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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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禦俄國，并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
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企圖推動一種有戰鬥精神的愛國主義。
新出版物采用了諸如《20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
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
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沖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
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标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餘部分相敵對。
因此隻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動舉國一緻的行動。
[21]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省（廣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系。
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駐紮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
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
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麼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
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裡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
在湖北，一位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後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
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
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并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
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
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劃在1904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響應。
現在不能确切知道這個計劃搞到了什麼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後的70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後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
在幾次小規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幸免一死的厄運之後，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
這時，黃興等人隻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mdash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
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
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并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
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出這樣的擔心：如果清廷繼續統治下去，中國人&ldquo會亡國滅種&rdquo。
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甯可奮鬥而死，不可一事莫為。
[22]軍國民教育會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組織暗殺隊，開始制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mdash&mdash例如華興會&mdash&mdash挂鈎。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産生了一個幸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複會。
和别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合知識分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
光複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分子所創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并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
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
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鬥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複會之所以獲緻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幹，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劃和幾次流産的起事。
分裂的運動與排滿主義的增長 在日本遊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100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8000人。
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别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
還有另外一些人則在歐洲和美國。
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系，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麼成功的協調活動。
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
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
像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确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像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
學生們隻能在遠處進行辱罵，在自己隊伍内部鬧不團結，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
由于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于印發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挂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籲應恢複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動。
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脍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hellip&hellip萬衆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hellip&hellip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23]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
北京希望用乞靈于民族主義和内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寓于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内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
政府通過創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複利權運動。
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準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治。
[24]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
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國的痼疾。
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隻有經過一個&ldquo開明專制&rdquo的時期之後才能實行自治。
康梁二人現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确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隻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
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
可是在1903&mdash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号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
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盟。
鄒容小冊子的内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的廣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号召進行革命，以&ldquo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rdquo。
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ldquo雙重奴役&rdquo，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後者身上。
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意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
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ldquo嗟予小子&hellip&hellip模拟美國革命獨立之義。
&rdquo[25] 鄒容言辭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表的。
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後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滿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禁，但隻判了鄒容兩年的監禁。
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幹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
這裡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
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緻力于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
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治。
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
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mdash&mdash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
問題在于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适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
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産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
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于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态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
這種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
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于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着去反對滿人。
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号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于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于外國的侵略。
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颟預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
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緻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mdash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
英法兩國忙于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
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作一個問題來展開争論。
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盡量縮小外國對于中國内部起義事件進行幹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甯可讨論共和政府的優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迹于不論。
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赢得它們的同情，&mdash&mdash這種态度是與孫中山的态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着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
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
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迹象。
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
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像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
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功立業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動。
出現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
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
在日本的學生雜志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
他們在許多城市發現，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遊行示威等。
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并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現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
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
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聯合，也未能團結内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
就像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像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
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
現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
[26]他們仍然保持着樂觀态度和決心。
革命的聯盟，1905&mdash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折點。
事态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曆過的道路的時候。
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
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特别是亞洲的國際關系），因此它赢得了全世界的欽仰。
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
的确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複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制。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
亞洲人可以戰勝西洋人，赢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
革命黨人現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
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
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鬥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出了要注意&ldquo公德&rdquo的号召。
）看來，強烈的舉國一緻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代化起步晚的缺點。
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衆一心地投身于國家目标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
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
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合。
1905年8月，經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作的行動之後，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mdash&mdash中國同盟會。
[27]它變成了在以後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随者周圍。
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一。
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内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是來自學生團體。
創建人希望進一步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全國性反清聯合，但沒有成功。
聯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
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
雖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複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1萬人。
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征。
對于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于多樣和過于廣泛的運動。
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至少在1905&mdash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财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标。
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ldquo革命黨&rdquo。
一個新的革命戰線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遊曆。
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
他籌措的錢隻夠開銷旅行費用。
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mdash&mdash特别是傳教士&mdash&mdash的鼓舞，但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的可能。
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
經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後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于信任秘密會黨了。
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mdash&mdash特别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mdash&mdash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于革命。
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于半斤八兩的地位。
由于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态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
[28]至于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60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隻剩下了14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随孫中山來實現大聯合的思想。
盡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别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
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
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幹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
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驗和聯系（特别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着他的業績，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
他沒有像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後七十壽誕（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ldquo叛逆&rdquo。
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
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
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
學生們在中國内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
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
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系可能補充國内學生組織之不足。
總的說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合起來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幹革命工作的革命者。
[29]現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現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可是，争論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别的組織将要被囊括進這個聯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複雜了。
基本的争論是，孫中山主張小規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松散的組織。
這個有争議問題的部分内容是，像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存在。
另一部分内容是會黨和新軍将起什麼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分子将維持什麼關系。
像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讨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系的意義。
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分子乃是革命陣線内最重要的集團。
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隻會使革命瀕于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隻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
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後者相信，知識分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
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
最後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并不嚴格地指導政策。
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後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
隻是在會黨舉事幾經失敗之後，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
最後，孫中山滿足于落得個&ldquo總理&rdquo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采納了複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
為了搞一套聯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隻是象征他們忠于現代的共和政制而已。
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
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别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
約有一百名會員&mdash&mdash其中許多人是學生&mdash&mdash都是在國外入會的。
所以同盟會很不同于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者（18%）。
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隻占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餘會員分屬其他13個省籍，其中五個省隻有10名或不足10名會員。
[30] 從現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誇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占優勢的程度。
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内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幹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mdash&mdash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mdash&mdash是占統治地位的。
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隻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
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晖、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分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甚至還擁有傳統的功名。
他們代表着極其紛纭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
有些人，例如吳稚晖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
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
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
各省同鄉會兼備了這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絕不是一個和諧一緻的組織。
比如孫中山的追随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小業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
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内有聯系，特别是在會黨中間有聯系。
孫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
同盟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别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
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随者的發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強。
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于任何派系的。
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
這個聯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常合作，但它們并不能融為一體。
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
因此，學生人數雖多，但并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意識形态與&ldquo革命一改良的辯論&rdquo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黏合劑是意識形态，但這隻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
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
毋甯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佥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緻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們了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
意見日漸一緻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ldquo改良派&rdquo及革命黨人。
雖然雙方争執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
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
辯論的雙方，特别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32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争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
不論哪一方，确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
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于近乎發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中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
雖然如此，從1905&mdash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内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态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态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
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别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
由于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節的問題，同時又陷于種種複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的工作交給别人去做。
他們填充着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
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
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内容。
可是，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mdash&mdash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略或戰術（特别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mdash&mdash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
孫中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
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但仍然要圍繞着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内容來争辯，仍然要讨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造出來的術語。
[31]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在孫中山所拟定并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ldquo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rdquo從1905年起，由于數十位作者在發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
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舊金山、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内地方。
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
它在1905年11月創刊于東京，共發行了24期，直到三年以後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
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
特别在1905&mdash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着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
[32]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系，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
有些出版物采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志和在東京發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後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于維護女權的論點。
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着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一和民族主義。
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
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标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後感到羞愧難當。
現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衆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像觸電似的震動。
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曆史遺産，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像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mdash&mdash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舍。
據他的觀察，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
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
隻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他們能夠創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像他們能夠制造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
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濟現代化。
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治而獲緻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mdash&mdash統一、主權和國家強盛&mdash&mdash是很适合學生們的胃口的。
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ldquo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
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 [這些]人介紹明白&hellip&hellip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 &lsquo獨立&rsquo必将深入人心。
&rdquo[33] 孫中山呼籲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
這個呼籲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後數十年内要一再發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
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绌，甚至與其他目的發生了沖突。
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标，相當于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
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着，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向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緻和文化優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于什麼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
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倫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
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标之下。
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并沒有漠然置之。
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的是由于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系起來。
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
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
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着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國的統一。
當第二或第三個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松要求。
例如，有幾次&ldquo平均地權&rdquo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持這時被認為是&ldquo國民革命&rdquo之所需。
[34] 中國人在拟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着眼于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着外國的楷模。
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
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企圖推動一種有戰鬥精神的愛國主義。
新出版物采用了諸如《20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
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
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沖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
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标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餘部分相敵對。
因此隻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動舉國一緻的行動。
[21]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省（廣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系。
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駐紮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
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
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麼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
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裡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
在湖北，一位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後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
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
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并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
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
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劃在1904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響應。
現在不能确切知道這個計劃搞到了什麼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後的70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後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
在幾次小規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幸免一死的厄運之後，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
這時，黃興等人隻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mdash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
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
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并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
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出這樣的擔心：如果清廷繼續統治下去，中國人&ldquo會亡國滅種&rdquo。
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甯可奮鬥而死，不可一事莫為。
[22]軍國民教育會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組織暗殺隊，開始制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mdash&mdash例如華興會&mdash&mdash挂鈎。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産生了一個幸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複會。
和别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合知識分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
光複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分子所創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并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
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
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鬥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複會之所以獲緻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幹，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劃和幾次流産的起事。
分裂的運動與排滿主義的增長 在日本遊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100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8000人。
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别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
還有另外一些人則在歐洲和美國。
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系，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麼成功的協調活動。
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
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
像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确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像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
學生們隻能在遠處進行辱罵，在自己隊伍内部鬧不團結，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
由于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于印發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挂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籲應恢複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動。
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脍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hellip&hellip萬衆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hellip&hellip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23]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
北京希望用乞靈于民族主義和内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寓于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内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
政府通過創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複利權運動。
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準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治。
[24]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
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國的痼疾。
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隻有經過一個&ldquo開明專制&rdquo的時期之後才能實行自治。
康梁二人現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确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隻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
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
可是在1903&mdash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号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
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盟。
鄒容小冊子的内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的廣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号召進行革命，以&ldquo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rdquo。
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ldquo雙重奴役&rdquo，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後者身上。
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意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
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ldquo嗟予小子&hellip&hellip模拟美國革命獨立之義。
&rdquo[25] 鄒容言辭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表的。
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後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滿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禁，但隻判了鄒容兩年的監禁。
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幹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
這裡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
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緻力于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
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治。
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
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mdash&mdash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
問題在于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适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
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産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
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于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态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
這種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
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于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着去反對滿人。
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号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于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于外國的侵略。
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颟預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
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緻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mdash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
英法兩國忙于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
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作一個問題來展開争論。
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盡量縮小外國對于中國内部起義事件進行幹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甯可讨論共和政府的優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迹于不論。
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赢得它們的同情，&mdash&mdash這種态度是與孫中山的态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着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
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
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迹象。
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
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像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
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功立業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動。
出現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
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
在日本的學生雜志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
他們在許多城市發現，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遊行示威等。
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并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現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
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
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聯合，也未能團結内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
就像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像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
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
現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
[26]他們仍然保持着樂觀态度和決心。
革命的聯盟，1905&mdash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折點。
事态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曆過的道路的時候。
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
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特别是亞洲的國際關系），因此它赢得了全世界的欽仰。
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
的确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複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制。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
亞洲人可以戰勝西洋人，赢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
革命黨人現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
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
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鬥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出了要注意&ldquo公德&rdquo的号召。
）看來，強烈的舉國一緻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代化起步晚的缺點。
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衆一心地投身于國家目标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
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
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合。
1905年8月，經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作的行動之後，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mdash&mdash中國同盟會。
[27]它變成了在以後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随者周圍。
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一。
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内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是來自學生團體。
創建人希望進一步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全國性反清聯合，但沒有成功。
聯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
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
雖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複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1萬人。
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征。
對于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于多樣和過于廣泛的運動。
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至少在1905&mdash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财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标。
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ldquo革命黨&rdquo。
一個新的革命戰線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遊曆。
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
他籌措的錢隻夠開銷旅行費用。
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mdash&mdash特别是傳教士&mdash&mdash的鼓舞，但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的可能。
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
經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後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于信任秘密會黨了。
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mdash&mdash特别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mdash&mdash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于革命。
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于半斤八兩的地位。
由于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态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
[28]至于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60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隻剩下了14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随孫中山來實現大聯合的思想。
盡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别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
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
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幹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
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驗和聯系（特别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着他的業績，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
他沒有像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後七十壽誕（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ldquo叛逆&rdquo。
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
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
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
學生們在中國内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
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
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系可能補充國内學生組織之不足。
總的說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合起來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幹革命工作的革命者。
[29]現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現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可是，争論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别的組織将要被囊括進這個聯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複雜了。
基本的争論是，孫中山主張小規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松散的組織。
這個有争議問題的部分内容是，像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存在。
另一部分内容是會黨和新軍将起什麼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分子将維持什麼關系。
像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讨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系的意義。
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分子乃是革命陣線内最重要的集團。
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隻會使革命瀕于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隻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
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後者相信，知識分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
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
最後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并不嚴格地指導政策。
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後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
隻是在會黨舉事幾經失敗之後，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
最後，孫中山滿足于落得個&ldquo總理&rdquo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采納了複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
為了搞一套聯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隻是象征他們忠于現代的共和政制而已。
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
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别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
約有一百名會員&mdash&mdash其中許多人是學生&mdash&mdash都是在國外入會的。
所以同盟會很不同于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者（18%）。
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隻占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餘會員分屬其他13個省籍，其中五個省隻有10名或不足10名會員。
[30] 從現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誇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占優勢的程度。
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内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幹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mdash&mdash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mdash&mdash是占統治地位的。
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隻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
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晖、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分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甚至還擁有傳統的功名。
他們代表着極其紛纭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
有些人，例如吳稚晖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
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
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
各省同鄉會兼備了這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絕不是一個和諧一緻的組織。
比如孫中山的追随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小業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
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内有聯系，特别是在會黨中間有聯系。
孫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
同盟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别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
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随者的發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強。
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于任何派系的。
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
這個聯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常合作，但它們并不能融為一體。
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
因此，學生人數雖多，但并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意識形态與&ldquo革命一改良的辯論&rdquo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黏合劑是意識形态，但這隻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
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
毋甯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佥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緻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們了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
意見日漸一緻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ldquo改良派&rdquo及革命黨人。
雖然雙方争執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
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
辯論的雙方，特别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32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争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
不論哪一方，确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
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于近乎發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中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
雖然如此，從1905&mdash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内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态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态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
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别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
由于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節的問題，同時又陷于種種複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的工作交給别人去做。
他們填充着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
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
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内容。
可是，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mdash&mdash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略或戰術（特别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mdash&mdash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
孫中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
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但仍然要圍繞着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内容來争辯，仍然要讨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造出來的術語。
[31]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在孫中山所拟定并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ldquo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rdquo從1905年起，由于數十位作者在發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
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舊金山、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内地方。
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
它在1905年11月創刊于東京，共發行了24期，直到三年以後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
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
特别在1905&mdash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着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
[32]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系，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
有些出版物采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志和在東京發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後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于維護女權的論點。
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着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一和民族主義。
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
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标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後感到羞愧難當。
現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衆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像觸電似的震動。
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曆史遺産，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像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mdash&mdash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舍。
據他的觀察，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
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
隻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他們能夠創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像他們能夠制造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
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濟現代化。
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治而獲緻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mdash&mdash統一、主權和國家強盛&mdash&mdash是很适合學生們的胃口的。
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ldquo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
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 [這些]人介紹明白&hellip&hellip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 &lsquo獨立&rsquo必将深入人心。
&rdquo[33] 孫中山呼籲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
這個呼籲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後數十年内要一再發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
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绌，甚至與其他目的發生了沖突。
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标，相當于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
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着，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向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緻和文化優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于什麼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
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倫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
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标之下。
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并沒有漠然置之。
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的是由于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系起來。
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
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
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着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國的統一。
當第二或第三個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松要求。
例如，有幾次&ldquo平均地權&rdquo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持這時被認為是&ldquo國民革命&rdquo之所需。
[34] 中國人在拟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着眼于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着外國的楷模。
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