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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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在那裡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ldquo東南互保&rdquo中，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
後來，現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争奪，這是因為各方隻關心獨占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
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于後退，似乎隻要把一座模範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于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後果的對立還是城鄉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镳：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
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吸引着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
他們經常進城遊覽，有錢人還在城裡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
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19世紀有增無已。
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提高了吸引力。
[79]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于财産的分散、币值的不穩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
在19世紀中期以後，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财主也蔔居城市。
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
[80] 在20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
他們遷居城市意味着不僅住在城裡，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
[81]在科舉廢除之後，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份就得進新式學校。
這些學校首先辦在城裡，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村學堂了。
[82]城鎮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裡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代化和工商業的發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展農業。
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
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的聯系。
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盡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資于現代企業，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着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辦學校、銀行和警察所。
[83]然而，進步還在繼續，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
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
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
随後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
經過幾次請願，1902年頒布的上谕便禁止纏足了。
于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
傳教士在鴉片戰争之後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隻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為富裕之家所不齒。
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谟（後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辦的。
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着開辦了女校。
官方在1907年頒布了關于婦女教育的法令。
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
各省咨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
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計的女生為141430人。
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
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
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準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
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
[84]隻要是特别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願意喚起婦女覺醒，并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衆注意。
[85]他們的呼籲并非徒勞無益。
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
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
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于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财，傳統的鄉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
他們對西學既難适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
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鎮和縣裡。
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咨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于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幹預；可是，現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系減少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系為所欲為了。
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提供有效的保護。
這樣，他們先前在大衆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治階級内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确切的數字。
但是，設想一個大概，着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
例如19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為144.3萬，而在1910年6月散發的、由各省咨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為30萬。
這兩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随着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
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
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作為傳統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着社會。
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緻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
在新興的資産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确實存在着一種結合。
這就是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
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緻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盡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并不相同。
平民百姓縱觀 一個新的集團：産業工人 在最初，下層階級中的變化似乎遠不是引人注目的。
産業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會集團。
他們最初出現于廣東和浙江，特别是在鴉片戰争之後不久的香港，在那裡的洋人造船廠和修理廠做工。
這些第一代産業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專門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由于1860年以後興起的官辦企業和外商工廠需要工人，他們在對大部分工人進行的技術教育中作出了貢獻。
1872年左宗棠創辦蘭州制造局時從廣州招募工人，因為他們以手藝聞名。
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罷工，就是由新創辦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屬造船廠的廣州工人組織起來的。
[86] 工業無産階級的發展，從1894年的10萬人[87]增加到1912年的66.1萬人，[88]這主要反映了大批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流入工人隊伍。
這些勞動力大都來自農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貧民的行列，其中包括大批婦女和兒童。
開始時招工很難，也不穩定，在礦山更是如此。
開平煤礦在19世紀80年代雇工1000名，曾經花錢從汕頭和廣州高價招聘有技術的工人，也從當地農民中間招收臨時工（他們冬天進礦做工，夏忙季節回鄉）。
這些當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舉行罷工，要求與南方工人同工同酬。
[89] 這些涉及人員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麼傳統的勞動組織留傳下來的雇工辦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則被忽視。
當時雇工往往是通過各種中間人如把頭和買辦進行的。
有兩種基本制度：合同學徒制和包工頭招工制。
前者來自傳統的行會，直隸和長江中遊一帶的紡織廠和機器廠都采用這種辦法。
事實上它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
招收學徒不過是使用童工和廉價勞動力的一種借口，他們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傭的保證。
上海一帶和礦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點是公司授予包工頭全權招工。
在整個受雇期間，工人被迫在經濟和社會上依附于包工頭。
這種制度使工人處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狀态，很像外商讓買辦對中國員工全權負責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别與雇用沒有技術的農工和礦工的習慣做法有關。
[90]它也産生了殘酷虐待的行徑：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來到賭場，将農民灌醉，誘使他們去賭錢；一旦還不起債，他們就被&ldquo賣&rdquo到礦上，被迫下井幹活，直到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後精疲力竭而死。
[91] 随着工業化的發展，工人的物質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所好轉。
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區農業勞動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8小時後直接收入墨西哥銀元一角至二角。
那時金陵制造局的勞動時間是11個小時，天津機器局是11個半小時，但是每兩周有一天休息，這在傳統職業中是聞所未聞的。
然而，随着招工愈來愈容易，每天的勞動時間便延長了，但兩周休息一天的辦法還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後，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12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300&mdash320天。
[92]此外，由于銅币貶值加上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大為下降：物價平均漲一倍，而工資隻增75%。
工人往往隻能一天吃上一頓飯。
[93]盡管一些大企業在19世紀80年代設立了小小的醫務室，開始為工人的工傷付出微薄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并且某些企業主同意提供比較安全和衛生的勞動條件，但是多數工礦的工人仍然是在極其有害于健康的條件下從事勞動，得不到任何保護。
[94]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
對輕微過失動辄罰款和施加體刑，這樣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縱監工對工人橫行霸道。
[95] 工業勞動的技術性不強，加之人員變動頻繁，妨礙了工人采取聯合行動。
然而，幾個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廣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總數的1/3以上。
正是在這些集中的地區，勞工的戰鬥性最強。
在1900&mdash1910年間，上海46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共有工人7.6萬人；這個時期有案可查的47次罷工中，有36次是發生在上海。
[96]罷工頻繁被外國資本家視為不祥之兆；大多數罷工是出于起碼的經濟方面的不滿，主要是反對低工資，也反對普遍惡劣的勞動條件。
罷工是自發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搗毀機器。
外國公司更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标。
這種行動表明對現代工業企業存在着強烈的仇視情緒，就像19世紀初期的歐洲那樣。
這種情緒是剛剛形成的無産階級從農民和工匠那裡繼承下來的。
不僅如此，它還表明存在着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它是19世紀後期民衆反帝運動的繼續，并且還使勞工運動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按年代順序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工人罷工經曆了三次高潮：1898&mdash1899年有10次罷工；1904&mdash1906年有15次罷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台有34次罷工。
顯然很容易使人斷定，勞工運動是與當時政治事件的主要階段互相呼應的：首先是列強的侵入、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次是民族主義運動的複蘇、抵制美貨運動、同盟會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動和憲政運動的興起；最後是共和革命。
但是，隻有1904&mdash1906年的勞工運動看來的确與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
廣州的碼頭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漢的工人确實參加了抵制美貨的活動；華新紗廠舉行了反對日本資本家接管的罷工；萍鄉、浏陽和醴陵的3000名礦工參加了湖南的反清起義。
[97]不過在這些事件中，無産階級的作用隻是對其他社會集團組織的政治運動給予支持。
其他幾次大罷工與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沒有内在聯系，而純粹是由于經濟情況造成的：清末的通貨膨脹和糧食歉收導緻勞工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和産生其他的不滿。
盡管工人在大多數罷工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20世紀初的中國無産階級還是深受使傳統行會大受其害的地區和行幫對立的影響。
例如某公司有同鄉或同工種的工人舉行罷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卻常常袖手旁觀。
事實上，大城市的技術工人，尤其是機工、木工和織工，雖然已經受雇于新式的機器廠，卻仍然屬于手工業社團，他們在進大工廠之前就是在這裡學藝和工作的。
上海造船廠的木工和鐵路上的機工，像手藝匠人那樣加入同樣的行會。
在工業化的前夕，行會能夠施加充分的影響來維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工廠使用技工方面。
工廠不得不利用行會作為代理人去招收熟練工，這些工人被迫繼續向行會交付會費。
在辛亥革命前夕，參加行會基本上成了定規，這樣做常常是為了想從行會辦的善舉中得到好處。
非熟練工人多半組成幫或幫會，這是一些松散組織，由同一地區的無業工人擁戴一個頭目所組成。
頭目往往是包工的中介人。
在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秘密會社的影響也很大，例如三合會及其分會一向在礦工和搬運工中吸收大量會徒。
在廣州和香港，秘密會社控制了各行各業。
他們為了報複艦隊司令孤拔襲擊福州和台灣，在1884年組織了一次不亞于總罷工的罷工。
[98] 通過秘密會社的渠道，也有為數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組織，例如1911年同盟會就曾吸收過興建川漢鐵路的勞工和滬甯、滬杭線上的鐵路工人。
但是，這些工人是作為個人加入革命組織的，而不是整個無産階級的集體行動。
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專門代表勞工利益的。
雖然也正在創立更加嚴格地按行業界線的組織，例如1909年在廣州成立的機器研究公會以及廣東機器工會後來派生的組織，但其成員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們首先重視的是通過工廠和課堂學習來提倡技術教育。
1902年為開平礦工、鐵路工人和泥瓦工開辦的唐山俱樂部，給工人提供了讀書、聽音樂和娛樂的方便。
有技術的工人更喜歡以等級為基礎建立單獨組織，例如1906年在廣州建立的郵電職工俱樂部。
但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是聯絡感情性質的，主要目的是業餘活動、互助和學習。
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同這些早期的勞工協會沒有直接的關系。
[99] 工業無産階級人數太少，覺悟太低，還不足以在民衆中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
毫無疑問，罷工使它有了不同于衆的面目，并為其發展開辟了道路。
但是，由于無産階級還年輕，流動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術性的，所以隻能說明它在進行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将使它與曾經孕育它的社會集團，如貧苦農民、熟練工匠和城市群衆等大不相同。
它還起不了在民衆運動中應起的集體作用。
即使考慮把現代第三産業即服務行業的職員、機關雇員、各種商業和市政機構（如海關、公用事業和電訊等部門）的雇員統統算在新企業工人之列，以擴大其隊伍，直接同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特點的工業生産有關的勞工數量，在勞動人民的總數當中也仍然是極少數。
雖然資料缺乏，不足以提出精确數字，但可以說它所占的比重不會超過百分之一，還包括家屬在内。
如果同新、舊上層分子之間的比例加以比較，這個新、舊勞動者之間的比例是特别低的。
物質條件和世界觀的相應差異還沒有考慮在内。
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對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比對人民的影響要大得多。
農村暴發戶和貧苦農民 農村形勢表面上沒有變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變動。
由于得不到文獻資料的證實，而且這種變動并沒有使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有重大改變，所以要确切地認清農村的變動是很困難的。
在農村體制中隻有一些緩慢的變動，但是總的說來，農村體制在這一時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長江中下遊以及山東、奉天、廣東和四川等省，富裕農民的數量顯然有所增加。
[100]這似乎是同商業的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有關。
然而，商業的發展涉及幾種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内地商業的擴大，那是由18世紀以來傳統的水陸運輸的改善所促成的，這種擴大也使城市發财緻富。
盡管19世紀中期有過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在廣州三角洲、江蘇南部和作為糧食貿易中心的長江中遊一帶，仍舊能夠感到這種發展的影響。
由于政府将大運河對私人運輸開放，山東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性市場體系。
随着市場的擴大，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手工業内部更嚴格的分工；市場的擴大也刺激了專業的商品農業的發展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
[101]這種農業體制反過來又吸收了城市的财富：城市商人購買農村土地，直接通過中間人管理雇工，同時又在市鎮設立店鋪、作坊和當鋪。
農業、商業和工業往往就這樣攜手并進，相互受益。
想方設法要增加土地的農民都願意轉向這種類型的商品化農業，他們可以将所得到的利潤投資于市鎮的賺錢買賣中去。
山東中、西部的這種市場經濟，在19世紀中期受到社會動亂和天災的嚴重破壞，在1890年以後就被與開放商埠和鐵路有聯系的商業發展所取代。
商業活動此後轉到東部沿海一帶，而不再依靠運河了。
這些地區也變成了農業向商品化和專門化轉化的地方。
毫無疑問，此時的這種轉化使農業利潤更多地被吸收為城市投資，而農村回收的城市投資則是極少的。
[102] 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滲透和商埠的發展有關的這一商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開始得較早，并且又擴大了第一階段的影響。
但是在東北，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過程則是單獨發展起來的。
[103] 土地所有權變動的加速也許有利于富裕農民的增加。
實際上，繼承人平分土地的習慣做法導緻地産遭到周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維持生計。
連續的農業歉收、稅收的增加，以及預測不到的市場波動，在清末四十年中經常發生，[104]從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價出賣土地以償還債務和勉強餬口。
根據少數地區的統計數字，20世紀之初地價明顯下跌而農産品價格上漲。
[105]安徽一個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災，竟買了九千畝土地。
在困難時期，出賣土地的速度總是加快的。
[106] 不過，一部分農民發财并不一定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集中。
某些地區的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裡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軍失敗以後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這種現象既不普遍，也不長久。
[107]小土地所有者仍占優勢。
[108] 收入增加往往是經營效率提高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已經引進可以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如鴉片之類；效率提高也使一些農民能夠擴大耕種面積。
四川就曾出現一種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富裕佃農。
[109]在山東，地主成功地引進新的農業技術，一般都在不超過五百畝的土地上應用。
這些&ldquo經營&rdquo地主自己耕種，同時又雇工幫助；由于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和較好的農具，其産量要比小生産者高30%&mdash50%。
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業和金融活動，而不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
[110] 江蘇南部還出現了租棧，這是一種從幾戶地主（多是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稅和收租的機構，它使少數仍在農村的地主能夠通過管理租棧來增加收入。
于是，它們就使農業經濟内部一個寄生的集團興旺起來。
這個集團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組成，其中許多人往往還在衙門兼差，所以能利用其雙份收入來放高利貸、做小買賣或者購置土地。
[111] 以上所述種種變化，許多都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的繼續，結果導緻各地産生一批農村新寡頭。
這批新寡頭同傳統的上層文人并無多少淵源；後者在太平軍起義之後已經逃離農村，抛棄了農業。
農村新寡頭的地位并不比生員高多少，而以生員和監生為多。
他們沒有文人那種傳統的文化聲譽，在地方上他們也不承擔司禮儀的傳統職能，但他們确實需要并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幫助以維護私利。
這些人很少自費養兵，卻深知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國之後仍然在活躍的或因臨時危機而重新集結的民團。
[112]這些農村新寡頭還能夠在十八個省份的未開墾區和邊境地區占用大量官地，他們系統地進行開墾，不受習慣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
[113] 農村某幾類人在光緒和宣統年間能夠比較富裕，似乎并非因為農業生産有所增加，即使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這樣。
相反，如果當時有關農村普遍貧困的大量記載是準确的話，某些人直接犧牲了小農的利益才使他們個人的财産得以增加。
廣大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種經過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小塊土地，還要負擔增加的地租，同時又不再能用手工産品來彌補其虧空：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農民的逐漸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
[114]目前的研究還不能對此作出精确的說明；但是，農村貧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響到了清末社會變化的許多其他特點：手工業内部狀況的變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無産階級的産生。
手工業的變化 少數破産農民加入了工業無産階級的行列。
更多的破産農民則擴大了也在轉變中的手工業勞動力隊伍。
在經曆20年國内動亂所招緻的大量破壞之後，手工業為了同外商和工業競争，也在起變化。
根據1864&mdash1894年六個省的15個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登記在案的76個手工業行會有43個是新行會。
[115]某些手工業嚴重衰退，如手工紡織在1905年隻能滿足國内需要的50%。
産品用于省際貿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鐵廠也是如此，由于進口鋼材的競争，到1900年這些鐵廠實際上都冰消瓦解了。
但是，其他部門在出口貿易和工業發展的推動下，正在發展，甚至創造更好的運輸工具。
廣東、浙江、四川、山東和奉天等地的缫絲産量大為增加。
在1870&mdash1880年的短短時間裡，浙江、福建、台灣、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業也很繁榮，共有茶葉商号近四百家。
中國特産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
另外，出口刺激了絲綢業的壯大，而運輸業的發展又擴大了榨油業、面粉業和老式采煤業。
1866年營口有兩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30家；蕪湖的碾米廠在1850年有20家，1900年增至一百餘家。
盡管工業生産的發展沉重地打擊了某些手工業，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業活躍起來：因為機器紡紗降低了耐用布的生産成本，這便使得一向以紡織業聞名的地區能大規模發展手工織布業，甚至以往從來沒有紡織業的地區也興辦了手工紡織業。
在19世紀最後幾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煙、玻璃和針織品的行業都發展迅速。
手工業産量的增加在引進大機械化工業之後尤為顯著，增産的形式基本上是辦工廠，擴大工場，或者組織工人在家裡生産，計件付酬。
這種生産所利用的是部分機械化的，或者至少經過改進的工具，例如19世紀80年代以後浙江的紡織工就已廣泛使用日制腳踏織布機。
在19世紀之末，手工生産棉制品的工廠不超過30家，而在1901&mdash1911年間卻開設了三百多家。
[116]這個時期政府也力圖鼓勵手工業，在各省設立了工藝局，使之負責開辦學徒作坊，發展技術，對某些企業提供幫助。
這在直隸和山東頗見成效。
[117] 在一些手工行業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改變了老闆、工人和學徒之間的關系，這種變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組織中。
受威脅最重的行業不斷向專業化發展，對吸收外來學徒和幫工以及對生産率、銷售和勞動時間等方面都規定得更嚴，旨在限制競争，并使不斷增加的同業者能夠盡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潤。
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使得許多手工業者能夠勉強維生，但卻有礙于積累資本和發揮積極性。
在有大作坊發展起來的興旺行業中，有一種提倡把工人和學徒分别組織起來的傾向。
這類組織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屬于業主的聯合會。
[118]在20世紀頭10年，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似乎越來越頻繁了。
[119] 盡管有精心的集體保護和工廠的發展，在19和20世紀之交，大多數手工業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為他們依賴于不斷擴大但調節仍舊很差的市場，而且工業的競争又使這個市場的利潤幅度劇烈下降。
糧價高漲和所獲銅币貶值更加重了這一情況。
[120]根據官方統計，1912年的30個行業共有手工業者1300萬人。
[121]看來19世紀中期手工業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農村的部分剩餘勞動力，這也使得手工業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穩定。
流動的手工業者為數更多；茶廠總是擠滿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業者。
破産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變成了民衆運動的領導的一部分。
移民 農村的貧困，經常再加上工匠貿易的厄運，造成了國内人口的流動。
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大量人口的轉移尤其影響到長江下遊各省，并使來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蘇北、浙東等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蘇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戰火蹂躏的地區。
這種狀況直到清末還在緩慢地延續。
在50年内河南光山縣就有百餘萬農民遷移到蘇南、浙北、安徽和江西60多處地方。
[122]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為10.7萬人，到1900年為34.5萬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萬人。
這些移民帶着農業技術和殊風異俗從一地遷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關系緊張，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團之間的沖突。
[123] 最大規模的地區間的移民運動無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隸、山東）的農民向滿洲的遷移。
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隻許滿人和八旗軍使用這一地區，所以長期以來這裡就是一塊神秘的地方，但在整個19世紀，向這塊清朝發祥地的遷移不斷增加，并且逐漸合法化了。
嘉慶帝在位時，直隸和山東連年遭受饑荒和自然災害，官方就在1803年&ldquo暫&rdquo準移民滿洲。
在1786&mdash1840年間，奉天人口從80.7萬人增至221.3萬人；吉林從14.8萬人增至32.4萬人；黑龍江則從1771年的3.5萬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萬人以上。
[124]面臨俄國及其後日本對東北的觊觎，清廷于1860年才決定鼓勵移民。
許多最肥沃的地區于是逐一向數量日益增多的、由于農村不安定和貧困而被迫背井離鄉的華北各省移民正式開放。
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龍江都變成了行省，阻止漢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
當時每年遷來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萬。
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萬人，是1897年的兩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萬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龍江的人口則有145.3萬人。
[125] 1880年以後，這些地區的采礦業、軍火工業和各種商業發展較快，呈現出一派特殊景象。
習慣與傳統的影響很小，發财容易，但是随着政府加強财政管理，稅收的負擔也立刻加重起來，而且在沒有集體保護和集體團結的情況下，經濟上掙紮求存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
北滿有大量非法移民、原來的犯人、土匪、冒險分子、逃荒者和探礦者，他們統稱為&ldquo紅胡子&rdquo：這些在19世紀之末自發地以絕對集體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在那裡非法地承擔着各種行政和治安的實際職能。
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國，它是以黑龍江的一個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裡共聚居有2萬人，曾引起幾位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歐洲旅行家的好奇。
[126] 正當華中和華北各省民衆設法擺脫貧困而在國内移民之際，華南居民則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在1876年以後，官方準許和鼓勵向台灣移民，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幾個府的居民；當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時，曾有二三十萬人返回大陸。
19世紀後半期，成群的客家人從廣州三角洲遷到人煙稀少的廣東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
[127]雲南與印度支那的東京之間鐵路通車，曾出現臨時性移民熱潮；1911年這條鐵路就載運了100多萬名中國的四等車乘客。
但是，多數海外移民還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後，他們遍布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古巴和印度洋諸島，并且遠及南非。
很難得出海外移民的準确數字，因為其中許多移民隻是臨時性的。
估計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在1876年約有二三百萬，在1908年約有八九百萬，大部分是在東南亞。
[128]這些數字沒有區分新來的移民和自然增長的人口。
在東南亞某些華人區，自然增長率大概相當高，像槟榔嶼和暹羅很早就有中國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緣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無力貫徹實施），因此移民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
在1850&mdash1875年間，外國代理人和航運公司用欺騙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128萬&ldquo契約&rdquo華工，到古巴、南美（那時非洲奴隸貿易已被禁止）和馬來亞的種植園與礦山當勞工，他們實際就是奴隸。
這些不幸的人們擁擠在貨棧和船艙中，食不果腹，給他們許諾的微薄工資也從一開始就被騙走，因此病死和自殺使死亡率高達50%&mdash60%。
在中外輿論的一緻譴責下，苦力買賣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關的外國政府對雇傭辦法和運輸條件共同進行了某些控制。
葡萄牙人在1875年決定禁止從澳門以契約形式移民，這在理論上結束了苦力貿易。
當時拉丁美洲由于内部戰亂也開始使苦力貿易失去了主要市場。
此後移民雖說是由完全&ldquo自願&rdquo
後來，現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争奪，這是因為各方隻關心獨占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
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于後退，似乎隻要把一座模範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于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後果的對立還是城鄉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镳：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
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吸引着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
他們經常進城遊覽，有錢人還在城裡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
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19世紀有增無已。
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提高了吸引力。
[79]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于财産的分散、币值的不穩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
在19世紀中期以後，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财主也蔔居城市。
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
[80] 在20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
他們遷居城市意味着不僅住在城裡，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
[81]在科舉廢除之後，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份就得進新式學校。
這些學校首先辦在城裡，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村學堂了。
[82]城鎮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裡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代化和工商業的發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展農業。
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
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的聯系。
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盡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資于現代企業，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着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辦學校、銀行和警察所。
[83]然而，進步還在繼續，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
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
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
随後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
經過幾次請願，1902年頒布的上谕便禁止纏足了。
于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
傳教士在鴉片戰争之後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隻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為富裕之家所不齒。
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谟（後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辦的。
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着開辦了女校。
官方在1907年頒布了關于婦女教育的法令。
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
各省咨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
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計的女生為141430人。
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
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
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準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
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
[84]隻要是特别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願意喚起婦女覺醒，并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衆注意。
[85]他們的呼籲并非徒勞無益。
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
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
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于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财，傳統的鄉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
他們對西學既難适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
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鎮和縣裡。
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咨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于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幹預；可是，現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系減少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系為所欲為了。
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提供有效的保護。
這樣，他們先前在大衆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治階級内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确切的數字。
但是，設想一個大概，着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
例如19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為144.3萬，而在1910年6月散發的、由各省咨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為30萬。
這兩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随着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
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
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作為傳統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着社會。
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緻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
在新興的資産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确實存在着一種結合。
這就是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
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緻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盡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并不相同。
平民百姓縱觀 一個新的集團：産業工人 在最初，下層階級中的變化似乎遠不是引人注目的。
産業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會集團。
他們最初出現于廣東和浙江，特别是在鴉片戰争之後不久的香港，在那裡的洋人造船廠和修理廠做工。
這些第一代産業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專門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由于1860年以後興起的官辦企業和外商工廠需要工人，他們在對大部分工人進行的技術教育中作出了貢獻。
1872年左宗棠創辦蘭州制造局時從廣州招募工人，因為他們以手藝聞名。
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罷工，就是由新創辦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屬造船廠的廣州工人組織起來的。
[86] 工業無産階級的發展，從1894年的10萬人[87]增加到1912年的66.1萬人，[88]這主要反映了大批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流入工人隊伍。
這些勞動力大都來自農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貧民的行列，其中包括大批婦女和兒童。
開始時招工很難，也不穩定，在礦山更是如此。
開平煤礦在19世紀80年代雇工1000名，曾經花錢從汕頭和廣州高價招聘有技術的工人，也從當地農民中間招收臨時工（他們冬天進礦做工，夏忙季節回鄉）。
這些當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舉行罷工，要求與南方工人同工同酬。
[89] 這些涉及人員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麼傳統的勞動組織留傳下來的雇工辦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則被忽視。
當時雇工往往是通過各種中間人如把頭和買辦進行的。
有兩種基本制度：合同學徒制和包工頭招工制。
前者來自傳統的行會，直隸和長江中遊一帶的紡織廠和機器廠都采用這種辦法。
事實上它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
招收學徒不過是使用童工和廉價勞動力的一種借口，他們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傭的保證。
上海一帶和礦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點是公司授予包工頭全權招工。
在整個受雇期間，工人被迫在經濟和社會上依附于包工頭。
這種制度使工人處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狀态，很像外商讓買辦對中國員工全權負責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别與雇用沒有技術的農工和礦工的習慣做法有關。
[90]它也産生了殘酷虐待的行徑：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來到賭場，将農民灌醉，誘使他們去賭錢；一旦還不起債，他們就被&ldquo賣&rdquo到礦上，被迫下井幹活，直到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後精疲力竭而死。
[91] 随着工業化的發展，工人的物質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所好轉。
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區農業勞動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8小時後直接收入墨西哥銀元一角至二角。
那時金陵制造局的勞動時間是11個小時，天津機器局是11個半小時，但是每兩周有一天休息，這在傳統職業中是聞所未聞的。
然而，随着招工愈來愈容易，每天的勞動時間便延長了，但兩周休息一天的辦法還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後，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12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300&mdash320天。
[92]此外，由于銅币貶值加上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大為下降：物價平均漲一倍，而工資隻增75%。
工人往往隻能一天吃上一頓飯。
[93]盡管一些大企業在19世紀80年代設立了小小的醫務室，開始為工人的工傷付出微薄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并且某些企業主同意提供比較安全和衛生的勞動條件，但是多數工礦的工人仍然是在極其有害于健康的條件下從事勞動，得不到任何保護。
[94]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
對輕微過失動辄罰款和施加體刑，這樣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縱監工對工人橫行霸道。
[95] 工業勞動的技術性不強，加之人員變動頻繁，妨礙了工人采取聯合行動。
然而，幾個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廣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總數的1/3以上。
正是在這些集中的地區，勞工的戰鬥性最強。
在1900&mdash1910年間，上海46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共有工人7.6萬人；這個時期有案可查的47次罷工中，有36次是發生在上海。
[96]罷工頻繁被外國資本家視為不祥之兆；大多數罷工是出于起碼的經濟方面的不滿，主要是反對低工資，也反對普遍惡劣的勞動條件。
罷工是自發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搗毀機器。
外國公司更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标。
這種行動表明對現代工業企業存在着強烈的仇視情緒，就像19世紀初期的歐洲那樣。
這種情緒是剛剛形成的無産階級從農民和工匠那裡繼承下來的。
不僅如此，它還表明存在着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它是19世紀後期民衆反帝運動的繼續，并且還使勞工運動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按年代順序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工人罷工經曆了三次高潮：1898&mdash1899年有10次罷工；1904&mdash1906年有15次罷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台有34次罷工。
顯然很容易使人斷定，勞工運動是與當時政治事件的主要階段互相呼應的：首先是列強的侵入、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次是民族主義運動的複蘇、抵制美貨運動、同盟會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動和憲政運動的興起；最後是共和革命。
但是，隻有1904&mdash1906年的勞工運動看來的确與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
廣州的碼頭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漢的工人确實參加了抵制美貨的活動；華新紗廠舉行了反對日本資本家接管的罷工；萍鄉、浏陽和醴陵的3000名礦工參加了湖南的反清起義。
[97]不過在這些事件中，無産階級的作用隻是對其他社會集團組織的政治運動給予支持。
其他幾次大罷工與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沒有内在聯系，而純粹是由于經濟情況造成的：清末的通貨膨脹和糧食歉收導緻勞工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和産生其他的不滿。
盡管工人在大多數罷工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20世紀初的中國無産階級還是深受使傳統行會大受其害的地區和行幫對立的影響。
例如某公司有同鄉或同工種的工人舉行罷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卻常常袖手旁觀。
事實上，大城市的技術工人，尤其是機工、木工和織工，雖然已經受雇于新式的機器廠，卻仍然屬于手工業社團，他們在進大工廠之前就是在這裡學藝和工作的。
上海造船廠的木工和鐵路上的機工，像手藝匠人那樣加入同樣的行會。
在工業化的前夕，行會能夠施加充分的影響來維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工廠使用技工方面。
工廠不得不利用行會作為代理人去招收熟練工，這些工人被迫繼續向行會交付會費。
在辛亥革命前夕，參加行會基本上成了定規，這樣做常常是為了想從行會辦的善舉中得到好處。
非熟練工人多半組成幫或幫會，這是一些松散組織，由同一地區的無業工人擁戴一個頭目所組成。
頭目往往是包工的中介人。
在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秘密會社的影響也很大，例如三合會及其分會一向在礦工和搬運工中吸收大量會徒。
在廣州和香港，秘密會社控制了各行各業。
他們為了報複艦隊司令孤拔襲擊福州和台灣，在1884年組織了一次不亞于總罷工的罷工。
[98] 通過秘密會社的渠道，也有為數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組織，例如1911年同盟會就曾吸收過興建川漢鐵路的勞工和滬甯、滬杭線上的鐵路工人。
但是，這些工人是作為個人加入革命組織的，而不是整個無産階級的集體行動。
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專門代表勞工利益的。
雖然也正在創立更加嚴格地按行業界線的組織，例如1909年在廣州成立的機器研究公會以及廣東機器工會後來派生的組織，但其成員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們首先重視的是通過工廠和課堂學習來提倡技術教育。
1902年為開平礦工、鐵路工人和泥瓦工開辦的唐山俱樂部，給工人提供了讀書、聽音樂和娛樂的方便。
有技術的工人更喜歡以等級為基礎建立單獨組織，例如1906年在廣州建立的郵電職工俱樂部。
但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是聯絡感情性質的，主要目的是業餘活動、互助和學習。
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同這些早期的勞工協會沒有直接的關系。
[99] 工業無産階級人數太少，覺悟太低，還不足以在民衆中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
毫無疑問，罷工使它有了不同于衆的面目，并為其發展開辟了道路。
但是，由于無産階級還年輕，流動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術性的，所以隻能說明它在進行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将使它與曾經孕育它的社會集團，如貧苦農民、熟練工匠和城市群衆等大不相同。
它還起不了在民衆運動中應起的集體作用。
即使考慮把現代第三産業即服務行業的職員、機關雇員、各種商業和市政機構（如海關、公用事業和電訊等部門）的雇員統統算在新企業工人之列，以擴大其隊伍，直接同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特點的工業生産有關的勞工數量，在勞動人民的總數當中也仍然是極少數。
雖然資料缺乏，不足以提出精确數字，但可以說它所占的比重不會超過百分之一，還包括家屬在内。
如果同新、舊上層分子之間的比例加以比較，這個新、舊勞動者之間的比例是特别低的。
物質條件和世界觀的相應差異還沒有考慮在内。
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對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比對人民的影響要大得多。
農村暴發戶和貧苦農民 農村形勢表面上沒有變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變動。
由于得不到文獻資料的證實，而且這種變動并沒有使生産關系或生産方式有重大改變，所以要确切地認清農村的變動是很困難的。
在農村體制中隻有一些緩慢的變動，但是總的說來，農村體制在這一時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長江中下遊以及山東、奉天、廣東和四川等省，富裕農民的數量顯然有所增加。
[100]這似乎是同商業的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有關。
然而，商業的發展涉及幾種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内地商業的擴大，那是由18世紀以來傳統的水陸運輸的改善所促成的，這種擴大也使城市發财緻富。
盡管19世紀中期有過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在廣州三角洲、江蘇南部和作為糧食貿易中心的長江中遊一帶，仍舊能夠感到這種發展的影響。
由于政府将大運河對私人運輸開放，山東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性市場體系。
随着市場的擴大，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手工業内部更嚴格的分工；市場的擴大也刺激了專業的商品農業的發展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
[101]這種農業體制反過來又吸收了城市的财富：城市商人購買農村土地，直接通過中間人管理雇工，同時又在市鎮設立店鋪、作坊和當鋪。
農業、商業和工業往往就這樣攜手并進，相互受益。
想方設法要增加土地的農民都願意轉向這種類型的商品化農業，他們可以将所得到的利潤投資于市鎮的賺錢買賣中去。
山東中、西部的這種市場經濟，在19世紀中期受到社會動亂和天災的嚴重破壞，在1890年以後就被與開放商埠和鐵路有聯系的商業發展所取代。
商業活動此後轉到東部沿海一帶，而不再依靠運河了。
這些地區也變成了農業向商品化和專門化轉化的地方。
毫無疑問，此時的這種轉化使農業利潤更多地被吸收為城市投資，而農村回收的城市投資則是極少的。
[102] 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滲透和商埠的發展有關的這一商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開始得較早，并且又擴大了第一階段的影響。
但是在東北，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過程則是單獨發展起來的。
[103] 土地所有權變動的加速也許有利于富裕農民的增加。
實際上，繼承人平分土地的習慣做法導緻地産遭到周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維持生計。
連續的農業歉收、稅收的增加，以及預測不到的市場波動，在清末四十年中經常發生，[104]從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價出賣土地以償還債務和勉強餬口。
根據少數地區的統計數字，20世紀之初地價明顯下跌而農産品價格上漲。
[105]安徽一個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災，竟買了九千畝土地。
在困難時期，出賣土地的速度總是加快的。
[106] 不過，一部分農民發财并不一定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集中。
某些地區的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裡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軍失敗以後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這種現象既不普遍，也不長久。
[107]小土地所有者仍占優勢。
[108] 收入增加往往是經營效率提高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已經引進可以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如鴉片之類；效率提高也使一些農民能夠擴大耕種面積。
四川就曾出現一種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富裕佃農。
[109]在山東，地主成功地引進新的農業技術，一般都在不超過五百畝的土地上應用。
這些&ldquo經營&rdquo地主自己耕種，同時又雇工幫助；由于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和較好的農具，其産量要比小生産者高30%&mdash50%。
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業和金融活動，而不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
[110] 江蘇南部還出現了租棧，這是一種從幾戶地主（多是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稅和收租的機構，它使少數仍在農村的地主能夠通過管理租棧來增加收入。
于是，它們就使農業經濟内部一個寄生的集團興旺起來。
這個集團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組成，其中許多人往往還在衙門兼差，所以能利用其雙份收入來放高利貸、做小買賣或者購置土地。
[111] 以上所述種種變化，許多都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的繼續，結果導緻各地産生一批農村新寡頭。
這批新寡頭同傳統的上層文人并無多少淵源；後者在太平軍起義之後已經逃離農村，抛棄了農業。
農村新寡頭的地位并不比生員高多少，而以生員和監生為多。
他們沒有文人那種傳統的文化聲譽，在地方上他們也不承擔司禮儀的傳統職能，但他們确實需要并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幫助以維護私利。
這些人很少自費養兵，卻深知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國之後仍然在活躍的或因臨時危機而重新集結的民團。
[112]這些農村新寡頭還能夠在十八個省份的未開墾區和邊境地區占用大量官地，他們系統地進行開墾，不受習慣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
[113] 農村某幾類人在光緒和宣統年間能夠比較富裕，似乎并非因為農業生産有所增加，即使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這樣。
相反，如果當時有關農村普遍貧困的大量記載是準确的話，某些人直接犧牲了小農的利益才使他們個人的财産得以增加。
廣大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種經過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小塊土地，還要負擔增加的地租，同時又不再能用手工産品來彌補其虧空：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農民的逐漸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
[114]目前的研究還不能對此作出精确的說明；但是，農村貧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響到了清末社會變化的許多其他特點：手工業内部狀況的變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無産階級的産生。
手工業的變化 少數破産農民加入了工業無産階級的行列。
更多的破産農民則擴大了也在轉變中的手工業勞動力隊伍。
在經曆20年國内動亂所招緻的大量破壞之後，手工業為了同外商和工業競争，也在起變化。
根據1864&mdash1894年六個省的15個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登記在案的76個手工業行會有43個是新行會。
[115]某些手工業嚴重衰退，如手工紡織在1905年隻能滿足國内需要的50%。
産品用于省際貿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鐵廠也是如此，由于進口鋼材的競争，到1900年這些鐵廠實際上都冰消瓦解了。
但是，其他部門在出口貿易和工業發展的推動下，正在發展，甚至創造更好的運輸工具。
廣東、浙江、四川、山東和奉天等地的缫絲産量大為增加。
在1870&mdash1880年的短短時間裡，浙江、福建、台灣、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業也很繁榮，共有茶葉商号近四百家。
中國特産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
另外，出口刺激了絲綢業的壯大，而運輸業的發展又擴大了榨油業、面粉業和老式采煤業。
1866年營口有兩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30家；蕪湖的碾米廠在1850年有20家，1900年增至一百餘家。
盡管工業生産的發展沉重地打擊了某些手工業，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業活躍起來：因為機器紡紗降低了耐用布的生産成本，這便使得一向以紡織業聞名的地區能大規模發展手工織布業，甚至以往從來沒有紡織業的地區也興辦了手工紡織業。
在19世紀最後幾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煙、玻璃和針織品的行業都發展迅速。
手工業産量的增加在引進大機械化工業之後尤為顯著，增産的形式基本上是辦工廠，擴大工場，或者組織工人在家裡生産，計件付酬。
這種生産所利用的是部分機械化的，或者至少經過改進的工具，例如19世紀80年代以後浙江的紡織工就已廣泛使用日制腳踏織布機。
在19世紀之末，手工生産棉制品的工廠不超過30家，而在1901&mdash1911年間卻開設了三百多家。
[116]這個時期政府也力圖鼓勵手工業，在各省設立了工藝局，使之負責開辦學徒作坊，發展技術，對某些企業提供幫助。
這在直隸和山東頗見成效。
[117] 在一些手工行業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改變了老闆、工人和學徒之間的關系，這種變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組織中。
受威脅最重的行業不斷向專業化發展，對吸收外來學徒和幫工以及對生産率、銷售和勞動時間等方面都規定得更嚴，旨在限制競争，并使不斷增加的同業者能夠盡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潤。
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使得許多手工業者能夠勉強維生，但卻有礙于積累資本和發揮積極性。
在有大作坊發展起來的興旺行業中，有一種提倡把工人和學徒分别組織起來的傾向。
這類組織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屬于業主的聯合會。
[118]在20世紀頭10年，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似乎越來越頻繁了。
[119] 盡管有精心的集體保護和工廠的發展，在19和20世紀之交，大多數手工業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為他們依賴于不斷擴大但調節仍舊很差的市場，而且工業的競争又使這個市場的利潤幅度劇烈下降。
糧價高漲和所獲銅币貶值更加重了這一情況。
[120]根據官方統計，1912年的30個行業共有手工業者1300萬人。
[121]看來19世紀中期手工業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農村的部分剩餘勞動力，這也使得手工業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穩定。
流動的手工業者為數更多；茶廠總是擠滿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業者。
破産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變成了民衆運動的領導的一部分。
移民 農村的貧困，經常再加上工匠貿易的厄運，造成了國内人口的流動。
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大量人口的轉移尤其影響到長江下遊各省，并使來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蘇北、浙東等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蘇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戰火蹂躏的地區。
這種狀況直到清末還在緩慢地延續。
在50年内河南光山縣就有百餘萬農民遷移到蘇南、浙北、安徽和江西60多處地方。
[122]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為10.7萬人，到1900年為34.5萬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萬人。
這些移民帶着農業技術和殊風異俗從一地遷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關系緊張，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團之間的沖突。
[123] 最大規模的地區間的移民運動無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隸、山東）的農民向滿洲的遷移。
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隻許滿人和八旗軍使用這一地區，所以長期以來這裡就是一塊神秘的地方，但在整個19世紀，向這塊清朝發祥地的遷移不斷增加，并且逐漸合法化了。
嘉慶帝在位時，直隸和山東連年遭受饑荒和自然災害，官方就在1803年&ldquo暫&rdquo準移民滿洲。
在1786&mdash1840年間，奉天人口從80.7萬人增至221.3萬人；吉林從14.8萬人增至32.4萬人；黑龍江則從1771年的3.5萬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萬人以上。
[124]面臨俄國及其後日本對東北的觊觎，清廷于1860年才決定鼓勵移民。
許多最肥沃的地區于是逐一向數量日益增多的、由于農村不安定和貧困而被迫背井離鄉的華北各省移民正式開放。
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龍江都變成了行省，阻止漢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
當時每年遷來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萬。
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萬人，是1897年的兩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萬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龍江的人口則有145.3萬人。
[125] 1880年以後，這些地區的采礦業、軍火工業和各種商業發展較快，呈現出一派特殊景象。
習慣與傳統的影響很小，發财容易，但是随着政府加強财政管理，稅收的負擔也立刻加重起來，而且在沒有集體保護和集體團結的情況下，經濟上掙紮求存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
北滿有大量非法移民、原來的犯人、土匪、冒險分子、逃荒者和探礦者，他們統稱為&ldquo紅胡子&rdquo：這些在19世紀之末自發地以絕對集體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在那裡非法地承擔着各種行政和治安的實際職能。
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國，它是以黑龍江的一個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裡共聚居有2萬人，曾引起幾位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歐洲旅行家的好奇。
[126] 正當華中和華北各省民衆設法擺脫貧困而在國内移民之際，華南居民則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在1876年以後，官方準許和鼓勵向台灣移民，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幾個府的居民；當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時，曾有二三十萬人返回大陸。
19世紀後半期，成群的客家人從廣州三角洲遷到人煙稀少的廣東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
[127]雲南與印度支那的東京之間鐵路通車，曾出現臨時性移民熱潮；1911年這條鐵路就載運了100多萬名中國的四等車乘客。
但是，多數海外移民還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後，他們遍布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古巴和印度洋諸島，并且遠及南非。
很難得出海外移民的準确數字，因為其中許多移民隻是臨時性的。
估計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在1876年約有二三百萬，在1908年約有八九百萬，大部分是在東南亞。
[128]這些數字沒有區分新來的移民和自然增長的人口。
在東南亞某些華人區，自然增長率大概相當高，像槟榔嶼和暹羅很早就有中國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緣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無力貫徹實施），因此移民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
在1850&mdash1875年間，外國代理人和航運公司用欺騙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128萬&ldquo契約&rdquo華工，到古巴、南美（那時非洲奴隸貿易已被禁止）和馬來亞的種植園與礦山當勞工，他們實際就是奴隸。
這些不幸的人們擁擠在貨棧和船艙中，食不果腹，給他們許諾的微薄工資也從一開始就被騙走，因此病死和自殺使死亡率高達50%&mdash60%。
在中外輿論的一緻譴責下，苦力買賣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關的外國政府對雇傭辦法和運輸條件共同進行了某些控制。
葡萄牙人在1875年決定禁止從澳門以契約形式移民，這在理論上結束了苦力貿易。
當時拉丁美洲由于内部戰亂也開始使苦力貿易失去了主要市場。
此後移民雖說是由完全&ldquo自願&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