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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本卷論題的四個政權，通常受到傳統的中國曆史學家的消極對待，它們都被視為中國曆史大轉彎處的阻礙。
每一個政權都由一個非漢族人的統治集團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時，它們都統治過一個包括衆多漢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國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漢族人長期統治的廣大地區。
這每一個政權，都向中國文化的整體性、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至上觀及其國際秩序觀提出了挑戰。
然而，這些政權顯然都取得了成功。
契丹人的遼朝比漢、唐以外任何一個先前的中國王朝存在的時間都長。
907年唐朝覆亡後的一個多世紀内，位于今陝西北部和甘肅境内的黨項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們在晚唐時獲得的地區性權力，并進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國，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了兩個多世紀。
在契丹政權崩潰兩個多世紀以後，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學家勉強承認了遼的正統王朝地位，但卻否認西夏具有這種資格；而在我們看來，它幾乎同樣具有這種資格。
這兩個政權都是長期存在的穩固的政權，堅定地植根于部分由漢人栖息達千年之久的地區内，都面對着一個敵對的漢人政權宋王朝而長存；後者在人口數量上以20比1超過它們，其經濟資源更是占有壓倒的優勢。
這兩個國家都通過戰争而使宋停戰，迫使宋承認了它們的存在以及作為獨立政權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為條件獲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個一向作為中國人世界的遙遠邊疆的地方出現，先是征服了遼，接着用強力控制了宋的整個中國北方地區。
契丹人和黨項人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包括漢人在内的多種族的邊疆政權，盡管漢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數并肯定是國家大量财富的生産者，但他們并不占有人數上的絕對優勢；而金帝國卻擁有急劇膨脹的3000萬至4000萬的漢族人口。
與契丹人和黨項人相比，女真人政權極有必要去适應傳統的政權方式。
它也是一個更貨真價實地聲稱是宋的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mdash&mdash另一個中國。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幾個王朝完全不同。
說到遼，它在中國的版圖，至少在其初期，不過是一個其政治中心始終位于它家鄉草原的政權所進行的近于附帶性擴張的産物。
女真人保持了他們在東北地區的部落領地，但很快他們實質上就變成了一個連其首都也建在中國的中國王朝。
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據了中國北方，而這不過是他們那意圖征服世界的軍事力量所進行的急速擴張的一部分，這一意圖導緻他們控制了從匈牙利和波蘭邊境直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
蒙古人關于&ldquo天下&rdquo的概念，遠遠超過了漢、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國政權所能夢想到的範圍。
一時間，中國不過成了一個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
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這整個國家置于蒙古人的統治之下時，蒙古人的帝國也随之破裂成若幹相互對立的汗國，但是中國&mdash&mdash此時是整個中國，其人口超過1億&mdash&mdash仍然僅是一個更大的帝國的一部分。
與前幾個政權不同的是，當中國的元政權崩潰時，蒙古人僅僅是撤回到了他們草原上的家鄉，在幾個世紀内依然是一股較強的力量。
這些政權的每一個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個也都在展示适應性的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特性。
他們在幾個世紀内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
舉例來說，北京一帶就被他們牢牢地掌握了達四個多世紀；而甘肅的西部地區，則是在外族人統治了六個世紀之後，才在明朝第一個皇帝時由漢人恢複了控制。
此外，整個中國北方也被非漢人統治了兩個多世紀。
盡管中國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斷擴大，還是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這些政權，把它們視為一個更為漫長的反向進程的一部分。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式的官僚統治方式成了東亞的政治規範，被那些漢人控制範圍以外的政權和那些傳統上非中國地區的政權所采納與适應。
這一發展可以追溯到高句麗，追溯到新羅和百濟的高麗王朝，追溯到7世紀以後統一的新羅以及7&mdash8世紀的日本。
作為一個穩固的東北國家的遼，是直接承自于遼東的渤海（719&mdash926年）的；在契丹人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對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獲得中原的十六州更為重要的步驟。
渤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五京，有一個構造精巧的漢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書面漢語的精英，有一種在唐帝國的邊疆出現并繁榮了兩個世紀的發達的文化。
[1]一個多少與此類似的南诏政權自8世紀初建立，它占據了現今的雲南。
[2]這兩個具有強烈獨立性的唐的&ldquo附屬政權&rdquo，表現出大體一緻的政治發展&mdash&mdash非漢人對中國制度的适應&mdash&mdash這是把鄰近的人民納入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體系的重大步驟的一個方面。
這種發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麗，還有越南&mdash&mdash它于10世紀初最終擺脫了中國人的統治，并以中國模式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3]&mdash&mdash這些民族有的在中國的地方行政管轄下生活了幾個世紀，當他們最終掙脫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時，都繼續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
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據着從未被中國王朝有效統治過的地區，但它們的民族也熟悉中國及其制度，當它們自身形成獨立國家時，也效仿熟悉的中國模式。
這各種不同的适應就出現在一個正發生根本性變革的世界中。
晚唐的力量平衡 傳統的中國曆史編纂學在涉及異族時的問題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變的理論去硬套不斷變化着的現實。
古老的&ldquo五服論&rdquo觀念幻想着這樣一個世界：中國，更确切些說是中國的王朝，在這個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統治人類，它是無可争議的權力的惟一合法的擁有者，這個權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
它周圍的民族，都是&ldquo番人&rdquo，他們并沒有充分參與中國文化，應該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願地服從皇帝，做他的臣屬；他們的國家應該是處于皇帝的道德權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實際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轄的範圍之外的一種周邊地帶。
這一模式無視多少個世紀以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堅持作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國的上流人物所想像的那樣。
建立在截然劃分中國人與番人的想像中的世界基礎上的這些看法的殘渣浮沫，在本卷所論述的這個時期之後的幾個世紀内，繼續在侵蝕着中國與其他民族的關系的基礎。
這個理論在遙遠的過去或許具有某種合理性，那時中國的周邊被那些文化發展水平較低、其政治組織結構松散而又不夠完整的民族所環繞。
但是到了唐代，這種情況最終發生了變化。
在隋朝時期，中國還隻有朝鮮半島北部和東北地區東南部的高句麗這樣一個鄰居可以馬馬虎虎宣稱為&ldquo國&rdquo，因為它主要為定居人口并具有穩定的制度。
其他所有從雲南直到河北邊境的邊疆民族都是部落民，他們中的很多人還過着半遊牧生活，沒有任何常設的大規模的政府機構，盡管在危機時期他們可以聯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潛在的威脅。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中沒有哪個民族擁有書面語言，隻有高句麗是例外，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國的。
到750年，這種狀況被完全改變：晚唐的中國被一些穩定的國家所包圍&mdash&mdash雲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肅和今新疆的漫長邊界上的極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國，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國及後來的回鹘汗國，東北的渤海，朝鮮半島的新羅，還有遠方的日本。
所有這些國家都有一批通曉書面語的精英，有的是以漢文作為其書面語，有的則是使用自己的書寫體系。
8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發生的事件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局面。
在安祿山叛亂的災難之後，唐朝軍隊放棄了他們遠在新疆的西部保護國，也放棄了位于今吐魯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國正規的文官機構管轄之下的廣大地區。
甘肅全境被吐蕃人占領。
從8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唐朝軍隊進入帕米爾地區，與大食的軍隊在拔汗那附近的但羅斯城作戰，并進攻南诏，試圖征服東北的契丹人。
763年以後，唐完全處于守勢，唐朝再也沒有派出遠征軍企圖征服任何一個鄰國。
甚至當9世紀50年代機會出現時，唐王室仍然謹慎小心地不打算收複喪失的西北各州。
8世紀末和9世紀初，一種新的穩定的國際形勢逐漸形成，在此形勢下，唐朝采用了外交與武力并重的方針，活躍于國際舞台上的其他成員也在盟約的基礎上逐漸結成了穩定的相互關系。
822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礎上最終會盟，從而也加入了這種國家間的體系。
中國從此不再是國際關系環繞的中心，盡管仍有使節和使團繼續定期拜訪長安。
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紛争不已，從而發展了他們自己的結盟與和約網絡；東北方的新羅、渤海和日本，通過把漢語作為共同語和采用從唐制中吸收的禮節，形成了另一個外交網絡。
這些網絡都沒有唐朝的直接參與。
840年時，中國的近鄰中惟一不具備國家形态的是契丹人和奚人的部落民族，這些人生活在今河北的北部和遼甯的西部，他們此時尚是回鹘可汗的藩屬，盡管也仍然與中國的朝廷維持着緊密和正常的關系。
840年左右，亞洲北部的穩定開始發生動搖。
首先，吐蕃王國驟然崩潰，能令人滿意的解釋是其國内原因所緻。
緊跟其後，回鹘帝國也土崩瓦解，回鹘人放棄了他們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孫，把他們在漠北的家遷到了新疆東部的吐魯番、哈密以及河西走廊。
他們的藩屬契丹人和奚人轉而效忠唐王朝。
到這個世紀末，中央權力的崩潰像疫病那樣在東亞蔓延：唐帝國被黃巢叛亂摧毀，從880年以後，這個帝國隻是保留着一個名号而已。
在907年唐朝正式覆亡前的很長時間内，中國實際上被衆多獨立的地方政權所分裂，它們互相争霸，戰争頻仍。
907年以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中國被分為十個之多的地區性國家。
到9世紀的最後幾年，日本的中央權力也開始坍塌；在朝鮮，新羅王國分裂成三個地區性的軍閥國家；在東北地區，渤海走向衰落；遠在西南的南诏也在分崩離析。
五代期間中國的支離破碎與東亞各地此時的發展是齊頭并進的。
與這一背景形成對照的是契丹人的遼國的出現。
就像人們有時指出的那樣，在唐朝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并非突然間被打破。
那一秩序在8世紀末已然不見蹤迹，它被改變成了某種全新的東西，被一種新穎的國際關系框架取而代之。
但是這一框架也在後來被打破，公元10世紀時，國際形勢在長達60年的時間裡變幻無常，到處都在發生政權的崩潰。
在這種近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态下，契丹人漸漸地、幾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國北方以及草原世界上那場軍閥政治争鬥的參加者，主宰這場争鬥是他們的首要目标。
此外，這種四分五裂的狀況延續了很多年。
就中國本身來說，政治分裂持續了将近一個世紀，從公元880年黃巢攻陷長安起，直到979年宋軍最終征服北漢。
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被多達九個或十個地區性國家所割裂；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
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着政治狀态，并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10世紀初不僅是中國北方軍事首領居于支配地位的時期，還是有很多地方軍閥為非漢人軍事首領&mdash&mdash尤其是沙陀突厥人&mdash&mdash的時期。
李克用在這批人中最為強大，他曾經充當鎮壓黃巢的工具，在907年唐朝正式滅亡前的很長時間内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實際上的統治者；在9世紀80&mdash90年代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持續不斷的内戰中，他是政權的競争者之一。
唐亡後，他的國家（号稱晉）成了一個獨立的實體。
921年，李克用的繼承人滅梁，重新統一了中國北方，建立了恢複舊名的後唐朝（923&mdash937年），自稱帝。
在1/4世紀中，整個中國北方都處于沙陀人統治之下，先是後唐，接着是其繼任者後晉（937&mdash946年）。
早在905年，李克用就已經與契丹人結成過一次短暫的聯盟。
到10世紀20年代，契丹人被吸收為具有充分資格的中國北方政治的參加者：後晉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将邊境的16個州連同其漢人人口都割讓給了契丹人。
就連中國南方各個獨立的朝廷也都乞求與契丹人結盟。
944&mdash947年，契丹人嘗試入侵中原，他們攻入後晉的國都，滅了後晉，并草草建立了一個他們的政權；但他們明智地認為風險太大而決定撤軍，把中國北方留給了另一個沙陀軍事王朝後漢（947&mdash950年）去掌握。
盡管作為一個王朝，這個政權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繼任者卻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将獨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年。
中國北方的大片地區就這樣多年處于沙陀人的統治之下；至于山西北部，則長達一個世紀。
但是沙陀人并不是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土地上的地方政權中惟一的外族首領。
西北地區在9世紀40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領區，而此時，它則被形形色色的地方軍閥所割裂：敦煌的漢人，吐魯番、甘州和肅州的回鹘人，涼州的吐蕃人，鄂爾多斯南部邊界的黨項人。
就像沙陀人那樣，黨項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為邊境要塞的地區内，并且在整個10世紀初的動蕩不安的歲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們的地方權力。
他們後來作為一個強大的多種族帝國的創建者而出現，這個帝國就是西夏，它在11世紀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區的所有割據性地方政權，同沙陀人一樣，黨項人也不是入侵中國領土的外來者，而是在深謀遠慮的管理方針下定居在唐朝版圖以内的非漢族人，他們長期以來就已是唐朝地方體制和軍事體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們所論述的主要政權中的兩個&mdash&mdash遼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9世紀末和10世紀初的政治與軍事動亂中去。
看看它們在唐代創建的邊疆秩序中是如何紮根的，這一點同樣重要。
邊界 中國傳統的曆史學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為闖入&ldquo中國人&rdquo領土的&ldquo外人&rdquo。
然而，這是一個錯誤的簡單化認識，應當将其永遠根除。
[4]無論現代的曆史地圖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樣，從未對北部邊界作出過任何明确的界定。
雖然人們有時也提到&ldquo長城&rdquo和一些仍然存在的早期城堡的遺迹，但這種說法隻是用來表達關于中國邊界的一種含糊不清的看法。
[5]從來就不存在一條連續不斷的防禦線或經過劃定的邊界。
倒是有一串設防的邊疆州和縣，戰略要地築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軍馬場、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處。
這是一個縱深防禦體系，其中堅力量由靈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強大的藩鎮軍隊所組成。
隻有在與吐蕃接壤的地區，才迫使唐朝維持着一個龐大而固定的防禦體系；也隻有在這一地區，才經常通過相互協商對有争議的地區作出劃定。
但是在北方，唐朝的控制是由邊疆各州的權限來明确的，它處于經常的變動之中。
這樣的&ldquo邊界&rdquo被唐初軍事政策的另一方面弄得更加模糊不定。
邊疆地區的部落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種複雜的契約和協定體系帶上了中國的政治軌道。
通過這一體系，他們被納入一種間接統治的制度中，在這一制度下，他們的酋長受到唐朝政府&ldquo羁縻&rdquo制的任命，被賜予封号、官爵、品級和俸祿。
為這些部落集團設置了羁縻州和都督府，受唐朝邊疆長官的監管。
他們事實上并沒有加入唐朝的政治體系；更确切地說，他們的酋長是根據民族習慣來統治他們的人民。
這種賜予他們中國封号的等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國的術語對當時的部落組織結構的正式認定，它能穩定地持續下去，不論是對那些部落酋長還是對唐朝政府說來，同樣都是一種既得利益。
這些部落酋長們還不時被賜予新的封号，并得到禮物和錢财以确保他們繼續效忠。
較大和較強的邊疆民族及其他們的最高首領甚至通過下列方式正式步入了唐朝的組織體系：賜他們以唐室的姓，這意味着他們已被接納為皇室的親族；他們的統治者與唐朝的公主通婚，建立同朝廷的姻親關系；他們未來的統治者作為&ldquo質子&rdquo到中原來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衛隊中擔任一個較長時期的侍衛官。
派往中原的使團，除了正式使節以外，常常包括大批顯赫的部落成員，這些人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中國通。
這些措施當然都不能使漢人對部落酋長們有多深的了解，但它們卻成功地使部落酋長們獲得了關于首都與朝廷、中國制度與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識，幫他們造就了少數通曉中國語言和習俗的有影響的人物。
唐代中國的近鄰中，沒有哪一個實際上是不了解中國的，總而言之，它們都選擇了中國模式去模仿。
由此看來，唐代中國的&ldquo邊界&rdquo概念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
它有一個外部環狀地帶，那裡的人民因為加入了納貢體系而成為&ldquo中國世界&rdquo的一部分；有一個在羁縻制間接統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環狀地帶；還有唐朝軍事防禦體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
在宜于從事長久性的農業與隻能支撐遊牧經濟的地區之間，當然還存在着一條恒久不變的&ldquo生态學邊界&rdquo，它限制了漢族農業人口擴張的可能性。
最後，還有一條有時極偶然地起到與生态學界線作用相同的邊界：即在那些多少同源的漢族人地區與其他人居住的地區之間的邊界。
在唐代，不論是軍事防禦體系的界線還是文官管理的界線，都不能代表種族的或文化的邊界。
大量非漢族人在這些邊界以内生活了許多個世紀，漢族人與其他種族集團雜居和通婚，其中一些人已經部分地或完全地融合。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至少在東漢時期當成千上萬的羌人、匈奴人、鮮卑人和其他邊疆民族大規模定居時就開始了。
在4&mdash5世紀，又有大批非漢族入侵者蜂擁而至。
人們習慣上認為這些民族迅速地向漢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但是在6世紀，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保持了他們自身強有力的種族的和文化的同一性，而居住在邊疆地帶的一些漢人卻在某些方面采用了非漢族生活方式。
初唐政府還讓一些較大的非漢族集團&mdash&mdash羌、黨項、吐谷渾、吐蕃、突厥、回纥、契丹，甚至來自中亞的粟特人&mdash&mdash定居在北部邊界的一些州中。
這些民族的人數多達幾十萬。
他們有的願意融合進來并選擇了農民的定居生活，盡管漢人強迫定居的嘗試遭到了另一些集團的激烈抵抗。
有一些人仍主要是牧民。
但他們對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們負責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場，可以為騎兵生産馬匹，并能畜養其他家畜。
在這些少數民族集團中，有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結構和自己的部落酋長。
他們中的很多男人被編入唐朝軍隊，主要是充任騎兵，他們自己的酋長就是他們的指揮官。
在今甘肅省，青
每一個政權都由一個非漢族人的統治集團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時，它們都統治過一個包括衆多漢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國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漢族人長期統治的廣大地區。
這每一個政權，都向中國文化的整體性、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至上觀及其國際秩序觀提出了挑戰。
然而，這些政權顯然都取得了成功。
契丹人的遼朝比漢、唐以外任何一個先前的中國王朝存在的時間都長。
907年唐朝覆亡後的一個多世紀内，位于今陝西北部和甘肅境内的黨項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們在晚唐時獲得的地區性權力，并進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國，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了兩個多世紀。
在契丹政權崩潰兩個多世紀以後，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學家勉強承認了遼的正統王朝地位，但卻否認西夏具有這種資格；而在我們看來，它幾乎同樣具有這種資格。
這兩個政權都是長期存在的穩固的政權，堅定地植根于部分由漢人栖息達千年之久的地區内，都面對着一個敵對的漢人政權宋王朝而長存；後者在人口數量上以20比1超過它們，其經濟資源更是占有壓倒的優勢。
這兩個國家都通過戰争而使宋停戰，迫使宋承認了它們的存在以及作為獨立政權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為條件獲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個一向作為中國人世界的遙遠邊疆的地方出現，先是征服了遼，接着用強力控制了宋的整個中國北方地區。
契丹人和黨項人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包括漢人在内的多種族的邊疆政權，盡管漢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數并肯定是國家大量财富的生産者，但他們并不占有人數上的絕對優勢；而金帝國卻擁有急劇膨脹的3000萬至4000萬的漢族人口。
與契丹人和黨項人相比，女真人政權極有必要去适應傳統的政權方式。
它也是一個更貨真價實地聲稱是宋的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mdash&mdash另一個中國。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幾個王朝完全不同。
說到遼，它在中國的版圖，至少在其初期，不過是一個其政治中心始終位于它家鄉草原的政權所進行的近于附帶性擴張的産物。
女真人保持了他們在東北地區的部落領地，但很快他們實質上就變成了一個連其首都也建在中國的中國王朝。
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據了中國北方，而這不過是他們那意圖征服世界的軍事力量所進行的急速擴張的一部分，這一意圖導緻他們控制了從匈牙利和波蘭邊境直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
蒙古人關于&ldquo天下&rdquo的概念，遠遠超過了漢、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國政權所能夢想到的範圍。
一時間，中國不過成了一個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
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這整個國家置于蒙古人的統治之下時，蒙古人的帝國也随之破裂成若幹相互對立的汗國，但是中國&mdash&mdash此時是整個中國，其人口超過1億&mdash&mdash仍然僅是一個更大的帝國的一部分。
與前幾個政權不同的是，當中國的元政權崩潰時，蒙古人僅僅是撤回到了他們草原上的家鄉，在幾個世紀内依然是一股較強的力量。
這些政權的每一個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個也都在展示适應性的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特性。
他們在幾個世紀内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
舉例來說，北京一帶就被他們牢牢地掌握了達四個多世紀；而甘肅的西部地區，則是在外族人統治了六個世紀之後，才在明朝第一個皇帝時由漢人恢複了控制。
此外，整個中國北方也被非漢人統治了兩個多世紀。
盡管中國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斷擴大，還是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這些政權，把它們視為一個更為漫長的反向進程的一部分。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式的官僚統治方式成了東亞的政治規範，被那些漢人控制範圍以外的政權和那些傳統上非中國地區的政權所采納與适應。
這一發展可以追溯到高句麗，追溯到新羅和百濟的高麗王朝，追溯到7世紀以後統一的新羅以及7&mdash8世紀的日本。
作為一個穩固的東北國家的遼，是直接承自于遼東的渤海（719&mdash926年）的；在契丹人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對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獲得中原的十六州更為重要的步驟。
渤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五京，有一個構造精巧的漢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書面漢語的精英，有一種在唐帝國的邊疆出現并繁榮了兩個世紀的發達的文化。
[1]一個多少與此類似的南诏政權自8世紀初建立，它占據了現今的雲南。
[2]這兩個具有強烈獨立性的唐的&ldquo附屬政權&rdquo，表現出大體一緻的政治發展&mdash&mdash非漢人對中國制度的适應&mdash&mdash這是把鄰近的人民納入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體系的重大步驟的一個方面。
這種發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麗，還有越南&mdash&mdash它于10世紀初最終擺脫了中國人的統治，并以中國模式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3]&mdash&mdash這些民族有的在中國的地方行政管轄下生活了幾個世紀，當他們最終掙脫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時，都繼續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
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據着從未被中國王朝有效統治過的地區，但它們的民族也熟悉中國及其制度，當它們自身形成獨立國家時，也效仿熟悉的中國模式。
這各種不同的适應就出現在一個正發生根本性變革的世界中。
晚唐的力量平衡 傳統的中國曆史編纂學在涉及異族時的問題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變的理論去硬套不斷變化着的現實。
古老的&ldquo五服論&rdquo觀念幻想着這樣一個世界：中國，更确切些說是中國的王朝，在這個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統治人類，它是無可争議的權力的惟一合法的擁有者，這個權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
它周圍的民族，都是&ldquo番人&rdquo，他們并沒有充分參與中國文化，應該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願地服從皇帝，做他的臣屬；他們的國家應該是處于皇帝的道德權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實際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轄的範圍之外的一種周邊地帶。
這一模式無視多少個世紀以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堅持作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國的上流人物所想像的那樣。
建立在截然劃分中國人與番人的想像中的世界基礎上的這些看法的殘渣浮沫，在本卷所論述的這個時期之後的幾個世紀内，繼續在侵蝕着中國與其他民族的關系的基礎。
這個理論在遙遠的過去或許具有某種合理性，那時中國的周邊被那些文化發展水平較低、其政治組織結構松散而又不夠完整的民族所環繞。
但是到了唐代，這種情況最終發生了變化。
在隋朝時期，中國還隻有朝鮮半島北部和東北地區東南部的高句麗這樣一個鄰居可以馬馬虎虎宣稱為&ldquo國&rdquo，因為它主要為定居人口并具有穩定的制度。
其他所有從雲南直到河北邊境的邊疆民族都是部落民，他們中的很多人還過着半遊牧生活，沒有任何常設的大規模的政府機構，盡管在危機時期他們可以聯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潛在的威脅。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中沒有哪個民族擁有書面語言，隻有高句麗是例外，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國的。
到750年，這種狀況被完全改變：晚唐的中國被一些穩定的國家所包圍&mdash&mdash雲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肅和今新疆的漫長邊界上的極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國，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國及後來的回鹘汗國，東北的渤海，朝鮮半島的新羅，還有遠方的日本。
所有這些國家都有一批通曉書面語的精英，有的是以漢文作為其書面語，有的則是使用自己的書寫體系。
8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發生的事件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局面。
在安祿山叛亂的災難之後，唐朝軍隊放棄了他們遠在新疆的西部保護國，也放棄了位于今吐魯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國正規的文官機構管轄之下的廣大地區。
甘肅全境被吐蕃人占領。
從8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唐朝軍隊進入帕米爾地區，與大食的軍隊在拔汗那附近的但羅斯城作戰，并進攻南诏，試圖征服東北的契丹人。
763年以後，唐完全處于守勢，唐朝再也沒有派出遠征軍企圖征服任何一個鄰國。
甚至當9世紀50年代機會出現時，唐王室仍然謹慎小心地不打算收複喪失的西北各州。
8世紀末和9世紀初，一種新的穩定的國際形勢逐漸形成，在此形勢下，唐朝采用了外交與武力并重的方針，活躍于國際舞台上的其他成員也在盟約的基礎上逐漸結成了穩定的相互關系。
822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礎上最終會盟，從而也加入了這種國家間的體系。
中國從此不再是國際關系環繞的中心，盡管仍有使節和使團繼續定期拜訪長安。
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紛争不已，從而發展了他們自己的結盟與和約網絡；東北方的新羅、渤海和日本，通過把漢語作為共同語和采用從唐制中吸收的禮節，形成了另一個外交網絡。
這些網絡都沒有唐朝的直接參與。
840年時，中國的近鄰中惟一不具備國家形态的是契丹人和奚人的部落民族，這些人生活在今河北的北部和遼甯的西部，他們此時尚是回鹘可汗的藩屬，盡管也仍然與中國的朝廷維持着緊密和正常的關系。
840年左右，亞洲北部的穩定開始發生動搖。
首先，吐蕃王國驟然崩潰，能令人滿意的解釋是其國内原因所緻。
緊跟其後，回鹘帝國也土崩瓦解，回鹘人放棄了他們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孫，把他們在漠北的家遷到了新疆東部的吐魯番、哈密以及河西走廊。
他們的藩屬契丹人和奚人轉而效忠唐王朝。
到這個世紀末，中央權力的崩潰像疫病那樣在東亞蔓延：唐帝國被黃巢叛亂摧毀，從880年以後，這個帝國隻是保留着一個名号而已。
在907年唐朝正式覆亡前的很長時間内，中國實際上被衆多獨立的地方政權所分裂，它們互相争霸，戰争頻仍。
907年以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中國被分為十個之多的地區性國家。
到9世紀的最後幾年，日本的中央權力也開始坍塌；在朝鮮，新羅王國分裂成三個地區性的軍閥國家；在東北地區，渤海走向衰落；遠在西南的南诏也在分崩離析。
五代期間中國的支離破碎與東亞各地此時的發展是齊頭并進的。
與這一背景形成對照的是契丹人的遼國的出現。
就像人們有時指出的那樣，在唐朝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并非突然間被打破。
那一秩序在8世紀末已然不見蹤迹，它被改變成了某種全新的東西，被一種新穎的國際關系框架取而代之。
但是這一框架也在後來被打破，公元10世紀時，國際形勢在長達60年的時間裡變幻無常，到處都在發生政權的崩潰。
在這種近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态下，契丹人漸漸地、幾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國北方以及草原世界上那場軍閥政治争鬥的參加者，主宰這場争鬥是他們的首要目标。
此外，這種四分五裂的狀況延續了很多年。
就中國本身來說，政治分裂持續了将近一個世紀，從公元880年黃巢攻陷長安起，直到979年宋軍最終征服北漢。
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被多達九個或十個地區性國家所割裂；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
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着政治狀态，并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10世紀初不僅是中國北方軍事首領居于支配地位的時期，還是有很多地方軍閥為非漢人軍事首領&mdash&mdash尤其是沙陀突厥人&mdash&mdash的時期。
李克用在這批人中最為強大，他曾經充當鎮壓黃巢的工具，在907年唐朝正式滅亡前的很長時間内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實際上的統治者；在9世紀80&mdash90年代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持續不斷的内戰中，他是政權的競争者之一。
唐亡後，他的國家（号稱晉）成了一個獨立的實體。
921年，李克用的繼承人滅梁，重新統一了中國北方，建立了恢複舊名的後唐朝（923&mdash937年），自稱帝。
在1/4世紀中，整個中國北方都處于沙陀人統治之下，先是後唐，接着是其繼任者後晉（937&mdash946年）。
早在905年，李克用就已經與契丹人結成過一次短暫的聯盟。
到10世紀20年代，契丹人被吸收為具有充分資格的中國北方政治的參加者：後晉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将邊境的16個州連同其漢人人口都割讓給了契丹人。
就連中國南方各個獨立的朝廷也都乞求與契丹人結盟。
944&mdash947年，契丹人嘗試入侵中原，他們攻入後晉的國都，滅了後晉，并草草建立了一個他們的政權；但他們明智地認為風險太大而決定撤軍，把中國北方留給了另一個沙陀軍事王朝後漢（947&mdash950年）去掌握。
盡管作為一個王朝，這個政權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繼任者卻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将獨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年。
中國北方的大片地區就這樣多年處于沙陀人的統治之下；至于山西北部，則長達一個世紀。
但是沙陀人并不是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土地上的地方政權中惟一的外族首領。
西北地區在9世紀40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領區，而此時，它則被形形色色的地方軍閥所割裂：敦煌的漢人，吐魯番、甘州和肅州的回鹘人，涼州的吐蕃人，鄂爾多斯南部邊界的黨項人。
就像沙陀人那樣，黨項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為邊境要塞的地區内，并且在整個10世紀初的動蕩不安的歲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們的地方權力。
他們後來作為一個強大的多種族帝國的創建者而出現，這個帝國就是西夏，它在11世紀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區的所有割據性地方政權，同沙陀人一樣，黨項人也不是入侵中國領土的外來者，而是在深謀遠慮的管理方針下定居在唐朝版圖以内的非漢族人，他們長期以來就已是唐朝地方體制和軍事體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們所論述的主要政權中的兩個&mdash&mdash遼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9世紀末和10世紀初的政治與軍事動亂中去。
看看它們在唐代創建的邊疆秩序中是如何紮根的，這一點同樣重要。
邊界 中國傳統的曆史學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為闖入&ldquo中國人&rdquo領土的&ldquo外人&rdquo。
然而，這是一個錯誤的簡單化認識，應當将其永遠根除。
[4]無論現代的曆史地圖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樣，從未對北部邊界作出過任何明确的界定。
雖然人們有時也提到&ldquo長城&rdquo和一些仍然存在的早期城堡的遺迹，但這種說法隻是用來表達關于中國邊界的一種含糊不清的看法。
[5]從來就不存在一條連續不斷的防禦線或經過劃定的邊界。
倒是有一串設防的邊疆州和縣，戰略要地築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軍馬場、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處。
這是一個縱深防禦體系，其中堅力量由靈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強大的藩鎮軍隊所組成。
隻有在與吐蕃接壤的地區，才迫使唐朝維持着一個龐大而固定的防禦體系；也隻有在這一地區，才經常通過相互協商對有争議的地區作出劃定。
但是在北方，唐朝的控制是由邊疆各州的權限來明确的，它處于經常的變動之中。
這樣的&ldquo邊界&rdquo被唐初軍事政策的另一方面弄得更加模糊不定。
邊疆地區的部落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種複雜的契約和協定體系帶上了中國的政治軌道。
通過這一體系，他們被納入一種間接統治的制度中，在這一制度下，他們的酋長受到唐朝政府&ldquo羁縻&rdquo制的任命，被賜予封号、官爵、品級和俸祿。
為這些部落集團設置了羁縻州和都督府，受唐朝邊疆長官的監管。
他們事實上并沒有加入唐朝的政治體系；更确切地說，他們的酋長是根據民族習慣來統治他們的人民。
這種賜予他們中國封号的等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國的術語對當時的部落組織結構的正式認定，它能穩定地持續下去，不論是對那些部落酋長還是對唐朝政府說來，同樣都是一種既得利益。
這些部落酋長們還不時被賜予新的封号，并得到禮物和錢财以确保他們繼續效忠。
較大和較強的邊疆民族及其他們的最高首領甚至通過下列方式正式步入了唐朝的組織體系：賜他們以唐室的姓，這意味着他們已被接納為皇室的親族；他們的統治者與唐朝的公主通婚，建立同朝廷的姻親關系；他們未來的統治者作為&ldquo質子&rdquo到中原來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衛隊中擔任一個較長時期的侍衛官。
派往中原的使團，除了正式使節以外，常常包括大批顯赫的部落成員，這些人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中國通。
這些措施當然都不能使漢人對部落酋長們有多深的了解，但它們卻成功地使部落酋長們獲得了關于首都與朝廷、中國制度與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識，幫他們造就了少數通曉中國語言和習俗的有影響的人物。
唐代中國的近鄰中，沒有哪一個實際上是不了解中國的，總而言之，它們都選擇了中國模式去模仿。
由此看來，唐代中國的&ldquo邊界&rdquo概念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
它有一個外部環狀地帶，那裡的人民因為加入了納貢體系而成為&ldquo中國世界&rdquo的一部分；有一個在羁縻制間接統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環狀地帶；還有唐朝軍事防禦體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
在宜于從事長久性的農業與隻能支撐遊牧經濟的地區之間，當然還存在着一條恒久不變的&ldquo生态學邊界&rdquo，它限制了漢族農業人口擴張的可能性。
最後，還有一條有時極偶然地起到與生态學界線作用相同的邊界：即在那些多少同源的漢族人地區與其他人居住的地區之間的邊界。
在唐代，不論是軍事防禦體系的界線還是文官管理的界線，都不能代表種族的或文化的邊界。
大量非漢族人在這些邊界以内生活了許多個世紀，漢族人與其他種族集團雜居和通婚，其中一些人已經部分地或完全地融合。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至少在東漢時期當成千上萬的羌人、匈奴人、鮮卑人和其他邊疆民族大規模定居時就開始了。
在4&mdash5世紀，又有大批非漢族入侵者蜂擁而至。
人們習慣上認為這些民族迅速地向漢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但是在6世紀，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保持了他們自身強有力的種族的和文化的同一性，而居住在邊疆地帶的一些漢人卻在某些方面采用了非漢族生活方式。
初唐政府還讓一些較大的非漢族集團&mdash&mdash羌、黨項、吐谷渾、吐蕃、突厥、回纥、契丹，甚至來自中亞的粟特人&mdash&mdash定居在北部邊界的一些州中。
這些民族的人數多達幾十萬。
他們有的願意融合進來并選擇了農民的定居生活，盡管漢人強迫定居的嘗試遭到了另一些集團的激烈抵抗。
有一些人仍主要是牧民。
但他們對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們負責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場，可以為騎兵生産馬匹，并能畜養其他家畜。
在這些少數民族集團中，有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結構和自己的部落酋長。
他們中的很多男人被編入唐朝軍隊，主要是充任騎兵，他們自己的酋長就是他們的指揮官。
在今甘肅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