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關燈
小
中
大
的工人組成，但實際上還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約方式組織起來的。
在1875&mdash1914年間，用這種形式被雇傭并被運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和南非的歐洲人殖民地當苦力者逾百萬。
[129]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契約華工使之不受外國主子的剝削，也不能保護在19世紀最後25年數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
不過，中國當局的态度倒的确從漠不關心轉為給以關注和警惕。
[130]在陳蘭彬、郭嵩焘、張之洞、薛福成和黃遵憲等外交官和高級官員的影響下，政府終于開始意識到華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從1869&mdash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華僑地區建立領事館問題進行談判。
清朝的外交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在19世紀80年代以及澳大利亞在1890年以後采取限制華人移入的措施。
它抗議虐待華僑。
1893年9月13日，上谕正式廢除禁止海外移民的傳統法令，并采取措施頒發護照，禁止地方官敲詐歸國華僑。
這些措施鼓勵了僑彙歸國投資，并且在移民不斷增加的時期方便了大陸同海外華僑保持經常的聯系。
20世紀之初廈門每年出境登記者有10萬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25萬人。
[131]1907年華僑彙回的資金有7300萬兩。
他們還為中國現代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本。
華僑彙款回國使沿海府縣大量居民得以維持生計；它促進了廣州地區、華東諸省，甚至往北遠及滿洲等地的工業化；就全國範圍來說，僑彙數量大大有助于彌補商業赤字和外債造成的收支不平衡。
而且在南洋（即東南亞），有為數衆多而且十分活躍的華僑富商甚至還為祖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
在廣州附近創辦第一家以蒸汽為動力的缫絲廠的陳啟沅、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百萬富翁張弼士等人，都是南洋華僑。
華僑熟悉西方事務，相信經商的優越性，而且因身處備受歧視之地而産生的一種自衛感，使他們能熱愛祖國和堅持自己的民族特點。
他們帶來了影響大陸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論自由和中西結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開設的一所學校就采取了這種辦學方式。
雖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幹，但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華僑尋求物質支持和羅緻人才，以幫助他們逃避在本國受到的迫害。
特别有幫助的是秘密會社的支持：這些秘密會社在國外已經發展壯大，這樣就便于為處于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提供有組織的保護；它們也有反對滿族王朝的傳統（參見第九章）。
[132] 在清王朝的最後30年，華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方面的影響，僅僅在中國東南部的少數地區，華僑的人口影響才是重要的。
半無産階級的産生 在大規模民衆起義被鎮壓以後，半無産階級興起了，即令下層人民的國内遷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緩和這一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相繼産生的現象。
不論城鄉地區都廣泛存在着赤貧如洗的民衆，他們生活不穩定，居無定所，受饑馑、天災和傳染病的打擊最重。
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情景作過最有分量的描述。
[133]他們把這種不幸歸咎于以下幾種情況的綜合影響：農業困難，人口增長，内戰後的遣散兵員，由于引進技術和現代化企業所造成的失業（尤其在運輸業和紡織業）。
由于大多數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生計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農業歉收或稅收加重，都會使流民隊伍擴大。
當時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常使得大片地區荒無人煙。
直隸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災。
江蘇約六十個縣和安徽約四十個縣從1886&mdash1911年連年遭受旱澇風蟲災害的襲擊。
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河沿岸諸省，成千上萬的村莊年複一年成為旱澇災害的犧牲品，使它們既無時間又無資金去修複溝渠堤壩。
許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棄而不用，這便加重了不利的氣候條件造成的危害，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的原因不單是管理腐敗無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資源枯竭。
1902年四川七八十個縣遭受旱災，破産的饑民多達幾十萬。
[134]農村傳統的團結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濟，對于數不勝數的、失去了任何生計的饑民來說都無濟于事了。
在許多地方，遊民的比例高得驚人，陝西某縣高達90%，雲南某村高達33%，湖南某縣高達25%。
[135]當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在南方的富裕地區，人們還算是比較安居樂業的；但是，對于大多數地區來說，連年戰争和天災的影響使得貧窮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
[136] 一般說來，清政府是維護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懲辦拒絕交納田租的農民，其罪同于逃稅。
[137]在受災的情況下，官方則首先保護有恒産的農民和有固定職業的人。
窮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鄉村組織所冷落或抛棄，但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網：保甲和鄉約制度從此隻能約束那些生活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窮人的行蹤了。
小說家魯迅最尖刻地給我們描繪了幾百萬擠在中國城鄉而常年求乞的可憐人。
他通過阿Q的性格作了這樣的描寫：生計艱難的阿Q有時出于城鄉人們的憐憫，有時出于他們殘酷的蔑視，到處受嘲弄和侮辱。
[138] 這些不堪一擊的人們&mdash&mdash從農村日工、苦力、遊民、乞丐，最後直到土匪&mdash&mdash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
[139]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衆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後備軍。
高度活躍于沿江各省的哥老會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員，就是來自破産的農民和工匠、太平軍之亂後被遣散的散兵遊勇、苦力、因交通改進而賦閑的船夫等等；三合會則主要是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産階級。
[140]在19世紀後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隻具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遊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持。
[141] 因此，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底層的特點毋甯說是生活不穩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繼續發展。
其總的結果似乎是使得各個集團和各家各戶的處境都每況愈下，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傳統結構趨于崩潰，并且使得那些結構所提供的一定經濟保障也遭到破壞。
誠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
在像中國這樣幅員廣闊而又情況複雜多變的國度，有許多白手起家而發财緻富的例子；有從普通苦力變成百萬富翁的例子，如葉成忠；有設法把日子過得很好的勤勞機靈的農民的例子；還有一些保持繁榮安甯的地區的例子。
同另一些比較富裕的中間等級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和其他經紀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現代上層社會。
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還是由擁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職業的農民組成。
這些人也有個别流動的現象（隻是未經研究，我們還不能比較其比例是否比過去為高）；在許多地方，這類農民的生活資料正在減少，如山東和直隸，一個縣的平均耕地面積從1870&mdash1910年減少了20%&mdash50%；[142]在某些地區，他們在全體人口中的相對重要性随着他們人數的減少而有所降低。
但是在這類農民内部，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職業的變化卻是微乎其微的。
但另一方面，不再屬于傳統士農工商職業階層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這些階層特點的舊的組織體系和結合方式的限制。
這種人包括産業工人和一切毫無恒産的人（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有無恒産是很重要的）；它還包括破産的農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遊民和流氓無産者，以及散兵遊勇和落魄文人。
傳統的社會體系便是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面一起瓦解的。
不僅上層階級經曆了瓦解和變化，而且戲劇性地出現了一個邊緣的平民階級：他們不受法律的管轄，環境還驅使他們不受社會的控制，不受社會秩序的制約，也不受社會的尊重。
社會變化的動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後四十年，有許多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外國入侵。
它直接造成如買辦和洋務專家等新的社會集團的産生，也促使某些行業衰退，如手工紡織業和華中、華北的傳統水陸運輸業。
在許多地區，對外貿易使得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貧困和失業。
不過，外國滲入的間接後果似乎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
西方人的出現以及中國同外界的接觸都推動着許多新的活動，改變了某些固有的職能，同時使得一批現代的商人和實業家、軍閥、大地主和城市知識分子新興起來，同時傳統的士紳文人階層則處在瓦解和變化之中。
然而，必須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知識分子運動在實現社會經濟變化方面似乎比帝國主義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
某些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試圖說明，1895&mdash1898年的維新派是&ldquo資産階級代表&rdquo，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産階級。
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産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産階級。
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中日甲午戰争以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動機。
他們的行動是由于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緻。
隻是在1905&mdash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于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在下層階級中，仇洋反教的宣傳似乎比外國經濟剝削的惡果更能激發民衆的有力反抗。
在外國人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彰明較著的地區，其居民比外國人很少涉足的地區的民衆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動。
1870年以後，許多排外事件都是發生在外國商業勢力基本上未到達的地方，那裡有時隻有三四個外國傳教士。
[143]上海和廣州在四十多年中發生的少數事件和抵制活動，同義和團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見绌了。
然而，知識分子運動及其思想的實際能量能夠用純心理學來解釋嗎？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質條件作支撐呢？ 如果沒有有利的經濟變化的支持，1895年士紳文人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将是毫無作為的。
為了認識這種變化，中國的曆史學家把眼光放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工商業資産階級興起時&ldquo資本主義萌芽&rdquo（它孕育于16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之中）所起的作用上。
[144]但是事實上，我們隻能從幾個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傳統的商業同工業資本主義有直接的聯系。
19世紀中期大規模的起義，終于打斷了這一發展過程；大作坊中的手工業生産是與辦工廠同時進行的，而不是早于辦工廠。
大多數新的上層人物都是直接來自傳統的士紳文人和官吏統治階層。
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直是土地，盡管他們通過做生意和開錢莊得到越來越多的利潤。
所以我們必須着眼于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土地關系的惡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力量，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農業形勢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方面。
人口增長是使長期束縛農民的&ldquo封建&rdquo關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繼19世紀50&mdash70年代中國内戰的大量傷亡之後的20年中，人口又恢複并超過了1850年的高水平。
雖然太平天國戰争肯定使長江下遊人口增長放慢，但華北平原的人口看來是在加速增長。
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而更複雜的是，根據家譜等等資料來看，特權階層的出生率要比較高一些。
[145]這便産生了幾種同時出現而又矛盾的現象：對佃農剝削加重；地主喪失權威；衰退和貧困更加普遍。
農民之間的競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
這種現象是逐步産生的，但變得越來越普遍了。
地主一旦決定蔔居城鎮，就不再提供種子和工具；他們到收獲季節也不再親自監收，而開始改收固定的糧食或貨币為地租；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也采取這些辦法。
[146]為了防止佃戶拖欠，還廣泛采用押租制，其數額往往高達10年的地租。
[147]這種做法在太平天國之後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廢止了，長期租地制也逐漸棄而不用。
地主利用貨币和農産品市場價格兩方面的波動以使地租換算率有利于己，并且進一步從事市場投機來從中獲利。
因軍費開支而加重的财政負擔、現代化的費用和公私稅吏成倍增收附加稅，大大加重了小生産者即小戶的負擔，而大地主即大戶則利用其影響規避這種負擔。
1876年發表的馮桂芬的遺著對太平天國之後江南的減租還表示過樂觀，可是蘇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虛僞和不公，因為這項改革僅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有聯系的少數貪婪的家族。
他抨擊了地租的過分增加、大戶的傷天害理的殘暴行為、小農負擔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減産和農業生産力的下降等現象。
[148]估計在辛亥革命前夕，農民的經濟負擔比起19世紀40年代來，即使沒有增加兩倍，也增加了一倍。
到那時，田賦還算是農民較輕的負擔，但也已增加了60%&mdash80%。
誠然，農民總的實際負擔由于通貨膨脹可能比太平天國之前較輕。
[149]但是總的來說，租稅更加不平等，征收方法對納稅者更為不利。
1895年以後為了滿足戰争、債務和變法的需要又使稅額猛增：凡此種種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也許一個尚未加以具體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種講求個人關系和社會責任的體系已經分崩離析，而這種體系本來是能夠緩和對抗和激烈的階級沖突的。
這個體系曾經保持過農村社會上下一條心，此時則越來越破裂了。
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減免租賦，或向佃農和小農提供幫助和各種保護，而此時這些情況越來越罕見，或者越來越成為麻煩的負擔了。
紳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地主離開土地遷居城鎮，它雖然不是造成體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卻加劇了這種破裂，因為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肯定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儒者的仁愛之心。
地主的無情，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以後，破壞了他們與佃戶關系中曾經有過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權威。
實際上，這使感情更難建立，并且使雙方所借以承擔義務的默契中的靈活性也減弱了；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社會賴以運轉的中心觀念&mdash&mdash&ldquo感情&rdquo（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互惠意識，或者毋甯說是不同境遇的人們之間互相承認對方和個人承擔義務的情感）。
19世紀末竟有那麼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慨歎上下&ldquo一心&rdquo已經不複存在，并且感到傳統做法的失敗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夠提供醫治其制度的藥方，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絕不是偶然的。
然而，許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戰争破壞、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敗落下來，但它們在地方上仍舊起着集體負責的作用。
充當着農村社會同外界官府聯系的中介。
可是20世紀之初的華北許多農村，貧窮使這些家庭喪失了它們的代言人，以緻再也沒有這些人以書寫的有力方式來反映它們的利益了，所以，現在留給它們的隻有一條道路：造反。
民衆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和宣統時期當然沒有發生可與太平軍、撚軍和回民起義相比的農民暴動。
但是，這些規模空前的起義開始破壞了傳統的農村社會，後來其他民衆運動又繼續加以破壞，不過影響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
在1840&mdash1911年間，強弱程度不等的各種事件層出不窮。
經曆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後運動有所緩和，然後在19世紀之末又勃發起來。
楊慶堃曾對《大清曆朝實錄》記載的民衆活動作過定量分析，[150]其頻繁程度有如下表： 《實錄》所提供的這些數字看來相當低于實際數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
當時上海的《東方雜志》做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起，1910年285起。
[151]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緊接大規模動亂的相對平定之後，事件的平均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增加了。
華北（尤其是直隸省）雖然依然是動亂的主要地區，但動亂已遍及中國的各個省份。
[152] 雖然這些事件都不能與太平軍起義相比，但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持續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對列強的戰争，接着發生的動亂又遠及四川和滿洲。
在廣西，天地會在1898年發動的短命的起義，在1900年又恢複了活動，并在1903年威脅到鄰省。
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幾十萬軍隊，但起義軍還是堅持到了1906年。
約從1890年起，政府被民變頻起鬧得惶惶不可終日。
[153] 這種民衆騷亂有什麼社會意義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結論之前，看來許多民衆運動隻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沒有公開宣稱的或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它們無非是一些騷亂，隻反教士、洋人和中國教徒，并且排滿，或者反對現代技術，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稅吏。
據楊慶堃統計，這類動亂在1876&mdash1911年《實錄》所載的事件中占1/4到1/3。
主要從這類動亂中産生了組織得更周密、對清帝國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騷動：即1891年長江流域的排外風潮[154]和義和團運動。
在這些騷亂中，參加者的社會成分是非常複雜的。
鼓動者和領導者當中除手工業者、船夫、小販、散兵遊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還有許多士紳文人、有抱負的官員、衙門胥吏、上層地主和商人。
農民與苦力、流浪漢、無家可歸者或青少年等，他們在起義軍中占少數。
義和團的情況就是如此。
楊慶堃的統計表明，《實錄》所載光緒和宣統兩朝發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領導者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物中的57%都屬于統治階級或者至少與統治階級直接有關系。
這些人有士紳文人、官吏、貴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的奴仆和衙門的差役。
領導層既然有這樣的社會淵源，這就使得動亂都像是内戰，而不像是階級鬥争了。
确實，清末經常發生的動亂大部分是秘密會社煽動起來的，這些秘密會社的成員複雜，它們的宗旨也模糊不清。
它們雖然反對現存制度，卻又依附于它；它們起着調節傳統制度的平衡的作用。
秘密會社的成員與正統社會決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個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個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經濟條件。
秘密會社具有結拜兄弟的各種特點。
它們志在維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們的生活，并對他們進行約束，從而使這一秩序不緻徹底崩潰。
它們在傳統社會中的結合，表現在它們的地方性、它們對過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們的許多禮儀和它們傳奇式的尊号。
一旦形勢需要，它們的領袖會毫不遲疑地與政府當局妥協或互相勾結起來。
在19世紀之末，長江流域許多名門大族至少有一個成員加入哥老會，以保護親屬免受會友的侵犯，同時又可使會友得到地方當局的寬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許多動亂很難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戰争或階級鬥争。
但是，我們仍不應當否認其經濟和社會根源，也不應當根據單純的政治對立或叛逆來看待它們。
事實上，每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騷動，總是發生在農業歉收或者地方經濟出現災難以後。
1886年夏重慶糧價猛漲，憤怒的群衆就燒毀了新教教堂。
長江流域在連年遭受水災和歉收之後，1891年就發生了騷動。
自1895&mdash1898年，山東發生天災、饑馑及橫征暴斂，接着就爆發了義和團之亂。
遭到襲擊的傳教士往往已經變成了仗勢欺人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獲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還是用欺詐手段奪取的族産或廟産，而且他們隻準許教徒耕種這些土地，卻又拒不承擔地方上的公共義務。
中國教徒被指責向洋人賣身投靠，以謀求不受當局的管轄和擺脫貧窮。
拉幫結夥襲擊傳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會社的成員，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沒有希望得到這種保護的人們。
銳氣最盛的民衆運動的領導人便是從這些人當中産生的。
義和團的兩位主要領袖曹福田和張德成，一個是被遣散的士兵，一個是運河上因輪船興起而失業的船夫。
許多排外的騷亂威脅甚至搶劫地方上被懷疑倚仗洋人的社會名流的财産，而且還攻擊衙門。
拳民雖然主要是反對外國人，但是也提出了社會要求，盡管他們是與清廷站在一起的。
他們的社會綱領超不過原始性的劫富濟貧，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農民更爽快地供應糧食的&ldquo護民&rdquo的口号。
但這種原始的社會反抗始終是義和團行動的固有特征之一。
1900年以後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農村繼續進行抵抗的集團也都打着這種旗号。
清末的排外和反滿暴動的特點之一并不是它們沒有社會内容，而是簡單的經濟對抗被賦予了政治色彩，這多半是受到秘密會社的影響。
總之，洋人和滿族隻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點的動亂的次要原因；民衆運動也不僅僅是由秘密會社引起的。
兵變、匪徒嘯聚、劫掠、搶米風潮、抗稅暴動和抗租運動：這些都是常見的地方騷亂的具體表現形式。
騷亂常常通過簡單的反抗和自發行動表現出來。
遇到歉收，人們就會立即拒絕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監工以表示堅決的抗拒。
官吏們變本加厲的暴戾和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衆可能把判決不公或下令增稅的官吏趕出衙門；參加公共工程建設的民工可能罷工抗議官員克扣工資；囚犯可能殺死百般肆虐的獄卒等等。
在各種鬥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占絕大多數。
暴力針對統治機器和壓迫。
群衆襲擊衙門、監獄、豪門富戶、監工、稅吏、高利貸者、商船和公私糧倉；他們燒毀債券地契和賬本。
暴亂的發展開始是緩慢的，然而一旦展開便呈現其力量，有時隻限于個人暴力行動，但是也可能發展到結成一支名副其實的武裝軍隊。
暴動者利用鄉下可以弄到的各種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長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槍等等；如果事态延續下去，他們還可能得到彈藥供應（這要感謝秘密會社的幫助），甚至能得到兵員補充。
州縣官員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夠長期忍耐和等待；他們也知道适時讓步就可能撲滅一場正在醞釀的起義。
然而在19世紀最後幾年，他們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讨價還價的能力也開始枯竭，這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一無所有，隻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
一旦騷亂發生，官府便越來越可能訴諸武力鎮壓以驅散肇事者，既不謀求仲裁，也不搞妥協。
但使用武力似乎隻會增加暴力行動。
[155]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後社會動亂的特點是具有政治色彩。
如果注意《實錄》所記載的騷動分布地區，就會發現這一特點。
以京師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動亂最為頻繁；差不多半數事件都是發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會和府縣治所。
[156]甚至那些偶發的小事件也都表現出這種政治色彩。
例如農民會抓走衙役，或者進城攻打衙門；或許還會有個把落魄文人加入饑餓的農民一夥搶劫南方農村中的倉米，甚至張貼反詩。
即使起事是出于個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們都甯願去攻擊同對方有聯系的政治權力的象征。
從19世紀80年代到義和團起事，社會動亂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為秘密會社的影響而表現出來的。
事實上，由于19世紀中期的大規模起義失敗以後，下層各階級處于大混亂之中&mdash&mdash人口流動、人心渙散、農村解體、特權階級重新掌權肆虐等等，這時它們才發現秘密會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無策的人們能夠依靠的唯一組織。
秘密會社發展很快，大量的散兵遊勇、第一批受到技術現代化排擠而失業的犧牲者，都紛紛加入秘密會社。
例如19世紀最後30年，在長江中下遊太平軍已被鎮壓、散兵遊勇不可勝數和輪運也最發達的這一地區，哥老會非常迅速的發展就不是偶然的現象。
遍布全國各地的秘密會社笃信反滿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動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戰。
[157] 不過，在20世紀之初，秘密會社就不再對社會動亂的政治化起着不可缺少的決定性作用了，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其影響有任何實質性的減少。
同革命者一起采取行動，表明秘密會社的政治形象有所減弱。
但是更說明問題的是，幾次規模相當大的民衆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沒有秘密會社支持的情況下向清王朝當局提出挑戰的；例如在1909&mdash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的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谷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1906年以後各省因人口普查、資助新學和改革運動而引起的動亂等等，情況都是如此。
起事者搗毀公共建築、辱罵政府、監禁甚至處死地方官。
1910年五六月間，在山東萊陽曾發生反對增加苛捐雜稅的沖突，當局企圖把沖突歸咎于地方的上層人士，結果發展成為空前的暴力行動。
參與其事者達四萬多人，死傷約1000人。
[158] 文獻材料表明，所有這些動亂都是經濟因素觸發的，因為經濟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種原因造成的不滿情緒。
然而，某些作者認為這些社會鬥争遠不是反映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相反的，卻是表明人們難以适應旨在改進整個局勢的各種變化。
[159]他們的論據是其說不一的：或者說與19世紀中期的内戰相比，光緒和宣統年間的民衆運動比較軟弱；或者說極端貧困隻會迫使農民竭盡全力苟延殘喘，沒有餘力去鬧事。
誠然，在廣州某些地區，農業的商品化使得農民對地主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他們有勇氣拒不交租。
[160]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釋得根據詳盡的經濟研究，可是現在這樣的研究畢竟阙如。
目前的研究狀況和擁有的材料隻能斷定，清朝最後幾十年雖然有些農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窮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
民衆運動的大多數參加者就是這一類人。
不過，民衆運動之所以影響社會變革，顯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這也是事實。
從民衆運動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權機構越來越無力維持社會秩序，它們還削弱了它殘存的力量。
有人指責清末農民運動說：它們的目的同早年的農民起義相比幾乎沒有改變；它們對外國之侵入中國這一總的曆史趨勢仍然比較遲鈍；它們放棄了太平天國受西方影響而作的現代主義的革新努力；以及說它們不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等等。
[161]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義（盡管它們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國外，它們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主張也是溫和的）之外，這些民衆運動從未提出哪怕能與太平天國相比的綱領。
它們從未提出任何明确的&ldquo革命計劃&rdquo。
然而，緊接在這類自封的造反之後，社會進步總是要加速的。
民衆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産關系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
當包括社會名流在内的各社會階級不再支持統治政權時，上述的情況就成了産生任何革命形勢的基本因素。
[162]事實上，上層人物雖然指責清朝無能，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通過在地方上擴大勢力和勒索行為也得到了這個政權的好處，因此他們極力想維護這個政權于不墜。
至于農村的上層人物，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是由于出現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
他們也不知不覺地抛棄了這個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負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
19世紀之末許多士紳文人都指出，&ldquo私&rdquo已經壓倒了&ldquo公&rdquo。
這顯然是一種倒退。
但是這個&ldquo私&rdquo又導緻另一個&ldquo公&rdquo的出現，即國家民族的集體感。
社會不太平和對民衆憤怒的畏懼，也促使許多社會上層分子從事新的職業。
這種趨向在1891年的騷動浪潮過後遍及華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更是遍及全國。
上層人物的這種轉變以及他們逃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同他們維護特權的本能相結合的結果。
新的工商業者和現代上層分子經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業機會，希望消除大衆貧困和愚昧，這就顯然表露了那種埋藏很深的情緒。
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重視技術特長&mdash&mdash清末社會的一個特點&mdash&mdash歸根結底是義和團的拳頭打出來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艦和梁啟超的譴責造成的。
義和團咄咄逼人的拳頭迫使當局匆忙尋找新技術和新辦法來保持它的地位。
民衆起義在影響清末各階級的社會動員這一新現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這種情況雖然沒有影響到社會地位或生産關系，但卻表明人們對個人行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變。
每次騷動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
不僅如此，民衆運動還通過模仿和自衛反應促使各社會階級的聯合，以便集體幹預公共生活。
例如他們倡議建立自衛組織，發起保護和發展新式學校或民衆教育的運動，在北京和各省省會舉行抵制洋貨和抗議集會，等等。
民衆起義也維護了清帝國領土的完整，它們使列強懾于民衆起義，特别是在經曆了義和團起義的恐怖以後，列強放棄了肢解中國的希望。
然而，民衆起義雖然沒有讓維護民族統一的支柱垮下來，卻使傳統的制度及與其相關聯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等準則全部崩潰了。
清朝的覆滅并沒有使傳統社會随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
士紳割斷了自古以來同君主制的聯系。
産生了新的特權階級：軍閥、包括工商資産階級在内的現代上流社會以及大地主寡頭集團。
農村共同體松散了：宗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組織的活動範圍縮得更小了；湧進城市找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裡被行
在1875&mdash1914年間，用這種形式被雇傭并被運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和南非的歐洲人殖民地當苦力者逾百萬。
[129]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契約華工使之不受外國主子的剝削，也不能保護在19世紀最後25年數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
不過，中國當局的态度倒的确從漠不關心轉為給以關注和警惕。
[130]在陳蘭彬、郭嵩焘、張之洞、薛福成和黃遵憲等外交官和高級官員的影響下，政府終于開始意識到華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從1869&mdash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華僑地區建立領事館問題進行談判。
清朝的外交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在19世紀80年代以及澳大利亞在1890年以後采取限制華人移入的措施。
它抗議虐待華僑。
1893年9月13日，上谕正式廢除禁止海外移民的傳統法令，并采取措施頒發護照，禁止地方官敲詐歸國華僑。
這些措施鼓勵了僑彙歸國投資，并且在移民不斷增加的時期方便了大陸同海外華僑保持經常的聯系。
20世紀之初廈門每年出境登記者有10萬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25萬人。
[131]1907年華僑彙回的資金有7300萬兩。
他們還為中國現代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本。
華僑彙款回國使沿海府縣大量居民得以維持生計；它促進了廣州地區、華東諸省，甚至往北遠及滿洲等地的工業化；就全國範圍來說，僑彙數量大大有助于彌補商業赤字和外債造成的收支不平衡。
而且在南洋（即東南亞），有為數衆多而且十分活躍的華僑富商甚至還為祖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
在廣州附近創辦第一家以蒸汽為動力的缫絲廠的陳啟沅、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百萬富翁張弼士等人，都是南洋華僑。
華僑熟悉西方事務，相信經商的優越性，而且因身處備受歧視之地而産生的一種自衛感，使他們能熱愛祖國和堅持自己的民族特點。
他們帶來了影響大陸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論自由和中西結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開設的一所學校就采取了這種辦學方式。
雖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幹，但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華僑尋求物質支持和羅緻人才，以幫助他們逃避在本國受到的迫害。
特别有幫助的是秘密會社的支持：這些秘密會社在國外已經發展壯大，這樣就便于為處于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提供有組織的保護；它們也有反對滿族王朝的傳統（參見第九章）。
[132] 在清王朝的最後30年，華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方面的影響，僅僅在中國東南部的少數地區，華僑的人口影響才是重要的。
半無産階級的産生 在大規模民衆起義被鎮壓以後，半無産階級興起了，即令下層人民的國内遷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緩和這一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相繼産生的現象。
不論城鄉地區都廣泛存在着赤貧如洗的民衆，他們生活不穩定，居無定所，受饑馑、天災和傳染病的打擊最重。
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情景作過最有分量的描述。
[133]他們把這種不幸歸咎于以下幾種情況的綜合影響：農業困難，人口增長，内戰後的遣散兵員，由于引進技術和現代化企業所造成的失業（尤其在運輸業和紡織業）。
由于大多數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生計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農業歉收或稅收加重，都會使流民隊伍擴大。
當時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常使得大片地區荒無人煙。
直隸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災。
江蘇約六十個縣和安徽約四十個縣從1886&mdash1911年連年遭受旱澇風蟲災害的襲擊。
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河沿岸諸省，成千上萬的村莊年複一年成為旱澇災害的犧牲品，使它們既無時間又無資金去修複溝渠堤壩。
許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棄而不用，這便加重了不利的氣候條件造成的危害，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的原因不單是管理腐敗無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資源枯竭。
1902年四川七八十個縣遭受旱災，破産的饑民多達幾十萬。
[134]農村傳統的團結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濟，對于數不勝數的、失去了任何生計的饑民來說都無濟于事了。
在許多地方，遊民的比例高得驚人，陝西某縣高達90%，雲南某村高達33%，湖南某縣高達25%。
[135]當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在南方的富裕地區，人們還算是比較安居樂業的；但是，對于大多數地區來說，連年戰争和天災的影響使得貧窮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
[136] 一般說來，清政府是維護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懲辦拒絕交納田租的農民，其罪同于逃稅。
[137]在受災的情況下，官方則首先保護有恒産的農民和有固定職業的人。
窮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鄉村組織所冷落或抛棄，但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網：保甲和鄉約制度從此隻能約束那些生活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窮人的行蹤了。
小說家魯迅最尖刻地給我們描繪了幾百萬擠在中國城鄉而常年求乞的可憐人。
他通過阿Q的性格作了這樣的描寫：生計艱難的阿Q有時出于城鄉人們的憐憫，有時出于他們殘酷的蔑視，到處受嘲弄和侮辱。
[138] 這些不堪一擊的人們&mdash&mdash從農村日工、苦力、遊民、乞丐，最後直到土匪&mdash&mdash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
[139]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衆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後備軍。
高度活躍于沿江各省的哥老會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員，就是來自破産的農民和工匠、太平軍之亂後被遣散的散兵遊勇、苦力、因交通改進而賦閑的船夫等等；三合會則主要是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産階級。
[140]在19世紀後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隻具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遊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持。
[141] 因此，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底層的特點毋甯說是生活不穩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繼續發展。
其總的結果似乎是使得各個集團和各家各戶的處境都每況愈下，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傳統結構趨于崩潰，并且使得那些結構所提供的一定經濟保障也遭到破壞。
誠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
在像中國這樣幅員廣闊而又情況複雜多變的國度，有許多白手起家而發财緻富的例子；有從普通苦力變成百萬富翁的例子，如葉成忠；有設法把日子過得很好的勤勞機靈的農民的例子；還有一些保持繁榮安甯的地區的例子。
同另一些比較富裕的中間等級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和其他經紀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現代上層社會。
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還是由擁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職業的農民組成。
這些人也有個别流動的現象（隻是未經研究，我們還不能比較其比例是否比過去為高）；在許多地方，這類農民的生活資料正在減少，如山東和直隸，一個縣的平均耕地面積從1870&mdash1910年減少了20%&mdash50%；[142]在某些地區，他們在全體人口中的相對重要性随着他們人數的減少而有所降低。
但是在這類農民内部，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職業的變化卻是微乎其微的。
但另一方面，不再屬于傳統士農工商職業階層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這些階層特點的舊的組織體系和結合方式的限制。
這種人包括産業工人和一切毫無恒産的人（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有無恒産是很重要的）；它還包括破産的農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遊民和流氓無産者，以及散兵遊勇和落魄文人。
傳統的社會體系便是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面一起瓦解的。
不僅上層階級經曆了瓦解和變化，而且戲劇性地出現了一個邊緣的平民階級：他們不受法律的管轄，環境還驅使他們不受社會的控制，不受社會秩序的制約，也不受社會的尊重。
社會變化的動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後四十年，有許多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外國入侵。
它直接造成如買辦和洋務專家等新的社會集團的産生，也促使某些行業衰退，如手工紡織業和華中、華北的傳統水陸運輸業。
在許多地區，對外貿易使得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貧困和失業。
不過，外國滲入的間接後果似乎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
西方人的出現以及中國同外界的接觸都推動着許多新的活動，改變了某些固有的職能，同時使得一批現代的商人和實業家、軍閥、大地主和城市知識分子新興起來，同時傳統的士紳文人階層則處在瓦解和變化之中。
然而，必須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知識分子運動在實現社會經濟變化方面似乎比帝國主義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
某些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試圖說明，1895&mdash1898年的維新派是&ldquo資産階級代表&rdquo，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産階級。
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産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産階級。
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中日甲午戰争以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動機。
他們的行動是由于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緻。
隻是在1905&mdash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于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在下層階級中，仇洋反教的宣傳似乎比外國經濟剝削的惡果更能激發民衆的有力反抗。
在外國人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彰明較著的地區，其居民比外國人很少涉足的地區的民衆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動。
1870年以後，許多排外事件都是發生在外國商業勢力基本上未到達的地方，那裡有時隻有三四個外國傳教士。
[143]上海和廣州在四十多年中發生的少數事件和抵制活動，同義和團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見绌了。
然而，知識分子運動及其思想的實際能量能夠用純心理學來解釋嗎？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質條件作支撐呢？ 如果沒有有利的經濟變化的支持，1895年士紳文人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将是毫無作為的。
為了認識這種變化，中國的曆史學家把眼光放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工商業資産階級興起時&ldquo資本主義萌芽&rdquo（它孕育于16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之中）所起的作用上。
[144]但是事實上，我們隻能從幾個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傳統的商業同工業資本主義有直接的聯系。
19世紀中期大規模的起義，終于打斷了這一發展過程；大作坊中的手工業生産是與辦工廠同時進行的，而不是早于辦工廠。
大多數新的上層人物都是直接來自傳統的士紳文人和官吏統治階層。
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直是土地，盡管他們通過做生意和開錢莊得到越來越多的利潤。
所以我們必須着眼于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土地關系的惡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力量，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農業形勢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方面。
人口增長是使長期束縛農民的&ldquo封建&rdquo關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繼19世紀50&mdash70年代中國内戰的大量傷亡之後的20年中，人口又恢複并超過了1850年的高水平。
雖然太平天國戰争肯定使長江下遊人口增長放慢，但華北平原的人口看來是在加速增長。
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而更複雜的是，根據家譜等等資料來看，特權階層的出生率要比較高一些。
[145]這便産生了幾種同時出現而又矛盾的現象：對佃農剝削加重；地主喪失權威；衰退和貧困更加普遍。
農民之間的競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
這種現象是逐步産生的，但變得越來越普遍了。
地主一旦決定蔔居城鎮，就不再提供種子和工具；他們到收獲季節也不再親自監收，而開始改收固定的糧食或貨币為地租；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也采取這些辦法。
[146]為了防止佃戶拖欠，還廣泛采用押租制，其數額往往高達10年的地租。
[147]這種做法在太平天國之後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廢止了，長期租地制也逐漸棄而不用。
地主利用貨币和農産品市場價格兩方面的波動以使地租換算率有利于己，并且進一步從事市場投機來從中獲利。
因軍費開支而加重的财政負擔、現代化的費用和公私稅吏成倍增收附加稅，大大加重了小生産者即小戶的負擔，而大地主即大戶則利用其影響規避這種負擔。
1876年發表的馮桂芬的遺著對太平天國之後江南的減租還表示過樂觀，可是蘇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虛僞和不公，因為這項改革僅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有聯系的少數貪婪的家族。
他抨擊了地租的過分增加、大戶的傷天害理的殘暴行為、小農負擔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減産和農業生産力的下降等現象。
[148]估計在辛亥革命前夕，農民的經濟負擔比起19世紀40年代來，即使沒有增加兩倍，也增加了一倍。
到那時，田賦還算是農民較輕的負擔，但也已增加了60%&mdash80%。
誠然，農民總的實際負擔由于通貨膨脹可能比太平天國之前較輕。
[149]但是總的來說，租稅更加不平等，征收方法對納稅者更為不利。
1895年以後為了滿足戰争、債務和變法的需要又使稅額猛增：凡此種種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也許一個尚未加以具體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種講求個人關系和社會責任的體系已經分崩離析，而這種體系本來是能夠緩和對抗和激烈的階級沖突的。
這個體系曾經保持過農村社會上下一條心，此時則越來越破裂了。
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減免租賦，或向佃農和小農提供幫助和各種保護，而此時這些情況越來越罕見，或者越來越成為麻煩的負擔了。
紳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地主離開土地遷居城鎮，它雖然不是造成體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卻加劇了這種破裂，因為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肯定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儒者的仁愛之心。
地主的無情，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以後，破壞了他們與佃戶關系中曾經有過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權威。
實際上，這使感情更難建立，并且使雙方所借以承擔義務的默契中的靈活性也減弱了；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社會賴以運轉的中心觀念&mdash&mdash&ldquo感情&rdquo（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互惠意識，或者毋甯說是不同境遇的人們之間互相承認對方和個人承擔義務的情感）。
19世紀末竟有那麼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慨歎上下&ldquo一心&rdquo已經不複存在，并且感到傳統做法的失敗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夠提供醫治其制度的藥方，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絕不是偶然的。
然而，許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戰争破壞、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敗落下來，但它們在地方上仍舊起着集體負責的作用。
充當着農村社會同外界官府聯系的中介。
可是20世紀之初的華北許多農村，貧窮使這些家庭喪失了它們的代言人，以緻再也沒有這些人以書寫的有力方式來反映它們的利益了，所以，現在留給它們的隻有一條道路：造反。
民衆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和宣統時期當然沒有發生可與太平軍、撚軍和回民起義相比的農民暴動。
但是，這些規模空前的起義開始破壞了傳統的農村社會，後來其他民衆運動又繼續加以破壞，不過影響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
在1840&mdash1911年間，強弱程度不等的各種事件層出不窮。
經曆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後運動有所緩和，然後在19世紀之末又勃發起來。
楊慶堃曾對《大清曆朝實錄》記載的民衆活動作過定量分析，[150]其頻繁程度有如下表： 《實錄》所提供的這些數字看來相當低于實際數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
當時上海的《東方雜志》做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起，1910年285起。
[151]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緊接大規模動亂的相對平定之後，事件的平均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增加了。
華北（尤其是直隸省）雖然依然是動亂的主要地區，但動亂已遍及中國的各個省份。
[152] 雖然這些事件都不能與太平軍起義相比，但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持續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對列強的戰争，接着發生的動亂又遠及四川和滿洲。
在廣西，天地會在1898年發動的短命的起義，在1900年又恢複了活動，并在1903年威脅到鄰省。
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幾十萬軍隊，但起義軍還是堅持到了1906年。
約從1890年起，政府被民變頻起鬧得惶惶不可終日。
[153] 這種民衆騷亂有什麼社會意義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結論之前，看來許多民衆運動隻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沒有公開宣稱的或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它們無非是一些騷亂，隻反教士、洋人和中國教徒，并且排滿，或者反對現代技術，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稅吏。
據楊慶堃統計，這類動亂在1876&mdash1911年《實錄》所載的事件中占1/4到1/3。
主要從這類動亂中産生了組織得更周密、對清帝國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騷動：即1891年長江流域的排外風潮[154]和義和團運動。
在這些騷亂中，參加者的社會成分是非常複雜的。
鼓動者和領導者當中除手工業者、船夫、小販、散兵遊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還有許多士紳文人、有抱負的官員、衙門胥吏、上層地主和商人。
農民與苦力、流浪漢、無家可歸者或青少年等，他們在起義軍中占少數。
義和團的情況就是如此。
楊慶堃的統計表明，《實錄》所載光緒和宣統兩朝發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領導者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物中的57%都屬于統治階級或者至少與統治階級直接有關系。
這些人有士紳文人、官吏、貴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的奴仆和衙門的差役。
領導層既然有這樣的社會淵源，這就使得動亂都像是内戰，而不像是階級鬥争了。
确實，清末經常發生的動亂大部分是秘密會社煽動起來的，這些秘密會社的成員複雜，它們的宗旨也模糊不清。
它們雖然反對現存制度，卻又依附于它；它們起着調節傳統制度的平衡的作用。
秘密會社的成員與正統社會決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個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個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經濟條件。
秘密會社具有結拜兄弟的各種特點。
它們志在維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們的生活，并對他們進行約束，從而使這一秩序不緻徹底崩潰。
它們在傳統社會中的結合，表現在它們的地方性、它們對過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們的許多禮儀和它們傳奇式的尊号。
一旦形勢需要，它們的領袖會毫不遲疑地與政府當局妥協或互相勾結起來。
在19世紀之末，長江流域許多名門大族至少有一個成員加入哥老會，以保護親屬免受會友的侵犯，同時又可使會友得到地方當局的寬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許多動亂很難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戰争或階級鬥争。
但是，我們仍不應當否認其經濟和社會根源，也不應當根據單純的政治對立或叛逆來看待它們。
事實上，每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騷動，總是發生在農業歉收或者地方經濟出現災難以後。
1886年夏重慶糧價猛漲，憤怒的群衆就燒毀了新教教堂。
長江流域在連年遭受水災和歉收之後，1891年就發生了騷動。
自1895&mdash1898年，山東發生天災、饑馑及橫征暴斂，接着就爆發了義和團之亂。
遭到襲擊的傳教士往往已經變成了仗勢欺人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獲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還是用欺詐手段奪取的族産或廟産，而且他們隻準許教徒耕種這些土地，卻又拒不承擔地方上的公共義務。
中國教徒被指責向洋人賣身投靠，以謀求不受當局的管轄和擺脫貧窮。
拉幫結夥襲擊傳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會社的成員，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沒有希望得到這種保護的人們。
銳氣最盛的民衆運動的領導人便是從這些人當中産生的。
義和團的兩位主要領袖曹福田和張德成，一個是被遣散的士兵，一個是運河上因輪船興起而失業的船夫。
許多排外的騷亂威脅甚至搶劫地方上被懷疑倚仗洋人的社會名流的财産，而且還攻擊衙門。
拳民雖然主要是反對外國人，但是也提出了社會要求，盡管他們是與清廷站在一起的。
他們的社會綱領超不過原始性的劫富濟貧，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農民更爽快地供應糧食的&ldquo護民&rdquo的口号。
但這種原始的社會反抗始終是義和團行動的固有特征之一。
1900年以後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農村繼續進行抵抗的集團也都打着這種旗号。
清末的排外和反滿暴動的特點之一并不是它們沒有社會内容，而是簡單的經濟對抗被賦予了政治色彩，這多半是受到秘密會社的影響。
總之，洋人和滿族隻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點的動亂的次要原因；民衆運動也不僅僅是由秘密會社引起的。
兵變、匪徒嘯聚、劫掠、搶米風潮、抗稅暴動和抗租運動：這些都是常見的地方騷亂的具體表現形式。
騷亂常常通過簡單的反抗和自發行動表現出來。
遇到歉收，人們就會立即拒絕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監工以表示堅決的抗拒。
官吏們變本加厲的暴戾和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衆可能把判決不公或下令增稅的官吏趕出衙門；參加公共工程建設的民工可能罷工抗議官員克扣工資；囚犯可能殺死百般肆虐的獄卒等等。
在各種鬥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占絕大多數。
暴力針對統治機器和壓迫。
群衆襲擊衙門、監獄、豪門富戶、監工、稅吏、高利貸者、商船和公私糧倉；他們燒毀債券地契和賬本。
暴亂的發展開始是緩慢的，然而一旦展開便呈現其力量，有時隻限于個人暴力行動，但是也可能發展到結成一支名副其實的武裝軍隊。
暴動者利用鄉下可以弄到的各種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長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槍等等；如果事态延續下去，他們還可能得到彈藥供應（這要感謝秘密會社的幫助），甚至能得到兵員補充。
州縣官員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夠長期忍耐和等待；他們也知道适時讓步就可能撲滅一場正在醞釀的起義。
然而在19世紀最後幾年，他們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讨價還價的能力也開始枯竭，這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一無所有，隻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
一旦騷亂發生，官府便越來越可能訴諸武力鎮壓以驅散肇事者，既不謀求仲裁，也不搞妥協。
但使用武力似乎隻會增加暴力行動。
[155]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後社會動亂的特點是具有政治色彩。
如果注意《實錄》所記載的騷動分布地區，就會發現這一特點。
以京師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動亂最為頻繁；差不多半數事件都是發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會和府縣治所。
[156]甚至那些偶發的小事件也都表現出這種政治色彩。
例如農民會抓走衙役，或者進城攻打衙門；或許還會有個把落魄文人加入饑餓的農民一夥搶劫南方農村中的倉米，甚至張貼反詩。
即使起事是出于個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們都甯願去攻擊同對方有聯系的政治權力的象征。
從19世紀80年代到義和團起事，社會動亂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為秘密會社的影響而表現出來的。
事實上，由于19世紀中期的大規模起義失敗以後，下層各階級處于大混亂之中&mdash&mdash人口流動、人心渙散、農村解體、特權階級重新掌權肆虐等等，這時它們才發現秘密會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無策的人們能夠依靠的唯一組織。
秘密會社發展很快，大量的散兵遊勇、第一批受到技術現代化排擠而失業的犧牲者，都紛紛加入秘密會社。
例如19世紀最後30年，在長江中下遊太平軍已被鎮壓、散兵遊勇不可勝數和輪運也最發達的這一地區，哥老會非常迅速的發展就不是偶然的現象。
遍布全國各地的秘密會社笃信反滿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動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戰。
[157] 不過，在20世紀之初，秘密會社就不再對社會動亂的政治化起着不可缺少的決定性作用了，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其影響有任何實質性的減少。
同革命者一起采取行動，表明秘密會社的政治形象有所減弱。
但是更說明問題的是，幾次規模相當大的民衆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沒有秘密會社支持的情況下向清王朝當局提出挑戰的；例如在1909&mdash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的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谷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1906年以後各省因人口普查、資助新學和改革運動而引起的動亂等等，情況都是如此。
起事者搗毀公共建築、辱罵政府、監禁甚至處死地方官。
1910年五六月間，在山東萊陽曾發生反對增加苛捐雜稅的沖突，當局企圖把沖突歸咎于地方的上層人士，結果發展成為空前的暴力行動。
參與其事者達四萬多人，死傷約1000人。
[158] 文獻材料表明，所有這些動亂都是經濟因素觸發的，因為經濟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種原因造成的不滿情緒。
然而，某些作者認為這些社會鬥争遠不是反映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相反的，卻是表明人們難以适應旨在改進整個局勢的各種變化。
[159]他們的論據是其說不一的：或者說與19世紀中期的内戰相比，光緒和宣統年間的民衆運動比較軟弱；或者說極端貧困隻會迫使農民竭盡全力苟延殘喘，沒有餘力去鬧事。
誠然，在廣州某些地區，農業的商品化使得農民對地主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他們有勇氣拒不交租。
[160]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釋得根據詳盡的經濟研究，可是現在這樣的研究畢竟阙如。
目前的研究狀況和擁有的材料隻能斷定，清朝最後幾十年雖然有些農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窮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
民衆運動的大多數參加者就是這一類人。
不過，民衆運動之所以影響社會變革，顯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這也是事實。
從民衆運動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權機構越來越無力維持社會秩序，它們還削弱了它殘存的力量。
有人指責清末農民運動說：它們的目的同早年的農民起義相比幾乎沒有改變；它們對外國之侵入中國這一總的曆史趨勢仍然比較遲鈍；它們放棄了太平天國受西方影響而作的現代主義的革新努力；以及說它們不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等等。
[161]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義（盡管它們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國外，它們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主張也是溫和的）之外，這些民衆運動從未提出哪怕能與太平天國相比的綱領。
它們從未提出任何明确的&ldquo革命計劃&rdquo。
然而，緊接在這類自封的造反之後，社會進步總是要加速的。
民衆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産關系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
當包括社會名流在内的各社會階級不再支持統治政權時，上述的情況就成了産生任何革命形勢的基本因素。
[162]事實上，上層人物雖然指責清朝無能，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通過在地方上擴大勢力和勒索行為也得到了這個政權的好處，因此他們極力想維護這個政權于不墜。
至于農村的上層人物，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是由于出現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
他們也不知不覺地抛棄了這個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負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
19世紀之末許多士紳文人都指出，&ldquo私&rdquo已經壓倒了&ldquo公&rdquo。
這顯然是一種倒退。
但是這個&ldquo私&rdquo又導緻另一個&ldquo公&rdquo的出現，即國家民族的集體感。
社會不太平和對民衆憤怒的畏懼，也促使許多社會上層分子從事新的職業。
這種趨向在1891年的騷動浪潮過後遍及華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更是遍及全國。
上層人物的這種轉變以及他們逃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同他們維護特權的本能相結合的結果。
新的工商業者和現代上層分子經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業機會，希望消除大衆貧困和愚昧，這就顯然表露了那種埋藏很深的情緒。
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重視技術特長&mdash&mdash清末社會的一個特點&mdash&mdash歸根結底是義和團的拳頭打出來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艦和梁啟超的譴責造成的。
義和團咄咄逼人的拳頭迫使當局匆忙尋找新技術和新辦法來保持它的地位。
民衆起義在影響清末各階級的社會動員這一新現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這種情況雖然沒有影響到社會地位或生産關系，但卻表明人們對個人行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變。
每次騷動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
不僅如此，民衆運動還通過模仿和自衛反應促使各社會階級的聯合，以便集體幹預公共生活。
例如他們倡議建立自衛組織，發起保護和發展新式學校或民衆教育的運動，在北京和各省省會舉行抵制洋貨和抗議集會，等等。
民衆起義也維護了清帝國領土的完整，它們使列強懾于民衆起義，特别是在經曆了義和團起義的恐怖以後，列強放棄了肢解中國的希望。
然而，民衆起義雖然沒有讓維護民族統一的支柱垮下來，卻使傳統的制度及與其相關聯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等準則全部崩潰了。
清朝的覆滅并沒有使傳統社會随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
士紳割斷了自古以來同君主制的聯系。
産生了新的特權階級：軍閥、包括工商資産階級在内的現代上流社會以及大地主寡頭集團。
農村共同體松散了：宗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組織的活動範圍縮得更小了；湧進城市找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裡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