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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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王朝鎮壓民衆起義到它垮台之間的40年并不是中國社會秩序大動蕩的時期，而是中國社會内部發生轉變的時期。
在20世紀之初，劉鹗和吳沃堯的小說描寫了一些受到新人物&mdash&mdash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義和團，以及實力雄厚而與外國人有聯系的巨商等&mdash&mdash包圍的文人和官僚。
這些新人對後者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
有些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并且确認1894&mdash1904年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
1904年快到年底時張謇就曾指出：&ldquo此十年中，風雲變幻，殆如百歲。
&rdquo[1] 那時的觀察家還注意到，光緒和宣統時期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是發生在不斷分化、越來越四分五裂的統治階級内層。
變化對下層的影響則遠沒有那麼明顯。
從當時的記載來看，平民百姓似乎對這種變化仍舊漠不關心，隻是他們的處境略為惡化而已。
在1911年的上海街頭，現代工廠的工人同蘇北新來的勞工外表無甚差别，但是，身着藍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禮帽、出入汽車的商人則差别很大。
在旁觀者看來，這些差别反映了中國新舊轉換的幅度。
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國社會演進的内在動力，我們歸根結底還必須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國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經讨論了經濟、對外關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問題，還讨論了對軍隊、商人、官吏、士紳、學生和革命者有影響的種種發展。
特權階級種種 自康熙的滿人統治建立後一直保持着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治階級，在19世紀最後25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19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
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号的老闆，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
一個家庭隻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
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
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
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财能使他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
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隻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
[2]最後，從地方到省，一個人隻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在公衆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份的标志。
商人和地主家庭隻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
當時通用的&ldquo紳士&rdquo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
&ldquo紳士&rdquo指的是緻仕或暫時丢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
但是在19世紀中期地方志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盡管其中一些人并沒有功名可言。
巨紳：太平天國以後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
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壓人民起義，特别是鎮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
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21200人增至26800人。
[3]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後即已停止，此後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
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隻涉及一次會試，而且隻相當于上述固定增加數的5%，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
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33年，那麼，19世紀最後25年就會有将近91萬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萬人增加了23%。
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18%增加到24%。
[4] 盡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确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
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治者廣泛采用，到19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19世紀後半期又大肆推行。
起初采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後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
為了便于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
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捐官總數達53.4萬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隻是35.5萬名。
[5]1860年以後，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
[6]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内，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萬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後的720萬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後才恢複到1850年的水平。
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就會更大，盡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于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于分布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
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與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0.7%，在四川則是3.5%。
太平軍起義後，這個比例在四川是0.6%，在浙江則是5%。
[7]雲南和貴州由于地區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
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着穩定，但這隻是由于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
由于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财，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量還是大量增加的。
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陝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
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
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于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獲得者的數量之間的不平衡。
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量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在文人階層内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
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萬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萬名，即11%，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于真正的上層。
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的32%，即35萬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50%。
太平軍起義以後，145萬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萬人，即14%，至少是貢生，他們屬于上層紳士。
其中53萬人的地位，即總數的36%，是新近捐納的。
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66%。
[8]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增多，而且組成成分也在變化。
與此同時，&ldquo非正途&rdquo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19世紀末以前，傳統統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象。
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
在19世紀最後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
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寝了。
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麼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麼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加導緻這個階層内關系緊張，并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
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質量。
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隻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
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19世紀後半期，随着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展，新的集團正在統治階級内部形成。
到19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展更為重要了。
新軍勢力 現代戰争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
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
戰争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後銜接的階段。
在1850&mdash1874年間，民衆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壓民衆運動的過程中産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
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撚軍和回民打仗。
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
[9]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
[10]此後不久，由于形勢的需要，以及像李鴻章這樣的年輕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勢。
[11]這些人僅憑戰功就在當地，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
例如劉于浔最初隻是江西的一名監生，後來他統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達十五年之久。
劉銘傳也是如此。
他以販私鹽起家，後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台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
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将領後來大都擔任了文職。
投軍隻是晉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
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于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
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mdash&mdash即旗軍和綠營軍&mdash&mdash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
某些将領如劉于浔等便辭官還鄉，甯願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
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将領及其大多數下屬都謀求并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
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19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
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
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于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
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焘、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導下，創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
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内軍械所和此後建立的軍火工業，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
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随着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的發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抛到九霄雲外。
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壓民衆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建新軍和使傳統的軍隊現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
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
後來淮軍也仿效這種做法。
1862年在上海和甯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術的訓練（見第四章）。
同年11月，一道上谕規定高級将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
但是進展很慢。
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
有些士官生曾經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别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
南京、威海衛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
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
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
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後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
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
張之洞1887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
中日甲午開戰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
可是随着号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展技術的代表。
[12] 隻是在1895年以後，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
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着充分現代化的軍隊。
重點又從建立現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争之前，那些經過&ldquo西式訓練&rdquo的少量軍隊隻是簡單地采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
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術的部隊。
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
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于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
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民國總統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年以後割據華北的軍閥，像出身低賤的曹锟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
隻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
新軍将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着西方的防禦和戰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後，新軍将領随着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
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
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代陸軍的基礎。
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谕的實質内容便是這樣。
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谕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後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的1/3以上。
從1901&mdash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陝西、江西、廣西、貴州和雲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谕下令廢除傳統的武舉制，緩和了争取新式軍官的競争；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并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
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
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
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
1904年1月3日批準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13]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後勤學。
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别章程。
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
這些章程并未被嚴格執行。
北京拟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
隻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
各武備學堂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
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
1906年有武備學堂35所，學員共6307人，威海衛、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
[14]到1911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
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
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
張之洞在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
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像劉銘傳等著名将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
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
[15]這一發展又得力于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
[16]鎮壓太平軍的最後兩位傑出統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别于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治者開辟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借軍事力量。
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緻力于組織新軍。
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
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mdash&mdash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揮着政治影響&mdash&mdash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号稱100萬，但大概實際隻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另外17.5萬人是半現代化的巡防隊。
後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于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
尚未遣散的5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隻有7.5萬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
[17]軍官總數近7萬人，10%是高級将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
這批軍官&mdash&mdash即便是最低級軍官&mdash&mdash的素質和教育水平及其對科學技術的了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
1895年以後，受過現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
軍事改革有助于保證他們前程似錦。
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
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于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于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曆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争以後惡性發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
最明顯的是中國戰敗以後，大家舍得花錢使軍隊現代化。
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國家又能複興民族的軍隊。
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年和1906年練兵處發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
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ldquo用儒生領軍&rdquo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标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
然而在中日戰争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
為了順應輿情，[18]1906年4月的一道上谕列舉了關于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
1905年以後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
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的軍國民教育。
[19]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模推行軍事教育，隻有極少數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
盡管如此，公衆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複興的象征，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并沒有真正的團結。
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
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勳和曹锟，或如劉伯承。
1917年企圖恢複帝制的張勳，是在中法戰争、中日戰争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
1923&mdash1924年擔任總統的曹锟，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生。
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後來變成了共産黨軍隊的元帥。
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
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
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産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後隻好投軍。
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
這裡有後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雲南武備學堂的。
應舉未中的蔡锷後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于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雲南的國民革命，1915&mdash1916年又組織過讨袁之役。
後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并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将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
張之洞創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士兵多半有文化。
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内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系，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20]1908年以後的大多數兵變，包括使清朝倒台的那次兵變，都是發生在南方的軍隊中。
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
北洋軍的軍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隻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後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後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
[21]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
隻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保持對清朝的忠誠。
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并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
清廷統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22]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于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于鄉土觀念，有時又是出于同窗之誼。
[23]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于他們在政治日益動蕩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
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接觸西方後的結果 為了适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内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
他們的共同事業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
盡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于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後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産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
最早辦洋務的職業人員是譯員。
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隻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
但是随着1858&mdash1860年的戰争，出現了一批辦外交的年輕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
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彙耶稣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
其中大多數人最初都是由于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
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于1870&mdash1895年擔任此職。
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
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随之也轉到武昌。
兼任駐節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
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
容闳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
辜鴻銘是一位槟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後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
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
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後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
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
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後，先後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的外交使團任職。
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
像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
他們往往擔任監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台。
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
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
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
[24]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
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灣負責興築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後轉任直隸道台，然後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
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币廠；以後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廠，1894年建立缫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辦一所武備學堂。
[25] 當時還産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谙熟洋貨經營的商人。
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
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後，他們是中外商号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着語言障礙，加之貨币制度、商業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複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
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于有執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内貿易的傳統中介和獨立的代理商。
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财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
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于向要當買辦的同鄉提供外國老闆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證。
他們還能提供精于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
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于開展其他通商口岸&mdash&mdash甚至日本&mdash&mdash的對外貿易。
随着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隻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别是銀行業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
他們大多數最初是甯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
在20世紀之初，大多數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
[26]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20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
同時，大多數買辦都是發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幹和個人增值财富的機會。
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
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财富、關系、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
充當西方大商号的買辦而積财數百萬兩者有兩例。
一是1861&mdash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20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
[27]買辦的人數在1854年有250人，到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則增至2萬人。
[28]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5.3億兩。
[29]同19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6.45億兩相比，這個數字相當低。
[30]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隻有5.84億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
[31]不過，破産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财富也是很不穩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願向新部門投資。
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
估計在1862&mdash1873年他們為上海六家航運公司提供了30%的資金；1863&mdash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62.7%；1890&mdash1910年為中國27家大棉紡廠提供了23.23%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制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30%。
[32]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還負責這些新企業的經營和發展。
他們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險和采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的成功。
由于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進行技術性的管理。
不過到19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号了。
[33]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衆不同。
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系密切，所以他們樂于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和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泾濱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他們也能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展經濟的觀念，并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像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在20世紀之初，劉鹗和吳沃堯的小說描寫了一些受到新人物&mdash&mdash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義和團，以及實力雄厚而與外國人有聯系的巨商等&mdash&mdash包圍的文人和官僚。
這些新人對後者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
有些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并且确認1894&mdash1904年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
1904年快到年底時張謇就曾指出：&ldquo此十年中，風雲變幻，殆如百歲。
&rdquo[1] 那時的觀察家還注意到，光緒和宣統時期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是發生在不斷分化、越來越四分五裂的統治階級内層。
變化對下層的影響則遠沒有那麼明顯。
從當時的記載來看，平民百姓似乎對這種變化仍舊漠不關心，隻是他們的處境略為惡化而已。
在1911年的上海街頭，現代工廠的工人同蘇北新來的勞工外表無甚差别，但是，身着藍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禮帽、出入汽車的商人則差别很大。
在旁觀者看來，這些差别反映了中國新舊轉換的幅度。
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國社會演進的内在動力，我們歸根結底還必須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國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經讨論了經濟、對外關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問題，還讨論了對軍隊、商人、官吏、士紳、學生和革命者有影響的種種發展。
特權階級種種 自康熙的滿人統治建立後一直保持着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治階級，在19世紀最後25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19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
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号的老闆，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
一個家庭隻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
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
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
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财能使他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
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隻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
[2]最後，從地方到省，一個人隻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在公衆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份的标志。
商人和地主家庭隻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
當時通用的&ldquo紳士&rdquo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
&ldquo紳士&rdquo指的是緻仕或暫時丢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
但是在19世紀中期地方志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盡管其中一些人并沒有功名可言。
巨紳：太平天國以後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
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壓人民起義，特别是鎮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
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21200人增至26800人。
[3]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後即已停止，此後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
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隻涉及一次會試，而且隻相當于上述固定增加數的5%，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
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33年，那麼，19世紀最後25年就會有将近91萬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萬人增加了23%。
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18%增加到24%。
[4] 盡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确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
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治者廣泛采用，到19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19世紀後半期又大肆推行。
起初采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後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
為了便于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
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捐官總數達53.4萬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隻是35.5萬名。
[5]1860年以後，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
[6]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内，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萬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後的720萬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後才恢複到1850年的水平。
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就會更大，盡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于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于分布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
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與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0.7%，在四川則是3.5%。
太平軍起義後，這個比例在四川是0.6%，在浙江則是5%。
[7]雲南和貴州由于地區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
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着穩定，但這隻是由于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
由于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财，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量還是大量增加的。
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陝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
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
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于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獲得者的數量之間的不平衡。
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量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在文人階層内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
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萬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萬名，即11%，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于真正的上層。
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的32%，即35萬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50%。
太平軍起義以後，145萬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萬人，即14%，至少是貢生，他們屬于上層紳士。
其中53萬人的地位，即總數的36%，是新近捐納的。
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66%。
[8]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增多，而且組成成分也在變化。
與此同時，&ldquo非正途&rdquo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19世紀末以前，傳統統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象。
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
在19世紀最後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
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寝了。
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麼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麼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加導緻這個階層内關系緊張，并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
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質量。
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隻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
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19世紀後半期，随着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展，新的集團正在統治階級内部形成。
到19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展更為重要了。
新軍勢力 現代戰争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
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
戰争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後銜接的階段。
在1850&mdash1874年間，民衆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壓民衆運動的過程中産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
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撚軍和回民打仗。
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
[9]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
[10]此後不久，由于形勢的需要，以及像李鴻章這樣的年輕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勢。
[11]這些人僅憑戰功就在當地，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
例如劉于浔最初隻是江西的一名監生，後來他統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達十五年之久。
劉銘傳也是如此。
他以販私鹽起家，後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台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
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将領後來大都擔任了文職。
投軍隻是晉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
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于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
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mdash&mdash即旗軍和綠營軍&mdash&mdash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
某些将領如劉于浔等便辭官還鄉，甯願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
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将領及其大多數下屬都謀求并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
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19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
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
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于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
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焘、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導下，創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
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内軍械所和此後建立的軍火工業，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
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随着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的發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抛到九霄雲外。
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壓民衆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建新軍和使傳統的軍隊現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
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
後來淮軍也仿效這種做法。
1862年在上海和甯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術的訓練（見第四章）。
同年11月，一道上谕規定高級将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
但是進展很慢。
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
有些士官生曾經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别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
南京、威海衛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
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
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
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後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
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
張之洞1887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
中日甲午開戰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
可是随着号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展技術的代表。
[12] 隻是在1895年以後，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
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着充分現代化的軍隊。
重點又從建立現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争之前，那些經過&ldquo西式訓練&rdquo的少量軍隊隻是簡單地采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
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術的部隊。
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
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于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
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民國總統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年以後割據華北的軍閥，像出身低賤的曹锟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
隻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
新軍将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着西方的防禦和戰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後，新軍将領随着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
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
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代陸軍的基礎。
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谕的實質内容便是這樣。
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谕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後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的1/3以上。
從1901&mdash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陝西、江西、廣西、貴州和雲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谕下令廢除傳統的武舉制，緩和了争取新式軍官的競争；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并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
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
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
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
1904年1月3日批準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13]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後勤學。
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别章程。
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
這些章程并未被嚴格執行。
北京拟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
隻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
各武備學堂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
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
1906年有武備學堂35所，學員共6307人，威海衛、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
[14]到1911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
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
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
張之洞在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
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像劉銘傳等著名将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
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
[15]這一發展又得力于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
[16]鎮壓太平軍的最後兩位傑出統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别于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治者開辟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借軍事力量。
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緻力于組織新軍。
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
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mdash&mdash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揮着政治影響&mdash&mdash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号稱100萬，但大概實際隻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另外17.5萬人是半現代化的巡防隊。
後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于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
尚未遣散的5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隻有7.5萬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
[17]軍官總數近7萬人，10%是高級将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
這批軍官&mdash&mdash即便是最低級軍官&mdash&mdash的素質和教育水平及其對科學技術的了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
1895年以後，受過現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
軍事改革有助于保證他們前程似錦。
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
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于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于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曆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争以後惡性發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
最明顯的是中國戰敗以後，大家舍得花錢使軍隊現代化。
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國家又能複興民族的軍隊。
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年和1906年練兵處發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
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ldquo用儒生領軍&rdquo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标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
然而在中日戰争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
為了順應輿情，[18]1906年4月的一道上谕列舉了關于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
1905年以後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
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的軍國民教育。
[19]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模推行軍事教育，隻有極少數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
盡管如此，公衆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複興的象征，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并沒有真正的團結。
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
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勳和曹锟，或如劉伯承。
1917年企圖恢複帝制的張勳，是在中法戰争、中日戰争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
1923&mdash1924年擔任總統的曹锟，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生。
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後來變成了共産黨軍隊的元帥。
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
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
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産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後隻好投軍。
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
這裡有後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雲南武備學堂的。
應舉未中的蔡锷後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于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雲南的國民革命，1915&mdash1916年又組織過讨袁之役。
後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并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将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
張之洞創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士兵多半有文化。
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内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系，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20]1908年以後的大多數兵變，包括使清朝倒台的那次兵變，都是發生在南方的軍隊中。
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
北洋軍的軍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隻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後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後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
[21]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
隻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保持對清朝的忠誠。
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并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
清廷統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22]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于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于鄉土觀念，有時又是出于同窗之誼。
[23]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于他們在政治日益動蕩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
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接觸西方後的結果 為了适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内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
他們的共同事業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
盡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于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後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産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
最早辦洋務的職業人員是譯員。
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隻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
但是随着1858&mdash1860年的戰争，出現了一批辦外交的年輕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
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彙耶稣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
其中大多數人最初都是由于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
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于1870&mdash1895年擔任此職。
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
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随之也轉到武昌。
兼任駐節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
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
容闳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
辜鴻銘是一位槟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後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
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
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後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
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
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後，先後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的外交使團任職。
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
像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
他們往往擔任監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台。
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
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
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
[24]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
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灣負責興築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後轉任直隸道台，然後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
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币廠；以後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廠，1894年建立缫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辦一所武備學堂。
[25] 當時還産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谙熟洋貨經營的商人。
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
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後，他們是中外商号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着語言障礙，加之貨币制度、商業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複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
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于有執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内貿易的傳統中介和獨立的代理商。
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财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
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于向要當買辦的同鄉提供外國老闆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證。
他們還能提供精于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
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于開展其他通商口岸&mdash&mdash甚至日本&mdash&mdash的對外貿易。
随着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隻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别是銀行業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
他們大多數最初是甯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
在20世紀之初，大多數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
[26]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20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
同時，大多數買辦都是發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幹和個人增值财富的機會。
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
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财富、關系、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
充當西方大商号的買辦而積财數百萬兩者有兩例。
一是1861&mdash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20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
[27]買辦的人數在1854年有250人，到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則增至2萬人。
[28]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5.3億兩。
[29]同19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6.45億兩相比，這個數字相當低。
[30]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隻有5.84億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
[31]不過，破産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财富也是很不穩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願向新部門投資。
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
估計在1862&mdash1873年他們為上海六家航運公司提供了30%的資金；1863&mdash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62.7%；1890&mdash1910年為中國27家大棉紡廠提供了23.23%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制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30%。
[32]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還負責這些新企業的經營和發展。
他們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險和采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的成功。
由于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進行技術性的管理。
不過到19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号了。
[33]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衆不同。
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系密切，所以他們樂于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和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泾濱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他們也能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展經濟的觀念，并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像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