策削弱了黨項社會和經濟的基礎遊牧，從而對黨項的文化價值，毫無疑問，也對其武力優勢構成了威脅。
李元昊還特别譴責了李德明實行貿易代理人的做法，認為他們在宋朝市場上沒能得到賺錢生意。
[47]1028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黨項開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動，對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
由北方農耕邊緣地區進一步向南擴張顯然是不可能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黨項向西方擴張，并從而鞏固西夏社會遊牧基礎的一場運動。
李元昊後來實行的政策，顯然是要明确和保持黨項政權獨特的文化面貌，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李德明對他的兒子繼承王位持反對态度，但是正如後來發生的激烈的宮廷陰謀所揭示的那樣，李元昊的野心在當時曾引起過争論和關注。
黨項征服後的河西 在漢文載籍中，有關黨項在河西活動的記載頗多錯訛，而且缺漏也很多，好像漢文記載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并河西的确切時間。
一般來說，都将黨項平定河西的時間定為1036年，具體而言，甘州大約是1028年陷落的，涼州是在1032年，而在河西諸政權中位于最西邊的沙州政權則在1052&mdash1053年還保持着獨立的地位&mdash&mdash就在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後一批貢使。
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黨項統治時期的題記，早期的時間在1074年。
換句話說，這表明最晚到此時，沙州就已經完全處在黨項的統治之下了。
前田正名指出，伊斯蘭教哈剌汗朝的擴張及其對喀什噶爾和于阗的征服，是促使沙州向黨項政權稱臣的重要原因。
在曆史上，于阗曾是沙州的盟友。
其實早在1038年，李元昊就已經聲稱于阗是他的屬國，但是看來于阗并不承認這種身份。
時隔38年（1025&mdash1063年）之後，于阗的使臣又來到了宋廷，而于阗人在青唐的政治和商業事務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48] 當黨項的競争對手以及未來的附庸國開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貿易通道時，黨項人原本希望通過占領河西而獲取種種唾手可得的商業利益都化成了泡影。
從塔裡木盆地出發的商人或經由北道，沿着戈壁南緣到達契丹朝廷，或是遷回向南，到達青唐&mdash&mdash青唐這時已發展成了一個繁榮的貨物集散地。
對于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馬匹的重要來源地，也是聯系西域的橋梁，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潛在的軍事威脅力量&mdash&mdash這裡有可能成為黨項與吐蕃聯合起來反對宋朝的基地。
正因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視青唐的關鍵性作用。
為了購買馬匹，宋朝在西北邊境設立了一些邊市，1038年以後，宋朝的大多數馬匹都是通過這些邊市從吐蕃進口的。
11世紀70年代，王韶被委派創建熙河路，以&ldquo綏靖&rdquo青海，這樣一來，宋朝廷強制實行的、禁止漢人在這一地區擴張的禁令就被徹底廢除。
王韶還吸收了更多的當地酋領，使他們成為享用宋朝俸祿的屬臣。
[49]熙河路的設立還帶來了另外的後果，如熙河路諸指揮日益增多的挑釁行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權的恐慌，使黨項與契丹的關系從11世紀70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與青海的各種往來非常活躍。
12世紀時，河西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
宋人對青海的短期占領（1099年，1104&mdash1119年），女真對陝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業網絡得以擴散，為黨項人在1136&mdash1137年吞并這一地區掃除了一切障礙，而金朝也在這時正式将青海割讓給了西夏。
[50]到這時，黨項的貿易地位也有了相當大的改觀，正如洪皓（1088&mdash1155年）在他的日記中所稱，回鹘地饒物産，&ldquo多為商賈于燕（今北京，1153年為金中都），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rdquo。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宋夏戰争的結束，11世紀末以來黨項中央政權進一步穩定，才促成了西夏貿易地位的轉變。
據洪皓記載，金人入侵中國北方之後，早先居住在秦州的衆多回鹘人都遷回河西，成了黨項的臣民。
[51]從12世紀中葉起，回鹘人開始在西夏的政治、文化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mdash&mdash自一開始，他們就是西夏佛教文獻的翻譯者。
在遼朝最終覆滅的日子裡，黨項人曾忠心耿耿地幫助過契丹皇室，所以可以斷定，中亞哈剌契丹朝（即西遼）信仰佛教的契丹統治者必定與宗教信仰相同的黨項人保持着友好的關系。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從黨項法典可以明确看出，在12世紀初年，西夏與其北方和西方的鄰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貿易和外交關系。
李元昊（嵬名曩霄，景宗），1032&mdash1048年 1032年，當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将涼州并入黨項帝國之後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
[52]雖然宋朝史料中對李元昊的記載常常帶有濃重的流言和傳說色彩，但是從漢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關這位黨項首領的情況，卻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統治者加起來還要多。
李元昊自幼就通曉漢、蕃佛典、法律、占蔔，并精于軍事謀略。
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發起了一場大膽的改革運動，意欲增強黨項統治者的權力，進而力求表明自己獨特卓異的地位。
此外，這位傲慢的君主還特别希望宋朝承認他與契丹統治者的地位相等。
但是，李元昊犧牲與契丹的聯盟關系，發動與宋朝間的長期的消耗戰争（1039&mdash1044年），換來的不過是一些局部的勝利。
李元昊中央集權政策（也許還有疏遠宋、遼的政策），在西夏招緻了強烈的反對，并最終使他遭到暗殺的結局，同時也使西夏的中央權力大大分散。
然而，李元昊無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像力的黨項統治者，無論是在人民大衆的頭腦裡，還是在西夏的政體結構中，都有他留下的難以泯滅的印記。
曆史學家不能确定在1038年之前，這位新君主的活動的具體年代，但通過幾次象征性的活動，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從事的活動的大體輪廓。
首先是改姓。
991年，宋朝曾賜李繼遷趙姓，而契丹還使用着古老的李姓。
李元昊繼位之後，将黨項皇室李姓改為黨項姓氏嵬名，而宋朝當局還繼續使用着皇族趙姓。
自李元昊改姓後，黨項統治氏族中所有&ldquo内&rdquo親都采用&ldquo嵬名&rdquo為姓。
嵬名元昊還接受了&ldquo兀卒&rdquo的銜号，兀卒這個詞在黨項語中相當于黨項皇帝或可汗，漢語将其釋為&ldquo青天子&rdquo（&ldquo天之青子&rdquo或&ldquo青天之子&rdquo）。
[53]其次，為了避父親的名諱，元昊還改變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
不久，嵬名元昊就開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獨立的、行用漢地政權職官術語的、具有漢族風格的職官銜号系統，但是所有的職官銜号都有與其相對應的黨項名稱。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發布的剃發的法令，據載，&ldquo初制秃發令，元昊先自秃發，及令國人皆秃發，三日不從令，許殺之。
&rdquo 剃去頭顱頂部的毛發，将前劉海蓄起來，從前額垂到面部兩側，在亞洲許多民族中（朝鮮、鮮卑、渤海等）都可以見到這種發式的不同變體。
與此比較而言，據說古代羌人是将頭發松散地垂覆在面部。
我們似乎可以認為，頒發秃發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ldquo落後&rdquo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國民與遼、宋、吐蕃等鄰人區别開來。
[54] 嵬名元昊還頒發了有關服飾的規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
從西夏的服飾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對黨項的影響。
[55] 1036年左右，西夏頒行了黨項文字，這一事件的意義要比以上列舉的改革重要得多。
一般來說，都将黨項文字的創制和完善歸功于黨項學者野利仁榮（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榮兄弟的男系親屬），但是創立黨項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并持續進行了許多年。
黨項文字由六千多個字構成，行用于政府機構和學校，在這些學校裡，同時還開始了将漢文和藏文文獻翻譯為黨項文的工作。
一百多年後，&ldquo制蕃字師&rdquo野利仁榮在1162年被封為廣惠王。
他們的首領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敵，後來又效忠于宋朝，與西夏為敵。
拓跋氏與折氏間的家族世仇綿延不絕，直到北宋滅亡之後，女真金朝為了協調與西夏間的關系，在12世紀中葉将折氏家族成員流放到了遙遠的山東，他們間的家族仇恨才告結束。
[26] 當967年李彜殷去世時，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
雖然自963年起，朝廷就決定禁止非漢人在陝西西北部沿邊地區擔任鎮将，但是宋朝皇帝還是任命李彜殷的兒子李光叡（克叡）執掌夏州軍政大權。
[27]然而，權力的平衡還是在朝着對中央政權有利的方向發展，979年，當北漢滅亡之時，在黨項東部邊界沿線，宋、遼之間的緩沖國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漢的滅亡使宋、遼及黨項間的形勢變得更加不易捉摸。
由這些事件引發的李氏内部的危機，在981&mdash982年的繼承權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黨項人謀求立國，982&mdash1002年 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繼承人相繼去世。
因為後者的兒子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繼捧擔任節度使，李繼捧的就任顯然沒能得到其他氏族首領的贊同。
這樣就引起了對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長輩間的不和，從而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
由于對李繼捧繼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議，于是李繼捧請求宋朝出面予以幹預，而綏州的黨項刺史則借此機會迫使李繼捧向宋廷稱臣。
我們并不清楚李繼捧稱臣的動機，但是稱臣的結果，使李繼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節一起返回開封，在朝廷上，李繼捧正式将夏、綏、銀、宥（根據其他說法，還包括靜州）獻給了宋太宗，&ldquo帝甚喜之&rdquo。
這樣一來，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後唐在933年以武力手段沒有能夠得到的東西。
李繼捧的堂弟繼遷以勇敢、尚武知名。
963年，李繼遷出生于銀州。
在父親死後，由一位長輩當了他的保護人，李繼遷就是在這位長輩照料下長大成人的。
據說，李繼遷的保護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襲擊李繼捧失敗而喪命。
當宋朝官員開始将李氏成員抓起來，趕到内地重新安置時，李繼遷與他的同夥逃往北方，進入了平夏的牧場，在這裡，他恢複了黨項各部落間的聯系。
形勢變化的結果，在黨項氏族内部清除了漢化程度較深的成分&mdash&mdash這些人大部分都自願遷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來的拓跋部落傳統的保護者們創建了獨立的鄂爾多斯政權。
李繼遷在距離夏州東北300裡的地斤澤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營帳。
宋朝規定的稅收不時激起銀、夏地區的動亂，李繼遷糾集了2萬人的軍隊，開始襲擊銀、夏二州地方政權。
[28]在鄂爾多斯北部和黃河北岸，有幾個以遊牧為生的黨項大部落，他們已經習慣于一方面将&ldquo貢&rdquo馬送往宋廷，以換取作為禮物的茶和絲綢，同時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馬匹的轉運通道&mdash&mdash最初是與契丹共謀，後來是作為李繼遷的同黨。
但是在這些部落首領中，有許多人也盡量想保持對宋朝的臣屬關系，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得到經濟上的好處，提高自己的聲望。
此外，李繼遷這時正在向這些部落首領施加壓力，使他們加入自己的行列，與宋朝脫離關系。
當然就這些部落而言，他們與宋朝保持關系，無疑也是為了提高自身在與李繼遷交往中的地位。
與宋朝斷絕關系，就意味着拒絕将馬匹賣給宋朝的代理商，而這樣做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觸的。
在李繼遷與宋朝交界的南部邊境沿線地區，分布着數量衆多而且種族不同的吐蕃&mdash羌人集團，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黨項部落。
對李繼遷來說，更為棘手的是解決好這些部落的問題。
這裡的部民被内部傾軋和相互沖突的臣屬關系弄得疲憊不堪，他們反對一切外部的控制。
許多首領長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豐厚的禮物，故而他們在宋朝與李繼遷的關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幫助宋朝攻擊李繼遷。
[29]但是這些部落與宋朝間的這種脆弱的臣屬關系是十分不穩定的，它随時都有可能終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來重建。
這樣就使黨項人在争奪部落屬部的鬥争中處于優勢的地位。
盡管如此，與宋朝政權的富足和強大相比，李繼遷的資源是相當匮乏的，而他能夠成功地将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結合成為一個忠實于自己的牢固的整體，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邊疆官吏的暴虐統治的鬥争中，李繼遷以自己的氏族充當他們的保護人，與此同時，他還與他們結成聯姻關系，以權力和劫掠作為誘餌，所有這些，都是李繼遷用以保證他們臣服于自己的策略。
李繼遷本人在強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選擇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ldquo内&rdquo氏族之一。
野利後及其氏族在西夏曆史上曾經顯赫一時，他們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與蕭後氏族在契丹國的地位相當。
[30] 李繼遷與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聯姻關系。
986年，李繼遷表示歸順遼朝，向遼請婚。
989年，他如願得到了遼公主，并在990年被遼帝冊封為&ldquo夏國王&rdquo。
[31]與遼新結成的聯姻關系，給西夏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
對黨項人來說，臣服遼朝從來也沒有妨礙過他們與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黨項與遼的聯姻，在三方關系中不斷産生出層出不窮的猜疑和争吵。
而且，居住在遼朝邊界以内的黨項部落也成了西夏、遼兩國間多年摩擦的根源。
1004&mdash1005年，在與宋朝締結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和約之後，契丹可以從容考慮在與黨項人争奪河西貿易的控制權和對回鹘附庸國的支配權造成的威脅了。
然而對于維持各方勢力的平衡而言，黨項與契丹名義上的聯姻關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這時宋朝并沒有對黨項采取敵對的态度，也沒有向鄂爾多斯邊界地區派遣大批軍隊，而是依靠勸說、施加經濟壓力和威脅來保持與黨項的關系。
通過在邊界地區戰略要地設置要塞，通過&ldquo撫綏&rdquo邊界地區宋朝管轄區内非漢族群落的造反，通過鼓勵與吐蕃和回鹘的進貢貿易，宋朝很輕易地利用了黨項部落的分裂局面。
其實，宋朝與黨項之間自始至終都處在某種非正式的戰争狀态。
黨項人往往将與宋朝交易得來的錢币熔化，用來制作兵器。
從983年起，宋朝開始限制邊疆貿易，并以貨物代替錢币來交換馬匹，這樣就減少了流入黨項的金屬。
993年，宋廷又計劃禁止在沿邊界地區出售優質的黨項鹽，希望以此來阻塞李繼遷同夥的财源，并逼迫他們歸降。
但是這條禁令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并由此而出現了大批走私貿易，所以很快就被廢止了&mdash&mdash雖然後來又曾在名義上恢複過。
[32]盡管在與西夏的關系中，宋朝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是讨伐不合作的邊疆部落的局部性戰争，極大地降低了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繼遷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強軍事實力，并千方百計補償因宋朝禁斷貿易所造成的損失。
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駝、馬來試探漢人的态度。
此後不久，宋朝軍隊襲擊了他在地斤澤的營地，李繼遷僅以身幸免。
985年，李繼遷再克銀州，并着手重新奪取定難軍的拓跋氏傳統領地。
在漢人謀士張浦的幫助下，李繼遷在重新得到的地區草創了政府機構，并将鄂爾多斯的漢人和部落首領召集起來，在他的政府中任職。
後來，張浦被宋太宗羁留&ldquo做客&rdquo有年，但是盡管太宗使盡了渾身的解數，最終還是沒能誘使李繼遷降宋。
就黨項首領而言，首要的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資源基地。
盡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動，走私貿易還是很猖獗。
1002年，李繼遷自己在靈州路開放了季節性的集市，吸引了許多買主。
但是平夏地區在經曆了幾十年的戰争和動亂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很落後的地區。
甚至在994年宋朝軍隊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繼遷的軍隊就已經分别向西方和南方朝靈州和蘭州方向發展了。
到1001年，黨項軍隊已經發展到了5萬人，他們成功地切斷了靈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線。
1002年三月，黨項攻陷靈州，以靈州作為他們的第一個首都。
黃河沿岸地區為黨項的擴張提供了一個豐饒的根據地[33]（參見地圖10）。
地圖10 西夏的發展 1003年，靈州被改名為西平府。
李繼遷建都靈州後，立即開始恢複這裡的運河系統，并将鄂爾多斯的居民強迫遷往新首都，以增加農業人口，擴大稅收基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宋朝承認既成事實，正式将982年李繼捧放棄的鄂爾多斯五州之地歸還給了李繼遷。
與此同時，李繼遷已經在距離靈州西南500裡的涼州開辟了另一條通道&mdash&mdash涼州成為甘肅走廊與開封之間朝貢貿易往來和馬匹交易的中樞。
涼州和黨項人入占河西 多年以來，涼州一直是由一個吐蕃&mdash漢人混雜的部落聯合體統治着，這個部落聯合體立足在涼州以南一處叫做&ldquo六谷&rdquo的水草豐美的山間谷地。
部落聯合體分為左、右兩翼，但在名義上由一位大首領統治。
在1001年，一位叫潘羅支的人突然在一夜之間取代了第四代大首領的地位。
[34]史書中對潘羅支的記載很模糊，但是他的影響卻很大。
據推測，潘羅支的崛起可能與他聯合了強大的朗氏家族有關，這個家族曾經統治過潘州（今四川松潘），并在吐蕃朝出任過大相。
[35]潘羅支還得到了與涼州關系密切的者龍十三部的支持。
在宋朝秦州（今甘肅天水）地方當局看來，較之于他的前任，潘羅支顯然可以對李繼遷形成更有力的威懾，所以他們對潘羅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然而，原來的六谷大首領保留了左翼首領的位置，而且顯然也接受了宋朝将他們作為對潘羅支抗衡的安排。
早在985年，黨項人就認識到了西甯、蘭州、涼州三角地帶的商業和戰略價值，所以李繼遷當時曾發兵攻打過會州（位于蘭州東北方，黃河東岸）。
黨項人對涼州的進攻開始于996年或更早，靈州陷落之後，他們更加強了對涼州的進攻。
1003年末，李繼遷占領了涼州，接受了已逃入城中的潘羅支的僞降。
結果吐蕃人伏擊了李繼遷，黨項軍隊被擊潰，首領李繼遷受了緻命傷，最後在1004年初死于靈州附近，時年41歲。
[36] 黨項人很快就采取了報複行動。
一支黨項人秘密加入了者龍族的分裂派，并在1004年年中暗殺了潘羅支，者龍族聯盟也因此而分崩瓦解。
此後，忠于潘羅支的一派驅逐了其他部落，擁立潘羅支的弟弟厮铎督節度涼州，重新控制了局面。
盡管厮铎督馬上就得到了宋廷的任命，但是他的統治基礎已經被大大削弱。
緊接着在1006年之後，這一地區又數年遭受了瘟疫的襲擊。
就在這時，在涼州以南、青海湖以東、位于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區，以宗哥族為中心，正在形成一支新的吐蕃政權。
據記載，有幾位知名的六谷首領逃到了黨項人那邊，而其他的部落則被吸引到了宗哥政權一邊。
吐蕃宗哥朝的興起 宗哥是指青海湖以東的支都地區（位于今青海省的東部，見地圖11），它還是位于今西甯（當時稱為青唐）與樂都（當時稱為邈川）和湟水（藏文作Tsong-kha）之間的一座城的名稱。
宗哥部最初是以涼州忠誠的者龍部盟友的身份出現在宋代史料中的。
[37]潘羅支死後，宗哥部加強了與甘州回鹘的聯盟，以維護他們各自的商業利益。
宗哥部護送回鹘商業特使從南方遠遠地繞過涼州，并通過西甯到達宋朝境内的秦州。
地圖11 宗哥地區 大約就在此時，安都的元老們也在尋求一位新的、血統高貴且門第古老的君主，這樣做的目的，部分是為了抵禦黨項人在這一地區日益增長的壓力。
在西方，他們在高昌發現了這樣一位人選，他就是欺南陵溫篯逋（997&mdash1065年），據稱，欺南陵是出自雅砻皇室的後代，這樣就使他比潘羅支更多地得到了吐蕃人的忠心擁戴。
而且他不久又得到了與高貴的皇室地位相應的宗教身份。
欺南陵最初被護送到了河州，當地人稱他為唃厮啰。
[38]這個詞的意思是&ldquo佛之子&rdquo（藏文作&ldquoRgyal-sras&rdquo）。
從這個稱呼中，可以看出當地人将他視為皇族政權首腦的迫切心情。
但是野心勃勃的宗哥僧人李立遵（或李遵）與邀川首領溫逋奇将唃厮啰&ldquo掠取&rdquo到了河州西北的廓州，并立為國王（藏文Btsan-po），欺南陵時年12歲。
新政權很快就得到了發展，并再次移到了李立遵勢力範圍的中心地區宗哥城。
李立遵将自己立為大相，并将兩個（或一個）侄女（有些記載說是他的女兒）嫁給了唃厮啰。
1014年，唃厮啰與渭州（甘肅平涼）宋朝地方當局取得了聯系，并且接受了宋朝的官職。
1015年初，由宗哥諸首領派出的聯合使團到達了宋廷。
此前秦州和渭州地方官的報告中已經指出，宗哥自稱有六七萬軍隊，願意在朝廷的支持下抵抗黨項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煽動邊境部落，嗾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宋朝進入渭河流域的牧地。
另外，李立遵與他的傀儡君主之間的權力争奪也正在向白熱化發展。
1016年，李立遵已經還俗，并從16個部落中找到妻子。
唃厮啰的權威應該是在李立遵之上，但是李立遵根本無視這一點，他反複向宋朝乞請封地，甚至請求得到贊普（藏文btsan&mdashpo）的稱号。
宋廷雖然并不信任李立遵，但是對他潛在的利用價值卻深信不疑，所以在1016年也授予了他一個名義上的官職。
在1013&mdash1016年間，宗哥吐蕃與盟友回鹘人發生了争吵，并封鎖了通往甘州的道路。
黨項軍隊也在這時加緊了對回鹘和涼州的攻勢（有些史料将李繼遷之死歸結為潘羅支麾下的回鹘武士）。
1015年，黨項軍再次占領了涼州城，但是在1016年又被殺害了厮铎督的回鹘人驅逐了出來。
涼州後來又成了吐蕃人與回鹘人共同控制的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15年。
1016年，當新的回鹘可汗繼位之後，宗哥吐蕃與甘州回鹘終于解決了他們之間的争端。
然而事實表明，這兩個民族間的緊張關系和敵對局面，對涼州的命運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39] 1016&mdash1017年間，在渭河河源一帶爆發了部落起義，李立遵和唃厮啰都與這次起義有密切關系。
這次起義爆發的原因，部分還得歸于宋朝政府的西進。
宋朝這時将防禦地帶向前推進到了渭河源頭，并在這裡興建了許多堡砦和木材收集點。
1016年九月，秦州刺史、緣邊安撫使曹玮（973&mdash1030年）徹底打敗了吐蕃人，鎮壓了起義，但是零星戰鬥一直持續到了1017年。
1014年，曹玮報告，吐蕃人的反抗已被徹底粉碎，唃厮啰已經退兵，他原來的臣民悉數向秦州納質投降。
據有些史料記載，唃厮啰将這次失敗的責任歸結于李立遵。
11世紀20年代初，唃厮1啰最終遷到了邈川，并以溫逋奇為新的大相。
[40] 在此後許多年裡，有關唃厮啰的情況都不清楚。
在後來某個時期，唃厮啰曾請求與秦州貿易，并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認，對此，秦州的宋朝官吏派代表去邀川，将與他的聯系固定下來。
根據宋朝史學家李焘（1114&mdash1183年）記載，這件事可能發生在黨項人1028年攻克甘州之後&mdash&mdash雖然黨項征服河西的确切時間在很大程度上隻是推測。
[41]1032年，唃厮啰和他的大相溫逋奇都接受了宋朝的任命。
但就在這時，溫逋奇發動了叛亂，并囚禁了他的君主。
唃厮啰後來得以逃脫，并殺死溫逋奇，溯流而上，将首府移到了青唐。
由于黨項人吞并河西的結果，大量避難者都從河西來到了這個城堡裡。
大約在1032年黨項人攻克涼州之後，早先厮铎督的聯盟者，回鹘、吐蕃也加入了臣屬唃厮啰的行列。
[42] 就能夠斷定年代的這些曆史事件而言，1032年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不僅是唃厮啰一生的轉折點，而且标志着青唐上升為宋、西夏、遼及内亞各方進行商業和政治交往的樞紐。
同時，這一年也是李元昊開始掌權的一年。
在西夏統治者中，李元昊是最著名、最精明能幹的一位，他的繼位開創了位于青唐和興州（新的夏都）的兩支敵對政權直接對抗的新時代。
李德明，1004&mdash1032年 現在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追溯11世紀初年在黨項人中發生的事件了。
1004年，李繼遷的長子阿移繼承了父位，時年21歲。
後來他以李德明的名字聞名于世。
為了将黨項的勢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區推進，李德明最初緻力于維護與遼、宋間的良好關系。
1004年，這位新的黨項統治者得到了遼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稱号；到1010年，他的稱号就已經上升為&ldquo夏國王&rdquo&mdash&mdash這是他父親曾經擁有的稱号。
除了常規的帶有外交性質的貿易往來&mdash&mdash很可能是黨項人每年派遣貢使前往遼廷，在黨項與契丹的關系中，這時開始顯露出了真正的敵對色彩。
位于遼西北方的阻蔔（鞑靼）屬民的叛亂和反抗活動，促使遼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發兵攻打甘州回鹘，以努力保障其遙遠的邊疆地區的安定。
盡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勝利，但是遼廷的這些軍事行動可能沒有一次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與此同時，黨項軍隊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後發兵攻打回鹘。
1015年，他們攻克了涼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鹘人打敗并趕到了城外。
雖然遼廷和西夏都對甘州發動了攻勢，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他們采取了協同行動的立場。
就控制河西及其貿易通道而言，遼廷和西夏實際上處在敵對的立場。
對于遼廷來說，控制河西的重要性隻是限于邊緣地區；而對于黨項政權而言，控制河西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43] 1006年，遼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權的使臣，這是一個以沙州（今敦煌）為中心成立的政權，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同時還曾向宋和遼請求官職。
曹宗壽的繼承人是曹賢順，他是最後一位見于記載的沙州曹氏的統治者。
1014年，當曹賢順繼位時，他也是同時與兩個朝廷保持聯系的。
大約就在這時，沙州統治者開始自稱為沙州回鹘，而後來到了1041&mdash1042年間，又自稱為沙州北庭汗國。
以上事實為這樣一種推測提供了證據，即在甘州回鹘被征服之前，他們曾經兼并了沙州。
這一時期曾有許多甘州回鹘移居沙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來自天山地區的回鹘人在11世紀20年代初占據了沙州。
鑒于吐魯番的西部回鹘與契丹間久已存在的密切關系，對于黨項人在這一地區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鹘政權的存在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而對遼來說，沙州回鹘的存在則使他們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而在事實上，沙州也确實在幾十年的時間裡一直頑強地抵制了黨項的吞并。
[44] 到11世紀50年代，遼廷才開始謀求與青海的吐蕃人發展關系，而李立遵則顯然曾尋求過遼廷的幫助卻毫無結果。
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許他派遣貢使假道西夏前往遼廷，但是在有關文獻中并沒有發現類似使臣到達遼廷的記載，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對而未能成行。
由于西夏拒絕了李立遵的請求，遼帝托言狩獵，率領軍隊深入到西夏境内劫掠。
李德明擊退了遼軍，作為補償，遼在次年遣使&ldquo赉玉冊金印，冊（李德明）為尚書令，大西夏王&rdquo。
[45]雖然其中的細節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這件事暗示黨項與遼朝之間的關系這時已經瀕于破裂。
此後，李德明努力緩和雙方的關系，并在1031年遼朝新皇帝興宗繼位時，使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驸馬。
1004&mdash1005年，宋、遼之間澶淵和約的締結以及此後出現的緩和局面，為李德明與宋朝間的談判營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圍。
很可能是為了觀望宋、遼和談的後果，李德明盡量拖延了與宋朝的第一次接觸。
盡管存在着無法解決的分歧，但是雙方都迫切希望達成和約。
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歸還靈州和向宋朝稱臣納質（這在黨項的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則對這些條款持反對态度。
但是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方案，允許李德明保持1006年擁有的定難軍節度使和西平王的稱号，而宋朝則提供絹、錢、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贈冬衣。
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西夏對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貢關系，而宋朝則承認黨項統治者事實上的君主地位。
在李德明統治期間，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貿易上做出巨大的讓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銷售黨項鹽方面卻沒有獲得多少成功。
最早的官市（榷場）是1007年在保安軍轄區（今陝西志丹縣）開設的，後來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縣）設立了私市（和市）。
這時，因為宋朝皇帝正緻力于保持沿邊境地區的和平，小規模的邊境沖突、繁榮的食鹽銷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貿易活動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與宋朝皇帝交往中所處的優勢地位。
黨項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貿易特權，他們大批湧入宋都開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個穩定的、獲取豐厚禮物的渠道，黨項因此也變得更加繁盛富足。
1020年，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為興州（1033年改名為興慶府）。
新的政權中心地處于阿拉善與黃河之間，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mdash&mdash阿拉善保衛着它的後方安全，而黃河則形成了東、西兩翼的屏障。
到12世紀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稱為&ldquo中興&rdquo，很可能這是其黨項名的漢文同義詞，蒙古語&ldquoErighaya&rdquo，可能也是由都城的黨項名衍生出來的，用來指甯夏地區的一個名稱。
[46]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長子李元昊統率着河西的黨項軍隊，并赢得了作為一名武士和戰略家的美譽，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述了這對父子間的一段未經證實的對話。
在談話中，年輕的王子對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為和貪戀由邊境貿易得到的漢地産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評。
他相信，父親的政策削弱了黨項社會和經濟的基礎遊牧，從而對黨項的文化價值，毫無疑問，也對其武力優勢構成了威脅。
李元昊還特别譴責了李德明實行貿易代理人的做法，認為他們在宋朝市場上沒能得到賺錢生意。
[47]1028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黨項開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動，對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
由北方農耕邊緣地區進一步向南擴張顯然是不可能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黨項向西方擴張，并從而鞏固西夏社會遊牧基礎的一場運動。
李元昊後來實行的政策，顯然是要明确和保持黨項政權獨特的文化面貌，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李德明對他的兒子繼承王位持反對态度，但是正如後來發生的激烈的宮廷陰謀所揭示的那樣，李元昊的野心在當時曾引起過争論和關注。
黨項征服後的河西 在漢文載籍中，有關黨項在河西活動的記載頗多錯訛，而且缺漏也很多，好像漢文記載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并河西的确切時間。
一般來說，都将黨項平定河西的時間定為1036年，具體而言，甘州大約是1028年陷落的，涼州是在1032年，而在河西諸政權中位于最西邊的沙州政權則在1052&mdash1053年還保持着獨立的地位&mdash&mdash就在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後一批貢使。
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黨項統治時期的題記，早期的時間在1074年。
換句話說，這表明最晚到此時，沙州就已經完全處在黨項的統治之下了。
前田正名指出，伊斯蘭教哈剌汗朝的擴張及其對喀什噶爾和于阗的征服，是促使沙州向黨項政權稱臣的重要原因。
在曆史上，于阗曾是沙州的盟友。
其實早在1038年，李元昊就已經聲稱于阗是他的屬國，但是看來于阗并不承認這種身份。
時隔38年（1025&mdash1063年）之後，于阗的使臣又來到了宋廷，而于阗人在青唐的政治和商業事務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48] 當黨項的競争對手以及未來的附庸國開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貿易通道時，黨項人原本希望通過占領河西而獲取種種唾手可得的商業利益都化成了泡影。
從塔裡木盆地出發的商人或經由北道，沿着戈壁南緣到達契丹朝廷，或是遷回向南，到達青唐&mdash&mdash青唐這時已發展成了一個繁榮的貨物集散地。
對于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馬匹的重要來源地，也是聯系西域的橋梁，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潛在的軍事威脅力量&mdash&mdash這裡有可能成為黨項與吐蕃聯合起來反對宋朝的基地。
正因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視青唐的關鍵性作用。
為了購買馬匹，宋朝在西北邊境設立了一些邊市，1038年以後，宋朝的大多數馬匹都是通過這些邊市從吐蕃進口的。
11世紀70年代，王韶被委派創建熙河路，以&ldquo綏靖&rdquo青海，這樣一來，宋朝廷強制實行的、禁止漢人在這一地區擴張的禁令就被徹底廢除。
王韶還吸收了更多的當地酋領，使他們成為享用宋朝俸祿的屬臣。
[49]熙河路的設立還帶來了另外的後果，如熙河路諸指揮日益增多的挑釁行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權的恐慌，使黨項與契丹的關系從11世紀70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與青海的各種往來非常活躍。
12世紀時，河西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
宋人對青海的短期占領（1099年，1104&mdash1119年），女真對陝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業網絡得以擴散，為黨項人在1136&mdash1137年吞并這一地區掃除了一切障礙，而金朝也在這時正式将青海割讓給了西夏。
[50]到這時，黨項的貿易地位也有了相當大的改觀，正如洪皓（1088&mdash1155年）在他的日記中所稱，回鹘地饒物産，&ldquo多為商賈于燕（今北京，1153年為金中都），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rdquo。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宋夏戰争的結束，11世紀末以來黨項中央政權進一步穩定，才促成了西夏貿易地位的轉變。
據洪皓記載，金人入侵中國北方之後，早先居住在秦州的衆多回鹘人都遷回河西，成了黨項的臣民。
[51]從12世紀中葉起，回鹘人開始在西夏的政治、文化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mdash&mdash自一開始，他們就是西夏佛教文獻的翻譯者。
在遼朝最終覆滅的日子裡，黨項人曾忠心耿耿地幫助過契丹皇室，所以可以斷定，中亞哈剌契丹朝（即西遼）信仰佛教的契丹統治者必定與宗教信仰相同的黨項人保持着友好的關系。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從黨項法典可以明确看出，在12世紀初年，西夏與其北方和西方的鄰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貿易和外交關系。
李元昊（嵬名曩霄，景宗），1032&mdash1048年 1032年，當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将涼州并入黨項帝國之後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
[52]雖然宋朝史料中對李元昊的記載常常帶有濃重的流言和傳說色彩，但是從漢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關這位黨項首領的情況，卻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統治者加起來還要多。
李元昊自幼就通曉漢、蕃佛典、法律、占蔔，并精于軍事謀略。
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發起了一場大膽的改革運動，意欲增強黨項統治者的權力，進而力求表明自己獨特卓異的地位。
此外，這位傲慢的君主還特别希望宋朝承認他與契丹統治者的地位相等。
但是，李元昊犧牲與契丹的聯盟關系，發動與宋朝間的長期的消耗戰争（1039&mdash1044年），換來的不過是一些局部的勝利。
李元昊中央集權政策（也許還有疏遠宋、遼的政策），在西夏招緻了強烈的反對，并最終使他遭到暗殺的結局，同時也使西夏的中央權力大大分散。
然而，李元昊無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像力的黨項統治者，無論是在人民大衆的頭腦裡，還是在西夏的政體結構中，都有他留下的難以泯滅的印記。
曆史學家不能确定在1038年之前，這位新君主的活動的具體年代，但通過幾次象征性的活動，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從事的活動的大體輪廓。
首先是改姓。
991年，宋朝曾賜李繼遷趙姓，而契丹還使用着古老的李姓。
李元昊繼位之後，将黨項皇室李姓改為黨項姓氏嵬名，而宋朝當局還繼續使用着皇族趙姓。
自李元昊改姓後，黨項統治氏族中所有&ldquo内&rdquo親都采用&ldquo嵬名&rdquo為姓。
嵬名元昊還接受了&ldquo兀卒&rdquo的銜号，兀卒這個詞在黨項語中相當于黨項皇帝或可汗，漢語将其釋為&ldquo青天子&rdquo（&ldquo天之青子&rdquo或&ldquo青天之子&rdquo）。
[53]其次，為了避父親的名諱，元昊還改變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
不久，嵬名元昊就開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獨立的、行用漢地政權職官術語的、具有漢族風格的職官銜号系統，但是所有的職官銜号都有與其相對應的黨項名稱。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發布的剃發的法令，據載，&ldquo初制秃發令，元昊先自秃發，及令國人皆秃發，三日不從令，許殺之。
&rdquo 剃去頭顱頂部的毛發，将前劉海蓄起來，從前額垂到面部兩側，在亞洲許多民族中（朝鮮、鮮卑、渤海等）都可以見到這種發式的不同變體。
與此比較而言，據說古代羌人是将頭發松散地垂覆在面部。
我們似乎可以認為，頒發秃發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ldquo落後&rdquo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國民與遼、宋、吐蕃等鄰人區别開來。
[54] 嵬名元昊還頒發了有關服飾的規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
從西夏的服飾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對黨項的影響。
[55] 1036年左右，西夏頒行了黨項文字，這一事件的意義要比以上列舉的改革重要得多。
一般來說，都将黨項文字的創制和完善歸功于黨項學者野利仁榮（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榮兄弟的男系親屬），但是創立黨項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并持續進行了許多年。
黨項文字由六千多個字構成，行用于政府機構和學校，在這些學校裡，同時還開始了将漢文和藏文文獻翻譯為黨項文的工作。
一百多年後，&ldquo制蕃字師&rdquo野利仁榮在1162年被封為廣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