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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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
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着好奇心理并且傾向于采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後已在慢慢增長，到19世紀90年代以後又加速發展了，而在1905年以後達到了近乎發狂的程度。
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于中國的問題。
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
當他們熱烈地讨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mdash&mdash這些名詞更适用于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
例如，他們主要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讨論立憲政制。
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别，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别。
他們勁頭十足地讨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讨論怎樣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
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就是這類讨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
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産生于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讨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讨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羨慕别人的模仿者。
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化國家孕育着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他們以令人歎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颠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
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
有些人&mdash&mdash最著名的是孫中山&mdash&mdash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
但總的說來，他們仍是無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囵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
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ldquo進步的&rdquo外國人有手足之情。
鑒于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地注意外國革命人士的一個原因。
關于共和政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ldquo先進的&rdquo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
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舍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兼容并收在一起。
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态度。
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
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态淵源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态的不穩定性。
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了争吵。
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争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麼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人意見與&ldquo普遍民意&rdquo時的少數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
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争吵。
可是，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
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
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個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于洋化而有損于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
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于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态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争論。
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mdash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
1907年10月以後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後，論戰在中國國内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進行，但其争論點已不那麼集中，其方式不那麼系統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紮實的民主。
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過挑選的。
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隻争論細節或方法，而不是争論根本目标和價值。
1905&mdash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标；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緻&mdash&mdash或防止&mdash&mdash外國人的幹預和接管。
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共和國的問題，但他們讨論這些問題就不如争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統治的問題那麼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
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緻外國的幹涉。
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治于無形。
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着極端悲觀的态度。
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沖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著的一部分，在1905&mdash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鬥着。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
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
的确，清廷已經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
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顯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曆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
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于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
《民報》的作者們極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盡管列強由于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殘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
他甚至反對争取獲緻外國資本。
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
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
支持他的人，像《民報》的主要執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籲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ldquo殺盡洋人&rdquo，現在仍在起勁地強調&ldquo恢複國權&rdquo。
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
的确，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并未帶頭。
相反，一隻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衆熱烈的支持。
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甯願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治是有效地抗禦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ldquo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沒有希望赢得這場沖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系方面安于表現出克制的态度。
&rdquo[35]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願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并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誓要結束滿人統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複漢人統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态争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
《民報》宣稱：&ldquo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于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雲然。
&rdquo[36]這樣喧嚣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隻是一個宣傳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識形态的原則，但是它創造了一種辱罵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讨論受到幹擾。
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分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
一位學生後來在總結1905年前後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ldquo當我們從梁啟超那裡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裡得到感情上的營養。
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緻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幹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赢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rdquo[37]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赢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赢了意識形态上的一場小遭遇戰，卻丢掉了争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
後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
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标、利害關系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1911&mdash1912年攜手并肩地推翻清廷。
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麼沒有準備。
1905&mdash1908年的思想戰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
辯論的内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
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
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劃，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
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mdash&mdash特别是婦女、青年和商人&mdash&mdash開始參加。
1905&mdash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
革命領袖們關于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後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采取更果斷的行動。
隻是在革命知識分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衆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系。
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緻力于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衆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并未得到加強。
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
如果說有什麼聯系，那隻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系。
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争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系。
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态方面的合作。
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後發現，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
[38]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
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
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布了新觀念和發展了一套新語彙。
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詞彙。
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10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造的精神産品。
1905&mdash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隻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分子顯露了頭角。
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
1910年以後，當清廷終于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會社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失敗的策略。
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并且希望再像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後随之而來的将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
随着每個縣在清統治下被解放出來，将實施軍事管制法。
最多在三年之内，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像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ldquo積弊&rdquo都要被消滅。
随後将廢除軍事管制法，并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
在以後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将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
最後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後，軍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憲法産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ldquo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後參加立憲民主政制&rdquo[39]。
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
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
他号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管下的&ldquo開明的專制主義&rdquo的過渡時期。
本質的區别并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
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
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麼，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
知識分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
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
兩個主要論戰者汪精衛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複，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緻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略證明是難以執行的。
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内地根據地，隻能對國内事态作出反應而不能采取主動行動。
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鬥。
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裡要求援助。
經過助手的調查後，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督這次行動。
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并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
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繼續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
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内外協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
王某随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鬥持續了幾天後，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
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鬥現場二百英裡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戰鬥人員提供給養和增援。
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後約四個月就全部歸于失敗。
在1906&mdash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12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岖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
但在日本、香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隻存在着距離、高山、敵軍和警察的障礙，還存在着非常大的社會距離。
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複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分子組成。
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
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梁。
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
兩者都被宣布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民。
在此方針下，19世紀已經普遍出現的農民起義在20世紀的頭10年更有所發展。
大部分起義開始時隻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
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
隻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量農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于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
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ldquo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rdquo[40]。
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衆支持的其他手段。
秘密會社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
它們在20世紀的頭10年發展到農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現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内聚力。
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内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
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模如此之大，以緻必須從四個省派軍隊去進行鎮壓。
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裡的萍浏醴地區（即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浏陽和醴陵）的農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标是各種各樣的。
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羅知識分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動一次群衆運動。
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較輕。
經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樣一緻了。
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
在湖南，有一些像&ldquo滅清護洋&rdquo和&ldquo鏟富濟貧&rdquo的老口号。
有一個自稱&ldquo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複軍&rdquo的集團有着明顯的傳統，另一個集團卻号稱&ldquo中華共和國政府&rdquo，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
[41]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系。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緻力于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系，并通過它們去加強與中國人民的關系，但是迄無成效。
爆發了無數次起義，隻有少數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起義則沒有明确的上級組織。
江西的經驗是典型的。
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馑、盜匪和大量湧現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民聯系起來。
相反，農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形式。
在浙江，農民起義&ldquo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rdquo[42]。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并通過它們與群衆結成同盟，原因并不簡單地在于階級偏見。
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
[43]有些秘密會社并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
的确，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着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分子的清高态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
[44]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着共同利益。
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衆。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要求擁有特殊身份，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
他們贊成由&ldquo有大決斷的人&rdquo對老百姓進行&ldquo訓導&rdquo，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衆。
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
不像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分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
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分子更加脫離群衆。
例如，紳士經常與秘密會社發生關系，這說明傳統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系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後者發現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于與中國農民或遊民的共同點。
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衆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了兩個運動：一個湧現在農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的和傳統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的秘密會社。
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并不擴大到農村的農民那裡。
&ldquo民軍&rdquo首先在農村地區、村落和小城鎮組成。
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團。
它們逐漸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隊，并與官軍交戰。
當它們超越農村和集鎮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絡和協調的必要手段。
最後，有些&ldquo民軍&rdquo終于與同盟會接觸，并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
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村青年已經回轉家鄉了。
[45] 總之，在廣東省，伴随着革命運動的是農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隻能建立暫時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系。
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區發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有組織的農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系則要多得多。
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
的确，它贊成的是農民不願意資助的那種現代化綱領。
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态吸引力發揮最大的效用。
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創造的接近群衆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
它更不能直接與群衆聯系。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系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
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并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ldquo受過教育，相當富裕&rdquo[46]。
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
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衆，&ldquo與其說像對待信徒，不如說像對待軍隊&rdquo[47]。
像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
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遊一大片地區的秘密會社。
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分子影響太大的現象。
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内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
創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别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
共進會會章采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ldquo平均地權&rdquo改成&ldquo平均人權&rdquo&mdash&mdash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麼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衆所接受。
該會的領袖們聲稱，&ldquo地權&rdquo之所以被改為&ldquo人權&rdquo，是因為&ldquo人權&rdquo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
但農民則發現&ldquo人權&rdquo二字神秘莫測。
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ldquo共進會放棄了&lsquo平均地權&rsquo的主張，終于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衆。
&rdquo[48]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民。
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ldquo人權&rdquo不像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ldquo地權&rdquo那樣感到不舒服。
此外，他們心目中的&ldquo人權&rdquo與同盟會知識分子理解的&ldquo人權&rdquo意義不同。
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采納了儒家的準則：&ldquo&lsquo平均人權&rsquo指的是按照傳統公認的社會規範确定的正确行為。
&rdquo[49]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衆起義的努力，并沒有使它與一般民衆建立牢固的關系。
共和派還發現，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後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那一類組織後來會發展成為一個範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
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或參加了起義&mdash&mdash根據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
政府在鎮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
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
随着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内部發生了争吵。
曾經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
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
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mdash1906年已經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取締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
在國内，它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
革命活動仍在繼續，但協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
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後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
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内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
從那裡，他又恢複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制定的策略。
清王朝的滅亡，1908&mdash1912年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幸存了下來。
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撚軍等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mdash1908年的一些小規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
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了下去。
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mdash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麼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緻了王朝的覆滅。
對清朝的支持在從前一些起義中很少動搖，但這時卻冰消瓦解。
幾次小規模事件迅速發展成新形式的大運動，最後出現了一個共和國。
很明顯，在1908&mdash1911年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但是那些變化隻是一個很長的衰敗過程的最後階段呢，還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轉彎呢？ 總的說是傳統，具體地說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長時期中已經在衰落，但不時出現複蘇的迹象。
即使清朝在諸如自強運動和1898年維新運動中失敗了，但仍表現出一種傳統适應能力的頑強韌性。
1901年以後的幾次改革是又一個例子。
清朝在它的最後的10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
清朝的曆史并不單純表現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按照這個觀點，則1911年前後确有一個突變。
清朝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利益集團的發展。
它已經在形成新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
它已經放寬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并把公共事務交給公衆讨論。
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夠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們對原有的秩序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
大部分商會、學習會、自治會和其他新的組織的成員依然是忠誠的臣民。
但是他們正在開始把自己看成公民。
他們對清朝的要求增加了。
到1908年，他們的期望驚人地發展了。
例如，隻在12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後去反對他。
但同樣是這個清朝的領導集團自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并且超過了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ldquo新紳士&rdquo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
在1910&mdash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他們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廣泛的反清大聯合。
不妨引用列甯的話，可以說1908&mdash1911年之間發生的一切是上層階級中較活躍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舊的方式，而上層階級的其餘部分人變得不能再按舊方式行事了。
根據列甯關于革命形勢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ldquo下層階級&rdquo的成員。
下層階級在最後的反清聯合中雖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數量還不足以産生一次群衆革命。
1911年反清聯合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是新軍中的士兵）和&ldquo新紳士&rdquo（特别是在咨議局、自治會和投資者集團中的&ldquo新紳士&rdquo）。
&ldquo下層階級&rdquo在聯合中主要是通過新軍進行活動，但也在聯合以外的各種運動中活動。
革命學生也在新軍中起最直接的作用，還可能在&ldquo新紳士&rdquo中起作用。
他們的宣傳品（包括舊《民報》和其他雜志）在發行後幾年仍在内地流傳。
有的學生還在1911年與其他革命派結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并參加他們曾經大力贊助的聯合。
多年來迂回曲折的事态發展進程突然起了變化，并且集結了力量。
反對派過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亂了步驟，因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時他們各處一方而社會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設法保存了下來，最後，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終于把他們糾集到一起來了。
大聯合的出現 新軍 清代的軍事現代化已在1894&mdash1895年前後造就了第一批新軍。
到20世紀頭10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産生影響（見第七章）。
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定了一套通過筆試征募士兵的新制度。
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
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征集兵員的。
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
[50]受教育的青年更願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
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mdash1911年，當他還是萍浏醴區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ldquo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于打破 &lsquo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rsquo的傳統觀念。
他們終于接受了&hellip&hellip戰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
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
&rdquo許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僞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
[51]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别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
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
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平，班長們都會寫字。
[52]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
征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
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征兵。
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來自農民家庭。
對遊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
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系良好。
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
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
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迹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後，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
對那些既關心國家又關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
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
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
盡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範圍内，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着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
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裡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
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
但張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mdash&mdash例如直隸的袁世凱&mdash&mdash那樣有力。
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
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
他在參加唐才
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着好奇心理并且傾向于采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後已在慢慢增長，到19世紀90年代以後又加速發展了，而在1905年以後達到了近乎發狂的程度。
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于中國的問題。
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
當他們熱烈地讨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mdash&mdash這些名詞更适用于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
例如，他們主要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讨論立憲政制。
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别，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别。
他們勁頭十足地讨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讨論怎樣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
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就是這類讨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
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産生于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讨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讨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羨慕别人的模仿者。
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化國家孕育着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他們以令人歎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颠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
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
有些人&mdash&mdash最著名的是孫中山&mdash&mdash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
但總的說來，他們仍是無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囵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
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ldquo進步的&rdquo外國人有手足之情。
鑒于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地注意外國革命人士的一個原因。
關于共和政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ldquo先進的&rdquo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
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舍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兼容并收在一起。
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态度。
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
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态淵源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态的不穩定性。
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了争吵。
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争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麼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人意見與&ldquo普遍民意&rdquo時的少數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
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争吵。
可是，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
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
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個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于洋化而有損于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
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于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态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争論。
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mdash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
1907年10月以後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後，論戰在中國國内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進行，但其争論點已不那麼集中，其方式不那麼系統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紮實的民主。
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過挑選的。
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隻争論細節或方法，而不是争論根本目标和價值。
1905&mdash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标；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緻&mdash&mdash或防止&mdash&mdash外國人的幹預和接管。
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共和國的問題，但他們讨論這些問題就不如争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統治的問題那麼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
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緻外國的幹涉。
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治于無形。
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着極端悲觀的态度。
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沖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著的一部分，在1905&mdash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鬥着。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
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
的确，清廷已經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
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顯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曆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
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于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
《民報》的作者們極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盡管列強由于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殘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
他甚至反對争取獲緻外國資本。
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
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
支持他的人，像《民報》的主要執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籲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ldquo殺盡洋人&rdquo，現在仍在起勁地強調&ldquo恢複國權&rdquo。
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
的确，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并未帶頭。
相反，一隻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衆熱烈的支持。
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甯願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治是有效地抗禦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ldquo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沒有希望赢得這場沖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系方面安于表現出克制的态度。
&rdquo[35]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願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并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誓要結束滿人統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複漢人統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态争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
《民報》宣稱：&ldquo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于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雲然。
&rdquo[36]這樣喧嚣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隻是一個宣傳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識形态的原則，但是它創造了一種辱罵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讨論受到幹擾。
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分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
一位學生後來在總結1905年前後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ldquo當我們從梁啟超那裡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裡得到感情上的營養。
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緻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幹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赢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rdquo[37]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赢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赢了意識形态上的一場小遭遇戰，卻丢掉了争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
後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
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标、利害關系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1911&mdash1912年攜手并肩地推翻清廷。
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麼沒有準備。
1905&mdash1908年的思想戰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
辯論的内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
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
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劃，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
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mdash&mdash特别是婦女、青年和商人&mdash&mdash開始參加。
1905&mdash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
革命領袖們關于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後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采取更果斷的行動。
隻是在革命知識分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衆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系。
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緻力于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衆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并未得到加強。
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
如果說有什麼聯系，那隻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系。
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争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系。
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态方面的合作。
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後發現，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
[38]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
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
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布了新觀念和發展了一套新語彙。
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詞彙。
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10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造的精神産品。
1905&mdash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隻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分子顯露了頭角。
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
1910年以後，當清廷終于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會社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失敗的策略。
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并且希望再像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後随之而來的将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
随着每個縣在清統治下被解放出來，将實施軍事管制法。
最多在三年之内，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像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ldquo積弊&rdquo都要被消滅。
随後将廢除軍事管制法，并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
在以後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将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
最後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後，軍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憲法産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ldquo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後參加立憲民主政制&rdquo[39]。
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
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
他号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管下的&ldquo開明的專制主義&rdquo的過渡時期。
本質的區别并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
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
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麼，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
知識分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
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
兩個主要論戰者汪精衛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複，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緻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略證明是難以執行的。
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内地根據地，隻能對國内事态作出反應而不能采取主動行動。
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鬥。
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裡要求援助。
經過助手的調查後，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督這次行動。
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并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
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繼續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
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内外協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
王某随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鬥持續了幾天後，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
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鬥現場二百英裡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戰鬥人員提供給養和增援。
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後約四個月就全部歸于失敗。
在1906&mdash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12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岖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
但在日本、香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隻存在着距離、高山、敵軍和警察的障礙，還存在着非常大的社會距離。
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複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分子組成。
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
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梁。
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
兩者都被宣布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民。
在此方針下，19世紀已經普遍出現的農民起義在20世紀的頭10年更有所發展。
大部分起義開始時隻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
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
隻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量農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于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
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ldquo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rdquo[40]。
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衆支持的其他手段。
秘密會社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
它們在20世紀的頭10年發展到農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現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内聚力。
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内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
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模如此之大，以緻必須從四個省派軍隊去進行鎮壓。
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裡的萍浏醴地區（即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浏陽和醴陵）的農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标是各種各樣的。
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羅知識分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動一次群衆運動。
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較輕。
經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樣一緻了。
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
在湖南，有一些像&ldquo滅清護洋&rdquo和&ldquo鏟富濟貧&rdquo的老口号。
有一個自稱&ldquo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複軍&rdquo的集團有着明顯的傳統，另一個集團卻号稱&ldquo中華共和國政府&rdquo，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
[41]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系。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緻力于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系，并通過它們去加強與中國人民的關系，但是迄無成效。
爆發了無數次起義，隻有少數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起義則沒有明确的上級組織。
江西的經驗是典型的。
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馑、盜匪和大量湧現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民聯系起來。
相反，農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形式。
在浙江，農民起義&ldquo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rdquo[42]。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并通過它們與群衆結成同盟，原因并不簡單地在于階級偏見。
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
[43]有些秘密會社并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
的确，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着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分子的清高态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
[44]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着共同利益。
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衆。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要求擁有特殊身份，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
他們贊成由&ldquo有大決斷的人&rdquo對老百姓進行&ldquo訓導&rdquo，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衆。
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
不像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分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
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分子更加脫離群衆。
例如，紳士經常與秘密會社發生關系，這說明傳統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系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後者發現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于與中國農民或遊民的共同點。
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衆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了兩個運動：一個湧現在農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的和傳統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的秘密會社。
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并不擴大到農村的農民那裡。
&ldquo民軍&rdquo首先在農村地區、村落和小城鎮組成。
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團。
它們逐漸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隊，并與官軍交戰。
當它們超越農村和集鎮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絡和協調的必要手段。
最後，有些&ldquo民軍&rdquo終于與同盟會接觸，并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
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村青年已經回轉家鄉了。
[45] 總之，在廣東省，伴随着革命運動的是農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隻能建立暫時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系。
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區發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有組織的農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系則要多得多。
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
的确，它贊成的是農民不願意資助的那種現代化綱領。
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态吸引力發揮最大的效用。
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創造的接近群衆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
它更不能直接與群衆聯系。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系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
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并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ldquo受過教育，相當富裕&rdquo[46]。
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
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衆，&ldquo與其說像對待信徒，不如說像對待軍隊&rdquo[47]。
像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
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遊一大片地區的秘密會社。
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分子影響太大的現象。
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内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
創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别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
共進會會章采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ldquo平均地權&rdquo改成&ldquo平均人權&rdquo&mdash&mdash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麼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衆所接受。
該會的領袖們聲稱，&ldquo地權&rdquo之所以被改為&ldquo人權&rdquo，是因為&ldquo人權&rdquo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
但農民則發現&ldquo人權&rdquo二字神秘莫測。
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ldquo共進會放棄了&lsquo平均地權&rsquo的主張，終于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衆。
&rdquo[48]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民。
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ldquo人權&rdquo不像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ldquo地權&rdquo那樣感到不舒服。
此外，他們心目中的&ldquo人權&rdquo與同盟會知識分子理解的&ldquo人權&rdquo意義不同。
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采納了儒家的準則：&ldquo&lsquo平均人權&rsquo指的是按照傳統公認的社會規範确定的正确行為。
&rdquo[49]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衆起義的努力，并沒有使它與一般民衆建立牢固的關系。
共和派還發現，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後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那一類組織後來會發展成為一個範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
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或參加了起義&mdash&mdash根據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
政府在鎮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
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
随着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内部發生了争吵。
曾經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
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
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mdash1906年已經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取締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
在國内，它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
革命活動仍在繼續，但協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
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後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
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内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
從那裡，他又恢複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制定的策略。
清王朝的滅亡，1908&mdash1912年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幸存了下來。
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撚軍等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mdash1908年的一些小規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
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了下去。
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mdash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麼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緻了王朝的覆滅。
對清朝的支持在從前一些起義中很少動搖，但這時卻冰消瓦解。
幾次小規模事件迅速發展成新形式的大運動，最後出現了一個共和國。
很明顯，在1908&mdash1911年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但是那些變化隻是一個很長的衰敗過程的最後階段呢，還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轉彎呢？ 總的說是傳統，具體地說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長時期中已經在衰落，但不時出現複蘇的迹象。
即使清朝在諸如自強運動和1898年維新運動中失敗了，但仍表現出一種傳統适應能力的頑強韌性。
1901年以後的幾次改革是又一個例子。
清朝在它的最後的10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
清朝的曆史并不單純表現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按照這個觀點，則1911年前後确有一個突變。
清朝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利益集團的發展。
它已經在形成新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
它已經放寬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并把公共事務交給公衆讨論。
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夠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們對原有的秩序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
大部分商會、學習會、自治會和其他新的組織的成員依然是忠誠的臣民。
但是他們正在開始把自己看成公民。
他們對清朝的要求增加了。
到1908年，他們的期望驚人地發展了。
例如，隻在12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後去反對他。
但同樣是這個清朝的領導集團自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并且超過了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ldquo新紳士&rdquo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
在1910&mdash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他們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廣泛的反清大聯合。
不妨引用列甯的話，可以說1908&mdash1911年之間發生的一切是上層階級中較活躍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舊的方式，而上層階級的其餘部分人變得不能再按舊方式行事了。
根據列甯關于革命形勢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ldquo下層階級&rdquo的成員。
下層階級在最後的反清聯合中雖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數量還不足以産生一次群衆革命。
1911年反清聯合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是新軍中的士兵）和&ldquo新紳士&rdquo（特别是在咨議局、自治會和投資者集團中的&ldquo新紳士&rdquo）。
&ldquo下層階級&rdquo在聯合中主要是通過新軍進行活動，但也在聯合以外的各種運動中活動。
革命學生也在新軍中起最直接的作用，還可能在&ldquo新紳士&rdquo中起作用。
他們的宣傳品（包括舊《民報》和其他雜志）在發行後幾年仍在内地流傳。
有的學生還在1911年與其他革命派結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并參加他們曾經大力贊助的聯合。
多年來迂回曲折的事态發展進程突然起了變化，并且集結了力量。
反對派過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亂了步驟，因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時他們各處一方而社會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設法保存了下來，最後，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終于把他們糾集到一起來了。
大聯合的出現 新軍 清代的軍事現代化已在1894&mdash1895年前後造就了第一批新軍。
到20世紀頭10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産生影響（見第七章）。
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定了一套通過筆試征募士兵的新制度。
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
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征集兵員的。
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
[50]受教育的青年更願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
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mdash1911年，當他還是萍浏醴區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ldquo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于打破 &lsquo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rsquo的傳統觀念。
他們終于接受了&hellip&hellip戰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
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
&rdquo許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僞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
[51]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别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
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
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平，班長們都會寫字。
[52]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
征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
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征兵。
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來自農民家庭。
對遊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
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系良好。
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
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
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迹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後，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
對那些既關心國家又關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
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
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
盡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範圍内，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着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
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裡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
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
但張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mdash&mdash例如直隸的袁世凱&mdash&mdash那樣有力。
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
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
他在參加唐才