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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摘要：蘇聯中央檔案部曆史記事》，106卷。
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編的《中國書目》中的條目；齊赫文斯基編的《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葉菲莫夫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評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較為重要的輔助著作。
關于外交關系的開創，見坂野正高的《1858&mdash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和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mdash1880年》。
關于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加緊活動的狀況，見費正清作為背景材料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蔣廷黻的《1870&mdash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3年第17期第1&mdash106頁；徐中約的《伊犁危機，1871&mdash1881年》；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伊斯特門的《1880&mdash1885年中國在中法争執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有關日本侵略朝鮮的論述，見康羅伊的《1868&mdash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戰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凱與朝鮮》；C.I.尤金·金、金漢奎（音）的《1876&mdash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趙清洋（音）的《1864&mdash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治》；詹森的《日本與中國，1894&mdash1972年從戰争到和平的時期》，第4章。
有關瓜分中國的威脅和義和團暴亂，可見施雷克的《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珀塞爾的《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譚春霖的《拳亂》；弗萊明的《北京被圍記》；埃德蒙·S.韋爾利的《1891&mdash1900年英國、中國和反教騷動》；L.K.楊的《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
有關俄國1900&mdash1905年在滿洲活動的論述，可見倫森編的《俄中戰争》，和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
有關英日聯盟方面的論述，可見尼什的《1894&mdash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關美國之卷入滿洲問題，可見亨特的《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mdash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mdash1895年 研究晚清時期中國對西方關系觀點的史料是豐富的，但卻很分散。
有關一些 剀切陳詞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資料，都是他們本人的著作。
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國曆史學會主辦出版的大量文獻彙編中，特别是齊思和等編的《鴉片戰争》、邵循正等編的《中法戰争》和中國科學院等編的《洋務運動》。
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仍然是官方編纂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編輯出版了《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它是1821&mdash1861年期間的文獻綜合彙編。
鄧嗣禹和費正清合編的佳作《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mdash1923年文獻概覽》收集了從1839年以來晚清的文獻并譯成英文，且有注釋。
關于中國對西方态度的總的論述，可參看王爾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關于傳統的中國人的世界觀（這嚴重地影響了近代中國關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譯七經》和那波利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華思想》，對這一題目的有權威的著作是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經世學派在中國對西方的态度方面起過重要作用，關于它的重新得勢的情況，學者們有必要研究賀長齡的重要著作《皇朝經世文編》和它的幾個續編。
王家儉的《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是對一個經世論學者所作的有價值的研究著作。
關于19世紀中葉某些士大夫對&ldquo變局&rdquo的認識，在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
至于對付這種前所未有的情勢的最好途徑，則意見頗不一緻。
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見之于地理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和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後兩者書名雖同，但内容各異。
關于中國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況是郭廷以等人所編和進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譜》的題目；而對繼郭嵩焘而為倫敦公使的曾紀澤，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則作了詳細的研究。
關于那些力主中國須抓住變局良機以圖強的有見識的官員的論點，可見多卷本《海防檔》和劉廣京的《儒家愛國者和實務派李鴻章》。
張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書考察了一位理學高級官員的思想背景。
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排印本》提供了有關清廷中保守主義的詳細情況。
對于無經驗而又書生氣十足的一批年輕人組成的活躍的政治集團的政治态度，可見郝延平的《清流黨（1875&mdash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門的《1880&mdash1885年中國在中法争執中追求的政策》。
對于同情保守派的關鍵人物的研究，可見陸寶千的《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劉鳳翰的《李鴻藻先生年譜》（李鴻藻是顯赫的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老師）。
後者系李鴻藻之孫與人合著之書，它包括許多罕見的和從前未出版的文獻，其中有李鴻藻的信件和日記。
對于反基督教的觀點，在保羅·A.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一書作了精心的考察，該書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間文化上的龃龉之處；還可參看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此書除了強調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對&ldquo人、夷與獸&rdquo的看法。
對于國家主權的認識和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論的問題，可看呂實強的《丁日昌與自強運動》、李國祁的《張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時代的馬建中》。
關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業民族主義問題的著作，有保羅·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和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鮑威爾的《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和史密斯的《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
庫恩在《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分析了19世紀中葉的軍事發展。
庫恩強調團練超過了羅爾綱的《湘軍新志》。
在&ldquo更高一級的軍事化&rdquo方面，湘軍的具體籌建工作在王爾敏1973年的《清代勇營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論。
有關綠營兵的論述，羅爾綱的《綠營兵志》仍然是權威性的著述。
《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關于部署&ldquo練軍&rdquo以防止和鎮壓民衆造反的報告。
有關外國對清軍影響的著述，見史密斯的《19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該書從曆史角度評述了華爾和戈登。
又可看該作者的《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和晚清的實踐》一文。
在19世紀中葉的西方著述中，藍普雷的《中國的軍事體系》一文（1867年）雖然妄自尊大，但不失為卓有見地之作。
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國作者撰寫了有關清代軍事的著作，如埃默裡·厄普頓（1878年）、馬克·貝爾（1884年）、詹姆斯·哈裡森·威爾遜（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們均未能透徹地理解勇營的政治和财政背景及其組織原則。
關于西北部回民暴亂問題，有貝爾斯的《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一書，它與贊譽左宗棠将才的19世紀西方作者頗異其趣。
由于貝爾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許多錯誤，後經朱文長專著（1966年）《1862&mdash189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予以指出。
此書是有關清朝對陝甘回民作戰的最佳著作。
如同我們大家一樣，朱文長不得不使用關于回民的間接材料。
中國的著名穆斯林學者白壽彜在《回民起義》一書中也隻能出示出自陝甘回民之手的兩份簡短的文獻。
朱文長的著作又被徐中約1968年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一文所充實，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過強制各省解繳&ldquo協饷&rdquo，從1868年至1884年新疆設行省時止，已經為西北的征戰花費了大量資源。
對中國沿海自強運動的研究通常都忽視了從這一亞洲腹地的角度來看問題。
對日益贊同1840&mdash1894年沿海防務的輿論，王家儉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論》一文中作了考察。
K.H.金的《1860&mdash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一書着重談到了李鴻章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就對日本之窺測朝鮮有所警惕。
羅林森在《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mdash1895年》一書中鮮明生動地描述了李鴻章創建海軍活動的艱苦和災難。
慈禧太後揮霍海防專款興建頤和園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獻材料加以論證。
梁嘉彬（1975年）着重論述了李鴻章對中國敗于甲午戰争負有責任。
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則剛剛開始探索造成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日益衰敗的宮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資料中，至少有兩種法文材料（黎貢德和愛爾明加）記述了1885年3月末中國在諒山奇襲取得勝利的情況。
英國觀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國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這次戰役的具體細節。
日本戰時定期刊物《日清戰争實記》仍然是對甲午戰争最詳盡的記載，它比由參謀本部在1904&mdash1917年或由海軍司令部在1905年編寫的正史更有價值。
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關于中法戰争和中日甲午戰争方面的軍事史可以推薦給讀者。
有關新疆和台灣邊疆地區的著作，歐文·拉鐵摩爾等人編寫的《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一書，仍然是對這塊沃土、各少數民族集團、英俄競争以及俄國通過中國漢人進行間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評述。
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反映了大漢族主義，同時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後，中國行政管理上的軟弱無力。
倫納德·戈登編的《台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是簡明扼要地介紹19世紀台灣情況的出色著作。
郭廷以的《台灣史事概說》是一部大陸人的曆
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編的《中國書目》中的條目；齊赫文斯基編的《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葉菲莫夫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評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較為重要的輔助著作。
關于外交關系的開創，見坂野正高的《1858&mdash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和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mdash1880年》。
關于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加緊活動的狀況，見費正清作為背景材料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蔣廷黻的《1870&mdash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3年第17期第1&mdash106頁；徐中約的《伊犁危機，1871&mdash1881年》；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伊斯特門的《1880&mdash1885年中國在中法争執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有關日本侵略朝鮮的論述，見康羅伊的《1868&mdash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戰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凱與朝鮮》；C.I.尤金·金、金漢奎（音）的《1876&mdash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趙清洋（音）的《1864&mdash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治》；詹森的《日本與中國，1894&mdash1972年從戰争到和平的時期》，第4章。
有關瓜分中國的威脅和義和團暴亂，可見施雷克的《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珀塞爾的《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譚春霖的《拳亂》；弗萊明的《北京被圍記》；埃德蒙·S.韋爾利的《1891&mdash1900年英國、中國和反教騷動》；L.K.楊的《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
有關俄國1900&mdash1905年在滿洲活動的論述，可見倫森編的《俄中戰争》，和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
有關英日聯盟方面的論述，可見尼什的《1894&mdash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關美國之卷入滿洲問題，可見亨特的《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mdash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mdash1895年 研究晚清時期中國對西方關系觀點的史料是豐富的，但卻很分散。
有關一些 剀切陳詞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資料，都是他們本人的著作。
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國曆史學會主辦出版的大量文獻彙編中，特别是齊思和等編的《鴉片戰争》、邵循正等編的《中法戰争》和中國科學院等編的《洋務運動》。
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仍然是官方編纂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編輯出版了《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它是1821&mdash1861年期間的文獻綜合彙編。
鄧嗣禹和費正清合編的佳作《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mdash1923年文獻概覽》收集了從1839年以來晚清的文獻并譯成英文，且有注釋。
關于中國對西方态度的總的論述，可參看王爾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關于傳統的中國人的世界觀（這嚴重地影響了近代中國關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譯七經》和那波利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華思想》，對這一題目的有權威的著作是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經世學派在中國對西方的态度方面起過重要作用，關于它的重新得勢的情況，學者們有必要研究賀長齡的重要著作《皇朝經世文編》和它的幾個續編。
王家儉的《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是對一個經世論學者所作的有價值的研究著作。
關于19世紀中葉某些士大夫對&ldquo變局&rdquo的認識，在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
至于對付這種前所未有的情勢的最好途徑，則意見頗不一緻。
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見之于地理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和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後兩者書名雖同，但内容各異。
關于中國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況是郭廷以等人所編和進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譜》的題目；而對繼郭嵩焘而為倫敦公使的曾紀澤，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則作了詳細的研究。
關于那些力主中國須抓住變局良機以圖強的有見識的官員的論點，可見多卷本《海防檔》和劉廣京的《儒家愛國者和實務派李鴻章》。
張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書考察了一位理學高級官員的思想背景。
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排印本》提供了有關清廷中保守主義的詳細情況。
對于無經驗而又書生氣十足的一批年輕人組成的活躍的政治集團的政治态度，可見郝延平的《清流黨（1875&mdash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門的《1880&mdash1885年中國在中法争執中追求的政策》。
對于同情保守派的關鍵人物的研究，可見陸寶千的《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劉鳳翰的《李鴻藻先生年譜》（李鴻藻是顯赫的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老師）。
後者系李鴻藻之孫與人合著之書，它包括許多罕見的和從前未出版的文獻，其中有李鴻藻的信件和日記。
對于反基督教的觀點，在保羅·A.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一書作了精心的考察，該書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間文化上的龃龉之處；還可參看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此書除了強調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對&ldquo人、夷與獸&rdquo的看法。
對于國家主權的認識和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論的問題，可看呂實強的《丁日昌與自強運動》、李國祁的《張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時代的馬建中》。
關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業民族主義問題的著作，有保羅·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和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鮑威爾的《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和史密斯的《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
庫恩在《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分析了19世紀中葉的軍事發展。
庫恩強調團練超過了羅爾綱的《湘軍新志》。
在&ldquo更高一級的軍事化&rdquo方面，湘軍的具體籌建工作在王爾敏1973年的《清代勇營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論。
有關綠營兵的論述，羅爾綱的《綠營兵志》仍然是權威性的著述。
《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關于部署&ldquo練軍&rdquo以防止和鎮壓民衆造反的報告。
有關外國對清軍影響的著述，見史密斯的《19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該書從曆史角度評述了華爾和戈登。
又可看該作者的《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和晚清的實踐》一文。
在19世紀中葉的西方著述中，藍普雷的《中國的軍事體系》一文（1867年）雖然妄自尊大，但不失為卓有見地之作。
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國作者撰寫了有關清代軍事的著作，如埃默裡·厄普頓（1878年）、馬克·貝爾（1884年）、詹姆斯·哈裡森·威爾遜（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們均未能透徹地理解勇營的政治和财政背景及其組織原則。
關于西北部回民暴亂問題，有貝爾斯的《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一書，它與贊譽左宗棠将才的19世紀西方作者頗異其趣。
由于貝爾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許多錯誤，後經朱文長專著（1966年）《1862&mdash189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予以指出。
此書是有關清朝對陝甘回民作戰的最佳著作。
如同我們大家一樣，朱文長不得不使用關于回民的間接材料。
中國的著名穆斯林學者白壽彜在《回民起義》一書中也隻能出示出自陝甘回民之手的兩份簡短的文獻。
朱文長的著作又被徐中約1968年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一文所充實，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過強制各省解繳&ldquo協饷&rdquo，從1868年至1884年新疆設行省時止，已經為西北的征戰花費了大量資源。
對中國沿海自強運動的研究通常都忽視了從這一亞洲腹地的角度來看問題。
對日益贊同1840&mdash1894年沿海防務的輿論，王家儉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論》一文中作了考察。
K.H.金的《1860&mdash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一書着重談到了李鴻章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就對日本之窺測朝鮮有所警惕。
羅林森在《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mdash1895年》一書中鮮明生動地描述了李鴻章創建海軍活動的艱苦和災難。
慈禧太後揮霍海防專款興建頤和園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獻材料加以論證。
梁嘉彬（1975年）着重論述了李鴻章對中國敗于甲午戰争負有責任。
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則剛剛開始探索造成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日益衰敗的宮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資料中，至少有兩種法文材料（黎貢德和愛爾明加）記述了1885年3月末中國在諒山奇襲取得勝利的情況。
英國觀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國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這次戰役的具體細節。
日本戰時定期刊物《日清戰争實記》仍然是對甲午戰争最詳盡的記載，它比由參謀本部在1904&mdash1917年或由海軍司令部在1905年編寫的正史更有價值。
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關于中法戰争和中日甲午戰争方面的軍事史可以推薦給讀者。
有關新疆和台灣邊疆地區的著作，歐文·拉鐵摩爾等人編寫的《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一書，仍然是對這塊沃土、各少數民族集團、英俄競争以及俄國通過中國漢人進行間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評述。
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反映了大漢族主義，同時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後，中國行政管理上的軟弱無力。
倫納德·戈登編的《台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是簡明扼要地介紹19世紀台灣情況的出色著作。
郭廷以的《台灣史事概說》是一部大陸人的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