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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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秋和1912年春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人們稱之為辛亥革命。
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
雖然分析家們對許多問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1]但是直到最近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們的懷疑。
一位蜚聲壇坫的學者曾經認為它沒有實現什麼社會改革，所以這次革命是一場&ldquo假革命&rdquo；[2]另一位學者認為，舊的統治階級仍像在過去易代之際那樣保存了下來，所以辛亥革命隻是又一次&ldquo改朝換代式的革命&rdquo[3]。
由于對舊說提出了這樣一些挑戰性言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成了一個熱烈辯論的題目。
在近年争論中不斷湧現的大量新觀點中，有兩種是我們這一章的出發點。
[4]第一，辛亥革命不僅完成了從王朝到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它也完成了種種社會變革，例如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和改變了舊的社會集團。
[5]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20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mdash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作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mdash1912年階段。
其次，根據這種廣義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像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
[6]這是一場大于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ldquo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rdquo[7]。
根據這種看法，辛亥革命運動對1900&mdash1913年事件所作的貢獻，不如它所創造的革命傳統那樣重要。
總之，我們目前的解說傾向于兩個與以往不同的論點：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
最近，學術界提出的問題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種革命？誰應對所發生的事負責？這段時期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中占什麼地位？有一種嘗試性的答案以下面這種認識開始：即在1911&mdash1912年，種種抗議運動臨時湊合在一起了。
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則不是革命的，但綜合我們試圖加以闡釋的種種理由，不妨認為：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抗議運動都認為，在當時應該擁護以共和國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對此應該表示接受。
由志趣各異、利益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脆弱的聯合，産生于一個處于大變動狀态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些舊紐帶已經斷裂，另一些紐帶反而有所加強；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像盛開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隻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長。
換言之，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了。
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見可能模糊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某些部分是有社會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則又看到傳統的權威和階級關系恢複了力量，而且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程度不等的情況。
事實不僅僅是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國社會在1900&mdash1913年時期已經分裂，并且開始沿着新路線重新組合起來。
1911年不是像某些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主要轉折點，它是中國将近20年大動蕩的頂點；這2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以往許多世紀的任何20年都要急劇。
可是，這種變化的發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為革命者隻是19世紀90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間許多活動力量中的一股力量。
革命運動促使19世紀60年代以來維新派和反維新派紳士之間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分裂變成勢不兩立的鴻溝，結果使前者發現自己與革命派之間的共同點多于同反維新的紳士之間的共同點。
至少暫時看來，紳士地位與其說是表示一種團結統一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識的标志。
新的鴻溝分裂了主要已經西洋化的都市中國和傳統的大部分農村中國，并且它促進了開始超越舊有親屬、階級和鄉土紐帶的新結合和新結盟；商會和政黨就是這種組合的例子。
這些革命運動形成的分裂、組合、利害關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國以後幾十年的生活。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00&mdash1913年時期代表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中國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一的。
産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mdash&mdash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mdash&mdash并未使一些人産生推翻傳統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産生這種傾向。
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
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餘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90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
在孫中山的倡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
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标志着武裝革命的開始。
19世紀90年代末期，從傳統陣營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彙合到革命運動中來。
日本在甲午戰争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
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後，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于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
從1902&mdash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的文明也在所不惜。
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
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着政治主動權。
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10年隻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與興中會，1894&mdash1903年 孫中山是創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
他1866年生于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
海外環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
相比之下，他在鄉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
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學學位；他一生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mdash&mdash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mdash&mdash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孫中山自13歲到45歲期間隻有約4年是在中國。
在他最親密的夥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
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别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幹勁和活動意識。
基于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19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了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
建議書的内容隻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
他強調需要發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鼓勵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上去。
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内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30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并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
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青年醫生的呼聲。
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麼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
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
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麼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後他決定返回檀香山。
他在那裡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的革命團體&mdash&mdash興中會。
兩個月以後，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
這個分會代表着孫中山和楊衢雲之間的聯盟；楊衢雲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
根據現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布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
[8]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隻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禦帝國主義。
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
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
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
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的人，而且幾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地方，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系差不多隻限于親屬關系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松散聯系。
它們的組織松弛，彼此之間也隻是偶有聯系。
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并不像我們在現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
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
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
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
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代教育。
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内）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的文人。
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争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拟訂一次起義的計劃了。
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後形勢仍然有利于搞暴亂。
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人們特别為之憤憤不平。
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裡遊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
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
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很突出的人們。
在幾個小規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ldquo農學會&rdquo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遊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系。
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過，它們大規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
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絡，同時也由于這樣的事實：像孫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ldquo局外人&rdquo或&ldquo無權無勢的一群&rdquo。
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铤而走險的人。
但特别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着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着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别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
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
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
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系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并未羅織到大量的追随者。
孫中山的追随者人數太少，并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
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緻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他的戰略是想在大陸赢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性的或全國範圍的熊熊起義烈焰。
但是，國内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運進國内的問題也不能解決。
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後于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隻被攔截，計劃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劃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裡，後來取道香港，最後到了日本。
他在那裡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并裝扮成一個日本人。
（這一行動隻是象征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并不深刻。
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孫中山以後16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隻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mdash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
）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mdash&mdash陳少白與鄭士良&mdash&mdash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
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展與秘密會社的聯系，然後他自己出發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
由于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适宜于做驚天動地大事業的品質。
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複權衡才冒此風險的。
他被監禁了12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
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衆目睽睽之下獲釋。
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後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衆和政府表示感謝。
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禀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
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ldquo盛行于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的對正義的熱愛&hellip&hellip我現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着什麼，這使我以後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rdquo[9]。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後來又不予承認。
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表。
[10]孫中山對外國公衆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清楚了。
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盡量利用由此産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
他不論做什麼，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着眼于影響輿論。
他發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系，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
他發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表在《雙周論壇》），呼籲必須&ldquo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幹年内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rdquo[11]。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後的八個月期間，他俨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mdash&mdash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發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隻是英國準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ldquo善意的中立&rdquo。
他的要求被拒絕了。
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後不久所頒發的五年驅逐令。
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衆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隻會使他感到樂觀。
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後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
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後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
特别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分子&mdash&mdash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mdash&mdash中間風靡一時。
同時，他在倫敦的曆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
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
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
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ldquo天然盟友&rdquo。
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ldquo中山&rdquo，其音讀為Nakayama。
他緻力于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
由于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隻好求助于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康、梁之間合作的企圖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
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複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
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
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雲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
可是到了1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
由于康有為現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後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并且使傳統的思想發揮到了它的極限。
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ldquo全盤西化&rdquo，沖決了傳統思想的一切樊籬。
1895年幾乎隻有譚嗣同持&ldquo全盤西化&rdquo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後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
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
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ldquo人民政治權威&rdquo和&ldquo民治&rdquo。
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民主改革。
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
他馬上用人民&ldquo權利&rdquo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ldquo權威&rdquo的字眼，他認為&ldquo權利&rdquo不能等待着朝廷賜予，&ldquo權利隻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争取到手&rdquo[12]。
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些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并熱切期待它的來臨。
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
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
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系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
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盡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衆政府的目标；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後，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現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複過他的這一建議。
梁啟超繼續走着搖擺的道路。
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ldquo大戰刀劍！聖哉炸彈！&rdquo[13]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保皇會決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
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
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盡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康有為表現得很冷淡，緻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
8月份在漢口爆發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壓了下去。
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态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
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盡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像香港總督，甚至像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
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标，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迹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着進行的。
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
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于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
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于發動另一次起事。
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後向廣州前進。
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像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30%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并把它們運進内地交給戰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劃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
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鬥後的兩個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
幾天以後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裡檢讨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确的。
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義戰士能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大規模的部隊。
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隻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
成千人參加了戰鬥，同時由于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并獲取情報，并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
可是，這還是尚待加以發展的萌芽狀态的遊擊戰術。
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隻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态和組織上的努力。
他們沒有反反複複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
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
革命在這個階段中隻是一種傳統的紮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20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後，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
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
考慮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乃是國内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麼，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绌了。
要麼就是學者們誇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麼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緻使其餘革命黨人給他谥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ldquo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rdquo，&ldquo膽大妄為的寇盜&rdquo，或胸無點墨的&ldquo莽漢&rdquo，等等。
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隻能大聲嚷嚷而已。
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後，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ldquo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rdquo[14]。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略。
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讨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
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遊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
他在河内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
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興趣。
惠州舉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後者協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
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ldquo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rdquo作為報答。
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ldquo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
遠遠不是。
相反，我們呼籲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
&rdquo[15]法國人繼續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
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并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ldquo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rdquo[16]。
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後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像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
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隻能結成脆弱的聯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
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衆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系之外，和鄉下居民并未建立聯系。
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
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ldquo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運掉不靈。
&rdquo[17]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餘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遊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1901&mdash1905年的學生運動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着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
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緻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
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诏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麼普遍的。
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争的号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未被理睬。
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mdash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後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産生了那些在後來将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
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
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并逐漸活躍起來。
它是1895年出現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
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分子階層主要也出身于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
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作他們的敵人。
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複興的道路。
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遊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20世紀頭10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内，有一個人在發展維新派紳士和發展新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同時起着重要的作用。
腳踏兩隻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分子和激進知識分子是靠得多麼攏。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
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
他還辦了幾所學校。
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
到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
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開始登載關于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
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mdash&mdash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鸠那裡；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裡，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19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後轉向了斯賓塞。
&ldquo進化論&rdquo、&ldquo物競天擇&rdquo、&ldquo适者生存&rdquo這些思想開始統治着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展的氣氛也有助于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集團的出現。
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治和赢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
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
中國學生在一個戰争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擁入日本。
學生們被日俄戰争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争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将統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隻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
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戰争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
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
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籲萬衆一心，呼籲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後存在着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
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糅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華民族。
因此，梁啟超的論&ldquo新民族&rdquo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适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
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現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
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
他又說，它像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将指日可待。
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于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
梁啟超自居于19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後者隻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
他們隻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幹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ldquo公德&rdquo，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
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ldquo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rdquo[18]。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mdash&mdash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系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沖突&mdash&mdash以後，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
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本土有特殊感情。
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
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
當學生到達日本後，他們分别組成各該省同鄉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親們交往。
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
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ldquo自治&rdquo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
學生們悲歎，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于一個國際的&ldquo物競天擇&rdquo的環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
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代國家中，&ldquo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hellip&hellip所以中國人沒有赢得戰争和商戰，一直處于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rdquo。
中國的積弱是由于缺少舉國一緻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志在創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
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
[19]湖南的學生們一緻認為，如果要規劃中國，必須先規劃湖南。
[20]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統一的大業，并且認識到傳統的鄉土觀念會産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着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合。
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系。
另外一些社團像青年會等，則緻力于&ldquo民族主義&rdquo或恢複&ldquo國權&rdquo的活動。
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後兩年内，這種情緒沒有産生什麼重大結果。
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占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
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
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
雖然分析家們對許多問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1]但是直到最近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們的懷疑。
一位蜚聲壇坫的學者曾經認為它沒有實現什麼社會改革，所以這次革命是一場&ldquo假革命&rdquo；[2]另一位學者認為，舊的統治階級仍像在過去易代之際那樣保存了下來，所以辛亥革命隻是又一次&ldquo改朝換代式的革命&rdquo[3]。
由于對舊說提出了這樣一些挑戰性言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成了一個熱烈辯論的題目。
在近年争論中不斷湧現的大量新觀點中，有兩種是我們這一章的出發點。
[4]第一，辛亥革命不僅完成了從王朝到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它也完成了種種社會變革，例如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和改變了舊的社會集團。
[5]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20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mdash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作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mdash1912年階段。
其次，根據這種廣義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像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
[6]這是一場大于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ldquo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rdquo[7]。
根據這種看法，辛亥革命運動對1900&mdash1913年事件所作的貢獻，不如它所創造的革命傳統那樣重要。
總之，我們目前的解說傾向于兩個與以往不同的論點：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
最近，學術界提出的問題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種革命？誰應對所發生的事負責？這段時期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中占什麼地位？有一種嘗試性的答案以下面這種認識開始：即在1911&mdash1912年，種種抗議運動臨時湊合在一起了。
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則不是革命的，但綜合我們試圖加以闡釋的種種理由，不妨認為：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抗議運動都認為，在當時應該擁護以共和國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對此應該表示接受。
由志趣各異、利益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脆弱的聯合，産生于一個處于大變動狀态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些舊紐帶已經斷裂，另一些紐帶反而有所加強；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像盛開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隻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長。
換言之，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了。
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見可能模糊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某些部分是有社會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則又看到傳統的權威和階級關系恢複了力量，而且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程度不等的情況。
事實不僅僅是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國社會在1900&mdash1913年時期已經分裂，并且開始沿着新路線重新組合起來。
1911年不是像某些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主要轉折點，它是中國将近20年大動蕩的頂點；這2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以往許多世紀的任何20年都要急劇。
可是，這種變化的發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為革命者隻是19世紀90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間許多活動力量中的一股力量。
革命運動促使19世紀60年代以來維新派和反維新派紳士之間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分裂變成勢不兩立的鴻溝，結果使前者發現自己與革命派之間的共同點多于同反維新的紳士之間的共同點。
至少暫時看來，紳士地位與其說是表示一種團結統一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識的标志。
新的鴻溝分裂了主要已經西洋化的都市中國和傳統的大部分農村中國，并且它促進了開始超越舊有親屬、階級和鄉土紐帶的新結合和新結盟；商會和政黨就是這種組合的例子。
這些革命運動形成的分裂、組合、利害關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國以後幾十年的生活。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00&mdash1913年時期代表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中國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一的。
産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mdash&mdash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mdash&mdash并未使一些人産生推翻傳統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産生這種傾向。
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
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餘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90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
在孫中山的倡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
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标志着武裝革命的開始。
19世紀90年代末期，從傳統陣營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彙合到革命運動中來。
日本在甲午戰争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
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後，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于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
從1902&mdash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的文明也在所不惜。
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
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着政治主動權。
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10年隻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與興中會，1894&mdash1903年 孫中山是創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
他1866年生于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
海外環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
相比之下，他在鄉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
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學學位；他一生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mdash&mdash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mdash&mdash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孫中山自13歲到45歲期間隻有約4年是在中國。
在他最親密的夥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
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别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幹勁和活動意識。
基于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19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了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
建議書的内容隻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
他強調需要發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鼓勵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上去。
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内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30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并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
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青年醫生的呼聲。
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麼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
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
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麼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後他決定返回檀香山。
他在那裡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的革命團體&mdash&mdash興中會。
兩個月以後，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
這個分會代表着孫中山和楊衢雲之間的聯盟；楊衢雲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
根據現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布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
[8]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隻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禦帝國主義。
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
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
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
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的人，而且幾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地方，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系差不多隻限于親屬關系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松散聯系。
它們的組織松弛，彼此之間也隻是偶有聯系。
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并不像我們在現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
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
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
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
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代教育。
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内）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的文人。
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争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拟訂一次起義的計劃了。
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後形勢仍然有利于搞暴亂。
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人們特别為之憤憤不平。
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裡遊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
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
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很突出的人們。
在幾個小規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ldquo農學會&rdquo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遊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系。
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過，它們大規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
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絡，同時也由于這樣的事實：像孫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ldquo局外人&rdquo或&ldquo無權無勢的一群&rdquo。
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铤而走險的人。
但特别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着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着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别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
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
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
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系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并未羅織到大量的追随者。
孫中山的追随者人數太少，并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
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緻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他的戰略是想在大陸赢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性的或全國範圍的熊熊起義烈焰。
但是，國内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運進國内的問題也不能解決。
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後于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隻被攔截，計劃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劃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裡，後來取道香港，最後到了日本。
他在那裡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并裝扮成一個日本人。
（這一行動隻是象征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并不深刻。
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孫中山以後16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隻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mdash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
）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mdash&mdash陳少白與鄭士良&mdash&mdash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
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展與秘密會社的聯系，然後他自己出發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
由于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适宜于做驚天動地大事業的品質。
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複權衡才冒此風險的。
他被監禁了12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
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衆目睽睽之下獲釋。
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後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衆和政府表示感謝。
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禀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
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ldquo盛行于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的對正義的熱愛&hellip&hellip我現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着什麼，這使我以後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rdquo[9]。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後來又不予承認。
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表。
[10]孫中山對外國公衆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清楚了。
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盡量利用由此産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
他不論做什麼，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着眼于影響輿論。
他發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系，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
他發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表在《雙周論壇》），呼籲必須&ldquo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幹年内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rdquo[11]。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後的八個月期間，他俨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mdash&mdash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發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隻是英國準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ldquo善意的中立&rdquo。
他的要求被拒絕了。
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後不久所頒發的五年驅逐令。
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衆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隻會使他感到樂觀。
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後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
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後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
特别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分子&mdash&mdash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mdash&mdash中間風靡一時。
同時，他在倫敦的曆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
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
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
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ldquo天然盟友&rdquo。
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ldquo中山&rdquo，其音讀為Nakayama。
他緻力于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
由于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隻好求助于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康、梁之間合作的企圖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
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複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
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
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雲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
可是到了1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
由于康有為現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後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并且使傳統的思想發揮到了它的極限。
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ldquo全盤西化&rdquo，沖決了傳統思想的一切樊籬。
1895年幾乎隻有譚嗣同持&ldquo全盤西化&rdquo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後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
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
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ldquo人民政治權威&rdquo和&ldquo民治&rdquo。
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民主改革。
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
他馬上用人民&ldquo權利&rdquo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ldquo權威&rdquo的字眼，他認為&ldquo權利&rdquo不能等待着朝廷賜予，&ldquo權利隻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争取到手&rdquo[12]。
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些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并熱切期待它的來臨。
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
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
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系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
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盡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衆政府的目标；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後，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現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複過他的這一建議。
梁啟超繼續走着搖擺的道路。
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ldquo大戰刀劍！聖哉炸彈！&rdquo[13]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保皇會決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
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
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盡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康有為表現得很冷淡，緻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
8月份在漢口爆發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壓了下去。
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态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
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盡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像香港總督，甚至像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
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标，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迹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着進行的。
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
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于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
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于發動另一次起事。
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後向廣州前進。
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像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30%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并把它們運進内地交給戰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劃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
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鬥後的兩個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
幾天以後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裡檢讨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确的。
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義戰士能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大規模的部隊。
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隻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
成千人參加了戰鬥，同時由于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并獲取情報，并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
可是，這還是尚待加以發展的萌芽狀态的遊擊戰術。
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隻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态和組織上的努力。
他們沒有反反複複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
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
革命在這個階段中隻是一種傳統的紮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20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後，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
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
考慮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乃是國内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麼，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绌了。
要麼就是學者們誇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麼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緻使其餘革命黨人給他谥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ldquo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rdquo，&ldquo膽大妄為的寇盜&rdquo，或胸無點墨的&ldquo莽漢&rdquo，等等。
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隻能大聲嚷嚷而已。
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後，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ldquo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rdquo[14]。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略。
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讨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
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遊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
他在河内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
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興趣。
惠州舉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後者協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
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ldquo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rdquo作為報答。
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ldquo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
遠遠不是。
相反，我們呼籲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
&rdquo[15]法國人繼續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
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并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ldquo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rdquo[16]。
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後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像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
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隻能結成脆弱的聯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
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衆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系之外，和鄉下居民并未建立聯系。
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
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ldquo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運掉不靈。
&rdquo[17]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餘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遊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1901&mdash1905年的學生運動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着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
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緻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
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诏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麼普遍的。
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争的号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未被理睬。
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mdash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後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産生了那些在後來将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
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
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并逐漸活躍起來。
它是1895年出現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
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分子階層主要也出身于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
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作他們的敵人。
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複興的道路。
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遊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20世紀頭10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内，有一個人在發展維新派紳士和發展新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同時起着重要的作用。
腳踏兩隻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分子和激進知識分子是靠得多麼攏。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
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
他還辦了幾所學校。
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
到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
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開始登載關于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
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mdash&mdash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鸠那裡；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裡，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19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後轉向了斯賓塞。
&ldquo進化論&rdquo、&ldquo物競天擇&rdquo、&ldquo适者生存&rdquo這些思想開始統治着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展的氣氛也有助于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集團的出現。
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治和赢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
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
中國學生在一個戰争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擁入日本。
學生們被日俄戰争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争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将統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隻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
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戰争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
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
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籲萬衆一心，呼籲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後存在着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
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糅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華民族。
因此，梁啟超的論&ldquo新民族&rdquo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适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
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現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
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
他又說，它像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将指日可待。
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于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
梁啟超自居于19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後者隻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
他們隻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幹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ldquo公德&rdquo，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
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ldquo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rdquo[18]。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mdash&mdash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系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沖突&mdash&mdash以後，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
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本土有特殊感情。
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
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
當學生到達日本後，他們分别組成各該省同鄉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親們交往。
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
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ldquo自治&rdquo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
學生們悲歎，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于一個國際的&ldquo物競天擇&rdquo的環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
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代國家中，&ldquo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hellip&hellip所以中國人沒有赢得戰争和商戰，一直處于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rdquo。
中國的積弱是由于缺少舉國一緻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志在創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
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
[19]湖南的學生們一緻認為，如果要規劃中國，必須先規劃湖南。
[20]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統一的大業，并且認識到傳統的鄉土觀念會産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着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合。
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系。
另外一些社團像青年會等，則緻力于&ldquo民族主義&rdquo或恢複&ldquo國權&rdquo的活動。
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後兩年内，這種情緒沒有産生什麼重大結果。
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占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
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