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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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0世紀初葉遼朝的建立，是中國第二個并且更為廣泛的外族統治時期的開端。
這個時期長達近五百年，并在1279年蒙古征服全中國時達到頂點。
中國在以前還從未遭受過如此漫長的外族政治和軍事統治。
契丹人的遼朝、黨項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繼控制的中國疆土越來越大。
殘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對這些在中國國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認其為淩駕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将它們視為平等的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它們建立了長期的外交關系，并向它們提供歲币和貢物。
這樣的國家關系完全有悖于中國人的傳統世界觀念，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中國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周圍的其他民族和國家都應向它表示臣服。
北亞遊牧民族新興力量的最好說明，是遼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個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稱。
[2]在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語世界中，至今還用這個稱呼來稱中國。
契丹人實際上隻控制了中國一小部分邊緣地區，但是他們的統治延續了兩個多世紀。
由于其統治範圍東起高麗，西至阿爾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斷了中國與中亞和西亞的直接聯系。
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橫跨東西的契丹是中國的真正主人的結論。
這種對契丹長期統治的誤解和誇大，亦深印在同時代的亞洲人腦海中，直到遼朝滅亡之後，這種看法還延續了很長時間。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曆史的資料較少。
[3]漢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稱是在公元4世紀。
但是這些早期記載相互矛盾，很難确認這一名稱究竟指的是什麼民族。
一般認為契丹出自鮮卑宇文部，該部在2世紀以後控制着中國的東北邊疆。
345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國的更強大的鮮卑慕容部擊潰，分為三部，其中一部稱為庫莫奚，契丹亦屬其中。
388年，庫莫奚又分為庫莫奚（後來通常簡稱為奚）和契丹兩部。
魏收于554年完成的北魏史書《魏書》，是最早把契丹、庫莫奚和室韋視為獨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們都出自鮮卑。
[4]當時它們都是遊牧民族，契丹居于遼河（西拉木倫河）上遊的草原地區，即今天遼甯省和吉林省與内蒙古相鄰的西部地區；庫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區，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韋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與黑龍江西部相接地區。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個獨立的契丹族的名稱，還是這些人仍是稱為庫莫奚的一個大部落集團的一部分，至今還不清楚。
不僅如此，《魏書》中提到的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書中還以完全獨立的身份出現。
這些看似矛盾的記載，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寫史時能夠利用的資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長的北魏時期（386&mdash535年）這些部族正處于不斷的分化過程中的事實：契丹先從庫莫奚中分離出來，然後在合并其他原來獨立的部族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契丹族。
契丹被北魏的創建者拓跋部擊敗，淪為其屬部。
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擴張威脅下，契丹的大部分向東南遷移到遼河中遊地區。
進入6世紀時，契丹日益強大起來。
契丹及其鄰部的内部種族構成還不清楚。
毫不奇怪，漢文史料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幫助不大。
傳統中國史家對外族的記載，不注重其人種和詳述其族類.，而是注重外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
外族人受到關注，或是因為他們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聲望，或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威脅到中國的統一。
史家認定契丹與庫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鄰部奚、室韋均視為鮮卑的後人；後來又試圖将其與匈奴連在一起，匈奴在漢代時曾統治了整個北亞；由于這樣的溯源缺乏證據，所以我們難以确定這些民族的種族成分。
它們的名稱常常表示政治聯盟并以此與中國人接觸，而不是穩定的種族群體。
在北亞遊牧社會中，這種政治聯盟經常變化，總是在危急時刻由許多内部關系複雜的小部族結成軍事聯盟。
這些聯盟通常是很不穩定的，主要靠領袖人物的威望來維系，在強有力的領導下短期内實現共同目标和統一之後，又會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當代學者嘗試利用語言資料解決契丹的族源問題，但是對契丹語言的研究還不能提供有力的證據。
我們知道按照語言學的分類，契丹語屬于阿爾泰語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語言均屬于這一語系），但是在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語族中，還要加以選擇。
可供選擇的範圍很窄，我們知道的詞彙隻有區區二百餘個，其中一半列在14世紀才成書的《遼史》中。
不幸的是，《遼史》所列的詞彙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這些詞彙很容易從一種語言傳給另一種語言。
因為契丹長期處于有很強政治影響的操突厥語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屬民，然後臣服于突厥，最後臣服于回鹘（遼朝創建者的部落曾與其保持長期的通婚關系），所以許多部落名稱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來自突厥語。
我們所知的基本詞彙過少，而這些詞彙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詞，所以難以斷定契丹語是屬于蒙古語族還是屬于通古斯語族。
契丹人可能說的是一種受通古斯詞彙影響的早期蒙古語，也可能是受蒙古詞彙影響的通古斯語，不管是哪一種語言，都使用了許多突厥語借詞。
用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的資料同樣很難解釋契丹的族源問題，因為這些東西也很容易從其他民族借用。
我們不能指望這方面的資料對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結論，是因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幹燥草原和沙漠的廣闊地區，居住着操突厥語或操蒙古語的部落，東面是東北地區森林覆蓋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語族民族的家鄉。
契丹文化與它的一個鄰族有共同的特性，當然不足為怪。
但是，有一種文化特性支持《魏書》所說的契丹、奚和室韋同源的說法，這就是男子的發式。
契丹的男子将頭頂的頭發剃光，留下兩鬓的頭發垂至肩部或胸部。
奚和室韋都采用同樣的發式，據信他們共同祖先的鮮卑，也采用這樣的發式。
關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給我們的證據并不比語言資料多。
但是，契丹的先人顯然隸屬于稱為鮮卑的部落集團之中。
除此之外，都不過是推論。
契丹諸部在6世紀時還隻是一個弱小的聯盟。
553年，北齊大敗契丹，擄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許多牲畜。
[5]隋朝初年，契丹内部鬥争不斷，586年後不久，一些部落成為突厥人的屬民，其他部落臣服于隋朝。
《隋書》（成書于636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蠻族中最原始的部族，這一叙述反映的可能是契丹人還不穩定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他們的文化水平。
在和平時期，契丹各部各自為生，在其疆域内放養羊、馬畜群和狩獵。
隻是在有戰事的時候，他們的首領才聚在一起選舉一位臨時的領袖。
[6] 契丹諸部的政治命運主要取決于他們更為強大的鄰居和經常變化的力量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統治中國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東北、西北和其他地方的敵對鄰族。
在中國強大時，如5世紀在拓跋魏的統治下，契丹即被納入其政治控制之下；當中國衰弱時，契丹就成為其他遊牧民族的屬部，如突厥在6世紀取代柔然成為北亞的主人，契丹即成為其屬部。
東部的一些契丹部落甚至向以東北地區東南和朝鮮北部為中心的高麗稱臣。
然而，契丹人的臨時聯合亦能形成較強的軍事力量，605年契丹人對河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舉入侵，就是一個證明。
這引來了強大的隋的懲罰性征讨，使契丹蒙受巨大損失，其人口一時銳減。
[7] 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唐朝的興起，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唐不僅是強大的中原王朝，還在630年擊敗突厥後成為北方草原的霸主。
在這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漸被納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
623年，契丹的一個首領入觐長安；628年，在召開了一次部落首領會議後，另一個首領又到長安要求正式臣服。
在645年太宗征高麗時，一些契丹部落參加了唐軍的征戰；647年，以窟哥為首的大賀氏八部聯盟臣屬于唐朝。
[8] 我們難以确知窟哥是在危急時刻選舉出來的臨時領袖，還是按新方式選舉出來的終身領袖，或是通過承襲成為領袖。
628年率領部衆臣服的首領也是大賀氏的成員。
顯然到了7世紀40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經驗的突厥宗主的影響下，契丹的聯盟變得更加穩固和更具凝聚力。
唐廷決定通過強有力并忠于朝廷的世襲領袖間接控制契丹人。
為實現這一目标，窟哥被賜予唐朝的國姓&ldquo李&rdquo，并被任命為松漠都督，這是為間接管理契丹諸部特别設立的官員。
通過這些措施，唐廷希望确保窟哥與唐朝的合作及其屬下部民的服從。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順利，近一個世紀中，大多數契丹首領出自李（大賀）氏。
但是，與所有北亞的遊牧民族首領繼承方式一樣，繼承人并不總是首領的直系後裔，而經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親屬，如叔伯和兄弟，并且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領會議上&ldquo選舉&rdquo産生繼承人。
在統治者必須直接展示他的權威的社會裡，不可能容忍兒童、軟弱和無能的人成為統治者。
同樣的繼承方式延續到了遼朝。
在7世紀90年代以前，李氏的後人被唐廷封官加爵，并有數人成為唐軍的著名将領。
但是，唐與契丹間的關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7世紀末葉，唐對邊疆地區的控制有所削弱。
從高宗初年起，從塔裡木盆地到高麗，橫跨亞洲的唐軍逐漸退卻，采取守勢。
吐蕃人成為他們的主要戰略目标。
同時，在680年前後，突厥再度強大起來，并開始重構其草原霸主地位。
唐試圖征服高麗的行動以慘敗告終，在東北東部出現了一個新的國家&mdash&mdash震（後改稱渤海）。
最後，是契丹人試圖擺脫唐的監護。
696&mdash697年，被驕橫的唐朝地方長官的暴虐行為激怒的契丹首領李盡忠率部起兵，對河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深入唐境，攻占了幾座大城市，重創唐軍。
但是由于兩個原因，入侵失敗了。
突厥的可汗不願豢養出一個敵對的草原勢力，他從背後向契丹發起進攻，将其擊敗，擄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
此後當唐廷在697年調集新軍征讨契丹人時，最初參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
士氣低落的契丹軍潰散并被驅趕出來，傷亡慘重。
唐朝迅速地将契丹從其境中逐出，但卻沒有立即恢複對契丹的控制。
直到715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統治下唐的擴張再次加強後，契丹才又臣服于唐。
716年，仍是李（大賀）氏成員的契丹首領親自前往長安朝貢。
和以前一樣，契丹的首領們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号，為加強羁縻，唐将皇族的一位&ldquo公主&rdquo嫁給契丹的領袖，契丹統治氏族的成員則被送到長安去做&ldquo質子&rdquo。
唐朝又建立起了對契丹八部的間接統治。
其後的幾年，唐對契丹的影響達到了頂點。
但是，唐朝的控制沒有維持多久，由于契丹内部的争執，雙方的關系不久就開始發生變化。
盡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賀）氏的領導權還是削弱了。
一個名叫可突于的契丹部長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操縱着李氏王位繼承的立廢。
雖然他從未對李氏的世襲統治權提出過挑戰，也從未試圖取代他們的位置，但是他具有絕對權威。
8世紀20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粗暴對待。
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年返回後殺死契丹王，挾持契丹和奚叛唐，投靠了突厥。
雖然可突于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殺死，唐廷卻未能重建對契丹的控制權。
唐廷想為契丹選擇一位新領袖，但以失敗告終。
此外，契丹内部的紛争導緻了領導權的變化，唐廷支持的大賀氏，被一個新的統治氏族遙辇所取代，我們将在後面加以詳述。
745年，唐廷試圖用建立新通婚聯盟的辦法來恢複雙方的關系，但是沒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殺，契丹再叛，唐範陽（今北京）節度使安祿山随即企圖以武力征服契丹。
751年，安祿山攻入契丹境内，但是被打敗，損失慘重。
755年，他派出一支更強大和經過充分準備的軍隊再次進攻契丹。
這一次安祿山的軍隊取得了勝利，契丹人被擊潰。
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時候，安祿山自己亦叛唐，率軍攻入河北，在他的軍隊中，則包括了大量的契丹、奚和室韋騎兵。
中國卷入血腥和漫長的内争，這場長達十年的内戰使唐帝國陷入混亂，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唐朝再未完全恢複其統治。
許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韋人仍然效力于唐，尤其是在軍事方面效力。
一些原來歸屬于安祿山的契丹和奚人将領，後來降唐，并在河北藩鎮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叛亂之前擁有漢人人口350萬的成德藩鎮，762&mdash781年由一個奚人家族統治，其後782&mdash820年由三代契丹統帥統治，最後由一個回鹘家族世襲統治，直到唐朝滅亡。
與成德藩鎮同樣大小的魏博藩鎮，822&mdash826年由一個奚人統帥管轄。
我們不知道這些統帥與他們在唐境外的本部部民有什麼聯系，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軍隊和藩鎮的管理機構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人和奚人。
755年後契丹族的曆史更難叙述。
契丹人沒有像西方的吐蕃人那樣乘唐朝暫時衰弱的機會進攻唐朝和蠶食其土地。
可能是内部的争鬥和安祿山叛亂前進攻契丹造成的重大損失，極大地動搖了契丹聯盟的基礎。
無論如何，契丹人的疆界立即與強大的反叛王國的轄境相鄰。
契丹人不與之對抗，而是和平相處，并奉成功地取代了突厥成為北亞霸主的回鹘為宗主。
這并不意味着契丹切斷了與唐朝的所有關系。
契丹和奚都與以今天北京為基地的範陽（後改名盧龍）節度使保持着長期的特殊關系，此節度使習慣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職。
安祿山叛亂之後，處于半獨立狀态的盧龍節度使仍然保留着這一官職，并且履行其職責。
由于盧龍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其邊境比較安定，奚和契丹很少來侵擾。
契丹雖然臣屬于回鹘，但仍然定期向唐朝派遣貢使。
當貢使抵達盧龍鎮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時，節度使即選派幾十人前往長安，其他人則滞留幽州。
在756&mdash842年之間，我們所知道的這樣的使團至少有30個。
曆朝皇帝按慣例款待、酬謝貢使，但不再授予契丹首領唐朝官爵，因為唐廷已知道契丹是回鹘的屬部。
840年，草原上的回鹘汗國解體，此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
842年，契丹首領屈戍斷絕了以前與回鹘的朝貢關系，再次附唐，并要求得到武宗的正式冊封。
唐廷恢複了契丹以前的封号，以此作為其歸附的标志。
遺憾的是，唐朝史書關于唐與契丹關系的叙述在這個關鍵時刻終止了，亦沒有為9世紀最後十年的契丹提供更多的資料，而這一時期恰恰發生了許多導緻契丹走上建國之路的事件。
為接上這關鍵的一環，我們隻能依靠《遼史》，該書提供了此時統治契丹的遙辇可汗的世系（見下頁表6）。
《遼史》的編撰者承認這個世系不完全可信。
《遼史》還提供了遼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機所出的疊剌部的更為詳細的世系表（見圖表1）。
這個世系表可能早在10世紀40年代就編成了，它的編制當然是為了确立耶律皇族的正統地位。
可能是着眼于衆多的漢人臣民，契丹皇族宣稱自己是中國傳說中的英雄、中國農業保護神神農帝的後裔。
但是，這個中國式的神話遠沒有關于他們自己民族來曆的傳說重要。
按照這個傳說，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一次乘白馬沿老哈河而下，在老哈河與潢水（西拉木倫河）彙流處，遇到了一位駕青牛車的女子。
此地顯然是契丹和奚人的古代牧地。
奇首與該女子結婚，生了八個兒子，他們就是後來構成契丹族八部的祖先。
遼朝時期，在同一地區神聖的木葉山還供奉着奇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個兒子的像，并以白馬和青牛獻祭。
表6 遙辇諸可汗 *《遼史》指出安祿山叛亂後，可汗的繼承不是很清楚。
已經難以确定這個傳說有多麼古老，但是以八部成員作為契丹的核心在早期史料中已經出現，并且八個古代部落的傳統似乎從5世紀直到阿保機時代始終未被打破（甚至部落名稱都有一定程度的連續性）。
這個有關八個原始部落的傳說與建國前的選汗制度有密切關系。
每三年八個部落的酋長聚在一起，選舉（或确定連任）他們中的一位作為聯盟的可汗。
可汗的任期不是終身的，他可以被罷免和取代。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得惡意對抗其繼任者，并允許他安然返回自己的部落。
這樣的政治組織形式并不是契丹所獨有的，在其他北亞民族中也能發現。
這是一個确保領導權掌握在受到部落貴族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設計。
先是大賀氏，後是遙辇氏的&ldquo世襲&rdquo領袖，并不是由長子繼承權決定的簡單的世襲繼承。
由于本氏族有很多合格的候選人，領袖繼承不一定傳給年長的氏族成員，甚至不傳給年長的一代成員。
此外，這是一種經過其他部落集團首領選舉和定期确認的繼承制度。
遼朝的創建者阿保機不是居統治地位的遙辇氏族的成員，而是出自疊剌部（後來改名為耶律氏）。
為确定他取得領導權的合法性，官方的遼世系追溯的領導權從奇首可汗開始，直到耶律氏可信的祖先雅裡。
雅裡又被認定為可突于的同黨涅裡或泥禮，據說他殺死了大賀氏領袖李過折，此人是唐在734年可突于死後試圖确定的新領袖。
涅裡在大賀氏聯盟解體後把分崩離析的契丹各部重新組織起來，并在讓位給遙辇氏的阻午之前統治了契丹一段時間；遙辇氏的九代成員統治契丹，并且第一次采用了可汗的稱号。
同時，疊剌氏的涅裡的後人，也在聯盟中占據各種要職。
列出這些世系是要證明在雅裡/涅裡讓位給遙辇氏之前，疊剌部早已取得了領導權。
906年或907年，遙辇氏的最後一位可汗痕德堇或欽德因政績不佳被罷免，八部首領選舉疊剌部長、聯盟的軍事統帥（于越）阿保機取代他的位置。
舊秩序走到了盡頭。
阿保機起而争權的背景 不首先認真觀察9世紀末的國際形勢，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為北亞強大力量的崛起。
人們易于将契丹的崛起簡單地歸因于唐朝的衰落。
但是這隻是發生在9世紀末葉一系列複雜變化中的一部分。
9世紀40年代初回鹘帝國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擺脫了原領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紀以來由突厥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權力真空。
雖然為我們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國史家自然關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疆域包括傳統中國東北邊疆地區的強大王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廣闊的草原地區，然後才是東北地區。
契丹的進攻矛頭首先指向強大的鄰部奚和室韋。
奚和室韋被征服後，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長城以外的地區，随即轉向更強大的對手，先是遼東富裕、強大、組織良好的中原式王國渤海，接着就是中國本身。
重要的是撇開中國史家關于&ldquo野蠻的&rdquo遊牧民族與中國的&ldquo标準&rdquo關系的驕傲自大的說法&mdash&mdash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是整個人類世界無可争辯的文化、政治和道德中心&mdash&mdash而應該試圖從契丹人的眼光看待這種關系。
對契丹人來說，中國不單單是一個強大的鄰居或&ldquo先進&rdquo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來，中國還有巨大的、令人驚奇的财富，并且是大量各式各樣的商品的生産者。
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為遊牧民族不能自給自足），一些商品是契丹貴族需要的奢侈品，還有一些商品則能與鄰族貿易或者通過内亞與西方進行交易。
從安祿山叛亂以來，契丹看到了他們過去的宗主回鹘通過獲取唐廷為與其保持和平而賜予的大量金錢和為裝備騎兵而購買他們僅有的财富馬匹積聚了大量财富。
成群結隊的契丹人以&ldquo使者&rdquo的名義進入幽州，他們更急切地盼望有機會得到中國的商品，特别是精美的絲織品，而不是與中國先進文明的接觸；同時，把這些使者的大多數留在幽州的節度使，也确實向他們提供了貿易機會，首先是購買契丹的名馬。
在阿保機之前，契丹對唐朝還沒有領土野心。
他們要的是中國的财富，中國的産品，以及中國的俘虜，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虜。
當這些需求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時，他們就越過唐朝邊界進行突襲，将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價值的物品帶回本部。
在回鹘帝國滅亡後的幾十年中，契丹所面臨的中國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
9世紀40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個極強大的帝國，它的軍隊不斷給予契丹沉重的打擊，它的中央軍仍能對任何危險的邊鎮保持足夠的威懾力量。
契丹與之保持密切聯系的河北諸藩鎮，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權，但都從未認真嘗試過擺脫唐的控制。
但是，從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面對地方的混亂和大規模起義，唐朝的秩序迅速崩潰。
在884年黃巢的緻命性起義最終被鎮壓下去之後，唐廷已孤立于首都周圍地區，帝國被近50個藩鎮所分割，許多藩鎮甚至不再保持對唐廷的表面忠誠，所有藩鎮都是高度軍事化的。
形勢極不穩定，皇帝喪失了權力。
從9世紀90年代起，皇帝成為一個又一個北方軍閥操縱的傀儡。
890年之後契丹在與中國接觸和沖突時，面對的已經不是任何中央力量，而是一跨過邊界就遇到的諸藩鎮。
但是這并不意味中原的邊防突然變得軟弱無力。
唐朝長期依賴實際上獨立的河北藩鎮保衛東北邊疆，當中原日益軍事化時，各獨立藩鎮都很注意保持強大的軍隊。
惟一不同的是面臨壓力的邊疆諸鎮在危機出現時不再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是與其他藩鎮聯合，于是形成了一個經常變化的地方藩鎮臨時聯合的格局。
10世紀初，與契丹相鄰的邊境地區由兩大藩鎮控制（見地圖1）。
在西面今山西省的北部是以太原為治所的河東鎮。
這一要地從883年以來就控制在桀骜不馴的統帥李克用手中，此人在最終鎮壓黃巢起義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他和他藩鎮中的許多貴族是以勇猛和兇殘著稱的突厥沙陀人，因為7世紀以來，唐廷在這一地區安置了許多出自不同民族的部落。
9世紀90年代，李克用成為中國北方血腥權力争奪中的一個主要競争者。
雖然李克用暫時處于朱溫的庇護之下，但在10世紀20年代，他的後人還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後唐。
地圖1 契丹和中國北部，908年 在東部，契丹面對的是占據了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盧龍鎮。
盧龍鎮像其他河北藩鎮一樣，在世襲首領統治下保持了150年的半獨立狀态，不向長安的政府交納賦稅，拒絕接受唐廷在其控制區域内任命的官員。
以幽州為中心的盧龍鎮獨立性更強，因為這一地區的反唐意識已有很長的曆史。
從895年到907年，盧龍鎮由強悍、好戰的統帥劉仁恭統治，他是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取得這一位置的。
盧龍鎮比其他河北藩鎮貧窮并且人口稀少，不能維持一支龐大的正規軍隊。
為保護其漫長的邊疆免受來自敵對的軍閥和部族的攻擾，它主要依賴組織良好的團結兵，特别是在北方邊疆地區。
盧龍的大多數士兵是本地人，許多家庭幾代在軍隊中服役。
[9]士兵作戰不是為了遙遠的朝廷和皇帝，而是為了他們的房屋和家庭。
他們以勇敢著稱，不僅挫敗了契丹的進犯，還在劉仁恭的率領下主動出擊，跨過邊界焚燒契丹人的牧場，擄獲人口，驅掠其馬、羊畜群。
9世紀末，唐朝的衰弱還不足以使契丹能夠聯合各部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倒是中央控制轉為農業區邊陲的河東、盧龍鎮控制後，藩鎮對契丹鄰人的強硬姿态，尤其是盧龍鎮的強硬姿态，加強了契丹人的團結。
唐的中央力量可能永遠消失了，但是中國的邊境地區還和以前一樣強大和軍事化。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阿保機出現了，帶領契丹各部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朝。
阿保機的興起 契丹的創建者是阿保機（872&mdash926年），後來追谥為遼太祖（907&mdash926年在位），盡管他在世時還沒有采用遼的國号。
872年，阿保機出身于疊剌部。
在阿保機死後幾年，疊剌部才以耶律為姓氏，但是史料中常将該部以前各代的成員亦錯誤地稱為耶律氏。
他們最初與其他契丹人一樣，除了在遼朝時與耶律氏通婚的蕭氏外，沒有姓氏。
9世紀末葉，疊剌部在契丹人中已經上升到顯著地位，僅次于可汗的氏族遙辇氏。
在疊剌部内部，首領（夷離董）的繼承不是直接從父親傳給兒子，而是遵循遊牧民族的慣例，兄弟比兒子更常繼承夷離堇的名号。
圖表1&ldquo阿保機的先世與耶律氏部族結構&rdquo顯示了疊剌部世系和首領的傳承，但是他們的實際傳承順序和時間已無可稽考。
疊剌部權力的建立不僅通過戰争和掠奪，還通過一個聯盟體制。
他們與另一個氏族（後來以蕭為姓）建立了複雜的聯姻關系，這個氏族源出回鹘，對中國邊疆地區有很深的了解。
阿保機的父親撒剌的（後來尊谥為德祖）任夷離堇時，契丹人開始從事更先進的農業，發展冶鐵和制鹽業，并且鼓勵紡織。
疊剌部的權力不僅限于本部，阿保機的伯父（耶律）釋魯已經成為可汗之下契丹人中最重要的官員，他是于越，類似首相并是所有契丹軍隊的統帥。
阿保機就是在這樣一個遊牧部落的指揮官中長大，這些指揮官已經經受過各種生活方式的磨煉，并且在他們的社會中聚集了許多漢人流民、俘虜和部落民。
阿保機是個身材高大和極聰慧的人，他似乎懂漢語，盡管在與他的契丹部下接觸時很少使用漢語，他擔心接受漢人的觀念會導緻他們喪失自己的特性和尚武精神。
阿保機的迅速崛起不僅是因為他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經常性沖突和征讨契丹鄰族時表現出來的果敢軍事行為。
9世紀末，他成為可汗親兵的指揮官撻馬狘沙裡。
901年，阿保機被選為疊剌部夷離堇。
在任期間，他親自率軍多次北征室韋，東北進攻女真，南讨強大的奚。
902年，他領軍大舉進攻中國邊境的河東鎮。
此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正全力對付朱溫的進攻，朱溫已經逐步穩定了他在中國北方的統治，但901年和902年都在河東被李克用擊敗。
阿保機的這次進攻帶回了9.5萬名俘虜及大量的駝、羊、馬和牛。
903年，他再次攻入河東鎮北部，占領了幾個城市，得到大量的戰利品。
到903年年底，阿保機的注意力轉向盧龍鎮，攻掠今北京北面的邊境地區。
當年秋季，他被推選為統帥于越，年僅31歲。
阿保機連續不停地征戰。
904年、905年和907年，他連續北征室韋的黑車子部，906年兩次攻奚。
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當時集中在中國邊境上，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的強大力量對抗。
905年，[10]阿保機與他的更可怕的鄰居、中國北部的一個強大競争對手、河東鎮的沙陀統治者李克用舉行了一次和平談判。
阿保機率領7萬契丹和其他部族的騎兵，在雲州（今大同）與李克用相會，在這裡他們盟誓為兄弟，象征性地交換了戰袍和馬匹。
李克用當然是急于保證他北方邊境的安全，并希望新結成的軍事聯盟使他在正與朱溫進行的鬥争中處于有利地位；阿保機則希望李克用在他與盧龍交戰時保持中立。
這次和約表明阿保機當時已被視為重要的力量，他的個人威望已經超過了名義上的統治者可汗。
至少在沿邊的漢人眼中，他已經是契丹人的領袖。
同時，盧龍邊境的戰争仍在繼續進行。
從903年到907年，盧龍邊境每年都受到攻擊。
在一次戰争中，節度使劉仁恭的一個養子被俘。
而劉仁恭則采用每年秋季越過邊境焚燒草地遏制契丹人放牧的方法進行報複。
在一次行動中，他們甚至俘虜了阿保機的一個妻兄。
這些反擊給契丹帶來很大困難，牲畜損耗，饑荒不斷，所以軟弱的痕德堇可汗不得不用大量的馬匹賄賂劉仁恭，請求他保留契丹人的牧場。
907年，痕德堇應被重選為可汗。
各部的首領恥于他對劉仁恭的妥協，将他罷免，推舉阿保機為可汗。
[11]阿保機任命從弟疊栗底繼任疊剌部夷離堇[12]，并以自己的弟弟剌葛統領耶律家族。
盡管有軍事上的成功，阿保機如不對他俘獲的民衆采取有建設性的策略，仍不能長久地維系對全體契丹人的統治。
他出征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另外的人力。
被征服的部落民成為他的部下并增加了他的追随者。
他們中的一些是純粹的牧民，但是其他人，尤其是來自奚和室韋的人，則是熟練的冶金工匠和其他工匠。
大多數漢人俘虜定居在阿保機自己的領地中，常住在被稱為&ldquo漢城&rdquo的地方。
早在902年就第一次出現了有關這種漢城的記載，當時阿保機還隻是疊剌部的夷離堇。
[13]這座東樓（龍化）城建在契丹始祖的傳統居地旁，安置從山西北部來的俘虜。
後來，幾百個被俘的女真家庭也在此城定居。
我們知道後來又建立了近四十個同類的城市，有些是阿保機的弟弟安端建的，有的是由其他貴族成員建的。
漢族人口的原籍常被提及，似乎同一戰役的俘虜經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
這些漢城都有城郭（為便于防禦居民均住在城内），按照中國矩形城市模式建造，四邊有門，有城樓、街道和帶鐘鼓樓的市場。
一些城中還有孔子廟和佛寺、道觀，以及祖廟和驿站。
漢城不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也不是流放犯的居所，而是變成充滿活力的商業和制造業中心。
城中的許多漢人居民不是俘囚，而是從混亂的和受壓迫的中國邊疆各鎮自願跑來的流民。
這些居民，不管是自願的還是不自願的，對契丹的建國有很大的幫助。
[14] 阿保機的強大不僅來自俘虜，盡管這些俘虜起了重要的作用。
來自契丹各部的許多戰士加入了阿保機個人的衛隊，他逐漸建立起個人的權力基礎，這個基礎潛移默化地破壞了契丹人的傳統部落結構和各部之間的權力平衡。
顯然，他不僅能夠除掉舊統治者，還能埋葬舊的統治制度。
阿保機稱汗與登基 基本史書《遼史》告訴我們，阿保機于907年&ldquo即皇帝位&rdquo并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其他史料則含糊地把這一事件定在904年至922年之間。
[15]11世紀的《新五代史》對這一事件則給予不同的記載，認為當重新選舉到期時，阿保機拒絕放棄他的于越或可汗位置，并使契丹聯盟同他的追随者和漢人臣民們一起，建立起他自己的&ldquo部落&rdquo。
由《遼史》本身産生了更進一步的混亂，因為它在别處記述了916年的第二次登基儀式。
907年這一時間本身令人産生懷疑，因為它與唐的正式滅亡時間一緻。
從人們所熟知的他們強調遼王朝繼承的正統性這一角度而言，這是遼朝史學家選擇他們王朝開端的一個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
矛盾也許最好這樣進行解釋，即假定阿保機在907年成為無異議的契丹傳統意義上的領袖，而在916年，當他應再一次進行部落首領的重新選舉時，他卻舉行了一次皇位登基的正式儀式，即采用了帝号，并采取了某種中國傳統帝王的習慣服飾，以此宣布他與後梁的漢人統治者地位平等。
在這兩個重要年代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阿保機繼續進行平定各部落的戰争。
908年，他進攻了室韋。
910年和911年，奚人的暴動被鎮壓。
912年，他進攻了位于今天蒙古地區距其領土遙遠的西北邊界的阻蔔（或術不姑）。
915年，輪到了烏古（有人認為即弘吉剌）。
遼朝的疆土穩固地向西與西北擴張。
與此同時，與中國邊界地區的關系也極度緊張。
在盧龍，統治者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廢黜，後者繼續執行其父親對契丹的敵視政策。
909年，一支由蕭氏後族的一名成員率領的契丹軍隊深入河北，并在今天天津西南某地打敗了劉守光。
然而，劉的野心膨脹，911年他宣布自己為獨立的燕國皇帝（曾經是安祿山叛亂政權的名稱）并開始侵略鄰近地區以擴張他的領土。
可就在他稱帝的同一年，契丹占領了山海關西面的平州。
912年，阿保機親自率領一支軍隊進攻劉守光。
此後的一年，李存勗&mdash&mdash自他的父親李克用在908年死後，一直是河東的沙陀統治者，後來，他成為後唐的莊宗皇帝（923&mdash926年在位）&mdash&mdash對劉守光的擴張行為感到震驚，決定進行幹預，侵入盧龍并占領了其首府幽州。
劉守光被俘，燕國滅亡，盧龍被并入當時被稱為晉的沙陀版圖。
自此，李存勗有效地控制了與契丹領土接壤的全部邊界地區，并穩固地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權，該政權對由他父親的老對手朱溫于907年建立的以河南為中心的梁王朝構成巨大的威脅。
當然，阿保機曾與李克用結為兄弟，但後者從未原諒過他随後試圖與自己的仇敵、後梁皇帝朱溫建立友好關系。
控制了當時包括河北北部與河東地區的後晉強大地盤的李存勗，對契丹來說，是一個遠遠超過劉守光的更強大和更具威脅性的對手。
對阿保機來說幸運的是，李存勗對中原更抱有野心。
因而，契丹邊界暫時出現了難得的休戰狀态。
對阿保機來說，與其鄰居的關系是次要的，因為他面臨着在契丹人中間維持其最高權力這一主要問題。
在907年被推選為首領後，他試圖加強其絕對權威的計劃并非一帆風順。
最大的威脅來自于他的弟弟們與耶律氏的其他成員，他們已經成為遙辇氏瓦解後的契丹新貴族。
在傳統契丹社會中，可汗與部落酋長的繼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間進行的。
再者，慣例要求首領每三年重新選舉一次，那時，部落議事會的其他成員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選人也許會取代他。
在910年，當重新選舉到期時，阿保機沒有履行這一程序，他的兄弟們感到被剝奪了他們自身的繼承機會，故而試圖阻止他建立一個基于父傳子承的世襲王朝，因為這将會永遠結束他們自己當首領的要求。
其中最不滿的是阿保機最年長的弟弟剌葛。
911年四個弟弟發動了叛亂，而912年這四個弟弟策劃的另一次謀害阿保機的陰謀在實施之前被揭露。
913年，當阿保機的第二個三年可汗任期結束，而他又一次拒絕進行重新選舉時，由他的弟弟們、他的叔父與擔任疊剌部首領的族弟所發動的一次更為嚴重的叛亂爆發了，這次叛亂被更加血腥地鎮壓下去。
所有這些叛亂都失敗了，而且他們的失敗加速了阿保機集權的進程。
不過他還不是一個完全專制的君主，他依然完全受制于契丹部族制度，這使他不能輕而易舉地消滅所有的對手。
雖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處死，但他弟弟們的生命則被保留下來。
為了對弟弟們和其他旁系親屬進行補償并阻止在耶律氏中發生進一步的叛亂，阿保機将他們的家族合并為所謂的三父房，這包括了阿保機祖父的所有子孫，他們成為遼帝國特權親緣集團之一（見圖表1）。
但皇族内部對永久性繼承統治的不滿和有關繼承的鬥争遠沒有停止。
917年剌葛再次叛亂并逃到了幽州，在那裡，後晉王李存勗收留了他并授給他地方官職。
後來，當李存勗于923年成為後唐皇帝時，他處死了剌葛以作為對阿保機友好親善的表示。
918年，阿保機的另一個弟弟疊剌發動了又一次短暫的叛亂。
領導權的争奪與繼承問題經常在阿保機子孫中爆發。
916年，當應該再一次進行部落首領的重新選舉時，阿保機依然采取激烈步驟以加強其永久性權力。
首先，他舉行了一次漢式登基儀式，宣布自己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個年号[16]，以此宣稱他獨立于後梁（以前契丹采用它的紀年）并表示他現在處于與中原統治者平等的地位。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宣布他的長子倍（900&mdash937年，契丹名圖欲）為繼承人。
這就正式擯棄了他的弟弟們與其他氏族成員們的繼承權，也侵犯了部落長老按契丹傳統方式選舉他們首領的權利。
倍本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極不願意恢複契丹舊制。
建立中國式政權的另一個象征性舉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廟。
但對于這些嗜血成性與殘暴的鬥士來說，孔廟似乎是不相稱的，雖然少數契丹貴族已開始通曉漢字。
918年，阿保機開始了建設世襲政權的另一項步驟，他下令建造一個規模宏大的都城皇都，後來被稱為上京。
該城建立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臨潢（該地後來成為蒙古人的城市波羅城），那裡是契丹諸部落古老的中心地區。
為了建造該城，在農忙季節征集了大批勞力：阿保機還沒有掌握漢式的統治農業人口的要領。
據說，工程在百日之内就完成了，但實際上還持續了一段時間。
後來在同一年，他下令在都城建立了孔廟、佛寺和道觀。
阿保機臨終的那一年，都城又被擴建，一系列的宮殿與祖廟建立起來。
最後，都城的面積達到了方圓27裡，它按照标準的漢式設計，建立了城牆、城門、街衢、宮殿、官署、寺廟、驿舍等。
它實際上是一個雙重城市，其南面是一個單獨的漢城，有着密集的房舍與集市。
它還有為在北方貿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回鹘商人提供的特殊區域，以及為外國使臣居住的館驿。
我們不能準确地獲知該城擴建的時間，因為931年該城的部分城牆還重建過，而進一步的擴建在11世紀還在繼續進行。
那時，它還是五座京城中惟一的一座。
永久性都城的興建标志着阿保機政權組織集權化的迅速發展。
這時，阿保機似乎已經着手建立有遼一代的雙重行政管理體制，北面官負責管理統治地區的部族事務，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構建，負責定居人口特别是漢人的事務。
早在910年，阿保機就任命他的内兄蕭敵魯管理北面官系統。
這一發展于947年帝國正式分為北院和南院時達到頂點，但顯而易見，這一發展進程遠遠早于此時。
在阿保機以後的統治時代裡，被俘的漢人官員在發展行政管理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曾經作過盧龍地方财政官員的韓廷徽，确立了稅收制度并主要負責設計南面官的中原管理體制。
[17] 确定這一早期政府組織變化的發展年代是不可能的。
大概相當多的情況是因人而定和非正式的。
有了固定的都城，并不意味着開始具備像正式的中原王朝那樣帶有固定官署與宮廷的永久性政府組織。
相反，政府依然是皇帝的扈從，而宮廷則四處巡遊不定，每年往返行進于四季狩獵場所（捺缽）并不時地跟随皇帝進行經常性的戰役。
[18]&ldquo宮廷&rdquo是一個巨大的可移動性城市，它由帳篷組成，并由一長列牛拉四輪車來馱載。
扈從部分地靠他們營帳周圍的土地為生，當地居民有時被豁免賦稅以作為其補償。
至少在早期，都城的帝國宮殿還不是人們所期望的大片華麗建築，而是皇帝居住時所搭設的營帳地點。
916年和917年，阿保機又試圖插手中原事務。
當時，李存勗和後梁末帝（朱友貞）正在為争奪河北中部和南部而鏖戰。
阿保機趁機侵入李存勗在河東與河北北部的地盤。
917年，契丹圍困幽州達二百多天，最後隻是在李嗣源率領一支大軍從河東趕到後，才被趕走，李嗣源後來成為後唐的第二代皇帝明宗。
921年和922年，契丹又侵入河北，這次是應名義上依附于李存勗與河東沙陀首領的一個地方統治者之邀而來的。
他們輕而易舉地突破主要的邊界關口，控制了今天山海關（當時稱榆關）以東的一些中原領土，向南一直推進到鎮州。
這一次，李存勗親自調動一支軍隊擊退了他們。
在此之後不久，中原形勢發生了巨大轉折。
923年，李存勗最終消滅了後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後唐，從名義上恢複了唐朝。
他現在成為中原無可争議的主人，而後梁皇帝們則從未做到。
到925年，他已控制了除鄂爾多斯南面兩個小州（靈州和夏州）以外的整個中國北部，925年的秋冬季節，他又戰勝了四川的大國前蜀（見地圖2）。
此時，他已成為契丹難以對付的勁敵。
盡管仍有一些邊界沖突，但阿保機暫時保持中立，沒有進一步發動像917年那樣規模的戰争。
地圖2 契丹和中國北部，926年 相反，他将注意力轉向了北部和西部。
919年，烏古被最後征服。
接着在924年到925年，阿保機對草原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遠征，征服了漠北北部諸部落，一直到達鄂爾渾河畔的古回鹘都城窩魯朵城。
在他親自率軍向西進入準噶爾東部的同時，他還派出另一支軍隊向西南穿越沙漠，對位于戈壁與青藏高原之間定居于甘肅走廊西部的回鹘人建立起統治。
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在阿保機的次子德光（契丹名德堇，後成為遼朝太宗皇帝，927&mdash947年在位）的率領下，向南穿過戈壁，控制了陰山地區和鄂爾多斯東北角的諸部落人口，包括吐谷渾遺民及一些小黨項部落。
926年，擴張征服返回家園後僅僅一年，阿保機又發動了一次更富野心的遠征。
這次目标是強大的渤海國，它統治着東北地區東部直到沿海地帶的大片地區，在924年雙方有過邊界沖突。
渤海與阿保機的其他對手不同，它不是草原遊牧民族的部落聯盟，而是中國式的集權國家，它長期以來不僅與中原而且與高麗和日本保持着穩定的關系。
這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衆多的城邑，而且，至少在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農業人口。
然而，它在軍事上卻證明不是阿保機軍隊的對手。
它在兩個月内就滅亡了，它的國王與貴族被遷到契丹宮廷。
阿.保機沒有立即吞并其領土，而是改其名為東丹國并任命自己的長子、深受漢族影響的繼承人倍為國王。
東丹成為一個附屬國，但暫時保持了它自身機構的完整，甚至繼續使用它自己的年号。
阿保機對渤海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還不完全明了。
他也許考慮到尚未成熟的契丹統治制度還不足以應付治理大部分居住着定居人口、并擁有衆多城市的幅員遼闊的領土這一異常複雜的問題；他也許隻是希望避免招緻人口衆多且具有潛在敵對情緒的人民的怨恨；而且他也許希望為他自己選定的繼承人分配一塊永久性的封地，因為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那樣，契丹貴族并不擁護後者繼承自己的汗位。
滅亡渤海之後，阿保機看起來像是又恢複了向中原擴張的打算。
926年，後唐都城洛陽發生了一次宮廷政變。
李存勗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他的政權組織并不穩固。
926年年初，他在河南與河北的軍隊發動叛亂并殺死了他，擁立他的養子、來自河北的一位節度使李嗣源（廟号明宗，926&mdash933年在位）代替他（譯者注：李嗣源[明宗]不是李存勗[莊宗]的養子，而是李克用的養子）。
後唐的新皇帝派出一名叫姚坤的使臣向仍在渤海的阿保機通報他的登基。
姚坤後來詳細地記載了他被接見的情況，這一記載被保存下來。
從中我們獲知，阿保機宣稱他想要先占據幽州與河北，然後才能與後唐進行和解。
[19]當使臣抗議時，阿保機緩和下來，隻對鎮州與幽州&mdash&mdash比以前的盧龍鎮稍大一點&mdash&mdash提出領土要求。
但使臣仍然予以拒絕。
恰在此時，阿保機突然染病身亡。
在随之而來的紛亂中，這項侵略計劃被遺忘了，而如果他還在世的話，他顯然是要對河北發動大規模入侵的。
阿保機死時隻有54歲。
雖然他作為契丹領袖隻有20年，卻使契丹完成了從地區性的強大部落聯盟向具有良好組織的政權的變革，這一政權控制了漠北與東北的諸遊牧民族，以及以前渤海的領土。
他的國家容納了許多來自邊界地區的漢人，建造城邑安置他們，并鼓勵各種手工業與定居農耕，他基本上接受了政權需要雙重組織形式的思想，這樣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農業人口，又能用傳統方式統治他們領域内的遊牧民族。
阿保機鼓勵吸收中國的思想體系與其他方面的文化。
但同時他又極力維護契丹文化，這最突出地表現在為其民族創制文字上。
在他即位時，契丹人還沒有文字，漢字是惟一适用的記錄手段。
920年頒布了第一種契丹文字（&ldquo大字&rdquo，借用了與契丹語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對其影響很大的漢字），這種文字到阿保機統治末年已廣泛使用。
925年，當回鹘使臣訪問宮廷時，皇帝的弟弟疊剌（阿保機稱他為家族中最聰慧的人）受命接待他們，在學會他們的文字（拼音文字）後，發明了第二種文字&ldquo小字&rdquo。
這樣，到阿保機統治末期，雙重政治體制的運行成為可能。
在這種體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區用契丹文處理政務，記錄文件，而南方（漢人）地區既用漢文又用契丹文。
這有助于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嚴與文化特性，但也在契丹貴族精英中間播下了長期沖突的種子，他們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傳統社會的準則與習俗，而另一些人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與之差異很大的中國觀念與做法。
由阿保機所創建的國家&ldquo雙重&rdquo性質也許是有成效的，在契丹人越來越融入漢人世界的同時，他們卻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繼承危機與太宗朝 根據阿保機在916年所作的安排，在他死後，皇位應無可争議地自動傳給其指定繼承人耶律倍（900&mdash937年）。
[20]但事實并非如此。
倍溫文爾雅，是一位娴熟的畫家，他的部分作品後來成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一位會用契丹文和漢文寫作的有造詣的作家；一位擁有大規模私人圖書館并喜愛中國文化的藏書家；也是一位音樂、醫學與占蔔方面的專家&mdash&mdash但對于重視傳統的契丹首領們來說，這并不具有吸引力。
雖然阿保機的個人權威足以排除契丹人的一切習俗與慣例而使他成為繼承人，但後來似乎阿保機也意識到他的次子德光才是更佳人選，而一旦阿保機死去，很顯然皇位就不可能簡單地傳給倍了。
皇位繼承的決定性因素在于阿保機傑出的遺孀淳欽皇後（後尊為應天皇太後）。
她在阿保機生前就擁有巨大的權力，是
這個時期長達近五百年，并在1279年蒙古征服全中國時達到頂點。
中國在以前還從未遭受過如此漫長的外族政治和軍事統治。
契丹人的遼朝、黨項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繼控制的中國疆土越來越大。
殘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對這些在中國國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認其為淩駕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将它們視為平等的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它們建立了長期的外交關系，并向它們提供歲币和貢物。
這樣的國家關系完全有悖于中國人的傳統世界觀念，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中國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周圍的其他民族和國家都應向它表示臣服。
北亞遊牧民族新興力量的最好說明，是遼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個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稱。
[2]在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語世界中，至今還用這個稱呼來稱中國。
契丹人實際上隻控制了中國一小部分邊緣地區，但是他們的統治延續了兩個多世紀。
由于其統治範圍東起高麗，西至阿爾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斷了中國與中亞和西亞的直接聯系。
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橫跨東西的契丹是中國的真正主人的結論。
這種對契丹長期統治的誤解和誇大，亦深印在同時代的亞洲人腦海中，直到遼朝滅亡之後，這種看法還延續了很長時間。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曆史的資料較少。
[3]漢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稱是在公元4世紀。
但是這些早期記載相互矛盾，很難确認這一名稱究竟指的是什麼民族。
一般認為契丹出自鮮卑宇文部，該部在2世紀以後控制着中國的東北邊疆。
345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國的更強大的鮮卑慕容部擊潰，分為三部，其中一部稱為庫莫奚，契丹亦屬其中。
388年，庫莫奚又分為庫莫奚（後來通常簡稱為奚）和契丹兩部。
魏收于554年完成的北魏史書《魏書》，是最早把契丹、庫莫奚和室韋視為獨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們都出自鮮卑。
[4]當時它們都是遊牧民族，契丹居于遼河（西拉木倫河）上遊的草原地區，即今天遼甯省和吉林省與内蒙古相鄰的西部地區；庫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區，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韋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與黑龍江西部相接地區。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個獨立的契丹族的名稱，還是這些人仍是稱為庫莫奚的一個大部落集團的一部分，至今還不清楚。
不僅如此，《魏書》中提到的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書中還以完全獨立的身份出現。
這些看似矛盾的記載，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寫史時能夠利用的資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長的北魏時期（386&mdash535年）這些部族正處于不斷的分化過程中的事實：契丹先從庫莫奚中分離出來，然後在合并其他原來獨立的部族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契丹族。
契丹被北魏的創建者拓跋部擊敗，淪為其屬部。
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擴張威脅下，契丹的大部分向東南遷移到遼河中遊地區。
進入6世紀時，契丹日益強大起來。
契丹及其鄰部的内部種族構成還不清楚。
毫不奇怪，漢文史料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幫助不大。
傳統中國史家對外族的記載，不注重其人種和詳述其族類.，而是注重外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
外族人受到關注，或是因為他們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聲望，或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威脅到中國的統一。
史家認定契丹與庫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鄰部奚、室韋均視為鮮卑的後人；後來又試圖将其與匈奴連在一起，匈奴在漢代時曾統治了整個北亞；由于這樣的溯源缺乏證據，所以我們難以确定這些民族的種族成分。
它們的名稱常常表示政治聯盟并以此與中國人接觸，而不是穩定的種族群體。
在北亞遊牧社會中，這種政治聯盟經常變化，總是在危急時刻由許多内部關系複雜的小部族結成軍事聯盟。
這些聯盟通常是很不穩定的，主要靠領袖人物的威望來維系，在強有力的領導下短期内實現共同目标和統一之後，又會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當代學者嘗試利用語言資料解決契丹的族源問題，但是對契丹語言的研究還不能提供有力的證據。
我們知道按照語言學的分類，契丹語屬于阿爾泰語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語言均屬于這一語系），但是在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語族中，還要加以選擇。
可供選擇的範圍很窄，我們知道的詞彙隻有區區二百餘個，其中一半列在14世紀才成書的《遼史》中。
不幸的是，《遼史》所列的詞彙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這些詞彙很容易從一種語言傳給另一種語言。
因為契丹長期處于有很強政治影響的操突厥語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屬民，然後臣服于突厥，最後臣服于回鹘（遼朝創建者的部落曾與其保持長期的通婚關系），所以許多部落名稱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來自突厥語。
我們所知的基本詞彙過少，而這些詞彙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詞，所以難以斷定契丹語是屬于蒙古語族還是屬于通古斯語族。
契丹人可能說的是一種受通古斯詞彙影響的早期蒙古語，也可能是受蒙古詞彙影響的通古斯語，不管是哪一種語言，都使用了許多突厥語借詞。
用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的資料同樣很難解釋契丹的族源問題，因為這些東西也很容易從其他民族借用。
我們不能指望這方面的資料對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結論，是因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幹燥草原和沙漠的廣闊地區，居住着操突厥語或操蒙古語的部落，東面是東北地區森林覆蓋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語族民族的家鄉。
契丹文化與它的一個鄰族有共同的特性，當然不足為怪。
但是，有一種文化特性支持《魏書》所說的契丹、奚和室韋同源的說法，這就是男子的發式。
契丹的男子将頭頂的頭發剃光，留下兩鬓的頭發垂至肩部或胸部。
奚和室韋都采用同樣的發式，據信他們共同祖先的鮮卑，也采用這樣的發式。
關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給我們的證據并不比語言資料多。
但是，契丹的先人顯然隸屬于稱為鮮卑的部落集團之中。
除此之外，都不過是推論。
契丹諸部在6世紀時還隻是一個弱小的聯盟。
553年，北齊大敗契丹，擄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許多牲畜。
[5]隋朝初年，契丹内部鬥争不斷，586年後不久，一些部落成為突厥人的屬民，其他部落臣服于隋朝。
《隋書》（成書于636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蠻族中最原始的部族，這一叙述反映的可能是契丹人還不穩定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他們的文化水平。
在和平時期，契丹各部各自為生，在其疆域内放養羊、馬畜群和狩獵。
隻是在有戰事的時候，他們的首領才聚在一起選舉一位臨時的領袖。
[6] 契丹諸部的政治命運主要取決于他們更為強大的鄰居和經常變化的力量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統治中國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東北、西北和其他地方的敵對鄰族。
在中國強大時，如5世紀在拓跋魏的統治下，契丹即被納入其政治控制之下；當中國衰弱時，契丹就成為其他遊牧民族的屬部，如突厥在6世紀取代柔然成為北亞的主人，契丹即成為其屬部。
東部的一些契丹部落甚至向以東北地區東南和朝鮮北部為中心的高麗稱臣。
然而，契丹人的臨時聯合亦能形成較強的軍事力量，605年契丹人對河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舉入侵，就是一個證明。
這引來了強大的隋的懲罰性征讨，使契丹蒙受巨大損失，其人口一時銳減。
[7] 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唐朝的興起，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唐不僅是強大的中原王朝，還在630年擊敗突厥後成為北方草原的霸主。
在這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漸被納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
623年，契丹的一個首領入觐長安；628年，在召開了一次部落首領會議後，另一個首領又到長安要求正式臣服。
在645年太宗征高麗時，一些契丹部落參加了唐軍的征戰；647年，以窟哥為首的大賀氏八部聯盟臣屬于唐朝。
[8] 我們難以确知窟哥是在危急時刻選舉出來的臨時領袖，還是按新方式選舉出來的終身領袖，或是通過承襲成為領袖。
628年率領部衆臣服的首領也是大賀氏的成員。
顯然到了7世紀40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經驗的突厥宗主的影響下，契丹的聯盟變得更加穩固和更具凝聚力。
唐廷決定通過強有力并忠于朝廷的世襲領袖間接控制契丹人。
為實現這一目标，窟哥被賜予唐朝的國姓&ldquo李&rdquo，并被任命為松漠都督，這是為間接管理契丹諸部特别設立的官員。
通過這些措施，唐廷希望确保窟哥與唐朝的合作及其屬下部民的服從。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順利，近一個世紀中，大多數契丹首領出自李（大賀）氏。
但是，與所有北亞的遊牧民族首領繼承方式一樣，繼承人并不總是首領的直系後裔，而經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親屬，如叔伯和兄弟，并且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領會議上&ldquo選舉&rdquo産生繼承人。
在統治者必須直接展示他的權威的社會裡，不可能容忍兒童、軟弱和無能的人成為統治者。
同樣的繼承方式延續到了遼朝。
在7世紀90年代以前，李氏的後人被唐廷封官加爵，并有數人成為唐軍的著名将領。
但是，唐與契丹間的關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7世紀末葉，唐對邊疆地區的控制有所削弱。
從高宗初年起，從塔裡木盆地到高麗，橫跨亞洲的唐軍逐漸退卻，采取守勢。
吐蕃人成為他們的主要戰略目标。
同時，在680年前後，突厥再度強大起來，并開始重構其草原霸主地位。
唐試圖征服高麗的行動以慘敗告終，在東北東部出現了一個新的國家&mdash&mdash震（後改稱渤海）。
最後，是契丹人試圖擺脫唐的監護。
696&mdash697年，被驕橫的唐朝地方長官的暴虐行為激怒的契丹首領李盡忠率部起兵，對河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深入唐境，攻占了幾座大城市，重創唐軍。
但是由于兩個原因，入侵失敗了。
突厥的可汗不願豢養出一個敵對的草原勢力，他從背後向契丹發起進攻，将其擊敗，擄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
此後當唐廷在697年調集新軍征讨契丹人時，最初參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
士氣低落的契丹軍潰散并被驅趕出來，傷亡慘重。
唐朝迅速地将契丹從其境中逐出，但卻沒有立即恢複對契丹的控制。
直到715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統治下唐的擴張再次加強後，契丹才又臣服于唐。
716年，仍是李（大賀）氏成員的契丹首領親自前往長安朝貢。
和以前一樣，契丹的首領們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号，為加強羁縻，唐将皇族的一位&ldquo公主&rdquo嫁給契丹的領袖，契丹統治氏族的成員則被送到長安去做&ldquo質子&rdquo。
唐朝又建立起了對契丹八部的間接統治。
其後的幾年，唐對契丹的影響達到了頂點。
但是，唐朝的控制沒有維持多久，由于契丹内部的争執，雙方的關系不久就開始發生變化。
盡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賀）氏的領導權還是削弱了。
一個名叫可突于的契丹部長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操縱着李氏王位繼承的立廢。
雖然他從未對李氏的世襲統治權提出過挑戰，也從未試圖取代他們的位置，但是他具有絕對權威。
8世紀20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粗暴對待。
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年返回後殺死契丹王，挾持契丹和奚叛唐，投靠了突厥。
雖然可突于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殺死，唐廷卻未能重建對契丹的控制權。
唐廷想為契丹選擇一位新領袖，但以失敗告終。
此外，契丹内部的紛争導緻了領導權的變化，唐廷支持的大賀氏，被一個新的統治氏族遙辇所取代，我們将在後面加以詳述。
745年，唐廷試圖用建立新通婚聯盟的辦法來恢複雙方的關系，但是沒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殺，契丹再叛，唐範陽（今北京）節度使安祿山随即企圖以武力征服契丹。
751年，安祿山攻入契丹境内，但是被打敗，損失慘重。
755年，他派出一支更強大和經過充分準備的軍隊再次進攻契丹。
這一次安祿山的軍隊取得了勝利，契丹人被擊潰。
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時候，安祿山自己亦叛唐，率軍攻入河北，在他的軍隊中，則包括了大量的契丹、奚和室韋騎兵。
中國卷入血腥和漫長的内争，這場長達十年的内戰使唐帝國陷入混亂，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唐朝再未完全恢複其統治。
許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韋人仍然效力于唐，尤其是在軍事方面效力。
一些原來歸屬于安祿山的契丹和奚人将領，後來降唐，并在河北藩鎮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叛亂之前擁有漢人人口350萬的成德藩鎮，762&mdash781年由一個奚人家族統治，其後782&mdash820年由三代契丹統帥統治，最後由一個回鹘家族世襲統治，直到唐朝滅亡。
與成德藩鎮同樣大小的魏博藩鎮，822&mdash826年由一個奚人統帥管轄。
我們不知道這些統帥與他們在唐境外的本部部民有什麼聯系，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軍隊和藩鎮的管理機構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人和奚人。
755年後契丹族的曆史更難叙述。
契丹人沒有像西方的吐蕃人那樣乘唐朝暫時衰弱的機會進攻唐朝和蠶食其土地。
可能是内部的争鬥和安祿山叛亂前進攻契丹造成的重大損失，極大地動搖了契丹聯盟的基礎。
無論如何，契丹人的疆界立即與強大的反叛王國的轄境相鄰。
契丹人不與之對抗，而是和平相處，并奉成功地取代了突厥成為北亞霸主的回鹘為宗主。
這并不意味着契丹切斷了與唐朝的所有關系。
契丹和奚都與以今天北京為基地的範陽（後改名盧龍）節度使保持着長期的特殊關系，此節度使習慣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職。
安祿山叛亂之後，處于半獨立狀态的盧龍節度使仍然保留着這一官職，并且履行其職責。
由于盧龍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其邊境比較安定，奚和契丹很少來侵擾。
契丹雖然臣屬于回鹘，但仍然定期向唐朝派遣貢使。
當貢使抵達盧龍鎮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時，節度使即選派幾十人前往長安，其他人則滞留幽州。
在756&mdash842年之間，我們所知道的這樣的使團至少有30個。
曆朝皇帝按慣例款待、酬謝貢使，但不再授予契丹首領唐朝官爵，因為唐廷已知道契丹是回鹘的屬部。
840年，草原上的回鹘汗國解體，此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
842年，契丹首領屈戍斷絕了以前與回鹘的朝貢關系，再次附唐，并要求得到武宗的正式冊封。
唐廷恢複了契丹以前的封号，以此作為其歸附的标志。
遺憾的是，唐朝史書關于唐與契丹關系的叙述在這個關鍵時刻終止了，亦沒有為9世紀最後十年的契丹提供更多的資料，而這一時期恰恰發生了許多導緻契丹走上建國之路的事件。
為接上這關鍵的一環，我們隻能依靠《遼史》，該書提供了此時統治契丹的遙辇可汗的世系（見下頁表6）。
《遼史》的編撰者承認這個世系不完全可信。
《遼史》還提供了遼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機所出的疊剌部的更為詳細的世系表（見圖表1）。
這個世系表可能早在10世紀40年代就編成了，它的編制當然是為了确立耶律皇族的正統地位。
可能是着眼于衆多的漢人臣民，契丹皇族宣稱自己是中國傳說中的英雄、中國農業保護神神農帝的後裔。
但是，這個中國式的神話遠沒有關于他們自己民族來曆的傳說重要。
按照這個傳說，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一次乘白馬沿老哈河而下，在老哈河與潢水（西拉木倫河）彙流處，遇到了一位駕青牛車的女子。
此地顯然是契丹和奚人的古代牧地。
奇首與該女子結婚，生了八個兒子，他們就是後來構成契丹族八部的祖先。
遼朝時期，在同一地區神聖的木葉山還供奉着奇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個兒子的像，并以白馬和青牛獻祭。
表6 遙辇諸可汗 *《遼史》指出安祿山叛亂後，可汗的繼承不是很清楚。
已經難以确定這個傳說有多麼古老，但是以八部成員作為契丹的核心在早期史料中已經出現，并且八個古代部落的傳統似乎從5世紀直到阿保機時代始終未被打破（甚至部落名稱都有一定程度的連續性）。
這個有關八個原始部落的傳說與建國前的選汗制度有密切關系。
每三年八個部落的酋長聚在一起，選舉（或确定連任）他們中的一位作為聯盟的可汗。
可汗的任期不是終身的，他可以被罷免和取代。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得惡意對抗其繼任者，并允許他安然返回自己的部落。
這樣的政治組織形式并不是契丹所獨有的，在其他北亞民族中也能發現。
這是一個确保領導權掌握在受到部落貴族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設計。
先是大賀氏，後是遙辇氏的&ldquo世襲&rdquo領袖，并不是由長子繼承權決定的簡單的世襲繼承。
由于本氏族有很多合格的候選人，領袖繼承不一定傳給年長的氏族成員，甚至不傳給年長的一代成員。
此外，這是一種經過其他部落集團首領選舉和定期确認的繼承制度。
遼朝的創建者阿保機不是居統治地位的遙辇氏族的成員，而是出自疊剌部（後來改名為耶律氏）。
為确定他取得領導權的合法性，官方的遼世系追溯的領導權從奇首可汗開始，直到耶律氏可信的祖先雅裡。
雅裡又被認定為可突于的同黨涅裡或泥禮，據說他殺死了大賀氏領袖李過折，此人是唐在734年可突于死後試圖确定的新領袖。
涅裡在大賀氏聯盟解體後把分崩離析的契丹各部重新組織起來，并在讓位給遙辇氏的阻午之前統治了契丹一段時間；遙辇氏的九代成員統治契丹，并且第一次采用了可汗的稱号。
同時，疊剌氏的涅裡的後人，也在聯盟中占據各種要職。
列出這些世系是要證明在雅裡/涅裡讓位給遙辇氏之前，疊剌部早已取得了領導權。
906年或907年，遙辇氏的最後一位可汗痕德堇或欽德因政績不佳被罷免，八部首領選舉疊剌部長、聯盟的軍事統帥（于越）阿保機取代他的位置。
舊秩序走到了盡頭。
阿保機起而争權的背景 不首先認真觀察9世紀末的國際形勢，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為北亞強大力量的崛起。
人們易于将契丹的崛起簡單地歸因于唐朝的衰落。
但是這隻是發生在9世紀末葉一系列複雜變化中的一部分。
9世紀40年代初回鹘帝國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擺脫了原領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紀以來由突厥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權力真空。
雖然為我們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國史家自然關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疆域包括傳統中國東北邊疆地區的強大王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廣闊的草原地區，然後才是東北地區。
契丹的進攻矛頭首先指向強大的鄰部奚和室韋。
奚和室韋被征服後，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長城以外的地區，随即轉向更強大的對手，先是遼東富裕、強大、組織良好的中原式王國渤海，接着就是中國本身。
重要的是撇開中國史家關于&ldquo野蠻的&rdquo遊牧民族與中國的&ldquo标準&rdquo關系的驕傲自大的說法&mdash&mdash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是整個人類世界無可争辯的文化、政治和道德中心&mdash&mdash而應該試圖從契丹人的眼光看待這種關系。
對契丹人來說，中國不單單是一個強大的鄰居或&ldquo先進&rdquo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來，中國還有巨大的、令人驚奇的财富，并且是大量各式各樣的商品的生産者。
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為遊牧民族不能自給自足），一些商品是契丹貴族需要的奢侈品，還有一些商品則能與鄰族貿易或者通過内亞與西方進行交易。
從安祿山叛亂以來，契丹看到了他們過去的宗主回鹘通過獲取唐廷為與其保持和平而賜予的大量金錢和為裝備騎兵而購買他們僅有的财富馬匹積聚了大量财富。
成群結隊的契丹人以&ldquo使者&rdquo的名義進入幽州，他們更急切地盼望有機會得到中國的商品，特别是精美的絲織品，而不是與中國先進文明的接觸；同時，把這些使者的大多數留在幽州的節度使，也确實向他們提供了貿易機會，首先是購買契丹的名馬。
在阿保機之前，契丹對唐朝還沒有領土野心。
他們要的是中國的财富，中國的産品，以及中國的俘虜，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虜。
當這些需求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時，他們就越過唐朝邊界進行突襲，将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價值的物品帶回本部。
在回鹘帝國滅亡後的幾十年中，契丹所面臨的中國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
9世紀40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個極強大的帝國，它的軍隊不斷給予契丹沉重的打擊，它的中央軍仍能對任何危險的邊鎮保持足夠的威懾力量。
契丹與之保持密切聯系的河北諸藩鎮，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權，但都從未認真嘗試過擺脫唐的控制。
但是，從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面對地方的混亂和大規模起義，唐朝的秩序迅速崩潰。
在884年黃巢的緻命性起義最終被鎮壓下去之後，唐廷已孤立于首都周圍地區，帝國被近50個藩鎮所分割，許多藩鎮甚至不再保持對唐廷的表面忠誠，所有藩鎮都是高度軍事化的。
形勢極不穩定，皇帝喪失了權力。
從9世紀90年代起，皇帝成為一個又一個北方軍閥操縱的傀儡。
890年之後契丹在與中國接觸和沖突時，面對的已經不是任何中央力量，而是一跨過邊界就遇到的諸藩鎮。
但是這并不意味中原的邊防突然變得軟弱無力。
唐朝長期依賴實際上獨立的河北藩鎮保衛東北邊疆，當中原日益軍事化時，各獨立藩鎮都很注意保持強大的軍隊。
惟一不同的是面臨壓力的邊疆諸鎮在危機出現時不再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是與其他藩鎮聯合，于是形成了一個經常變化的地方藩鎮臨時聯合的格局。
10世紀初，與契丹相鄰的邊境地區由兩大藩鎮控制（見地圖1）。
在西面今山西省的北部是以太原為治所的河東鎮。
這一要地從883年以來就控制在桀骜不馴的統帥李克用手中，此人在最終鎮壓黃巢起義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他和他藩鎮中的許多貴族是以勇猛和兇殘著稱的突厥沙陀人，因為7世紀以來，唐廷在這一地區安置了許多出自不同民族的部落。
9世紀90年代，李克用成為中國北方血腥權力争奪中的一個主要競争者。
雖然李克用暫時處于朱溫的庇護之下，但在10世紀20年代，他的後人還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後唐。
地圖1 契丹和中國北部，908年 在東部，契丹面對的是占據了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盧龍鎮。
盧龍鎮像其他河北藩鎮一樣，在世襲首領統治下保持了150年的半獨立狀态，不向長安的政府交納賦稅，拒絕接受唐廷在其控制區域内任命的官員。
以幽州為中心的盧龍鎮獨立性更強，因為這一地區的反唐意識已有很長的曆史。
從895年到907年，盧龍鎮由強悍、好戰的統帥劉仁恭統治，他是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取得這一位置的。
盧龍鎮比其他河北藩鎮貧窮并且人口稀少，不能維持一支龐大的正規軍隊。
為保護其漫長的邊疆免受來自敵對的軍閥和部族的攻擾，它主要依賴組織良好的團結兵，特别是在北方邊疆地區。
盧龍的大多數士兵是本地人，許多家庭幾代在軍隊中服役。
[9]士兵作戰不是為了遙遠的朝廷和皇帝，而是為了他們的房屋和家庭。
他們以勇敢著稱，不僅挫敗了契丹的進犯，還在劉仁恭的率領下主動出擊，跨過邊界焚燒契丹人的牧場，擄獲人口，驅掠其馬、羊畜群。
9世紀末，唐朝的衰弱還不足以使契丹能夠聯合各部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倒是中央控制轉為農業區邊陲的河東、盧龍鎮控制後，藩鎮對契丹鄰人的強硬姿态，尤其是盧龍鎮的強硬姿态，加強了契丹人的團結。
唐的中央力量可能永遠消失了，但是中國的邊境地區還和以前一樣強大和軍事化。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阿保機出現了，帶領契丹各部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朝。
阿保機的興起 契丹的創建者是阿保機（872&mdash926年），後來追谥為遼太祖（907&mdash926年在位），盡管他在世時還沒有采用遼的國号。
872年，阿保機出身于疊剌部。
在阿保機死後幾年，疊剌部才以耶律為姓氏，但是史料中常将該部以前各代的成員亦錯誤地稱為耶律氏。
他們最初與其他契丹人一樣，除了在遼朝時與耶律氏通婚的蕭氏外，沒有姓氏。
9世紀末葉，疊剌部在契丹人中已經上升到顯著地位，僅次于可汗的氏族遙辇氏。
在疊剌部内部，首領（夷離董）的繼承不是直接從父親傳給兒子，而是遵循遊牧民族的慣例，兄弟比兒子更常繼承夷離堇的名号。
圖表1&ldquo阿保機的先世與耶律氏部族結構&rdquo顯示了疊剌部世系和首領的傳承，但是他們的實際傳承順序和時間已無可稽考。
疊剌部權力的建立不僅通過戰争和掠奪，還通過一個聯盟體制。
他們與另一個氏族（後來以蕭為姓）建立了複雜的聯姻關系，這個氏族源出回鹘，對中國邊疆地區有很深的了解。
阿保機的父親撒剌的（後來尊谥為德祖）任夷離堇時，契丹人開始從事更先進的農業，發展冶鐵和制鹽業，并且鼓勵紡織。
疊剌部的權力不僅限于本部，阿保機的伯父（耶律）釋魯已經成為可汗之下契丹人中最重要的官員，他是于越，類似首相并是所有契丹軍隊的統帥。
阿保機就是在這樣一個遊牧部落的指揮官中長大，這些指揮官已經經受過各種生活方式的磨煉，并且在他們的社會中聚集了許多漢人流民、俘虜和部落民。
阿保機是個身材高大和極聰慧的人，他似乎懂漢語，盡管在與他的契丹部下接觸時很少使用漢語，他擔心接受漢人的觀念會導緻他們喪失自己的特性和尚武精神。
阿保機的迅速崛起不僅是因為他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經常性沖突和征讨契丹鄰族時表現出來的果敢軍事行為。
9世紀末，他成為可汗親兵的指揮官撻馬狘沙裡。
901年，阿保機被選為疊剌部夷離堇。
在任期間，他親自率軍多次北征室韋，東北進攻女真，南讨強大的奚。
902年，他領軍大舉進攻中國邊境的河東鎮。
此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正全力對付朱溫的進攻，朱溫已經逐步穩定了他在中國北方的統治，但901年和902年都在河東被李克用擊敗。
阿保機的這次進攻帶回了9.5萬名俘虜及大量的駝、羊、馬和牛。
903年，他再次攻入河東鎮北部，占領了幾個城市，得到大量的戰利品。
到903年年底，阿保機的注意力轉向盧龍鎮，攻掠今北京北面的邊境地區。
當年秋季，他被推選為統帥于越，年僅31歲。
阿保機連續不停地征戰。
904年、905年和907年，他連續北征室韋的黑車子部，906年兩次攻奚。
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當時集中在中國邊境上，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的強大力量對抗。
905年，[10]阿保機與他的更可怕的鄰居、中國北部的一個強大競争對手、河東鎮的沙陀統治者李克用舉行了一次和平談判。
阿保機率領7萬契丹和其他部族的騎兵，在雲州（今大同）與李克用相會，在這裡他們盟誓為兄弟，象征性地交換了戰袍和馬匹。
李克用當然是急于保證他北方邊境的安全，并希望新結成的軍事聯盟使他在正與朱溫進行的鬥争中處于有利地位；阿保機則希望李克用在他與盧龍交戰時保持中立。
這次和約表明阿保機當時已被視為重要的力量，他的個人威望已經超過了名義上的統治者可汗。
至少在沿邊的漢人眼中，他已經是契丹人的領袖。
同時，盧龍邊境的戰争仍在繼續進行。
從903年到907年，盧龍邊境每年都受到攻擊。
在一次戰争中，節度使劉仁恭的一個養子被俘。
而劉仁恭則采用每年秋季越過邊境焚燒草地遏制契丹人放牧的方法進行報複。
在一次行動中，他們甚至俘虜了阿保機的一個妻兄。
這些反擊給契丹帶來很大困難，牲畜損耗，饑荒不斷，所以軟弱的痕德堇可汗不得不用大量的馬匹賄賂劉仁恭，請求他保留契丹人的牧場。
907年，痕德堇應被重選為可汗。
各部的首領恥于他對劉仁恭的妥協，将他罷免，推舉阿保機為可汗。
[11]阿保機任命從弟疊栗底繼任疊剌部夷離堇[12]，并以自己的弟弟剌葛統領耶律家族。
盡管有軍事上的成功，阿保機如不對他俘獲的民衆采取有建設性的策略，仍不能長久地維系對全體契丹人的統治。
他出征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另外的人力。
被征服的部落民成為他的部下并增加了他的追随者。
他們中的一些是純粹的牧民，但是其他人，尤其是來自奚和室韋的人，則是熟練的冶金工匠和其他工匠。
大多數漢人俘虜定居在阿保機自己的領地中，常住在被稱為&ldquo漢城&rdquo的地方。
早在902年就第一次出現了有關這種漢城的記載，當時阿保機還隻是疊剌部的夷離堇。
[13]這座東樓（龍化）城建在契丹始祖的傳統居地旁，安置從山西北部來的俘虜。
後來，幾百個被俘的女真家庭也在此城定居。
我們知道後來又建立了近四十個同類的城市，有些是阿保機的弟弟安端建的，有的是由其他貴族成員建的。
漢族人口的原籍常被提及，似乎同一戰役的俘虜經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
這些漢城都有城郭（為便于防禦居民均住在城内），按照中國矩形城市模式建造，四邊有門，有城樓、街道和帶鐘鼓樓的市場。
一些城中還有孔子廟和佛寺、道觀，以及祖廟和驿站。
漢城不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也不是流放犯的居所，而是變成充滿活力的商業和制造業中心。
城中的許多漢人居民不是俘囚，而是從混亂的和受壓迫的中國邊疆各鎮自願跑來的流民。
這些居民，不管是自願的還是不自願的，對契丹的建國有很大的幫助。
[14] 阿保機的強大不僅來自俘虜，盡管這些俘虜起了重要的作用。
來自契丹各部的許多戰士加入了阿保機個人的衛隊，他逐漸建立起個人的權力基礎，這個基礎潛移默化地破壞了契丹人的傳統部落結構和各部之間的權力平衡。
顯然，他不僅能夠除掉舊統治者，還能埋葬舊的統治制度。
阿保機稱汗與登基 基本史書《遼史》告訴我們，阿保機于907年&ldquo即皇帝位&rdquo并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其他史料則含糊地把這一事件定在904年至922年之間。
[15]11世紀的《新五代史》對這一事件則給予不同的記載，認為當重新選舉到期時，阿保機拒絕放棄他的于越或可汗位置，并使契丹聯盟同他的追随者和漢人臣民們一起，建立起他自己的&ldquo部落&rdquo。
由《遼史》本身産生了更進一步的混亂，因為它在别處記述了916年的第二次登基儀式。
907年這一時間本身令人産生懷疑，因為它與唐的正式滅亡時間一緻。
從人們所熟知的他們強調遼王朝繼承的正統性這一角度而言，這是遼朝史學家選擇他們王朝開端的一個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
矛盾也許最好這樣進行解釋，即假定阿保機在907年成為無異議的契丹傳統意義上的領袖，而在916年，當他應再一次進行部落首領的重新選舉時，他卻舉行了一次皇位登基的正式儀式，即采用了帝号，并采取了某種中國傳統帝王的習慣服飾，以此宣布他與後梁的漢人統治者地位平等。
在這兩個重要年代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阿保機繼續進行平定各部落的戰争。
908年，他進攻了室韋。
910年和911年，奚人的暴動被鎮壓。
912年，他進攻了位于今天蒙古地區距其領土遙遠的西北邊界的阻蔔（或術不姑）。
915年，輪到了烏古（有人認為即弘吉剌）。
遼朝的疆土穩固地向西與西北擴張。
與此同時，與中國邊界地區的關系也極度緊張。
在盧龍，統治者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廢黜，後者繼續執行其父親對契丹的敵視政策。
909年，一支由蕭氏後族的一名成員率領的契丹軍隊深入河北，并在今天天津西南某地打敗了劉守光。
然而，劉的野心膨脹，911年他宣布自己為獨立的燕國皇帝（曾經是安祿山叛亂政權的名稱）并開始侵略鄰近地區以擴張他的領土。
可就在他稱帝的同一年，契丹占領了山海關西面的平州。
912年，阿保機親自率領一支軍隊進攻劉守光。
此後的一年，李存勗&mdash&mdash自他的父親李克用在908年死後，一直是河東的沙陀統治者，後來，他成為後唐的莊宗皇帝（923&mdash926年在位）&mdash&mdash對劉守光的擴張行為感到震驚，決定進行幹預，侵入盧龍并占領了其首府幽州。
劉守光被俘，燕國滅亡，盧龍被并入當時被稱為晉的沙陀版圖。
自此，李存勗有效地控制了與契丹領土接壤的全部邊界地區，并穩固地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權，該政權對由他父親的老對手朱溫于907年建立的以河南為中心的梁王朝構成巨大的威脅。
當然，阿保機曾與李克用結為兄弟，但後者從未原諒過他随後試圖與自己的仇敵、後梁皇帝朱溫建立友好關系。
控制了當時包括河北北部與河東地區的後晉強大地盤的李存勗，對契丹來說，是一個遠遠超過劉守光的更強大和更具威脅性的對手。
對阿保機來說幸運的是，李存勗對中原更抱有野心。
因而，契丹邊界暫時出現了難得的休戰狀态。
對阿保機來說，與其鄰居的關系是次要的，因為他面臨着在契丹人中間維持其最高權力這一主要問題。
在907年被推選為首領後，他試圖加強其絕對權威的計劃并非一帆風順。
最大的威脅來自于他的弟弟們與耶律氏的其他成員，他們已經成為遙辇氏瓦解後的契丹新貴族。
在傳統契丹社會中，可汗與部落酋長的繼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間進行的。
再者，慣例要求首領每三年重新選舉一次，那時，部落議事會的其他成員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選人也許會取代他。
在910年，當重新選舉到期時，阿保機沒有履行這一程序，他的兄弟們感到被剝奪了他們自身的繼承機會，故而試圖阻止他建立一個基于父傳子承的世襲王朝，因為這将會永遠結束他們自己當首領的要求。
其中最不滿的是阿保機最年長的弟弟剌葛。
911年四個弟弟發動了叛亂，而912年這四個弟弟策劃的另一次謀害阿保機的陰謀在實施之前被揭露。
913年，當阿保機的第二個三年可汗任期結束，而他又一次拒絕進行重新選舉時，由他的弟弟們、他的叔父與擔任疊剌部首領的族弟所發動的一次更為嚴重的叛亂爆發了，這次叛亂被更加血腥地鎮壓下去。
所有這些叛亂都失敗了，而且他們的失敗加速了阿保機集權的進程。
不過他還不是一個完全專制的君主，他依然完全受制于契丹部族制度，這使他不能輕而易舉地消滅所有的對手。
雖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處死，但他弟弟們的生命則被保留下來。
為了對弟弟們和其他旁系親屬進行補償并阻止在耶律氏中發生進一步的叛亂，阿保機将他們的家族合并為所謂的三父房，這包括了阿保機祖父的所有子孫，他們成為遼帝國特權親緣集團之一（見圖表1）。
但皇族内部對永久性繼承統治的不滿和有關繼承的鬥争遠沒有停止。
917年剌葛再次叛亂并逃到了幽州，在那裡，後晉王李存勗收留了他并授給他地方官職。
後來，當李存勗于923年成為後唐皇帝時，他處死了剌葛以作為對阿保機友好親善的表示。
918年，阿保機的另一個弟弟疊剌發動了又一次短暫的叛亂。
領導權的争奪與繼承問題經常在阿保機子孫中爆發。
916年，當應該再一次進行部落首領的重新選舉時，阿保機依然采取激烈步驟以加強其永久性權力。
首先，他舉行了一次漢式登基儀式，宣布自己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個年号[16]，以此宣稱他獨立于後梁（以前契丹采用它的紀年）并表示他現在處于與中原統治者平等的地位。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宣布他的長子倍（900&mdash937年，契丹名圖欲）為繼承人。
這就正式擯棄了他的弟弟們與其他氏族成員們的繼承權，也侵犯了部落長老按契丹傳統方式選舉他們首領的權利。
倍本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極不願意恢複契丹舊制。
建立中國式政權的另一個象征性舉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廟。
但對于這些嗜血成性與殘暴的鬥士來說，孔廟似乎是不相稱的，雖然少數契丹貴族已開始通曉漢字。
918年，阿保機開始了建設世襲政權的另一項步驟，他下令建造一個規模宏大的都城皇都，後來被稱為上京。
該城建立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臨潢（該地後來成為蒙古人的城市波羅城），那裡是契丹諸部落古老的中心地區。
為了建造該城，在農忙季節征集了大批勞力：阿保機還沒有掌握漢式的統治農業人口的要領。
據說，工程在百日之内就完成了，但實際上還持續了一段時間。
後來在同一年，他下令在都城建立了孔廟、佛寺和道觀。
阿保機臨終的那一年，都城又被擴建，一系列的宮殿與祖廟建立起來。
最後，都城的面積達到了方圓27裡，它按照标準的漢式設計，建立了城牆、城門、街衢、宮殿、官署、寺廟、驿舍等。
它實際上是一個雙重城市，其南面是一個單獨的漢城，有着密集的房舍與集市。
它還有為在北方貿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回鹘商人提供的特殊區域，以及為外國使臣居住的館驿。
我們不能準确地獲知該城擴建的時間，因為931年該城的部分城牆還重建過，而進一步的擴建在11世紀還在繼續進行。
那時，它還是五座京城中惟一的一座。
永久性都城的興建标志着阿保機政權組織集權化的迅速發展。
這時，阿保機似乎已經着手建立有遼一代的雙重行政管理體制，北面官負責管理統治地區的部族事務，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構建，負責定居人口特别是漢人的事務。
早在910年，阿保機就任命他的内兄蕭敵魯管理北面官系統。
這一發展于947年帝國正式分為北院和南院時達到頂點，但顯而易見，這一發展進程遠遠早于此時。
在阿保機以後的統治時代裡，被俘的漢人官員在發展行政管理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曾經作過盧龍地方财政官員的韓廷徽，确立了稅收制度并主要負責設計南面官的中原管理體制。
[17] 确定這一早期政府組織變化的發展年代是不可能的。
大概相當多的情況是因人而定和非正式的。
有了固定的都城，并不意味着開始具備像正式的中原王朝那樣帶有固定官署與宮廷的永久性政府組織。
相反，政府依然是皇帝的扈從，而宮廷則四處巡遊不定，每年往返行進于四季狩獵場所（捺缽）并不時地跟随皇帝進行經常性的戰役。
[18]&ldquo宮廷&rdquo是一個巨大的可移動性城市，它由帳篷組成，并由一長列牛拉四輪車來馱載。
扈從部分地靠他們營帳周圍的土地為生，當地居民有時被豁免賦稅以作為其補償。
至少在早期，都城的帝國宮殿還不是人們所期望的大片華麗建築，而是皇帝居住時所搭設的營帳地點。
916年和917年，阿保機又試圖插手中原事務。
當時，李存勗和後梁末帝（朱友貞）正在為争奪河北中部和南部而鏖戰。
阿保機趁機侵入李存勗在河東與河北北部的地盤。
917年，契丹圍困幽州達二百多天，最後隻是在李嗣源率領一支大軍從河東趕到後，才被趕走，李嗣源後來成為後唐的第二代皇帝明宗。
921年和922年，契丹又侵入河北，這次是應名義上依附于李存勗與河東沙陀首領的一個地方統治者之邀而來的。
他們輕而易舉地突破主要的邊界關口，控制了今天山海關（當時稱榆關）以東的一些中原領土，向南一直推進到鎮州。
這一次，李存勗親自調動一支軍隊擊退了他們。
在此之後不久，中原形勢發生了巨大轉折。
923年，李存勗最終消滅了後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後唐，從名義上恢複了唐朝。
他現在成為中原無可争議的主人，而後梁皇帝們則從未做到。
到925年，他已控制了除鄂爾多斯南面兩個小州（靈州和夏州）以外的整個中國北部，925年的秋冬季節，他又戰勝了四川的大國前蜀（見地圖2）。
此時，他已成為契丹難以對付的勁敵。
盡管仍有一些邊界沖突，但阿保機暫時保持中立，沒有進一步發動像917年那樣規模的戰争。
地圖2 契丹和中國北部，926年 相反，他将注意力轉向了北部和西部。
919年，烏古被最後征服。
接着在924年到925年，阿保機對草原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遠征，征服了漠北北部諸部落，一直到達鄂爾渾河畔的古回鹘都城窩魯朵城。
在他親自率軍向西進入準噶爾東部的同時，他還派出另一支軍隊向西南穿越沙漠，對位于戈壁與青藏高原之間定居于甘肅走廊西部的回鹘人建立起統治。
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在阿保機的次子德光（契丹名德堇，後成為遼朝太宗皇帝，927&mdash947年在位）的率領下，向南穿過戈壁，控制了陰山地區和鄂爾多斯東北角的諸部落人口，包括吐谷渾遺民及一些小黨項部落。
926年，擴張征服返回家園後僅僅一年，阿保機又發動了一次更富野心的遠征。
這次目标是強大的渤海國，它統治着東北地區東部直到沿海地帶的大片地區，在924年雙方有過邊界沖突。
渤海與阿保機的其他對手不同，它不是草原遊牧民族的部落聯盟，而是中國式的集權國家，它長期以來不僅與中原而且與高麗和日本保持着穩定的關系。
這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衆多的城邑，而且，至少在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農業人口。
然而，它在軍事上卻證明不是阿保機軍隊的對手。
它在兩個月内就滅亡了，它的國王與貴族被遷到契丹宮廷。
阿.保機沒有立即吞并其領土，而是改其名為東丹國并任命自己的長子、深受漢族影響的繼承人倍為國王。
東丹成為一個附屬國，但暫時保持了它自身機構的完整，甚至繼續使用它自己的年号。
阿保機對渤海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還不完全明了。
他也許考慮到尚未成熟的契丹統治制度還不足以應付治理大部分居住着定居人口、并擁有衆多城市的幅員遼闊的領土這一異常複雜的問題；他也許隻是希望避免招緻人口衆多且具有潛在敵對情緒的人民的怨恨；而且他也許希望為他自己選定的繼承人分配一塊永久性的封地，因為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那樣，契丹貴族并不擁護後者繼承自己的汗位。
滅亡渤海之後，阿保機看起來像是又恢複了向中原擴張的打算。
926年，後唐都城洛陽發生了一次宮廷政變。
李存勗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他的政權組織并不穩固。
926年年初，他在河南與河北的軍隊發動叛亂并殺死了他，擁立他的養子、來自河北的一位節度使李嗣源（廟号明宗，926&mdash933年在位）代替他（譯者注：李嗣源[明宗]不是李存勗[莊宗]的養子，而是李克用的養子）。
後唐的新皇帝派出一名叫姚坤的使臣向仍在渤海的阿保機通報他的登基。
姚坤後來詳細地記載了他被接見的情況，這一記載被保存下來。
從中我們獲知，阿保機宣稱他想要先占據幽州與河北，然後才能與後唐進行和解。
[19]當使臣抗議時，阿保機緩和下來，隻對鎮州與幽州&mdash&mdash比以前的盧龍鎮稍大一點&mdash&mdash提出領土要求。
但使臣仍然予以拒絕。
恰在此時，阿保機突然染病身亡。
在随之而來的紛亂中，這項侵略計劃被遺忘了，而如果他還在世的話，他顯然是要對河北發動大規模入侵的。
阿保機死時隻有54歲。
雖然他作為契丹領袖隻有20年，卻使契丹完成了從地區性的強大部落聯盟向具有良好組織的政權的變革，這一政權控制了漠北與東北的諸遊牧民族，以及以前渤海的領土。
他的國家容納了許多來自邊界地區的漢人，建造城邑安置他們，并鼓勵各種手工業與定居農耕，他基本上接受了政權需要雙重組織形式的思想，這樣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農業人口，又能用傳統方式統治他們領域内的遊牧民族。
阿保機鼓勵吸收中國的思想體系與其他方面的文化。
但同時他又極力維護契丹文化，這最突出地表現在為其民族創制文字上。
在他即位時，契丹人還沒有文字，漢字是惟一适用的記錄手段。
920年頒布了第一種契丹文字（&ldquo大字&rdquo，借用了與契丹語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對其影響很大的漢字），這種文字到阿保機統治末年已廣泛使用。
925年，當回鹘使臣訪問宮廷時，皇帝的弟弟疊剌（阿保機稱他為家族中最聰慧的人）受命接待他們，在學會他們的文字（拼音文字）後，發明了第二種文字&ldquo小字&rdquo。
這樣，到阿保機統治末期，雙重政治體制的運行成為可能。
在這種體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區用契丹文處理政務，記錄文件，而南方（漢人）地區既用漢文又用契丹文。
這有助于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嚴與文化特性，但也在契丹貴族精英中間播下了長期沖突的種子，他們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傳統社會的準則與習俗，而另一些人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與之差異很大的中國觀念與做法。
由阿保機所創建的國家&ldquo雙重&rdquo性質也許是有成效的，在契丹人越來越融入漢人世界的同時，他們卻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繼承危機與太宗朝 根據阿保機在916年所作的安排，在他死後，皇位應無可争議地自動傳給其指定繼承人耶律倍（900&mdash937年）。
[20]但事實并非如此。
倍溫文爾雅，是一位娴熟的畫家，他的部分作品後來成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一位會用契丹文和漢文寫作的有造詣的作家；一位擁有大規模私人圖書館并喜愛中國文化的藏書家；也是一位音樂、醫學與占蔔方面的專家&mdash&mdash但對于重視傳統的契丹首領們來說，這并不具有吸引力。
雖然阿保機的個人權威足以排除契丹人的一切習俗與慣例而使他成為繼承人，但後來似乎阿保機也意識到他的次子德光才是更佳人選，而一旦阿保機死去，很顯然皇位就不可能簡單地傳給倍了。
皇位繼承的決定性因素在于阿保機傑出的遺孀淳欽皇後（後尊為應天皇太後）。
她在阿保機生前就擁有巨大的權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