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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870&mdash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關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綜合論述，沒有哪種文字出版的書籍是令人滿意的。
香港出版的兩卷本《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濟史論集》（照相平版印刷），轉載了1953&mdash1967年間分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台灣發表的46篇近代經濟和社會史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領域的狀況。
原在1932年和1949年期間《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雜志上發表的21篇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當地被轉載了，見《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論集》。
晚清時期出版的經濟資料包括從總理衙門和外交部檔案中照相複印的兩大種文獻彙編，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海防檔》，其中有1861&mdash1911年間購置外國武器、建立兵工廠和機器廠以及興辦電報和鐵路等事項的檔案；另一種是1865&mdash1911年的《礦務檔》。
大量有重要價值的原始資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十年搜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難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過去未經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時冠以有傾向性的小标題。
李文治編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中附有内容廣泛的書目。
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年》一書的頭兩卷包括的是晚清時期。
關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廠工業的論述，可見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895年》和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mdash1914年》。
有關鐵路史方面的文獻資料收在宓汝成所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mdash1911年》。
而最重要的唯一有關運輸和交通方面的資料則是前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的《交通史》。
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看到的縮微膠卷和&ldquo大型目錄&rdquo，使我們能夠閱讀這一彙編中的23776頁文獻資料。
有關外國貸款的極為詳盡的數字反映在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mdash1927年》一書中。
嚴中平等人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引有廣泛資料，并詳加注釋，但是編者有時忽略了指數問題。
要研究對外貿易等問題，中國海關稅務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資料現在已由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制成縮微膠卷，以供使用。
蕭亮林（音）的《中國外貿統計，1864&mdash1949年》一書充分地參照原始材料，對外貿統計數字作了有價值的校勘。
專題性文獻尚不多見。
入門時或許最好先閱讀施堅雅等人所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的有關部分，本書論述的時期為1644&mdash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許多專題著作中，下面幾種可能是值得注意的。
農業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參見珀金斯的《1368&mdash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這是一部研究如何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單位産量以使中國的農民能夠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經濟論》則是一部概述現有1949年以前的20世紀經濟資料的巨著，但它對于19世紀的研究也同樣有價值。
學術界對于近代制造業和礦業都相當重視，但對手工業卻不盡然。
費維恺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說明了晚清工業化的性質。
有關軍事工業的問題，可見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關于鐵路，有李國祁的《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造船業方面，有劉廣京的《1862&mdash1874年英美輪船業在中國的争奪》。
關于礦業方面，有卡爾森的《1877&mdash1912年的開平煤礦》。
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mdash1937年》一書是目前研究某一單項工業的最佳著作。
在外國工業投資影響方面，有侯繼明的佳作《1849&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
有關人口的論述，可見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mdash1953年》。
土地稅的管理和規模在王業鍵的《1750&mdash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一書中有論述，而對财政上占有位置的鹽業專賣則在佐伯富的《清代鹽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
有關貨币制度的問題，可參閱楊端六的《清代貨币金融史稿》和弗蘭克·金的《1845&mdash1895年中國的貨币與貨币政策》兩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會議論文集中，有幾篇文章論述了晚清經濟的各個方面。
這些文集是：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珀金斯編的《從曆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mdash1905年 對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須使用多種檔案和多種語言，并且要跨學科來進行。
這種研究必須先從研究幾種主要語言的文獻着手，另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和心理諸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影響着中國對外關系的舞台。
這種結合曆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自然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研究形成鮮明對照，那時研究中國的歐美人士或是緻力于語言和文化的漢學家，或是隻使用西文資料的外交關系專家。
例如，馬士的先驅性著作大部分根據英文資料，而考爾疊主要是使用法文資料，泰勒·德涅特則大部分依靠美國文獻。
盡管他們的著作在當時起過開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标準來看，它們隻不過是英、法、美三國的對華外交史。
由于他們完全依賴本國資料，緻使他們不僅忽視了中文資料和中國人的觀點，甚至對西方資料也不能博采諸國的檔案。
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蘭格的《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mdash1902年》一書确立了新的标準，但它基本上仍缺乏東亞的資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能夠避免學術上老的狹隘地方主義了，他們也研究中文資料，并試圖理解中國人的觀點。
當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關清代外交事務的中文資料時，中國外交史的新時代開始了。
特别是在蔣廷黻的影響下，新的一代中國和西方學者出現了，他們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漸使他們的研究符合近代的曆史和社會科學的标準。
他們的這種努力在40和50年代取得了長足進展，它增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并且開創了利用多種語言的檔案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新局面。
日本論述近代中國的學術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們公認。
顯然，也有人很花力氣去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其結果是給非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他們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釋。
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獻彙編有如下述（盡管這隻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個别官員的著作）： 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彥威和王亮合編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導言一卷和宣統朝（1909&mdash1911年）的24卷。
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1卷。
5.《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7卷。
7.《大清曆朝實錄》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點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mdash1962年，8卷）。
9.《宮中檔光緒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1805&mdash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編：《中法戰争》7冊。
12.邵循正等編：《中日戰争》7冊。
13.翦伯贊等編：《義和團》4冊。
有關清代文獻的類型、價值和傳播，可參看費正清和鄧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種》；有關宮廷禮制和政策，可看吳秀良的《1693&mdash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當然已有大量文獻叢書問世，它們提供了日文、朝鮮文和歐洲文字的各該國外交關系的記載，其中也包括這些國家與中國關系的記載。
關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編的《1868&mdash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編輯的《1862&mdash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
由于英國政策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起着主導作用，現有的檔案都有重要價值。
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檔案文獻（例如議會文件中的中國通訊部分和英國議會議事錄的辯論部分）外，我們也可以參考倫敦檔案局所藏外交部有關中國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檔卷：外交部第17号文件&ldquo中國政治通訊&rdquo，1815&mdash1905年；外交部第371号文件&ldquo政治通訊&rdquo，1906&mdash1932年；外交部第228号文件&ldquo中國領事館通訊&rdquo，1834&mdash1930年；外交部第405号文件&ldquo中國問題秘密文件&rdquo，1848&mdash1954年；外交部第233号文件&ldquo中國處，公使館檔案&rdquo；以及外交部第682号文件&ldquo中國處，公使館檔案&rdquo，1839&mdash1939年。
又見羅惠民的《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mdash1914年，又增補1915&mdash1937年》。
還有大部頭的再版書《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19世紀），是愛爾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區域研究叢書，計42卷。
在美國，這些檔案已制成縮微膠卷。
除了已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1866&mdash 》一書外，還可以使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文獻《中國：急件》、《中國：指令》和《中國：領事館報告》，以上1844&mdash1906年的所有資料都制成了縮微膠卷。
1906年以後急件、指令和領事館的報告可以在華盛頓特區國家檔案館看到，見《國家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有關俄國的資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見《紅色檔案，曆史記事》，104卷；魯賓恰克編譯，路易斯·鮑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編輯的《紅色檔
香港出版的兩卷本《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濟史論集》（照相平版印刷），轉載了1953&mdash1967年間分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台灣發表的46篇近代經濟和社會史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領域的狀況。
原在1932年和1949年期間《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雜志上發表的21篇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當地被轉載了，見《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論集》。
晚清時期出版的經濟資料包括從總理衙門和外交部檔案中照相複印的兩大種文獻彙編，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海防檔》，其中有1861&mdash1911年間購置外國武器、建立兵工廠和機器廠以及興辦電報和鐵路等事項的檔案；另一種是1865&mdash1911年的《礦務檔》。
大量有重要價值的原始資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十年搜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難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過去未經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時冠以有傾向性的小标題。
李文治編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中附有内容廣泛的書目。
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年》一書的頭兩卷包括的是晚清時期。
關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廠工業的論述，可見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895年》和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mdash1914年》。
有關鐵路史方面的文獻資料收在宓汝成所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mdash1911年》。
而最重要的唯一有關運輸和交通方面的資料則是前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的《交通史》。
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看到的縮微膠卷和&ldquo大型目錄&rdquo，使我們能夠閱讀這一彙編中的23776頁文獻資料。
有關外國貸款的極為詳盡的數字反映在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mdash1927年》一書中。
嚴中平等人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引有廣泛資料，并詳加注釋，但是編者有時忽略了指數問題。
要研究對外貿易等問題，中國海關稅務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資料現在已由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制成縮微膠卷，以供使用。
蕭亮林（音）的《中國外貿統計，1864&mdash1949年》一書充分地參照原始材料，對外貿統計數字作了有價值的校勘。
專題性文獻尚不多見。
入門時或許最好先閱讀施堅雅等人所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的有關部分，本書論述的時期為1644&mdash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許多專題著作中，下面幾種可能是值得注意的。
農業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參見珀金斯的《1368&mdash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這是一部研究如何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單位産量以使中國的農民能夠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經濟論》則是一部概述現有1949年以前的20世紀經濟資料的巨著，但它對于19世紀的研究也同樣有價值。
學術界對于近代制造業和礦業都相當重視，但對手工業卻不盡然。
費維恺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說明了晚清工業化的性質。
有關軍事工業的問題，可見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關于鐵路，有李國祁的《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造船業方面，有劉廣京的《1862&mdash1874年英美輪船業在中國的争奪》。
關于礦業方面，有卡爾森的《1877&mdash1912年的開平煤礦》。
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mdash1937年》一書是目前研究某一單項工業的最佳著作。
在外國工業投資影響方面，有侯繼明的佳作《1849&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
有關人口的論述，可見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mdash1953年》。
土地稅的管理和規模在王業鍵的《1750&mdash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一書中有論述，而對财政上占有位置的鹽業專賣則在佐伯富的《清代鹽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
有關貨币制度的問題，可參閱楊端六的《清代貨币金融史稿》和弗蘭克·金的《1845&mdash1895年中國的貨币與貨币政策》兩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會議論文集中，有幾篇文章論述了晚清經濟的各個方面。
這些文集是：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珀金斯編的《從曆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mdash1905年 對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須使用多種檔案和多種語言，并且要跨學科來進行。
這種研究必須先從研究幾種主要語言的文獻着手，另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和心理諸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影響着中國對外關系的舞台。
這種結合曆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自然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研究形成鮮明對照，那時研究中國的歐美人士或是緻力于語言和文化的漢學家，或是隻使用西文資料的外交關系專家。
例如，馬士的先驅性著作大部分根據英文資料，而考爾疊主要是使用法文資料，泰勒·德涅特則大部分依靠美國文獻。
盡管他們的著作在當時起過開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标準來看，它們隻不過是英、法、美三國的對華外交史。
由于他們完全依賴本國資料，緻使他們不僅忽視了中文資料和中國人的觀點，甚至對西方資料也不能博采諸國的檔案。
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蘭格的《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mdash1902年》一書确立了新的标準，但它基本上仍缺乏東亞的資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能夠避免學術上老的狹隘地方主義了，他們也研究中文資料，并試圖理解中國人的觀點。
當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關清代外交事務的中文資料時，中國外交史的新時代開始了。
特别是在蔣廷黻的影響下，新的一代中國和西方學者出現了，他們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漸使他們的研究符合近代的曆史和社會科學的标準。
他們的這種努力在40和50年代取得了長足進展，它增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并且開創了利用多種語言的檔案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新局面。
日本論述近代中國的學術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們公認。
顯然，也有人很花力氣去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其結果是給非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他們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釋。
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獻彙編有如下述（盡管這隻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個别官員的著作）： 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彥威和王亮合編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導言一卷和宣統朝（1909&mdash1911年）的24卷。
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1卷。
5.《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7卷。
7.《大清曆朝實錄》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點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mdash1962年，8卷）。
9.《宮中檔光緒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1805&mdash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編：《中法戰争》7冊。
12.邵循正等編：《中日戰争》7冊。
13.翦伯贊等編：《義和團》4冊。
有關清代文獻的類型、價值和傳播，可參看費正清和鄧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種》；有關宮廷禮制和政策，可看吳秀良的《1693&mdash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當然已有大量文獻叢書問世，它們提供了日文、朝鮮文和歐洲文字的各該國外交關系的記載，其中也包括這些國家與中國關系的記載。
關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編的《1868&mdash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編輯的《1862&mdash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
由于英國政策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起着主導作用，現有的檔案都有重要價值。
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檔案文獻（例如議會文件中的中國通訊部分和英國議會議事錄的辯論部分）外，我們也可以參考倫敦檔案局所藏外交部有關中國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檔卷：外交部第17号文件&ldquo中國政治通訊&rdquo，1815&mdash1905年；外交部第371号文件&ldquo政治通訊&rdquo，1906&mdash1932年；外交部第228号文件&ldquo中國領事館通訊&rdquo，1834&mdash1930年；外交部第405号文件&ldquo中國問題秘密文件&rdquo，1848&mdash1954年；外交部第233号文件&ldquo中國處，公使館檔案&rdquo；以及外交部第682号文件&ldquo中國處，公使館檔案&rdquo，1839&mdash1939年。
又見羅惠民的《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mdash1914年，又增補1915&mdash1937年》。
還有大部頭的再版書《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19世紀），是愛爾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區域研究叢書，計42卷。
在美國，這些檔案已制成縮微膠卷。
除了已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1866&mdash 》一書外，還可以使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文獻《中國：急件》、《中國：指令》和《中國：領事館報告》，以上1844&mdash1906年的所有資料都制成了縮微膠卷。
1906年以後急件、指令和領事館的報告可以在華盛頓特區國家檔案館看到，見《國家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有關俄國的資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見《紅色檔案，曆史記事》，104卷；魯賓恰克編譯，路易斯·鮑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編輯的《紅色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