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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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2世紀中葉，是西夏（約982&mdash1227年）統治的鼎盛時期，此時，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爾多斯和甘肅走廊地區。
在東北部，其國土沿黃河與金朝相鄰；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門以外的地區；在北方，到達了戈壁南緣的額濟納（黑城）；而在南方，則抵達了青海湖畔的西甯和蘭州城。
西夏的首都中興位于黃河沿岸的賀蘭山腳下，黨項皇帝通過首都，統治着全國三百多萬人口。
除了作為主體民族的黨項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漢、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間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
當時并沒有禁止異族間通婚的法律條文，所以我們就很難對西夏境内的各個民族進行明确的界定。
黨項語、漢語和吐蕃語都是西夏官方認可的語言，并且都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雖然目前對于西夏行政機構的内部職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結構而言，西夏政權明顯屬于漢地的模式。
皇室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和内外貿易，稅收大多以實物來支付，主要限于畜牧業和灌溉農業的産品。
[1] 佛教是西夏的國教，佛教地位顯赫并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宮廷的慷慨保護。
黨項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種混合宗教，它屬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國&mdash尼泊爾風格的藝術品中，吐蕃密教和漢地大乘經典的傳統奇妙地糅合在了一起，這種風格通常被稱作&ldquo黑城&rdquo風格。
從現存的有關西夏的文字和實物資料中不難推斷，這種宗教極大推動了黨項文化，像《孝經》、《論語》、《孟子》之類的流傳久遠的漢文經典都有西夏文的譯本，西夏的政府官員和文人們往往将這些經典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當然他們同樣也喜歡閱讀一些莊子、老子、軍事論著、占蔔指南以及一些針對大衆倫理的佛教訓誡之類的著作。
作為信奉佛教的統治者，黨項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為神聖的偶像，同時也在其宮廷裡給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
[2] 對于黨項帝國而言，12世紀大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和平的時代，帝國在當時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戰争機器，而在一百多年前，為了維護自身的獨立地位，黨項人不得不經常與宋朝，有時也與遼朝展開殊死的戰鬥。
在遼朝崩潰之後（1125年），黨項統治者非常理智地與東方鄰人金朝保持了誠摯的關系，與高昌、龜茲、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蠻、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貿易夥伴，他們肯定也保持了類似的友好關系。
在蒙古入侵前夕，黨項國家在東亞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這個複雜而成熟的政權經曆了若幹世紀的風雨滄桑，它的王族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mdash618年），甚至更早的黨項。
獨立的黨項政權出現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ldquo大夏&rdquo政權，建國245年之後，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毀。
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統治家族的殘餘從蒙古人手中逃脫，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mdash&mdash雖然規模要小得多。
在明代，他們以&ldquo土司&rdquo的身份為明朝服務，直到1700年左右才壽終正寝。
據信，現代川西某地還居住着這個民族的後裔，他們所操的方言與西夏的語言有近親關系。
[3] 黨項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中，将黨項人稱作&ldquo黨項羌&rdquo，并将他們記述為漢代西羌的後裔。
自遠古以來，羌人就占據着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
在這一片地區的邊緣地帶，就是位于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都的地方，早期黨項和吐蕃的先民們大概都混雜居住在這一地區。
對黨項語言的研究證實，就分類而言，操黨項語的人可以歸為藏緬民族的古代成員。
而就其文化來說，黨項人則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許多特點。
&ldquoTangghut&rdquo（黨項）這個名字最初是在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中出現的，時間是在公元735年。
可以肯定，這個字最初必定是來源于某種阿爾泰語系的形式，此後很可能是通過中亞的媒介&mdash&mdash可能是于阗語或粟特語，從吐蕃的自稱衍生出來的。
後來，黨項（漢文中又作&ldquo唐古特&rdquo或&ldquo唐兀&rdquo）就成了北亞和中亞地區對于某些居住在安都&mdash&mdash青海湖，甚至甘肅地區的部落群體的通稱。
這個名稱一直使用到了19世紀。
在以後的漢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獻中，以及19、20世紀前往漢藏交界地區的西方探險家的傳記中，都廣泛使用了這個稱謂。
[4] 在他們自己的語言中，黨項人自稱為&ldquoMi&rdquo、&ldquoMi-ñiah&rdquo或&ldquoMiñag&rdquo（漢文作&ldquo緬藥&rdquo或&ldquo弭藥&rdquo），而&ldquoMi-ñag&rdquo，也是藏文中對黨項人的稱謂。
在7世紀唐史中曾明确記載，&ldquo其故地陷于吐蕃，其處者為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rdquo。
在以後的吐蕃文獻中，&ldquoMi-ñag&rdquo是指位于北方的一個王國，也就是青海湖以東及東北的那個地區。
到了最後，這個詞終于演變成了對整個西夏領土的稱謂。
在11世紀期間，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與宋朝宮廷的書信往來中，就是以這個名字來稱呼西夏的黨項人的。
到13、14世紀時，&ldquoMi-ñag&rdquo（漢文作&ldquo米納古&rdquo或&ldquo米納克&rdquo）這個詞就與&ldquo河西&rdquo（蒙古語&ldquoKhashin&rdquo）等同起來了，都被用來指稱原來西夏的臣民和屬地。
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傳說中出現的木雅和木納，也屬于&ldquoMi-ñag&rdquo的異稱。
總之，無論其來源如何，&ldquoMi-ñag&rdquo是一個得到廣泛應用的名稱，而它的種族和地理屬性迄今還不十分清楚。
[5] 黨項人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周邊地區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東亞大陸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mdash吐蕃、漢、突厥&mdash蒙古三種文化，對黨項文化的影響尤其重大。
在公元4世紀到7世紀期間，青海湖地區處在吐谷渾鮮卑政權的統治之下。
這個鮮卑政權的締造者吐谷渾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紀初年率部從東北遷徙到了青海湖地區，并創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權。
吐谷渾政權統治了羌人地區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圍水草豐美的牧地上過着遊牧生活，而且與當地上層人物結成了聯姻關系。
到隋代時（581&mdash618年），黨項人是作為吐谷渾屬部宕昌和鄧至的遺種出現在載籍中的。
他們的最初出現是在6世紀末葉，這個時間恰恰與突厥第一汗國的崩潰和唐朝的興起同時，所以說，黨項的出現與當時的形勢不無關系。
到628&mdash630年，唐朝軍隊擊潰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與吐谷渾的聯盟。
此後不久，新興的吐蕃政權的軍隊也開始從西南部進攻吐谷渾，并對黨項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渾在青海湖地區的地位，迫使衆多的黨項人逃離故土。
以上事件引發了一系列民族遷徙活動，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邊緣地區的民族開始大批湧向東方，尋求自己的居地。
其實早在584&mdash585年時，就有大批黨項部落在其首領拓跋甯叢的率領下歸順當時隋朝的邊疆當局，但是他們并沒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
[6]6、7世紀時，黨項社會是由&ldquo互不相統&rdquo的部落或&ldquo姓&rdquo組成的松散的聯合體構成的，部落或姓的區别（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夠召集的騎士數量為基準。
據漢文文獻記載，這時黨項部落的主要特點是&ldquo好為竊盜，常相陵劫，尤重複仇，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
要斬仇人，而後複常&rdquo。
一次軍事上的突發事件，就可能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否則，他們的相互間交往隻限于&ldquo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rdquo的習俗。
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馬、驢等家畜來維持，劫掠在客觀上增強了他們選擇自治地位的興趣，而這在促進獨立政權産生的同時，也束縛了它的發展。
[7]西夏政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黨項拓跋部及其聯盟創建的。
從一開始，拓跋就是一個最有名的黨項部族，與其他見于漢文史籍記載的早期黨項部族不同，拓跋氏毫無疑問是高貴的鮮卑姓氏，而且屬于後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渾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
基于以上事實，有些學者認為黨項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鮮卑上層，他們就像其先輩吐谷渾一樣，統治着大量的羌人。
其實早在11世紀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經提出了這種解釋，他自稱是源于後魏統治者的後裔。
但是其他現代學者認為，号稱與後魏皇室有親緣關系，不過是為了表明其統治集團合法地位的一種手段。
[8]在中國北方和内亞地區，拓跋這個名稱顯然曾經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較可信的，作為在政治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集團拓跋的情形是：最初與吐谷渾結為聯盟，然後擺脫吐蕃的統治，最終歸附唐朝。
到了西夏時期，又重複了類似的模式：與契丹結為聯盟，反對青唐（青海湖）吐蕃。
盡管與内地有過痛苦與長期不和的經曆，但是黨項始終與内地保持着密切的關系&mdash&mdash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密切關系。
歸附唐朝和定居鄂爾多斯 在唐朝軍隊628年收複鄂爾多斯地區之後，在黨項首領細封步賴的率領下，黨項人在628&mdash629年掀起了歸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
拓跋赤辭是一位強硬的黨項首領，他通過聯姻，與吐谷渾王慕容伏允結成了聯盟。
最初，拓跋赤辭拒絕了唐朝的招誘，到635年吐谷渾統治者自缢之後，拓跋赤辭及其追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撫慰，他才非常勉強地歸附了唐朝。
631年，黨項地區被分作了32個&ldquo羁縻&rdquo州，這些羁縻州屬于唐朝新設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轄範圍。
拓跋赤辭被任命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還将皇室的李姓賜予了拓跋赤辭，但是直到唐朝末年，黨項人才接受了這個姓氏。
其他黨項首領也都被任命為各自新設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刺史職務。
這樣一來，生息在青海湖以東、黃河源頭附近的河曲地區的大約34萬黨項人就全都處在唐朝的統治之下了。
大體與此同時，唐朝政權在鄂爾多斯地區安置了10萬歸附唐朝的東突厥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設立的羁縻府州之内。
在7世紀期間，唐朝一直在鄂爾多斯和陝西北部安置突厥殘部，同時，這裡也成了黨項和吐谷渾部族的居住地。
這時的吐谷渾政權已經衰落，638年，吐蕃開始了對吐谷渾的攻擊。
吐蕃王國向東北方的擴張，對黨項和其他生活在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到680年，吐蕃政權就已經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領土。
留下來的黨項人與其他種族的集團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稱為&ldquo弭藥&rdquo（藏文&ldquoMi-ñnag&rdquo；吐蕃人将歸附他們的吐谷渾人稱作&ldquoA-zha&rdquo）。
其他的黨項部落在拓跋氏的率領下，乞求唐朝當局允許他們放棄河曲地區水草豐美的故土，内徙唐朝。
移徙的黨項人被安置在慶州（今甘肅慶陽）境内，并重新組織成了幾個特别設置的羁縻州。
黨項羁縻州歸靜邊都督管轄，其實，靜邊都督就是由松州都督移植而來的。
緊接着，在692年開始了黨項人進入唐朝邊疆地區的第二次移徙浪潮。
據記載，這次重新安置的黨項人數量達20萬之多。
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鄂爾多斯南部的靈州與夏州之間新設置的10個羁縻州之内。
[9]到7世紀末年，在草原上興起了強大的東突厥第二汗國，此後，他們對鄂爾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區進行了多次擄掠活動。
721&mdash722年，正當唐朝與突厥達成協議，在朔方大規模開設邊市時，爆發了一場粟特人領導的、主要由已經歸附唐朝的突厥人發起的起義。
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靈、夏二州境内，他們的起義活動很快就蔓延到了整個鄂爾多斯地區，曆時一年多以後，唐朝才将這次起義鎮壓下去。
雖然有些黨項人也參加了起義，但他們的大首領拓跋思泰采取了支持唐朝軍隊的立場，并因此而得到了應得的獎賞。
[10]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辭的直系後裔，當時擔任靜邊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這裡的突厥人，促使他們棄牧就農，這次起義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發起來的。
不管怎麼說，由于起義的失敗，突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爾多斯地區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755年安祿山叛亂爆發時，黨項人就已經成為在黃河以南、鄂爾多斯邊緣地區占據支配地位的民族。
當東突厥第二汗國在744年崩潰後，草原的統治權過渡到了突厥屬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
此後，在草原南部、河西、鄂爾多斯以及唐朝各地區之間進行的有利可圖的馬匹和家畜貿易中，回鹘人就成了與黨項人争奪控制權的主要對手。
在安祿山叛亂期間（755&mdash763年）和随後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區時期，部分黨項人趁機掠奪邊疆地區的漢族居民點，或是與突厥人和吐谷渾人一起加入了當地叛亂行列。
後來，這些反叛的黨項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渾加入了吐蕃軍隊，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軍仆固懷恩的麾下（764&mdash765年）。
吐蕃人曾越過隴右（今甘肅），試圖占領唐朝的都城長安，其他一些主要居住在靈州和夏州的黨項部落采取了與吐蕃合作的态度，後來有些黨項人轉而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則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導，接受吐蕃的官職和銜号，并通過聯姻與吐蕃形成聯盟關系。
到765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權威，但是吐蕃在這時已經完全占據了隴右（河西與甘肅東部）。
唐朝政府計劃将各個不同的黨項部落以及黨項部落與吐蕃之間分離開來，根據這一計劃，唐朝政府對四分五裂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人口重新進行了安置。
與此同時，唐朝還采取緊急預防措施，以割斷吐蕃與鄂爾多斯部落居民間的商業聯系。
在這次重新安置的活動中，靜邊州和夏州六府黨項被移徙到了夏州以東、銀州（今陝西米脂）以北的地方。
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将軍拓跋朝光也因為他對唐朝的忠誠，被派回來撫綏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
[11]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辭的直系後裔。
雖然拓跋赤辭本人顯然并沒有得到靜邊都督這個職務，但是這一官職最終還是授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
黨項人的行政中心由慶州向北移到了銀州，在創建以夏州附近地區為基礎的政權的過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為他們帶來了榮耀。
在前吐蕃時期，有一批黨項人殘留在了慶州境内，其中主要為野利、把利和破醜三個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黨項首領也留在慶州，但我們既找不到他與拓跋朝光有關的材料，也不知道他與吐蕃有多深的關系。
這樣一來，就導緻了黨項部落的重新組合，黨項人被公開分為日後可能成為對立面的兩個不同的分支，當時将這兩支黨項人分别稱作平夏部（在夏州）和東山部（在慶州）。
[12] 雖然有些黨項人還在繼續與吐蕃勾結，但是其他的黨項人已經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動的目标。
鹽州，由于其地處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節度使官府所在地靈州，所以多年來一直是吐蕃與唐朝反複争奪的地區。
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爾多斯南部地區，并深入到了夏州，黨項刺史拓跋乾晖（拓跋朝光之子）放棄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
雖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離了夏州，但他們此後還在繼續從事掠奪鄂爾多斯居民的活動。
通過飼養牛羊、貿易活動以及掠奪定居的邊疆居民的活動，夏州以外的黨項部落在人口數量和物質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長，但他們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強盜。
在徒勞地想遏止唐朝官員的賄賂和渎職行為的同時，唐朝政府還不時地試圖禁止與這些部落間的私人貿易，停止以漢地絲綢和武器交換鄂爾多斯牛羊的違禁貿易活動。
[13] 周期性的鎮壓和報複性的掠奪，形成9世紀黨項與唐朝關系的一個鮮明特點，而這種情況則是由于唐朝對其邊緣地區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
頻繁的事變表明，黨項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長引起了唐朝邊疆官吏的貪欲，他們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規定來剝削黨項部落，或是公然掠奪黨項人的牲畜。
為了報複，黨項人經常在吐蕃的幫助下侵掠夏&mdash鹽地區的唐朝邊境州縣。
對唐政權及其軍隊來說，家畜的牧養和馬匹的供應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經營家畜和供應馬匹的活動轉由黨項人控制時，唐朝通往靈州的交通線便時時面臨着被阻斷的危險。
[14]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在846&mdash849年之間，最早出現了南山黨項這個名稱。
南山黨項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橫山附近山間谷地的黨項部落。
他們的首領後來被确認為野利氏的首領。
據記載，南山黨項比平夏黨項更貧窮，也更好鬥，他們是平夏黨項的世仇。
南山黨項很可能是來自慶州或鹽州的流亡者，他們被夾在了兩大勢力之間，在他們的北面是黨項平夏部，南面是唐朝，黨項與唐朝間相互争奪，都宣稱對這片邊境地區及其居民具有統治權。
[15] 唐朝的滅亡 通過9世紀後半期和1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的長期發展，在内亞草原和中國緩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組合。
840年左右，當吐蕃與回鹘帝國同時崩潰之後，在河西和鄂爾多斯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居無定所的搶劫集團。
最後有一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來，他們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領的庇護。
一個新的回鹘王國在甘州紮根，并在10世紀時逐漸将其勢力擴展到了相鄰的肅州和瓜州的綠洲。
當河西漢人張議潮在沙州組建了效忠唐朝的軍隊之後，吐蕃人在河西的影響進一步被削弱。
大約851年前後，張議潮遣使入朝謝恩，号稱歸義軍。
張議潮的地方政權一直存在到了10世紀，這時的歸義軍已經成了曹氏家族世襲統治之下的、獨立的河西漢人前哨基地。
沙州政權與甘州回鹘之間不時發生戰争，但是在10世紀初年，為了保證由中亞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時間裡保持通暢，雙方達成了臨時的妥協。
[16] 甘州回鹘也與吐蕃人占據支配地位的涼州政權保持着友好關系，沙州政權則通過聯姻與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聯系，因為對于沙州和于阗政權來說，吐蕃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盡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甘州以及涼州諸政權間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就是通過河西到達塔裡木盆地的轉輸貿易，通過貿易他們各自都可獲得大量的财富。
黨項影響的增長及其控制轉運貿易的野心，使他們的這些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雖然唐朝統治者已無力統治河西，但是他們對河西馬匹的需求并沒有因此而減弱，正相反，唐朝統治者對于來自河西的馬匹的依賴，在與黨項的關系中占據着中心地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國崩潰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節往往都是取道陰山，經陰山向南渡過黃河，通過鄂爾多斯到達夏州，然後再到唐朝都城。
黨項人這時已經在與唐朝的馬匹貿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選擇的這條道路穿越黨項地區，從而對黨項的地位構成了威脅。
840年以後，邊疆馬匹貿易道路向西遷移，途經靈州，這樣一來，黨項與回鹘在河西貿易的問題上又成了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居住在靈州路沿線的黨項部落脅迫唐朝使節，掠奪回鹘商隊，然後将戰利品賣給其他的部落。
對于唐廷來說，靈州向來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這裡又是唐朝采購馬匹的首選之地，所以黨項掠奪活動的後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軍隊來保證這條通道的安全。
9世紀末年，唐朝統治集團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這種形勢使西夏黨項的野心大大膨脹。
當875年黃巢起義爆發之後，唐朝北方與河西的聯系就中斷了。
早在873年，夏州資深的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就已經占領了宥州（靜邊以東，在今陝西），并自稱刺史。
880年末，當黃巢攻陷長安時，拓跋思恭率領新集結的漢&mdash黨項羌軍隊幫助效忠唐朝的武裝，将起義軍趕出了長安。
881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綏、銀節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義者），不久以後，就由代理轉為正式節度使。
882年，拓跋思恭管轄的地區改名為定難軍，這一地區包括了夏、綏、銀、宥四州之地。
後來又包括了靜邊，到了五代時，靜邊就成了靜州。
[17] 此後，拓跋思恭在其對手沙陀突厥首領李克用的領導之下，繼續支持唐朝的統一活動。
當黃巢在883年被擊敗之後，唐廷授予了這位黨項将軍幾個階位更高的職銜，并賜予唐朝國姓李，封夏國公。
黨項與沙陀最早相遇是在847年，當時吐蕃、黨項與回鹘大肆劫掠河西，唐廷在鹽州發動了一場讨伐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沙陀首領朱邪赤心（後改名李國昌）受命擔任前鋒。
後來，朱邪赤心因在鎮壓龐勳起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69年接受了唐朝賞賜的國姓。
在此後的十年裡，他不斷對緣邊地區的部落發動戰争，從而鞏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東北）的地位。
朱邪赤心至少在878年曾襲擊過黨項人。
黨項與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後是由于黨項原來的盟友吐谷渾的介入而被打破的。
到李國昌的兒子李克用時，沙陀終于擊潰了吐谷渾，将其統治權擴大到了整個山西北部地區。
[18] 與此同時，拓跋氏在唐朝的庇護之下，小心翼翼地擴充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勢力，以避免與沙陀之間的不必要的對抗，或者對李克用手下強大的沙陀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順。
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谏繼承了思恭的指揮權和其他的頭銜。
拓跋思恭的另外兩個弟弟後來也擔任了節度使職務，但是第二個弟弟投降了西川節度使王建，而王建在907年建立了前蜀政權。
在多年苦心經營的基礎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離開了鄂爾多斯地區，返回了與黨項故地相鄰的地區。
[19] 五代時期的黨項 在唐末争奪中國北方統治權的鬥争中，朱溫是一個強有力的争奪者。
907年朱溫後梁政權（907&mdash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滅亡。
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強大的獨立政權的統治者，905年，他與契丹結成聯盟，這樣就使夏州直接與東方敵對的鄰人對抗。
客觀形勢迫使黨項人必然與後梁乃至一切與沙陀&mdash契丹軸心相對立的勢力結成聯盟。
拓跋思谏死于908年，繼承權落入了他的養子，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彜昌的手中。
一年之後，李彜昌死于夏州軍隊發動的一次兵變，拓跋思恭家族大權旁落，繼承權轉由以李仁福為首的旁支掌握。
李仁福是李彜昌的叔叔，早先曾擔任過夏州軍隊的普通将領，他是被那些與他地位相當的将領們推舉出來擔任節度使的。
此後不久，夏州成功地抵禦了鳳翔、河西節度使李茂貞和李存勗聯軍的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後來一支後梁的援軍趕來解了圍，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階。
922年，李仁福向洛陽輸送了500匹馬，此舉可能就是對後梁幫助他抗擊沙陀的回報。
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兒子，正是他創建了後唐政權（923&mdash937年），後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個強大的獨立政權。
在這一時期，遼朝的建立者阿保機發動戰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邊疆地區的部落歸附，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黨項部落。
盡管有些黨項部落開始向遼廷稱臣納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夏州節度使與遼朝間在這時有了正式接觸。
李克用早年與阿保機建立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了923年。
這時，沙陀人建立的後唐已取代後梁，成為中國北部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權。
面對契丹日益增長的威脅，黨項首領李仁福不得已承認了新的後唐政權，以換取後唐對自己地位的認可，并接受了後唐冊封的更多封号，至924年，李仁福&ldquo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rdquo[20]。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沙陀與黨項的關系是非常誠摯的，但是沙陀人還是懷疑李仁福與契丹之間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聯盟，而懷疑的根據顯然隻是捕風捉影的謠傳。
正因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時，後唐朝廷就轉而試圖要由自己來直接統治夏州地區。
李仁福的兒子李彜超原來繼任了夏州定難軍節度使，後唐命令李彜超改任延州彰武軍節度，而由原來擔任彰武節度的粟特人安從進取代李彜超，任定難軍（夏州）節度使。
正如後唐朝廷所慮，這樣一種調換必定會嚴重威脅到黨項人的利益，從而引起激烈的反抗。
李彜超上言&ldquo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rdquo。
安從進在5萬兵士的護送下赴任，兵士們包圍了壁壘森嚴的夏州城。
黨項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聯盟的支持，這些部落将鄰近的農村搶奪殆盡，切斷了圍攻者的供給線。
相持了三個多月之後，後唐軍隊終于還是被迫撤退了。
李彜超向洛陽後唐朝廷上書謝罪，并正式被委任為定難軍節度使。
為了表示謝意，李彜超向後唐獻馬50匹。
[21]夏州繼續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
黨項人的财富當然主要是來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馬匹，尤其是黨項财富的重要來源。
對後唐統治者而言，如何能夠盡量縮減來往于洛陽的無窮無盡的外來馬匹貿易的巨額耗費，同時又保證軍隊馬匹的充足供給，往往使他們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在五代的有關記載中，清楚地反映了後唐明宗（926&mdash933年在位）面臨的這種窘境。
在洛陽的馬匹貿易者中，回鹘和黨項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黨項人以醉後聯袂歌舞來回報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爾多斯地區的轶聞趣事來取悅沙陀君主。
929年，後唐朝廷宣布，所有馬匹貿易轉由榷場交易，禁止外國商人前來京都。
但是這個計劃顯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禁令頒布之後，仍然保持着&ldquo番部羊馬，不絕于途&rdquo的局面。
[22] 除了從事貿易獲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靈州和慶州境内的黨項部落仍然是以劫奪來自西方的回鹘商隊為生。
932年，黨項部落殺害了一位回鹘使節，後唐邠州（陝西彬縣）刺史藥彥稠率領軍隊懲罰了這些部落。
次年，也就是933年，當安從進前往夏州赴任時，藥彥稠也率領一支軍隊相随。
很可能就是因為後唐統治者懼怕黨項與契丹通謀侵襲靈州附近地區，才在933年萌發了從夏州趕走李（拓跋）氏的想法。
933年戰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獨立于後唐之外。
在鄂爾多斯地區那些劫掠成性、仇殺成風的部落中，夏州黨項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國北部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央政權和東北地區迅速崛起的契丹國等更強大的政權之外，夏州黨項顯然也非常想擴大自身對于鄂爾多斯地區諸部落的影響。
李彜超死于935年，繼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資料說是他的哥哥）彜殷（因為與宋朝開國君主的廟諱相犯，後來改為彜興）。
直到967年去世為止，李彜殷統治夏州長達32年。
現存資料表明，就未來出現的西夏的發展，以及漢&mdash黨項關系而言，在李彜殷長期統治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某種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統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導緻了一場公開的戰亂。
李彜殷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彜敏密謀推翻他的哥哥。
陰謀敗露之後，李彜敏與其同盟者（包括一個弟弟）逃到了延州。
延州位于綏州以南340裡，這時屬後晉（936&mdash946年）控制。
後晉朝廷答應了夏州首領提出的送回叛亂者的請求，命令延州官員将李彜敏及同黨送返夏州，最後李彜敏被處以死刑。
李氏家族成員有二百多人與這次陰謀活動有牽連，結果在黨項内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
李彜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從宥州調往綏州，以替代李彜敏的位置。
此後不久，這一地區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殺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後漢（947&mdash950年）管轄的地區。
948年，李彜殷請求後漢朝廷允許他越界懲罰母羌部，但是被後漢拒絕。
[23]對于這次戰亂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書中都阙而不載。
幾年之後，慶州以北的野雞族在952&mdash953年聚衆起義，反抗慶州刺史的掠奪。
朝廷本來想以招撫的方式平息起義，但是由于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反而使起義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如同以往一樣，戰争的矛頭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對比較富足的部落。
與中國北方飽經戰争蹂躏的定居鄉鎮相比，這些部落顯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
朝廷派出的軍隊往往都得自籌糧草，所以有時允許他們保留類似這種綏靖戰役的戰利品。
[24] 對于契丹人，夏州黨項一直保持着一種小心翼翼的态度。
944年，當遼軍準備南下進攻早先由契丹冊立的後晉政權時，李彜殷答應後晉，派遣4萬軍隊向東渡過黃河，進入契丹領土，以起牽制作用。
不管他是否這樣做了，總之，後晉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職銜。
948年，李彜殷派軍到達了延州邊界，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出兵，現在還不清楚。
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出兵是應一位叛亂将軍的秘邀來援助他的。
很可能李彜殷此舉是為了與他的對頭延州彰武節度使高允權作對。
當逼近一支後漢軍隊時，李彜殷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這次行動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次顯示它的實力（請比較母事變）。
作為對黨項的讓步，後漢朝廷949年将靜州劃歸定難軍管轄，并授予李彜殷中書令的榮譽頭銜，而夏州則向後漢獻馬作為回報。
當短命的後漢朝潰滅之後，興起了兩個相互對立的後繼國家，即北漢（951&mdash979年，位于太原）和後周（951&mdash960年），其中北漢與契丹有着密切的關系。
黨項人李彜殷最初與北漢和後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後還是正式承認了後周，與北漢的關系逐漸疏遠。
為了表示感謝，後周授予李彜殷隴西郡王的銜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過這個封号），并在954年冊封他為西平王，竭盡籠絡之能事。
[25]後來，夏州與後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誠摯的關系。
962年，黨項首領向開封獻馬300匹，以表示對宋朝為消滅北漢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mdash&mdash北漢最終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毀的。
在困擾夏州政治局勢的本地勢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獨立的和總是處在敵對立場的黨項部落，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
在東北部，其國土沿黃河與金朝相鄰；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門以外的地區；在北方，到達了戈壁南緣的額濟納（黑城）；而在南方，則抵達了青海湖畔的西甯和蘭州城。
西夏的首都中興位于黃河沿岸的賀蘭山腳下，黨項皇帝通過首都，統治着全國三百多萬人口。
除了作為主體民族的黨項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漢、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間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
當時并沒有禁止異族間通婚的法律條文，所以我們就很難對西夏境内的各個民族進行明确的界定。
黨項語、漢語和吐蕃語都是西夏官方認可的語言，并且都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雖然目前對于西夏行政機構的内部職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結構而言，西夏政權明顯屬于漢地的模式。
皇室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和内外貿易，稅收大多以實物來支付，主要限于畜牧業和灌溉農業的産品。
[1] 佛教是西夏的國教，佛教地位顯赫并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宮廷的慷慨保護。
黨項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種混合宗教，它屬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國&mdash尼泊爾風格的藝術品中，吐蕃密教和漢地大乘經典的傳統奇妙地糅合在了一起，這種風格通常被稱作&ldquo黑城&rdquo風格。
從現存的有關西夏的文字和實物資料中不難推斷，這種宗教極大推動了黨項文化，像《孝經》、《論語》、《孟子》之類的流傳久遠的漢文經典都有西夏文的譯本，西夏的政府官員和文人們往往将這些經典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當然他們同樣也喜歡閱讀一些莊子、老子、軍事論著、占蔔指南以及一些針對大衆倫理的佛教訓誡之類的著作。
作為信奉佛教的統治者，黨項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為神聖的偶像，同時也在其宮廷裡給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
[2] 對于黨項帝國而言，12世紀大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和平的時代，帝國在當時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戰争機器，而在一百多年前，為了維護自身的獨立地位，黨項人不得不經常與宋朝，有時也與遼朝展開殊死的戰鬥。
在遼朝崩潰之後（1125年），黨項統治者非常理智地與東方鄰人金朝保持了誠摯的關系，與高昌、龜茲、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蠻、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貿易夥伴，他們肯定也保持了類似的友好關系。
在蒙古入侵前夕，黨項國家在東亞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這個複雜而成熟的政權經曆了若幹世紀的風雨滄桑，它的王族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mdash618年），甚至更早的黨項。
獨立的黨項政權出現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ldquo大夏&rdquo政權，建國245年之後，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毀。
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統治家族的殘餘從蒙古人手中逃脫，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mdash&mdash雖然規模要小得多。
在明代，他們以&ldquo土司&rdquo的身份為明朝服務，直到1700年左右才壽終正寝。
據信，現代川西某地還居住着這個民族的後裔，他們所操的方言與西夏的語言有近親關系。
[3] 黨項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中，将黨項人稱作&ldquo黨項羌&rdquo，并将他們記述為漢代西羌的後裔。
自遠古以來，羌人就占據着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
在這一片地區的邊緣地帶，就是位于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都的地方，早期黨項和吐蕃的先民們大概都混雜居住在這一地區。
對黨項語言的研究證實，就分類而言，操黨項語的人可以歸為藏緬民族的古代成員。
而就其文化來說，黨項人則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許多特點。
&ldquoTangghut&rdquo（黨項）這個名字最初是在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中出現的，時間是在公元735年。
可以肯定，這個字最初必定是來源于某種阿爾泰語系的形式，此後很可能是通過中亞的媒介&mdash&mdash可能是于阗語或粟特語，從吐蕃的自稱衍生出來的。
後來，黨項（漢文中又作&ldquo唐古特&rdquo或&ldquo唐兀&rdquo）就成了北亞和中亞地區對于某些居住在安都&mdash&mdash青海湖，甚至甘肅地區的部落群體的通稱。
這個名稱一直使用到了19世紀。
在以後的漢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獻中，以及19、20世紀前往漢藏交界地區的西方探險家的傳記中，都廣泛使用了這個稱謂。
[4] 在他們自己的語言中，黨項人自稱為&ldquoMi&rdquo、&ldquoMi-ñiah&rdquo或&ldquoMiñag&rdquo（漢文作&ldquo緬藥&rdquo或&ldquo弭藥&rdquo），而&ldquoMi-ñag&rdquo，也是藏文中對黨項人的稱謂。
在7世紀唐史中曾明确記載，&ldquo其故地陷于吐蕃，其處者為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rdquo。
在以後的吐蕃文獻中，&ldquoMi-ñag&rdquo是指位于北方的一個王國，也就是青海湖以東及東北的那個地區。
到了最後，這個詞終于演變成了對整個西夏領土的稱謂。
在11世紀期間，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與宋朝宮廷的書信往來中，就是以這個名字來稱呼西夏的黨項人的。
到13、14世紀時，&ldquoMi-ñag&rdquo（漢文作&ldquo米納古&rdquo或&ldquo米納克&rdquo）這個詞就與&ldquo河西&rdquo（蒙古語&ldquoKhashin&rdquo）等同起來了，都被用來指稱原來西夏的臣民和屬地。
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傳說中出現的木雅和木納，也屬于&ldquoMi-ñag&rdquo的異稱。
總之，無論其來源如何，&ldquoMi-ñag&rdquo是一個得到廣泛應用的名稱，而它的種族和地理屬性迄今還不十分清楚。
[5] 黨項人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周邊地區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東亞大陸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mdash吐蕃、漢、突厥&mdash蒙古三種文化，對黨項文化的影響尤其重大。
在公元4世紀到7世紀期間，青海湖地區處在吐谷渾鮮卑政權的統治之下。
這個鮮卑政權的締造者吐谷渾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紀初年率部從東北遷徙到了青海湖地區，并創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權。
吐谷渾政權統治了羌人地區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圍水草豐美的牧地上過着遊牧生活，而且與當地上層人物結成了聯姻關系。
到隋代時（581&mdash618年），黨項人是作為吐谷渾屬部宕昌和鄧至的遺種出現在載籍中的。
他們的最初出現是在6世紀末葉，這個時間恰恰與突厥第一汗國的崩潰和唐朝的興起同時，所以說，黨項的出現與當時的形勢不無關系。
到628&mdash630年，唐朝軍隊擊潰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與吐谷渾的聯盟。
此後不久，新興的吐蕃政權的軍隊也開始從西南部進攻吐谷渾，并對黨項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渾在青海湖地區的地位，迫使衆多的黨項人逃離故土。
以上事件引發了一系列民族遷徙活動，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邊緣地區的民族開始大批湧向東方，尋求自己的居地。
其實早在584&mdash585年時，就有大批黨項部落在其首領拓跋甯叢的率領下歸順當時隋朝的邊疆當局，但是他們并沒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
[6]6、7世紀時，黨項社會是由&ldquo互不相統&rdquo的部落或&ldquo姓&rdquo組成的松散的聯合體構成的，部落或姓的區别（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夠召集的騎士數量為基準。
據漢文文獻記載，這時黨項部落的主要特點是&ldquo好為竊盜，常相陵劫，尤重複仇，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
要斬仇人，而後複常&rdquo。
一次軍事上的突發事件，就可能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否則，他們的相互間交往隻限于&ldquo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rdquo的習俗。
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馬、驢等家畜來維持，劫掠在客觀上增強了他們選擇自治地位的興趣，而這在促進獨立政權産生的同時，也束縛了它的發展。
[7]西夏政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黨項拓跋部及其聯盟創建的。
從一開始，拓跋就是一個最有名的黨項部族，與其他見于漢文史籍記載的早期黨項部族不同，拓跋氏毫無疑問是高貴的鮮卑姓氏，而且屬于後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渾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
基于以上事實，有些學者認為黨項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鮮卑上層，他們就像其先輩吐谷渾一樣，統治着大量的羌人。
其實早在11世紀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經提出了這種解釋，他自稱是源于後魏統治者的後裔。
但是其他現代學者認為，号稱與後魏皇室有親緣關系，不過是為了表明其統治集團合法地位的一種手段。
[8]在中國北方和内亞地區，拓跋這個名稱顯然曾經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較可信的，作為在政治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集團拓跋的情形是：最初與吐谷渾結為聯盟，然後擺脫吐蕃的統治，最終歸附唐朝。
到了西夏時期，又重複了類似的模式：與契丹結為聯盟，反對青唐（青海湖）吐蕃。
盡管與内地有過痛苦與長期不和的經曆，但是黨項始終與内地保持着密切的關系&mdash&mdash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密切關系。
歸附唐朝和定居鄂爾多斯 在唐朝軍隊628年收複鄂爾多斯地區之後，在黨項首領細封步賴的率領下，黨項人在628&mdash629年掀起了歸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
拓跋赤辭是一位強硬的黨項首領，他通過聯姻，與吐谷渾王慕容伏允結成了聯盟。
最初，拓跋赤辭拒絕了唐朝的招誘，到635年吐谷渾統治者自缢之後，拓跋赤辭及其追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撫慰，他才非常勉強地歸附了唐朝。
631年，黨項地區被分作了32個&ldquo羁縻&rdquo州，這些羁縻州屬于唐朝新設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轄範圍。
拓跋赤辭被任命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還将皇室的李姓賜予了拓跋赤辭，但是直到唐朝末年，黨項人才接受了這個姓氏。
其他黨項首領也都被任命為各自新設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刺史職務。
這樣一來，生息在青海湖以東、黃河源頭附近的河曲地區的大約34萬黨項人就全都處在唐朝的統治之下了。
大體與此同時，唐朝政權在鄂爾多斯地區安置了10萬歸附唐朝的東突厥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設立的羁縻府州之内。
在7世紀期間，唐朝一直在鄂爾多斯和陝西北部安置突厥殘部，同時，這裡也成了黨項和吐谷渾部族的居住地。
這時的吐谷渾政權已經衰落，638年，吐蕃開始了對吐谷渾的攻擊。
吐蕃王國向東北方的擴張，對黨項和其他生活在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到680年，吐蕃政權就已經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領土。
留下來的黨項人與其他種族的集團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稱為&ldquo弭藥&rdquo（藏文&ldquoMi-ñnag&rdquo；吐蕃人将歸附他們的吐谷渾人稱作&ldquoA-zha&rdquo）。
其他的黨項部落在拓跋氏的率領下，乞求唐朝當局允許他們放棄河曲地區水草豐美的故土，内徙唐朝。
移徙的黨項人被安置在慶州（今甘肅慶陽）境内，并重新組織成了幾個特别設置的羁縻州。
黨項羁縻州歸靜邊都督管轄，其實，靜邊都督就是由松州都督移植而來的。
緊接着，在692年開始了黨項人進入唐朝邊疆地區的第二次移徙浪潮。
據記載，這次重新安置的黨項人數量達20萬之多。
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鄂爾多斯南部的靈州與夏州之間新設置的10個羁縻州之内。
[9]到7世紀末年，在草原上興起了強大的東突厥第二汗國，此後，他們對鄂爾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區進行了多次擄掠活動。
721&mdash722年，正當唐朝與突厥達成協議，在朔方大規模開設邊市時，爆發了一場粟特人領導的、主要由已經歸附唐朝的突厥人發起的起義。
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靈、夏二州境内，他們的起義活動很快就蔓延到了整個鄂爾多斯地區，曆時一年多以後，唐朝才将這次起義鎮壓下去。
雖然有些黨項人也參加了起義，但他們的大首領拓跋思泰采取了支持唐朝軍隊的立場，并因此而得到了應得的獎賞。
[10]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辭的直系後裔，當時擔任靜邊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這裡的突厥人，促使他們棄牧就農，這次起義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發起來的。
不管怎麼說，由于起義的失敗，突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爾多斯地區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755年安祿山叛亂爆發時，黨項人就已經成為在黃河以南、鄂爾多斯邊緣地區占據支配地位的民族。
當東突厥第二汗國在744年崩潰後，草原的統治權過渡到了突厥屬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
此後，在草原南部、河西、鄂爾多斯以及唐朝各地區之間進行的有利可圖的馬匹和家畜貿易中，回鹘人就成了與黨項人争奪控制權的主要對手。
在安祿山叛亂期間（755&mdash763年）和随後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區時期，部分黨項人趁機掠奪邊疆地區的漢族居民點，或是與突厥人和吐谷渾人一起加入了當地叛亂行列。
後來，這些反叛的黨項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渾加入了吐蕃軍隊，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軍仆固懷恩的麾下（764&mdash765年）。
吐蕃人曾越過隴右（今甘肅），試圖占領唐朝的都城長安，其他一些主要居住在靈州和夏州的黨項部落采取了與吐蕃合作的态度，後來有些黨項人轉而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則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導，接受吐蕃的官職和銜号，并通過聯姻與吐蕃形成聯盟關系。
到765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權威，但是吐蕃在這時已經完全占據了隴右（河西與甘肅東部）。
唐朝政府計劃将各個不同的黨項部落以及黨項部落與吐蕃之間分離開來，根據這一計劃，唐朝政府對四分五裂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人口重新進行了安置。
與此同時，唐朝還采取緊急預防措施，以割斷吐蕃與鄂爾多斯部落居民間的商業聯系。
在這次重新安置的活動中，靜邊州和夏州六府黨項被移徙到了夏州以東、銀州（今陝西米脂）以北的地方。
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将軍拓跋朝光也因為他對唐朝的忠誠，被派回來撫綏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
[11]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辭的直系後裔。
雖然拓跋赤辭本人顯然并沒有得到靜邊都督這個職務，但是這一官職最終還是授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
黨項人的行政中心由慶州向北移到了銀州，在創建以夏州附近地區為基礎的政權的過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為他們帶來了榮耀。
在前吐蕃時期，有一批黨項人殘留在了慶州境内，其中主要為野利、把利和破醜三個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黨項首領也留在慶州，但我們既找不到他與拓跋朝光有關的材料，也不知道他與吐蕃有多深的關系。
這樣一來，就導緻了黨項部落的重新組合，黨項人被公開分為日後可能成為對立面的兩個不同的分支，當時将這兩支黨項人分别稱作平夏部（在夏州）和東山部（在慶州）。
[12] 雖然有些黨項人還在繼續與吐蕃勾結，但是其他的黨項人已經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動的目标。
鹽州，由于其地處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節度使官府所在地靈州，所以多年來一直是吐蕃與唐朝反複争奪的地區。
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爾多斯南部地區，并深入到了夏州，黨項刺史拓跋乾晖（拓跋朝光之子）放棄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
雖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離了夏州，但他們此後還在繼續從事掠奪鄂爾多斯居民的活動。
通過飼養牛羊、貿易活動以及掠奪定居的邊疆居民的活動，夏州以外的黨項部落在人口數量和物質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長，但他們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強盜。
在徒勞地想遏止唐朝官員的賄賂和渎職行為的同時，唐朝政府還不時地試圖禁止與這些部落間的私人貿易，停止以漢地絲綢和武器交換鄂爾多斯牛羊的違禁貿易活動。
[13] 周期性的鎮壓和報複性的掠奪，形成9世紀黨項與唐朝關系的一個鮮明特點，而這種情況則是由于唐朝對其邊緣地區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
頻繁的事變表明，黨項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長引起了唐朝邊疆官吏的貪欲，他們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規定來剝削黨項部落，或是公然掠奪黨項人的牲畜。
為了報複，黨項人經常在吐蕃的幫助下侵掠夏&mdash鹽地區的唐朝邊境州縣。
對唐政權及其軍隊來說，家畜的牧養和馬匹的供應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經營家畜和供應馬匹的活動轉由黨項人控制時，唐朝通往靈州的交通線便時時面臨着被阻斷的危險。
[14]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在846&mdash849年之間，最早出現了南山黨項這個名稱。
南山黨項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橫山附近山間谷地的黨項部落。
他們的首領後來被确認為野利氏的首領。
據記載，南山黨項比平夏黨項更貧窮，也更好鬥，他們是平夏黨項的世仇。
南山黨項很可能是來自慶州或鹽州的流亡者，他們被夾在了兩大勢力之間，在他們的北面是黨項平夏部，南面是唐朝，黨項與唐朝間相互争奪，都宣稱對這片邊境地區及其居民具有統治權。
[15] 唐朝的滅亡 通過9世紀後半期和1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的長期發展，在内亞草原和中國緩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組合。
840年左右，當吐蕃與回鹘帝國同時崩潰之後，在河西和鄂爾多斯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居無定所的搶劫集團。
最後有一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來，他們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領的庇護。
一個新的回鹘王國在甘州紮根，并在10世紀時逐漸将其勢力擴展到了相鄰的肅州和瓜州的綠洲。
當河西漢人張議潮在沙州組建了效忠唐朝的軍隊之後，吐蕃人在河西的影響進一步被削弱。
大約851年前後，張議潮遣使入朝謝恩，号稱歸義軍。
張議潮的地方政權一直存在到了10世紀，這時的歸義軍已經成了曹氏家族世襲統治之下的、獨立的河西漢人前哨基地。
沙州政權與甘州回鹘之間不時發生戰争，但是在10世紀初年，為了保證由中亞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時間裡保持通暢，雙方達成了臨時的妥協。
[16] 甘州回鹘也與吐蕃人占據支配地位的涼州政權保持着友好關系，沙州政權則通過聯姻與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聯系，因為對于沙州和于阗政權來說，吐蕃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盡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甘州以及涼州諸政權間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就是通過河西到達塔裡木盆地的轉輸貿易，通過貿易他們各自都可獲得大量的财富。
黨項影響的增長及其控制轉運貿易的野心，使他們的這些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雖然唐朝統治者已無力統治河西，但是他們對河西馬匹的需求并沒有因此而減弱，正相反，唐朝統治者對于來自河西的馬匹的依賴，在與黨項的關系中占據着中心地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國崩潰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節往往都是取道陰山，經陰山向南渡過黃河，通過鄂爾多斯到達夏州，然後再到唐朝都城。
黨項人這時已經在與唐朝的馬匹貿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選擇的這條道路穿越黨項地區，從而對黨項的地位構成了威脅。
840年以後，邊疆馬匹貿易道路向西遷移，途經靈州，這樣一來，黨項與回鹘在河西貿易的問題上又成了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居住在靈州路沿線的黨項部落脅迫唐朝使節，掠奪回鹘商隊，然後将戰利品賣給其他的部落。
對于唐廷來說，靈州向來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這裡又是唐朝采購馬匹的首選之地，所以黨項掠奪活動的後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軍隊來保證這條通道的安全。
9世紀末年，唐朝統治集團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這種形勢使西夏黨項的野心大大膨脹。
當875年黃巢起義爆發之後，唐朝北方與河西的聯系就中斷了。
早在873年，夏州資深的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就已經占領了宥州（靜邊以東，在今陝西），并自稱刺史。
880年末，當黃巢攻陷長安時，拓跋思恭率領新集結的漢&mdash黨項羌軍隊幫助效忠唐朝的武裝，将起義軍趕出了長安。
881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綏、銀節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義者），不久以後，就由代理轉為正式節度使。
882年，拓跋思恭管轄的地區改名為定難軍，這一地區包括了夏、綏、銀、宥四州之地。
後來又包括了靜邊，到了五代時，靜邊就成了靜州。
[17] 此後，拓跋思恭在其對手沙陀突厥首領李克用的領導之下，繼續支持唐朝的統一活動。
當黃巢在883年被擊敗之後，唐廷授予了這位黨項将軍幾個階位更高的職銜，并賜予唐朝國姓李，封夏國公。
黨項與沙陀最早相遇是在847年，當時吐蕃、黨項與回鹘大肆劫掠河西，唐廷在鹽州發動了一場讨伐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沙陀首領朱邪赤心（後改名李國昌）受命擔任前鋒。
後來，朱邪赤心因在鎮壓龐勳起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69年接受了唐朝賞賜的國姓。
在此後的十年裡，他不斷對緣邊地區的部落發動戰争，從而鞏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東北）的地位。
朱邪赤心至少在878年曾襲擊過黨項人。
黨項與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後是由于黨項原來的盟友吐谷渾的介入而被打破的。
到李國昌的兒子李克用時，沙陀終于擊潰了吐谷渾，将其統治權擴大到了整個山西北部地區。
[18] 與此同時，拓跋氏在唐朝的庇護之下，小心翼翼地擴充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勢力，以避免與沙陀之間的不必要的對抗，或者對李克用手下強大的沙陀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順。
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谏繼承了思恭的指揮權和其他的頭銜。
拓跋思恭的另外兩個弟弟後來也擔任了節度使職務，但是第二個弟弟投降了西川節度使王建，而王建在907年建立了前蜀政權。
在多年苦心經營的基礎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離開了鄂爾多斯地區，返回了與黨項故地相鄰的地區。
[19] 五代時期的黨項 在唐末争奪中國北方統治權的鬥争中，朱溫是一個強有力的争奪者。
907年朱溫後梁政權（907&mdash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滅亡。
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強大的獨立政權的統治者，905年，他與契丹結成聯盟，這樣就使夏州直接與東方敵對的鄰人對抗。
客觀形勢迫使黨項人必然與後梁乃至一切與沙陀&mdash契丹軸心相對立的勢力結成聯盟。
拓跋思谏死于908年，繼承權落入了他的養子，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彜昌的手中。
一年之後，李彜昌死于夏州軍隊發動的一次兵變，拓跋思恭家族大權旁落，繼承權轉由以李仁福為首的旁支掌握。
李仁福是李彜昌的叔叔，早先曾擔任過夏州軍隊的普通将領，他是被那些與他地位相當的将領們推舉出來擔任節度使的。
此後不久，夏州成功地抵禦了鳳翔、河西節度使李茂貞和李存勗聯軍的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後來一支後梁的援軍趕來解了圍，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階。
922年，李仁福向洛陽輸送了500匹馬，此舉可能就是對後梁幫助他抗擊沙陀的回報。
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兒子，正是他創建了後唐政權（923&mdash937年），後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個強大的獨立政權。
在這一時期，遼朝的建立者阿保機發動戰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邊疆地區的部落歸附，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黨項部落。
盡管有些黨項部落開始向遼廷稱臣納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夏州節度使與遼朝間在這時有了正式接觸。
李克用早年與阿保機建立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了923年。
這時，沙陀人建立的後唐已取代後梁，成為中國北部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權。
面對契丹日益增長的威脅，黨項首領李仁福不得已承認了新的後唐政權，以換取後唐對自己地位的認可，并接受了後唐冊封的更多封号，至924年，李仁福&ldquo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rdquo[20]。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沙陀與黨項的關系是非常誠摯的，但是沙陀人還是懷疑李仁福與契丹之間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聯盟，而懷疑的根據顯然隻是捕風捉影的謠傳。
正因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時，後唐朝廷就轉而試圖要由自己來直接統治夏州地區。
李仁福的兒子李彜超原來繼任了夏州定難軍節度使，後唐命令李彜超改任延州彰武軍節度，而由原來擔任彰武節度的粟特人安從進取代李彜超，任定難軍（夏州）節度使。
正如後唐朝廷所慮，這樣一種調換必定會嚴重威脅到黨項人的利益，從而引起激烈的反抗。
李彜超上言&ldquo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rdquo。
安從進在5萬兵士的護送下赴任，兵士們包圍了壁壘森嚴的夏州城。
黨項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聯盟的支持，這些部落将鄰近的農村搶奪殆盡，切斷了圍攻者的供給線。
相持了三個多月之後，後唐軍隊終于還是被迫撤退了。
李彜超向洛陽後唐朝廷上書謝罪，并正式被委任為定難軍節度使。
為了表示謝意，李彜超向後唐獻馬50匹。
[21]夏州繼續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
黨項人的财富當然主要是來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馬匹，尤其是黨項财富的重要來源。
對後唐統治者而言，如何能夠盡量縮減來往于洛陽的無窮無盡的外來馬匹貿易的巨額耗費，同時又保證軍隊馬匹的充足供給，往往使他們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在五代的有關記載中，清楚地反映了後唐明宗（926&mdash933年在位）面臨的這種窘境。
在洛陽的馬匹貿易者中，回鹘和黨項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黨項人以醉後聯袂歌舞來回報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爾多斯地區的轶聞趣事來取悅沙陀君主。
929年，後唐朝廷宣布，所有馬匹貿易轉由榷場交易，禁止外國商人前來京都。
但是這個計劃顯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禁令頒布之後，仍然保持着&ldquo番部羊馬，不絕于途&rdquo的局面。
[22] 除了從事貿易獲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靈州和慶州境内的黨項部落仍然是以劫奪來自西方的回鹘商隊為生。
932年，黨項部落殺害了一位回鹘使節，後唐邠州（陝西彬縣）刺史藥彥稠率領軍隊懲罰了這些部落。
次年，也就是933年，當安從進前往夏州赴任時，藥彥稠也率領一支軍隊相随。
很可能就是因為後唐統治者懼怕黨項與契丹通謀侵襲靈州附近地區，才在933年萌發了從夏州趕走李（拓跋）氏的想法。
933年戰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獨立于後唐之外。
在鄂爾多斯地區那些劫掠成性、仇殺成風的部落中，夏州黨項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國北部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央政權和東北地區迅速崛起的契丹國等更強大的政權之外，夏州黨項顯然也非常想擴大自身對于鄂爾多斯地區諸部落的影響。
李彜超死于935年，繼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資料說是他的哥哥）彜殷（因為與宋朝開國君主的廟諱相犯，後來改為彜興）。
直到967年去世為止，李彜殷統治夏州長達32年。
現存資料表明，就未來出現的西夏的發展，以及漢&mdash黨項關系而言，在李彜殷長期統治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某種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統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導緻了一場公開的戰亂。
李彜殷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彜敏密謀推翻他的哥哥。
陰謀敗露之後，李彜敏與其同盟者（包括一個弟弟）逃到了延州。
延州位于綏州以南340裡，這時屬後晉（936&mdash946年）控制。
後晉朝廷答應了夏州首領提出的送回叛亂者的請求，命令延州官員将李彜敏及同黨送返夏州，最後李彜敏被處以死刑。
李氏家族成員有二百多人與這次陰謀活動有牽連，結果在黨項内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
李彜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從宥州調往綏州，以替代李彜敏的位置。
此後不久，這一地區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殺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後漢（947&mdash950年）管轄的地區。
948年，李彜殷請求後漢朝廷允許他越界懲罰母羌部，但是被後漢拒絕。
[23]對于這次戰亂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書中都阙而不載。
幾年之後，慶州以北的野雞族在952&mdash953年聚衆起義，反抗慶州刺史的掠奪。
朝廷本來想以招撫的方式平息起義，但是由于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反而使起義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如同以往一樣，戰争的矛頭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對比較富足的部落。
與中國北方飽經戰争蹂躏的定居鄉鎮相比，這些部落顯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
朝廷派出的軍隊往往都得自籌糧草，所以有時允許他們保留類似這種綏靖戰役的戰利品。
[24] 對于契丹人，夏州黨項一直保持着一種小心翼翼的态度。
944年，當遼軍準備南下進攻早先由契丹冊立的後晉政權時，李彜殷答應後晉，派遣4萬軍隊向東渡過黃河，進入契丹領土，以起牽制作用。
不管他是否這樣做了，總之，後晉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職銜。
948年，李彜殷派軍到達了延州邊界，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出兵，現在還不清楚。
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出兵是應一位叛亂将軍的秘邀來援助他的。
很可能李彜殷此舉是為了與他的對頭延州彰武節度使高允權作對。
當逼近一支後漢軍隊時，李彜殷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這次行動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次顯示它的實力（請比較母事變）。
作為對黨項的讓步，後漢朝廷949年将靜州劃歸定難軍管轄，并授予李彜殷中書令的榮譽頭銜，而夏州則向後漢獻馬作為回報。
當短命的後漢朝潰滅之後，興起了兩個相互對立的後繼國家，即北漢（951&mdash979年，位于太原）和後周（951&mdash960年），其中北漢與契丹有着密切的關系。
黨項人李彜殷最初與北漢和後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後還是正式承認了後周，與北漢的關系逐漸疏遠。
為了表示感謝，後周授予李彜殷隴西郡王的銜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過這個封号），并在954年冊封他為西平王，竭盡籠絡之能事。
[25]後來，夏州與後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誠摯的關系。
962年，黨項首領向開封獻馬300匹，以表示對宋朝為消滅北漢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mdash&mdash北漢最終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毀的。
在困擾夏州政治局勢的本地勢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獨立的和總是處在敵對立場的黨項部落，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