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介紹
關燈
小
中
大
史，它還對開發這個島嶼的早期移民推崇備至。
有關1860&mdash1894年中國軍事自強運動的其他著作，可見本書上卷關于第十章書目文獻的介紹。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mdash1898年 對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運動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
以任何種文字全面撰述這方面的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
20世紀50年代初由翦伯贊等人編輯的四卷本資料彙編《戊戌變法》仍然是研究這一題目的最有用的入門書籍。
研究者必然要參考該書目，因為它仍是在原始資料方面最完整的書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統的叙述，但這缺陷已因出現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補償，其中最出色的是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
他的另一著作《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則是一部非常适用的彙編，其中有運動中的許多人物的傳記資料。
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是一本資料豐富的書，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
王樹槐在《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維新運動的影響。
對于變法時期宮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蕭公權的《翁同龢與戊戌變法》。
劉廣京的《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一文一般地闡述了維新運動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維新運動來說，最新發表的著作仍是查爾頓·M.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
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對這一題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書目。
對維新運動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書。
關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蕩的問題，保羅·A.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門的《中日戰争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1968年8月号，第695&mdash710頁）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紹。
蕭公權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對康有為的思想做了最徹底和詳細的研究。
霍華德的《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和特威切特合編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均對理解康有為的維新主義觀念的形成大有好處。
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是對維新主義陣營内部這兩位息息相關的才智者作出的啟發性研究，盡管它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框。
對于理解改革主義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嚴複與西方》、唐·普賴斯的《1896&mdash1911年期間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和張灏的《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
除去陳鍫的《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載《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第59&mdash106頁）的開拓性論述外，對批評和反對維新運動的知識界幾乎還沒有專題研究。
還可進一步利用張之洞的《勸學篇》和蘇輿的《翼教叢編》兩種資料，它們闡述了反維新運動的主要論點，特别是那些抨擊康梁集團的論點。
保羅·科恩和約翰·施雷克編的《十九世紀中國的改革》論叢中提到了主要從當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經檢驗的想法。
在弗思編的《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會議論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雖然它着重于較後的時期。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關于中國事件對日本德川後期的影響問題，鲇澤信太郎在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中作了論述。
他在此書第135&mdash144頁讨論了魏源的《海國圖志》的版本和影響，這便是王家儉的《〈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1966年4月号，第242&mdash249頁）一文的基礎。
關于曾經編纂過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國圖志》的舉足輕重的儒家鹽谷宕陰（1810&mdash1867年）所受的影響，範古利克在《日本對鴉片戰争的反響》（載《華裔學志》1939年第4期，第478&mdash545頁）作了探讨。
佐久間象山對魏源之重視技術是毀譽參半的，關于這一點可看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編的《日本傳統的源泉》一書中的摘錄。
日本對于太平軍起義的反應，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mdash495頁）一文中作了探讨，而增井經夫在《太平天國》中的論述則不夠嚴謹。
衛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3卷：《日本法與亞洲》，第53&mdash71頁）讨論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記。
維新派對日本的認識已引起學術界更多的注意。
霍華德的《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0&mdash312頁）一文略述了這個問題。
關于維新派設法了解明治維新的情況，其研究可見彭澤周的《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載《人文學報》1970年第30期，第149&mdash193頁）一文。
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開頭部分。
同一作者的《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中國變法論》（載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編的《明治維新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第61&mdash114頁）一文轉載于《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第193&mdash262頁。
論黃遵憲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黃遵憲對明治時期日本和西方的反應》（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
有關梁啟超和黃遵憲的論述，見列文森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mdash25頁）、威爾遜的《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載《日本論文集 〔1961年〕》）和黃宗智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王韬是保羅·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一書的主題。
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一書則對鄭觀應作了論述。
對康有為思想的影響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蕭公權的一系列權威性的專著中進行最好的考察。
其中有《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1957年4月）、《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1965年第24期）、《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1967&mdash1968年第7、8期）、《經濟現代化：從曆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載《華裔學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為的行政現代化倡議及其曆史意義》（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期），上述論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1975年）一書中。
羅榮邦把康有為的自傳譯成英文，并把有關康有為的一系列論文編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1967年）一書中。
實藤惠秀畢生關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學生運動的題目：他的最有權威性的論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其中有表格和統計數字。
實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和《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後者有張銘三譯的中譯本，書名為《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1944年上海出版），實藤所未搜羅的中文資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專著加以使用，此即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它着重論述了留學生的政治活動，也強調了他們的文化活動。
斯卡拉皮諾的《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mdash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載費維恺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90&mdash213頁）讨論了學生辦的報章雜志。
從前學生們的回憶錄中有孫伯醇（1891&mdash ）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30〔1966年5月〕，第24&mdash33頁），以及《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31〔1966年6月〕，第28&mdash33頁）。
景梅九的自傳《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譯成日文，名為《留日回顧：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半生》（1966年東京出版）。
除了實藤的著作之外，論述學生運動的，還有永井算己的《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4〔1954年9月〕，第57&mdash83頁）和《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2〔1952年7月〕，第31頁）。
島田虔次的《中國革命的先覺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兩書翻譯和讨論了大量的學生革命傳單，其中包括陳天華的一份傳單。
歐内斯特·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mdash162頁）集中讨論了陳天華的遺囑和自殺問題。
有關翻譯運動的影響和重要性在錢存訓的《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中作了論述（載《遠東季刊》第13卷第3期 〔1954年5月〕，第318&mdash319頁）。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增補了對詞彙交流數量的估價。
讨論日本活動家和中國革命志士之間的關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一文（載費維恺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mdash189頁）。
還可參看載于《中日文化論集》上的陳固亭的《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一文。
在《思想》（1957年，第79&mdash93頁）和《中國》（1966年11月号）的論叢中載有野澤豐所編文獻目錄，兩者均以《孫文與日本》為題。
宮崎寅藏的回憶錄《三十三年落花夢》在1967年編成，附有衛藤沈吉所作的注釋；同時它也被收入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編輯的《宮崎滔天文集》中。
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3年版。
孫中山的另一位親密合作者萱野長知出版了他的記述，即《中華民國革命秘籍》（1940年）一書。
同文會創始人近衛笃麿的日記六卷于1968&mdash1969年在東京出版，名為《近衛笃麿日記》。
關于同文會的官方記載以及會員及其追随者的傳記，可見中島正郎編的正續編《中國回憶錄》。
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寫的荒尾精傳記《巨人荒尾精》一書。
由葛生能久等編寫的《東亞先覺志士傳記》是一部附有許多中國活動家
有關1860&mdash1894年中國軍事自強運動的其他著作，可見本書上卷關于第十章書目文獻的介紹。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mdash1898年 對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運動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
以任何種文字全面撰述這方面的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
20世紀50年代初由翦伯贊等人編輯的四卷本資料彙編《戊戌變法》仍然是研究這一題目的最有用的入門書籍。
研究者必然要參考該書目，因為它仍是在原始資料方面最完整的書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統的叙述，但這缺陷已因出現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補償，其中最出色的是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
他的另一著作《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則是一部非常适用的彙編，其中有運動中的許多人物的傳記資料。
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是一本資料豐富的書，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
王樹槐在《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維新運動的影響。
對于變法時期宮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蕭公權的《翁同龢與戊戌變法》。
劉廣京的《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一文一般地闡述了維新運動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維新運動來說，最新發表的著作仍是查爾頓·M.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
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對這一題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書目。
對維新運動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書。
關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蕩的問題，保羅·A.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門的《中日戰争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1968年8月号，第695&mdash710頁）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紹。
蕭公權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對康有為的思想做了最徹底和詳細的研究。
霍華德的《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和特威切特合編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均對理解康有為的維新主義觀念的形成大有好處。
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是對維新主義陣營内部這兩位息息相關的才智者作出的啟發性研究，盡管它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框。
對于理解改革主義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嚴複與西方》、唐·普賴斯的《1896&mdash1911年期間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和張灏的《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
除去陳鍫的《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載《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第59&mdash106頁）的開拓性論述外，對批評和反對維新運動的知識界幾乎還沒有專題研究。
還可進一步利用張之洞的《勸學篇》和蘇輿的《翼教叢編》兩種資料，它們闡述了反維新運動的主要論點，特别是那些抨擊康梁集團的論點。
保羅·科恩和約翰·施雷克編的《十九世紀中國的改革》論叢中提到了主要從當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經檢驗的想法。
在弗思編的《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會議論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雖然它着重于較後的時期。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關于中國事件對日本德川後期的影響問題，鲇澤信太郎在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中作了論述。
他在此書第135&mdash144頁讨論了魏源的《海國圖志》的版本和影響，這便是王家儉的《〈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1966年4月号，第242&mdash249頁）一文的基礎。
關于曾經編纂過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國圖志》的舉足輕重的儒家鹽谷宕陰（1810&mdash1867年）所受的影響，範古利克在《日本對鴉片戰争的反響》（載《華裔學志》1939年第4期，第478&mdash545頁）作了探讨。
佐久間象山對魏源之重視技術是毀譽參半的，關于這一點可看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編的《日本傳統的源泉》一書中的摘錄。
日本對于太平軍起義的反應，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mdash495頁）一文中作了探讨，而增井經夫在《太平天國》中的論述則不夠嚴謹。
衛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3卷：《日本法與亞洲》，第53&mdash71頁）讨論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記。
維新派對日本的認識已引起學術界更多的注意。
霍華德的《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0&mdash312頁）一文略述了這個問題。
關于維新派設法了解明治維新的情況，其研究可見彭澤周的《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載《人文學報》1970年第30期，第149&mdash193頁）一文。
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開頭部分。
同一作者的《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中國變法論》（載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編的《明治維新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第61&mdash114頁）一文轉載于《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第193&mdash262頁。
論黃遵憲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黃遵憲對明治時期日本和西方的反應》（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
有關梁啟超和黃遵憲的論述，見列文森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mdash25頁）、威爾遜的《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載《日本論文集 〔1961年〕》）和黃宗智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王韬是保羅·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一書的主題。
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一書則對鄭觀應作了論述。
對康有為思想的影響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蕭公權的一系列權威性的專著中進行最好的考察。
其中有《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1957年4月）、《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1965年第24期）、《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1967&mdash1968年第7、8期）、《經濟現代化：從曆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載《華裔學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為的行政現代化倡議及其曆史意義》（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期），上述論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1975年）一書中。
羅榮邦把康有為的自傳譯成英文，并把有關康有為的一系列論文編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1967年）一書中。
實藤惠秀畢生關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學生運動的題目：他的最有權威性的論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其中有表格和統計數字。
實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和《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後者有張銘三譯的中譯本，書名為《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1944年上海出版），實藤所未搜羅的中文資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專著加以使用，此即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它着重論述了留學生的政治活動，也強調了他們的文化活動。
斯卡拉皮諾的《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mdash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載費維恺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90&mdash213頁）讨論了學生辦的報章雜志。
從前學生們的回憶錄中有孫伯醇（1891&mdash ）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30〔1966年5月〕，第24&mdash33頁），以及《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31〔1966年6月〕，第28&mdash33頁）。
景梅九的自傳《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譯成日文，名為《留日回顧：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半生》（1966年東京出版）。
除了實藤的著作之外，論述學生運動的，還有永井算己的《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4〔1954年9月〕，第57&mdash83頁）和《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2〔1952年7月〕，第31頁）。
島田虔次的《中國革命的先覺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兩書翻譯和讨論了大量的學生革命傳單，其中包括陳天華的一份傳單。
歐内斯特·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mdash162頁）集中讨論了陳天華的遺囑和自殺問題。
有關翻譯運動的影響和重要性在錢存訓的《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中作了論述（載《遠東季刊》第13卷第3期 〔1954年5月〕，第318&mdash319頁）。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增補了對詞彙交流數量的估價。
讨論日本活動家和中國革命志士之間的關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一文（載費維恺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mdash189頁）。
還可參看載于《中日文化論集》上的陳固亭的《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一文。
在《思想》（1957年，第79&mdash93頁）和《中國》（1966年11月号）的論叢中載有野澤豐所編文獻目錄，兩者均以《孫文與日本》為題。
宮崎寅藏的回憶錄《三十三年落花夢》在1967年編成，附有衛藤沈吉所作的注釋；同時它也被收入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編輯的《宮崎滔天文集》中。
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3年版。
孫中山的另一位親密合作者萱野長知出版了他的記述，即《中華民國革命秘籍》（1940年）一書。
同文會創始人近衛笃麿的日記六卷于1968&mdash1969年在東京出版，名為《近衛笃麿日記》。
關于同文會的官方記載以及會員及其追随者的傳記，可見中島正郎編的正續編《中國回憶錄》。
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寫的荒尾精傳記《巨人荒尾精》一書。
由葛生能久等編寫的《東亞先覺志士傳記》是一部附有許多中國活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