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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東部的邊疆地區，陝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當時形成了一條由少數漢族居民和多數非漢族人雜居的寬廣的地帶，他們大多能和平相處；那裡還有一些從事屯田的駐軍，既有漢人也有非漢人，其居住地與當地的農民和半遊牧的牧民相鄰。
通婚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就這些民族的特征而言，遠未達到相互間的一緻，有些人以視自己為唐朝的子民為要，另一些人則強烈地信守着他們的部落傳統。
由此看來，即便是唐王朝權力的巅峰時期，企圖為它的北部邊界設想出一條現代意義上的截然劃分的國境線，明确地為主權地區作出界定并将不同的民族區分開來，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相反，那是一條寬闊的過渡地帶，在這個地帶内，所謂同一性、忠誠和權力都在不斷地改變着與沖擊着新的平衡。
880&mdash907年間唐帝國的崩潰和各個新的獨立國家的出現，無論在唐朝疆域以内還是以外，都帶來了勢不可當的政治變革，而留下的卻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北方混亂的多種族邊緣地帶。
中國的中央權力不複存在，但其地方上的軍事領導權卻完好無損，甚至由于來自中央的束縛力已經解除而更具有擴張性。
與過去的主要區别在于，邊緣地帶成了新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崛起從而影響中國北方其他地區的地區。
以山西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國家和鄂爾多斯邊疆地區的黨項人政權，就是作為唐代邊疆軍事編制的一部分而發展起來的。
沙陀人複辟唐朝的嘗試，其主要的根據就是唐朝的權力正是由一個邊疆軍事長官的權力孕育而來的。
這也是一個古老趨勢的延續：自從拓跋魏興起以來，一個接一個的中央集權政權，都是以北部邊疆的失控地區為根據地，由那些邊疆軍事大員們所創建的&mdash&mdash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區發展起來的；其後繼者西魏和北周的統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區的軍事指揮官；隋王室也來自同一個集團；至于唐王室，與北周和隋都有着緊密的聯系，其最初的權力基礎是在太原。
它們起先都是軍事政權，它們都能從漢人和非漢人世界中争取到支持。
同一個趨勢還在延續，但帶有某些重要的區别：遼也興起于北方邊疆地區，可是它在中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立足點後，卻決定進行反向的重大征服。
金是從作為中國式的遼帝國在北方邊疆的一個依附民族而興起的。
通常被視為自成一體的蒙古人，在鐵木真即位以前很多年内都是金的邊疆臣屬，就像我們在後面将要看到的那樣。
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點在于，10世紀以後邊界本身已經移動了：金和蒙古的帝國外界已不同于中國世界的傳統邊界，也不同于遼、金與宋之間的邊界，而是一個&ldquo擴大的中國世界&rdquo的邊界，這條邊界是通過契丹人對今蒙古、遼甯、吉林和黑龍江等地的占領，并以唐代中國的模式為基礎在這裡立國、确立邊疆關系體系後形成的。
所有這些民族都不是作為新來者或與中國體系無關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強盛起來的，他們很久以來就已經是中國體系中的一部分。
由于生活在邊緣地帶，他們可能更熟悉偏遠的邊疆地區，而對王朝權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則不甚了解，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畢竟仍是參與者。
外族人 這些民族對那些被他們用武力征服的社會來說是些什麼樣的外來人？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用大倍數的曆史透鏡來觀察，我們可以把征服王朝視為從西周以來就存在于漢人與其北方鄰人之間的古老的對抗這樣一個更長的階段。
在西周時期，位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帶就曾遭受半遊牧民的入侵。
[6] 秦漢時期，匈奴聯盟是漢人的主要對手。
随後是公元3世紀的鮮卑人和其他部落，他們成功地取得了對中國北方各州的統治，并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在唐王朝失去了它的霸權地位并從10世紀初起最終分裂為若幹小國之後，邊疆沖突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
960年後宋重新統一中國，與此相并行，一種正在穩定發展的聯合體國家已由嚴格意義上屬中國邊疆地區的北方諸民族建立起來。
無論如何，把這些由北人建立的國家視為與定居漢人的穩定的帝國完全不同的遊牧帝國是錯誤的。
建立了遼、西夏、金、元這些國家的民族，從任何意義上講，也不是完全的遊牧民族。
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經濟在最初時是以畜牧為基礎的經濟，他們的财富就是許許多多的馬、羊和駱駝。
但是，中國沒有一個&ldquo遊牧民&rdquo鄰居是純粹依靠畜牧的。
他們始終從事着某種邊地農業并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從中得到一些畜牧業本身生産不出來的貨物以作為生活的補充。
在對中原進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從事一定的農業活動并已長期定居，他們同時還有一批漢人的工匠和漢人及回鹘商人。
嚴格說來，女真人完全不是遊牧民。
甚至那些生活在東北地區深山老林裡的&ldquo生女真&rdquo，也是定居一處的，他們依靠漁獵和某種農業為生。
他們不住帳篷，而是住在由一個個木屋組成的村莊中。
東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國的一部分，他們也不是遊牧民，盡管他們有成群的馬。
女真人中這些生活方式上和經濟上的差異，可以從&ldquo生&rdquo女真和&ldquo熟&rdquo女真這些稱呼上反映出來，這些稱呼在遼代就已經流行了。
黨項人在他們獨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種混合經濟。
因此，把所有這些政權的建立者都一概而論，皆以&ldquo遊牧入侵者&rdquo作為他們的特征，無疑是一種天真的、過于簡單化的認識。
曆史學家必須注意的另一個簡單化傾向是術語的使用。
當我們使用契丹、女真、黨項（譯者注：元代蒙古人稱為唐兀）或蒙古這些術語時，應該記住每一個術語所指的不是一個純粹同種的民族，而是一個綜合的實體。
契丹、女真或黨項這些稱呼，實際上是指在契丹人、女真人或黨項人領導下的那些聯盟。
這些名稱從語言學上說就是這些聯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的名稱。
這些聯盟本身都是多種族和多語言的，就像本卷各章所充分闡明的那樣。
例如，契丹聯盟就包括了奚人和回鹘人這樣的與突厥有親緣關系的部落和種族集團，此外當然還有類似室韋人的蒙古人，類似熟女真的通古斯人，但是在這個聯盟内使用的共同語則必須是契丹語。
後來這個聯盟還擴大到了渤海人和漢族人。
女真人同樣是這種情況，在他們的聯盟中我們發現除了蒙古人以外，還有其他通古斯部落。
蒙古人本身也吸收了與汪古人類似的說突厥語的部落，更不必說在蒙古人大規模遠征中亞和西亞後處于蒙古人勢力範圍内的那些中亞人了。
中國北部和西部邊疆的這些民族，其種族和語言的構成總是變動不定的：所有這些部落要麼是自願加入占支配地位的部落，要麼是通過武力和信仰而被置于他們的首領之下。
所有這些民族有一個共同的方針，就是把被征服的或與之結盟的部落中的士兵編入他們自己的軍隊，通常由他們原先的軍事首領指揮。
在征服漢人定居人口占數量優勢的地區并在這些人口歸附之後，所有征服者都遵循同樣的一體化方針。
在武器的制作和針對築牆城鎮使用攻堅器具方面，漢人的專門技能受到歡迎。
其他一些新征召的漢人士兵則作為步兵使用，而騎兵主要是非漢人分隊的特權。
&ldquo契丹&rdquo、&ldquo女真&rdquo和&ldquo蒙古&rdquo軍隊一貫由多民族組成，并且包括了大量的漢人士兵。
因此，我們若把宋對抗其敵人的戰争視為純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戰争或種族戰争，這是頗有疑問的。
我們或許可以把以宋為一方，以遼、西夏、金或蒙古為另一方的戰争看作中國内戰的一種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族統帥的指揮下作戰，它配置了人數上略占多數的非漢人分隊。
當然，上述這些推斷并不是肯定的結論，更明确的解釋還有待于對10&mdash13世紀的戰争作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從民族方面對遼、金和蒙古軍隊作出數量上的分析。
不過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當金朝的統治者海陵王（1150&mdash1161年在位）動員全國在1159年和1160年與宋交戰時，作為主力的女真猛安謀克軍隊為12萬人，而被征來參加這場戰争的漢人卻不少于15萬人，此外還有在華中進行水戰的3萬人的水軍。
因此在他們的軍隊中占多數的不是&ldquo女真人&rdquo而是漢人。
最後，我們還須記住，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對抗，不能以傳統的中國方式構想為高等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對抗。
無論如何，不能設想從10世紀起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國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也不能設想他們是在政治組織結構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驟然起家的。
黨項人的西夏國是一個特例：他們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區，那裡成了他們國家的中心。
黨項人從人種起源上說很少是征服的結果，更多的是不斷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員而結成聯盟的結果，聯盟中也包括漢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爾多斯地區和今甘肅省的較小的種族集團。
同樣，當他們在11世紀中葉正式獨立時，人們不能根據不着邊際的假定把他們形容為未開化的野蠻人。
盡管把各式各樣的聯盟國家都視為完全的中國化國家是一種誇張，但漢人的帝國和他們所謂的番人之間的複雜的相互影響一直持續了好幾個世紀，這卻是曆史事實。
漢人影響其相鄰民族制度結構的一個标志是，在職官方面有大量詞彙從中國借了過去。
早在初唐時期，突厥人就采用了一些漢語的官稱。
契丹人自己的很多職官稱呼，也是從漢語借來的，如hsin-kun（相溫），在漢語就是&ldquo将軍&rdquo；再如hsiang-wen（詳穩），它産生于幾次音譯，是由漢語的&ldquo相公&rdquo派生而來，本是對大臣和閣員的一種稱呼。
蒙古人甚至在1206年宣布成吉思汗為其最高統治者之前，就在他們的語言中采用了漢語的詞彙&ldquo王&rdquo，他們叫ong；還有&ldquo太子&rdquo，經由突厥語的taysi，到蒙古語中成了taisi（台吉）。
這兩個詞在《蒙古秘史》中都曾使用。
這類借詞顯示了漢地的制度與術語的聲譽和影響，盡管這時是在不同于其中國原型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使用它們。
外臣與太上皇 在這些征服王朝建立以前很久就已經開始的漢人與外族人相互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是朝貢臣屬關系以及在邊界的組織結構中非漢人的國家所充當的角色。
在中國的政治術語裡，他們被視為外臣，這些外臣隻是被羁縻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内，他們必須帶着當地的特産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的朝廷。
自公元7世紀以來，這種做法多少已成了契丹人的慣例，許多契丹的高官顯貴被唐帝國賞賜過爵位和封号。
其中一些人被賜姓&ldquo李&rdquo，這意味着已賜予他們享有唐室家姓的恩榮。
這種方式經常采用，借以籠絡外族首領更靠近朝廷。
封官也在把非漢人首領羁縻在中國的等級制度中起了作用。
例如，我們知道649年在東北的松漠地區為契丹人設置了都督府。
常常難以确定的是，這種中國外部等級所包含的純粹名義上的成分大到何種程度。
受羁縻的部落或民族當然在管理其内部事務方面保留了充分的自治權；但是，授予這些首領們的響亮的中國頭銜也為他們帶來了聲望。
女真人在遼朝的情況與唐朝時契丹人的情況相似。
金王朝的建立者阿骨打，其祖先幾代人都曾擔任遼朝邊疆等級制度下的節度使，因此當他于1115年稱帝時，就已經不是一個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無名之輩了。
在遼朝時期，除了全國性的宋代中國外，一個政治上舉足輕重的新的中心在北方逐漸形成，它在對待邊界居民的方式上沿用了唐宋的先例。
至今仍有人認為蒙古人的情況不同，說他們完全是在中國的邊疆組織結構之外強盛起來的。
其言外之意就是，在鐵木真統治下的蒙古各部落，在他于1206年稱汗之前并沒有在同任何一個帝國朝廷的相互交往中處于從屬地位；他們在鞏固為草原地區支配性勢力的過程中，并沒有受到朝貢關系及其伴随而來的被一個中央大國封官加爵之類的俗套的影響。
然而，這種說法必須予以摒棄。
它的根據是《蒙古秘史》所描繪的1209年以前有關蒙古人早期曆史的圖畫。
這一資料來源指出，鐵木真和蒙古人&mdash&mdash包括他的盟友和對手兩方面&mdash&mdash作為草原上的遊牧民，完全沒有接觸過中國文明或任何其他高等文明，不具有國家形态，也未曾同漢人的哪個帝國有密切的關系。
對于蒙古人來說，12世紀下半葉時有這麼一個帝國，它就是金朝，而《金史》則對蒙古人曾作為臣屬而處于受支配地位完全保持沉默。
但是，宋的資料來源則描繪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它顯示出成吉思汗的祖先不但是金的對手，而且是有自己的&ldquo國&rdquo的金的臣屬。
[7]為什麼《秘史》和《金史》都略去了這一情節很容易得到解釋。
《秘史》是一部浪漫化的史詩，它把鐵木真的生平展示為從早年的最低賤者直到最高權力的擁有者這樣一個上升的過程，所以在這部民族史詩中沒有提到鐵木真的先人曾為另一國臣屬的任何事實。
《金史》則是在蒙古人統治時期編成的，它的作者有意删去了所有有關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屬地位的資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據以推斷早期蒙古人有一個自己的&ldquo國&rdquo的資料，全都來自宋人的有關材料。
據記載，在一場戰事爆發後的1147年，金人對蒙古人采取了撫慰政策，蒙古的統治者稱汗，建年号天興。
[8]這位當事的蒙古首領被某些學者确認為合不勒汗，他是鐵木真的曾祖，據《秘史》載，他甚至已經&ldquo統領了全部蒙古人&rdquo。
宋人的資料還提到鐵木真本人曾以一個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
[9]因此顯而易見，鐵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是一個部落背景不明的冒險家，而是一位曾經接受過金廷的褒獎、封贈和禮物的王者家庭的世襲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興力量的領導者同一個中央帝國的關系已經是多麼深，保持的時間是多麼長；還表明他們在建立一個帝國的前後，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達到了相當的程度。
他們熟悉&ldquo中國的&rdquo制度。
他們都是在支配内外關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難想像這些外族統治者們是多麼渴望成為&ldquo天子&rdquo，多麼渴望進行封賞或接受貢物；而不是被他們的&ldquo太上皇&rdquo封賞，或是派使臣給&ldquo太上皇&rdquo送去貢物。
唐代初期那些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當然也影響了相鄰的部落聯盟的領袖們，漸漸地，他們也憑借手中的權力開始要求并最終成功地當上了皇帝和天子。
多國制 中國從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幹個國家，每一個都在自己的天子統治之下，這在中國當然不是第一次。
這種分裂在從漢末到隋的三個多世紀内存在過，而在10世紀初的五代時期再度出現。
就多國并存這一點而論，這個征服王朝時期與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時代并無不同。
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勢下出現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轉移。
北京（燕）地區幾個世紀以來都是一個不太重要的遠北邊疆地區，主要是作為一個邊疆要塞城鎮，在全中國範圍内還不能起到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
當遼将燕京（它的南京）作為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為遼帝國在整個定居區的首要行政中心時，情況發生了急劇變化。
金步遼的後塵，也立足燕京實施統治，這時他們稱燕京為中都。
蒙古的皇帝也帶着他們的大部分朝廷辦事機構駐留此城，并改稱其為大都。
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現在的北京修築了一座雄偉壯麗的帝國都城，其中包括豪華奢侈的宮殿和園林。
它給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來訪者多少也要回想起使北京曆史上第一次成為國都的金元時期。
五代時作為最高政治權力的角逐場而始終記錄着曆史的兩座城市&mdash&mdash長安和洛陽，最終都失去了它們的顯赫地位。
9世紀80年代以後長安遭到毀壞，它的地位就再也沒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過，而整個西北也逐漸淪為落後地區。
後梁在東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開封建都後，洛陽同樣也開始衰退。
開封被重新統一了中國的宋再次作為首都。
1127年當宋人丢掉了整個中國北方和他們的都城開封後，開始了中國政治重心向東北部轉移的第一步。
南宋政權随即在杭州建立了&ldquo行都&rdquo，這裡發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麗豪華比開封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此同時，作為中國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随着1276年以後幾年間南宋的潰亡，杭州也永遠喪失了其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近一個世紀内全中國都要服從北京的号令，直至1368年蒙古朝廷被驅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鄉。
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1420年以後朝廷遷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紀中華帝國的壽終正寝。
這種政治中心向東北的轉移改變了北京，使它從一個沒有文化特性的偏遠落後之地，一變而成為一個統一的中國的首都，一個擁有大規模制造業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個上演着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的舞台。
然而，從經濟上說，即便是在遭到蒙古人首次沉重打擊之前，東北部地區始終都是一個貧窮少産的地區，北京一直依賴從長江的産稻區調進糧食，這就需要從水陸兩方面對國内的運輸系統進行徹底的改造。
如我們所知，中國多次被興起于北方邊疆的政權重新統一。
這種情況發生在隋、宋時期，元代時再次重演。
中國的統一隻能肇始于北方的觀念到13世紀時幾乎成為一種成規，在忽必烈掌權後，當他同意了一項宋人與蒙古人的和約時，仍然将這一觀念用作政治論據。
北京和杭州兩方的皇帝當然都認為自己是君臨中國世界的正統的統治者。
不過蒙古人的胃口遠遠大于中國的曆代皇帝，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合理的版圖不僅僅是中國，還包括整個世界。
這一想法在他們送給西亞、中亞甚至歐洲統治者的信中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來，信中要求他們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漢人發明的&ldquo天下&rdquo這一術語，而它在蒙古人那裡有了更為廣泛和全面的意義，實際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當作了他們&ldquo未來世界帝國&rdquo的組成部分。
這一思想意識還通過忽必烈幾次代價高昂的遠征被帶到了遙遠的緬國、占城、爪哇和日本。
所有這些國家都曾不受拘束地處于宋朝納貢體系的邊緣，它們隻有在有所請求時才派遣赴宋使團。
但是從未發生過宋廷試圖派遣軍隊遠征海外而強迫朝貢的事情，盡管它擁有一支不容忽視的海上力量。
蒙古人在間接統治吐蕃時所采取的強制性做法，也可以看作他們世界性野心的一種表達。
中國從沒有一個王朝将任何程度的權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滿足于它鄰接吐蕃的邊疆并保持現狀；而中國巨大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潛力卻被蒙古人利用來為擴張主義觀念服務，其野心勃勃的目标遠遠超過了以往純粹漢人的國家曾想達到的任何要求。
盟約關系 在中國重新統一于元朝之前，
通婚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就這些民族的特征而言，遠未達到相互間的一緻，有些人以視自己為唐朝的子民為要，另一些人則強烈地信守着他們的部落傳統。
由此看來，即便是唐王朝權力的巅峰時期，企圖為它的北部邊界設想出一條現代意義上的截然劃分的國境線，明确地為主權地區作出界定并将不同的民族區分開來，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相反，那是一條寬闊的過渡地帶，在這個地帶内，所謂同一性、忠誠和權力都在不斷地改變着與沖擊着新的平衡。
880&mdash907年間唐帝國的崩潰和各個新的獨立國家的出現，無論在唐朝疆域以内還是以外，都帶來了勢不可當的政治變革，而留下的卻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北方混亂的多種族邊緣地帶。
中國的中央權力不複存在，但其地方上的軍事領導權卻完好無損，甚至由于來自中央的束縛力已經解除而更具有擴張性。
與過去的主要區别在于，邊緣地帶成了新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崛起從而影響中國北方其他地區的地區。
以山西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國家和鄂爾多斯邊疆地區的黨項人政權，就是作為唐代邊疆軍事編制的一部分而發展起來的。
沙陀人複辟唐朝的嘗試，其主要的根據就是唐朝的權力正是由一個邊疆軍事長官的權力孕育而來的。
這也是一個古老趨勢的延續：自從拓跋魏興起以來，一個接一個的中央集權政權，都是以北部邊疆的失控地區為根據地，由那些邊疆軍事大員們所創建的&mdash&mdash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區發展起來的；其後繼者西魏和北周的統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區的軍事指揮官；隋王室也來自同一個集團；至于唐王室，與北周和隋都有着緊密的聯系，其最初的權力基礎是在太原。
它們起先都是軍事政權，它們都能從漢人和非漢人世界中争取到支持。
同一個趨勢還在延續，但帶有某些重要的區别：遼也興起于北方邊疆地區，可是它在中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立足點後，卻決定進行反向的重大征服。
金是從作為中國式的遼帝國在北方邊疆的一個依附民族而興起的。
通常被視為自成一體的蒙古人，在鐵木真即位以前很多年内都是金的邊疆臣屬，就像我們在後面将要看到的那樣。
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點在于，10世紀以後邊界本身已經移動了：金和蒙古的帝國外界已不同于中國世界的傳統邊界，也不同于遼、金與宋之間的邊界，而是一個&ldquo擴大的中國世界&rdquo的邊界，這條邊界是通過契丹人對今蒙古、遼甯、吉林和黑龍江等地的占領，并以唐代中國的模式為基礎在這裡立國、确立邊疆關系體系後形成的。
所有這些民族都不是作為新來者或與中國體系無關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強盛起來的，他們很久以來就已經是中國體系中的一部分。
由于生活在邊緣地帶，他們可能更熟悉偏遠的邊疆地區，而對王朝權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則不甚了解，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畢竟仍是參與者。
外族人 這些民族對那些被他們用武力征服的社會來說是些什麼樣的外來人？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用大倍數的曆史透鏡來觀察，我們可以把征服王朝視為從西周以來就存在于漢人與其北方鄰人之間的古老的對抗這樣一個更長的階段。
在西周時期，位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帶就曾遭受半遊牧民的入侵。
[6] 秦漢時期，匈奴聯盟是漢人的主要對手。
随後是公元3世紀的鮮卑人和其他部落，他們成功地取得了對中國北方各州的統治，并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在唐王朝失去了它的霸權地位并從10世紀初起最終分裂為若幹小國之後，邊疆沖突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
960年後宋重新統一中國，與此相并行，一種正在穩定發展的聯合體國家已由嚴格意義上屬中國邊疆地區的北方諸民族建立起來。
無論如何，把這些由北人建立的國家視為與定居漢人的穩定的帝國完全不同的遊牧帝國是錯誤的。
建立了遼、西夏、金、元這些國家的民族，從任何意義上講，也不是完全的遊牧民族。
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經濟在最初時是以畜牧為基礎的經濟，他們的财富就是許許多多的馬、羊和駱駝。
但是，中國沒有一個&ldquo遊牧民&rdquo鄰居是純粹依靠畜牧的。
他們始終從事着某種邊地農業并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從中得到一些畜牧業本身生産不出來的貨物以作為生活的補充。
在對中原進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從事一定的農業活動并已長期定居，他們同時還有一批漢人的工匠和漢人及回鹘商人。
嚴格說來，女真人完全不是遊牧民。
甚至那些生活在東北地區深山老林裡的&ldquo生女真&rdquo，也是定居一處的，他們依靠漁獵和某種農業為生。
他們不住帳篷，而是住在由一個個木屋組成的村莊中。
東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國的一部分，他們也不是遊牧民，盡管他們有成群的馬。
女真人中這些生活方式上和經濟上的差異，可以從&ldquo生&rdquo女真和&ldquo熟&rdquo女真這些稱呼上反映出來，這些稱呼在遼代就已經流行了。
黨項人在他們獨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種混合經濟。
因此，把所有這些政權的建立者都一概而論，皆以&ldquo遊牧入侵者&rdquo作為他們的特征，無疑是一種天真的、過于簡單化的認識。
曆史學家必須注意的另一個簡單化傾向是術語的使用。
當我們使用契丹、女真、黨項（譯者注：元代蒙古人稱為唐兀）或蒙古這些術語時，應該記住每一個術語所指的不是一個純粹同種的民族，而是一個綜合的實體。
契丹、女真或黨項這些稱呼，實際上是指在契丹人、女真人或黨項人領導下的那些聯盟。
這些名稱從語言學上說就是這些聯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的名稱。
這些聯盟本身都是多種族和多語言的，就像本卷各章所充分闡明的那樣。
例如，契丹聯盟就包括了奚人和回鹘人這樣的與突厥有親緣關系的部落和種族集團，此外當然還有類似室韋人的蒙古人，類似熟女真的通古斯人，但是在這個聯盟内使用的共同語則必須是契丹語。
後來這個聯盟還擴大到了渤海人和漢族人。
女真人同樣是這種情況，在他們的聯盟中我們發現除了蒙古人以外，還有其他通古斯部落。
蒙古人本身也吸收了與汪古人類似的說突厥語的部落，更不必說在蒙古人大規模遠征中亞和西亞後處于蒙古人勢力範圍内的那些中亞人了。
中國北部和西部邊疆的這些民族，其種族和語言的構成總是變動不定的：所有這些部落要麼是自願加入占支配地位的部落，要麼是通過武力和信仰而被置于他們的首領之下。
所有這些民族有一個共同的方針，就是把被征服的或與之結盟的部落中的士兵編入他們自己的軍隊，通常由他們原先的軍事首領指揮。
在征服漢人定居人口占數量優勢的地區并在這些人口歸附之後，所有征服者都遵循同樣的一體化方針。
在武器的制作和針對築牆城鎮使用攻堅器具方面，漢人的專門技能受到歡迎。
其他一些新征召的漢人士兵則作為步兵使用，而騎兵主要是非漢人分隊的特權。
&ldquo契丹&rdquo、&ldquo女真&rdquo和&ldquo蒙古&rdquo軍隊一貫由多民族組成，并且包括了大量的漢人士兵。
因此，我們若把宋對抗其敵人的戰争視為純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戰争或種族戰争，這是頗有疑問的。
我們或許可以把以宋為一方，以遼、西夏、金或蒙古為另一方的戰争看作中國内戰的一種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族統帥的指揮下作戰，它配置了人數上略占多數的非漢人分隊。
當然，上述這些推斷并不是肯定的結論，更明确的解釋還有待于對10&mdash13世紀的戰争作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從民族方面對遼、金和蒙古軍隊作出數量上的分析。
不過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當金朝的統治者海陵王（1150&mdash1161年在位）動員全國在1159年和1160年與宋交戰時，作為主力的女真猛安謀克軍隊為12萬人，而被征來參加這場戰争的漢人卻不少于15萬人，此外還有在華中進行水戰的3萬人的水軍。
因此在他們的軍隊中占多數的不是&ldquo女真人&rdquo而是漢人。
最後，我們還須記住，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對抗，不能以傳統的中國方式構想為高等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對抗。
無論如何，不能設想從10世紀起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國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也不能設想他們是在政治組織結構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驟然起家的。
黨項人的西夏國是一個特例：他們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區，那裡成了他們國家的中心。
黨項人從人種起源上說很少是征服的結果，更多的是不斷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員而結成聯盟的結果，聯盟中也包括漢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爾多斯地區和今甘肅省的較小的種族集團。
同樣，當他們在11世紀中葉正式獨立時，人們不能根據不着邊際的假定把他們形容為未開化的野蠻人。
盡管把各式各樣的聯盟國家都視為完全的中國化國家是一種誇張，但漢人的帝國和他們所謂的番人之間的複雜的相互影響一直持續了好幾個世紀，這卻是曆史事實。
漢人影響其相鄰民族制度結構的一個标志是，在職官方面有大量詞彙從中國借了過去。
早在初唐時期，突厥人就采用了一些漢語的官稱。
契丹人自己的很多職官稱呼，也是從漢語借來的，如hsin-kun（相溫），在漢語就是&ldquo将軍&rdquo；再如hsiang-wen（詳穩），它産生于幾次音譯，是由漢語的&ldquo相公&rdquo派生而來，本是對大臣和閣員的一種稱呼。
蒙古人甚至在1206年宣布成吉思汗為其最高統治者之前，就在他們的語言中采用了漢語的詞彙&ldquo王&rdquo，他們叫ong；還有&ldquo太子&rdquo，經由突厥語的taysi，到蒙古語中成了taisi（台吉）。
這兩個詞在《蒙古秘史》中都曾使用。
這類借詞顯示了漢地的制度與術語的聲譽和影響，盡管這時是在不同于其中國原型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使用它們。
外臣與太上皇 在這些征服王朝建立以前很久就已經開始的漢人與外族人相互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是朝貢臣屬關系以及在邊界的組織結構中非漢人的國家所充當的角色。
在中國的政治術語裡，他們被視為外臣，這些外臣隻是被羁縻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内，他們必須帶着當地的特産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的朝廷。
自公元7世紀以來，這種做法多少已成了契丹人的慣例，許多契丹的高官顯貴被唐帝國賞賜過爵位和封号。
其中一些人被賜姓&ldquo李&rdquo，這意味着已賜予他們享有唐室家姓的恩榮。
這種方式經常采用，借以籠絡外族首領更靠近朝廷。
封官也在把非漢人首領羁縻在中國的等級制度中起了作用。
例如，我們知道649年在東北的松漠地區為契丹人設置了都督府。
常常難以确定的是，這種中國外部等級所包含的純粹名義上的成分大到何種程度。
受羁縻的部落或民族當然在管理其内部事務方面保留了充分的自治權；但是，授予這些首領們的響亮的中國頭銜也為他們帶來了聲望。
女真人在遼朝的情況與唐朝時契丹人的情況相似。
金王朝的建立者阿骨打，其祖先幾代人都曾擔任遼朝邊疆等級制度下的節度使，因此當他于1115年稱帝時，就已經不是一個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無名之輩了。
在遼朝時期，除了全國性的宋代中國外，一個政治上舉足輕重的新的中心在北方逐漸形成，它在對待邊界居民的方式上沿用了唐宋的先例。
至今仍有人認為蒙古人的情況不同，說他們完全是在中國的邊疆組織結構之外強盛起來的。
其言外之意就是，在鐵木真統治下的蒙古各部落，在他于1206年稱汗之前并沒有在同任何一個帝國朝廷的相互交往中處于從屬地位；他們在鞏固為草原地區支配性勢力的過程中，并沒有受到朝貢關系及其伴随而來的被一個中央大國封官加爵之類的俗套的影響。
然而，這種說法必須予以摒棄。
它的根據是《蒙古秘史》所描繪的1209年以前有關蒙古人早期曆史的圖畫。
這一資料來源指出，鐵木真和蒙古人&mdash&mdash包括他的盟友和對手兩方面&mdash&mdash作為草原上的遊牧民，完全沒有接觸過中國文明或任何其他高等文明，不具有國家形态，也未曾同漢人的哪個帝國有密切的關系。
對于蒙古人來說，12世紀下半葉時有這麼一個帝國，它就是金朝，而《金史》則對蒙古人曾作為臣屬而處于受支配地位完全保持沉默。
但是，宋的資料來源則描繪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它顯示出成吉思汗的祖先不但是金的對手，而且是有自己的&ldquo國&rdquo的金的臣屬。
[7]為什麼《秘史》和《金史》都略去了這一情節很容易得到解釋。
《秘史》是一部浪漫化的史詩，它把鐵木真的生平展示為從早年的最低賤者直到最高權力的擁有者這樣一個上升的過程，所以在這部民族史詩中沒有提到鐵木真的先人曾為另一國臣屬的任何事實。
《金史》則是在蒙古人統治時期編成的，它的作者有意删去了所有有關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屬地位的資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據以推斷早期蒙古人有一個自己的&ldquo國&rdquo的資料，全都來自宋人的有關材料。
據記載，在一場戰事爆發後的1147年，金人對蒙古人采取了撫慰政策，蒙古的統治者稱汗，建年号天興。
[8]這位當事的蒙古首領被某些學者确認為合不勒汗，他是鐵木真的曾祖，據《秘史》載，他甚至已經&ldquo統領了全部蒙古人&rdquo。
宋人的資料還提到鐵木真本人曾以一個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
[9]因此顯而易見，鐵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是一個部落背景不明的冒險家，而是一位曾經接受過金廷的褒獎、封贈和禮物的王者家庭的世襲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興力量的領導者同一個中央帝國的關系已經是多麼深，保持的時間是多麼長；還表明他們在建立一個帝國的前後，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達到了相當的程度。
他們熟悉&ldquo中國的&rdquo制度。
他們都是在支配内外關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難想像這些外族統治者們是多麼渴望成為&ldquo天子&rdquo，多麼渴望進行封賞或接受貢物；而不是被他們的&ldquo太上皇&rdquo封賞，或是派使臣給&ldquo太上皇&rdquo送去貢物。
唐代初期那些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當然也影響了相鄰的部落聯盟的領袖們，漸漸地，他們也憑借手中的權力開始要求并最終成功地當上了皇帝和天子。
多國制 中國從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幹個國家，每一個都在自己的天子統治之下，這在中國當然不是第一次。
這種分裂在從漢末到隋的三個多世紀内存在過，而在10世紀初的五代時期再度出現。
就多國并存這一點而論，這個征服王朝時期與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時代并無不同。
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勢下出現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轉移。
北京（燕）地區幾個世紀以來都是一個不太重要的遠北邊疆地區，主要是作為一個邊疆要塞城鎮，在全中國範圍内還不能起到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
當遼将燕京（它的南京）作為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為遼帝國在整個定居區的首要行政中心時，情況發生了急劇變化。
金步遼的後塵，也立足燕京實施統治，這時他們稱燕京為中都。
蒙古的皇帝也帶着他們的大部分朝廷辦事機構駐留此城，并改稱其為大都。
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現在的北京修築了一座雄偉壯麗的帝國都城，其中包括豪華奢侈的宮殿和園林。
它給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來訪者多少也要回想起使北京曆史上第一次成為國都的金元時期。
五代時作為最高政治權力的角逐場而始終記錄着曆史的兩座城市&mdash&mdash長安和洛陽，最終都失去了它們的顯赫地位。
9世紀80年代以後長安遭到毀壞，它的地位就再也沒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過，而整個西北也逐漸淪為落後地區。
後梁在東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開封建都後，洛陽同樣也開始衰退。
開封被重新統一了中國的宋再次作為首都。
1127年當宋人丢掉了整個中國北方和他們的都城開封後，開始了中國政治重心向東北部轉移的第一步。
南宋政權随即在杭州建立了&ldquo行都&rdquo，這裡發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麗豪華比開封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此同時，作為中國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随着1276年以後幾年間南宋的潰亡，杭州也永遠喪失了其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近一個世紀内全中國都要服從北京的号令，直至1368年蒙古朝廷被驅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鄉。
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1420年以後朝廷遷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紀中華帝國的壽終正寝。
這種政治中心向東北的轉移改變了北京，使它從一個沒有文化特性的偏遠落後之地，一變而成為一個統一的中國的首都，一個擁有大規模制造業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個上演着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的舞台。
然而，從經濟上說，即便是在遭到蒙古人首次沉重打擊之前，東北部地區始終都是一個貧窮少産的地區，北京一直依賴從長江的産稻區調進糧食，這就需要從水陸兩方面對國内的運輸系統進行徹底的改造。
如我們所知，中國多次被興起于北方邊疆的政權重新統一。
這種情況發生在隋、宋時期，元代時再次重演。
中國的統一隻能肇始于北方的觀念到13世紀時幾乎成為一種成規，在忽必烈掌權後，當他同意了一項宋人與蒙古人的和約時，仍然将這一觀念用作政治論據。
北京和杭州兩方的皇帝當然都認為自己是君臨中國世界的正統的統治者。
不過蒙古人的胃口遠遠大于中國的曆代皇帝，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合理的版圖不僅僅是中國，還包括整個世界。
這一想法在他們送給西亞、中亞甚至歐洲統治者的信中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來，信中要求他們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漢人發明的&ldquo天下&rdquo這一術語，而它在蒙古人那裡有了更為廣泛和全面的意義，實際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當作了他們&ldquo未來世界帝國&rdquo的組成部分。
這一思想意識還通過忽必烈幾次代價高昂的遠征被帶到了遙遠的緬國、占城、爪哇和日本。
所有這些國家都曾不受拘束地處于宋朝納貢體系的邊緣，它們隻有在有所請求時才派遣赴宋使團。
但是從未發生過宋廷試圖派遣軍隊遠征海外而強迫朝貢的事情，盡管它擁有一支不容忽視的海上力量。
蒙古人在間接統治吐蕃時所采取的強制性做法，也可以看作他們世界性野心的一種表達。
中國從沒有一個王朝将任何程度的權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滿足于它鄰接吐蕃的邊疆并保持現狀；而中國巨大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潛力卻被蒙古人利用來為擴張主義觀念服務，其野心勃勃的目标遠遠超過了以往純粹漢人的國家曾想達到的任何要求。
盟約關系 在中國重新統一于元朝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