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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的黑龍會正史。
關于北一輝，可見喬治·威爾遜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北一輝的中國來鴻轉載于高橋正雄編輯的《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mdash480頁）。
關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過的之外，還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态度》（載《亞洲研究雜志》〔1961年5月号〕，第449&mdash461頁）；市又正雄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行者》（載《國際法外交雜志》〔1973年10月号〕，第249&mdash298頁）和池井優的《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号〕，第213&mdash227頁）。
第七章 1901&mdash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周年彙編的《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一書提供了關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獻材料。
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英文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問世了；請看卡麥倫的《1898&mdash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
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論述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史，即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
關于立憲運動，可見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由于張朋園這部著作沒有對地方自治給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補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載于《禦茶水史學》（1962年第5期）第14&mdash30頁。
還可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一書，它研究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mdash1926年》一書則考察了這個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
在人民共和國也有闡述立憲問題的著作，如胡繩武和金沖及的《論清末的立憲運動》和李時嶽的《張謇和立憲派》。
關丁晚清的兵制問題，其概論見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和後來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二書。
下面三本書就制度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鮑威爾的《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軍》。
又見之于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mdash1916年》一書。
陳青之在其《中國教育史》一書中概述了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資料則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編輯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一書中。
又見傅吾康的《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艾爾斯的《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的改革》和蘇雲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其他方面的專著比較缺乏。
有關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見馬裡納斯·J.梅傑爾的《中國近代刑法介紹》；另有楊幼炯的《近代中國立法史》和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達史》。
在貨币制度方面，見魏建酞的《中國近代貨币史》、彭信威的《中國貨币史》；以及宮下忠雄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
最近的兩本書闡明了1901&mdash1911年間社會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況，它們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
貝斯的《1895&mdash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争執問題》一書論述了這位政治家對民族主義和維新運動的反應。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 晚清時期中國的商人事實上也與其他時期的商人一樣，隻留下了他們的少量珍貴的活動記載。
研究那些參與近代企業的人們的最好資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鴻章、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高官顯宦的著作。
買辦兼工業家徐潤的傑出著作《徐愚齋自叙年譜》詳述了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他的幾個企業，此書依然是珍貴的資料。
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一書隻能說是不完整的，它隻論述了胡光墉一段時期的活動。
關于許多商人的統計數字，如他們所擁有的公司、投資數、捐納情況以及對商會的服務等，均收錄在晚清政府出版的兩部資料集子中：農工商部統計處編的《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1909年，6冊）和《第二次》（1910年，5冊）。
與主要官僚兼企業家有關的文獻和研究作品則要豐富得多。
盛宣懷的文章收于《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和《盛宣懷未刊信稿》中。
費維恺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首次對官方參與近代工業以及在關鍵性的初創階段如何影響中國工業的發展作了系統研究。
兩本專例研究著作是卡爾森的《1877&mdash1912年的開平煤礦》和全漢昇的《漢冶萍公司史略》。
張謇辦工業的事迹也同樣有很好的文獻記載，因為有他自己的著作《張季子九錄》和《通州興辦實業之曆史：大生紗廠》和他兒子張孝若為他寫的長篇傳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另外還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mdash1926年》。
但是，官僚企業家所記有關他們參與工業的文獻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
為了獲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們應富于創造性地利用當時的社會小說，如吳沃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此書已有劉師舜的節譯本。
鄭觀應是一個發表了大量有見地的言論的商人。
他的《盛世危言後編》與他的短一些的政論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較起來不大為人所知，但《後編》不隻是廣泛地論述了他辦的幾個企業，而且也表述了他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看法。
此時闡發商人看法的另一種資料是《香港華字日報》，它從1864年開辦至1940年，原每兩天一期，後改為日報。
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從公司行号的檔案中彙編了幾種資料，每一種都論述了一個開辦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業。
其中包括《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對個别公司的記載加以補充的有幾部關于某一工業的大型文獻彙編，像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和宓汝成編的《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mdash1911年》。
有關近代工業發展的總情況，可見前引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895年》（兩卷本）；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mdash1914年》（兩卷本）；還有一套叢書，書名相同，未附日期，該書由陳真和姚洛編輯，标上第一輯和第三輯，每輯兩卷，分别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
這些文獻不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傳、當時西方報道的譯文、行号報告和各種各類的記載。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這些彙編雖然隻羅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見到的記述，卻大大增加了那些組織中國近代初期企業的人物和機構的資料。
它們也對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寫大有助益，例如：費維恺為本卷撰寫的一章和他的《20世紀的中國企業：啟新洋灰公司》（載費維恺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一書中）；瓊斯的兩篇文章，即《甯波的金融：1750&mdash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和《上海的甯波幫和金融勢力》（載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以及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
最後，還要說一下近來曆史學對中國商人的看法的變化。
許多學者已開始不重視老一套的說法，即中國商人階級受冷酷無情的中國官僚老爺的壓迫。
反之，他們現在認為，官員和商人之間存在着痛癢相關甚至休戚與共的利害關系，起碼在清末是如此。
對于這種新觀點，可見楊聯陞的《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第1&mdash2期〕，第186&mdash209頁）、梅茨格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載《亞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mdash46頁）、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和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對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運動或者希望更廣泛地了解整個革命的非專家來說，可以先看兩本書，它們從曆史角度來看待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幾年的情況：一本是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它記述了1905年以前的孫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動；一本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變化》。
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和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書完成了對孫中山的生平和這次革命運動湖南部分的概述。
關于廣東和湖南湖北地區的革命活動，細節可見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
蘭金的《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一書研究的是革命運動具有鮮明特征的另一個地區，并且還彌補了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間的缺口。
後一題目還在伯納爾的《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中有所論述。
另一些有用的書包括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此書對黃興的重要性強調得太過分了，但書中有大量有價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曆史記錄》一書既過時，又謬誤百出，不過它是唯一對同盟會作全面論述的著作，同時它也便于用來概括以前這方面的學術著作；吳玉章的《辛亥革命》無論從作為個人對革命運動的回憶錄來看，還是從介紹馬克思主義對這場革命的解釋來看，都是有價值的。
對于其他解釋和目前的争論可看 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一書，特别應該看看該書編者的導言（第1&mdash63頁）；以及《辛亥革命讨論集》（載《近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mdash226頁）。
對專家來說，應先閱讀謝文孫的《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該書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資料的目錄、關于個别資料的有用的評論和一篇論述研究這次革命的整個史學方面的頗有見地的文章。
學者們可能會對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獻集和回憶錄給予特别的注意（見謝文孫一書的第50&mdash54和65&mdash68頁）。
關于中文資料
關于北一輝，可見喬治·威爾遜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北一輝的中國來鴻轉載于高橋正雄編輯的《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mdash480頁）。
關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過的之外，還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态度》（載《亞洲研究雜志》〔1961年5月号〕，第449&mdash461頁）；市又正雄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行者》（載《國際法外交雜志》〔1973年10月号〕，第249&mdash298頁）和池井優的《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号〕，第213&mdash227頁）。
第七章 1901&mdash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周年彙編的《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一書提供了關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獻材料。
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英文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問世了；請看卡麥倫的《1898&mdash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
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論述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史，即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
關于立憲運動，可見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由于張朋園這部著作沒有對地方自治給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補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載于《禦茶水史學》（1962年第5期）第14&mdash30頁。
還可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一書，它研究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mdash1926年》一書則考察了這個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
在人民共和國也有闡述立憲問題的著作，如胡繩武和金沖及的《論清末的立憲運動》和李時嶽的《張謇和立憲派》。
關丁晚清的兵制問題，其概論見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和後來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二書。
下面三本書就制度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鮑威爾的《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軍》。
又見之于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mdash1916年》一書。
陳青之在其《中國教育史》一書中概述了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資料則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編輯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一書中。
又見傅吾康的《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艾爾斯的《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的改革》和蘇雲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其他方面的專著比較缺乏。
有關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見馬裡納斯·J.梅傑爾的《中國近代刑法介紹》；另有楊幼炯的《近代中國立法史》和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達史》。
在貨币制度方面，見魏建酞的《中國近代貨币史》、彭信威的《中國貨币史》；以及宮下忠雄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
最近的兩本書闡明了1901&mdash1911年間社會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況，它們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
貝斯的《1895&mdash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争執問題》一書論述了這位政治家對民族主義和維新運動的反應。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 晚清時期中國的商人事實上也與其他時期的商人一樣，隻留下了他們的少量珍貴的活動記載。
研究那些參與近代企業的人們的最好資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鴻章、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高官顯宦的著作。
買辦兼工業家徐潤的傑出著作《徐愚齋自叙年譜》詳述了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他的幾個企業，此書依然是珍貴的資料。
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一書隻能說是不完整的，它隻論述了胡光墉一段時期的活動。
關于許多商人的統計數字，如他們所擁有的公司、投資數、捐納情況以及對商會的服務等，均收錄在晚清政府出版的兩部資料集子中：農工商部統計處編的《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1909年，6冊）和《第二次》（1910年，5冊）。
與主要官僚兼企業家有關的文獻和研究作品則要豐富得多。
盛宣懷的文章收于《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和《盛宣懷未刊信稿》中。
費維恺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首次對官方參與近代工業以及在關鍵性的初創階段如何影響中國工業的發展作了系統研究。
兩本專例研究著作是卡爾森的《1877&mdash1912年的開平煤礦》和全漢昇的《漢冶萍公司史略》。
張謇辦工業的事迹也同樣有很好的文獻記載，因為有他自己的著作《張季子九錄》和《通州興辦實業之曆史：大生紗廠》和他兒子張孝若為他寫的長篇傳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另外還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mdash1926年》。
但是，官僚企業家所記有關他們參與工業的文獻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
為了獲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們應富于創造性地利用當時的社會小說，如吳沃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此書已有劉師舜的節譯本。
鄭觀應是一個發表了大量有見地的言論的商人。
他的《盛世危言後編》與他的短一些的政論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較起來不大為人所知，但《後編》不隻是廣泛地論述了他辦的幾個企業，而且也表述了他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看法。
此時闡發商人看法的另一種資料是《香港華字日報》，它從1864年開辦至1940年，原每兩天一期，後改為日報。
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從公司行号的檔案中彙編了幾種資料，每一種都論述了一個開辦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業。
其中包括《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對個别公司的記載加以補充的有幾部關于某一工業的大型文獻彙編，像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和宓汝成編的《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mdash1911年》。
有關近代工業發展的總情況，可見前引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895年》（兩卷本）；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mdash1914年》（兩卷本）；還有一套叢書，書名相同，未附日期，該書由陳真和姚洛編輯，标上第一輯和第三輯，每輯兩卷，分别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
這些文獻不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傳、當時西方報道的譯文、行号報告和各種各類的記載。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這些彙編雖然隻羅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見到的記述，卻大大增加了那些組織中國近代初期企業的人物和機構的資料。
它們也對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寫大有助益，例如：費維恺為本卷撰寫的一章和他的《20世紀的中國企業：啟新洋灰公司》（載費維恺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一書中）；瓊斯的兩篇文章，即《甯波的金融：1750&mdash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和《上海的甯波幫和金融勢力》（載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以及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
最後，還要說一下近來曆史學對中國商人的看法的變化。
許多學者已開始不重視老一套的說法，即中國商人階級受冷酷無情的中國官僚老爺的壓迫。
反之，他們現在認為，官員和商人之間存在着痛癢相關甚至休戚與共的利害關系，起碼在清末是如此。
對于這種新觀點，可見楊聯陞的《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第1&mdash2期〕，第186&mdash209頁）、梅茨格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載《亞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mdash46頁）、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和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對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運動或者希望更廣泛地了解整個革命的非專家來說，可以先看兩本書，它們從曆史角度來看待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幾年的情況：一本是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它記述了1905年以前的孫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動；一本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變化》。
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和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書完成了對孫中山的生平和這次革命運動湖南部分的概述。
關于廣東和湖南湖北地區的革命活動，細節可見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
蘭金的《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一書研究的是革命運動具有鮮明特征的另一個地區，并且還彌補了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間的缺口。
後一題目還在伯納爾的《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中有所論述。
另一些有用的書包括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此書對黃興的重要性強調得太過分了，但書中有大量有價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曆史記錄》一書既過時，又謬誤百出，不過它是唯一對同盟會作全面論述的著作，同時它也便于用來概括以前這方面的學術著作；吳玉章的《辛亥革命》無論從作為個人對革命運動的回憶錄來看，還是從介紹馬克思主義對這場革命的解釋來看，都是有價值的。
對于其他解釋和目前的争論可看 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一書，特别應該看看該書編者的導言（第1&mdash63頁）；以及《辛亥革命讨論集》（載《近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mdash226頁）。
對專家來說，應先閱讀謝文孫的《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該書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資料的目錄、關于個别資料的有用的評論和一篇論述研究這次革命的整個史學方面的頗有見地的文章。
學者們可能會對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獻集和回憶錄給予特别的注意（見謝文孫一書的第50&mdash54和65&mdash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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