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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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歧視）和無家可歸、無以為生的人越來越多。
這種混亂不隻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無不如此。
社會機構受到下層力量的打擊而被削弱，開始逐漸瓦解。
太平天國之亂标志着這一瓦解的開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許不是在于破壞了人們對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勵傳統的統治階級獲取更多的地方權力，以改變它同清政府的關系。
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從而剝奪了他們掌權的最有效手段。
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民衆起義的騷擾、外國影響的擴大以及政治制度顯然無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都進一步損害了社會結合的機制。
剛剛形成的城市上層社會企望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不僅把傳統的鄉村社會置諸腦後，而且把對它的約束和它内部的團結也抛諸九霄雲外了。
因此，這是一個脫了節的社會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遜位，它的結構也被腰斬。
清末的社會變化既是政治權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權威削弱的結果。
一個顯著的特點也許是社會現象同政治現象相互之間有着特别密切的關系；這個特點來自中國社會的傳統組織方式和中華帝國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無所不包的儒家思想。
最後，這種變化的局面的結果是通過以下的長期趨向表現出來的：同外國的關系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了國内幾個地區的結合。
這些結果跟天災一起，還使農村共同體日益發生困難。
1911年的中國表現了一個脫了節的社會所具有的兩面性的面貌（這個社會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對清王朝而聯合起來的許多新社會力量&mdash&mdash例如新軍、現代上層社會和革命志士&mdash&mdash的溫床）。
一個逐漸喪失了靈魂和精神而留存下來的社會外殼，是包不住這個新生命的。
但當時被人們稱呼的少年中國，對自己的特性心中無數，它又建立在無法辨别的千變萬化的地區條件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也許不過是一場春夢。
倘若沒有民衆的壓力長期把清王朝的元氣耗盡，那些暴發戶、年輕軍官和活躍在大都市的知識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嗎？可是最終還不是靠少年中國的猛擊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嗎？而這又難道不是由于最高統治層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被視為鴉片戰争之後社會發生空前變化的産物，被看作是那些背棄古老的農業帝國而轉向西方以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新技術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腦力勞動的成果。
不過，盡管民國此時已掌握在新的社會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誕生的清朝的滅亡卻是全國農村中深刻的運動逐漸取得成功的結果。
（黃振華 譯） *** [1]張謇：《柳西草堂日記》（1904年10月25日）。
[2]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1368&mdash1911年》，第34&mdash40頁。
[3]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88、94頁。
[4]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98&mdash102頁。
[5]同上書，第103&mdash111頁。
[6]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第47&mdash50頁。
關于整個清朝地方官的詳細情況參見李國祁、周天生《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第206&mdash347頁。
[7]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3&mdash115頁。
[8]這些數字和百分比出自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6&mdash137頁。
[9]1856年之前湘軍的多數将領是文人，後來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這個比例。
參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55&mdash64頁。
[10]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46&mdash151頁。
[11]淮軍将領有官階和功名者隻占10%，在淮軍核心，即在十一營軍隊的最高指揮當中，最多也隻占三分之一，見王爾敏《淮軍志》，第184&mdash185頁。
[12]據外國專家估計，1885年中國擁有的西式武器有來複槍和連發槍20多萬支、擊發槍數10萬支、機槍約50挺、各種口徑的大炮1200門。
參見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國·領事的政治報道·上海》12，第211&mdash215頁。
1885年8月26日關于中國裝備的報告。
[13]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4、17頁。
[14]鮑威爾：《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35&mdash236頁。
[15]參見陳孝芬等人的回憶，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68頁。
[16]有關此事的總章程可參見《大清德宗實錄》卷537第14頁所載1904年12月20日的上谕。
其詳細說明見《大清實錄宣統政紀》卷20，第20&mdash24頁，1909年11月11日的上谕。
[17]關于這些數字各種不同來源的讨論，參見鮑威爾《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88&mdash298頁。
[18]維新派的報紙在這個運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尤其以《新民叢報》為突出，特别是奮翮生和蔣百裡在1902年發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9]《教育雜志》卷3，第6，附錄2。
[20]但有許多人并沒有青史留名，他們的記述可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輯，第211&mdash213、281&mdash301頁；第4輯，第247&mdash255頁。
又見陳旭麓和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mdash165頁。
[21]謝裡登：《中國軍閥馮玉祥的生平》，第43&mdash44頁。
[22]1907年以後作過努力，但勞而無功。
其時張之洞已死，袁世凱失寵，推行這項工作本應較為容易。
見鮑威爾《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54&mdash281頁。
[23]日本士官學校校友即形成一個十分團結的小團體。
見陶菊隐《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1冊，第22&mdash25頁。
[24]他的傳記參見費維恺《盛宣懷與中國的官辦企業》。
[25]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mdash23頁。
[26]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48&mdash54頁。
[27]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9&mdash960、966&mdash967頁。
[28]這些數字出自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頁，隻包括&ldquo大&rdquo買辦。
1870&mdash1900年的數字則包括現任買辦和仍舊從事某些商業活動的前任買辦。
[29]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mdash105頁。
[30]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第197頁。
[31]雷默：《外國在華投資》，第69頁。
[32]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20&mdash136頁。
[33]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091&mdash1095頁上列舉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買辦有聯系的行号，這些人在1878&mdash1910年是這些行号的發起人或大投資者。
[34]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第2輯，第104頁。
[35]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4&mdash956頁。
[36]同上書，第958頁。
[37]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32、94頁。
[38]同上書，第730&mdash751頁。
[39]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7&mdash965頁。
[40]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331&mdash449頁。
[41]佐佐木正哉：《營口商人之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Ⅰ（1958年），第213&mdash267頁。
[42]例如葉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20萬兩，1893年粵商創辦了廣濟醫院。
[43]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mdash24頁。
[44]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15&mdash1118頁。
[45]汪敬虞：《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載《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mdash74頁。
作者估計以這種方式投資的中國資本總數超過四千萬兩。
[46]這對買辦來說尤其如此，參見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72&mdash173、221頁。
不過，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幫辦人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29&mdash930頁。
[47]關于王韬的傳記，參見保羅·科恩《王韬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嚴複的傳記，見施瓦茨《嚴複與西方》。
[48]參見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曆史研究》，第296&mdash315頁。
[49]參見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此書叙述了長江下遊的革命派。
關于湖南的革命派，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mdash65頁。
[50]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26、928、934&mdash943頁。
[51]同上書，第927頁。
[52]江蘇省行政公署實業司：《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第5篇，第52、55、58頁。
[53]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載《北京市曆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輯》，第258&mdash280頁。
[54]數字是根據《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第3篇第2&mdash51頁和第5篇第39、69頁上所開列的名字計算的。
[55]劉鹗的自傳體小說《老殘遊記》充分表現了這一特點。
此書有英譯本。
[56]關于狹義地分析資産階級，見貝爾熱《中國的資産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mdash54頁。
[57]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3，第20頁。
[58]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紹了曾、李兩人的幕府。
[59]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26頁。
[60]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mdash94、154頁。
[61]關于各種各樣的憲政公會，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365&mdash378頁。
關于各種聯合會的組成和重疊情況，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0&mdash72、163&mdash165頁。
[62]關于教育會在這方面的情況，可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3&mdash75、172&mdash173頁。
[63]其行動的政治特點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144&mdash173頁。
[64]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28&mdash40、248&mdash312頁。
[65]關于湖南和湖北的詳情，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mdash105頁。
關于廣東的情況，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55&mdash171頁。
[66]廣州各商會的詳情尤其引人注意。
1899年廣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個工作機構，以保護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
參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mdash36、80&mdash81、148&mdash149頁。
[67]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198&mdash270頁。
[68]同上書，第209頁。
[69]比較著名的小說之一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1901&mdash1905年連載于上海的一家雜志上。
[70]例如，1896&mdash1898年間張謇就曾遇到過種種麻煩，他建議開辦紡織廠，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紳的堅決反對。
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33頁。
關于廣東的反應，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mdash36頁。
[71]齊赫文斯基：《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與康有為》，第257&mdash280頁。
[72]1958年對天津地區的高齡老人所作的調查很有意義，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259、263&mdash264頁。
[73]參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mdash18頁。
[74]蘭金：《浙江的革命運動》，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347&mdash348頁。
[75]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4&mdash737頁。
[76]特别參見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
[77]19世紀之末有書院兩千多處，學生近15萬人。
1909年有中學702所，學生7.2萬人；在當時書院已不複存在了。
關于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的相對減少問題，見巴斯蒂的《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3&mdash85、222&mdash224頁）和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76頁）。
[78]參見芬徹《政治地方主義和民族革命》，載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185&mdash226頁。
[79]關于幾個開放商埠的人口統計，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3&mdash1174頁。
[80]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81]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mdash69頁。
[82]小學的費用漲了一倍，中學的費用則增加了三四倍。
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124、150、218、222、224頁。
[83]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mdash137頁。
[84]H.E.金：《中國新訂的教育制度》，第92&mdash96頁。
[85]在宣傳婦女解放方面，中國婦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們創辦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婦女編輯發行的日報。
參見吉波倫《秋瑾》，第233&mdash244頁。
[86]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的鬥争資料》，載《經濟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mdash51頁。
[87]根據孫毓棠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01頁）的不完全估計，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國人開辦的工廠。
雇工500人以上的廠礦有6萬名工人，其比例也是這樣。
[88]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21頁。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83頁。
後者估計從1900&mdash1910年雇工500人以上的廠礦有工人24萬人，其中10.9萬人是在外商企業中幹活。
[89]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5、1248&mdash1249頁。
[90]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2&mdash1233、1244&mdash1246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4&mdash1240頁；謝諾：《1919&mdash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94&mdash108頁。
[91]孫任以都：《清代礦工》，載費維恺等編《中國近代史探索》，第61&mdash65頁。
[92]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22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98&mdash1261頁。
[93]王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5&mdash1254頁。
[94]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7&mdash1241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04&mdash1216頁。
[95]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16&mdash1222頁。
[96]據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mdash1185、1190、1299&mdash1301頁）。
[97]趙親：《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工人運動》，載《曆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1&mdash16頁。
[98]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4&mdash1248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65&mdash1269頁；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的鬥争資料》，載《經濟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mdash51頁。
[99]謝諾：《1919&mdash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181&mdash185頁。
[100]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9&mdash1911年》，第638&mdash640、672&mdash685頁。
[101]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第3&mdash37頁。
[102]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84&mdash257頁。
[103]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386&mdash416、469&mdash482、651&mdash660頁。
[104]同上書，第557&mdash563頁。
[105]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42頁。
這些數字涉及的是直隸和山東種植高粱的地區。
此種情況并不普遍，參見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中第276&mdash277頁提到的兩個相反的例子。
[106]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175&mdash178頁。
[107]同上書，第178&mdash188頁。
[108]同上書，第193&mdash196、629&mdash660頁。
[109]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戶》，載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第247&mdash296頁。
[110]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第41&mdash81、130&mdash141頁。
[111]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關于其他地區農村社會中這些情況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參見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268&mdash270頁。
[11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287&mdash296頁。
[113]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214&mdash233頁。
[114]同上書，第255&mdash282、301&mdash385、502&mdash508、908、929頁。
[115]彭澤益：《19世紀後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mdash73頁。
[116]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載《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mdash115頁。
[117]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505&mdash574頁。
[118]彭澤益：《19世紀後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mdash102頁；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28&mdash41、599、602、604、611頁。
[119]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615&mdash617頁。
[120]同上書，第582&mdash595頁。
[121]同上書，第431頁。
[122]李義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166&mdash172頁。
王天獎：《太平天國革命後蘇浙皖三省的土地關系》，載《新建設》1963年第8期，第46&mdash54頁。
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153&mdash158頁。
[123]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2&mdash1173頁。
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153&mdash158頁。
[124]中國科學院吉林省分院曆史研究所等編：《近代東北人民革命運動史》，第8頁。
[125]同上書，第158頁。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775&mdash808頁。
[126]曼考爾、吉德科夫：《中國東北的紅胡子》，載謝諾編《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25&mdash134頁。
[127]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163&mdash166頁。
[128]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第80&mdash81頁。
[129]陳澤憲：《19世紀盛行的契約華工制》，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130]關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參見戈德利《晚清對東南亞華人的眷顧》，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号）。
[131]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941&mdash942頁。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8&mdash1179頁。
[132]深入研究這些會社的著作有庫默《1800&mdash1900年馬來亞的三合會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會》；布萊思：《中國秘密會社對馬來亞影響的曆史研究》。
[133]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935&mdash938、945&mdash946頁。
[134]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論文集》，第243頁。
有關黃河和長江流域每年的自然災害，參見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中所列的表（第720&mdash722、733&mdash735頁）。
[135]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第690頁。
裡昂商會編：《1895&mdash1897年裡昂的中國商業考察團》，第79頁。
[136]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686&mdash692頁。
[137]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第391頁。
[138]魯迅：《阿Q正傳》。
[139]參見蕭公權的《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mdash402頁）。
[140]汪诒荪：《辛亥革命時期資産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載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18&mdash121頁。
[141]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42]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37&mdash138頁。
[143]參照李時嶽《反洋教運動》，第31&mdash105頁。
[144]20世紀20與30年代已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進行了争論，1954&mdash1960年的讨論是其繼續。
參見中國人民大學曆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讨論集》。
費維恺對此作了摘要綜述《共産黨中國史學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見作者自編《共産黨中國的曆史學》，第229&mdash234頁。
[145]周榮德研究了20世紀初期的情況，他認為特權階級出生率較高是嬰兒死亡率較低和生育能力較高的結果，見《中國的社會流動性》，第110&mdash113頁。
現有的19世紀的材料隻能使我們看出出生率的不同。
關于生育能力和嬰兒死亡率的情況還沒有足夠的材料。
[146]李時嶽：《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第35&mdash41頁。
[147]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256&mdash258頁。
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農村社會&mdash&mdash押租慣例和抗租傾向》，載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第1&mdash19頁。
[148]陶文見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的附錄中。
又見鈴木智夫《晚清減租理論的發展&mdash&mdash〈租核〉之研究》，載上書第199&mdash246頁。
[149]王業鍵：《1750&mdash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第110&mdash128頁。
[150]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190頁。
楊慶堃的全部統計隻包括那些具有威脅公共秩序的社會抗議和騷動等特點的事件，而略去了列為&ldquo皈依基督教&rdquo、&ldquo集體向政府捐助軍費&rdquo和&ldquo地方自衛&rdquo等項目下的群衆性活動。
[151]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時期資産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同樣将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頁）。
[152]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第178&mdash187頁。
[153]這些起義運動都有專著研究。
關于義和團運動，參見翦伯贊編《義和團》；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
其他的研究論文和總書目見謝諾編《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法文版與英譯本略有不同）。
[154]關于這些事件，參見皮雷蒙《哥老會與1891年的排外事件》，載謝諾編《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
又見韋爾利《英國、中國與反傳教士騷動1891&mdash1900年》，第19&mdash44頁；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第16&mdash39頁。
[155]關于對動亂實行剿或撫的手段，其統計參見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第205&mdash206頁。
[156]同上書，第187頁。
[157]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93&mdash97頁。
[158]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2輯，第5&mdash64頁。
柴德赓等編：《辛亥革命》第3輯，第465&mdash479頁。
[159]參見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費維恺：《19世紀中國的叛亂》，第74頁。
[160]前田勝太郎：《清代廣東農民鬥争的基礎》，載《東洋學報》卷51第4期（1969年3月），第1&mdash38頁。
[161]參照射諾《1840&mdash1949年中國的農民運動》，第78&mdash85頁。
[162]尤其要參看科斯嘉也娃《1901&mdash1911年中國的民衆運動》，第107&mdash110頁。
這種混亂不隻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無不如此。
社會機構受到下層力量的打擊而被削弱，開始逐漸瓦解。
太平天國之亂标志着這一瓦解的開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許不是在于破壞了人們對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勵傳統的統治階級獲取更多的地方權力，以改變它同清政府的關系。
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從而剝奪了他們掌權的最有效手段。
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民衆起義的騷擾、外國影響的擴大以及政治制度顯然無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都進一步損害了社會結合的機制。
剛剛形成的城市上層社會企望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不僅把傳統的鄉村社會置諸腦後，而且把對它的約束和它内部的團結也抛諸九霄雲外了。
因此，這是一個脫了節的社會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遜位，它的結構也被腰斬。
清末的社會變化既是政治權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權威削弱的結果。
一個顯著的特點也許是社會現象同政治現象相互之間有着特别密切的關系；這個特點來自中國社會的傳統組織方式和中華帝國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無所不包的儒家思想。
最後，這種變化的局面的結果是通過以下的長期趨向表現出來的：同外國的關系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了國内幾個地區的結合。
這些結果跟天災一起，還使農村共同體日益發生困難。
1911年的中國表現了一個脫了節的社會所具有的兩面性的面貌（這個社會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對清王朝而聯合起來的許多新社會力量&mdash&mdash例如新軍、現代上層社會和革命志士&mdash&mdash的溫床）。
一個逐漸喪失了靈魂和精神而留存下來的社會外殼，是包不住這個新生命的。
但當時被人們稱呼的少年中國，對自己的特性心中無數，它又建立在無法辨别的千變萬化的地區條件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也許不過是一場春夢。
倘若沒有民衆的壓力長期把清王朝的元氣耗盡，那些暴發戶、年輕軍官和活躍在大都市的知識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嗎？可是最終還不是靠少年中國的猛擊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嗎？而這又難道不是由于最高統治層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被視為鴉片戰争之後社會發生空前變化的産物，被看作是那些背棄古老的農業帝國而轉向西方以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新技術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腦力勞動的成果。
不過，盡管民國此時已掌握在新的社會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誕生的清朝的滅亡卻是全國農村中深刻的運動逐漸取得成功的結果。
（黃振華 譯） *** [1]張謇：《柳西草堂日記》（1904年10月25日）。
[2]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1368&mdash1911年》，第34&mdash40頁。
[3]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88、94頁。
[4]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98&mdash102頁。
[5]同上書，第103&mdash111頁。
[6]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第47&mdash50頁。
關于整個清朝地方官的詳細情況參見李國祁、周天生《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第206&mdash347頁。
[7]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3&mdash115頁。
[8]這些數字和百分比出自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6&mdash137頁。
[9]1856年之前湘軍的多數将領是文人，後來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這個比例。
參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55&mdash64頁。
[10]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46&mdash151頁。
[11]淮軍将領有官階和功名者隻占10%，在淮軍核心，即在十一營軍隊的最高指揮當中，最多也隻占三分之一，見王爾敏《淮軍志》，第184&mdash185頁。
[12]據外國專家估計，1885年中國擁有的西式武器有來複槍和連發槍20多萬支、擊發槍數10萬支、機槍約50挺、各種口徑的大炮1200門。
參見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國·領事的政治報道·上海》12，第211&mdash215頁。
1885年8月26日關于中國裝備的報告。
[13]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4、17頁。
[14]鮑威爾：《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35&mdash236頁。
[15]參見陳孝芬等人的回憶，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68頁。
[16]有關此事的總章程可參見《大清德宗實錄》卷537第14頁所載1904年12月20日的上谕。
其詳細說明見《大清實錄宣統政紀》卷20，第20&mdash24頁，1909年11月11日的上谕。
[17]關于這些數字各種不同來源的讨論，參見鮑威爾《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88&mdash298頁。
[18]維新派的報紙在這個運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尤其以《新民叢報》為突出，特别是奮翮生和蔣百裡在1902年發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9]《教育雜志》卷3，第6，附錄2。
[20]但有許多人并沒有青史留名，他們的記述可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輯，第211&mdash213、281&mdash301頁；第4輯，第247&mdash255頁。
又見陳旭麓和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mdash165頁。
[21]謝裡登：《中國軍閥馮玉祥的生平》，第43&mdash44頁。
[22]1907年以後作過努力，但勞而無功。
其時張之洞已死，袁世凱失寵，推行這項工作本應較為容易。
見鮑威爾《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54&mdash281頁。
[23]日本士官學校校友即形成一個十分團結的小團體。
見陶菊隐《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1冊，第22&mdash25頁。
[24]他的傳記參見費維恺《盛宣懷與中國的官辦企業》。
[25]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mdash23頁。
[26]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48&mdash54頁。
[27]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9&mdash960、966&mdash967頁。
[28]這些數字出自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頁，隻包括&ldquo大&rdquo買辦。
1870&mdash1900年的數字則包括現任買辦和仍舊從事某些商業活動的前任買辦。
[29]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mdash105頁。
[30]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第197頁。
[31]雷默：《外國在華投資》，第69頁。
[32]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20&mdash136頁。
[33]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091&mdash1095頁上列舉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買辦有聯系的行号，這些人在1878&mdash1910年是這些行号的發起人或大投資者。
[34]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第2輯，第104頁。
[35]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4&mdash956頁。
[36]同上書，第958頁。
[37]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32、94頁。
[38]同上書，第730&mdash751頁。
[39]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7&mdash965頁。
[40]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331&mdash449頁。
[41]佐佐木正哉：《營口商人之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Ⅰ（1958年），第213&mdash267頁。
[42]例如葉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20萬兩，1893年粵商創辦了廣濟醫院。
[43]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mdash24頁。
[44]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15&mdash1118頁。
[45]汪敬虞：《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載《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mdash74頁。
作者估計以這種方式投資的中國資本總數超過四千萬兩。
[46]這對買辦來說尤其如此，參見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72&mdash173、221頁。
不過，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幫辦人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29&mdash930頁。
[47]關于王韬的傳記，參見保羅·科恩《王韬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嚴複的傳記，見施瓦茨《嚴複與西方》。
[48]參見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曆史研究》，第296&mdash315頁。
[49]參見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此書叙述了長江下遊的革命派。
關于湖南的革命派，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mdash65頁。
[50]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26、928、934&mdash943頁。
[51]同上書，第927頁。
[52]江蘇省行政公署實業司：《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第5篇，第52、55、58頁。
[53]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載《北京市曆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輯》，第258&mdash280頁。
[54]數字是根據《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第3篇第2&mdash51頁和第5篇第39、69頁上所開列的名字計算的。
[55]劉鹗的自傳體小說《老殘遊記》充分表現了這一特點。
此書有英譯本。
[56]關于狹義地分析資産階級，見貝爾熱《中國的資産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mdash54頁。
[57]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3，第20頁。
[58]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紹了曾、李兩人的幕府。
[59]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26頁。
[60]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mdash94、154頁。
[61]關于各種各樣的憲政公會，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365&mdash378頁。
關于各種聯合會的組成和重疊情況，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0&mdash72、163&mdash165頁。
[62]關于教育會在這方面的情況，可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3&mdash75、172&mdash173頁。
[63]其行動的政治特點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144&mdash173頁。
[64]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28&mdash40、248&mdash312頁。
[65]關于湖南和湖北的詳情，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mdash105頁。
關于廣東的情況，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55&mdash171頁。
[66]廣州各商會的詳情尤其引人注意。
1899年廣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個工作機構，以保護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
參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mdash36、80&mdash81、148&mdash149頁。
[67]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198&mdash270頁。
[68]同上書，第209頁。
[69]比較著名的小說之一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1901&mdash1905年連載于上海的一家雜志上。
[70]例如，1896&mdash1898年間張謇就曾遇到過種種麻煩，他建議開辦紡織廠，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紳的堅決反對。
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33頁。
關于廣東的反應，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mdash36頁。
[71]齊赫文斯基：《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與康有為》，第257&mdash280頁。
[72]1958年對天津地區的高齡老人所作的調查很有意義，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259、263&mdash264頁。
[73]參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mdash18頁。
[74]蘭金：《浙江的革命運動》，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347&mdash348頁。
[75]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4&mdash737頁。
[76]特别參見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
[77]19世紀之末有書院兩千多處，學生近15萬人。
1909年有中學702所，學生7.2萬人；在當時書院已不複存在了。
關于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的相對減少問題，見巴斯蒂的《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3&mdash85、222&mdash224頁）和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76頁）。
[78]參見芬徹《政治地方主義和民族革命》，載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185&mdash226頁。
[79]關于幾個開放商埠的人口統計，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3&mdash1174頁。
[80]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81]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mdash69頁。
[82]小學的費用漲了一倍，中學的費用則增加了三四倍。
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124、150、218、222、224頁。
[83]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mdash137頁。
[84]H.E.金：《中國新訂的教育制度》，第92&mdash96頁。
[85]在宣傳婦女解放方面，中國婦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們創辦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婦女編輯發行的日報。
參見吉波倫《秋瑾》，第233&mdash244頁。
[86]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的鬥争資料》，載《經濟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mdash51頁。
[87]根據孫毓棠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01頁）的不完全估計，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國人開辦的工廠。
雇工500人以上的廠礦有6萬名工人，其比例也是這樣。
[88]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21頁。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83頁。
後者估計從1900&mdash1910年雇工500人以上的廠礦有工人24萬人，其中10.9萬人是在外商企業中幹活。
[89]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5、1248&mdash1249頁。
[90]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2&mdash1233、1244&mdash1246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4&mdash1240頁；謝諾：《1919&mdash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94&mdash108頁。
[91]孫任以都：《清代礦工》，載費維恺等編《中國近代史探索》，第61&mdash65頁。
[92]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22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98&mdash1261頁。
[93]王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5&mdash1254頁。
[94]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7&mdash1241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04&mdash1216頁。
[95]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16&mdash1222頁。
[96]據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mdash1185、1190、1299&mdash1301頁）。
[97]趙親：《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工人運動》，載《曆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1&mdash16頁。
[98]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4&mdash1248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65&mdash1269頁；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的鬥争資料》，載《經濟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mdash51頁。
[99]謝諾：《1919&mdash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181&mdash185頁。
[100]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9&mdash1911年》，第638&mdash640、672&mdash685頁。
[101]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第3&mdash37頁。
[102]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84&mdash257頁。
[103]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386&mdash416、469&mdash482、651&mdash660頁。
[104]同上書，第557&mdash563頁。
[105]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42頁。
這些數字涉及的是直隸和山東種植高粱的地區。
此種情況并不普遍，參見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中第276&mdash277頁提到的兩個相反的例子。
[106]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175&mdash178頁。
[107]同上書，第178&mdash188頁。
[108]同上書，第193&mdash196、629&mdash660頁。
[109]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戶》，載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第247&mdash296頁。
[110]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第41&mdash81、130&mdash141頁。
[111]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關于其他地區農村社會中這些情況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參見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268&mdash270頁。
[11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287&mdash296頁。
[113]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214&mdash233頁。
[114]同上書，第255&mdash282、301&mdash385、502&mdash508、908、929頁。
[115]彭澤益：《19世紀後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mdash73頁。
[116]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載《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mdash115頁。
[117]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505&mdash574頁。
[118]彭澤益：《19世紀後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mdash102頁；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28&mdash41、599、602、604、611頁。
[119]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615&mdash617頁。
[120]同上書，第582&mdash595頁。
[121]同上書，第431頁。
[122]李義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166&mdash172頁。
王天獎：《太平天國革命後蘇浙皖三省的土地關系》，載《新建設》1963年第8期，第46&mdash54頁。
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153&mdash158頁。
[123]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2&mdash1173頁。
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153&mdash158頁。
[124]中國科學院吉林省分院曆史研究所等編：《近代東北人民革命運動史》，第8頁。
[125]同上書，第158頁。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775&mdash808頁。
[126]曼考爾、吉德科夫：《中國東北的紅胡子》，載謝諾編《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25&mdash134頁。
[127]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163&mdash166頁。
[128]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第80&mdash81頁。
[129]陳澤憲：《19世紀盛行的契約華工制》，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130]關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參見戈德利《晚清對東南亞華人的眷顧》，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号）。
[131]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941&mdash942頁。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8&mdash1179頁。
[132]深入研究這些會社的著作有庫默《1800&mdash1900年馬來亞的三合會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會》；布萊思：《中國秘密會社對馬來亞影響的曆史研究》。
[133]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935&mdash938、945&mdash946頁。
[134]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論文集》，第243頁。
有關黃河和長江流域每年的自然災害，參見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中所列的表（第720&mdash722、733&mdash735頁）。
[135]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第690頁。
裡昂商會編：《1895&mdash1897年裡昂的中國商業考察團》，第79頁。
[136]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686&mdash692頁。
[137]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第391頁。
[138]魯迅：《阿Q正傳》。
[139]參見蕭公權的《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mdash402頁）。
[140]汪诒荪：《辛亥革命時期資産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載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18&mdash121頁。
[141]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42]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37&mdash138頁。
[143]參照李時嶽《反洋教運動》，第31&mdash105頁。
[144]20世紀20與30年代已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進行了争論，1954&mdash1960年的讨論是其繼續。
參見中國人民大學曆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讨論集》。
費維恺對此作了摘要綜述《共産黨中國史學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見作者自編《共産黨中國的曆史學》，第229&mdash234頁。
[145]周榮德研究了20世紀初期的情況，他認為特權階級出生率較高是嬰兒死亡率較低和生育能力較高的結果，見《中國的社會流動性》，第110&mdash113頁。
現有的19世紀的材料隻能使我們看出出生率的不同。
關于生育能力和嬰兒死亡率的情況還沒有足夠的材料。
[146]李時嶽：《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第35&mdash41頁。
[147]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911年》，第256&mdash258頁。
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農村社會&mdash&mdash押租慣例和抗租傾向》，載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第1&mdash19頁。
[148]陶文見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的附錄中。
又見鈴木智夫《晚清減租理論的發展&mdash&mdash〈租核〉之研究》，載上書第199&mdash246頁。
[149]王業鍵：《1750&mdash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第110&mdash128頁。
[150]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190頁。
楊慶堃的全部統計隻包括那些具有威脅公共秩序的社會抗議和騷動等特點的事件，而略去了列為&ldquo皈依基督教&rdquo、&ldquo集體向政府捐助軍費&rdquo和&ldquo地方自衛&rdquo等項目下的群衆性活動。
[151]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時期資産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同樣将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頁）。
[152]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第178&mdash187頁。
[153]這些起義運動都有專著研究。
關于義和團運動，參見翦伯贊編《義和團》；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曆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
其他的研究論文和總書目見謝諾編《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法文版與英譯本略有不同）。
[154]關于這些事件，參見皮雷蒙《哥老會與1891年的排外事件》，載謝諾編《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
又見韋爾利《英國、中國與反傳教士騷動1891&mdash1900年》，第19&mdash44頁；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第16&mdash39頁。
[155]關于對動亂實行剿或撫的手段，其統計參見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第205&mdash206頁。
[156]同上書，第187頁。
[157]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93&mdash97頁。
[158]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2輯，第5&mdash64頁。
柴德赓等編：《辛亥革命》第3輯，第465&mdash479頁。
[159]參見邁爾斯《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費維恺：《19世紀中國的叛亂》，第74頁。
[160]前田勝太郎：《清代廣東農民鬥争的基礎》，載《東洋學報》卷51第4期（1969年3月），第1&mdash38頁。
[161]參照射諾《1840&mdash1949年中國的農民運動》，第78&mdash85頁。
[162]尤其要參看科斯嘉也娃《1901&mdash1911年中國的民衆運動》，第107&mdash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