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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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
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于洋行，卻熱衷于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赢利。
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财的商人。
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19世紀50年代擁有茶園5000畝；以後由于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并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财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産的聲譽。
[34]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後留下遺産達800萬兩。
[35]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後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财。
[36]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内的銷售商。
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58家，1903年為82家，1908年則達115家。
[37]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号，例如甯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
[38]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業。
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郊區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
[39]在1895年前，跻身于工業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
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的主要股東和經理。
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
例如在19世紀80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業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
但是，在1885年以後，他們也像南方各省的同業那樣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制造以及機械的制造和維修。
它們多數是小企業，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場中的，或若幹家庭合資聯營的工場中的新型手工業工場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麼區别。
[40]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
粵商葉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1.8萬兩資本創辦銀号，到1906年就積累了200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制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地的錢莊、豆餅制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産公司，并大量投資于銀行和鐵路。
[41] 這批從事新行業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像買辦那樣偏離正統。
他們遠不像買辦那樣願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
他們不僅還繼續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
例如甯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
但是到19世紀最後20年，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思想的迹象。
在曆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采用西藥的醫院。
[42]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課。
[43] 在1870&mdash1895年又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
這些人就是現代公司的股東。
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1882年對利國驿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44]但是19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的資本往往有40%&mdash80%是出自中國人，這裡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
[45]官辦企業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争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别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家。
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
第一種人叫&ldquo紳&rdquo或&ldquo官&rdquo，第二種人叫&ldquo買辦&rdquo，第三種人叫&ldquo商&rdquo。
但是這幾種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尤其在私人企業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夥經營。
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
買辦由商人産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後，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家。
像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像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後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像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後來則當了工商業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榮華。
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于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
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都更正統、更符合傳統的人們的手中。
不過，當時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楣。
[46] 新的知識界和實業界 在19、20世紀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範圍自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産生。
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
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mdash1897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蕩、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于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曆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
[47]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創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
他們在中日戰争之後放棄了傳統的職業而緻力于宣傳新思想。
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例如嚴複，他是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後來發現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
國内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後更是如此。
許多傳統的文人都進師範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
[48]大城市也開始有像律師和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者。
然而，許多新知識分子還不得不靠為數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
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
不過，他年輕時的國外經曆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隻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
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秘密傳單，過着危險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
[49]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後，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代經濟活動。
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
借助于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
陳璧、沈雲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
[50]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51]和一侄孫[52]經商。
大多數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
[53]正在做官的人也願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
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種情況後來發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
在内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休緻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
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25名以上的工廠共386家，其中263家就是在上海以外；95家有限公司中的51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
[54]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開始聯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
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
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
随着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
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行代理人。
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
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
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ldquo民族資本家&rdquo，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
私人企業或資本同官辦企業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
許多官辦企業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
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能說這與投資于私人企業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态度多半取決于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
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mdash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
最後，甚至在經營方面，由于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像私人企業了，因為私人企業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産和官方扶助。
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
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發展。
在20世紀之初，從傳統的上流社會還産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ldquo紳商&rdquo幾乎都是指它。
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并列範疇，同時又不同于&ldquo民&rdquo和&ldquo官&rdquo。
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
一般說來，若将這個名稱用于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系的純粹文人和商人。
如果這個名稱用之于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
我們可以将它譯作&ldquo商業紳士&rdquo。
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ldquo商業家&rdquo，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和各種企業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
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于許多不同的場合。
其中有像中過進士并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
他挂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财；他還投資于銀行和鐵路。
另一方面，也有像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經營而取得勢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ldquo東南互保&rdquo以及在1901年以後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
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
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闆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盡管大做買賣，卻保持着舊傳統，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
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系，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士大夫，[55]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分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于這一類人。
這個現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産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産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産階級。
事實上，在1905&mdash1906年以前，資産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
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關系所纏縛，傳統原則與現代原則就在這些關系中發生沖突，但其程度則随着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
隻是在清朝的最後五年，真正的資産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衆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系在一起。
[56]中國資産階級的特點終于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
1905&mdash1911年中國企業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随着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産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
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複國權的鬥争中，他們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場。
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定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産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隻有一些資産階級分子。
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ldquo企業家&rdquo。
[57]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
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新的社會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内部的變化有聯系的。
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
到了清末這個舊規又滿足了新的要求。
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的任務。
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
不過，曾國藩、李鴻章[58]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緻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為委員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
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
像管理兵工生産、厘金和工廠企業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
唐廷樞和容闳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
19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後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幹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渠道。
幕府這種非正規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他們的&ldquo恩主&rdquo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19世紀90年代以後，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于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
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采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
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着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隻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
盡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1.7萬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
隻有随着1895年以後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布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
可是，盡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
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占地位。
1902年共有現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
[59]與辦學者的意願大相徑庭的是，由于教學大綱零亂，内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質量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願。
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質量和擴大教育範圍，甚至在傳授有利于國家發展的技藝時産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衆；他們各行其是，隻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
但是，由于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的書院隻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
學生發現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
[60]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後，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後10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
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着中日甲午戰争以後，康有為創辦了強學會。
此後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别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幹政的聖谕。
它們制定了自己正規的規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的傳統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
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20世紀頭10年的各種協會内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布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定極其詳盡，以便讨論。
1895&mdash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内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
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隻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合會逐漸變得好鬥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
在1904&mdash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展推向高潮。
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展過程更長，更複雜。
那些聯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
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并未像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于傳統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
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
[61]這些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
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于教育界（教師隻占少數），從士大夫到工業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
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幹，并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
他們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合會内部，拟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一和提出的。
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内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建者的初衷。
[62]1909年選出的各省咨議局，就是現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
在清王朝最後兩年，這些咨議局用行動顯現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
[63]由于選舉法的規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輕，大多數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現代企業有聯系。
[64]盡管咨議局中工商業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着現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的經濟利益。
[65]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合會和各省咨議局普遍發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機構也有助于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
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
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
1904年1月降旨認可并規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
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
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家的聯系機構，并沒有取代傳統的行業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于商會。
因此，商會有助于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展的合作和聯合。
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
因此，商會都願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着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
[66]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傳統的優秀文士，以及現代公司的發展，其性質也随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的錢莊銀号相對立的現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範圍較小地改變着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谕中規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
這些企業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并且同顧客的關系也無疑會受到損害。
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财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财産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的官僚體制之外，并且同後者脫離關系。
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合會和商會具有鬥争性的結果。
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秩序的分歧所在。
分裂的開始 随着統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内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
除了個人意氣之争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
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學和科學課程所發生的思想和政治争執，便是一個明證。
在19世紀70年代，這種沖突更加劇烈。
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代化倡議和計劃，都招緻大量的攻擊。
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動的。
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
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動群衆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
中法戰争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
此後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
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于國際貿易的一題。
在1889年慈禧太後引起的修建鐵路的争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禦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
[67]但是直到中日戰争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窒礙難行。
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隻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後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
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
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衆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少數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象。
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ldquo緩行&rdquo、&ldquo逐步實行&rdquo和&ldquo三思而後行&rdquo。
這種瞻前顧後的态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産生的後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癱瘓。
傾向于優先發展新經濟的人，以及像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
[68]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争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
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
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創建現代企業，宣稱發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
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69]敵對的情緒加劇了。
傳統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願、散發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
[70]他們鼓動并支持鎮壓百日維新。
[71]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代化的。
[72]然而，現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勢不兩立後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采取了新的表現形式。
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着康有為的行動會帶米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治集團的将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
[73]他們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們所賴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統，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于傳統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着&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的口号，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
鑒于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隻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标準。
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于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新特權階級内部也發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
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别，并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産階級分子的區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産階級與買辦資産階級的區别。
而且這種區别也不宜用來區分以發展工商業為職志的資産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結構的上層分子。
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
選擇不同的道路隻能從個人經曆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
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内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是常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在走老路。
但是，家族關系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
徐錫麟是浙江光複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
[74]鎮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傳土地收租，還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産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号投資。
[75]在西歐，&ldquo勝利的資産階級&rdquo的若幹家族是根據已經明顯分化後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雖然職業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緻現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
在清朝最後40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
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76]、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流動性的正常表現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麼說。
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國以後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量而言卻不是事實。
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後特權階級的人數是否繼續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像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
然而，對大多數上層分子就讀于現代學校的情況的統計似乎表明，情況并不是這樣。
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隻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相比，中學的學生數就淨減了。
[77]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并沒有導緻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範圍内發生對立。
那種使漢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一些民族&mdash&mdash特别是滿族和蒙古族&mdash&mdash反對的是那些隻會損害它們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變化。
另一些民族則由于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并不太強烈。
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系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松弛。
在向現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内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
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
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後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
長江下遊的新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制度更加針鋒相對，盡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
在廣東，現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占優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于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裡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同鄉關系維系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别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
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系，而甯願為一個廣大地區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
[78]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
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于洋行，卻熱衷于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赢利。
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财的商人。
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19世紀50年代擁有茶園5000畝；以後由于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并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财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産的聲譽。
[34]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後留下遺産達800萬兩。
[35]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後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财。
[36]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内的銷售商。
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58家，1903年為82家，1908年則達115家。
[37]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号，例如甯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
[38]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業。
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郊區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
[39]在1895年前，跻身于工業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
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的主要股東和經理。
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
例如在19世紀80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業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
但是，在1885年以後，他們也像南方各省的同業那樣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制造以及機械的制造和維修。
它們多數是小企業，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場中的，或若幹家庭合資聯營的工場中的新型手工業工場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麼區别。
[40]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
粵商葉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1.8萬兩資本創辦銀号，到1906年就積累了200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制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地的錢莊、豆餅制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産公司，并大量投資于銀行和鐵路。
[41] 這批從事新行業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像買辦那樣偏離正統。
他們遠不像買辦那樣願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
他們不僅還繼續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
例如甯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
但是到19世紀最後20年，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思想的迹象。
在曆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采用西藥的醫院。
[42]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課。
[43] 在1870&mdash1895年又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
這些人就是現代公司的股東。
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1882年對利國驿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44]但是19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的資本往往有40%&mdash80%是出自中國人，這裡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
[45]官辦企業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争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别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家。
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
第一種人叫&ldquo紳&rdquo或&ldquo官&rdquo，第二種人叫&ldquo買辦&rdquo，第三種人叫&ldquo商&rdquo。
但是這幾種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尤其在私人企業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夥經營。
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
買辦由商人産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後，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家。
像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像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後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像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後來則當了工商業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榮華。
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于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
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都更正統、更符合傳統的人們的手中。
不過，當時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楣。
[46] 新的知識界和實業界 在19、20世紀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範圍自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産生。
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
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mdash1897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蕩、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于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曆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
[47]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創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
他們在中日戰争之後放棄了傳統的職業而緻力于宣傳新思想。
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例如嚴複，他是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後來發現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
國内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後更是如此。
許多傳統的文人都進師範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
[48]大城市也開始有像律師和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者。
然而，許多新知識分子還不得不靠為數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
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
不過，他年輕時的國外經曆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隻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
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秘密傳單，過着危險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
[49]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後，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代經濟活動。
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
借助于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
陳璧、沈雲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
[50]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51]和一侄孫[52]經商。
大多數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
[53]正在做官的人也願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
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種情況後來發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
在内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休緻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
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25名以上的工廠共386家，其中263家就是在上海以外；95家有限公司中的51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
[54]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開始聯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
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
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
随着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
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行代理人。
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
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
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ldquo民族資本家&rdquo，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
私人企業或資本同官辦企業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
許多官辦企業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
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能說這與投資于私人企業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态度多半取決于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
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mdash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
最後，甚至在經營方面，由于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像私人企業了，因為私人企業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産和官方扶助。
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
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發展。
在20世紀之初，從傳統的上流社會還産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ldquo紳商&rdquo幾乎都是指它。
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并列範疇，同時又不同于&ldquo民&rdquo和&ldquo官&rdquo。
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
一般說來，若将這個名稱用于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系的純粹文人和商人。
如果這個名稱用之于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
我們可以将它譯作&ldquo商業紳士&rdquo。
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ldquo商業家&rdquo，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和各種企業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
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于許多不同的場合。
其中有像中過進士并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
他挂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财；他還投資于銀行和鐵路。
另一方面，也有像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經營而取得勢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ldquo東南互保&rdquo以及在1901年以後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
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
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闆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盡管大做買賣，卻保持着舊傳統，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
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系，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士大夫，[55]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分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于這一類人。
這個現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産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産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産階級。
事實上，在1905&mdash1906年以前，資産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
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關系所纏縛，傳統原則與現代原則就在這些關系中發生沖突，但其程度則随着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
隻是在清朝的最後五年，真正的資産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衆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系在一起。
[56]中國資産階級的特點終于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
1905&mdash1911年中國企業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随着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産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
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複國權的鬥争中，他們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場。
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定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産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隻有一些資産階級分子。
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ldquo企業家&rdquo。
[57]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
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新的社會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内部的變化有聯系的。
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
到了清末這個舊規又滿足了新的要求。
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的任務。
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
不過，曾國藩、李鴻章[58]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緻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為委員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
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
像管理兵工生産、厘金和工廠企業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
唐廷樞和容闳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
19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後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幹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渠道。
幕府這種非正規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他們的&ldquo恩主&rdquo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19世紀90年代以後，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于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
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采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
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着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隻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
盡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1.7萬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
隻有随着1895年以後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布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
可是，盡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
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占地位。
1902年共有現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
[59]與辦學者的意願大相徑庭的是，由于教學大綱零亂，内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質量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願。
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質量和擴大教育範圍，甚至在傳授有利于國家發展的技藝時産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衆；他們各行其是，隻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
但是，由于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的書院隻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
學生發現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
[60]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後，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後10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
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着中日甲午戰争以後，康有為創辦了強學會。
此後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别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幹政的聖谕。
它們制定了自己正規的規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的傳統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
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20世紀頭10年的各種協會内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布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定極其詳盡，以便讨論。
1895&mdash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内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
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隻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合會逐漸變得好鬥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
在1904&mdash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展推向高潮。
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展過程更長，更複雜。
那些聯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
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并未像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于傳統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
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
[61]這些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
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于教育界（教師隻占少數），從士大夫到工業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
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幹，并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
他們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合會内部，拟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一和提出的。
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内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建者的初衷。
[62]1909年選出的各省咨議局，就是現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
在清王朝最後兩年，這些咨議局用行動顯現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
[63]由于選舉法的規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輕，大多數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現代企業有聯系。
[64]盡管咨議局中工商業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着現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的經濟利益。
[65]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合會和各省咨議局普遍發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機構也有助于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
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
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
1904年1月降旨認可并規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
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
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家的聯系機構，并沒有取代傳統的行業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于商會。
因此，商會有助于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展的合作和聯合。
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
因此，商會都願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着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
[66]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傳統的優秀文士，以及現代公司的發展，其性質也随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的錢莊銀号相對立的現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範圍較小地改變着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谕中規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
這些企業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并且同顧客的關系也無疑會受到損害。
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财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财産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的官僚體制之外，并且同後者脫離關系。
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合會和商會具有鬥争性的結果。
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秩序的分歧所在。
分裂的開始 随着統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内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
除了個人意氣之争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
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學和科學課程所發生的思想和政治争執，便是一個明證。
在19世紀70年代，這種沖突更加劇烈。
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代化倡議和計劃，都招緻大量的攻擊。
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動的。
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
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動群衆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
中法戰争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
此後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
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于國際貿易的一題。
在1889年慈禧太後引起的修建鐵路的争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禦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
[67]但是直到中日戰争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窒礙難行。
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隻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後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
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
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衆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少數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象。
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ldquo緩行&rdquo、&ldquo逐步實行&rdquo和&ldquo三思而後行&rdquo。
這種瞻前顧後的态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産生的後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癱瘓。
傾向于優先發展新經濟的人，以及像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
[68]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争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
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
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創建現代企業，宣稱發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
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69]敵對的情緒加劇了。
傳統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願、散發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
[70]他們鼓動并支持鎮壓百日維新。
[71]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代化的。
[72]然而，現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勢不兩立後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采取了新的表現形式。
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着康有為的行動會帶米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治集團的将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
[73]他們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們所賴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統，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于傳統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着&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的口号，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
鑒于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隻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标準。
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于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新特權階級内部也發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
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别，并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産階級分子的區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産階級與買辦資産階級的區别。
而且這種區别也不宜用來區分以發展工商業為職志的資産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結構的上層分子。
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
選擇不同的道路隻能從個人經曆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
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内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是常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在走老路。
但是，家族關系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
徐錫麟是浙江光複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
[74]鎮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傳土地收租，還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産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号投資。
[75]在西歐，&ldquo勝利的資産階級&rdquo的若幹家族是根據已經明顯分化後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雖然職業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緻現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
在清朝最後40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
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76]、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流動性的正常表現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麼說。
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國以後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量而言卻不是事實。
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後特權階級的人數是否繼續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像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
然而，對大多數上層分子就讀于現代學校的情況的統計似乎表明，情況并不是這樣。
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隻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相比，中學的學生數就淨減了。
[77]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并沒有導緻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範圍内發生對立。
那種使漢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一些民族&mdash&mdash特别是滿族和蒙古族&mdash&mdash反對的是那些隻會損害它們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變化。
另一些民族則由于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并不太強烈。
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系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松弛。
在向現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内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
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
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後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
長江下遊的新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制度更加針鋒相對，盡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
在廣東，現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占優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于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裡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同鄉關系維系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别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
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系，而甯願為一個廣大地區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
[78]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